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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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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善耆来找载泽,同是旗人的端方、绍英还能叨陪末座,徐世昌和戴鸿慈却坐不住了,借口有事相商,识趣地躲到了车厢的另一头。谁料到就这一会儿功夫,刺客就找上门来!都是出洋,一群旗人被人扔了炸弹,死伤不知;两个汉人却安然无恙,毫发无伤。你让生性猜疑的慈禧皇太后怎么想?你让那群有肚子没脑子的八旗子弟怎么想?

各种纷纭的想法在脑中一闪而过,还在徐世昌也是经过大阵仗的。想当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他便是袁的重要谋士,如今又是兵部侍郎,对于炸弹爆炸不太恐惧。五十多岁的他,连滚带爬地来到爆炸现场,抬眼便看见一个戈什哈抱着肃亲王善耆的身体,双目空洞,没有一丝神采。再仔细看时,只见善耆的腹部被炸开了一个大洞,五脏六腑流了一地,早已死得不能再死了。

徐世昌的头皮一麻,知道这事绝对无法善罢甘休,头脑反而清醒了下来,连忙大声喊道:“侍卫呢?死哪儿去了?分两拨!来五六个人,把各位大人赶紧送去医院!其他人荷枪实弹,弹压局面,站内所有人不准随意走动,违者杀无赦!”

听了徐世昌的吩咐,所有人顿时找到了主心骨,分头行动起来。

虽然善耆早已驾鹤西去,但所有人都不敢说他死了,还得赶紧脱下长衫,兜住尸体往医院里送。离善耆最近的载泽也是血肉模糊,一时间出气多进气少,眼看着快不行了。端方、绍英俩人因为避嫌,加上身份差距,坐得有些远,侥幸逃过一劫,只是受了轻伤。

商部右丞绍英,在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被称为“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这回不知是被吓的,还是被炸弹震的,居然昏死了过去。侍卫们抬他的时候,突然醒转,只见他四下挥舞着血淋淋的双手,大声尖叫道:“我的脑袋呢?我的脑袋呢?啊——”

相比之下,湖南巡抚端方养气功夫明显深厚许多,自己勉强起身,说道:“我无大碍,不用管我!赶快把肃王爷、辅国公、绍大人送去医院!”

等把几个重要人物送医,戴鸿慈才从车厢那头晕晕乎乎地走过来,头上还有几缕血迹,想来是摔倒的时候磕了头。徐世昌和端方不管哀鸿遍野的芝麻官、仆役,同时过去查看刺客如何。

吴越腹部被几个迸散的弹片击中,甚至其中一片直接插入心脏,故而死去多时,脸上却兀自挂着喜悦的笑容。至于张榕,因根本没挤上车,加之有杨笃生掩护,在爆炸之初,便趁着混乱逃走了。

事发之后,京师全城戒严,进入紧急状态,一时间风声鹤唳,百官惶恐。慈禧太后更是暴跳如雷,在宫里摔了无数的锅碗瓢盆、杖责了无数的宫女太监,却也无计可施。除了下令限期破获,老太婆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为了防止刺客把炸弹从墙外扔进来,派人连夜加高了颐和园的围墙。如今去颐和园游玩,细心人还可以发现,颐和园北宫门围墙的最上三尺,与下半截有些差异,那就是在吴越刺杀事件后慈禧命令后加的。

事情过去了三四日,孙元起才从报纸上得到吴越殉难的确切消息。不过在新闻中,吴越的名字变成了“吴樾”。这是封建王朝的通用伎俩,凡是造反逆贼是好名字的,一律要加以破坏,通常是加偏旁,其次是改字。我们如今看《清实录》,就可以发现里面有许多奇怪的名字:洪秀泉(洪秀全)、洪大泉(洪大全)、洪拼铮ê槿蚀铮⒘譀h祥(林凤祥)、萧朝溃(萧朝贵)、陈玉城(陈玉成)、李秀城(李秀成)、蓝潮鼎(蓝朝鼎)、张落刑(张洛行)、马化漋(马化隆)……

或许,这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吧!

在报纸上,着重介绍了被吴越炸死的两个最显赫人物:肃亲王善耆,辅国公载泽。孙元起沉湎在吴越殉难后的伤感中,这两人作为吴越的丰硕战果,只是被瞟了几眼,一扫而过。但如果孙元起熟悉这段历史的话,就会对这个战果吃惊非常:因为原先历史里,五大臣在吴越的刺杀中,只有绍英受伤较重,流血不少,也非致命伤,其他人都无大碍!

《论语》中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天、命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用现在科学来解释所谓的“天命”,就是由周围环境、时代背景、个人情绪、学问素养、身体状况等等因素综合所产生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多少类似于“薛定谔猫”,在未出现之间是不确定的,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或者外界有突发情况的扰动,都会导致这个结果出现变数。然而,一旦所有的因素都确定下来的,那么天命就是唯一的了!

如今,孙元起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个突发的外界扰动。然而这只冒昧入局的蝴蝶,并不熟悉中国近代史,否则他在看报纸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如下几个问题:

没有了载泽,这批人不能出洋考察,那么清朝君主立宪会走向何方?

没有了善耆,宣统二年汪精卫密谋刺杀摄政王被捕入狱后,谁来免除汪精卫一死?

没有了善耆,就没有川岛芳子;没有川岛芳子,溥仪就逃不出天津,那么伪满洲国怎么办?

……

善耆、载泽都是八旗里的头面人物。他的死,在清廷内部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辩:究竟还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

本来就担心君主立宪会剥夺旗人特权的反对派,如今连去两个劲敌,更是来势汹汹。在他们看来,祖宗成法不可变!八旗制度不能废!既然汉人敢谋反,咱们就该拿出当年从龙入关的架势,再来一次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看是汉人的骨头硬,还是咱们旗人的刀子硬!

对于这种没脑子的想法,理智派自然嗤之以鼻:现在是什么年代啦?从曾剃头以来,旗人早就骑不得马、扛不起枪了!现在提“满汉一家,君主立宪”,人家革命党都不乐意,你要是再敢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不用打仗,脑袋就得被人割去!

这场争辩最终打到了慈禧老太婆面前。作为执掌这个庞大帝国四十多年的女强人,政治智慧远超侪辈,深谙“敌人所反对的,正是我们要坚持的”的道理。在刺杀事件过去十多天后,便下诏宣布派遣更高规格的政治考察团出洋,不日启程。团员除了原先的端方、徐世昌、戴鸿慈外,又选派了贝子、商部尚书载振,军机大臣铁良等重臣充任。

之后没多久,慈禧又谕令设立了巡警部、考察政治馆、学部等机构,中国二十世纪政治制度的剧烈变革正式拉开了帷幕,走上一条谁也不知道结果的探索路。

一二九、桃李栽来几度春

对于清政府一系列的机构变动,作为旁观者,孙元起很多时候是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

比如设立巡警部,约略类似于今天的公安部。经世大学偏处城外,虽然校门外有百十来户人家,可油水太少,估计一时半会儿巡警部也不会在这里设置分支机构。学校附近多是校工,校园里面师生素质更不用说,还有保安日常巡逻,事实上也用不着巡警。

至于考察政治馆,和孙元起、经世大学八竿子都打不着,懒得去理会。

惟有学部的设置,让孙元起颇为关注。

所谓的学部,约等于是现今的教育部。在戊戌变法之前,中国的教育管理和考试选拔,主要由礼部负责。对应到地方上,省里是学政,府里是教授、训导,州里学正、训导,县里教谕、训导,都是专门的官员负责。

维新变法时,有项主张便是“废科举,兴学堂”,期间除了在京城兴办京师大学堂外,地方上中小学堂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学堂是个新事物,需要政府监管,在那个万事毕举的时候,无暇仔细考量,便随意设立了“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一职,兼管全国学务事宜。这首任管学大臣,便是叔祖父孙家鼐老大人。

庚子国变后,慈禧老太婆从西安回銮,痛定思痛,开始推行新政。新政之一,便是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11月设立学务处,统辖全国学务。至于京师大学堂,则另设总监督,隶属于学务处。第一任学务大臣有三位,不过这三人孙元起都认识:除了孙家鼐老大人外,还有张百熙、荣庆。张百熙找自己帮过忙,荣庆则是现在的顶头上司。

这时候,全国的教育是被劈成两块:传统教育和科举考试归礼部,新式教育归学务处。到了今年九月份,袁世凯等人上奏,请求废除科举,推广学堂。慈禧老太婆眼看科举考试如明日黄花,再也不能适应当今的国内外发展形势,便顺水推船,允了这封折子。这样一来,礼部便几乎没有管辖教育的权利了,只剩下学务处一家独大。

有鉴于此,老太婆再次下令:以后各省学政专门管理学堂事务,而学政绩效归学务大臣考核,毋庸再隶属于礼部。至此,礼部彻底从教育口退出,学务处已经成为实际上的教育部,只欠一个明确的说法。

在五大臣遇刺的十多天后,山西学政宝熙上了封奏折,认为以学务处统辖全国各省学务,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请求该学务处为学部。慈禧老奶奶把这个折子转给了政务处、学务大臣,让他们先行商议,拿出个意见来。

在孙元起看来,这是水到渠成,换块牌子的事儿,哪还用政务处、学务大臣来会商?直接写个“准”字不就得了!只是以后管自己的婆婆,除了外务部,又增加了学部。而且不知道学部尚书会不会新官上任三把火,故意来找自己的麻烦。

在孙元起从《申报》上看到这则消息的第二天,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敲响了校长室的房门。

孙元起见是夏瑞芳,连忙起身迎接:“粹芳兄,好久不见,你几时到的北京?来之前应该说一声,小弟也好去车站恭迎啊!”

上次见夏瑞芳,还是取道上海赴美国的时候,转眼已经一年有半,确实是“好久不见”。虽然没有见面,不过因为书稿复印和稿酬结算的事情,两人书信来往却是非常频繁。这些年来,经世大学在商务印书馆至少出版三四百种图书,光孙元起一人,几乎就有近二百种之多!

寒暄已毕,夏瑞芳才正色说道:“百熙,愚兄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这是哪里的话?你我二人,何分彼此?敬请道来!”

“不知你看过最近山西学政宝熙宝大人上奏的折子没有?”

孙元起一愣神:“昨天刚在《申报》上看到,不是说设立学部的事儿么?怎么了?”

夏瑞芳从袖子里掏出几页纸,递给孙元起:“这是宝大人奏折的全文,请你过目。”

孙元起连忙接过,仔细阅读。这时候才知道宝熙奏折的全名是《奏为科举停后专办学堂,拟请设立学堂,并申明定章,择举切要办法三条,以一学制,而期成效,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奏请设立学部,为了达到效果,我想到三个重要办法。哪三个重要办法呢?

首先,学校老师应该是公务员编。在宝大人看来,如今各省学堂里面的老师都是聘任制的,跟学生一言不合,就想辞职走人,容易导致学生课业中断。如果变成公务员编,想来老师不会轻易辞职。

这么说来,宝大人思考问题还挺有现实意义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中小学老师是事业编时,流动不是很频繁;一旦变成聘任制,那是更换千军如走马!尤其是大学里面有名气的教授,跳来跳去,似乎就是奔着各个学校的安家费去的,一旦钱到手,立马准备跳到下一家,浑不管学生死活!

其次,统一教科书。在原先给张百熙帮忙编学校章程的时候,孙元起明确写道:“现在政府没有能力统一编写规范的教科书,所以应该允许各个学堂自己编写教材,如果没有违碍,就应该可以印刷使用。私人编纂的教材,只要学堂认可,符合教科书的规范,也可以采用。”这样,就为经世大学的教科书合理化,找到了法律依据。张百熙见了,也没有修改。

宝大人在奏折里认为,有必要统一教科书。现在既然国家没有能力编写,就应该搜集全国范围内较为通用的教科书,由编译处统一审定,按照科目选择其中最优秀的,作为目前全国各个学堂的学习课本。等学部成立以后,储备足够的人才,再统一编写。

第三点,则是统一学生的服装,类似于推广制式校服。这就没啥可讲的了。

读罢之后,孙元起心中了然:这第一点、第三点,就凭清朝现今的国力,基本上没有实行的可能;而且夏瑞芳也不可能为了这个,就千里迢迢从上海过来找自己。关键是第二点,清政府既想做,又能做,还对经世大学和商务印书馆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对商务印书馆的伤害,那是显而易见的。经世大学编译的教科书,已经占据商务印书馆销售额的九成以上。一旦学部确定别人家的课本作为全国学堂统一用书,商务印书馆绝对会丢掉半条命,不死也得残废!

对于经世大学来说,商务印书馆的稿酬也是一块不小的经济来源,弃之可惜。再者,学部真要推荐一批不三不四的教材,再隔三差四来检查,你说,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

孙元起放下那几页纸,说道:“粹芳兄,你担心的应该是统一教科书的问题吧?”

夏瑞芳点点头:“没错!百熙老弟你编印的教科书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内容详实、知识齐备,自从光绪二十四年冬由敝馆推出以来,七年之间,风靡大江南北。东起江浙、西到川贵,北至直隶、南至两广,凡是新式学堂,用我们讲义的十居八九!宝大人在折子里也承认,我们编印的各种讲义‘宗旨不诡,繁简合宜,颇足以资采用’。

“虽然无论在内容编写上,还是在印刷质量上,我们都超出一筹,但我们却有一个极大的弊端:我们商务印书馆是私人出版机构。相比之下,其他几家的讲义,不是直隶学校司编写的,就是湖北官立学堂所印制。如果由编译处或学部来审定的话,我怕其中会有猫腻儿!”

孙元起点点头:“不得不防啊!”

夏瑞芳道:“我们能接受的结果是,要么朝廷不审定,维持现状;要么审定时,让经世大学的先生们参与其中,保证公平!”

孙元起的意思也是这样。不过夏瑞芳此次前来,肯定不会只是让自己知道这件事,恐怕还想让自己去达成这个结果吧?要知道叔祖父孙家鼐老大人现在还是学务大臣,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这件事对自己有利,对全国大部分学子也是利大于弊,故而孙元起非常乐意促成这件事情。次日一大早,孙元起便进城拜谒老大人。

自从年初以来,老大人便经常觉得体内不太平和,时常请假修养,动辄数月。毕竟已经年近八十高龄,老大人也想致仕回家安度晚年,一来慈禧还需要状元和帝师装点门面,二来寿州孙氏这个大家族还需要人立在朝中,所以他只有苦苦支撑。

如今已经是十月中旬,北京秋高气爽,老大人的身体也大有起色。走进院子的时候,他老人家正躺在藤椅上,享受着秋日的暖阳。

磕头请安后,孙元起没有遮掩,和盘托出自己的来意,希望老大人能点头答应:要么朝廷不审定,要么审查时公正。

老大人眯缝着眼睛,好像要在和煦的阳光里睡去,然而他并没有睡,半天才说道:“这件事,你不要搀和进去。”

一三〇、知传家学与青箱

孙元起有些不解:统一教材,说小了,关于自己和经世大学的名誉;往大了说,甚至关系中国现阶段的教育水平。为什么自己不能搀和进去呢?

老大人似乎看出孙元起的疑惑,缓缓说道:“以前,老夫的身体还硬朗,你又一心治学,有些事情老夫便越俎代庖,帮你拿了主意。如今老夫已经是风烛残年,大去之期不远矣!官场上的一些事,就得你自己处理了,靠不得别人。不仅要照顾好你自己,还要照顾好学校,如果再有余力,照顾一下老夫的亲戚,那就感激不尽啦!

“老夫也知道,你对中国官场的蝇营狗苟,甚是厌烦。尽管你万般不愿意,可既然是在大清,就免不了要和官员打交道。况且,你如今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儿,更要懂得官场上的一些规矩和技巧。自从咸丰九年(1859)中进士以来,老夫已经在宦海中扑腾了将近五十年,虽然没有什么功绩,但对于做官还是小有心得,今天便说与你听听。

“在我大清做官,是最容易的事儿,也是最繁难的事儿。说容易,穿上官服、戴上乌纱之后,只要哄好上官,便万事大吉。说繁难,想那李文忠公的格言便是‘拼命做官’,身故之后依然谤言满天下,何况其他人?不过百熙你并无雄心壮志,只不过是想借这官身去办成一些事罢了,所以最是简单。只要你懂得八个字就可以了。”

见老大人准备传授青箱秘学,孙元起连忙打起精神,摆出恭聆教诲的样子,就差没像朝鲜的干部一样手里拿着纸笔,随时准备记录伟大太阳的光辉语录。

老大人也在椅子上坐起身,伸出枯瘦的手指:“记住这八个字:审时度势,察言观色。对事要审时度势,对人则察言观色。”

孙元起听罢有些泄气:还以为什么家传绝学呢,原来是大路货!

老大人似乎没有看见孙元起的失望之色,接着说道:“就拿宝熙这封折子来说,他首先看到现在废除科举之后,礼部无所管辖,而学务处管辖全国学政,又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设立学部势在必行。这便是‘度势’。有这个势,却还要等待时机。太早上奏这封折子,成与不成两说,好比在伤口上撒盐,至少先得罪了礼部;老佛爷看他在宣布废除科举之后,立马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心中肯定也无好感。要知道,在我大清做官,上峰的喜怒基本觉得你的仕途升迁!如果太迟上折子,要么被别人抢了先,成为人云亦云的应声虫;要么朝廷早有此议,廷臣以寻常视之,这折子就等于是废纸一张。宝熙选的时机极好,五大臣遇刺之后,皇上、皇太后励志革新,学部的设立是大势所趋,这封折子正中下怀。所以便转到政务处、学务处商议。”

说了这一大段话,老大人有些疲倦,又躺回椅子上,这才说道:“百熙你是聪明人,你且依照‘时’‘势’分析一下,看看这折子交到政务处之后,会如何办理?”

见老大人考校自己,孙元起在心里思忖片刻,才掰着指头说道:“首先,如您刚才所言,这设立学部是必须的,政务处不会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定然会设立学部。其次,宝大人奏折里面是想把礼部、国子监两个衙门裁撤掉,大部分到太常寺、鸿胪寺,另一小部分到学部。这里面就牵扯到众多人的利益纠葛,在设立学部之前,必须先考虑好是否要裁撤礼部、如果裁撤又如何调配人员等问题。可人员调配分流,素来就是最麻烦的事儿,所以短时间内学部不会设立。而学务处之前并没有多少人员,即便礼部分来部分人,磨合也需要一段时间。”

看孙元起说完了,老大人赞许地点点头:“说得大致不错。不过,还有三点需要注意:一,六部对应着《周礼》,关系国体,不容轻废。而礼部自北周始设,历代相沿,以至于今,不可能现在裁撤的。二,政务处处理事务也分轻重缓急,如外务、军事、救灾、拨饷等肯定要优先办理,照设立学部这种并不紧迫又关系重大的事情,一定会使出水磨工夫,拖上个几个月再说。三,学部设立以后机构究竟如何设置、由何人出任,可是大学问。要知道凭空多出这么多官职,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定然旷日持久。所以,未来半年间,学部不可能正式开衙办事!”

姜是老的辣!孙元起觉得有些汗颜,旋即想到:“单这设立学部就要半年多时间,到那时候,宝大人的奏折肯定已被忘到九霄云外。再说,宝大人奏折上的三条建议,其中改教员为职官、统一学生服装两条都需要大力气、大投入来做,朝廷定然是不肯的;至于统一教科书,则属于吃力不讨好,学部也不会主动揽这麻烦事儿。所以说,这统一教科书的想法只能是胎死腹中,我也不用搀和到里面去!”

老大人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教科书的问题,学部在未来一两年间自然不会着手去做。不过,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朝廷绝不会放任教科书五花八门、鱼龙混杂的。而以后要统一,第一步依然是宝熙所提的先行审定各种教科书!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你们现在着手准备,到时候便可以从容应对。”

孙元起这时已经有了主意,回去之后双管齐下:

首先,收集现有的各种教材讲义,借以进一步完善经世大学编纂的教科书体系。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争取在学部审定教科书之前,造成一个既定事实:尽管经世大学的教科书不是官方审定授权的,但在全国已经处于主流地位。官方只要不逆潮流而动,只能默认现实。

其次,商务印书馆争取和某省官书局合作,成立合资企业,使之具有官方背景,然后以官方名义出版全套丛书。这样,以后在学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学部里面就会有自己的代言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老大人见孙元起已经有了对策,这才提醒道:“其实,此次成立学部,对于你经世大学影响最大的,并非是教科书审定,而是学部的机构设置和章程起草。假如有人故意刁难,在里面做些手脚,纵然你说学校是洋人所办,恐怕依然寸步难行。”

听了这番话,孙元起脸色凝重起来:这好比是后世的标准化组织,你的产品再好、体系再完整,只要在组织内没有话语权、和组织的规章制度有冲突,不须手段,三下五除二就能把你打落凡尘!

“原先,学务处有三个管学大臣:张埜秋,荣华卿,再加上老夫。如今张埜秋已调任户部尚书,老夫也垂垂老矣,以后成立学部,尚书定然是荣华卿。”老大人口中的荣华卿,就是现在孙元起的顶头上司荣庆,“荣华卿旧学出身,对于新学知之甚少,等他执掌学部,必然要倚借他人之力来设置机构和起草章程。前年奏准的各级学堂章程,便主要是你拟写的。只要你和荣华卿多多沟通,他肯定还会借重于你。到那时候,学部究竟应该如何,还不是看你和荣华卿两人所言?”

虽然孙元起对那荣庆不感冒,不过形势比人强,少不得多上门拜访几次,送些稀奇的礼物。在1905年12月6日,根据政务处大臣与管学大臣商量结果,老佛爷批准设立学部。以荣庆为尚书,熙瑛为左侍郎,而刚出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不久的孙元起为“署右侍郎”,也就是临时代理的意思。

经过调整,学部排在吏部之后、礼部之前,成为显赫一时的衙门。学部开设之初,几乎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孙元起、罗振玉、张元济、严复等经世大学老师起草的,体现了浓重的现代大学气息,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三一、吹绿东风又一年

侍郎,是唐代以后中央六部的副长官。到了明朝,六部在北京有一套衙门,在南京还有一套班子。这样一来,每个部就有两个尚书;就这还嫌不过瘾,觉得无法满足天下读书人的野望,又把侍郎一劈为二,分成左侍郎和右侍郎。

到了清朝,倒是只有一个机构,不过和却要满汉分班,有一个汉尚书,一定就要有一个满尚书;有两个汉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侍郎。和大明相比,人员丝毫没有减少,差不多是换汤不换药。

如今是清末,类似于商部、巡警部、学部这些刚成立的衙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人手,事务又相对单一,部里就只有一位尚书、两个侍郎。按照惯例,满人是左侍郎,汉人是右侍郎。即便以后有替换,也必须要保证这三人中有一位是满人。

侍郎是从二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党组成员、常务副部长,与从一品的尚书同为部中长官。孙元起原先不过是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任职才半年,自然不好直接转任从二品,于是在前面加了“署理”二字。所谓署理,就是官员出缺或离任时,暂时由其他官员代理该职务。

尽管清代“署理”,半数左右在新官到任之后,会退回原职或改任他职。不过就目前来看,凭着编写过《学校学制初拟》、《钦定学堂章程》的业绩,大清还没有谁敢自夸比孙元起更熟悉新式学堂的业务。故而在学部里,大家普遍认为孙元起在未来的一两年间必然转正,脱了“署理”的帽子。

二三十岁出任尚书、侍郎要职,如果是满清宗室成员,大家自然不会觉得惊讶。比如前文提到的载振,和孙元起一样年龄,都算是光绪二年(1876)出生,人家在二十九年(1903)就出任了商部尚书。但如果是汉人,尤其在和平年间的京城,不到三十岁就成为侍郎的就少之又少了。加上左侍郎熙瑛一直病歪歪的,没准哪天就追随先帝去了,部里的人对孙元起无一不是恭敬有加。

孙元起对于署理学部右侍郎,并不是很在意,只觉得这个职务对自己推广现代教育体制比较有用,便没有推辞。到任之后,迅速把学部的内容分成三块:

与教育关系不大的,比如办公、人事、案牍、机要、财务、校舍等管理部门,直接甩给部中原有的官员。那些官员看把这些油水大、猫腻多的科目都交给自己来帮,都是喜不自禁,对孙元起更是吹捧有加。

与教育关系甚大的,比如把全国的教育分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四大类,交到张元济、罗振玉、王国维等手中,让他们和学校的老师学生一块儿参与撰写机构设置方案和管理规章。

与教育关系最大的,比如教材审定、课程设计、游学事务、科技奖励等,孙元起决定亲力亲为。在学部包括荣庆、熙瑛在内的其他官员看来,这些工作头绪纷繁、枯燥无味、没有油水、劳而无功,自己是绝不愿意去做的。如今孙元起抢着去做,大家少不得又多称赞孙大人几句“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话。

把论文《超导体与超导电性》修改好,送去付印之后,孙元起带领着经世大学教育系的几个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伟大的工程去。在繁忙的工作中,匆匆地度过了1905年的最后时光。

尽管孙元起丝毫没有留意,尽管卢瑟福、普朗克、马丁等著名教授向瑞典皇家科学院提名孙元起,但在1905年12月10日这一天,瑞典人还是按照历史的进程,颁出了第5届诺贝尔奖。在这颁出的五个奖项中,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的获奖者居然都是德国人!

直到春节前的某一天,孙元起接到卢瑟福的来信,才想起去年年底还有这码子事儿。在信中,卢瑟福客观地叙述了他对三项科学奖得主的看法:

“德国医生和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因为“对细菌学的发展”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我对这个领域并不是很了解,无法做出恰当的评价,不过我的同事向我大致描述了他的重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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