重生之大科学家-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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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官场上，袁世凯一度被称为桓温，而袁克定则被称为桓玄。桓温、桓玄父子都在东晋搞过谋权篡位的把戏，由此可知袁氏父子是什么货色。

袁世凯哈哈大笑：“克定，你也不要笑话克文，你们兄弟都是半桶水。”等坐回太师椅上，才给两个儿子解释道：“杨度是谁的幕僚，自然给谁跑腿办事。我说湘绮老人，不过是个由头，至于具体指谁，他知、我知，何必说透呢？”

袁克定有些疑惑：“学部左侍郎孙元起？虽说他的靠山张南皮、孙寿州先后病逝，不过他在海内外享有盛名，也没有得罪什么人，学部本身也是清水衙门，谁没事为难他呀？他为什么突然想要投靠父亲？”

袁克文终于逮着机会呛袁克定一回：“为什么？因为朝廷离不开父亲，父亲很快就要回到军机处，所以他便提前来巴结呗！”

“你懂什么？”袁克定瞪了弟弟一眼：“我的意思是说，首先，孙元起不用巴结谁，他在学界鼎鼎大名，本身就是朝廷的一块招牌，没有人愿意动他，因为动他没什么好处，反而会惹得一身骚。

“其次，即便他要巴结，尽可以巴结载沣、奕劻、世续、那桐等人，何苦来烧父亲这口冷灶？虽说父亲起复是迟早的事儿，可谁知道是半年一年，还是三年五年？

“第三，就算他来巴结父亲，何必下那么大血本？要知道其他人来接纳父亲，通常不过孝敬三五千两，上万两就是大手笔。他一下子就送了五万美金过来，这是所谋者大啊！”

袁世凯微微点头表示嘉许：“克定所言不错。看起来，这个孙元起倒是妙人，哪天回北京，一定要和他好好聊聊。”

虽然袁世凯觉得五万美金有些烫手，不过还是照单全收了。貌似自古到今，大英雄都是收大钱不手软的主儿，包括童萌会领导人孙中山。

据说他在南洋宣传革命时，和当地华侨首领约定，为了保密，以后再需要筹款就直接发代码过来：A表示一万元，B两万元，C三万元，D四万元，E五万元。结果以后大炮每次发电报过来，不是D就是E，就没见D以下的A、B、C。华侨首领在心惊胆战之余，不免暗自庆幸：幸亏当时只约定到E，如果约定到X、Y、Z，我们就别活了！

杨度见过袁世凯立马东渡日本，正准备给孙中山送钱，却发现事情有些棘手：就在宣统二年的正月，同盟会分裂了。

作为一个庞大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在诞生之初就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财政、人事。

先说财政。

孙中山最初创立兴中会时，是效法天地会、洪门之类的秘密会社，这些组织都带有黑社会性质，依靠灰色收入乃至非法收入来维持自身的运转。兴中会既然号称革命团体，自然不能用敲诈勒索、绑架卖淫等手段来获取活动经费，孙中山的创举就是向华侨募捐。不管是封官许愿也好，还是苦苦哀求也好，总之，确实获得了一定的资助。

兴中会只有一百多人，到处化缘维持生计自然不成问题。可同盟会却有大几千人，除了吃喝拉撒睡，还要办报纸、搞宣传、租场地、买枪械、闹起义……处处都要花钱，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还靠募捐那一套。华侨纵使再多、再富有，人家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你孙大炮忽悠几句，就想掏走供你们挥霍？

就像任何朝代、任何地方一样，纵使普通人再穷，也不耽误领导人穿金戴银、锦衣玉食。尽管同盟会资金短缺，机关报《民报》经费支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孙中山却潇洒得很，日常工作是和华侨领袖吃香喝辣，设想民国美好前景，闲暇则玩玩萝莉养成，挽救无知迷途少女。如此苦乐不均，难免会激化内部矛盾。

有人会说：既然孙大炮能去化缘，难道同盟会里的其他人都是哑巴？当然，同盟会里谁也不愿坐吃山空，确实有人自告奋勇出去募捐，只是孙中山起步早、名气大、人脉广，华侨只认准这个老字号，其他人去了没多大成效；而且孙中山视募捐为妻妾，决不允许别人插手。

陶成章曾不信邪，无视孙中山的反感和劝阻，到南洋募捐。孙中山直接写信给南洋华侨首领，指称陶成章是保皇党、清廷密探。害得陶成章忙活几个月才筹到三千多块，都不够食宿船票钱！

再说人事。

从“同盟会”这个名字上看，就知道它是一个联盟。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它是由华兴会、兴中会，以及复兴会、科学补习所等多个反清组织联合而成。组建之初，并没有孙中山什么事儿，当时他还在欧美化缘呢。后来他来到日本，才被推为同盟会总理。为什么推举孙中山？在陶成章等发布的《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中非常明确地说出了原因：

“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一则以为两广洪门尽属其支配，一则以为南洋各埠多有彼之机关，华侨推崇，巨款可集，天大梦想，如此而已。”

说白了，就是因为孙中山有钱有人脉，大家也希望有个大金主提供财政保障。所以在金钱和反清的大旗下，尽管众所周知孙中山有大言欺世、爱好萝莉等毛病，大家也只有捏着鼻子认了。谁成想，这位大佬不仅不给大家发钱，而且还阻止大家捞钱，那还要他有什么用？除此以外，各团体之间还因为理念不同、利益纠葛等经常闹摩擦，导致分歧越来越大，仅同盟会内部就爆发过两次大的“倒孙风潮”。

到了今年年初，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合作终于到了尽头，章太炎、陶成章等在日本东京重建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其骨干尚有李燮和、沈钧业、魏兰等，宗旨仍是反清革命。

孙中山也不甘寂寞，在美国旧金山组建同盟会分会，但将会名改为“中华革命党”，誓词也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与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小有不同。

眼下，同盟会分裂为同盟会、光复会、革命党三部分，孙中山又不在东京。一时间杨度有些迷茫：手里的巨额资金该怎么花出去呢？

二三一、百无一用是书生

杨度首先想到，钱只能捐给政党的掌权者，而不能直接给政党本身。因为政党本身是一个组织，除了虚头巴脑的精神嘉奖，是不会记住捐款人恩情的，更不会给捐款人带来任何好处。而捐给政党的掌权人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恩怨分明，在做出重大决策时，自然而然会考虑捐款人的利益。

最简单的例子，企业要想获得关照，是给市政府捐一千万效果好，还是给市委书记、市长分别送一百万效果好？虽然后者可能涉嫌贿赂，但越是非法的途径，收益也越大。

如此一来，目标就圈定了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两人。眼下孙中山还不在日本，要想捐款，只能先找章太炎。问题随之而来：众所周知，孙元起和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有仇，而且仇还不小。现在烧香求佛还有用么？

杨度权衡再三，觉得还是先去拜访一下章太炎为宜：谁知道光复会以后会不会鲤鱼化龙？再者，陶成章只是副职，章太炎才是正主，谁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仇隙？

1908年底，《民报》被日本政府封禁后，作为主编的章太炎也渐渐淡出政治宣传舞台，转而在东京组织成立“国学讲习会”，编写国学振兴社的讲义，开始大力宣讲国学，内容包括《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广雅疏证》、《汉书》、《文心雕龙》、《毛诗》、《文史通义》。受业弟子也多是一时俊杰，著名的有钱玄同、黄侃、沈兼士、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许寿裳、沈尹默、马裕藻、吴承仕、刘文典，以后都成为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教授学者。

这一日，章太炎正给弟子讲授文字音韵之学，门房来报：“先生，湘潭杨皙子前来拜访。”

章太炎微微皱眉，旋即说道：“让他进来听听吧。”

随后，杨度被领进屋里，在最后面的空位上落座，听章太炎讲课。总也有两三个小时，章太炎才结束本日的课程。学生们整理完笔墨纸砚，陆续散去，屋中只剩下章、杨二人。

不待杨度上前问安，章太炎先问道：“皙子，你觉得我刚才说的可有道理？”

杨度拱手答道：“适才听先生说，文字先有声音而后有字形，文字的创造和演变都与声音有莫大关系。这真是想前人之不敢想，言前人之未能言，而且鞭辟入里，诚为千古不刊之论，直令在下茅塞顿开！”

对于清代读书人来说，文字音韵这类的“小学”，就如同今天大学里的英语四六级，学不好，出门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杨度本来就聪颖过人，再加上名师指导，尽管不是专门研究文字音韵的学者，也知道什么好什么坏。

章太炎满意地点点头：这确实是他的创论，能被人准确地发现并加以赞誉，如何能不开心呢？

这时他才招手把杨度唤至自己的身边，一边喝茶一边解释道：“近些年，中国衰惫极了，却总也找不到出路，于是有一种人总说中国人与西洋人相差甚远，所以自暴自弃，认为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要想崛起，就应该全面欧美化。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的长处，便觉得华夏旧土没有一丝可爱，爱国爱种之心也开始淡薄衰微。长此以往，亡国灭种就不远了。

“华夏旧土真没有可爱之处么？我想不是的。在日本生活了三四年，我始终觉得只有中国的饮食、中国的语言、中国的风俗、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环境，才最适合中国人，即便是近邻的日本也不能替代。只要我国国民意识到中国的长处，那么他们的爱国爱种之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这也是我在东京开办国学讲习会，宣讲国学的原因。因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

杨度插话道：“经世大学在建校之初便设立国学院，想来是和先生出于同一目的。”

章太炎仰着脸，颇为傲然地说道：“当今在世之人，能让章某佩服的只有两个。虽然佩服，但并不赞同。他们都姓孙，其中一个便是孙百熙。”

“哦？”杨度有些好奇，“还望章先生赐教！”

章太炎也不拿乔：“孙百熙年纪轻轻，便学究天人，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据说他的理论非常深邃，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位最聪明的科学家才能看懂，看懂之后都齐声赞誉；其他人则视如天书，不知所云，毁也无从毁，誉也无从誉。这是让章某最为佩服的。

“他编写的教材很多都被翻译到日本，成为学校里的教科书。甲午以来，日本普通民众是非常看不起中国人的。只有提到‘孙元起’这个名字，他们才一脸景仰，认为孙百熙非常了不起，在西方人的学问上打败了西方人，替亚洲人争了光。

“再者，孙百熙除了在职期间，利用公帑兴办不少学校外，还凭一己之力在大江南北兴办数十所大中小学。这些学校或是免费，或是只收很少的费用，让贫寒子弟有学可上、有书可读。天下有钱人那么多，比孙百熙有钱的也不在少数，谁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宁肯把钱挥霍在青楼、赌场，也不愿扔给穷人一个铜圆。如此大力兴学，怎能不让章某佩服？”

“那你为何又不赞同呢？”杨度问道。

章太炎道：“我最不赞同的是孙百熙对于时局的态度。他的态度就是没有态度，尽管可以看出他对时局不满，却不允许学生起来抗议请愿，只要求大家关起门来好好读书，认真做学问。国家都有亡了，读书做学问还有什么意义？

“他创办的大学美其名曰‘经世’，经世致用、经世致用，可他把‘经世’用在了哪里？是替满清鞑子续命，还是给满清鞑子培养奴才？孙百熙在国内外有巨大的影响力，他要是登高一呼，全国局势必然为之震动，何愁革命不成功？”

杨度听到这里，脸上虽然含笑不语，心中对章太炎的评价却调低了一级。

章太炎又道：“孙百熙对国学的态度，我也非常不赞同。所谓国学，乃是一国固有之学问，由无数典籍、无数哲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酝酿而成的文化，里面浑浑沌沌、浩浩荡荡，有如江河湖海，澄之不清，淆之不浊。研究国学，应该先从小学和目录入手，泛览四部，等有了整体认识，再深入某一类；此类精通，则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最终领会国学的精髓。

“而孙百熙呢，则从里面舀一勺水出来，放在显微镜下仔细分析，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挑出来研究，于是就有了文学史、文学理论、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史学史、经济史、政治制度史……就好比有个美人，你把她皮肉筋骨血、心肝脾肺肾都分别掏出来研究，研究得再精熟又有什么用？她还是那个明媚照人、活蹦乱跳的女子么？”

章太炎对孙元起的批判，涉及到传统学问与现代学科之间的消耗性转换，别说杨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世界上也没人能给出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

章太炎接着说道：“在我看来，经世大学对国学的研究已经走入了歧途，不仅方法不对，取材也大有问题。他们视如珍宝的安阳甲骨、敦煌遗书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安阳甲骨，显然是无良古董商人故意作伪，欺骗世人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历朝经史典籍都没有记载甲骨刻文的事情；其次，在甲骨上刻字容易作伪，最值得怀疑；第三，龟甲是速朽之物，不能长久，怎么可能埋在地下三千多年不腐烂？既然甲骨是假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

“至于敦煌遗书，我在日本倒是见过几卷，确为两宋以前的遗物。但这些纸片都是当时人污损丢弃的无用之物，多半为佛经、道藏，没什么值得稀奇的。放着存世的煌煌巨著不研究，反而钻到故纸堆里，这不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吗？”

杨度怕他长篇大论，连忙打断：“如果在下没猜错的话，先生佩服却不赞同的另外一个人应该是孙中山吧？”

章太炎点点头：“不错！孙中山少有大志，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奔波海内外近二十年，数次为清廷所通缉捉拿，依然不改初衷。现在能有如此局面，半数为孙中山宣传、联络所致。如此大丈夫，章某自然佩服得紧！”

杨度问到：“那你不赞同他什么？”

章太炎喝了口茶，才慢慢说道：“首先，孙中山有些言过其实。当然，革命之初需要先行者大力鼓动，形势所迫，说些大话自然没有问题。现在革命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同志之间应该坦诚相待，才能和衷共济万众一心，以期早日成功。如果还是大言炎炎，空发议论，却不相宜了。”

杨度点点头：不分场合乱放嘴炮，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所为。

“章某认为，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革命者应当重然诺，轻死生；重节气，轻财色。没有道德之人，不配参与到革命中来。但孙中山在小节上也有很多可以商榷之处，比如公私财物不分、男女关系不检点等。这些虽然是小事、私德，却很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乃至影响革命团体的声誉，怎么能知错不改呢？”章太炎说到这里有些愤愤然。

杨度对此大不以为然，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些细节都是无关大局的。孙中山虽然萝莉控，这又怎么了？曹操、曹丕父子还是人妻控呢！汉高祖刘邦更是男女通吃。人家不是照样登基做皇帝？于是在脑海里给章太炎贴上三个大大的标签：名士！学者！文人！

这种人用来做招牌撑门面还行，指望他们造反成功，猴子早过火焰山了！

想到这里，杨度从怀里掏出支票夹，给章太炎写了张一万美金的支票递过去：“章先生，孙百熙很景仰你在国学方面的成就，知道革命即将成功，所以委托在下前来邀请，希望您以后有空一定到经世大学讲学，也好纠正经世大学在国学认识方面的诸多过错，免得谬种流传。”

章太炎倒没有意外：“孙百熙倒是够诚心的。七八年前经世大学刚成立的时候，他就写信邀请我到学校任教，只是当时我正和保皇派笔战，不想去死气沉沉的京师。没想到过了那么长时间，他居然一直没有忘了章某。呵呵，章某不是诸葛亮，不用三顾茅庐，这份邀请我记下了，等革命成功，章某一定会去经世大学拜访诸位高贤！”

杨度长吁一口气：只要把剩下的四万美金直接捐给孙中山，这趟行程就完满了。

在1910年初，尽管距离辛亥革命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后世看来，已经是胜利在望。但对内外交困的同盟会来说，却仿佛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从外部环境来说，清政府不甘心就此沉沦，在各种势力推动下开始了立宪进程。首先是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在那之后又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比如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九年筹备清单；1909年成立各省咨议局，选举议长等等，都让人以为朝廷开始励精图治。国内外很多华人也认为，清政府尚未完全腐败，完全可以通过改革，使得中国向君主立宪转变。

这些都给同盟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清政府预备立宪获得成功，那同盟会的民主共和理想就再也无法实现了。而且这些年来同盟会会员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再给损失大量革命精英的同时，也让革命士气大为低落，不少同盟会成员开始有些三心二意。受此鼓舞，一定消停下来的保皇派也甚嚣尘上，在报纸对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攻击。

外部环境恶化，同盟会内部也不消停。以陶成章为首的原光复会系统成员，因为财务和人事问题，在同盟会内外散发攻击孙中山的言论，说孙中山贪污公款、不救济《民报》等等，先后发起两次“倒孙风潮”。这种攻击使革命派内部人心更加涣散。

很多华侨看到陶成章等人散发的传单后，也不再愿意捐款给同盟会，让同盟会的状况进一步恶化。杨度捐给孙中山的四万美金，不啻于久旱后的及时雨，给苦苦挣扎中的同盟会扎了一剂强心针。

但同盟会沉疴太深，一剂强心针显然不足以让它振作起来。在这万马齐喑的时刻，一位美男子毅然站了出来，自告奋勇要给同盟会下一服猛药：

暗杀大清政要！

二三二、此头须向国门悬

不错，这位美男子就是鼎鼎大名的汪兆铭。

所谓美男子，可不单是生得一副好皮囊。说句实在话，谁在年轻时没帅过？没准儿蹬三轮板车的猥琐大叔、挤公交的秃顶中年人，十多二十岁时也是眉清目秀的好小伙。可是岁月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曾经拥有的美好，只留下衰老和丑陋。美男子则不然，他们除了姣好的容貌，还有优雅的气质和深厚的底蕴，岁月在他们身下留下的印记，只会为他们增添成熟的魅力。

汪兆铭便是这样的美男子。他21岁赴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2期学习，毕业后考入法政大学。在1905年7月日本东京召开同盟会筹备成立会议时，汪兆铭是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之一。同盟会成立后，他又出任评议部评议长，同时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要撰稿人。

这位帅哥笔头子非常厉害，理论功夫也非常扎实，在批驳满清专制和保皇党改良主张的同时，迅速丰富和完善了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成为同盟会中少有的理论家，很快获得孙中山的青睐。

虽然孙中山没有龙阳之好，但身边有位美男子总是件赏心悦目的事。所以在1907年之后，他便带着汪兆铭来往于新加坡、吉隆坡、苏门答腊等地，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华侨捐款，协助发起武装起义。

可到了1909年底，形势急转直下。在南洋华侨中，似乎君主立宪那一套更有市场，同盟会捐款随之锐减，在国内发动的一系列起义也先后以失败告终。汪兆铭骨子里是个悲观主义者，因为看不到革命成功的希望，情绪日渐消沉。

此时的汪兆铭还没有沦落为汉奸，而是位志行高洁的革命青年，苦思良久之后，决定以一死来激励革命。他想到的招数就是到北京暗杀满清重臣，振奋天下人心。暗杀虽然简单、粗暴，但不可否认，它确实非常有效。所以汪兆铭不顾孙中山和黄兴的劝阻，组织了一个暗杀团队，陆续来到北京，准备干一番大事业。

暗杀小组有七个人，汪兆铭、黄复生、黎仲实、喻培伦、胥醒、方君英、陈璧君，其中汪兆铭是领导者。尽管是热血青年，但脑袋还没有被热血烧糊涂。来到京城并不是立马动手，而是先开了一家照相馆作为掩护，展开暗杀前的调查工作。

就这样，1910年初，在北京前门外开张了一家“守真照相馆”。清末的照相馆，就好比今天的私人会所、SPA水疗馆、健身中心，是个非常时髦的玩意。开张营业以后，居然很快顾客盈门，生意非常红火。

生意只是捎带，暗杀才是照相馆的主营业务。他们受吴越成功刺杀经验的影响，首先把目标定为海军大臣载洵、军谘府大臣载涛。因为这两位爷刚好结束欧洲考察，要在前门火车站下车，而当年吴越正是在火车站暗杀得手的。

那个年代的火车站可没有严格的安检，汪兆铭和黄复生迅速携带炸弹，很轻松潜入了车站。一进车站，汪兆铭就觉得选对了地方：这里人流密集，人声喧腾，事前易于乘机接近目标，事后又可以混进人群安全撤退，最是适合刺杀。

这是汪兆铭等人第一次下手，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难免有些紧张，心跳明显加速，手心开始出汗，再三检查炸弹的起爆装置，确保一击必杀。

随着火车到站，车站里更加拥挤，加上采光不足，很难辨清人脸。他俩随着人群来到火车附近，汪兆铭气喘吁吁地说道：“复生，你找找那两位贝勒爷在哪节车厢。”

黄复生一边抹汗一边摇头：“我没见过照片，不晓得他们长什么样。你认识他们，还是你找吧！”

汪兆铭满脸惊愕：“我也不知道啊！我还以为你事前侦查清楚了呢！”

两人面面相觑：这下糗大了！出来搞暗杀，居然连人都不认识，古往今来有这么玩的么？

“赶紧找人问问！”汪兆铭急忙道。见不远处有位老头，赶紧挤过去问：“大爷，您知道洵贝勒和涛贝勒在哪节车厢么？”

老大爷憨厚一笑：“俺哪知道？你们问站长去！”

问站长去？难道见了站长跟他说：我们俩来刺杀两位贝勒爷，麻烦给咱指个路？汪兆铭道了声谢，赶紧再去问别人。

搁在今天，载涛、载洵哥俩就是中央军委委员、兵种司令或四总部部长，行踪属于国家机密。汪兆铭想在短时间内搞清楚，怎么可能？在人群里窜了半天，依然毫无头绪。而且他们在人群里不安分地挤来挤去，已经惹得不少人暗暗戒备：这俩小年轻不会是贼吧？

事到如今，总不能把炸弹随便往人群里乱扔吧？尽管暗杀就是搞白色恐怖，但也不能滥杀无辜。否则就不是激励革命、振奋人心了，而是给同盟会抹黑！俩人相互对视一眼，只好灰溜溜地退回照相馆，再做其他打算。

紧接着暗杀小组把下一个目标定为庆亲王奕劻。这家伙腐败无能，卖官鬻爵，实在太招人恨了。如果能把他杀掉，不能能鼓舞士气、提高同盟会声望，也为天下人出了一口恶气。

他们接受第一次失败的教训，不仅搞来奕劻的照片，还摸清楚奕劻的出行规律。他们吃一堑长一智，可奕劻也不傻。就在数年前，铁帽子王之一的肃亲王善耆被人炸死。同样是铁帽子王，奕劻可不认为自己的命比善耆更硬些。所以庆亲王府戒备森严，出入警卫滴水不漏。汪兆铭苦等月余，还是狗咬王八——无处下手。

清政府就算再腐败、再无能，毕竟基本的政府职能还在，尤其像京畿重地，各种安防密探定然少不了。守真照相馆三六九关门打烊，瞧着就不像正经做生意的，早晚被人瞅出端倪。所以京城不能久留，必须尽快完成刺杀任务，远走高飞。

短暂考虑后，汪兆铭决定“射人先射马，炸贼先炸王”，把刺杀目标直接升级为摄政王载沣。经过细致的考察，暗杀小组决定在载沣上下朝必经的银锭桥实施暗杀。

银锭桥现在还有，逛过后海的读者对它一定不陌生。这座桥位于后海的中部，是东西交通孔道。如果你想从东岸去西岸，又不愿顺着湖边绕一大圈的话，银锭桥就是必选之路。

选定地点，汪兆铭等人开始拟定暗杀计划：在银锭桥上埋炸药，等载沣过桥时引爆。为了确保一击必杀，由黄复生出面，找了一家名叫鸿泰永的铁匠铺专门订做一个大铁箱子，把此行所带炸药全放了进去，然后带到银锭桥掩埋。

计划倒是挺好，可是他们明显忽略了清政府的另外一支有生力量：巡警。

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清政府就设立了巡警部，京师随即设立内、外城巡警总厅，负责日常安保巡逻任务。在招募巡警时，朝廷为了减少公务人员开支，决定废物利用：在地方上，巡警由腐化堕落的绿营兵丁充任；至于京城，巡警则尽量招用混吃等死的八旗子弟。

如此一来，巡警队伍的素质就可想而知，估计也就天朝战无不胜的城管能跟他们一较长短。平日，这些大爷在街上收点保护费、吃点白食，谁没事儿大半夜跑后海边上吹冷风啊！所以汪兆铭的计划中根本没有考虑巡警的出现。不知是载沣命不该绝，还是汪兆铭他们点儿太背，就在他们埋炸药的那天晚上，巡警们神使鬼差地出现在了银锭桥。

黄复生、喻培伦二人顺利逃离了现场：小伙子跑得飞快，那些被酒色掏空身子的大爷还真追不上。但藏有炸药的铁箱却被巡警成功起获。

两人不敢耽搁，一路跑回守真照相馆。汪兆铭一见他们面色惨白、大汗淋漓的样子，就知道大事不妙，连忙问道：“复生、培伦，怎么了？”

黄复生顾不上喘息均匀，便紧张地答道：“我们埋炸药的时候，被巡警发现，只好撤离。”

汪兆铭知道，暗杀计划暴露，行动已经彻底失败。顾不上三更半夜，赶紧把所有成员全部叫来，长话短说：“暗杀行动半途事泄，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与满清鞑虏展开长期斗争，你们尽快撤离。明天一早就出城，不能在天津待，必须尽快回日本！”

同行的陈璧君本是南洋华侨富商的千金，对汪兆铭素有爱慕之情，闻言顿时大急：“精卫，你不跟我们一起走？”

“精卫”是汪兆铭在《民报》上的笔名。

他闻言摇摇头：“我不能走。对于这次暗杀行动，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都非常不赞同，再三阻拦，我是一意孤行。如果刺杀成功，回去被他们批评几句，也算不得什么。如今功败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