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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第1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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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选票！我们要公平！”
“学界平等，一视同仁！”
“不公正，毋宁死！”
“打倒专权舞弊之教育总长蔡鹤卿！”
“蔡鹤卿不辞职，教育界无宁日！”
……
好在经世大学设计的这款轿车充分考虑到乘坐者的隐私，车窗采用的是单向透视玻璃，加上车内较暗，所以坐在车里的孙元起、蔡元培等人倒不虞被外面人看见；而且车门可以反锁，也不怕学生们拽开车门。但孙元起好奇的是，学生们高呼的口号貌似意指蔡元培在中央学会会员互选过程中有不公正之处。不过就孙元起所知，蔡元培的个人品德在民国时期是有口皆碑的，怎么可能会有专权舞弊的行径？
蔡元培似乎察觉到孙元起的疑惑，苦笑着说道：“蔡某也是情非得已啊！”旋即又问道：“百熙，你应该知道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吧？”
“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孙某自然知道这所学校。它前身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设立的养正书塾，后曾先后改名为杭州府中学堂、全浙师范学堂，前不久刚刚根据教育部令改为现在这个名字。在宣统前后，它曾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前身）、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今中山大学前身）、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今四川大学前身）等并称为‘六大师范’，算得上是全国名校。”孙元起执掌学部这么多年，对全国高等院校了如指掌，不过他有些不明白：“孑民兄，为什么突然提及这所学校？”
蔡元培有些羞愧地答道：“确实如百熙所言，浙江两级师范学校算得上是全国名校，尤其是在浙江高等教育稍显薄弱的情况下，更属难能可贵。但该所学校与其他五所高师略有区别，仅在名字上就有体现，因为它除了培养中学师资的高等师范外，还有培养小学师资的中等师范，故而名为‘两级师范学校’。
“教育部批准中央学会开始会员资格审查后，浙江教育厅曾致电教育部，询问该校会员互选该如何办理。蔡某碍于桑梓情面，加上浙省士绅纷纷请托说情，便批准该校全体学生享有互选权。谁知部中专门司在备案时发现该学堂不仅设有高等教育的优级师范选科，还有初级师范简易科和体操专修科，便拒绝签字。蔡某也是一时糊涂，便自行画押备案了事。结果引得社会舆论一片哗然，纷纷指斥蔡某专权舞弊。”
孙元起这才明白事情始末，不过蔡元培这番徇私偏袒确实算得上是专权舞弊，而且此举会让事情更加复杂，也让他失去处理中央学会事务的资格。
两人坐在车里交谈，车外的学生们却以为蔡元培是故意躲避，畏葸不敢出车，更加群情激奋，当下便有学生找来砖块瓦砾开始砸窗，准备揪出蔡元培饱以老拳。蔡元培见状只好大声呼叫教育部门口的巡警、门卫前来救驾，轿车司机也拼命鸣笛，缓缓开车逼退前面阻拦的学生。
待巡警稍稍驱散学生，蔡元培才拉着孙元起钻出轿车，对诸位学生高声说道：“蔡某才疏学浅、私德有亏，无法公平公正处理中央学会相关事务，实在愧对天下民众。因而特地请来孙百熙先生全权负责此事，从今以后蔡某概不插手，还请诸位宽宥蔡某！”说完朝四周各深鞠一躬。
学生们看到孙元起出现、蔡元培道歉，先是一愣。接着便欢呼雀跃起来。
孙元起不由得皱着眉头低声抱怨道：“孑民兄，这回你可把我坑苦了！”
三九九、系马高楼垂柳边（二）
蔡元培赔笑道：“百熙贤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您就权当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吧！”
孙元起没好气地说道：“这哪是什么普度众生？分明就是死道友不死贫道嘛！”
蔡元培涎着脸：“无论如何，贤弟今天一定要帮老哥渡过难关才行。”
孙元起忍不住想翻白眼：我凭什么帮你？上辈子欠你的？
不过孙元起还是按捺住性子，仔细权衡得失后对周围学生大声说道：“诸位，中央学会成立未久，会员资格认定事务繁冗，中间难免有所差池。《论语》有云：‘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孙某相信，教育部定会公平公正、妥善处理中央学会相关事宜，给全国民众一个完满的交代，还希望大家能稍安勿躁，不要激于一时义愤而误人兼以自误！”
话音刚落，蔡元培便接着补充道：“经教育部决议并报大总统府批准，从即日起，由孙百熙先生出任中央学会会长、会员评选委员会委员长、参议院选举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全权负责中央学会所有事务。孙百熙先生学高身正，品德卓著，素为天下推重。由他来执掌中央学会，铨衡会员、参议员选举事宜，想来结果必能令诸君信服！”
“好欸！”学生们欢呼道。不过欢呼声却较之前小了许多，其间还掺杂着“蔡元培滚出教育部”“欢迎孙先生执掌教育部”之类的不和谐音符。
孙元起明白，能到教育部门口围追堵截、抗议请愿的学生，多半都是没有互选资格或者处于两可之间的，眼看其他处于两可之间或者没有互选资格的同辈通过各种关系获得了许可，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心理失衡之下他们变得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便企图通过这些抗议行为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进而取得教育部的退步、承认。
现在由海外名校毕业、曾一手创立中国最高学府、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了如指掌的孙元起来处理此事，资格认定肯定会从重从严，一切鬼蜮伎俩都将无所遁形，他们的愿望也将落空。所以他们难免觉得有些失落，欢呼声自然也小了不少。
又劝慰了片刻，学生们才陆续散去。孙元起有些玩味地看着蔡元培：“孑民兄，你是故意把我诓来这里的吧？你我兄弟一场，此举未免有失厚道啊！”
蔡元培嘿嘿笑道：“那你当初推举愚兄出任教育总长又算不算厚道？”不待孙元起回答，他又正色说道：“百熙，中央学会诸事看似不难，因为通观全国，符合会员互选条件者也不足十万人，远不及地方一府人口；可要想按期完成参议员却也不容易，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互选资格解释的困难，不是学会法令规定得不清楚，而是学生们根本不愿意听。刚才学生们抗议的场景你也看见了，要不是今天你在这里，蔡某肯定难逃一劫。
“接下来是审查毕业证书的困难。清末各省高等学堂所颁毕业文凭，率由各省自己印制填写，上面只有学堂、提学使关防，并无学生照片，涂改仿造极为容易；若是冒名顶替，一时间亦无从查验；如果学历文凭证书因为兵灾水火不慎遗失损毁，或此时不在身边，恐怕也难以补办。此外，还要提防各省政府为争取本地名额，故意串通学堂作假。
“再者是选举造册的困难，从地方收缴验证文凭，到递交教育部审查，再到中央学会登记造册、返还文凭，手续繁杂，工作量大，除非有大批人手一起处理，否则很容易造成各种资料堆积如山，难以措手。而且工作中稍有纰漏就会酿成纠纷，然而期间纰漏必定不少，比如文凭在寄送过程中丢失、登记造册中漏掉一些人等。如果中间再有人故意挑拨生事，只怕难以善终。
“还有杜绝舞弊的困难。各省必须接到选举名册及选票才能进行选举，互选之后必须等到各省选票汇总至中央学会才能确定会员名单，在此过程中到处都是上下其手的机会，让你防不胜防。一方面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又时间紧迫，从现在到国会召开不到四个月时间，稍微拖延便会功败垂成。所以还请百熙从大局考虑，尽快着手，早些完成！”
孙元起知道事态严重，对于中央学会的职务任命也就没再多加推辞。他向蔡元培稍稍了解中央学会前期工作进展之后，迅速返回经世大学，与经世大学教育系、中国政策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等单位人员就中央学会的定位、架构及选举事宜进行了长达一周的磋商探讨。就在蔡元培和请愿学生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他向教育部提交了包括《中央学会章程》、《中央学会会员互选细则》、《中央学会参议员选举办法》在内的一系列文件。
在这些文件中，孙元起首先将中央学会定义为虚体的学术机构，下面分为两个实体的学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以及即将组建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后正式名称将为中国社会科学学会。
从机构设置来看，每个学部都下辖一系列专门的学会。就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学会）来说，下面就有中国文学会、中国哲学会、中国史学会、中国经济学会、中国语言学会等名目。
而从机构隶属角度来说，中央学会对应各省学会，中央学会各学部则对应各省学会的学部，中央学会的各个专门学会又对应各省学会的各个专门学会。由此，入会的会员也被分为三类：由各省专业学会互选产生的普通会员；由全国性专业学会的所有普通会员互选产生的高级会员；由中央学会会长、副会长提名通过，或外国学者对中国学术有特别贡献者，称为荣誉会员。
至于会员互选，孙元起有惩于之前学生对于《中央学会法》的质疑，先是对具有互选资格的人群做出了专门的界定。比如所谓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就是中学毕业后或具有中学毕业程度的学生经过考试选拔才能入学，实施学科教育并授予特定学位的高等教育机关；所谓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生”，就是在大学、高等专门学校接受专业课程教学三个学年以上，所有科目考核合格，取得毕业证书文凭的学生。界定之严密、解释之古板、条款之苛刻，简直令人发指。
孙元起还唯恐不够精密，又组织经世大学教育学系师生对中国1898年出现高等教育以来所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详细列举了全国所有施行高等教育的学校名称以及起止年限、专业名称；对外国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也进行了罗列，明文规定各国特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速成专科（部）毕业生不在此例。就拿蔡元培舞弊的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来说，名单中就明确指出该校只有1908年至1912年优级师范科的毕业生才具有互选条件。
为防止因学校资料缺失而导致的人员遗漏，孙元起又特别要求，目前各省应就名单规定的合格人士迅速展开普通会员选举，以便在规定时间内选举出参加国会的参议员。至于其他不在名单的学生，可以以信件的形式向教育部反应，中央学会也会为他们单独留出1个参议员名额，等待时机合适再另行补入，以免因为一部分人而累计全体选举。规定颁布之后，如果再有学生寻衅滋事，借故抗议请愿，阻挠选举进行，第一次当课以100块银元的罚款；第二次将课以500块银元的罚款；第三次则处于一个月的拘役，并剥夺五年之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绝不姑息。
孙元起在随文件送给蔡元培的信中也申明，如果临时参议院、内阁同意自己的意见，那么自己会接受相关职务任命，暂时负责中央学会的会员互选与参议员选举；如果不同意，那不好意思，孙某能力有限，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估计临时参议院、内阁也是没有别的高招，很快便顺水推舟地同意了孙元起提交的所有文件。随后，这些文件在《政经日报》、《申报》、《民立报》、《民权报》以及中华广播等媒体上以政府公告形式连续刊登，位于经世大学旁边的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也挂出了“中央学会”“中央学会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部”“中央学会会员评选委员会”“中央学会参议院选举委员会”等牌匾，标志着中央学会正式成立。
不知是因为孙元起的人格魅力，还是有关处罚规定过于严苛，公告颁布数日之内居然无人提出反对意见。而近水楼台的经世大学作为中国在校师生人数最多的高等学府，在这几天内已经先后有上千人在选举事务所登记审查，几乎占据了全国登记总人数的九成！
真正会员选举的时候，该不会是经世大学一家独大吧？孙元起不仅忧虑：尽管经世大学在中国科学界确实是一枝独秀，在中央学会中占据大半壁江山也在情理之中。但自己执掌中央学会选举大权，如果现在的7个参议员名额中，经世大学学生独占6、7人，恐怕难免为人所诟病吧？
就在这时，门人突然来报：“大人，京师法律学堂王锡銮请见！”
三九九、系马高楼垂柳边（三）
京师法律学堂？孙元起有些疑惑：这所学校不是已经不存在了么？
京师法律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官办法律学堂。当时清政府鉴于庚子国变、帝后西狩的屈辱，开始励志变革推行新政，其中包括法律革新。光绪三十年（1904），朝廷批准成立修订法律馆，对旧有的帝国法律进行删削，并参酌外国法律，起草适合新形势下的民刑法典。
随着法律改革的全面深入，法学人才短缺的矛盾日益显露，因此培养大批汇通中西的法律人才，就成为保证全面修订旧法、推行新法的重中之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清末著名法学家、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向朝廷上奏，请求拨款设立法律学堂，开辟了清末法政学堂创制之先声。
沈家本的奏本最终获得了朝廷的批准。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法律学堂终于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正式开学，为此清廷特地赏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作为法律学堂开办的贺礼。第二年，法律学堂由修订法律馆所属改为法部直属，并正式改称“京师法律学堂”。
根据《修律大臣订立法律学堂章程》的规定，学堂设专修科、速成科两种，考取朝廷各部属员入校学习，毕业后派往各省佐理新政。其中专修科学制三年，课程与当今法学院的课程极为相似；速成科学制一年半，只学习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现行法制及历代法制沿革、法学通论、宪法大意、刑法等14门主干课程，目的是使学员在短期内成为政府所急需的法律人才。
京师法律学堂的创办，为当时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法律人才，为中国法制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所培养的人才在以后的政治及法律运动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法律学堂只开了甲、乙两班，毕业生大概500人左右，还未来得及开办丙班便被停办，学生并入了京师法政学堂。
京师法政学堂创办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是学部以“造就完全法政通才”为宗旨而设立的专门学校，不久法部的京师法律学堂、度支部的京师财政学堂同时并入，使它迅速成为全国法政专门学堂中的巨擘。但它也没有存在太长时间，在民国元年的孙元起手中，更名为现在的北京法政专门学校。
可以这么说，京师法律学堂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为什么王锡銮此时还要特意在姓名前冠上这个学校呢？孙元起稍稍思忖便明白了意中所指：他是代表京师法律学堂前来请愿的。该来的总会来的！孙元起深吸一口气，对门人说道：“有请！”
京师法律学堂成立不过六年，王锡銮作为该校的毕业生，孙元起最初还以为他是个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谁知片刻之后却进来一位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看上去比孙元起还老态些，恭恭敬敬地鞠躬行礼道：“后学王锡銮拜见孙先生！”
——原来京师法律学堂的学生都是挑选中央各部委的在职公务员，故而普遍年龄偏大。据统计，该校第一届225名毕业生中，最年长者53岁，最年轻者18岁，以30岁年龄段为最多。王锡銮还算是那一届中比较年轻的。
孙元起连忙还礼道：“王兄太过客气了！恕孙某眼拙，不知王兄在何处高就？今日到访有何贵干？”
王锡銮答道：“后学姓王名锡銮，字韧盦，广西临桂人。光绪丙午（1906年）蒙抚宪会考，录送京师法律学堂学习，毕业后以主事分部学习，现在京师高等检查厅任书记长之职，闲暇时间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兼课。王某凡夫俗子，自然难入先生法眼。今日冒昧求见是后学愚钝，对中央学会有关会员互选的规定有暗昧不解之处，想求教于先生。”
王锡銮？会员互选？孙元起忽然想起前几日《申报》上的一则新闻。
据说在孙元起抵达北京之前，原京师法律学堂的毕业生便率先在京城召开了中央学会会员预选，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王锡銮，并且倡言：“将来中央学会正式选举，凡我校同学当全体投王君票，以翊助王君顺利当选，为我法律学堂增光。”当时在场众人皆欢呼鼓掌赞成。谁知没过多久，孙元起便颁布了具有互选资格的高等院校名单，京师法律学堂根本没有上榜。之前那场预选会便好比一群太监上青楼，成为全国的笑谈。
孙元起心中了然：“学会会员互选涉及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演变，本来就错综复杂，孙某对此也是闭门造车，相关规定难免有错误遗漏之处。还请韧盦兄不吝赐教！”
王锡銮放低姿态问道：“后学疑问之一，便是为何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在具备互选资格的院校名单之内，其前身之一的京师法律学堂却不在其中？虽然现在京师法律学堂已不复存在，但据王某亲身经历而言，京师法律学堂应当具备《中央学会法》及《互选细则》的条件才是。”
“韧盦兄请稍等片刻。”说罢孙元起起身在书架上翻找起来，然后拿出几页纸递给王锡銮：“这些分别是沈寄簃老先生（沈家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向朝廷上奏的《删除律例内重法折》、家叔祖父文正公（孙家鼐）光绪三十二年（1906）《筹设法律学堂折》以及贵校建校之初的《章程》，从这三份文件中可以看出，京师法律学堂是‘考取各部属员，入堂肄习’、‘以造就已仕人员研精中法律，各具政治智识，足资应用为宗旨’。
“请注意‘各部属员’‘已仕人员’这八个字！这充分说明贵校的学生都是选取当时各部在职的官吏，而不是学生，显然不符合《互选细则》中‘中学毕业或具有中学毕业程度的学生’这一条，故而京师法律学堂不应在具备互选资格的院校名单之内。不知韧盦兄有何异议？”
王锡銮道：“在下觉得先生你解释的内容中有两点值得商榷。第一，京师法律学堂学生身份问题。尽管我等在入学之前是已仕人员，但考取之时即脱离官场，入学之后便身为学生，本无‘官吏’‘学生’之别。中央学会又何必强分彼此？
“第二，中学毕业或具有中学毕业程度问题。我等虽然不才，但既能入仕，绝大多数都有贡生、监生、秀才功名。只恨我等生不逢时，求学之时唯有私塾、书院，并无中学堂之说；所读之书唯有四书、五经，亦无化学物理。现在先生以中学相规矩，未免失之太苛。”
孙元起手指摩挲了下巴上的胡茬，一字一顿地说道：“韧盦兄，你是京师法律学堂的毕业生，又是京师高等检查厅的书记长，还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兼职教师。作为一名法政人员，你应该比任何人更能理解‘一字千钧’的道理，因为法律条文是最严谨的，钉是钉铆是铆，容不得半点马虎。比如《刑法》规定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者不适用死刑，尽管都是十八周岁，但犯罪前满十八周岁和犯罪后满十八周岁能一样吗？
“同样道理，《中央学会法》及《互选细则》等都是通过临时参议院审议、内阁颁布的法令，明确规定入学前必须是学生，入学前是学生和入学后是学生便完全截然不同，中央学会自然要强分彼此。你怎么能说本无‘官吏’‘学生’之别呢？再者说，入学之后谁不是学生？”
王锡銮脸色顿时一阵青一阵白。
孙元起又道：“当然，你说之前并无物理、化学、中学堂，以中学毕业或具有中学毕业程度相局限未免太过苛刻，这一点确实很有道理。不过自前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推广新学以来，私塾、书院已经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各类大中小学，现在国家立法将中央学会会员资格定义如此，也是从长远角度考虑，所以无可厚非。”
王锡銮气呼呼地说道：“照孙先生这么说，那些著述等身的耆宿硕儒只因没上过高等院校，没学过物理化学，便终生与中央学会无缘了？”
孙元起笑道：“韧盦兄，要想当选中央学会会员，可不是只有高等院校毕业生一条路！在《中央学会法》以及《互选细则》中都明文规定，除了高等院校毕业生之外，有专门著述经中央学会评定者也具有互选资格。那些著述等身的耆宿硕儒可没有被排斥在中央学会之外。”
王锡銮道：“如果有些耆宿硕儒是述而不作或不轻易下笔，致使没有著述问世呢？像清初大儒亭林先生（顾炎武），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日知录》；潜丘先生（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也是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若是按照今日的法令，他们岂不是名闻天下，身却不得入学会？
“又或者有些耆宿硕儒著述暂时不为学界所认可呢？像潜丘先生的《尚书古文疏证》，便被以博学著称的西河先生（毛奇龄）讥为‘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锻炼成狱’，并针对该书撰写出《古文尚书冤词》；此后还有望溪先生（方苞）的《读古文尚书》、瓯北先生（赵翼）的《陔余丛考》加以驳斥。若是按照今日的法令，他岂不是终生无望学会？”
孙元起道：“那些述而不作的学者，对于著述留世都不萦于心，想来对于中央学会会员的名头更是弃如敝屣了，所以我们都不必太介怀。对于真正有学问而暂时无法获得公众认可，我们还可以中央学会会长、副会长直接提名当选荣誉会员，以免有遗珠之憾。当然，无论学会如何努力，总会有些杰出的学者无法入选，这是无论哪个朝代、无论哪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的。我们会尽量以公平公正的态度，采取多种评选渠道、多种评价方法挑选优秀的学者，避免遗憾。”
王锡銮微微点头，然后又问道：“在下还有个问题，现在中央学会只有先生一人，有专门著述者如何通过中央学会评定？难道先生打算一人包揽对全国所有学者著述的评判？”
三九九、系马高楼垂柳边（四）
孙元起有些默然。
王锡銮说得确实非常有道理。孙元起只是个物理学硕士，并不是神人，超前百年的见识或许让他能在物理、化学、数学、电子等领域颇有发言权，但绝不是所有领域。像文、史、哲、法等学科，很多时候他甚至不及速成科毕业的半桶水，又如何评判这些领域学者著述的优劣呢？诸如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名物典章等传统学术，只怕他连读都读不懂！
孙元起沉吟片刻答道：“韧盦兄可谓明见万里、智察秋毫，这一点孙某确实有欠考虑，好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孙某准备通过中央学会会长直接提名的方式，先在各领域选出一批年高德劭的荣誉会员，以负责学者著述的品评。史学比如杨邻苏（杨守敬）、王葵园（王先谦），经学比如王湘绮（王辏г耍⒘嗡囊耄纹剑苎П热缪霞傅溃ㄑ细矗⒘盒禄幔浩舫７梢豢樗锬衬吧媒簦恢捅Q兄有何推荐？伍文爵（伍廷芳）、沈寄簃（沈家本）两位老先生如何？”
王锡銮道：“这两位先生都是在下的老师，本来王某不敢置喙。既然现在孙先生问及，王某就斗胆说上几句。伍先生曾自费赴英国四大法学院之首的伦敦林肯法律学院学习法律，并取得博士学位，是第一个取得英国法律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其后回到香港从事律师工作，很快被港督批准为执业大律师。他曾协助沈先生编订《大清现行刑律》，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刑罚，禁止刑讯，又主编民事、刑事、诉讼法等，结束中国民法、刑法不分的局面，为中国刑法开辟新纪元。所以他作为法学的荣誉会员，绝对是名至实归！
“沈先生博闻强记，遍览历代法制典章、刑狱档案，对我国古代法律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早在前清光绪十二年（1886）就刊行了第一本法学著述《刺字集》。此后，他还陆续撰写了《秋谳须知》、《律例偶笺》、《律例杂说》等十余部书稿。除研究之外，他还广泛从事法学实践，包括担任刑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等法学职务，以及主持制定《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律典章，堪称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先驱。
“伍先生学成于海外，沈先生植根于本土，一中一西，一洋一土，足以并称我国法学双璧。由他们来评判当前法学界的著述，自然公平公正，无人敢不服。只是两位先生现今都已年过古稀，精力锐减，辛亥年后便退职不再视事。尤其是沈先生，早已久病卧床，恐怕孙先生您——”
“孙某难以请动两位先生出山？”孙元起接过话头。
大佬都是七老八十的前辈，这确实是中国学界的普遍问题，尤其又以文科领域更甚。个中原因除了中国人喜欢论资排辈、尊老敬老的习俗，也因为古代的学术成就需要慢慢积累，而不需要太过惊才绝艳的思辨能力，故而年龄的优势也就显而易见。民间谣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吃过的路还多”“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便是这种思维的具体体现。
曾有人戏谑地总结了文史哲学科学阀养成计划，包括拜入名师门下、获得名校学位、出国留学镀金、执教著名高校、大量撰写文章等等，但最关键的一条却是争取长命百岁。只要你把同辈的学者全部熬死，唯独你岿然独存，你自然就变成了学阀。文怀沙、叶蔓之类之所以能够出名，就是活得足够长，然后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但王锡銮这么关心沈家本、伍廷芳的身体和年龄，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孙元起脑袋里忽然灵光一闪，客气地问王锡銮道：“不错，沈先生抱病在床，伍先生退居上海，孙某确实难以请动两位先生出山。韧盦兄作为法学界知名人士，不知有何良策？”
王锡銮态度依然恭谨，语气却略显明快：“后学才疏学浅，并无良策可言，只是从孙先生您借用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来互选会员的思路里，突然想到一种解决方法。”
“哦？”
王锡銮接着说道：“有如孙先生在海外纠合留学生创立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我等京师法律学堂学子熊煜、王克忠、汪子健等人在沈先生捐资赞助下成立北京法学会，是为我国最早的法学会。学会成立之后，曾设立短期法政研究所，积极培育法政人才；编辑出版《法学会杂志》，每月一期。但由于辛亥年底政治变革、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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