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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第1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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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接手之前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不过事实证明，他们还是低估了这个任务的艰巨性。问题首先出在对《中央学会法》中的资格解释上。
首先提出异议的是前京师大学堂预科毕业生，他们向教育部要求取得选举会员的资格。教育部有些愕然：虽然大学预科也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是高中教育跨越到高等教育的重要基石，但预科只相当于补习班，水平、资历都明显低于大学专科毕业，根本达不到《中央学会法》规定的要求，怎么可以提出参选要求呢？
预科学生则振振有词地解释道：首先，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是大学；其次，预科是大学的一部分；第三，我们在大学里学习了三年时间。这些完全符合“国内大学三年以上毕业者”的条件，为什么没有选举会员的资格？
教育部这才发现法案中的漏洞，赶紧补充解释道：“高等专门”四个字应该和“大学”连起来理解，意思是在高等以上学堂学习专业课三年毕业者才有资格，大学预科虽然也是高等以上，但是学的都是普通入门科目，所以不能参选。
就在教育部和大学预科生们打嘴仗的时候，又有一波留日学生跳了出来要求参选。这些人绝大多数毕业于日本大学、高等专科学校特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速成专科，——据统计，清末留学日本的数万名学生中，学习速成科的占60％，普通科（预科）的占30％，中途转学退学的占5—6％，进入高等专科学校的占3—4％，进入大学者仅占1％——也就是说，速成专科水平甚至不及预科。
速成专科比较正规的是一年或两年，后来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多了，他们也开始萝卜快了不洗泥，由一年缩短为八个月，由八个月缩短为半年，甚至还有数月乃至数日的速成科！速成科的名称也极多，包括速成师范、速成法政、速成工艺、速成理化、速成警务等等诸多名目。
按照《中央学会法》规定，至少也要在高等专门学校学习三年才有资格参选，速成专科最多也才是两年，明显不符合要求。但很多人却在“三年”两个字上抠字眼，比如日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第四期学员1905年11月入校，1907年5月毕业，在校时间只有一年半，但却占据了三个年头。所以也理不直气壮地到教育部要求参选。
各地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的毕业生也联名上书教育部，力争互选资格。教育部更是一个头两个大：各地法政学堂学生都是已经入仕的官员或举人、贡生、监生等，选择品行端正、通晓笔墨之人经考试后入学，只学习法政知识；京师法律学堂也是专选公职人员入学肄业，两者显然都不是法案中所指的中学毕业或中学毕业程度考入高等学堂的毕业生。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人在“高等专门”中间加了个顿号来理解，变成“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者”，一下子把中央学会的学历门槛从大学本科、专科降到了高中（高等学校）、中专（专门学校）。
“高等专门学校”“高等学校”“专门学校”都算是半个舶来品，最先出现在日本的教育体制内，然后为中国所采用。在法案的制定者看来，“高等专门学校”的意思简单明了，就是全日制大学专科毕业，没想到在具体实践中却遇到了这些的不同解读。
会员选举本来就人多事紧，没想到还遇上了这档子事，着实令教育部上下着急上火。各类学校的毕业生抗议不断，请愿队伍天天堵在大总统府、教育部门口，更是令袁世凯、蔡元培等人一脑门子官司。
肥肉虽然好吃，但也得有本事吃到肚里才行啊！他们思忖再三，最后还是痛苦地决定：请孙元起出山！
三九八、从遣乘春更北飞（上）
为了引诱孙元起出山，袁世凯也是下了血本，一口气给出“中央学会会长”“中央学会会员评选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学会参议员选举委员会委员长”等三四个头衔。
可惜孙元起对此并不感冒。
尽管他已经卸任教育总长，远离中枢政治核心，可身上各类公私职务依然有数十个之多，政府性质的如大总统府高等顾问、国立中华科学院院长，民间团体的如经世大学校董会董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会长、中国教育会会长、新中国党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会长，至于其他理事、委员、教授、代表之类赠送的名头更是不计其数。难道中央学会会长、委员长之类的虚衔更有诱惑力？
真正促使孙元起出山的是另外两个原因，首先是蔡元培的恳求。
蔡元培虽然在教育上颇有心得，但精通教育并不等于能够做好教育总长，尤其是在民国初年这种政治大环境下，临时参议院的制约、北洋系的掣肘、其他党派的倾轧、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就足以折磨得你心力交瘁。而且孙元起借鉴后世的教育制度对全国教育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又全面推广改良版义务教育，将教育摊子铺得非常大，令初来乍到的蔡元培一时半会儿很难上手。
更重要的是教育经费短缺。川陕各省每月贡献给教育部的经费不可谓不多，可是花钱的地方更多，科、教、文、卫、体个个都需要教育部拨款。以前孙元起主政的时候，经费短缺还可以让莉莉丝献献爱心，无偿帮衬一把。蔡元培哪有孙元起那么大的颜面？出任教育总长才短短数月，蔡元培已经无数次萌生辞职的念头。这回中央学会会员评选闹得满城风雨，蔡元培在烦恼之余再次想到辞职，甚至辞职书都写好放在了办公室的抽屉里。
幸好此时宋教仁回到北京，闻听消息赶紧面见蔡元培，先是声泪俱下动之以情，然后再苦口婆心晓之以理，痛诉国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面临的种种难题与挑战。最后宋教仁沉声说道：“孑民兄，眼下参议院选举在即，我等必须全力以赴，不容丝毫有失！一旦竞选失利，合并未久的国民党很可能会因此而四分五裂。您是同盟会元老、国民党理事，忍心坐视政党沉沦？
“中央学会作为教育部直属机构，选举监督又是以教育总长充任，只要你在位上，就有很大希望获得半数以上名额。若是你此时辞职，教育总长一职必然由孙百熙接任，中央学会的8个名额就会成为新中国党的囊中之物。如今新中国党在众议院初选中已经成为第二大党，紧缀在我们国民党之后。如果他们因此在参议院选举中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使得我党不能组阁，最终导致政党分裂。孑民兄，那岂不是‘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呃……？”蔡元培有些无语：我这个教育总长辞职与否，能够决定国民党的成败？未免有些太言过其实了吧！再者说，就算我在位又能如何？孙元起在海外声誉极隆，又是欧美同学会会长，能够确保留学生的选票不会流失；在国内的巨大影响力姑且不说，单单经世大学的毕业生就占据中央学会会员人数的一半。国民党凭什么在中央学会中争取半数以上名额？
宋教仁见蔡元培有些不信，又接着解释道：“宋某也知道孙百熙在中国教育界的影响力无人能比，哪怕他不采取任何拉票动作，中央学会的8个名额也会大半落入新中国党的囊中，其他党派难以染指。但我们国民党现今已经陷入困境，必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死中求生，迎难而上，未必就没有翻盘的机会！”
“那遁初有何高招？”蔡元培奇道。
宋教仁微露阴狠之色：“我们首先请孙百熙北上就任中央学会会长、会员评选委员会委员长、参议员选举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负责中央学会的机构筹备、会员评选以及参议员选举事宜。这些事情本来就纷纭复杂，经世大学在高等教育界又一家独大，孙百熙稍有处理不当就会惹得物议沸腾，影响新中国党的得票。纵使他能面面俱到，妥善处置此事，也可以把他牵扯在京城，不让他到全国各地演讲拉票。
“一旦中央学会开始选举参议员，我们就会在报纸上大造舆论，宣扬孙百熙把持会员评选，排除异己，让经世大学学生和新中国党在中央学会中一家独大，意图囊括所有名额。像孙百熙这种人素来最重名声，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让出几个名额，我们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也颇有影响，孑民兄在教育部再稍加引导，肯定能有所斩获。这就叫‘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蔡元培闻言顿时眉头大皱，神色也颇为不渝：“这手段未免太——！”
“太卑鄙？太下作？”宋教仁冷笑道，“比起共和党的贿选、舞弊，我们这点小伎俩算什么？政治本来就是肮脏的，它只包括三个含义：残酷、血腥、欺骗。纵使孙百熙号称当代圣人，从政之后也逃不过这个范畴，何况等而下之？我们既然决定从政，就不必故作清高。
“再者，共和党就是袁项城豢养的走狗，他们要是执政，我们革命党流血铸就的民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新中国党则是毫无政治主见，依违于我们国民党和袁项城之间，朝三暮四，东食西宿。相对于新中国党和共和党，至少我们目的是清楚和正确的。既然目的正确，手段上有些小瑕疵又打什么紧？顶多就是事急从权罢了。”
蔡元培脸色更加深沉：“如果手段不正确，即便结果正确，又有什么意义？”
宋教仁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顾左右而言他：“孑民兄，宋某知道您与孙百熙关系匪浅，早在十年前经世大学成立的时候就曾以副校长之职相召，邀请你北上执教；现在就任教育总长也是出于孙百熙的大力举荐。此次邀请孙百熙北上就职，只怕还得孑民兄您亲自出面才好。”
蔡元培冷哼一声，不怿地答道：“既然你知道我和孙百熙关系莫逆，还想让我出面邀请他北上？难道你想陷蔡某于不仁不义之地？”
宋教仁连忙答道：“宋某岂敢！只是孙百熙此次北上对于新中国党来说未必全是坏事，只不过对我们国民党更有利而已。孑民兄作为教育总长，想来也应该知道这次会员评选涉及全国近十万人，而且要在短短两个月之内完成，任务艰巨；现在各地士绅又为会员评选事宜闹得不可开交，请愿抗议不断。如果照这样下去，在明年参议院会议召开之前绝对难以完成议员选举。
“参议院会因为中央学会没有选出议员而延期么？显然不会！那就意味着中央学会的8个名额彻底被浪费，这对我们是个损失，对于新中国党来说也是个大损失，唯有共和党和袁项城对此是乐观其成。如今能够改变这一局面的只有孙百熙，因为他在教育界的崇高地位是大家公认的，而且对于中国高等院校发展情况了如指掌，像眼下闹得沸沸扬扬的资格解释问题，他完全可以一言而决，无人再敢提出异议。既然如此，孑民兄为何不愿请他北上呢？”
蔡元培虽然知道宋教仁用意不纯，但当前面临的困境却确实如其所言，除了孙元起很难破解，拖延下去很可能教育部和候选学生两败俱伤。——在真实历史中，就是因为互选资格的激烈争吵，在学界酿成了意想不到的风波，以至于教育部与无互选资格的学生相持不下，双方都分别诉诸法律。最后以兼任教育总长的陈振先解除兼职，也无人通过中央学会当选参议员而告终。这也最终致使中央学会胎死腹中。
宋教仁见蔡元培有些意动，又赶紧趁热打铁道：“宋某如此手段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国民党、同盟会和光复会！昔日为了革命成功，光汉子（徐锡麟）手刃安徽巡抚恩铭，最终心肝被刳而无悔；鉴湖女侠（秋瑾）举义于浙江，事泄从容就义于绍兴；熊味根（熊成基）谋刺清廷考察海军大臣载洵，愿以鲜血浇灌自由之树。
“孑民兄，你忍心看着无数先烈为之奋斗的伟大政党就此衰落么？你愿意看到先烈碧血铸就的民国如此衰败么？现在国事蜩螗，民不聊生，我们革命党人有志奋起，将当前政局洗刷一新，使得民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以告慰诸位先烈地下之灵，使他们含笑九泉，难道这也有错么？”
蔡元培只好松口道：“那我就给孙百熙写封信，至于成与不成，那就非我所能及。”
宋教仁顿时大喜过望：“好、好、好，那就有劳孑民兄了！”
三九八、从遣乘春更北飞（下）
虽说孙元起对蔡元培颇为仰慕，两人也交谊颇深，但他的书信还不足以让孙元起急吼吼地赶到北京去救场。促使孙元起出山的更关键因素还是来自汤寿潜的劝说。
自从张謇叛党之后，汤寿潜成为党内唯一能与孙元起比肩的元老级人物，孙元起对他也非常尊重。这次众议院初选，汤寿潜不辞劳苦奔波江、浙、赣、皖、闽、粤等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极力减少张謇叛党带来的巨大冲击，并组织竞选团队应对国民党和共和党的挑战，使得新中国党在华东地区牢牢占据四成以上的席位，为新中国党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这一点上看，汤寿潜真可谓居功至伟！所以孙元起在初选完成后来到上海，除了想稍事休整之外，主要就是想跟汤寿潜见面晤谈以表谢意。
这段时间里，孙元起和汤寿潜或是到城隍庙的南翔馒头店吃吃蟹黄包，或是去南市十六铺的新舞台听听京剧，又或者在莉莉丝的华熙园里品茗畅谈，倒也轻松自在。接到蔡元培的航空信件时，孙元起与莉莉丝、汤寿潜以及杨永泰等数人正在四马路的一品香番菜馆开洋荤，他打心底里不愿去接这个烫手山芋，奈何蔡元培言辞恳切，当下不禁皱起眉头。
汤寿潜见状问道：“百熙，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
孙元起苦笑着把信件递给了汤寿潜：“蔡鹤琴想让我担任中央学会会长，并负责学会会员互选及参议员选举事宜。现在全国各处士绅为了资格解释之事闹得不可开交，每天聚集在教育部及总长、次长寓所周围抗议请愿，出言无状，不可理喻。现在请我北上，不是要把我架在火上烤么？”
汤寿潜看完后说道：“那百熙对中央学会怎么看？”
孙元起摇了摇头道：“不客气地说，中央学会就是个怪胎！或许袁项城成立中央学会的初衷是想它建成国家研究院之类的全国最高学术机构，可孙某在此之前已经先后建成中华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等组织，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初步具备了中央学会的功能，再成立中央学会难免会给人叠床架屋的感觉。
“可能袁项城和蔡鹤琴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颁布的《中央学会法》中做了一定的调整，将中央学会变成全国高等院校毕业生联合会。如果全部调整的话倒也不失为良策，可它偏偏又保留了学术机构的尾巴，变成了如今这般不伦不类的四不像。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照这样下去，恐怕中央学会存在不了多久；即便能够苟延残喘，也是个不尴不尬的边缘角色。”
经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经世大学、北京大学等组织推举，中华科学院在十一月份终于选出了首批10名院士，除了孙元起、赵景惠两人之外，还有著名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发动机专家李复几、计算机学者刘斌，以具有中国国籍的外国学者马丁、特斯拉、卢瑟福、爱因斯坦、米列娃等。在这当选的十人之中，竟然有一半以上获得过诺贝尔奖，比例之高令全世界为之叹服，着实算得上中国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最高学术机构的桂冠。
汤寿潜道：“百熙你从学术角度着眼，分析鞭辟入里，令人叹服。但中央学会的存在并非仅仅是学术机构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诚然中华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在国际上影响力匪浅，在国内令无数学子高山仰止，但它终究只是学术机构，影响力局限于学术圈内。
“我国素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这不仅意味着学问优渥便可以踏入仕途，也意味着学问大小是通过能否踏入仕途、入仕官职大小来确定的。如果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纵使在学术上有再大的影响力，终究难免为世俗所轻。所以无论中华科学院也好、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也好，可以想见，在不远的未来都将无法与中央学会抗衡，个中关键就在于中央学会拥有媲美各省的参议员名额。”
孙元起、杨永泰等都不由点头道：“蛰翁所言极是，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官本位思想在国民心中根深蒂固，只怕学术界也未能免俗。”
汤寿潜接着说道：“中央学会拥有的参议员名额足以媲美各省，可以想知中央学会会长将来对于知识界的巨大影响力。此次众议员初选，我们新中国党的得票从年龄层次上看主要来自二三十岁的西式学堂毕业生，从职业上看主要来自知识界，这些都是我们新中国党安身立命的根本，偏偏中央学会在会员资格上和我党支持者颇有重合之处。
“《礼记》有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若中央学会会长是冲虚谦退的彬彬君子还好，如果是国民党在这个位置上安插一个争权夺利之辈，恐怕将来与百熙之间少不了一番龙争虎斗！既然如此，我们何不乘此机会接受会长一职？”
杨永泰道：“蛰翁，这个中央学会的会长可不好当啊！单单现在一个会员互选资格认定就闹得教育部上下鸡犬不宁，谁知道后面还有多少波折？袁项城、蔡鹤琴奉送给大人会长、会员评选委员会委员长、参议员选举委员会委员长这几顶高帽子，说白了就是让大人去当恶人，决定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让谁上、让谁不上。最后功劳没有多少，反倒都是得罪人、背黑锅的活儿，弄不好就影响我们新中国党在全国的选举大局，大人怎么敢轻易接手这个烂摊子？”
汤寿潜捋了捋胡子：“百熙、畅卿，老夫给你们说则《韩非子》里的故事吧！话说宋国有位执政大臣名叫子罕，某日对国君宋桓侯说道：‘百姓喜欢奖赏恩赐，所以这项权力由您来操持；百姓憎恶杀戮刑罚，这就由微臣来掌管吧！如此一来便可以恩归于上、怨归于臣，百姓对大王只有感恩戴德之心，江山才会永保稳固。’宋桓侯思忖片刻，觉得子罕所言甚是有理，便答应了。
“从此以后，每当有司要颁布法令、诛杀大臣，宋桓侯都说：‘这种事去问子罕吧！’于是全国的王公大臣都畏惧子罕而不害怕国军，升斗小民都只知道有子罕而不知道有国君。政策推行一年之后，子罕便杀死了宋桓侯而自立为王，全国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史称‘戴氏取宋’。百熙，你知道《韩非子》中记载这则故事是想说明什么道理么？”
孙元起可不像汤寿潜那么知识渊博，自然不知道这则故事是出自《韩非子》的《二柄篇》，当下唯有默然以对。
汤寿潜也没指望从孙元起这里得到答案：“这则故事意在说明‘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什么意思呢？就是上位者必须恩威兼施，不可偏废其一，故而在皇权统治时期有‘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之说。
“百熙你自光绪年间以来便在大江南北捐资兴学，惠及全国万千学子；执政四川之后，更是蠲免川陕各省钱粮田赋，恩泽不可谓不广。但你在威刑上却鲜有举措，即便主政一方也少有杀戮刑罚，使人觉得你是生而少断、好和不争，故而袁项城、宋遁初等才屡次三番对我们新中国党构陷利用。百熙你必须在适当时候表现出杀伐果断，才能让他们有所忌讳。
“此次中央学会参议员选举，会员资格在大总统府颁布的法案本来说得极为清楚明白，认定起来应该非常通畅易行才是，结果却闹得沸沸扬扬。为什么呢？究其根源在于某些没有互选资格的毕业生、在校生从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角度对法案进行曲解，认为他们应该享有互选资格，而蔡鹤琴没有太大权威，处理又失之柔弱，由此酿成互选风波，并日益高涨。
“当此之时，百熙你应该挺身而出，利用自己在教育界的权威对互选资格进行明确界定，是则是，否则否；解释颁发之后如果再有故意捣乱者，关则关，罚则罚。藉此也让袁项城、黎黄陂、国民党、共和党他们知道你只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并非一直柔弱可欺。”
杨永泰也赞成道：“蛰翁高见！大人，不用霹雳手段，怎显菩萨心肠？”
“这……”孙元起顿时大有犹豫：从事教育这么多年，对于学生有着深厚的感情，凡事喜欢“和为贵”，对于他们抗议请愿真还下不去狠手。或许这就是汤寿潜所说的“生而少断、好和不争”性格吧？
汤寿潜见状有些不满，声音也略略提高：“百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孙元起只好退让一步道：“我到北京看看再说吧。”
就这样，他乘坐飞机返回了北京，参与到这场特殊的选举中来。
三九九、系马高楼垂柳边（一）
孙元起此次北上并不是很着急，所以也没有刻意安排专机，而是随意搭乘了中华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
飞机从上海起飞后不知是从安全角度考虑，还是从牟利角度考虑，几乎每站必停，先后停靠南京、合肥、开封、正定才抵达北京，原本预期一天可以抵达的航程愣是被拖延成了两天。不过就孙元起观察，中华航空公司运营情况还是很不错的，额定十人的客机几乎每次都是满员，要知道从上海到南京短短三百公里的航程，票价就高达四十块银元！
更令孙元起感兴趣的是乘客们的身份。除了极少数是特意乘坐飞机开洋荤的新潮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四十岁以下的男性商贾。当然，现在飞机的机舱密闭性、隔热性、舒适性都不是很好，又值冬季，每位乘客在航行过程中都要拥着厚毛毯瑟瑟发抖，确实不适合老弱妇孺，更不适合那些坐不垂堂的千金之子。只有那些追求时间、金钱的商人才会敢于忍受这种折磨。
孙元起说是去北京看看，结果刚下飞机就看见蔡元培在机场恭候。
看来中央学会乱七八糟的事情确实把蔡元培折腾得够呛，只见他身材消瘦、面色青黑、头发半百、颧骨高耸，看到孙元起便扑了过来，紧紧握住孙元起双手：“百熙，你可来了！元培望子久矣！”
孙元起有些惊讶：“孑民兄何以至此？孙某听闻近来京城因为中央学会会员资格认定事宜闹得沸沸扬扬，正好仁兄折简相召，便北上看看情况。怎么，局面已经糜烂至此？”
蔡元培长叹一声：“一言难尽哪！走，我们上车边走边说。”
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新款小轿车在民国元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因其式样雅致、车身坚固、行使稳速、座位舒适等诸多优点，很快博得政府高官、巨商大贾的青睐。尽管售价不菲，加上关税至少要值三四千银元，依然迅速成为京、津、沪等地小开招摇过市的新宠。据负责通用公司在中国销售事宜的孙多鑫月前保守估计，今年至少可以售出三百辆通用轿车，明年估计会翻上一番。
通用轿车的热销，导致陕北延长油田公司的产品在市面上供不应求，也从另一个侧面推动了中国各地对石油的勘探开采和蒸馏提炼。当然，这都是题外话。
蔡元培作为教育总长，也由内阁配发了一辆通用轿车。蔡元培拉着孙元起坐到后排座位，然后开始诉苦道：“百熙，以前乡间谣谚说‘别人的活好干，别人的钱好赚’，蔡某还有些不信，总以为既然别人能干的事儿咱肯定也能干！自从接受教育总长之职后，蔡某才明白什么叫‘人力有时而穷’。以前看着百熙你在任时颁布学制体系、推行义务教育，似乎轻而易举；等自己着手操办的时候，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就说义务教育拨款的事吧！本来以为最麻烦的是筹款，没想到百熙你已经提前帮助解决，剩余事情应该非常轻松写意才是。谁知发放的时候，这个省也伸手喊穷，那个省也张嘴要钱，几乎到处都是窟窿。国库里早就空空如也，教育部又是清水衙门，哪里有多钱去弥缝窟窿？蔡某只好抹下脸面，拆东墙补西墙，再四处讨饭化缘，才勉勉强强交差。
“再说眼下中央学会会员资格认定的事儿。本来会员资格在大总统府颁布的《中央学会法》里说得清清楚楚，谁知那些学生偏要断章取义，故意曲解，甚至对法令置之不理，无理取闹，天天围着衙门寓所抗议请愿。那些学生都是天之骄子，说又说不服，打又打不得，直闹得教育部上下鸡飞狗跳，片刻不得安宁。蔡某更是心力交瘁，感觉一月之间便老了十岁！”
听了蔡元培的控诉，孙元起对他也深表同情。
一般来说，要想掌控住局面必须要以理服人、以势压人、以情动人，然而蔡元培刚刚接掌教育部，和学生无半点情分可言；作为文化人、教育家、革命者，他又不屑于用自己的权势去压倒对方；所以，他只能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企图说服学生。可是那些热血上脑的学生哪有心情听你翻弄嘴皮？所谓“以理服人”，无异于对牛弹琴。
蔡元培最后有些庆幸地说道：“所幸贤弟重仁重义、公忠体国，能够上思国家之大计，中解学部之危困，下拯愚兄于水火，不避艰险，肩荷重任，愚兄实在是感激不尽！”
孙元起可不愿轻易沾惹上这摊子事儿，连忙辩解道：“孑民兄，小弟此次北上主要是为处理经世大学校务，不涉及其他任何事情，只怕仁兄有些误解吧？再者按照国家法令，中央学会应由教育总长负责，仁兄大才，处理此事定然游刃有余，何苦要牵扯小弟在这个局外人？还望仁兄恕罪！”
蔡元培顿时一脸苦相，连连抱拳作揖道：“百熙！贤弟！是你把愚兄推入这个火坑，如今愚兄有难，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愚兄恳请您能够念在以往兄弟情分上施以援手，如果你不出面处理中央学会之事，愚兄唯有辞职一途。实不相瞒，早在数日之前我就已经写好辞呈，放在了办公室的抽屉里了。”
见蔡元培如此放低身段，孙元起也不好坚拒，只好虚与委蛇道：“孑民兄，小弟对此也是素手无策，还是看看再说吧。”
两人正说话间，汽车已经抵达教育部外。此时教育部外正围着一大群请愿学生，因为从大早上到现在已经过去大半天，也没有看见教育总长蔡元培的身影，教门的警卫也一再表示今天总长没有到部，所以大家都有些气馁，都准备去蔡元培的寓所围堵。本来已经准备散去，突然间看见蔡元培的轿车出现，众人精神都为之一振，顿时上前将轿车团团围住，振臂高呼道：
“我们要选票！我们要公平！”
“学界平等，一视同仁！”
“不公正，毋宁死！”
“打倒专权舞弊之教育总长蔡鹤卿！”
“蔡鹤卿不辞职，教育界无宁日！”
……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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