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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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性改造的问题。在改造国民性之前，我们要弄通三个问题：首先，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其次，我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最后，它的病根何在？只有明白这三个问题，我们才能予以匡扶和补救！”

周树人的同学兼好友许寿裳在一旁接话：“我觉得，无论如何匡扶补救，其落脚点终归在教育一途。如果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教育和清政府的官办教育相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清政府的教育是尊古的、停滞的。即便现在大江南北推广孙百熙所编写的教材，内容和思想都是顶新的，奈何老师还是旧人，只知道尊经尊孔，便把好好的正经也给念歪了！所以，我们要想救亡图存，必须以翻江倒海之气魄，投身到教育事业中，用全新的思想，从内部对该种官办教育给予彻底破坏，代之以一种全新的教育，使儿童从幼时起就接触现实社会，使其能自出能力、自辟新境，具有自主自治、独立人格的精神。国民性自然幡然一新，毋庸零敲碎补地改造！”

“这主意不错！”同是绍兴籍留日学生的陶成章点点头，“儿童便有如洁白的生蚕丝，染于墨则黑，染于靛则蓝。如果从幼儿时候教育起，相信国民面貌必然大为改观！只是我等二三十人投身教育，便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子？我们不如以公开信的形式，直接致信故乡人民，鼓吹年少之士亟宜游学，呼吁有志之士到日本寻求、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回国之后共同投身教育，进而改变国民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

“对！”“好！”周树人、许寿裳、经亨颐等人纷纷表示赞同。

“就像豫才刚刚说的，行胜于言，我们现在就要行动起来，拟好公函。这公函，不能单单是口号、议论，还要详细介绍留学方法，包括可读的学校、宜学专业、所需费用、赴日旅程，让读者可以一目了然！”经亨颐补充说道。

一群年轻人顿时忙碌起来，很快取来笔墨纸砚，围着陶成章、经亨颐，开始撰写《致绍兴同乡公函》。你一言我一语，经常为某个字的当与不当，而辩论上半天。

在大家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许寿裳和周树人在人群外聊天：“豫才，你的《斯巴达之魂》，翻译好了么？”

“哦，快了，总要再改改方好！”周树人答道。

“我们浙江留日的学生，办了本刊物，名叫《浙江潮》，我看你可以发表在那上面的。”许寿裳建议说。

“哦，到时候再说罢，或许别人看不上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手中的纸烟。

许寿裳不放弃：“豫才，我看过你的文字，知道你的笔是极有灵性的。就像你写给我的那首《自题小像》的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我觉得那是极好的。你可以时常写写文章，向文学一途发展，也可以借此来警醒国民，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周树人缓慢而又坚定地摇了摇头，吸完最后一口烟，才说道：“我的志向是学医。年少时，父亲得了病，虽然开方的都是名医，诊金很高，但病却日重一日，终至不起。看着父亲的不治而死，给我留下长久而苦痛的记忆。后来到南京读书，接触到西方医学知识，总想起以前父亲吃药的药引子：同巢的蟋蟀，结了子的平地木，打破的旧鼓皮，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觉得，中医不过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此次来日本游学，从历史书上得知，日本的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引进。所以，我准备学好医学，回国医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同时也借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变法的信仰。文学，还是算了罢！”

许寿裳见好友的志向已决，也不再多劝。

周树人还是选择学医，估计还是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估计还是会看到杀头的幻灯片。历史在这一刻，展示了强大的惯性，并没有因为某只蝴蝶的出现，导致剧烈变革风暴的发生。

刚从风波中脱出身的孙元起，自然不会知道大海那边周树人的决定，也不知道在刚刚过去的1902年12月中，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这一天，被北京师范大学认定为建校之日。当然，他更不知道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亲自参加了本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自此以后，这项活动作为瑞典皇室的每年保留项目，直至现在。只有到很久以后，才从报章里面知道，荷兰科学家洛伦兹（HendrikAntoonLorentz，1853－1928）因创立电子理论、荷兰科学家塞曼（PieterZeeman，1865－1943）因发现磁力对光的塞曼效应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美国科学家罗斯（ChristianMatthiasTheodorMommsen，1817－1903）因发现疟原虫通过疟蚊传入人体的途径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化学奖则颁给了合成嘌呤及其衍生物多肽的德国科学家费雪（HermannEmilFischer1852－1919）。

风波结束之后，得到教训的孙元起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校管理中。而眼下最迫切的事情，自然是《私立经世大学学报》的编纂。

编纂过程中，师生的认真和热情出乎孙元起的意料。比如孙诒让先生，他的《契文举例》已经来回改了三遍，犹自不放心，经常为了某个小证据，一个人钻进如山的甲骨堆里翻检。卢弼的《三国志地理今释》，原本有两万字，经过查检老师杨守敬的藏书，去除前人已经说过的内容，删去枝枝叶叶，最后只剩下八九千字，几乎是字字是珠玑、字字有来历。

清末民初的学者，多是本着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的信念，用心来结赚每一篇论文。对于论文的要求，就是朴实简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发前人之未能发，言他人所不能言。如果引用他人成果或者采用旧说，必然注明。卢弼的文章中，就数处标明“杨师说如此”“熊君会贞所言”。后世那种灌水、剽窃的文章，是极少出现的。

在寒冷的冬天里，一盆炭火、一杯热茶就是无上的享受。而温暖如春的房屋，在众人的眼里，更是神仙府邸一般。所以刚通了暖气的成蹊馆，在这个冬天，成为人气值最高的地方。一向在半山居很少出来走动的杨守敬，这时候也频频出现在办公室中。大家就围坐在教室里，就编纂的每一个细节仔细磋商。

一九零三年的西历新年后不久，学校放寒假，部分学生回家了。还有一半的学生，或许是回去一次辗转不易，或是住在京城附近却眷恋学校的暖气，留在学校不肯离去。这学报校勘的活儿，正好拜托他们。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私立经世大学学报》第一期的样稿，终于在兔年的元宵节后问世。

这本杂志，真可谓是琳琅满目、遍地珠玉，除孙诒让《契文举例》（上篇）、卢弼《三国志地理今释》之外，还有杨守敬《壬癸金石跋》、罗振玉《南宗衣钵跋尾》、廖平《王制集说凡例》、皮锡瑞《鲁礼禘祫义疏证》、严复《亚当·斯密平议》、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等，无一不是赫赫名家，无一不是辉煌大作！

杨守敬在看完样稿后，赞赏不置，欣然命笔题词道：

“诸同仁之文，各出新见，陈言务去，令人耳目一新。读者见之，岂不喟叹‘新创之见，学风之变，尽在兹矣’乎！”

六十四、我劝天公重抖擞

鉴于五月份左右又要到美国去，孙元起在编写完文科学报之后，立即着手编写理科学报。

如果说孙元起在第一期文科的《私立经世大学学报》编纂中，只是起到帮闲跑龙套作用的话，那么在第二期理工类的学报出版过程里，绝对是一等一的主力。从策划、选题、约稿，到审稿、修改、定稿，再到编目、清样、排版，无不事必躬亲。

就说策划选题，除了邀请爱因斯坦为学报撰稿外，还鼓动学校各系学生就学习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写成论文，比如物理系学生集体撰写的《略论水流速度与热力衰减之关系》，就是成蹊馆暖气架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保持各房间温度在一个稳定舒适的范围，热水的速度必须合适，否则浪费资源，还冷热不均，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同学们通过模拟实验和实际使用的情况，给出了水流速度与热力衰减之间的关系曲线，与实际测量拟合得很好。这就为以后整个校园暖气管道的铺设，奠定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

再比如化学系的《关于自来水有害物质分析方法之刍议》、电子系的《水力发电之直流交流利弊论》，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相对于物理、化学、电子等三个系的集团作战，数学系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张纯《中国古算之西式表述》、周达《关于几道微积分题目之新解法》、胡敦复《平直积分微分方程论》，都是根据自己兴趣写的，各有所长。

如果说学生们的论文还显得有些稚嫩的话，那么IPRT的两篇文章，足以奠定《私立经世大学学报》在中国、乃至东亚的领先地位：一篇是爱因斯坦、米列娃共同署名的《对相对论局限性之思考》，文中深入探究引力的本质，并注意到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之间的关系，从某种角度说，已经推开广义相对论的一扇窗户。还有一篇，就是孙元起蓄谋已久的文章：《一种回旋粒子加速器的构想》。

说到粒子加速器，普通人还有些陌生，但在实际生活中，它却是非常普及的。比如大屁股的电视机和电脑显示屏（即CRT显示器）、X光设施，都是小型的粒子加速器。

粒子加速器在二十世纪以来的科学研究中，更是不可或缺：它发现了绝大部分新的超铀元素，合成了上千种新的人工放射性核素，并凭借它，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原子核的基本结构及其变化规律，促使原子核物理学迅速发展成熟；高能粒子加速器的发展，又使人们发现包括重子、介子、轻子和各种共振态粒子在内的数百种粒子，建立了粒子物理学。在工学、农学、医学各领域中，加速器被用于同位素生产、肿瘤诊断与治疗、射线消毒、无损探伤、高分子辐照聚合、材料辐照改性、离子注入、离子束微量分析以及空间辐射模拟、核爆炸模拟等方面。尤其是近20多年来，加速器的应用已远远超出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领域，在诸如材料科学、表面物理、分子生物学、光化学等其它科技领域也得到广泛而重要的应用。

事实上，孙元起在1900年公布所谓的“炼金术”，即用天然放射性元素放射出来的α射线轰击氮原子首次实现元素的人工转变以来，物理学家就认识到，要想进一步认识原子核结构及变化规律，必须用高速粒子来轰击原子核。然而天然放射性提供的粒子能量有限，只有几兆电子伏特；天然的宇宙射线中粒子的能量虽然很高，但是粒子流极为微弱，比如能量为10的14次方电子伏特的粒子，平均每小时在一平米的面积上只降临一个，而且无法支配宇宙射线中粒子的种类、数量和能量，很难用于开展研究工作。因此为了实现有预期目标的实验研究，研制和建造粒子加速器就变得非常重要。

科学家最初的设想，是利用直线加速器加速带电粒子，粒子沿着一条近于直线的轨道运动，并被逐级加速的。可是，当需要很高的能量时，加速器的直线距离会很长。用什么办法来大幅度地减小加速器的尺寸呢？在1930年，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欧内斯特·劳伦斯在直线加速器谐振加速工作原理的启发下，提出了研制回旋加速器的建议。就是在回旋加速器里增加两个半圆形磁场，使带电粒子不再沿着直线运动，而沿着近似于平面螺旋线的轨道运动，这种改造使得加速器的电场不至于太长而导致电场能损失，也可以逐级谐振加速到很高的能量，而且加速器的尺寸也大大地缩减。凭借此项发明，劳伦斯获得了第39届诺贝尔物理学奖。

孙元起在《一种回旋粒子加速器的构想》文中，就是提出这个极富设想的设计发明。

除此之外，孙元起还承担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给这本理科学报写篇卷首语。在某种意义上讲，孙元起把这篇文字看得比学报中的任何一篇论文都重要。因为它既是学报未来一段时间的办刊宗旨，也是读者对于学报的最直接印象。是宣传鼓动，大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还是介绍眼下世界上最新的科学进展，让读者与科学界同呼吸共命运？

犹豫再三，孙元起决定写出自己最想做、一直在做、而又很难独立完成的愿望。

于是，读者在别别扭扭地打开理科版《私立经世大学学报》的时候，会看到这样的题目：《中国自然科学研究的方向——与我国有志科技救国者商榷》。在篇中，孙元起用正统读书人非常鄙薄的白话文，郑重地写道：

道光、咸丰以来，中国自然科学的全面落后，是显而易见的。随着西历进入了新世纪，这种差距不仅没有因为洋务运动的蓬勃发展而缩小、消失，而且越来越大。差距的愈拉愈大，关系的是国家兴亡、民族盛衰，读书求学者无不应该时刻铭记在心。

有位学者说过，所有伟大的理论和思想，都是猜想出来的。根据已有的理论进行推理和论证，只能得出一些现有理论框架内的结论观点而已。我国中小学堂的学生，一般都是聪明过人，而且很少受到现有理论知识的束缚，加上他们年龄比欧美诸国学生大，比较成熟，没准儿真的能想出一些伟大的东西。然而这些伟大的东西，一时半会儿不能给国家民族带来效益，除了增加荣誉，与国家兴亡、民族盛衰关系不大。所以，我们应该更注重实用性的科学研究。

当然，仅凭中国现有为数不多的自然科学研究者，想在自然科学领域全面开花、全面赶超，无疑是痴人说梦。可取的方法是，在一个或几个窄小的点上进行精深的研究，进而突破，通过以点带面，拉动自然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实现全面发展。

本人虽然不才，但在西方游学多年，略有见闻。今日在此，不揣简陋，提出中国自然科学研究亟需关注的三个方向，与我国有志科技救国者商榷。如有可取，还望大家共同为此努力！

首先是与农业增产增收有关的科学研究。中国自古为农业大国，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也是世界上最多的，然而四万万国民每日辛苦劳作，却仍然挣扎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境地。有志之士无不痛心！学以致用，故而与农业增产增收有关的科学研究，是科学家关心的第一要务。在这里提醒诸君，请不要以为种地之术，国人已有数千年经验，就轻易视之。要知道，单单是作物想获得大丰收，就要涉及到生态学、水利工程、遗传育种、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病虫害防治、农业机械、农药学、土壤学、植物营养学等诸多学科，足以使无数学者一生为之殚精竭虑。何况此外还有畜牧、养殖、捕捞、制茶、果树等门类？

二是与工业体系建立有关的科学研究。自洋务运动在大江南北展开以后，我国的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得以建立，在煤矿开采、钢铁冶炼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从整体来看，还显得非常薄弱，尤其在地质学、矿产勘探、采矿工程、安全技术、金属冶金、材料加工、机械制造等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各国。一个完整而健康的工业体系，必须由坚固而丰富的科学知识予以支撑，以积极的研究探索作为导向，才能保证持续发展下去。只顾着从外国引进、移植，只能算是鹦鹉学舌，终究不能独立。

三是与军事战争有关的科学研究。农业增产增收、工业体系建立，若无足够的武力予以保障，纵然获得大成就，也不过是俎上鱼肉，任人宰割罢了。所以与军事战争有关的科学研究，历来是各国科学家研究的重点。研究先进高效的枪械、武器装备，更是重中之重。在中国工业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研究军工产品，类似缘木求鱼。不过，我们可以另辟蹊径，研究一种或数种具有战略威慑意义的超级武器。这种超级武器，具有普通武器所没有的强大杀伤力，比如，使用一次可以消灭成千上万名敌人，使之闻风丧胆，不敢来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经世大学，作为是一所以经世致用、强国利民为宗旨，以培养学术科研人才及其他学堂教学师资、企事业技术力量为中心的综合性大学，有志于在此三方面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希望广大读者，与我们互相切磋，共同进步，进而达到祖国形势、人民富强的目的。

后世很多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学者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这位杰出的物理学大师的研究兴趣发生重大转变，开始从理论研究转为实用技术。自此，中国物理学的发展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孙元起此时心里并没有多想，只是迫切地想把自己的愿望告诉祖国未来的科学家，希望他们能和自己一起，改变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写完之后，孙元起犹自觉得不满意，正待要再改，老郑踉踉跄跄地跑进屋里，连门都忘了敲，扯直嗓子喊道：“老爷，出大事啦！！”

六十五、四厢花影怒于潮

孙元起顿时一惊，钢笔戳破稿纸，在纸上洇出一团大大的墨迹。急忙站起身，问道：“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老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才嘶声说道：“学生们在操场上集合，说是要到城里闹事呢！”

到城里闹事？学潮？孙元起浑身一激灵：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在建校之初，为了避开这档子事儿，就不惜跑到荒山野岭里来。千算万算，结果还是躲不过！

眼下却不是懊悔的时候，孙元起立马命令道：“老郑，你去把保安们全部找来，拦住校门，别让学生们出去！我现在就到操场上看看！”

说话间，冲出成蹊馆。刚出门，就听见操场上此起彼伏的呐喊声：“驱除俄寇，还我东三省！”“还我河山，保我家园！”

紧跑几步，来到操场上，只见数十名学生穿着一致的军训服装，手里挥舞着纸旗，随着前面带队的几个人，呼喊着口号。不时有学生从教室里跑出来，加入他们的队伍中去。

仔细辨认时，前面的那几人却不认识，尤其是其中两人，年龄已经是三四十许，想来不是自己的学生。正疑惑间，张元济带着喘息的声音出现在耳畔：“那两个年长的，一个叫吴敬恒，一个叫孙揆均。后面那个年轻的小伙子，是胡汉民。他们原先都是在日本游学的，去年七月份，他们与公使蔡钧发生冲突，回到国内。后来辗转来到学校旁听。虽然他们年龄大了，但因为都是江浙人，我就没有拒绝。谁知道，他们竟然闹出这等事儿来。唉，失策失策！”

原来当时东京有个专为中国学生设立的成城学校，系士官学校的预备班。日本政府规定，外国人入士官学校须由其本国公使保送，唯独成城学校无须保送。可中国公使蔡钧认为此预备班带有军事教育性质，故请求日政府凡入成城学校者应由他保送。1902年7月，吴敬恒、孙揆均、蔡锷等二十六人同往使馆，面请蔡钧保送九名同学入成城学校。蔡钧以自费留学生不得学军事为由，拒绝保送。学生不肯善罢甘休，在使馆大声抗议喧哗、讽刺挖苦。其余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也广为声援，相持达一星期之久。蔡钧恼羞成怒，认为学生们“纯是目无纲纪，无理取闹”，让人把带头的吴敬恒、孙揆均逮送到东京警视厅关押一夜。最后，东京警视厅以妨碍治安罪，将吴、孙二人驱除出境。史称“吴孙事件”。

开门揖盗啊！孙元起心中暗自解嘲道：如果我现在阻拦学生，是不是也会被后世认为是“包衣奴”，或者“政府鹰犬”、“朝廷走狗”呢？唉，为了学校，只好做一回罗家伦、杨荫榆喽！

事已至此，还是应该先解决问题吧！孙元起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队伍的前头，拦住学生：“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如你所见！”吴敬恒慷慨激扬地说道，“俄寇先是屠杀我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华人，再强占东三省，如今又不肯撤军，难道这些，还不值得我们抗议么？”

吴敬恒本来年纪就比孙元起大十一岁，再加上满脸胡须，如此理直气壮地答话，看上去倒如长辈训斥晚辈一般。

孙元起在民族大义面前，不觉气馁。

吴敬恒所提及的事儿，还得从咸丰那个死鬼说起。

海兰泡在黑龙江的对面，与黑河夹岸相对。两者原本是一个城镇，黑龙江从城中穿流而过，原本皆归中国所有。咸丰八年（1858），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瑷珲条约》，把它割让给了沙俄，并被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是阿穆尔州的首府。然而在三万多居民中，半数以上为华人。

到了1900年，沙俄看见清政府摇摇欲坠，希望能乘机分一杯羹，苦无良机。7月15日，俄国轮船侵入中国瑷珲江面，中国瑷珲驻军派船前往阻拦，双方交火，互有轻微死伤。沙俄政府遂以此为借口，挑起事端，先对海兰泡中国居民进行大屠杀。作为当时在南岸的目击者，瑷珲副都统衙门笔帖式杨继功记载道：

“二十一日（7月17日）午前十一钟时，邀望彼岸，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有随浪力过江者八十余名，赤身露体，昏迷不能作语。”

此种暴行持续三四日，中国居民死难者达五千多人。与此同时，沙俄军队又在中国领土江东六十四屯大肆烧杀抢掠，并且非法宣称该地区归俄国管辖。

嗣后，俄国以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为名，单独大举入侵我东北地区，其目的是独吞我东北三省。而此时，清皇室被八国联军追得风声鹤唳，自顾不暇，哪有功夫去管龙兴之地的安危？于是，哈尔滨、瑷珲、海城、齐齐哈尔、盛京、锦州相继沦陷。

在这场不均衡的战争中，黑龙江将军寿山无疑是以为民族英雄。齐齐哈尔在被俄军攻破之前，寿山认为“辜负国恩，不能战，不能守，亦并不能与俄见面”，决定自杀殉国。在自杀前写给清廷的遗折中，他还耿耿不忘东三省之事，痛陈移民实边的重要性，认为将来欲保黑龙江省，必须将旗地、蒙地招民垦荒，“沿边两城尤须变通兴垦”，“江省之事，非开荒无从下手。以七城之大，土地之沃，如果得人而理，不出十年必能自立”。然后他吞下金子后，躺在棺材中等死，不料好久都没有动静，只好命令他的部下开枪将他打死。他的手下于心不忍，第一枪因为手抖，只打中左胁，并不致命。遂再次下令开枪，这一次命中小腹，仍然没有死。寿山厉声疾呼，手下于是又开一枪，这第三枪终于完成了他殉节的心愿。

就像所有的故事一样，有好人，就有坏人。与寿山这个好人对应的，是盛京将军增祺和已革道员周冕这种败类。在俄军攻陷盛京之前，增祺便逃到了新民厅，旋即被俄军软禁。贪生怕死的他，在俄军胁迫下，派已革道员周冕至旅顺与俄军谈判，然后擅自签订了卖国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尽管如此，增祺只是被朝廷革职而已，旋即又恢复原职，后来还做了一件赫赫有名的“大事”：招安张作霖。

义和团事息，清政府在西安驻跸，派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谈判接受东三省事宜。这时候，清廷根据杨儒的奏报，才知道增祺私自签署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除了说“殊深骇诧”“殊属荒谬”之外，清政府也别无良策，只好命杨儒等在东三省事务交涉中“总期吏治、兵权，均不失我自主为要”。

话说杨儒不愧是条汉子，在圣彼得堡这个客场，和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的谈判中，据理力争，寸土不让。甚至俄方刚提出修改方案，只要他认为不合理，不等清政府的答复，就加以拒绝。沙俄曾对杨儒说：“你只管签条约，如果中国政府敢以此加罪于你，俄国必然出面保护！”杨儒义正词严地答道：“贵方何出此言！我是中国官员，要求俄国保护，岂不是太没有颜面了？如果这样做，我在中国便没有任何立足之地。我觉得，贵方说出这种话，是非常失礼的！”杨儒在谈判中，可能已经患有脑中风，曾跌伤一次，但他依然坚持参加谈判。在1902年3月25日谈判后回使馆下车时，再次滑倒坠地，至不省人事。一年后的2月17日，病逝于俄国。

和杨儒相类似的是李鸿章。他接替杨儒，在中国与俄国公使的谈判。当时他已经油干灯尽，为了支撑大局，依然顽强坚持。据说，李鸿章在病逝前，俄国公使还手持条约在床前相逼迫。但李鸿章咬定牙关，至死也没有签署。

由于东三省事关重大，连一向唯唯诺诺的光绪帝都坚决不允许画押，地方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等纷纷表示反对，社会各界也接连集会抗议。

更重要的是，列强内部存在裂痕，这给了中国一线生机。日本、英国等和沙俄素来就有矛盾，此时自然不愿沙俄一家独大。尤其是日本，对东三省垂涎已久，怎么可能允许别人据为己有？沙俄本来想拉法国到自己一边的，好保持现状，结果美国立马赞同英日主张。看到英、日、美等国坚决反对，沙俄不敢用强，只好于1902年4月8日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被迫同意分三期撤兵，一年半撤完。

到了这一地步，事情应该告一段落了吧？如果你这样想，就太小瞧北极熊的贪婪了！吃到嘴里的肉，它怎么甘心就这么吐出来呢？果然，第一期撤兵还非常守约，等到了第二期撤兵的时候，沙俄见英、日、美等国有些不关心这问题了，立马耍赖，拒不撤兵。不仅不撤兵，反而又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

消息传开，全国一片哗然。上海士绅、东京中国留学生已经举行数次大规模集会，表示强烈抗议。今日，吴敬恒、胡汉民等就想鼓动经世大学的学生，到京城各大衙门去抗议请愿。

这一水的军装短打扮、一水的青年小伙子，还到各大部委去闹事，你让那本来就敏感的清政府会怎么想？

孙元起以手扶额，弱弱地问道：“你们抗议，我也赞成。可是你们能只在校园抗议，不去城里么？”

六十六、也是人间生活计

“嗯？”吴敬恒先是一愣神，旋即满脸鄙夷地看着孙元起：“你是白痴么？我们鼓动大家集会，自然是要到京城，向外务部那群大人先生递书请愿。在校园里抗议，能有什么用？”

“这个吴疯子！”张元济不禁摇头骂道。

听闻吴敬恒骂孙元起是白痴，跟在后面的学生先不干了，大声鼓噪起来：“不准辱骂先生！”“老吴，给先生道歉！”性急的已经把手中纸旗扔到地上，卷起袖子准备过去暴揍他一顿。

吴敬恒见自己的队伍里发生内讧，连忙回身安抚道：“我给孙先生道歉，自然可以，但孙先生必须同意我们去城里请愿。大家说，好不好？”

热血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