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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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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无论是一夜之间成立学会的数量,还是参会人员后来当选首届中华科学院院士的数量,都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数字,可以在科学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以至于这场“百会同建”的盛会,在科学界的美誉度直逼文化领域三顾茅庐、四相簪花、五子登科、七步成诗、八仙过海等的故事。
在1987年,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成立八十周年之际,《中国科学》杂志社特意组织一批记者,专访了十多位相关的科学家,用特刊的形式纪念当年那场盛会。其中,题为《敢告云山从此始》一文是采访我国化纤工业工程的开拓者和组织者、中国化工学会创始人之一吴匡时院士的。吴院士因为发现包括尼龙、腈纶、涤纶在内的数十种化学纤维,被国际学界誉为“化纤之父”,并被授予1940年诺贝尔化学奖,更是当时硕果仅存的几位亲身与会者,所以他的访谈最为引人注意。现在特摘录部分于下,以飨读者:
八十年前的今天,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在内的四十五家科学组织在伦敦同时宣告成立,揭开了中国科学技术全面发展波澜壮阔的序幕,也为今天华夏科学昌明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八十年间风云变幻,中华大地日新月异。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更加怀念八十年前那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盛会。
在北京冬日晴和的午后,《中国科学》记者一行来到化工研究所寓所内,拜见了德高望重的吴匡时院士。尽管吴老已经是一百零七岁高龄,但依然话语清晰、思维敏捷。在他回忆的指引下,大家一起回到当年那段峥嵘岁月。
记者:吴老,今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成立八十周年。为了纪念八十年前伦敦的那场盛会,我们《中国科学》准备制作一期专刊,向当年的与会者致敬。我们认为吴老作为当事人之一,您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今天我们冒昧前来打扰,还望吴老赐教。
吴老:呵呵,能够和你们这些年青人一起回忆八十年前的那段时光,我也是荣幸之至。
记者:八十年前,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那时候吴老您正在法国读书吧?
吴老:嗯,不错。那时候我还是24岁的小伙子,跟你们差不多。不过你们已经工作了,我还在法国巴黎中央理工大学里面读书。你们知道,清朝末年我国教育非常落后,跟现在不能比,通常十岁左右才上小学。这样一来,上到大学就得二十多岁了。
记者:巴黎中央理工大学成立于1829年,是法国知名的工程师学校之一。在当时中国教育水平普遍落后的情况,吴老能够就读于这样的学校,足见您天资聪颖、学习刻苦。
吴老:我能上这样的大学,关键不在我有多聪明、有多刻苦,而在于因缘际遇。我父亲吴宗濂,字挹清,号景周,是清朝的监生。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北京同文馆,学习法语和俄语。毕业后就出任使馆的翻译和随员。在二十世纪初,曾先后担任驻法使馆秘书、驻西班牙使馆代办、英法比意德五国留学生监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在上海广方言馆毕业后,才来到法国上大学。
记者:即便如此,当时能在法国上大学也是很了不起的。据说,在成立中国科技学会之前,您和俞同奎俞老、利寅利老、李景镐李老等人曾想组织一个学会?
吴老:是的。那年夏天,同样在法国学化学的希同兄(李景镐)深切体会到学术团体促进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便找到我们几个,准备成立一个专门研究化学的组织。当时交通和通讯都不方便,留学欧洲的人也少,再加上我们毛头小子根本没什么号召力,只有通过同学、同乡和朋友之间的相互介绍,经过小半年的努力,才勉强凑足十来个人,预备圣诞节在巴黎成立“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
记者:后来呢?
吴老:到了十月间,我们获知百熙先生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要到欧洲来,大家都非常高兴,便准备邀请他参会。你们也知道,百熙先生从1898年开始便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并先后获得科普利奖、戴维奖、诺贝尔奖等重要奖项,奠定了他在国际科学界的崇高地位。如果他能参会,一定可以极大地提高学会的声望,推动学会的发展。
记者:在此之前,您有听过百熙先生的大名么?
吴老:当然听过!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用的几乎都是百熙先生编写的教材。后来到法国学化学,教授听说我是中国人,还非常不解:“我们现在所用的教材,都是你们中国约翰逊教授的理论。你怎么还舍近求远,跑来法国学习呢?”
记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百熙先生是在当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抵达法国马赛的吧?那时候你们去邀请他的?
吴老:百熙先生是在十一月底到的马赛,不过我们当时没能去见他。
记者:为什么?
吴老:因为那时候百熙先生除了是国际上著名的科学家,还是湖北提学使,类似于今天副省长一级的高官,我们这些普通留学生哪敢随便去见他?当时我们的打算是,在他去瑞典的路上,让我父亲和他先通个气。那时候我父亲是驻奥地利代办,和他比较能说上话。这样等他从瑞典回来,我们就可以去拜会并邀请他了。
记者:从后来的情况看,你们的打算没有成功。
吴老:是啊,我们打算得非常完美,可是事情发展太出人意料。百熙先生先是考察德国鲁尔区的钢铁工业,之后直接奔赴瑞典,我父亲根本没见着他。等他到了瑞典,恰逢瑞典国王去世,颁奖仪式取消,他便急匆匆往回赶;等到了德国,英国又来电,说他得了科普利奖,催他赶快到伦敦,他直接从汉堡上船,这样我父亲又没见着他。
记者:这还真是“计划不如变化”啊!
吴老:那时候距离开会不到十天,我们也是措手不及。好在参与筹建化学会的俞星枢(俞同奎)、利寿峰(利寅)二位都在伦敦,便通过李泽民兄见到了百熙先生,说明了来意。
记者:然后百熙先生便建议成立中国科技学会?
吴老:百熙先生听了星枢兄的邀请,略微一想,便提出了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的设想。你们应该知道,维持学会运转需要一笔庞大的资金。为此,百熙先生当场便捐出了他刚获得的诺贝尔奖奖金。
记者:这则小故事已经收入了现今的小学课本。不过最近有人指出,这可能杜撰出来的——
吴老:污蔑!造谣!无耻!我做当时的亲历者,我可以用人格担保,百熙先生绝对是当场全额捐出他刚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现在有些人,拿着国家的工资,吃着人民的粮食,就是不干为国为民的事儿。每天里就是听几则不实的消息,写几篇骂人的文章,哗众取宠,恬不知耻。还以他们可伶的道德水准,去臆测前辈们做过的丰功伟绩,真真是以蠡测海、坐井观天!而有些媒体为了吸引读者,根本不顾社会责任和道德良知,随意歪曲事实,刊登不实消息,更是罪不容诛!你们一定要把我这些话刊登出去,不要删。我倒要看看,都是哪些跳梁小丑会跳出来?
记者:好的!一定,一定。吴老,您是什么时候接到开会通知的呢?
吴老:我是在12月20号前接到伦敦的电报,当时还颇为吃惊。稍作收拾后,便迅速赶往伦敦。
记者:为什么会吃惊?
吴老:因为会议最初是定在巴黎召开的。要知道在清末留学国外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平日生活费都是靠政府拨给,很少有充裕的时候。巴黎和英、德、比、意等国距离大略相当,这样可以使得大家的差旅费均摊,避免部分人负担太重。英国孤悬海外,英镑汇率又高,如果在英国开会,差旅食宿费用暴涨,我们怕大家承担不起。
记者:最初你们还不知道百熙先生捐出了15万瑞典克朗奖金的事?
吴老:是的,正如那则故事所说,孙先生曾嘱咐星枢兄,要求不要公布自己是捐赠人,以免别人误解。此外,我们还担心成立这样一个大的组织,会不会有什么妨碍?清政府对于这类组织可是非常敏感的!再说,这样一个太笼统的组织,会不会因为内容太芜杂,而导致松散无凝聚力呢?我们心里有些没底。
记者:直到了解中国科技学会下辖各种学会为止?
吴老:对,等赶到伦敦参与各级学会组建工作之后,心中大石才落了地。
记者:你最初是负责筹建中国化学会的吧?
吴老:是啊。最初筹建中国化学会的有七个,等到了伦敦,除了星枢、寿峰两位仁兄负责科技学会整体协调工作外,我和谨庸(陈传瑚)、亚静(陆安)、运华(荣光)、希同(李景镐)等五个都参与到化学会的筹建当中。
记者:那化工学会呢?
吴老:当时化学和化工分得不是很清晰,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工业应用,一般统统归到化学这个范畴。中国非常落后,所有的化学工业就是从国外进口。我们最初筹备化学会的时候,其实是奔着化工方向去的,比如制碱、制糖、制盐等,但名字还是叫化学会。
记者:和兵工学会、核学会一样,化工学会也是百熙先生力排众议,成立起来的吧?
吴老:你说的没错。百熙先生和我们几个谈话,说欧美先进的科学理论,我们可以直接拿来;可是工业领域的,非得靠我们自己不可。化学也是这样,我们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打造自己的化学工业,才能摆脱外国列强对于我们的枷锁。
记者:于是您便转入了化工学会?
吴老:百熙先生说到化工的时候,怕我们大家不懂,便举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为例。最先说的就是衣。他说,我们现在穿的衣物,都是天然皮毛、纤维做出的,能不能运用化工技术,用简单的原材料造出人工合成的纤维,使得衣物既便宜又漂亮呢?我的老家在江苏嘉定,小时候看周围人家养蚕,辛苦非常,结果养出来的蚕茧、纺出来的绫罗绸缎,却穿不到穷苦人身上,心中颇为愤愤不平。听了孙先生的话,我便决意参与组建化工学会,并投身到化纤领域。这一干,就是八十年。
记者:吴老通过数十年的艰辛钻研,终于实现了百熙先生的梦想,真是功在千秋!对了,您第一次见到百熙先生有什么感觉?
吴老:在此之前,我也曾在报刊杂志上见过百熙先生的照片,不过模糊不清,只觉得非常年青、非常英俊的一个人。等见面之后,才发现他不仅年青英俊,而且温文尔雅,平易近人,让人如沐春风,是我这一生中见过最让人觉得亲近的。
记者:也是,百熙先生可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
吴老:嗤,其他几个人如何能跟百熙先生比?百熙先生除了相貌英俊非凡,在道德、学术、功绩方面都是近百年来第一人。在我看来,其他几个人给百熙先生提鞋都不配,何以并称?再者说,百熙先生也不是靠外表显名当世的呀!
记者:嘿嘿,这个……紧接着在1907年圣诞节的上午,中国科技学会召开了第一次大会?
吴老:这次大会意义非凡,因为百熙先生鉴于中国科学一穷二白的局面,在大会致辞中首次提出以项目带学科的口号,要求各个学会必须围绕一个或者数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项目,展开全方面的研究,并用此机会培养新人。随后的两三天里,百熙先生几乎走访了所有的学会,和大家讨论应该研究的项目。可以这么说,没有这些项目的带动,中国科学的发展绝对不会有今天这么昌明!
记者:比如?
吴老:比如机械工业协会的发动机项目,兵工学会的民三式重机枪项目,以及核学会的链式反应项目。
记者:您在随后的分组会上,出任了化工学会的常务理事一职?
吴老:当时是“蜀中无良将,廖化作先锋”,连我这种中下之人都能做常务理事。
记者:吴老您过谦了!据说,在最后选举中国科技学会的时候,百熙先生是全票当选学会首任会长的?
吴老:当时参会人员有204人,投百熙先生的是203票,另有1张弃权。因为百熙先生学术地位崇高,在海内外都享有巨大的声望,可以说是众望所归,被公推为学会会长的唯一候选人。百熙先生则觉得自己应该避嫌,便投了弃权。故而最客观的说法应该是,除了百熙先生本人之外,所有人都投了赞成票。
一六五、柳花阵阵飘春水
为期三天的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欧洲分会首次会议在1907年12月27日晚间落下帷幕,会议宣告中国科技学会欧洲分会正式成立,并制订了会章和组织机构,确立了学会的发展目标和计划,明确了各个分会的职责,选出了学会的主要领导人。孙元起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被西方学界普遍承认和广泛赞誉的科学家,毫无悬念地高票当选学会的会长。
会议结束后,参会人员开始动身返回各自学校,作为学会的主要领导人却还不能走,接下来的事情更加繁杂:清理汇总会议资金的使用情况,制定开年学会的经费预算;收集各学会的章程和联系方式,印刷成册,分发给各位会员,还要留下几份,等以后寄给美洲分会和日本分会;筹建学会会刊编辑部,准备印刷出版会刊《中国科技》……
孙元起的假期只有三个月,从十一月中旬从武汉启程算起,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一半。在剩下的一个半个月里面,还要横跨大西洋、美洲大陆、太平洋,根本没有多少富裕时间。所以交待学会诸人在美国、加拿大、日本主要报刊上呼吁成立学会支部后,急急忙忙踏上前往美国的客轮,赶赴MIT和耶鲁大学。在那里,还有一大班同事翘首以盼呢。
长话短说,在六天之后,孙元起顺利抵达纽约。因为时间紧迫,他顾不上长途旅行后的休整,便在同事陪同下来到耶鲁大学。
从1904年离开美国算起,孙元起已经三年多没有来到元素实验室。但同事们没有因为孙元起的离去而停下手中的工作,除了依照孙元起的指点做一些实验外,也利用粒子加速器做出很多杰出的成果,比如用α粒子轰击铋靶合成原子序数为85的元素砹、在锕227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原子序为87的元素钫、用粒子加速器制造了多种已知元素的同位素。这些成果,使得这间实验室在仅仅成立六七年之后,声誉便足以媲美老牌的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
实验室同事听说孙元起要来,都放弃了年假,聚在会议室里。孙元起刚进门,热烈的掌声便席卷而来。
寒暄已毕,实验室美方主任德库拉教授便开始汇报这几年来的工作进展,然后,他便直截了当的问道:“约翰逊先生,实验室未来几年的工作打算是什么?”
尽管他一去数年,但依然还担任实验室的中方主任,闻言便笑道:“哪有一来便指手画脚的道理?我还是想先听听你们的计划吧。”
德库拉教授也不客气,拿出一页纸递了过来:“在过去的数年间,实验室结合着和你对元素周期表的描述,对已经发现的各种元素进行检测。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检测,发现在铀之前至少有3种元素尚未被发现,所以我们想在未来一段时间,拟定合理的实验方案,加大实验力度,严格检测,争取把元素周期表给补齐。这些便是我们大致拟定的几种实验方案,请您过目!”
早在1899年孙元起撰写《从原子、原子结构到元素、元素周期表、分子及化学反应本质》——即后来简称《化学原理》的小册子——的时候,就“设计”了1913年英国物理学家莫塞莱的实验,证明光谱特征线的频率和元素的原子序数具有内在关系,明确作为周期律的基础不是原子量,而是原子序数。这个实验被严格证实后,迅速被学界所普遍接受。元素实验室同时就是用这种方法,发现现在元素周期表中存在的空缺。
孙元起接过来纸张,原来空缺的是原子序数为61、72、75的三种元素。因为经常翻《元素发现史》,孙元起自然知道是这几种元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发现:
原子序数为72、75的两种元素倒是天然存在,可要想发现它们,除了方法对路、仔细分析外,关键还得看运气。
比如原子序数为75的元素铼,早在门捷列夫建立元素周期系的时候,就曾预言它的存在,科学家也致力于从锰矿、铂矿以及铌铁矿中寻找它的踪迹,可数十年来一直没人正式发现它。1922年,刚从柏林大学毕业的诺达克把发现这种元素定为自己的科研目标,在塔克小姐和伯格先生的帮助下,把可能含有这种新元素的矿石仔细分馏了三年,最终修成正果,并以莱茵河的名称把它命名为铼。——当然,诺达克除了发现新元素外,还有一项收获:获得了塔克小姐的芳心。在1926年,他们正式结婚,婚后两人继续研究铼和其他各种元素。
再比如原子序数为72的元素铪。
铪地壳中含量很少,常与锆共存,并无单独矿石。在早期,化学家普遍把铪归属于稀土元素,所以大家都着眼于从稀土元素矿物中发现,所以一无所获。其实按照孙元起提出的新理论,铪应该是和钛、锆同属一族,应当从含锆和钛的矿石中去寻找。事实上也是这样,1923年瑞典化学家赫维西和荷兰物理学家科斯特在锆石中发现了这种元素,为了纪念该元素的发现所在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命名它为铪。
这种元素较多存在于挪威和格陵兰所产的锆石中,在其他地方所产的锆石中就含量很少。如果你拿不到合适的锆石,花费再多的精力,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所以说,科研多少还得靠运气。
接下来该说说原子序数为61的元素钷了。
在历史上,钷是继锝之后,人工制得的第二个化学元素。在此之前,人们通过各种方法在寻找这个“千呼万唤不出来”的镧系成员,用尽各种手段都没有成功,一度被称为“失落的元素”。在1926年,前不久刚发现铼元素的诺达克夫妇,不顾新婚燕尔,为了寻找钷的踪迹,利用当时一切可能的技术,分析了预期含有钷的15种矿物,处理了100千克稀土,都没能检测到。最后,化学家们已经是山穷水尽无路可走,只好请物理学家出马。
物理学家最早想到的方法是从回旋加速器中产生。最初实验方案是用加速后的氘核轰击钕靶,通过核反应产生了61号元素的一个同位素。结果倒是有,可他们的结果仅是根据辐射测量数据得出的,人们怀疑钕靶的纯度和他们的鉴定方法,所以毁誉参半。
物理学家接下来想到的方法是核裂变。
20世纪40年代中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铀的裂变。铀235在慢中子作用下,分裂成两块碎片,每一片都是元素周期表中一种元素的同位素。通过核裂变方法,可以产生从锌到钆30多种元素的各种同位素,用此法得到的钷元素约为裂变产物总量的3%。可是用普通的化学方法很难提取这3%的61号元素。
此时,化学家有了用武之地。美国马林斯基等创新性地应用了一种新的化学技术——离子交换色谱技术来分离铀的裂变产物,在1945年最终分离出了这个让人们望眼欲穿的元素。
什么是离子交换色谱技术?作为物理学硕士的孙元起自然不知道,面向中学生的《元素发现史》也不会说。当然,即便书中说了,孙元起还是束手无策:离子交换色谱法需要使用离子交换树脂,这离子交换树脂又该怎么弄、找谁生产?还是没办法。孙元起都没办法的事情,估计元素实验室的同仁们在未来十多二十年间更无从下手了。所以,钷的发现只能等待以后的技术发展。
孙元起看着德库拉教授递过来的纸张,看了一遍,然后评价道:“关于原子序数为61的元素,你们提出用加速后的氘核轰击钕靶,这个想法很正确,毕竟锝元素就是这样发现的。不过这种方法得到的新物质太少,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项工作当作一种长期性的任务,不必急在一时。”
大家有些不解:为什么不急在一时?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啊!却又不好直接问。
孙元起接着说道:“至于原子序数为72的元素,你们觉得应该分析稀土元素矿物,这有些不妥。我觉得这种新元素应该是和钛、锆同属一族,应当从含锆和钛的矿石中去寻找,而不是稀土元素矿物。当然,各地矿石伴生的元素可能也不一样,你们最好把各地所产的矿物搜集齐备。”
“大家应该从挪威和格陵兰所产的锆石去寻找”这类的话当然不好明说,否则这便是“多智而近妖”,该惹人怀疑了。
实验室的同事赶紧动笔,记下了孙元起的建议。
孙元起又说道:“原子序数为75的元素,你们打算分析辉钼矿、稀土矿和铌钽矿,这应该大致不差。不过我怀疑这种元素含量太低,必须要非常细致才行,工作量也会很大。”
铼在自然界含量确实很低,诺达克夫妇等人在元素周期律的指导下,通过对1800多种矿物的分析,才最终在铂矿中发现了铼!由此可见一斑。
德库拉教授点点头:“我们在发现前几种元素的过程中,已经在实验室培养出一种耐心又细致的工作氛围,只要方向正确,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达成目标!”
周围同事一齐点头,表示赞同。
“约翰逊教授,我们非常希望听到你对实验室未来工作的建议。”德库拉教授道。
孙元起沉吟片刻,这才说道:“我觉得,在铀元素之前的元素基本被发现后,元素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应该分为两类,其一是研究已知元素的制备方法,其二则是研究超铀元素。”
一六六、醉后无心怯路歧
“超铀元素(transuranic element)?”
对于实验室同事来说,元素element一词自然是耳熟能详;但transuranic无疑是个新词,引得大家一片议论。
当孙元起把这个词写到黑板上的时候,大家发现词意并不难理解:trans,这个词头表示跨越、超过的意思,比如translation、transportation等;uranic,在化学上是“铀的”。两个单词合起来,就是“超铀的”意思。
可超铀元素是什么?
铀是自然界中能够找到的最重的元素,自从1789年德国化学家克拉普罗特把它从沥青铀矿中分离出来后,化学家一直在尝试发现比它更重的元素。一百二十年过去了,化学家们发现了更多的元素,甚至确定了铀的原子序数是92,却依然没有发现比它更重的元素。
超铀元素?世界上存在原子序数超过铀的元素么?大家心里都有这样的疑问。
“是的,超铀元素。”孙元起很肯定地说,“铀是自然界中能够找到的最重元素,这是毋庸置疑的。超过铀的元素因为大多数都不稳定,半衰期很短,所以在自然界基本上约等于不存在。要想发现和制取它们,只有通过人工核反应。”
关于超铀元素的提出,孙元起纠结了很长时间,因为制备超铀元素一般有两条途径:
第一条途径比较好实现,就是加速氘核来轰击铀238,从而获得了钚239。钚是原子序数为94的元素,这样一来,超铀元素的概念就得以证实。可是钚239裂变速度快、临界质量小、半衰期长,部分核性能比铀235还好,加上铀238在自然界储量又高,使得钚239一度成为早期核武器中最重要的核装料。二战末期投放在长崎市和广岛市的原子弹,都是使用钚239制作的内核部分。当然,有利就有弊,钚239的毒性非常大,生产成本也高,需要建造复杂的生产堆和后处理厂,才能实现工业化生产。
第二条途径最为人所熟知,即用中子轰击铀。用中子来轰击一种元素时,经常会使被轰击元素转变为原子序数比它大1的元素。这样一来,超铀元素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被发现。但这里面却存在这两个问题。
首先现在还没有发现中子。中子倒不难发现,尤其是现在粒子加速器被发明之后,只要用它来加速α粒子,然后轰击铍、硼或锂这些较轻的元素,就可以获得中子。尽管单独存在的中子不稳定,平均寿命只有大约16分钟,却足以用来做很多事了,比如加速后轰击铀。
其次是一旦用中子轰击铀,除了出现新元素之外,最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就是核裂变!核裂变既是一个极复杂的核过程,又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一旦公开,就会引发全世界的关注。当年铀核裂变的假说一经提出,世界上所有的物理实验室立刻沸腾起来,迅速对这一现象展开了紧张的研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表的有关核裂变的科学论文就达到了一百多篇,这在物理学史上是没有前例的。既然大家全神贯注研究核裂变,那链式反应必然要被发现,核武器也就呼之欲出了。
当然,从发现链式反应到实现可控链式反应,可不是一蹴而就的,用它来制造核武器更是难于上青天。因为最初,所有在实验室进行的研究工作都是利用铀235来实现可控链式反应。铀235是一种稀有的同位素,在天然铀中的含量只有0。7%。要实现核爆炸,可能需要几公斤到几十公斤纯度90%以上的铀235。在1940年之前,人类从未获得过哪怕是超微量的纯铀235,要生产出以“公斤”计的这东西来,不啻是天方夜谭!
这两方面的利弊,孙元起权衡已久。此时提出“超铀元素”的概念,却是心中已经拿定主意:“之前,我们用氘核照射钼,发现了第一种人造元素锝。同理,如果我们用氘核照射铀,会不会产生新的元素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在发现锝元素之后,肯定也有很多人想过用氘核照射铀,但迄今没有任何结果报告出来。为什么呢?这里面的原因大家都能想到,首先是铀很珍贵,普通人没有能力来做这个实验;其次,用氘核照射铀之前,必须用大型粒子加速器来加速,才可能获得的结果。这样的加速器,眼下只有我们元素实验室才有,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相信只要大家克服样本质量小、分离难度大等难关,一定会有所发现!”
为什么泄露第一种方法呢?孙元起有自己的考虑:
在发现核裂变之前,钚的某些特性并不会引起研究者太大的关注。再者,提纯钚239实现工业化生产,需要建造复杂的生产堆和后处理厂,至少孙元起手头暂时没有这种研究能力和工业基础,所以必须给足元素实验室足够的甜头,然后用“研究已知元素的制备方法”的合理借口,让他们先走一步,才能间接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即便元素实验室不上钩,自己也可以借鉴他们实验中分离钚的技术。这些技术,总不至于对实验室主任也保密吧?
元素实验室每年都很热忱地邀请孙元起到美国工作,然而孙元起每年为实验室所做的实际工作极为有限,只是指点几句、评判一下,走个过场。这些话,在信件里面其实都可以说清,但实验室依然每年支付大量薪酬,并邀请孙元起过来。或许,正如故事中斯坦门茨划了一条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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