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第1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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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顶多就是我这个校长出面捧捧场；而孙先生不同，他不仅是当今世界最杰出的科学家，而且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教育家，对教育界和广大师生都有深远影响，大家早就非常渴慕能够见上一面。如今孙先生亲自莅临，大家可以亲承謦欬，哪有不欢喜若狂的？”

杨永泰又问道：“伯襄兄，你觉得张馨庵此次以围剿白狼乱匪的名义离开省城，究竟是真是假？”

现在段祺瑞在湖北大刀阔斧地裁撤鄂军，将以前的八个镇军队——实际只有六个镇，因为第七镇、第八镇在此之前已经被川陕联军迫降——压缩成了两个整编师，接下来很有可能腾出手来对付驻扎在襄阳、宜昌一带的川陕联军，而河南的北洋军各部自重心南移之后一直没有北撤的迹象，眼下张镇芳又突然离开了开封，这不能不让新中国党万分小心。

林伯襄道：“未必全真，也未必全假，应该是半真半假吧？所谓真，就是白狼乱匪确有其事。白狼本名白朗，汝州宝丰县人，因清季局势动荡南北扰攘，遂于宣统三年（1911）十月在老家举事。最初仅有二三十人、快枪数条，实为疥癣之疾。奈何当地县官讳疾忌医，隐瞒不报，至今年春夏之间，乱匪已有部众二百余人，四处剽掠，打家劫舍，成为地方上的心腹大患。

“民国政府北迁后，大总统曾命河南驻军对豫省地面的土匪进行大肆围剿，白朗也在应剿之列。孰料此贼诡计多端，先是设伏，再是夜袭，反而击退了进剿的北洋军、巡防营，声势一时大震。加上豫省连年荒旱，民生凋敝，铤而走险者颇多；共和告成之后南北都在裁汰军队，白朗又派人招募被裁的军官士兵，不断购置军械。短短数月之内，匪众就达到了上千人，成为豫西巨寇！

“白朗乱匪剿袭清末捻匪的故伎，以骑乘骡马为主，一天一夜可以奔行三百里，行踪飘忽不定；他们四处为家，无须携带辎重，攻下城镇便把粮食财物吃光抢光烧光，然后裹挟壮丁再走。故而围剿极其困难。上个月初，段芝泉暂署湖北都督，河南各部驻军重心随之南移，导致豫西一带防务空虚，白朗乱匪乘机北上攻占禹州。禹州号称富庶，距离省城又只有三四百里，顿时全省为之震动。

“张馨庵都督此次离开省城应该就是因为白朗乱匪之事。但他长处在于理财行政，素来不谙军事，平定白朗乱匪根本无须他亲自出马，顶多就是督促各营将领、筹备饷银粮草。他之所以这么急匆匆地离开省城，除了有战事紧急、大总统屡次催迫的原因外，更主要的只怕就是想避开孙先生吧？这就是所谓的假。”

其实林伯襄所言不确。白朗乱匪的伎俩除了在骑乘骡马这一点上剿袭捻匪外，——当然，这项技术更早的鼻祖应该是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而非捻匪的独创。但捻匪的伟大之处在于把这项技术汉族化，并在广袤的中原腹地大规模使用——其他主要战略都是中国自古至今所有巨匪一以贯之的，并非捻匪的专利。

自秦代以降，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十之七八是因为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分化剧烈、贫民遇到灾荒劳役逃死无地，最后被迫造反。但首先举起义旗的绝大多数都是地痞、无赖、流氓无产者，而不是那些忍辱负重、昏昏噩噩的劳苦大众，也不是那些固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儒家信徒。所以太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道：

“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有些确是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这些混世魔王揭竿而起之后，响应者往往寥寥无几，因为普通民众总是苟且偷生的，但凡家里有一捧面、几粒米，便绝不愿意跟着这群十恶不赦之徒去干那掉脑袋的营生。那怎么才能让民众加入到造反的行列呢？摆事实，举例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还是拿刀动枪，威逼利诱？

很显然，这些手段都太复杂，效果也不太好。再者，造反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那些混世魔王也未必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他们自有他们自己的独门绝招，那就是攻下城镇之后不管贫富，都把所有的粮食财物吃光、抢光、烧光，然后裹挟壮丁再走。

被裹挟的壮丁最初必定是十二万分的不愿意，可是家里粮食没了、钱财没了、房子烧了、土地荒了，回去只有饿死，跟着队伍还多少有口饭吃，若是表现积极，甚至能捞得吃香喝辣的机会。混世魔王还会现身说法晓以利害：你们一日从贼，终生是贼，回去也会被砍头示众，还不如投靠我们努力拼杀，赚个封妻荫子的前程。——有时候，这并不全是谎言。

就这样，造反大军裹挟的壮丁越来越多，每到一地就如同蝗虫过境，赤地千里，鸡犬不留。最终结局只有两个：他们杀遍了天下人，造反成功；他们被天下人所杀，造反失败。但无论如何，结果都是全国人口骤减，土地、财产重新分配，之前的土地兼并、贫富分化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然后等待下一次大起义的爆发。

三八九、文章不写半句空

杨永泰听说张镇芳是去平定白朗乱匪，心中顿时安定下来，又笑着问道：“军制改革之后，河南省陆军编成一个师又一个旅，共计三旅15000人，分驻豫东、豫北、豫南。此外，中央第二混成旅驻扎在南阳，镇嵩军计三团一营共计3000多人，驻扎在洛阳、陕州、汝州所属的豫西22县，还有前清巡防营改编的地方武装。现在全省兵力不下三万，而且大半都是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北洋嫡系，如果他们要是真想剿灭白朗乱匪的话，只怕不费吹灰之力吧？”

林伯襄点点头：“白朗乱匪势单力孤，断难媲及当年的捻匪，而北洋军又远胜当年的湘军、淮军，想要剿灭自然易如反掌。但现在值得担心的不是何时剿灭，而是如何剿灭。如果北洋军打定的是以邻为壑、驱虎吞狼之计，那孙先生可就要小心提防了！”

走在前面的孙元起听到“孙先生”三字，下意识地回过头来：“伯襄校长，有什么指教？”

杨永泰连忙把林伯襄担心出现的情况告诉孙元起：“伯襄校长觉得张馨庵可能会用以邻为壑、驱虎吞狼之计，将白朗乱匪赶到临近的省份。大人你也知道，白朗匪军现在豫西一带，向北越过黄河便是山西，向西越过潼关则是山西，向南则是湖北的襄阳、郧阳一带，我们必须要小心提防才是。”

“有劳伯襄校长提醒，孙某一定会命晋、陕各省谨守门户，不让乱匪有可乘之机！”

孙元起在前世的历史教科书上并没有见过白朗的名字，所以对他也没有太大关注，更多的是把关注焦点集中在北洋军的后续动作上，严防他们趁火打劫。杨永泰、林伯襄的担心也大致如此。但在真实历史中，“白朗起义”却是民国初年一件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大事。

首先因为它声势浩大。这次叛乱从宣统三年（1911）十月开始，到民国四年7月白朗战死，前后持续达三年半之久，数次摆脱北洋精兵的围剿，期间转战河南、安徽、湖北、山西、甘肃五省，攻克过五十多座城市，几乎是所向披靡。

其次是它影响深远。河南都督张镇芳和护军使赵倜因为围剿不利，被袁世凯革职，另行委任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河南都督，常驻开封，统一指挥鄂、豫、皖三省两万多正规军对白朗军兜剿。而白朗军的浩大声势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注意，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曾写信派人与白朗联系，要求配合讨袁；孙中山也曾给白朗写信联络，并有不少革命党人奉孙中山之命，筹划以军火支援白朗军。据说孙中山所派沈参谋甚至建议白朗夺取四川为反袁根据地，后因川陕军队拦阻才中途退回。

当然，白朗军的影响不仅是在国内，还波及到海外。因为白朗军在攻城略地过程中，经常会焚掠教堂、殴杀传教士，致使各国使节对白朗军大为不满，不断向袁世凯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迅速剿平白朗军。他们不仅给袁世凯出谋划策，制定剿匪方略，英、俄两国使馆还派武官到前线观战，声言要派兵进行军事干涉。

但在1912年10月前后，几乎没有任何人会想到白朗军将来会如此风光，所以包括河南都督张镇芳在内，大家对它都有些漫不经心。

孙元起问杨永泰道：“畅卿，这回改组河南省委还算顺利吧？河南是中原腹地，意义重大。此次国会选举除了参议员十人是各省统一之外，豫省众议员名额达到32人之多，仅次于直隶、江苏、四川等省，影响犹在广东、湖南、湖北等省之上。不知我们新中国党在此能否有所斩获？”

杨永泰道：“赖伯襄、闇斋（李时燦）等诸位仁兄前辈帮忙，此次改组非常顺利。对于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新任湖南省委主任委员闇斋先生表示至少要争取一到两个参议员席位，众议员席位则争取在5个以上。根据大家的推算，应该问题不大。”

孙元起道：“我对河南省委的希望就是能在参众两院席位上取得零的突破，若是能有更大收获，那自然多多益善；如果一时半会儿打不开局面，你们也不必心浮气躁，毕竟河南风气如此。再者说，我们立党执政也不是为了这场国会竞选，而是有我们自己更宏大、更高远的追求。所以大家不能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而走向极端，影响我党以后的长远发展。”

杨永泰、林伯襄等人皆躬身答道：“我等明白。”

孙元起笑道：“大家不必如此拘谨，如果在竞选中有什么问题难以解决，不妨和我明说。如今我就是个闲人，或许还有些薄面，最适合替大家排忧解难。”

林伯襄也笑道：“我等岂敢劳动孙先生大驾？至于竞选，只需孙先生到全国各地走走，多发表几篇演说，选票自然就会投过来，哪还会有什么问题？”

杨永泰却道：“孙大人要想拉选票，何须伯襄兄所说的那么麻烦？只要孙大人写篇文章论证一下，说此次国会竞选投票给新中国党候选人才是最科学的选择，然后发给《Science》或者《Nature》杂志，保证全国绝大多读书人都会在投票时认真考虑这一结论的！”

众人闻言不觉哈哈大笑。

杨永泰又道：“你们还别不相信，如今孙大人在欧美科学界完全是一言九鼎，就算他说月亮是方的，估计都得有一大批学者拿着望远镜盯着月亮看半个月！我记得前些日子在北京的时候，某英国科学杂志的记者前来拜会孙大人，请求孙大人帮忙排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十条公式。那些公式在下自然是看不懂的，不过据那位记者说，在此之前英国皇家学会预先遴选出了二十条备选公式，其中有四五条是孙大人独创的，在古往今来所有科学家中最多。

“当时孙大人正忙，随意抽了支铅笔在纸上勾画了片刻，然后对那位记者说道：‘所谓的伟大公式，不仅在于它本身的精妙与智慧，还要能体现出科学的美丽与人类的尊严。你们选出的这些公式虽然精妙、智慧有余，但还不足以体现人类对自然和科学的认知。我给你们添几条吧！’说着孙大人在纸张的背后写了三条简单到在下都见过的公式，一条是1＋1=2，一条是勾股定理，一条是圆的周长公式，然后交还给了那位记者。

“你们猜怎么着？那位记者凝思片刻，立马对孙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过了些日子，那本杂志寄来样刊，封面上赫然写着《孙教授亲笔选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十条公式》，孙大人手写的三条公式居然都榜上有名。你们想想，孙大人随手写个1＋1=2他们都如获至宝，要是写个长篇论述证明新中国党的合理合法性，那还不得全世界瞩目？”

杨永泰的这番话自然是说笑，而且他作为一个学习法政出身的文士，也未必懂得1＋1=2中所包含的丰厚意蕴。而且他也不知道在那选出的十条公式中，还有三条是孙元起自己的，若是放在后世，那三条公式应该分别叫做质能方程、薛定谔方程、德布罗意方程组。

让这三条公式入选不是孙元起自夸自诩，而是出于爱因斯坦、薛定谔、德布罗意三位大神的尊敬，并不能因为自己的剿袭而影响这三条公式的伟大以及三位科学家创立这些公式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且这三条公式也确实当得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称号，英国杂志公开刊登出结果就是一个证明。

当然，杨永泰的这番话也让孙元起有些触动，那就是从政这么些年确实让自己远离了科学界。期间卢瑟福、马丁、特斯拉、爱因斯坦等国内外著名科学家也都曾或明或暗地劝过自己，希望自己能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而不是浪费在官场的尔虞我诈之中。孙元起也觉得学术圈远比官场更单纯、更精彩，也更适合自己的发展。但孙元起从来没有为自己投身官场而后悔过，因为他亲眼看见通过自己在官场上的努力，让身边的学生和无数的少年儿童改变了命运。虽然这个改变未必是朝好的方向，但绝不会更坏！

如今自己终于闲下来，不应当再继续辜负至交好友的期望，或许是时候让全世界科学界再为之一震，彻底改变对自己“不务正业”、“江郎才尽”等负面影响了！

尽管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行为非常不地道，但在这个世界上，后世那些著名科学家都还没有出现，孙元起或许可以像孔乙己一样理直气不壮地争辩几句：“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何况这种剿袭还可以缩短人类发展历程、促进中国学术发展？即便背上“文抄公”的骂名，孙元起也都认了。

那抄些什么呢？

三九〇、上穷碧落下黄泉

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人类的知识总量每年都在以几何级数迅速增长，这种知识大爆炸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全世界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达数十万篇、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中新书出版问世、电视网络无时无刻不在播报着最新的新闻……其造成的结果就是最近几十年来人类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比过去两千年的总和还要多。

我们普通人在滚滚扑来的知识浪潮中，偶尔也能扑捉到费马大定理、希格斯玻色子、铁基超导材料、中微子实验等科技术语，但绝不会太过留意，顶多就是喜闻乐见。做研究的人却不同，在面临知识大爆炸时除了喜悦之外，更多的是愤懑与郁闷：

比如自己费尽心思想到一个绝妙的idea，正准备摩拳擦掌大展手脚，结果上网一检索，发现早在数年前就有人已经想到，并且做出了非常好的结果。

这还算好的，顶多也就是懊丧几天，因为这种事情在科研途中司空见惯。要命的是自己想到了好主意，网络检索也没发现有人和自己雷同，然后开始废寝忘食地做实验，结果做到一半别人的论文发表了，思路完全和自己一模一样，那时候绝对会一口老血喷薄而出！

早些年因为通讯落后，信息交流不畅，遇到这种情况还好。比如日本的朝永振一郎，美国物理学家施温格、费曼几乎同时独立地解决量子电动力学中的发散困难，诺贝尔奖没有厚此薄彼，而是将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同时颁发给了这三个人。可如今网络资讯如此发达，上午做出来的结果，中午全世界就能全知道，下午你再做出来结果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顶多就是验证别人的成功，所以大家都费尽心机、争分夺秒就是为了抢那个第一。就像前不久火爆一时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

中微子振荡有三种模式，之前已经找到两种，第三种却一直未被发现。为了寻找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早在2003年左右就有7个国家先后提出8种实验方案，最终进入建设阶段的共有3个，除了中国的大亚湾实验外，还有法国的Double　Chooz实验和韩国的RENO实验。大亚湾实验最新得出结果之后，法、韩两国的实验只能望洋兴叹，与荣誉无份，故而有韩国媒体称：“到手的诺贝尔奖飞了！”

最坏的情况还不是被人捷足先登。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天下英雄那么多，idea雷同的事情自然在所难免，被人捷足先登只能怪自己的手不够快。还有一种情况是自己想到了一个新奇想法，急忙向导师汇报，结果导师瞟了几眼后告诉你：你的想法非常荒谬，因为它和某某大牛的某某理论冲突。当然，如果真的是自己错了，自然无话可说；最怕的是你的想法是对的，老师的判断或者大牛的理论出了错误。那时候只怕恨不得杀人和自杀！

好比倒霉的克罗尼格，他曾率先提出“电子自旋假设”，十分不幸的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那个时代公认最聪明的物理学家泡利。泡利确实非常聪明，洞察力也非常惊人，但更著名的是他的尖酸刻薄，埃伦费斯特称他为“上帝的鞭子”。西方科学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据说泡利去世后灵魂升天遇到了上帝，他想到上帝是无所不能的，而在自己学术生涯中正好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自己，便问上帝道：“帝哥，你知道精细结构常数α为什么等于1/137吗？”上帝听完后写了几页纸交给了泡利：“答案就是这样。”泡利接过去看了几眼，马上不屑地撇撇：“纯属胡扯！”

你看，上帝都逃不过泡利的打神鞭，何况是区区的克罗尼格？

泡利匆匆看完论文，便尖刻地批评：“如果按照你的理论，电子表面的速度将是光速的十倍，这明显与相对论不符，所以电子自旋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你就不要在这方面耗费精力了。年青人有想象力是好的，也难免犯错，但决不能干这种愚蠢的傻事！”

克罗尼格尴尬万分，只好掩面而逃。谁知泡利平生多智，唯独反对错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萨拉姆的宇称不守恒，前面已经提及；另一个便是克罗尼格的电子自旋。这两个都是诺贝尔奖级别的重要科学发现。

之后的科学证明，自旋和静质量、电荷等物理量一样，都是描述微观粒子固有属性的物理量，不仅电子存在自旋，中子、质子、光子等所有微观粒子都存在自旋，只不过取值不同。你说克罗尼格知道结果之后，他的心情会是如何？是不是将泡利活剐了的心都有了？

比二十世纪初的科学家多经历了一百年，这期间的知识大爆炸让孙元起丝毫不担心这个时代会有人和自己“英雄所见略同”，更不用担心没有东西剿袭，因为很多后世写进教科书的著名理论和粗浅知识，现在都还没有人提出，比如大陆漂移说、三圈环流理论、维生素及其作用、放射性碳年代测定等。

至于发表，那就更不算难事。一来现在发表论文没有什么版面费之说，像日本、美国、法国等报刊杂志为了吸引读者，甚至开出高价请求孙元起赐稿；二来凭借着孙元起的赫赫名声，姑且不说嫡系的《经世大学学报》，便是《Science》、《Nature》、《JACS》等国际知名刊物，对来稿也是万分欢迎的。

但具体应该写些什么，却让孙元起大费踌躇。

在孙元起看来，写出来的东西首先应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能在国际科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否则小打小闹写些不入流的文章，不仅于事无补，还会平白坠了自己之前赚得的偌大名头。

其次，写的东西要没有多大危害性。像坦克、原子弹、凝固汽油弹、沙林、火箭、雷达等可用于战争的发明，几乎无一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发表出来确实能取得石破天惊的效果。可是这些大杀器如果被英法俄日等列强研究出来，谁能保证中国不会成为受害者之一？当然，如果一战爆发，双方鏖战正酣无暇东顾，中国又率先研制出来能够对付小日本的话，孙元起倒不介意卖些到欧洲。

第三，写的东西最好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好比1904年在英国提到的正电子和反物质，惹得世界各国无数科学家利用各种仪器“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找，结果大家在云室里不止一次看到正电子的轨迹，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孙元起所说的“反物质”。

尽管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但大家本着对孙元起一直以来言无不中的迷信，很少有人质疑反物质理论的正确与否，反倒以为是自己的探测方法不对。——看看人家马丁教授！人家就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发明数件具有重要价值的实验仪器，才成功地完成了约翰逊设计的实验，证明光是一种粒子，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大学物理教科书。既然他都可以成功，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如果我们没有成功，那也是仪器或者方法的不对！

为了根据欺骗性，孙元起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使用“伪科学”。

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与伪科学从来都是只有一步之遥的，我们现在许多认为是真理的科学理论，当年就是以伪科学的面目出现的；而当年认为是真理的学问，现在很有可能被证明是伪科学。其实，验证伪科学的过程也就是科学发展的过程。

比如“以太”，这是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所设想的一种物质，认为它是五元素之一。17世纪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始祖”的笛卡尔将它首先引入科学，认为空间中充满以太，虽然它不能为人的感官所感知，但却能传递力的作用。甚至牛顿也承认以太的存在。到了19世纪，物理学家又认为以太是电磁波的传播媒质。后来的实验和理论表明“以太”就是个伪科学，但在此过程，人们对于引力、电磁力、电磁波的认识却逐步得以纠正和提升。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中国尽管在前沿科学上取得的成绩寥寥，伪科学却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什么水变油技术、大自然疗法、超感视觉、辟谷绝食试验等等，不一而足，而且上当的人不少，除了平民百姓，其中不乏高官、大科学家。要是在二十世纪初借用其中的一两项绝技，是不是也可以唬倒全球一大片？

孙元起认真想了想，觉得使用“伪科学”这种禁忌招数实在危害太大，弄不好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太不划算，还是另寻他途吧！

就在他苦思冥想之际，突然收到经世大学来电，电文称在十月初公布的诺贝尔奖获奖名单中，经世大学的卢瑟福教授因为“发现中子、核裂变和链式反应”而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赵景惠则因“发现青霉素、磺胺等一系列药物及其临床效用”而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

三九一、又向空庭夜听泉

孙元起看到电文中的颁奖词有些哭笑不得：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是怕经世大学师生霸占随后二十年的诺贝尔奖吗，所以决定一次性全部打包处理完？

像卢瑟福的研究成果，除开他自己因“研究元素的蜕变和放射化学”而获得的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不说，至少还包含了查德威克“发现中子”（193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费米“用中子辐射产生人工放射性元素”（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哈恩“发现重原子核的裂变”（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沃尔顿和科克劳夫特“加速粒子使原子核嬗变”（195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等四五个诺贝尔奖级的伟大发现。

赵景惠的业绩虽然没有卢瑟福那么夸张，但除去呼声颇高的黄花蒿素外，同样包含多马克“发现磺胺的抗菌作用”（193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钱恩、弗洛里、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及其临床效用”（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瓦克斯曼“发现链霉素”（195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等三四项诺贝尔奖级的成就，绝对远远超出侪辈，当得上是“医药界的孙元起”。

就凭卢瑟福、赵景惠两人的研究成果，每人至少可以获得两次以上的诺贝尔奖。谁知瑞典科学院（颁发物理奖和化学奖的机构）和卡罗琳医学院（颁发医学或生理学奖的结构）居然沆瀣一气，来个“挥泪大甩卖”、“跳楼价处理”，决定用一次获奖将两人之前所取得的业绩全部清零。这可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啊！

在感慨之馀，孙元起突然想起1910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科塞尔，他的贡献是“通过对包括细胞核物质在内的蛋白质的研究，为了解细胞化学做出的贡献”。在二十世纪初很长一段时间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主要是颁给在重大疾病和人类生理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科学家，很少关注生物技术，所以科塞尔得奖显得非常扎眼。正因为扎眼，所以让孙元起记住了科塞尔的名字和他的业绩。

想起科塞尔，孙元起顿时觉得灵感迸发：要说挖坑，还有比生物学更坑的么？尤其是生物技术，那才是真正的巨坑！

从二十世纪中叶，就有人大肆鼓吹二十世纪下半叶是生物学的时代。到了世纪之交，又有人高喊二十一世纪是生物学（生命科学）的世纪。在这个口号感召下，很多高分考生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生物系，生物系招生也越来越火爆，甚至各省的高考状元许多都分布在北大、清华的生物系（现在叫生命科学学院）或生物医学工程系。——生物医学工程属于工科类，很多学校设在医学院下面；生物学属于理学类，两者大为不同，可普通高中生哪分得清？

可是“二十一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的口号喊了几十年，光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学生物的筒子们就像一只趴在玻璃上的苍蝇——前途光明，出路没有。什么生物技术、生物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之类的专业，每年都在失业排行榜上高居不下。以至于很多高中老师都谆谆教诲道：大学千万别学与生物沾边的专业，一旦名字里面有“生物”二字，找工作的时候你就等着哭去吧！

与一地鸡毛的就业惨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术界的一片喧嚣，尤其是生物技术方面，国家年年都要往里面投入几十亿元，学者炮制的论文更是汗牛充栋。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似乎对此也情有独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平均十年才能有一项颁给生物技术。从五十年代后期风头开始突然转变，几乎每隔三四年就要颁发一次；到了二十一世纪之交，如果连着两年不颁给生物技术，必定是舆论界一片哗然。

当然，孙元起并不是要否认这些学科存在的重要价值和伟大意义，相反，他觉得在并不遥远的将来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必然会大放异彩，影响人类的发展方向和生存方式。之所以认为生物学尤其是生物技术是个巨坑，原因在于这将耗费西方科学界的大量精力和无数资金，但研究出来的结果却很难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也不会危害到他国的国家安全。

物理学是不是与生物学距离太远？难免会有人产生这样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