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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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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湖北，孙元起好比初到贾府的林妹妹，自然处处小心谨慎。此时急忙打量来人，只见他年龄在七十上下，一部花白的胡髯，初还以为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亲自来迎接呢！旋即想到杨度和自己所说：既然在上海的时候，张之洞已经安排心腹“一品夫人”赵凤昌在码头迎接；加上人家已经七十岁，又是从一品的封疆大吏，不太可能自降身价，亲自到汉口码头等孙元起。
孙元起想到这里，眼睛转而审视那人官服上的补子，果然不是一品大员那种满地祥云的仙鹤朝日图，而是和自己一样的锦鸡拜日。心中便已猜到来人当是湖北布政使李岷琛。
既然大家都是从二品，那就省却无数麻烦。孙元起拱手请安道：“劳烦李藩台久候，孙某实在愧不敢当！”
李岷琛也是躬身回礼：“孙学使一路风尘仆仆，车马劳顿。李某不过小立片刻，何敢称劳？来来来，我先介绍一下，这位是香帅的大公子，奉命请来恭迎学使大人！两位都是名门之后，不妨认识认识。”
原来和李岷琛拉扯的是张之洞的长子！说来也是，在湖北地界上，又能有几个人敢和布政使撕扯呢？
孙元起还没来得及施礼，那人便抢先一个长揖：“学生张仁权奉家父之命，恭迎学使大人莅临鄂省！”
话说，张仁权原名并非如此。咸丰十年（1860）他刚出生的时候，父亲张之洞用《论语》中“可与立，未可与权”一句，给他取名张权，字君立。哪知他的政敌据此攻击张之洞大逆不道，妄想“立君”“掌（张）权”，上奏请诛张之洞九族。一度使得张之洞处境十分被动，所幸清廷并未追究此事。事后，心有余悸的张之洞便在他的名字中间加了一个“仁”字，变成了如今的张仁权。
尽管张仁权自称“学生”，其实他已经四十六七岁了。单从年龄上讲，孙元起就不敢托大，当下连忙扶住他：“张先生客气了！不知香帅他老人家最近可好？”
“家父身体还算强健，只是近来公务繁忙，不能抽身亲自前来迎接，还望学使大人海涵！”张仁权恭谨地答罢，又问道：“寿州中堂身体硬朗否？”
“叔祖父他老人家身体安好，谢谢张先生的关心！”问答之间，孙元起稍稍打量了一下张仁权：稍显暮气，眉眼之间并没有什么出彩之处。
相对于曾国藩兄弟、李鸿章兄弟、孙家鼐兄弟，张之洞、张之万兄弟俩的后代确实没有太多耀眼的人物。在张之洞十三个儿子中，最“有名”的恐怕要数幺儿张仁蠡，曾经担任汪伪天津市市长、兼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在1951年被人民政府处决。而张仁蠡的女儿，就是今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心理学家张厚粲先生。
正说着，又过来一位和张仁权年龄相仿佛的官员，非常熟络地打招呼道：“学使大人，你来得正好。如今废科举、兴学堂，精于此道者，舍尊驾而谁？鄂省父老望君可谓久矣！”
能在此时随意插话的，想来想去只有另一位副省级干部——按察使梁鼎芬，换是湖北督粮道、武昌府知府也不能。要知道，在张之洞宦海生涯中，梁鼎芬作为最得力的幕僚之一，一直尽其能事，为他搞风搞雨、挡风挡雨。张之洞对他也是投桃报李，器重非常，最近刚保举他做了湖北省的按察使。
孙元起装作无意瞟了一眼他的官服，果然是三品文官的孔雀舞日，忙施礼道：“节庵臬台谬赞了！从香帅到藩台、臬台两位大人，都是最早倡导新式教育之人，孙某作为后起，哪敢班门弄斧、贻笑大方！”
张之洞在四川、湖北创办新学，众所周知，无庸赘述。
据杨度向孙元起介绍：李岷琛在1896年至1903年间担任过北洋大学堂的督办（类似于今天的校长）；至于梁鼎芬，更不得了，1892年张之洞在湖北创建两湖书院时，他就出任史学分教，主讲中学。之后，梁鼎芬先后主持将两湖书院改成两湖高等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并出任学校监督、湖北学务处总提调等职。和孙元起一样，他也是最近才从教育界进入官场的。
李岷琛这时接话道：“有话不急，等会儿酒席上慢慢说！来来来，孙学使，我给你介绍一下今天在场的湖北官绅！”
在李岷琛、梁鼎芬的指引下，孙元起认识了湖北督粮道、武昌府知府、汉口知县、这个道员、那个同知等等官员，嘴里鬼扯着“久仰久仰”的话，其实一转脸，全然不记得谁跟谁了。
寒暄以后，不顾身体疲惫，又随他们来到龟山上的一间酒楼上，被灌得酩酊大醉，才被人送回武昌水陆街的湖北提学使司署后院。
第二天一大早，疲倦加上酒醉，孙元起睡得死去活来。正渐入佳境的时候，就觉得有人不停地摇晃自己，勉力睁开眼看时，却是杨度。挣扎几回，才坐起身问道：“皙子，有什么事么？”
“百熙，今天可是到武昌第一天，得赶紧去拜会香帅大人！”杨度急忙说道。
孙元起暗暗叹一口气：真是官身不自由啊！
无奈之下，只能起床洗漱。已而换上一身新官服，出了跨院，还没吩咐老赵套马车呢，就看见门外停着一顶皂盖、皂帷、银顶的八抬大轿，不禁夸赞了一句：“老赵，你是小诸葛啊？居然有先见之明！什么时候去雇的轿子？”
老赵嗫嚅道：“老爷，不是俺，这是衙门里给您配的轿子……”
本来以为自己去就可以，结果杨度也跟了过来。看他今天穿得异常整洁，一身鱼白丝绸长衫，加上手里桃花洒金纸扇，居然有玉树临风之态。这才想起来，杨度前几年也在张之洞府中做过幕僚，两下自然是熟悉的。
名刺递了进去，很快便被请进府内。张之洞穿着官服，戴着双眼花翎的凉帽，满脸威严，一部花白胡须垂至胸前，大马金刀地坐在太师椅上。等孙元起叩头请安之后，他才慢悠悠地说道：“老夫和寿州中堂交谊甚契，前些日子，老夫得了他的信件，让老夫对你以孙辈视之，严加教诲。所以，今天你的礼，老夫就生受了！”
看着他较真的神态，孙元起心中不禁叫了声“苦也”！
接下来，无非说些闲话，问问老大人的身体状况、讨论一下沿途风光、说一点湖北的风土人情什么的。又和杨度叙叙旧，拉拉家常。说了半刻钟，张之洞这才话音一转：“百熙，此次就任湖北提学使，不知你有何打算？”
这个问题，孙元起在长江的客轮上已经与杨度讨论过，自然胸有成竹：“回禀大人，晚辈初来乍到，首要任务是戒骄戒躁，熟悉情况，谋定而后动。近期的主要工作有两个，一个是把提学使司下面的各个衙门大致搭建起来；一个是想到下面的几个府县走走，调查一下鄂省的教育究竟如何。只有这两件事都做完之后，才能做进一步的打算。”
张之洞点点头：“嗯，如此方是稳妥之道！年青人血气方刚，勇于任事是好的，但最忌意气用事。你有皙子帮忙，可以无大错。之前，老夫也听说了，皇太后、皇上允许你便宜行事。不过湖北民性脆薄，易乱难安，所以老夫还是要劝你，凡事须三思而后行，不要鲁莽！”
说到了这份上，话已经足够。所以张之洞一举茶杯，两人便识趣地告辞而去。
按照之前学部的规定，提学使司下面分六个科室：管理文件、教材的总务科；分管大学、科研的专门科；分管师范、中小学教育的普通科；分管职业教育、调查统计的实业科；管理图书、仪器的图书科；管理财务、建校的会计科。此外还有一个学务公所，就是地方士绅讨论教育的机构。
孙元起第一次掌控全局，才觉得除了学务公所外，其他六科都非常重要，不想假手于人。可是不分权又没办法，毕竟自己手头没有那么多的可用人才。而作为前任湖北学务处总提调的梁鼎芬，更是自告奋勇地向自己“推荐”了四个科的科长！
一三八、欲眠还展旧时书
对于梁鼎芬的推荐，孙元起有些头痛：峻拒自然不好，初来湖北，就得罪了实权人物，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可要是答应他，自己立马就被架空，成了晁盖第二。
杨度笑坐在一旁，嘻嘻地看着孙元起：“你准备给梁臬台哪几个职位？”
孙元起掰着指头说道：“这六科中，总务科分管教材，之前我和商务印书馆说好，要一起推广教材的，为了避免掣肘，这科自然不能给他。
“专门科负责大学、科研，这既是我最擅长的，也是我来湖北的目的，也不能假手于人。
“至于普通科，则是专门科的基础，没有中小学教育，大学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况且，未来蔡鹤琴先生还要在这里办学，所以这个也要抓在手里。
“但是实业科分管职业教育、图书科负责实验仪器、会计科负责建设学校，我也很想插手。可是梁臬台在湖北实在是太强势，而且各个学堂均是他帮助香帅创设的，学界都是他的人，恐怕至少也要给他这三个职位才行！”
杨度点点头：“你说对了，我们最多只能留住三个职位！”
“哦？”孙元起感觉杨度是话中有话。
杨度不再嬉皮笑脸，正色说道：“说我们做多只能留三个位子，是因为我们眼下只能找出三个人来：林畏庐、刘申叔以及不才。虽然章行严、陈仲甫二人是有才华的，不过他们只有秀才功名，按照大清的规矩，还不能做官。如果出来担任科长，定然会召来物议，于你不利。”
孙元起并不恋栈权力，当机立断道：“那我们就要总务、专门、普通三科，其他的三科和学务公所就让给他们，想来他们也会知足的！”
杨度神色不动，却反问道：“这六科中，你最熟悉哪几科？”
孙元起有些奇怪他的问题，不过还是老实地回答道：“要说最熟悉，自然是专门科，其次是普通科、实业科、总务科，至于图书科、会计科，最是陌生。”
“如果我是你，我会选择总务、图书、会计这三科。”杨度笃定地说道。
“嗯？为什么？”
杨度笑了笑：“因为中国官场向来都是欺下瞒上的，总务、图书、会计这三科你不大懂，如果委任他人，你以后很难掌握其中的虚实，只能听之由之。而这三科又都关乎财政大权，这样一来，不亚于太阿倒持。万一他们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不被发觉，算是菩萨保佑；一旦东窗事发，你定然受他们牵连，至少逃不过用人失察的罪名。
“而如果你掌握这三科，把专门、普通、实业三科让出去，事情就好办多了。首先，你对这些事务熟悉，他们欺瞒不了你，反而可以随时抓住他们的小辫子。第二，你是奉皇太后、皇上的旨意来办学的，可以明目张胆地插手这三个科的业务，架空他们，他们还不好说什么。第三，等你有了合适人员，再借口业务不熟，把他们撤换掉，还不会耽误公事。
“所以说，如果我是你，我会选择总务、图书、会计这三科。”
孙元起向来是从善如流。只是把这个结果告诉梁鼎芬的时候，这位臬台大人不是太高兴：毕竟油水多的差事一个没捞到，饭碗里面的都是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鸡肋。可话又说回来，人家慷慨地把自己一半的地盘都割让给了自己，你还能说出什么旁话？
既然衙门已经初步搭建好，孙元起立马投入紧张的忙碌中。工作思路早已想好，便是“先易后难，逐步推开”八字方针。
所以“先易后难”，就是先抓迫在眉睫的初等师范教育、以及在湖北已经大致成形的小学教育；再抓中学教育和实业教育；最后才是高等教育。所谓“逐步推开”，则是先在省城武昌府实施教育改造计划，达到一定效果后，再向其馀的九府、一州、一厅推广。
早在1904年的时候，张之洞已经在省城分设5所高等小学堂、43所初等小学堂，还在省城外设立17所初等小学堂。至于其他私人创办的小学堂，更是在湖北大地上星罗棋布。学校、学生都有了，关键就要看教材和老师。
现今提学使司的总务科，名义上是林纾出任科长，其实他只负责文件草拟收发这一块；至于教材审定，仍是归孙元起管理。
孙元起在学部的时候，已经审阅了各地的中小学教材，发现多数的科学教材都是各省临时聘请人手翻译日本的教科书。日本的科学技术水平本来就不怎么样，学校用的大半都是简化版欧洲教材。这么一溯源，便发现中国教科书底本都是一二十年前欧美的过时知识，把它教给中小学生，科学何时才能发展进步？而且因为每人的语言习惯不同，一样内容能给你翻译出几样来，比如养气、氧气，轻气、氢气，对于普及科技知识非常不利。可清末又没有“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这样的专业组织，眼下只有通过规定统一教材的方式，来暂时解决这个问题。
恰好此时收到了学部第一批审定的中小学暂用书目表，孙元起马上以湖北省提学使司的名义，下达了自己为官后的第一道命令：
“学部右侍郎衔署湖北提学使孙为全省中小学改用教科书事：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日，学部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事，蒙懿旨依议准行，颁布各省。今湖北全省教材芜杂，当遵旨统一。自本年七月起，凡新入学之学生，应采用标准教材，不得玩忽！其已就学者，各学校当据现下课业进度，从中选定合适教材，不齐者补之，以两年为期，务必改正。如有不遵，严惩不贷。切切。特此告示！”
小学已经成立了那么多，教材也开始统一，可如果老师还是那些子曰诗云的私塾老师，又能有什么效果？这个时候，孙元起才明白京师大学堂为什么最先办师范馆，其次才是仕学馆：办理学堂，首重师范！
眼下湖北倒有多所师范学校：早在1902年，就在武昌宾阳门外创设的湖北师范学堂；专门培育幼儿园老师的湖北幼稚师范，创立于1903年秋；准备给老师进修所用的湖北师范传习所，开办于1904年；专为湖北各府县培育师资的支郡师范学堂，成立于1905年；今年年初，张之洞刚把湖北文高等学堂改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又令各府将所设中学堂一律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先办速成师范，或先办师范讲习所……可是教学水平如何，提学使司内就无人知道了。
太祖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孙元起决定亲自出门，实地调查一下。选个响晴薄日的大早上，换上一身月白色的竹布长衫，就准备出门。
听说孙元起要“微服私访”，好事儿的杨度马上凑了过来，刘师培也当仁不让。其他几个，林纾老先生一大把年纪，还要译书，自然不会去凑热闹；章士钊忙着编写本年度衙门的财务预算，抽不出空；至于陈乾生，经常三天两头不见人，这个幕僚当得比做老爷的还舒坦。
老赵见孙元起要出门，也急忙跟上。孙元起摆摆手，让回去赶紧休息：几个青年后面，跟了一个说山东话的老仆，实在有点打眼！见孙元起不让自己跟去，老赵总觉得不放心，连忙回身唤来三四保安，让在后面远远地缀着，好有个照应。
“大人、皙子兄，我们先去哪里？”刘师培本来也是傲气冲天，看人都是昂着头。可说到兴学办校、科学研究，孙元起能饶他五个不止，何况如今又寄居幕下，少不得也得恭敬地叫一声“大人”。而且他所学只限于经学，说到人情世故、阴谋诡计，远远不是杨度的对手。两人只认识数日，小伙子见到杨度就不敢再翻白眼了。
“出门在外，你还是叫我‘百熙’吧！”孙元起随意地说道：“我们这回先去支郡师范和师范传习所，接着去湖北师范学堂，最后是两湖总师范学堂。”
“看来，百熙准备由俭入奢，渐入佳境啊。”无论阴雨清明、春夏秋冬，杨度手中始终离不开纸扇，仿佛这是他的招牌。
“不错，这四个学堂还真是步步登高——后人高过前人！”刘师培道。
武昌城不大，说话间到了支郡师范。校门甚是简易，看门的老头正在准备早饭，炊烟袅袅。看是三个学生模样的青年走进学校，话都没有问一句，继续埋头于他的烧火大业。
三人进了学校，就看见几排整齐的砖瓦房。因为才建没多久，墙上还是雪白雪白的，每隔不远就用墨笔写着“学而不厌，诲而不倦”、“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等标语。或许是时间还早，教室里稀稀落落的只有几个青年人，或在补觉，或聚在一起聊天，少有在读书的。看见孙元起一行，也和门口那位老大爷一样，瞟一眼就算了。
书属于重要资产，所以课桌上很少有像后世那样，一摞摞堆满书籍的。孙元起想走过去看看那些人先来的人，手里到底拿些什么书。
刘师培眼尖，只瞟了一眼，就对孙元起低声说道：“是《四书章句集注》。”
一三九、红髯碧眼知何意
起初孙元起并不以为意，毕竟《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宋元以来影响中国最大的一部经典，利用早晨的时间温习背诵一下，无可厚非。等在几个教室里转一圈下来，才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所有晨读的学生，手里拿的都是发黄的古书。不用问，自然都是《四书》、《五经》之类的。
见孙元起皱着眉头，刘师培在一旁开解道：“中国经典，尤其是《四书》、《五经》，蕴藉无穷，属于常读常新。《论语》中说，‘温故而知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学生们早上起来温习一下，也在情理之中。何况，数学、物理学、化学这类的西学，最重要的是靠理解，背诵是无效的，他们现在不看，也可以理解。”
孙元起摇了摇头。关于理工科知识不用背诵的说法，完全是以讹传讹。事实上，所有知识的学习都是以记忆为基础的，理解和实践必须建立在记忆之上。尤其是物理和化学，更需要熟悉背诵知识点和公式，否则理解和实践就会变成沙滩上的凡尔赛宫。
见学生渐多，上课在即，孙元起一行人离开支郡师范，又来到了左近的师范传习所。两校之间，相距不过数百步，步行分分钟就能到达。
走进传习所的时候，按说已经是上课时间了。可进门就看见七八个中青年围着一个老夫子，正坐在校舍门口的树荫下，手里捏着烟袋闲聊。到了近处，听得真切，只见那老夫子慷慨激昂地说道：“……他文章写得好，按理说是能中的。不过事情总有意外，比如说考官的癖好，比如说贡院恰好漏雨，比如说文章不小心犯忌讳。俗语说得好：窗下休言命，场中莫论文。也就是说该你用功的时候，不要去想命运，努力就是了；可一旦坐到了考场里，就不要说平日你比别人用功，你得服从命运、面对现实。
“老夫年青的时候在南京参加乡试，是在秋字号房。刚坐定，边上就来了一个人，差役就过来问他姓名籍贯。回答之后，差役就拱手道喜，说他昨天晚上梦到一女子，手持杏花。女子告诉他说，‘明天某县某人报到后，请你转告他，就说杏花在此。’说完，把杏花插在号房上。如今姓名籍贯合若符节，岂不是可喜的佳兆？谁知道，那人一听，大惊失色，连身上的文房四宝都没解下来，就推说有病退场了。
“老夫好奇得紧，考试的时候一心想这事儿，文章都没写好。出场之后，赶紧找到那人的同乡询问，才知道那个书生才华横溢，可是品行不端，曾玷污一个名叫杏花的婢女，等女子有了身孕，又把她赶出家门，造成一尸两命。结果报应不爽，这个冤魂便到考场里面寻仇。
“所以说，要想中举，文章固然得好好写，但关键可不仅仅在文章。前人有云，‘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非常有见地！大家伙都至少读了一二十年的圣贤文章，四书五经自然滚瓜烂熟，八股利器也磨得锋快，只等进场考试，好弋取功名、掇拾青紫。谁成想朝廷一声令下，废除科举，咱们大家的数十年辛苦全都白费！这不就是命么？”
周围的听众大有共鸣，不禁一齐点头叹道：“可不就是命么！”
老夫子深吸一口烟，悠悠吐出，才接着说道：“老夫听京中朋友说，省里新来的孙学使，自打小就在西洋留学，是科学科的、化学化的，懂得七八国英文。可本国的东西却是一窍不通，不说《三》《百》《千》没读过，便是连字都写得七零八落、缺胳膊掉腿的。你们说，他来主持学政，会出之乎者也的四书文题目么？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到考试的时候，学生只要懂得怎样炼铁、怎样烧玻璃，哪怕你把‘郁郁乎文哉’写出‘都都平丈我’，想来他也会取你的！……”
见老夫子说话开始抨击时政，孙元起失去兴趣，和杨度、刘师培在学校里四处转悠。发现这个名为“传习所”的教师进修学校，几乎和北京的翰林院差不多，聊天下棋、吟诗作对……全校的师生分成不同的兴趣小组，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
孙元起脸色有些不悦：从这样师范传习所出去的老师，如何能肩负起宣传知识、推广科技、开启民智的重任？师范传习所办成这样，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看了半天，三个人都有些失望，决定改变行程，先去营坊口都司湖畔的两湖总师范学堂看看。
两湖总师范学堂是光绪三十年（1904），张之洞以库平银四万三千两的巨资，将两湖文高等学堂改建而成的。学校规模宏大，设仁、义、礼、智、信五斋，计划招生一千二百名，号“千师范”，学制五年。校内另设有附属初等、高等小学堂各一所，作为学生实习之处。
或许因为这是湖广地区最高等的师范学校，张之洞倍加重视，校门口居然有持枪站岗的新兵。
三人都是经过大阵仗，加上相貌打扮也像学生，想过这种门禁实在是易如反掌。当下公推派杨度上前，用一口浓重的湖南腔去和士兵交涉，只说自己是支郡师范学堂的学生，来学堂找一位名叫“任君意”的同乡。士兵果然被骗过，三人轻轻松松地进了学堂。
相较前两所学校，两湖总师范明显正规许多。此时正值上课期间，能从错落有致的教室中不时听到老师授课的声音、学生诵读的声音。驻足大致分辨了一下，就有读经讲经课、算学课、教育课、博物课、物理课等。
作为物理学出身的孙元起，自然首先到讲授物理课的教室边上旁听，就听到里面的老师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道：“……有重学斯有力学，天气压于上，地气压于下，见重所见力矣。物有动、静二理，静者运使动，动者阻使静，皆须力。明其理，则杀物力以省人力，助人力以胜物力，妙用自无穷焉。省力、助力之器有七：一曰杠杆，二曰轮轴，三曰滑车，四曰斜面，五曰尖劈，六曰螺旋，七曰齿轮。”
听了半天，孙元起才明白，这厮是在从牛顿第一定律出发，开始讲力学。可是你不能用白话好好说么？把牛顿第一定律翻译成“任何物体在不受任何外力的时候，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直到有作用在它上面的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会很难么？非要拽文！连孙元起都是费好大劲才明白，很怀疑那些坐在下面的学生能不能听懂。
听了片刻，孙元起又来到博物课的窗外，听里面说话磕磕绊绊的，貌似也是一个日本人：“……大清欲打破欧美诸国之封锁，获得独立与自由，并实行新政，仅靠本国之力量断断无法达成，总需招募国外有识之士，在其左右献计献策，筹划经营各种事业。环顾宇内，能戮力扶持大清者，舍我日本而其谁？去年，我大日本将士于东北不惧牺牲，奋勇血战，痛击沙俄，为大清收复河山，即为一证也。故而大清煤、铁等矿产，亦当与我日本合作，共同开采，以杜西洋诸国之觊觎！”
孙元起听了这话，心中怒火大作，就想进屋看看说出这话的究竟是何等货色。还没迈步，就被杨度牢牢扯住：“百熙，你进去是不合适的！”
“？”孙元起不解。
“你可是提学使，堂堂从二品的大员，难道你要进去和他辩论，一逞口舌之快？你可是刚到湖北不久，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和人口角，威信何存？学生们又会如何看你？稍安勿躁！你要想请他走人，哪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何必此时徒逞意气！”
听了杨度的话，孙元起才悻悻然止住冲动。
事实上，日本为了输出文化，在中国发展亲日势力，一直积极争取中国的教育权。在1902年，日本帝国教育会就设立了“清国派遣教员养成所”，专门训练派遣到中国的教员。民间团体也建立了类似的机构。1903年，在东京还成立了清国派遣女教员养成所。有些日本大学直接招聘一些志愿到中国的师生，来华担任学校老师。
在清末这段时间内，大批日本教习来华任教，人数最多时达五六百人，遍布中国各地。在日本人撰写的《论日本在华教育势力》一文，公然声称：“日本在华教育势力有三种，即日本教习、日本留学生和译成华文的日本教科书。”
好在经过孙元起这么多年的努力，译成华文的日本教科书在中国已经溃不成军，日本留学生也规规矩矩地呆在经世大学里学习五讲四美三热爱，现在要铲除的，就是剩下日本教习了！
一四〇、入室几人成弟子
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
孙元起性格素来平和，很少与人为难，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绝不回头的类型。听了杨度的话，心中暗自拿定主意后，便不再计较，抬步向学校其他地方走去。
校园还挺大，走了半圈，便听见悠扬的钟声，原来已经到了中午放学时分。学生们纷纷从教室里走了出来，眨眼工夫，空旷的校园变得热闹起来，四处传来喧哗笑语声。
清末大学一般都是位于城里，少数位于城郊的也离城不远，像经世大学那么离群索居的，绝对是少数中的少数。把学校建在城里或城边，可以最大程度地把学生的饮食、卫生、住宿等后勤问题甩给社会来解决，学校只要负责教学工作就可以了。
两湖总师范学堂也不例外。眼下学堂放学，学生们便三三两两地出门，到校外定点包伙的小饭馆吃饭。因为有这么多学生，学堂附近饭馆的生意非常红火，通常一家就要解决几十个学生的吃住。大家虽然一起放学，吃饭却要讲究先来后到。于是，孙元起就能看见有些性急的学生一溜烟儿往门外跑去，正是为抢位子。
孙元起前几年做老师、做校长，现在又做官，时刻都要注重自己的形象，自然不能和学生一样，撒开脚丫子到处跑。杨度走路也是慢慢悠悠，一步三摇，也是快不起来。等三人走出校门的时候，那些性急的学生已经打着饱嗝抹着嘴，从饭馆里面走了出来。
孙元起对两人提议道：“我们也在门口吃个便饭？我做东！”
杨度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你是东家，自然是你做东。跟你出来，难道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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