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第2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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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有虔诚和光大耶和华的荣耀才能摆在神的祭坛上，此外再无其他苛求，所以我决心把世界和由世界而来的荣名厚利全都抛掷得干干净净。随即我把这些年发表的研究论文、荣誉证章等全都扔到了海里，只把博士文凭留了下来，为的是以此取悦年老的双亲和报答先生的厚恩！”

说罢，他从怀里掏出一纸MIT的博士文凭呈递给了孙元起。

孙元起兴味索然地看完文凭，然后递还给他：“给你父母也看看吧！他们虽然不认识上面的文字，或许他们更希望你能回心转意，逢年过节能在祖宗牌位前烧柱香、磕个头，但是信仰的事情谁又能说得清呢？这纸文凭也许能让他们在心灵上有所慰藉！”然后转过身，倒剪双手在前面踽踽而行，背影中居然有几分萧索落寞之意。

并不是孙元起不想说服赵景范脱离宗教，而是他知道自己的影响力根本无法与宗教媲美，自己说服赵景范只能是一时一刻，但宗教对于赵景范的诱惑却是时时刻刻！

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一起敲开中国的国门，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巨大影响，典型的例子就是各种教案层出不穷。据统计，从1856年到1899年这43年间，共发生重大教案700多起，直把清廷折腾得焦头烂额。最后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其实还是因为教案，结果大清从此一蹶不振。

当然，教会和传教士不仅是在政治层面，对于中国世俗社会的影响也远超今日所能想象，以至于很多知名人士都是出生基督教家庭或者成为信徒，比如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现代妇产科学奠基人之一的林巧稚女士就是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并笃信基督教；被称为中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奠基人的杨遵仪虽然后来以75岁高龄入党，但也是出生在基督教家庭。再比如著名学者洪业、林语堂、简又文等都是幼年受洗，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的陈垣、“落花生”许地山等都是虔诚信徒，而像著名历史学家方豪，本身就是天主教的司铎！

在这种氛围下，想要劝说一个笃信基督教的青年放弃信仰，无疑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吃力不讨好。所谓“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破坏别人的道心被很多宗教视为是最重的罪业。

半晌孙元起才接着说道：“既然有志于传教弘道，我也不多阻拦你。只是你如此年青，又有如此才华，现在就全身心投入宗教事业未免可惜。而且你这出国一走就是四五年，回来便宣言矢志传道，惹得二老雷霆大怒，恐怕亦非为子之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摩西十诫中应该也有‘孝敬父母’这一条吧？”

“是第四条。”赵景范低沉而清晰地答道。

摩西十诫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是生活和信仰的基本准则，但在不同教派中对摩西十诫的理解和排序也不尽相同。就比如“孝敬父母”，在犹太教、新教、圣公宗、东正教中都排第五条，但在天主教、路德宗却排第四条。

孙元起自然不知道这里面的玄奥，继续说道：“《论语》中有云：‘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人这一生最富创造力的阶段就是二三十岁这个时候，年青人应该趁着这个时候勇猛精进，在知识上有所创造，方为不负韶华。——如果条件允许，我倒很希望建立一个国际性科学技术奖项，只颁发给四十周岁以下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而不是像某些奖项一样，把评选变成是科学家寿命大赛或老年科学家临终关怀。

“你现在虽然确定以传播福音为职志，但并不等于必须要放弃科学研究，相反，很多神父本身就是著名的科学家，也有很多科学家本身就是宗教的信仰者与传播者。比如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本身就是一名教士；被称为‘现代遗传学之父’的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本身也是天主教神职人员；而伟大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牛顿晚年虔诚信仰宗教的故事，更是载在科学史册。由此可见，科学与宗教这两者很多时候是并不矛盾对立的。

“虽然神职人员也可以依靠教会资助或者教友捐献而生活，但我想行先你这么年纪，又学有所长，必然不屑于依靠这些经济来源。在我看来，你大可以一边在经世大学或者中华科学院任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顺便照料双亲；一边利用假期或工作的余暇，进行传播福音工作。随着你工作业绩的日渐显露，你对教会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大。等你过了科学研究的黄金阶段或者双亲百年之后，再全身心投入宗教事业也不迟！”

孙元起提到建立一个只颁发给四十周岁以下青年科学家的奖项，是受后世菲尔兹奖的启发。不过菲尔兹奖要到1936年才首次颁发，而且只颁发给数学家，在孙元起看来有些遗憾，所以他想设立一个类似于诺贝尔奖、沃尔夫奖、邵逸夫奖、京都奖等既有丰厚奖金又有国际性影响的青年科学大奖。

但由于各种原因所限，孙元起终其一生也没能设立这个奖项。直到他与世长辞之后，才由民国政府、中华科学院、经世大学、华熙银行等共同设立“孙元起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该奖项奖金高达50万元，颁发给在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电子、农业、数学等领域做出卓越贡献且年龄不超过40岁的青年科学家。习惯上被简称为“孙元起奖”。

尽管该奖项几乎囊括科学技术所有领域，但每年最多只能评选出4名获奖者，还有不少年份出现空缺，所以也被全世界公认为最难获得的科学奖项。但凡能获得这一奖项的青年学者，几乎都在科学技术史上镌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见赵景范有些意动，孙元起又接着说道：“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想要在中国打开局面，往往是通过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打动上层统治者，比如维修钟表、铸造大炮、观测天象、修改历法等等，从而在朝野之间取得一席之地。自前清道光以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进而威胁上层统治者，传教士的手段方法也为之一变。除了传统的‘奇技淫巧’外，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医疗、教育等日常方式来消除隔阂，接近民众，从而传播福音。

“事实也证明，这些手段确实比走上层路线或真刀真枪胁迫更为有效。现在各种教会兴办的大中小学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很多学校也因为教学成果卓著而成为开明士绅教育子女的首选之地，比如我之前任教过的崇实中学就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资助创立的，还有美国公理会创立的贝满女中，而美以美会资助的汇文中学更是遍布京津苏沪各地。

“当然，更有名的是培养高等人才的各类大学，像北京有美国公理会、长老会、伦敦布道会、美以美会及伦敦医学会合办的协和医学院，美以美会独办的汇文大学；上海有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圣约翰大学、美国南北浸礼会兴建的上海浸会大学（后来的沪江大学）、天主教耶稣会主办的震旦学院，苏州有美国监理公会创办的东吴大学，南京有美国美以美会建立的金陵大学，杭州有美国长老会主办的之江大学等等。这些兴办教育的传教士不仅达到了传布福音的愿望，也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赵景范低声辩解道：“我只想宣讲《圣经》、传播福音，并不想依伴哪个教会，更没有兴趣和能力创办学校。”

不知是孙元起没听见，还是他不想纠缠于这个内容，依然在教育问题上大肆发挥：“在我看来，神父的传教布道与老师的传道受业其实并无二致，大家都是言传身教，只不过传授内容不同罢了。现在中国民众民智未开、生活困苦，无论是做神父还是当老师，首要目的都是开启民智，让他们拥有赖以谋生的技能，从而积极向善。而作为神父的你，或者作为老师的我，难道不该率先垂范么？

“现在你有能力得到一份工作，薪酬足以让自己衣食无忧，而且行有余力还可以用来助人，为何还要以传教布道的名义去夺取贫苦民众菲薄的收入？我觉得传教布道不一定非要是衣衫褴褛、头戴荆冠奔走四方，也可以用自身的一举一动、业绩风范来感染世人，甚至后者的效果比前者更好，咱们都熟悉的丁韪良老先生就是最好的例子！”

赵景范想要点头，却随即变成了摇头道：“不行，如果我在经世大学或中华科学院工作的话，只怕——！”

孙元起马上明白了赵景范的顾虑：“你父母那里，我会去跟他们说的。如果你还觉得不放心，也可以把实验室建在上海或别的省份。如何？”

四四四、欲别东风剩黯然

赵景范沉吟片刻：“如先生所说，孝敬父母不仅是人伦之本，也是教法戒律。学生这些年来求学于异国他乡，没能尽到赡养之责，而且时有忤逆之处，确实子职有亏。如果先生能够说服在下父母的话，我倒愿意在中华科学院的研究所里工作一段时间试试，闲暇时间得以侍奉父母，略尽子职。”

孙元起随即声音一沉：“虽然我同意你信教传道，但同时也要为你立下几道规矩，亦是借你之口告知在中国传教布道的中外宗教界人士必须遵守我国法纪，不得恣肆妄为。如果胆敢触犯国法纲纪，轻则革除教职严禁传教、驱逐出境永远不得入华，重则置之以法决不轻饶。你当谨记在心，他日若有违逆，勿谓孙某言之不预也！”

孙元起本来就是老师出身，这些年又历任侍郎、尚书、内阁大臣、总长、总理等要职，再加上刻意训诫，说话间颇有些威重肃杀之气。赵景范连忙屈身答道：“请先生训示！”

孙元起道：“首先一点，传教不得干涉政治。或许你要说你只专注于传教，对政治没有半分兴趣，怎么可能会干涉政治？事实上，宗教与政治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数十年前太平天国、白莲教、天理教、义和团、云南回乱、陕甘回乱等都是前车之鉴。尽管有些宗教与政治关系相对疏离，只不过是力有未逮、所谋者大而已，并非是‘丝毫尘事不相关’。就拿天主、基督等教来说，自晚清以来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除了宗教信仰之外，往往另具其他政治目的，比如窃取和收集各种情报；而且他们的传教手段，也往往是依靠超宗教信仰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强力，为其国家的侵华政策服务。”

赵景范肃然答道：“学生生于斯长于斯，自幼受先生父母教导，深知民族大义。虽然不能献身疆埸卫我家国，但绝不敢为此卖国求荣之事！”

孙元起道：“政治亦有大小之分。当初不少西方传教士为了招徕信众，自恃背后有国家撑腰，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凌驾于地方官府之上，操纵司法审判，强占土地房屋，乃至包庇奸人、残害良民，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怨恨。然而清政府畏惧引起外交纠纷，又因列强的政治或军事压力而无力管束外国传教士，遇到这种事情经常是裁抑中国民众的反抗，使得传教士更加肆无忌惮。

“正因为传教士不断展示出来的强大威力，吸引了不少居心不良的信徒，他们信教并非单纯出于对宗教的信仰，而是为了入教之后可以狐假虎威，借助外国传教士的势力而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如果这等无赖接受洗礼加入你的门下，之后被官府抓住加以严惩，你会不会出于宗教热情而伸出援手，对官府施加压力？如是有，便是干涉政治！”

如有教友犯法被捉，教友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闻风而起，也不管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总之围攻政府要求立即放人，否则就是“破坏宗教信仰自由”、“伤害国内外同胞信众感情”，政府也马上变成专制愚昧、腐化独裁的代名词，可以打砸抢、可以被推翻。此种戏码孙元起屡见不鲜。而且这类事情不仅出现在清末，近一二十年在某些宗教地区也时常出现。

随着网络技术发展，博客、微博等新媒体不断涌现，这种事情也出现得更加频繁，尤其是如今的“公知党”，对于这一手法更是驾轻就熟。比如平度拆迁事件甫一爆发，真相尚未大白天下，马上有数百名新闻记者、律师“为了正义、良知和期待的法治”自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千里驰援，以煽动的言辞祸乱天下，对政府施压，意图操纵司法审判。

赵景范抿抿嘴：“学生传教之后绝不干涉政治！”

孙元起又道：“其次，传教不得与其他宗教或教派发生剧烈冲突。早在基督、天主等教派传入之前，中国就已经拥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包括自己的本土宗教道教、流传演化近两千的佛教、在西北一家独大的天方教、在开封已经式微的一赐乐业教等等，此外儒家忠孝仁义理念各种更是深入人心。本来他们也都是棱角分明的石头，但经过数百上千年的磨砺融合，它们大多都已变得圆润光滑，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剧烈冲突。但近几十年间突然涌入的西洋天主、基督等教，好比是热油锅里突然掉进几滴水，顿时引发无数骚乱。

“我也承认，广大中国人民，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及官员士绅，反对洋教传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动机也不完全一样，其间夹杂着很多落后、保守、狭隘的民族情绪。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天主、基督等教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冲击，比如不祭拜祖宗、不跪叩父母、不进入祠堂等，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你想想，你的父母尚且如此，何况是其他人呢？”

赵景范闻言若有所思。

孙元起接着说道：“第三，传教应当允许信徒背教。据我所知，在西方的大多数宗教里面，背教都被视为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而且在教会的训导下接受信仰，就永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变更信仰，或疑惑所信的真理。一旦有人背教，轻则动员所有教众出面规劝，重则罔顾国家法令施以惩戒。但近世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对于世界本原更深邃的探索，以及人文科学对人类本身更丰富的了解，宗教在严格规范信众日常生活的作用已经日趋淡薄，行为的背教乃至信仰的更改都会成为常态。

“《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所谓‘信教自由’，既包括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不信仰宗教，也包括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所以无论是以宗教区分的族群，还是以宗教归类的人群，他们中的个人都完全有权利选择不信或者改信，谁也不能强迫。尤其是神职人员！”

赵景范有些犹豫：“为什么不允许神职人员规劝背教者呢？有些教众在初始的时候信仰不够虔诚，就好像迷途的羔羊，这个时候正应该由牧者来指点迷津，让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才是！”

孙元起不客气地反驳道：“在这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谁是羔羊、谁是牧者之说！再者说，那些神职人员就能确保他们所指的方向就是正确的？如果他们所指的方向就是正确的，那世界上还要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干什么？直接到神学院等待神灵启示便好！”

赵景范有心反驳，但最终只是张张嘴巴，没有说出半句话来。

孙元起随即又说道：“第四是传教过程中不得引诱、强迫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不得在学校发展教徒，更不得利用宗教妨碍义务教育。未成年人思虑单纯，缺乏判断力，不谙世事而又容易轻信，好比是一张洁白的宣纸，染朱则赤，染墨则黑，一旦受影响则终身难以改易。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宗教都把少年儿童当作最好的发展对象。但未成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现在国家贫弱如此，安能让这些未来建设国家的生力军投身到宗教中去？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国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普及推广义务教育，用意便在培养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栋梁人才。如果学校变成传教场所，又或者好不容易千里挑一选出几个优秀人才，突然他要捐弃所学，决定为宗教实业奋斗一生，那岂不是成了‘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如果你真要有心传教，大可以到川藏云贵等边远贫穷身份，既能破除愚昧，也能教化民众，那才是功德无量！”

赵景范顿时面红耳赤。

孙元起犹自不觉，径直说了下去：“最后一点，传教是你个人行为，不能利用孙某、景惠、行止等人的名义，以免搅动地方、惑乱百姓。这五点你能做到么？”

赵景范恭谨地答道：“先生教诲，学生句句铭记在心，定当时刻遵从！”

“孙某之前曾教了你一些理化知识，但你现在既然矢志传道，那些东西不过是你谋生的工具，以后迟早都要被丢弃的，我这个‘先生’就有些名不副实了。而且你们基督教中是不是对师徒关系也有明确界定？不如以后你我就以郎舅相称，莫要再提什么‘先生’、‘学生’了！”说罢孙元起挥了挥手：“你先回我半山居的宿舍小住几日，等你父母情绪平息再回去不迟。”

赵景范一怔，良久才单膝跪下，随即换成双腿，恭恭敬敬地给孙元起磕了三个响头，哽咽着说道：“学生赵景范叩谢先生拯救教诲厚恩！”

孙元起不禁回忆起当初共同寄寓在马神庙、后海的那段时光，依稀看见十岁左右的赵景范正跟在自己后面拎着书包，有模有样地学着自己的步伐走路；他瘦小的个子正伏在课桌上，一笔一划地完成自己布置的作业……想到此处，孙元起也有些黯然神伤。

四四五、知君最是梁夫子

赵景范走后，孙元起一个人在经世镇上信步而行，秘书陈训恩和卫兵则远远地缀在后面。

孙元起走得漫无目的，思绪更是漫天飞舞，好像是在思考赵景范的抉择，又好像家事、国事、天下事同时奔赴眼底涌上心头，眉头紧锁再也解不开。仔细想时，却又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在思考任何事情，甚至连自己是不是在想都有些模糊不清。

眼看天色逐渐昏黑，十月份京郊山间的晚风也颇有几分凉意，孙元起才从这种混沌状态中醒悟出来，发觉自己无意识间已经来到经世大学门口，叔祖孙家鼐老大人题写的校名石碑依旧横卧在草坪上，只是当初的鎏金已经完全褪去，只剩下暗黑的笔迹；周边来来往往的学生都行色匆匆，或是赶着去校外参加饭局，或是在外面刚吃完饭急忙赶回学校上晚自习。

越过校门走进校园，便看见对着校门的绿地上影影绰绰树立着无数石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镌刻捐款人姓名的功德碑，唯有正中间那个高耸的石幢是去年年初树立的“护校之役殉难将士纪念碑”，底座上刻满了在卫校之役牺牲将士的姓名、籍贯、职务。这些牺牲的将士绝大多数都是十多二十岁的青年，本该有更灿烂的人生，结果生命却在这里画下了休止符。

孙元起不禁想起宽慈仁爱却有刚正廉直的叔祖父孙家鼐老大人，他们那辈的传统士子心目中最大的理想，应该是在忠君孝父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生晋太傅，死谥文正”的奋斗目标。老大人科举高中状元，曾任光绪帝师，又在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以乡举重逢被赐封为太子太傅，达到并超过“生晋太傅”的人生辉煌。在此末世有此荣华，完全算得上是飞黄腾达、恩遇优渥，所以他在去世前唯一的挂念就是死后能否谥为文正。

可是那些死于护校之役的青年，当时究竟有什么理念支撑才敢于与数倍于己的清军殊死搏斗，最终献出自己年青的生命？是出于使命，还是形势所迫？或许在他们心中，也有一个崇高的信仰吧！想到此处，孙元起对着纪念碑深深鞠了三躬。

就在孙元起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咦，这不是百熙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孙元起急忙转身：“任公校长？天色已经昏黑，你怎么还有雅兴出来散步？你身边的这位是？”

来者正是现任经世大学副校长、中国政策研究院院长兼《独立评论》主编的梁启超。自从去年年初接手中国政策研究院和《独立评论》之后，梁启超积极组织人员调查分析中国各地区、各阶层实际情况，结合中西方已有经验，为政府提供政治、经济、教育、法律、财政、军事等方面的政策参考，同时对现阶段政府和社会的弊端提出尖锐批评，为国家改革做出辛勤的劳动——其中也包括替孙元起这个穿越者背黑锅的重大历史使命。

梁启超的目光依然温暖深邃，眼睛流动的神采似乎在暗夜中也放出熠熠的光彩：“梁某身边的这位名叫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曾留学德国，之前执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想来百熙一定听过他的大名吧？”

孙元起连忙拱手作礼：“原来是章太炎先生誉为‘浙之二将，倾国倾城’的蒋百里校长！孙某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只是缘悭一面。谁知今天有缘相见，竟然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之处还请百里校长恕罪！”

蒋百里和蒋尊簋都是浙江人，都从杭州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的前身）肄业，都曾在日本成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都精通军事，只不过一个是学步兵（蒋百里）、一个是学骑兵（蒋尊簋），故而被章太炎誉为“浙之二将，倾国倾城”。当时，他们俩再加上蔡锷又被称为是“南方三杰”。

蒋百里也是躬身答礼：“方震见过孙总理！‘浙之二将’不过是太炎先生抬爱，百里实在愧不敢当。而且如今‘浙之二将’都已泯然众人，怎么比得上孙总理的学生蒋介石总长、蒋雨岩旅长？那才是名符其实的‘国之二蒋’！”

蒋百里在后世军界享有盛名，尤其是力压日本陆士同学夺得天皇佩剑、在《国防论》中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战略思想两件事最为世人所津津乐道，被称为“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整个日本陆军”。蒋百里之所以能有偌大名声，究其根源，除了本身才智过人外，还在于他的交游显赫，有众多名人的抬爱与捧场。章太炎的夸奖只是其中之一。

在蒋百里成长过程中几乎一路都有贵人提携，首先他出生于海宁的大族之家，他的祖父蒋光煦是清代著名藏书家，所辑刻的《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至今为文献学家所宝爱。在少年时期，他得到时任桐乡县令方雨亭的赏识，而方雨亭是民国时期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卫戍总司令、福建民军总司令、代理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声涛的父亲！

在求是书院读书时期，蒋百里又屡屡得到监院陈汉第的照拂，后来在东北更是多次得到陈汉第的通风报信才因祸得福、化险为夷。陈汉第之后曾历任国务院秘书长、清史馆编纂，而他的弟弟陈敬第（陈叔通）更厉害，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

至于在日本求学期间结交蔡锷、梁启超、张澜、李烈钧等；在德国见习认识廕昌，进而与袁世凯搭上关系；娶妻与海宁査氏搭上关系、女儿嫁给钱学森，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趣闻，毋庸赘述。所以说，一个人自己行还不行，还得要别人说你行，同时说你行的人也得行，这样你才能真正行！

不过蒋百里虽然才能卓著，又有贵人提携，但实在是时乖命蹇。在他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涯中，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但却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而且谋划的战役也大半以失败告终，只能不断颠沛流离于各军阀之间。仕途也坎坷波折，大多数时候是在军事教育界或文艺界混碗饭吃，而不能以军事将领自命。

至于“浙之二将”另一个的蒋尊簋，则是近代诗界三杰之一蒋智由（其余两人是黄遵宪、夏曾佑）的儿子，也算名门之后。如果没有孙元起捣乱，真实历史中他应该在辛亥革命之后担任广东都督府军事部长、权摄广东都督。等浙督汤寿潜改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会被推举接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长。孰料经过孙元起这只蝴蝶一扇，他不仅在广东没有捞到好处，在浙江也被汤寿潜指定的后继者朱瑞压得死死的，根本没有出头机会。最后被朱瑞以“出国考察”为名礼送出境，再也没有下文。

被章太炎吹捧的“浙之二将”，一个不务正业，一个被扫地出门，确实有负国学大师的期许。他们别说与官至四川都督、海军总长的蒋志清相提并论，只怕眼下与蒋作宾相比，蒋作宾都有些不太愿意。所谓“抬爱”恐怕不是敷衍之词！

梁启超却道：“蒋介石、蒋雨岩是后起之秀，可与百里、伯器并称‘国之四蒋’，假以时日，未必不能与日本史上的‘德川四天王’（指德川家的四位家臣酒井忠次、本多忠胜、神原康政、井伊直政）媲美，也算是中国军事史上之美谈！”

如果有熟悉近代军事史的人听到这句话必然要拍案大笑：要照梁启超这么说，那再加上蒋翊武、蒋鼎文、蒋光鼐等，岂不是可以组成类似于“日本七柱枪”的组合？如果再多拉上一些姓蒋的阿猫阿狗，说不定还能拼凑出像“德川十六神将”之类的合称呢！

“任公，你怎么会认识百里校长？”孙元起笑罢随即问道。在他看来，梁启超是言论界的领袖，蒋百里则是不解风雅的丘八，两人应该毫无交集才是。

蒋百里抢先答道：“当初方震因为避祸逃到日本，想要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而清政府为了防止有叛党掺入，对于进入陆士的学生设立重重障碍。按照清政府的规定，方震自然难以满足条件，只好冒昧拜托任师从中斡旋，才最终得以侥幸入选。也正是借助这个机会，方震才得以夤缘拜在任师门下。”

蒋百里与梁启超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在历史上，他们曾在一战结束后共同赴欧洲考察学习。这是梁启超初次到欧洲，他本来就志趣广博，对于欧洲的艺术、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无所不好，这回正好比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无奈他只懂得些许日语，对七扭八拐的拉丁字母一窍不通，只好请曾在德国见习的蒋百里充当翻译，因此倚之如左右手。

正好此时蒋百里也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史大感兴趣，他觉得五四运动前的中国好比是中世纪之前的欧洲，急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来摆脱专制和愚昧的约束，进而开启国民的智慧。在1921年回国之后，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并请梁启超为之作序。谁知梁启超下笔不能自休，竟一口气写了五万多字，序言的篇幅与原书差不多。后来梁启超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为《清代学术概论》出版，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为之作序。这是民国学术界上的著名佳话。

“或许百熙还奇怪百里为什么会在经世大学吧？”梁启超接着解释道，“年前的时候，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学生向陆军部请愿，要求撤换校长。陆军部经过遴选，便委派百里去当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