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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第1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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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泰答道：“正因为现在谁都没有占据绝对优势，在下反而觉得大人无需过多操心，尽可以稳坐钓鱼台静看国内政局风云变幻。因为将来无论政府采用何种方式组阁，必然都绕不开我们新中国党，我们尽可以稍安勿躁待价而沽。如果我们汲汲于合纵连横化解恩怨，反而落了下乘，让他们觉得有机可乘。”
见孙元起眼光扫向自己，陈训恩也说了自己的想法：“以前听大人说过一句话，叫‘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属下觉得极为精当，现在用来诠释当前的政局也极为合适。国民党一心想要排斥其他政党，组建纯粹政党内阁，可谓所谋者大。现在，国民党暂居第一大党的位置，我们新中国党与共和党在阻止国民党组阁这点上利益是一致的。
“另外，共和党虽然只占据20％的议员份额，但毕竟是国会第三大党，属下不相信他们没有组阁执政的野心。在这点上我们与共和党的利益也非常一致。联手拒敌、组阁执政，这两点利益之大，足以让黎黄陂忘却以前的恩怨。世上之事，无不利弊兼具、祸福相倚，与共和党联合组阁亦然。只要我们趋利避害、多加提防，又何患共和党背后捣乱？”
孙元起微微点头，最后又看向自己的警卫队长杨杰。
杨杰胸有成竹地说道：“在陈述愚见之前，学生首先要纠正先生的一个错误，那就是当前并非只有我们与共和党联合组阁一种可能，还有另外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一种是我们与共和党没有谈妥，最后由国民党单独组阁，实现了他们组建纯粹政党内阁的愿望；一种是国民党不愿出面组阁，共和党不愿和我们联合组阁，最后由我们单独组阁。这两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尽管很小，但并不等于不会出现。”
孙元起抚掌笑道：“耿光所言极是，是孙某疏忽了。”
杨杰接着说道：“先说国民党单独组阁的可能性。虽然先生与黎黄陂的关系欠佳，但新中国党与共和党之间并无太大恩怨，也就是说，只有私怨并无公仇。相比之下，共和党与国民党之间恩怨可能更深一些，他们肯定不希望看到国民党单独组阁这种情况出现。而且先生似乎也不愿意国民党主政。如此一来，国会中已经有超过半数的票不赞成，故而国民党单独组阁的可能性几近于零。
“再说我们新中国党单独组阁的可能性。刚才先生说过，国民党一直以来都在谋求组建纯粹政党内阁，如果达不到目的，他们甚至可以放弃组阁，甘愿身居在野党的地位，可见他们对于纯粹政党内阁这种制度的执着追求。既然如此，那就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国民党在知道自己单独组阁无望的情况，转而支持我们新中国党单独组阁，因为这相当于变相实现了他们追求的纯粹政党内阁！”
杨永泰以手击案高声赞道：“耿光老弟不愧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生，果然大才槃槃！不错，国民党或者说是宋遁初，对于纯粹政党内阁这种制度非常看重，在明知自己单独组阁无望的情况下，相较于新中国党与共和党联合组阁，可能由我们单独组阁更容易让他们接受。因为这样一来等于变相实现了纯粹政党内阁制度，二来我们在国会中只占据30％多的席位，他们随时可以联合共和党推翻我们，然后取而代之。依杨某愚见，只怕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还要高于我们与共和党联合组阁的可能性！”
陈训恩也道：“只要国民党点头，我们单独组阁在国会中通过也根本不是难事，毕竟我们与国民党的席位在国会中超过了绝对多数。”
杨杰继续说道：“所以学生建议先生不妨积极与宋遁初联系，以后局势将会大大利于我们。”
孙元起点点头：“就依耿光之见！”旋即又对杨杰说道：“去年年底我见到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蒋方震）先生，闲聊之中他提到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陆军什么的我不是很懂，但就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从日本学来的教育确实糟糕透顶。百里校长是军事专家，既然他说陆军不可救药，估计还真是够呛。
“正好前些日子致用医药公司与德国政府协商建立药厂并向德国军队优惠提供药品相关事宜，其中就有一个条件就是允许我们派遣部分军事指挥人员到柏林军事学院进行一到两年系统的学习培训，如今川、陕、甘、晋、青等省正在选拔人选。耿光，你要是没事的话也去德国看看吧！”
四〇三、生死来去转迷情
接到孙元起电报的时候，宋教仁已经返回上海。在此之前，他先后奔波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为国会竞选作最后一搏。
宋教仁最初预定的目标是联合共和党中的老同盟会会员，为国民党争取更多的选票，尽量压缩新中国党、共和党的生存空间，力争把国民党在国会中的份额从初选的36％提升到40％以上。如果能超过新中国党、共和党的份额之和，那是最好！即便不能，也要为国民党单独组阁创造条件。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在国会议员复选完成之后，国民党的份额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跌了两个百分点；相比之下，第二大党新中国党却逆势上扬，增长了两个百分点，二者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34个席位。这还是在中央学会、蒙古、西藏、华侨等几个界别的议员人选尚未决出的情况。谁不知道新中国党在这几个界别中占据绝对优势？如果全部决出的话，只怕二者之间的差距还会缩小，甚至反超也不是不可能。
宋教仁只好怏怏不乐地返回上海，住进了黄浦路的慧中饭店。
当天晚些时候，他的至交好友仇亮来访。见宋教仁有些神情不属，寒暄之后仇亮便关切地问道：“遁初贤弟为何如此郁郁寡欢？”
宋教仁也不多掩饰：“此次国会选举，我党一败如斯，宋某实在是愧对江东父老，哪还能高兴得起来？”
仇亮安慰道：“遁初不必太过介怀！此次我党选举失利，实在非战之罪，谁能想到孙元起那厮居然如此大胆，竟敢不顾可能引起的沙俄干涉，在国会选举前夕大举出兵北上征蒙？——当然，我们也只是稍稍有些失利而已，并不影响大局，毕竟我们还是国会第一大党嘛！”
宋教仁摇摇头：“虽然我们还是第一大党，但在国会中的影响力却大不如前。”顿了一顿又接着说道：“去年同盟会改组和国民党成立，蕴存兄也是亲身参与者，应当知道当时党内有很多人是强烈反对的。宋某一再强调，改组的目的是单纯为争取国会多数席位和竞争组阁的需要，才勉强说服众人。至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很大程度上也是看准我们能够入主内阁，才降尊纡贵和我们合并组党的。
“如果我们这次能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并进而组建纯粹政党内阁，之前的一切质疑与抱怨自然都会荡然无存。但现在我们竞选失利，尽管勉强保住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是组建纯粹政党内阁的希望非常渺茫。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证党内党外不会发出其他的声音！”
仇亮道：“遁初，当初我们改组同盟会、成立国民党不就是为涤荡瑕秽以适应时代发展么？只是那时为了壮大声势以应对国会竞选，难免有些泥沙俱下，致使我们有一百多万党员的国民党才将将与十万党员的新中国党席位大致持平。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或许通过这次竞选失利正好可以汰除那些趋名逐利的势利之徒，提升我党的战斗力！”
宋教仁良久才长叹一声，缓缓说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听到宋教仁说出《论语》中的这句话，仇亮的心脏突然狂跳几下，表面上却依然平静地问道：“遁初何出此言？”
宋教仁道：“当初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山先生认为民族、民权主义均已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故而主张同盟会不参与政治，以在野党身份从事实业建设；克强先生也认为同盟会应该以建设为要务，奋发于实业。但宋某却不赞成孙、黄两位先生的看法，认为应当以同盟会为基础成立一个全新政党，通过议员竞选控制国会，组建纯粹政党内阁，从而实现民生主义，维护民主共和国制度。孙、黄两位先生不以为忤，思忖再三，最终还是同意了宋某的见解。
“对于同盟会改组，当时很多老会员是强烈反对的，认为同盟会系我党同志数十年流血牺牲造就而成，今日当以生命维护荣光，岂能轻易改名？改名之后，闻讯失声痛哭者大有人在，像广东同盟会更是拖延至月前才刚刚改名。现在同盟会之名已改，执政党之实未得，如果党内同志群情激昂陈书上请，你觉得理事会将如何处置我？”
仇亮喉咙有些发干，涩声说道：“你现在就是代理理事长，理事会又怎么敢处置你？”
宋教仁却没有回答仇亮的问题，而是自问自答道：“只怕难免会有人要借宋某项上人头一用吧？反正还有很多人觊觎我这个代理理事长的位置！”
仇亮很想问问是谁敢借他的人头，但最终没敢问出来。
从那天开始，宋教仁虽然仍在宁沪各地演讲，口风却为之一变，除了继续高谈阔论纯粹政党内阁外，开始大肆抨击起袁世凯、赵秉钧政府来。比如他在国民党南京支部欢迎会上就尖锐指出：
“自民国成立至今已有两年，但纵观政府所作所为，除了义务教育之外，几乎无一善政可言。有些方面不仅毫无善政，甚至是毫无作为、害国害民，比前腐朽昏聩的清政府更加颟顸，比如财政问题。
“可以这么说，政府对于财政的支出与预算全无半点计划。如今国内军费日涨，对外赔款又重，致使国库空虚、财政拮据，面对如此局面，各级官员皆一筹莫展无计可施，真真算得上是‘司农仰屋’了！而财政总长只知道向各国银行团借款，今日五百万，明日一千万，以此缝缝补补的办法勉强维持政府运转。列强现在也知道中国的窘境，经常以借款为条件，千方百计要挟政府以达到索权割地的目的。
“为什么政府会对如此重要的问题置若罔闻，半点不萦于心呢？原因就在于他们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很快即将逊位交权，所以对任何问题都敷衍了事。最后，他们把难以收拾的局面交给了下届政府，遗祸千秋万代。如果我们现在批评他们，他们还会振振有词，称之为‘维持现状’。
“什么叫维持现状呢？好比有个病人生命垂危，路过的医生见到后却不肯对症下药，只肯开一剂参汤勉强维持病人的性命，维持病人当前的症状。我们能说这位医生尽到了医者的责任么？显然不能！所以说，维持现状就是当今政府最罪无可绾之处！”
宋教仁的尖锐批评引得舆论一片哗然，很多人以为他大力批判旧政府的目的，是为将来自己组阁营造舆论基础，扫清执政障碍。但同时也引起包括孙元起在内的很多人的猜疑：国民党尽管是国会第一大党，但在参众两院只得到34％的席位，远远没有达到简单多数，怎么就这么笃定自己能够组阁执政呢？
孙元起尽管疑惑，但为了在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拟定未来一年的工作打算，还是很客气地向宋教仁致电，隐晦地表明了合作的愿望。信中写到：
“遁初理事长大鉴：京华违教，忽忽数月，仰望之诚，与日俱增。兹者正式国会召开在即，京城之中谣言四起，人心动摇，时事儳焉不可终日。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匡扶之力全恃贤弟。而国家建设大计亦亟待商筹，万恳即日力疾来京，主持一切，以救危亡。至祈勿却为盼！孙元起顿首。”
作为宋教仁以前的老领导，孙元起觉得自己的姿态已经够低的了，他多少应该给点面子才是。谁知过了三四日，宋教仁才勉强回电，上面只有干巴巴的几句：“高情厚谊感佩莫名，然沪上事务繁杂，京中政局晦暗难明，须择机方可北上。冒犯之处还请海涵。即颂我公大安！”如此程式化的回复，让孙元起很难寻摸明白其中的具体意味，杨杰、陈训恩等人也难以说出子丑寅卯来，杨永泰甚至怀疑国民党是不是跟共和党勾搭上了。
估计在这个世上，只有仇亮才知道宋教仁这番举动的真实意图：
发表抨击袁世凯、赵秉钧政府的言论，一方面是在虚张声势，以预备组阁执政的姿态压制党内的分裂势头以及反对言论；另一方面就是在拉仇恨，希望通过挑起袁世凯、赵秉钧的怒火，为组阁失败找到合理的借口，也希望通过袁世凯、赵秉钧的怒火能让国民党感到强大压力，从而消灭分歧团结起来一直对外。
至于不敢进京和孙元起会晤，道理更简单。现在宋教仁就是在吹肥皂泡，稍微轻轻一捅，闪烁着五彩六色的气泡就会炸裂，哪里敢和孙元起当面锣对面鼓地斗宝？——当然，即便孙元起不捅，肥皂泡也会自己炸裂的，因为正式国会4月份就要正式召开，距今最多也不过两个月的时间。
为了好友，也是为了自己和政党，仇亮决定助好友一臂之力。
身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本来就是位于金字塔顶端，屈指算来，真正能救他的人并不是很多。在这不多的人里，排在第一位的毫无疑问是国民党正牌的理事长孙中山。
可现在孙中山在哪里呢？
四〇四、谁家独夜愁灯影（上）
孙中山是公众人物，国民党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基本上类似于新闻联播的前十分钟，等同于是他个人的起居注，所以他的行踪居止根本不用刻意去查，翻翻报纸就能轻松找到。
那孙中山现在究竟在忙啥呢？原来早在国会复选结果出来的第二天，他便以考察日本铁路及工商业状况为由，乘坐“山城丸”邮轮离开上海赶赴日本。
在一般的报道中会提到随行者有马君武、戴季陶、袁华选、何天炯、宋耀如等五人，但仇亮却敏锐地在一份不起眼的小报中发现，随行的还有一个日本人：山田纯三郎。作为同盟会的老会员，仇亮对这个人名自然不陌生，但更熟悉的还是他的兄长——被孙中山称为“外国志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的山田良政。
山田良政是老牌的日本军方间谍，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际，就以任陆军翻译官身份活动于辽东前线。战争结束后，他又到北京进行间谍活动，得以结识一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戊戌政变发生，他便将王照从北京护送至天津的大岛号军舰。1898年德军占领胶州湾后，山田又赴山东刺探情报。随后转至旅顺刺探俄国军情，结果被俄军逮个正着，经日本领事交涉后才得以释放。回到山东后，他将自己刺探到的德国占领胶州湾情势，向日本政府有关方面作详细报告。
不知是在身份暴露后改变人生志向，还是日本军方另有安排，山田良政突然开始关心起中国的革命来，并很快与孙中山打得火热。在1900年前后，他利用日本人的便利身份辗转往来日本、中国之间，一方面为日本军方培训对华间谍，一方面与革命党勾结进行武装起义、暗杀政要活动，其中包括瞒着孙中山预谋暗杀国南方三位重量级封疆大吏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所幸天理昭彰报应不爽，1900年10月22日山田良政在随同革命党惠州起义军撤退途中被遭清军捕杀，时年32岁。
山田纯三郎作为山田良政的弟弟，此刻陪在孙中山身边出访，让人不禁对其意图思忖再三。——事实上，山田纯三郎也难逃日本间谍的嫌疑。1915年2月5日，孙中山为寻求日本政府支持，与日本人签订了出卖国家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中日盟约》，签约的日方代表之一就是这位山田纯三郎！
仇亮尽管对山田纯三郎的陪同出访有些疑惑，但为了帮助好友，还是抛开疑惑尽快赶到了日本，希望能和孙中山见上一面。然而到了日本之后，他发觉广播报纸上刊载的孙中山行止、言论更加匪夷所思，简直让人疑窦丛生：既然是以考察铁路技术、筹集筑路资金出访日本，孙中山应该到处参观科研院所、铁路公司、工商业团体，发表招商引资、筹钱修路的言论才对，可是他每天在干些什么、说些什么呢？
仇亮大致胪列了一下孙中山这些天会见的日本政要，便包括三位内阁总理大臣，即大隈重信（第8任）、桂太郎（第15任）、山本权兵卫（第16任）。——不知该说孙中山幸运还是不幸，在他访日期间正好赶上日本内阁更迭，结果先后见到桂太郎、山本权兵卫两位现任内阁总理大臣；一位政党总裁，即日本国民党领袖犬养毅（日本政治家，后任第29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两任外务大臣，即加藤高明、牧野伸显；以及众议院议长、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本部部长、东京都知事、大阪府知事等。
而发表的言论更耐人寻味。
他在出席东亚同文会晚宴、日本众议院欢迎会、大隈重信茶话会、东京都知事宴会上，不止一次提到中日两国要互相提携，他多次表示：“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两国不仅种族相同，而且文字、文化相同，有着数千年亲密友好的关系。两国应该和睦相亲，互相提携，这不仅在东亚和平上大有必要，在世界和平上也有其重要意义。希望中日友好人士以后要大力提倡中日提携的观点，谋求东亚民众的福祉，保障东亚国家的利益，维护世界范围的和平。”
托抗日爱国题材影视剧之福，中国民众对“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词语非常熟悉，也非常敏感。如果听到有人在自己面前大谈特谈这番言论，有血性的中国人肯定会“唾其面而批其颊”。但在二十世纪初的前后二十年里，这却是同盟会、国民党乃至知识界的主流言论，因为中日两国都受到欧美列强的欺凌，难兄难弟理所应当联起手来共御外侮，营造东亚人的东亚。所以连一贯尖酸刻薄的周大也可以忘掉甲午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之辱，挥毫写下“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诗句。
仇亮作为同盟会的老会员，对“中日提携”的观点早已司空见惯，本来并无丝毫可疑之处。但他看得多了，心底里难免泛起几丝异样：为什么中山先生现在如此频繁地提及中日提携？中山先生现在官面的身份应该是全国铁路督办，访日的目的是考察铁路及实业发展状况，以他现在的身份奢谈中日提携，是不是有些不恰当？
是的，孙中山现在的正式身份只有一个全国铁路督办。虽然还可以说他是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的理事长，但这有些勉强，因为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他已经公开表示：“孙某决意以十年时间为国家修建十万英里铁路，如果就任理事长一职，则不得不对本党略尽义务。但修路之事甚为紧要，如若兼顾党务，则恐两者皆照顾不周。所以孙某决心从事实业，脱离政界。”尽管后来宋教仁等再三坚持，孙中山才勉强就任，但随即就委任宋教仁代理理事长一职，并表示对党务不多过问。
而且“全国铁路督办”只相当于一个临时性职务，根本不算政府正式编制人员。以这样一个身份，周旋于周旋于首相、议长、内阁大臣、知事等外国政要之间，大谈两国外交，提倡中日提携，显然是非常不合适的！
一旦开始生疑，则处处皆是疑问。
仇亮越想越觉得毛骨悚然，却又不能不想，毕竟现在好友宋教仁还在国内苦苦挣扎。权衡再三，他决定先找陪同孙中山一同访日的袁华选探探口风。袁华选是仇亮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长，第一个是第五期炮科，一个是第六期步科。两人除了是师兄弟，还是湖南老乡，又是同盟会的革命同志，算得上关系莫逆，从他这里打探消息最是合适。
袁华选对于仇亮的突然邀约非常诧异，不过念在兄弟情谊上还是如约赴会。见面寒暄之后，袁华选就开门见山地问道：“蕴存兄，你怎么突然来了日本？如果小弟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在陆军部高就才是吧！”袁华选虽然是师兄，但在年龄上却是仇亮虚长了一岁，所以他谦称了一句“小弟”。
仇亮先是打了个哈哈：“怎么，只允许你来日本露脸，就不允许小弟来凑凑热闹、打打秋风？”然后才虚与委蛇道：“话说小弟早就不在陆军部谋差了，自从政府北迁之后，小弟便纠集几个同志在北京办了家报社，为政府干些拾遗补缺的活儿。最近听说中山先生到日本访问，小弟便主动请缨来日本采访新闻，顺便假公济私寻访一下旧日的交谊。您瞧，这不就找上师兄你了么？”
袁华选知道仇亮与宋教仁关系莫逆，自然不会相信他胡乱编造的借口，但还是就坡下驴地问道：“找上小弟？是想蹭顿酒饭吧？”
仇亮笑道：“师兄何必悭吝如斯？放心，这等饭小弟做东！”旋即拉开和式纸门，高声叫道：“店家，上最好的刺身、最好的牛排、最好的清酒！”
袁华选不愧是孙中山特意挑选出来的随从，口风比城墙还紧，仇亮只好在推杯换盏之际旁敲侧击地问道：“前数日，小弟听闻日本前首相桂太郎先生在与中山先生会面的时候提出，中日两国应该互相提携以保东半球和平，并建议发起中日同盟会以保证友谊长久。此议得到中山先生的鼎力支持，昨日发电回国，号召我党在两周之内举行成立大会。那么中山先生会什么时候回国主持成立大会？”
袁华选一边吃菜一边含糊不清地答道：“既然是中日同盟会，成立大会自然要在中日两国同时举行。这个同盟会是桂太郎先生发起的，成立的时候他自然会代表日本方面出席，按理说我们也应该有对等的人物出席才对，那谁最合适？”
仇亮赶紧答道：“当然中山先生最合适，难不成还能是驻日公使汪伯唐（汪大燮）？既然中山先生不回去，那国内成立中日同盟会应该由谁支持最合适？”
袁华选摇了摇头。
仇亮心中一惊，又追问道：“那中山先生把这件事交给哪个支部去办的？小弟是报社的主编，师兄如果能提前告知，小弟也好提前做好准备拔个头筹！”
袁华选喝了口酒：“听说电报是发给上海支部的。”
四〇四、谁家独夜愁灯影（下）
仇亮佯奇道：“上海支部？为什么不是北京支部？现在已是三月上旬，克强先生和遁初理事长马上就会北上商议组阁事宜。他们一走，上海还有谁能主持如此大事，上海支部的部长王一亭（王震）？虽说他在沪上颇有声望，但在全国来说未免泯然众人矣！”
袁华选端起酒杯说道：“具体由何人主持此事，相信中山先生自有考量。这等问题是肉食者谋之，我等兄弟都是行伍出身，又何间焉？来来来，我们兄弟还是继续喝酒叙旧。”
仇亮也端起酒杯，依然锲而不舍地追问道：“师兄你知道小弟是吃新闻报纸这碗饭的，如今京、沪等地报社如过江之鲫，又有广播、杂志等抢占份额，如果没有一点独家新闻，报社如何存活？所以小弟恳请师兄透漏点消息，算是赏碗饭吃吧！”
袁华选犹豫了片刻才答道：“前不久中山先生不是在上海设立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推举居梅川（居正）出任部长么？交通部本来就是专门负责通讯、联络工作的，主持成立中日同盟会正在其职责范围之内，想来应该是由居梅川出面操办此事吧？”
仇亮大摇其头：“不可能！不可能！成立中日同盟会这等大事，日本有桂太郎、中山先生共同主持，中国方面难道只由居梅川出面操办？师兄莫要说笑！”
袁华选反问道：“若依仁兄之间，该由何人主持为宜？”
仇亮道：“自然是克强先生和遁初理事长最合适！”
袁华选笑道：“克强先生现在就在上海，到时候未必不会参会。至于宋遁初，现在正忙着他的组阁大计，即便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只怕他也未必有空参加。更何况居梅川的资历未必就逊于宋遁初呢？”
仇亮瞪大眼睛：“如果小弟没记错的话，居梅川加入同盟会的时候，还是宋遁初介绍的。现在宋遁初是我党的理事长，居梅川连参议都不是，两者悬殊如此，师兄却说‘居梅川的资历未必就逊于宋遁初’，不知师兄何出此言？”
“尽管居梅川入党较晚，可是他很快便后来居上。你看，”袁华选掰着手指说道：“在宋遁初担任上海《民立报》主笔前后，居梅川也担任过新加坡《中兴日报》、仰光《光华日报》的主笔；辛亥革命爆发时，宋遁初在上海与陈英士等策划革命，居梅川也在汉口从事革命工作，并积极参与到武昌首义中去，辅佐黎黄陂组织政府。在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上，宋遁初是湖南省代表，居梅川则是湖北省代表；民元年初改组同盟会时，宋遁初、居梅川两人又同为干事。足见两人资历大约相同。
“仁兄强调宋遁初现任理事长，殊不知他本身不过是九大理事之一，只是受中山先生委托临时代理理事长而已；居梅川虽然连参议都不是，但却天天跟随在中山先生身边，帮忙处理各种事务。究其本源，两者相差无几，并无太大悬殊。如果仁兄刻意强调职位区别，那在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时期，宋教仁提名内务总长未获参议院同意，而居梅川还是内务次长、代理内务总长呢！”
仇亮不由得目定口呆。
袁华选又说道：“今年一月初，中山先生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恳亲大会上曾先后以《党势之盛衰全视党员智能道德之高下》、《政党宜重党纲党德》为题发表演讲，强调党员应该重视道德修养。何为党员道德？尊上守分是道德，遵规奉命是道德。无论是宋遁初、居梅川，还是你我兄弟，都应当明白中山先生才是国民党的真正理事长，他对党内所有事务拥有无容置辩的决定权，包括此次谁来主持成立中日同盟会，也包括党内的人事任免。”
又吃了几筷菜，袁华选便以事务繁忙为由告辞离去，只剩下仇亮独自一人喝着残酒。仇亮自然明白袁华选话里话外的弦外之音，可是他不敢去想，因为越想越觉得浑身发冷，仿佛坠入了寒冬腊月的冰窖。
且说袁华选返回旅馆，进门就看见山田纯三郎和戴季陶、何天炯、宋耀如等人在灯下密议。山田见他回来，在榻榻米上深鞠一躬，然后才笑着问道：“袁君，情况如何？”
袁华选搓了搓手：“仇蕴存是来打探消息的，估计他从哪里嗅到了一丝异常，所以过来探探口风，好在都被我敷衍过去了。不过我们计划也应该尽快实施才行，既然仇蕴存都有所察觉，那宋遁初肯定也会收到情报。万一宋遁初严加提防，或彻底倒向袁慰亭或孙百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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