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第1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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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三个同时入伍，但我和孙良诚之前从没有接触过军队，所以只会感到新奇；石友三之前曾在军队里呆过一段时间，觉得我们第四十四协和北洋军大有不同，比如每天晚上排里的教员都会给我们上课，除了军事训练、思想教育方面的知识外，还有历史、地理、国文、数学、时政等内容。以上这些内容都是要定期考核的。此外还有更艰深的物理、化学、电子、哲学等课程供感兴趣的士兵选修，据说入伍三年之后，选够足够课程而又表现优秀的士兵可以直接保送经世大学。

我和孙良诚都是刚从学校里出来，基础又好，学起来如鱼得水。石友三入伍时已经二十岁，是我们三个里年龄最大的，离开学校也最久，学起来非常吃力，经常跟我们抱怨道：这哪里是当兵吃饷？分明就是念书做秀才嘛！

第四十四协另一个特点就是饷银丰厚。像我们几个刚入伍的新兵，每个月都有八两银子（后来折合成大洋），棚长则是十两银子，而且按时发放，没有克扣。据石友三说，北洋军中正兵每个月只有四两二钱银子，棚长则是五两，比咱们部队少一半。或许这就是石友三天天抱怨却不愿离开部队的原因之一吧？

虽然手头的钱多了，但我在军中的生活非常节俭，平常又没有什么嗜好，除了伙食以及日用品花销外，一文钱都用不着，头一个月就存下了六两多银子。等积下了三五十两的样子就托人带给家里，并写信告诉父母不要太过劳累，幼弟如果能读书的话尽量让他读，为此我还专门给他买了一套孙先生编写、商务印书馆印制的教科书。每次寄钱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高兴，因为我感觉我已经成人了，可以负担起长子、长兄的责任。但父母亲收到钱并没有大手大脚，父亲依然耕作、出诊，母亲还是从早到晚纺纱、织布，他们把钱都存了起来，准备将来给我们这些儿女用。

第四十四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新，比如成立时间晚，从长官到士兵都很年青，学的知识是最前沿的，头上戴钢盔，身上穿迷彩服，手里拿中工1911式步枪，排里的重火力是迫击炮，饷银是孙大头……所有的一切都体现一个“新”字。同排的袍泽绝大多数都是十七八岁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非常活泼，也非常淳朴，没有半点军营习气。这也是我最喜欢第四十四协的地方。

入伍后我们就随火车抵达洛阳，在那里我们领到武器被服，还补充了新兵。蒋将军没有骗我们，入伍的果然都是经世大学附属学校的学生。部队重新整编后，排长知道我读过书又没经过军事训练，便叫我到排里担任文书。

所谓的文书，就是造个花名册、写个公文什么。我心想：既然来当兵，就得一刀一枪地得个正途出身，当个文书有什么劲儿？于是便央求排长让我回去继续当列兵。排长被我磨不过，只好递给我一本孙先生编写的《学校军训操典》，说道：“如果你学好这本书，做的和其他士兵一样标准，你就可以回去继续当列兵。要是学不好，那就继续当你的文书吧！”

于是我认真阅读《学校军训操典》，一有时间就去观摩其他士兵操练，晚上下苦工向教员和棚长请教，经常独自训练到深夜。经过努力，在部队抵达西安之前终于达到了排长的要求，成为一名光荣的列兵。在光复西安过程中，我率先由东门入城，攻入陕甘总督衙门，受到了赵都督的嘉奖，并荣获“陕西光复一等纪念章”。

——

以上摘自《一个行伍军人的回忆》（又名《刘汝明回忆录》）第一章《入伍》。

三六八、为报倾城随太守（中）

民国元年8月，正是三伏天气，狗晒得直吐舌头，人坐着不动都哗哗流汗。但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所以部队并没有休息，反而趁着暑热展开大练兵活动。

西安光复后，我们所在的第四十四混成协第87标第3营被扩编为第88标，标统就是原来的营长蒋雨岩将军。我因为表现突出，被提拔为2队2排1棚的棚长。

此次新入伍的士兵都是陕西本地人，有的是原陆军第三十九混成协士兵，因为部队裁撤而被编入我们协；有的是陕西陆军中学堂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这里；更多的是学校学生、农家子弟带着各种目的前来投军吃饷。总体来说，这些人的素质比不上经世大学附属学校的学生，以前当过兵的存在许多军营习气，口令动作也和我们有很大不同；刚参军的又没有多少文化，甚至有人连《学校军训操典》都看不懂。我觉得当棚长比以前当列兵更累。

部队扩编没几天，我们第88标就奉赵行止都督之命开往鄂豫陕三省交界的商州，负责荡平该地的前清残余及地方乱匪，并防御对面河南省进犯之敌。本地势力倒不难对付，关键还是驻扎在卢氏、内乡的毅军。该部毅军由北洋名宿赵倜率领，兵力近万，又久经战阵，自成军以来先后参加过平定捻匪、甲午之战、庚子国变等著名战役，实力不容小觑。

蒋雨岩将军在抵达商州后，一面在卢灵关、大岭关、富水堡等军事要地构筑防御阵地，一边命令各部在抓紧训练的同时积极招募新兵。因为我们部队待遇好，孙先生蠲免田赋又让很多民众感恩戴德，加上陕西这些年捐税繁重、水旱不断，很多人活不下去，投军不失为一条生路；光复时很多军人一跃成为都督、司令，也刺激了不少年轻人。所以报名投军的人很多，导致部队严重超编。像我们这一棚本来标配是12人，实际上却有25人，超编达一倍以上。

8月5日下午，我们第2队数百名兄弟正在大岭关、武关之间拉练，突然收到标部急电，命令我们当天深夜十二点前必须返回驻地待命。我们立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大事，具体什么事，电报上没说，我们也不知道。很多人猜测是对面毅军有什么大动作，我们相应提高了战备等级，以预防突发情况。

无论怎么说，形势变紧张了，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然后爆发大规模战争，所以气氛有些沉重。即便之前希望通过参军博取功名的新兵，此时也变得沉默起来。大家都闷着头赶路，在晚上九点半左右返回了大岭关营地。营地内外一片肃穆，我们屏声静气返回营房歇息，排长、队长则到营部开会。虽然一天来回奔波近百里，大家都困倦欲死，但那一夜还是有很多新兵失眠了。

第二天一大早上五点钟，营地就吹响了起床号。洗漱用餐之后，各排分别召开全排大会，简明扼要地宣布了标部命令：“命令！各棚棚长按照新兵、老兵各半比例留下10人，并指定代理棚长，其余人员收拾行李，携带一个基数弹药，于本日九点准时开拔！你们有什么问题？”

2棚棚长孙良诚举手道：“报告，请问此次开拔目的地是哪里？”

排长一脸严肃：“机密！具体到哪里，你们到了就知道了。”

3棚棚长石友三问道：“那我们还回来么？”

排长答道：“回不回来，这也是机密。”

留下标配兵力，携带一个基数弹药，不告诉去哪里，也不告诉是否回来，这些说明什么？说明这绝对是去执行一项有去无回的重大任务！我当兵除谋职养家外，还是为了报恩，大不了就是赔上一条命，所以心里并不太紧张，只是有些挂念家里的父母，所以举手说道：“报告，开拔之前能不能写封信，顺便把积蓄捎回家？”

排长点点头：“可以！但信里面不能涉及军事机密，写完后统一交给排里的文书，他会负责检查和邮寄。一旦发现有泄漏军事机密的内容，将以军法论处！”

其他士兵又问了几个问题，排长站起身：“此次开拔，营部将多发一个月军饷。按照营部命令，我另有任务，就不参加此次行军了，排长一职暂时由1棚长刘汝明护理。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回去分配名额，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等到九点，大家都打好背包、扛起步枪在营门口列队。这时我看见我们标统蒋雨岩将军站在队列前面，挨个检视每个排的准备情况。经过我们排的时候，他认出我来：“哟，刘子亮！入伍不到一年就当上了排长，很不错嘛！”

我赶紧立正敬礼：“报告标统，在下只是暂时护理排长一职，实任2队2排1棚棚长。”

蒋雨岩将军笑着鼓励道：“那就好好干，争取早日当上正式的排长！”

巡视完全营，蒋雨岩将军用力一挥手，我们3营就在标部参谋的带领下开始行军。队伍先是朝大岭关对面毅军驻扎的荆子关方向开去，越走距离敌人越近，心里也就越紧张。大家都以为是要去和毅军拼命，很多人都死死捏住手里的钢枪，面上露出惶恐之色。我在紧张的同时，眼睛不停地四下打量，准备一听到枪响就尽快把部队展开，抢夺周边有利地形。

谁知距离荆子关还有五六公里的时候，行进方向一转，偏离了大路，顺着山间小道朝南走去。大家在感到迷惑的同时，心里也暗暗松了一口气。就这样开路架桥、爬山越岭走了四五天，终于来到一个名叫大浪滩的地方。在那里已经驻扎了一支两千多人的部队，随后我们知道那是湖北将校团和军令司卫队。

在这样的三伏天里，我们背着被服全副武装爬山涉水那么多天，最初担心打仗，大家还不觉得热和累。现在知道对面是友军，不用打仗，大家顿时软成了一摊泥。

两军会合的第二天，我这个临时排长就结束了使命，因为营部给我们排派来了一个新排长。

新来的排长叫白崇禧，字健生，广西桂林人，广西陆军小学第二期毕业，随后进入广西混成协服役。辛亥革命爆发后，他随广西都督沈秉堃、混成协都督赵恒惕北上驰援武昌，驻扎孝感与南下的清军对峙。革命成功后，各省支援湖北的部队多数是荣归故里，少数继续留在湖北的都被黎元洪以各种名义改编裁撤。沈秉堃、赵恒惕与时任广西都督的陆荣廷不对付，只好留在湖北接受改编，白崇禧则被张振武编入将校团。前不久他随方维将军撤到襄阳、郧阳的交界地带。

当然，最初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和白健生交接完排中事务之后，我和他闲聊时问到这个问题：“排长，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这是在哪里？”

白健生有些吃惊，不过还是认真回答道：“这里是襄阳府均州地界，和郧阳府以及河南南阳府挨着，离你们陕西也不远。”

襄阳府？那不是湖北省的地方么？我们怎么到湖北省了？我有些吃惊，又问道：“那排长知道我们在这里汇合之后还要干嘛？”

“还能干啥？打战呗！”白健生言简意赅地答道，“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我回答道：“我只是个小棚长，自然无法知道上峰的那些军事机密。”

白健生道：“那我就随便跟你讲讲，你不要对别人乱说便是。”然后他便从武昌首义黎元洪与张振武结仇开始讲起，一直讲到最近的张振武遇害、黎元洪进剿为止。最后鄙夷地说道：“那个张国荃不知天高地厚，居然不听方团长的忠告，妄想凭着胡拼乱凑的三个协对抗鄂军的两个镇。结果呢？一触即溃，只好狼狈退出襄阳城。这时候他才记起方团长的劝告，一边向孙总长、赵都督、蒋都督求援，一边向我们这里靠拢。

“在黎元洪眼里，我们方团长是心腹大患，必须要尽快剪除。张国荃部和鄂军在襄阳城外接火是在两日之前，想来他们一旦处理好襄阳城内的杂事，就会向郧阳府方向进军。从襄阳到达我们所处的均州地界不过三四日工夫，战争可谓一触即发，所以我们汇合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打仗。”

“就凭我们两三千人？”我不禁惊讶出声，“照你刚才所说，对方可是两个镇一万多人！”

白健生道：“据说你们陕西，还有四川会分别派4000人过来和我们汇合。不过就现在看来，消息有好有坏。”

“好消息是？”

“好消息是参与进攻襄阳第七镇第十三协，会在统制唐牺支率领下回守宜昌、荆门，避免我们趁虚而入；第八镇则会留下第十六协镇守襄阳等地，防止张国荃捣乱。也就是说，这次来犯的鄂军为两个协八千人，只有我们预想的一半。”

“那坏消息呢？”

“坏消息是川军派遣的4000人根本无法在战争爆发前到来，即便是你们陕西，估计也只能来三千人。换而言之，我们要以五千人对抗鄂军的八千人。”

——

以上节选自《一个行伍军人的回忆》（又名《刘汝明回忆录》）第三章《攻鄂》。

三六八、为报倾城随太守（下）

就在我和白健生谈话的时候，我们蒋雨岩将军也在和方旭初将军商议对策，根据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局势最终制定了一套作战方案。尽管我参加了整个作战过程，但没有直接看到这套方案，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外乎就是“先进后退，示敌以弱，诱敌深入，围而歼之”十六个字。

所谓“先进后退”，就是我们先派一支部队前出到光化、谷城一带，与鄂军试探性接触，然后渐次后撤，一方面示敌以弱，让他们生出骄纵之心；一方面通过不停骚扰，迟滞鄂军向郧阳进军的行动。

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因为每拖延一天，从陕西过来的兵力就多上一分；如果拖得足够久，甚至四川弟兄也能赶上这场战斗，那样我们就不用担心兵力不足了。此外，我们陕军士兵和安插的湖北将校团军官也需要时间磨合，否则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很容易不战自溃。蒋雨岩将军也考虑到这一点，选定我们三营和军令司卫队一部作为前出部队，通过战斗来加强相互之间的关系。

白健生接任排长的当天晚上，每个排的教员就在课上讲述了此次援鄂的前因后果，并宣布了标部制定的一系列注意事项，比如服装要改穿鄂军军服，而不能穿迷彩服；武器要改用汉阳造，而不能用中工1911式步枪；头上不能戴钢盔，而是要戴鄂军的大檐帽等等。总之在正式围歼进犯鄂军之前，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陕军出现的痕迹。

鄂军军服、汉阳造、大檐帽之类的物资倒很好找，之前他们打下均州的时候缴获了一部分，军令司卫队还可以让给我们一部分，足够我们使用。但问题是我们的士兵习惯了钢盔，再戴上大檐帽后，发现它不能防弹片，心里老觉得不踏实。平时使用的中工1911式步枪是10发固定弹仓，可以连发；汉阳造的弹仓只是5发，还不能连发。习惯了中工1911式步枪的陕西娃子感觉汉阳造特不顺手，扣完五下之后老觉得还能再扣五下。这些习惯都要赶紧改过来，否则在战场很容易送命。

8月11日早上，我们三营和军令司卫队一部换装完毕，分两路向光化、谷城方向。营长鹿锺麟命令我们第二队作为前卫，在前面搜索前进。前两天还好，大家有惊无险；第三天我们绕过光化县城继续前进，结果就走没多久，就和来犯的鄂军遭遇上了。

本来我也非常紧张，手心不断冒汗，但听到前面尖兵枪声的那一刻，我反而冷静了下来。排长白健生久经战阵，听到枪声之后迅速扫视了一下周边地形，不待队长命令，便命我率1棚士兵占据道路前方左近一座三十多米高的山头，留下2棚、3棚等待营长和队长命令。

我到了那里才发现，这座山头虽然不高，但在周边算是一个必争之地，因为它临近道路，又略高于附近其他山坡，在山顶上可以直接俯瞰前方来敌阵地。我们十多个人气喘吁吁爬到山顶，留下一个人观察敌情，其他人抡起工兵铲就开始构筑工事。

可能是大敌当前，大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卖力，构筑的工事更稳固，挖掘的简易单兵掩体也更标准，丝毫不用我督促。我选择一个视野开阔又相对隐蔽的地方挖好了卧姿散兵坑，然后摘下手榴弹放在顺手的位置，趴在坑里端着汉阳造开始向敌军方向打量，只见对方也在抓紧时间抢占有利地形、疯狂构筑工事。

刚才那一枪是我军尖兵发现敌人尖兵时发出的，其实双方前锋部队至少还相距三四里路。枪声一响，双方都立即停下脚步开始构筑阵地，所以短时间内反而陷入大战前的平静，好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电闪雷鸣酝酿情绪。

这时营长带着卫队来到我们山顶，举着望远镜观察片刻，然后命令道：“不能让他们安安稳稳地构筑阵地！命令全营迫击炮立即对当面阵地10发急速射，然后对敌的第二队自由炮击，以不超过三分之一个基数为度。”

当时营长就在我旁边，而且我们棚正好有一门60毫米迫击炮。我听到命令之后立即命弟兄们开炮，半分钟后迫击炮弹带着特有的闷响声，呼啸地落在两公里外敌军阵地上，“轰—隆——”一声炸开，远远地升腾起一团白烟，其中还夹杂着被撕成碎片的岩石、草木乃至人体。

这是我们陕军入鄂以来第一次炮击，这声炮响就像是个信号，随后我军阵地上迫击炮声陆续开火，发射声、爆炸声顿时响成一片。当面鄂军应该没想到我们居然有那么多门迫击炮，整个当面阵地上的士兵都没有及时构筑防炮阵地，一下子被我们的突袭打了个措手不及，顷刻间死伤惨重。

但鄂军也不甘示弱，很快就组织仅有的几门山炮和迫击炮对我们进行报复性炮击，尤其是我们这个阵地，更是炮弹照顾的重点。我们棚的一名陕西新兵趴在散兵坑里缩成一团，我刚想去鼓动他几句，一颗炮弹飞来正好落在那个坑里爆炸，那名新兵被炸得尸骨无存。至于其他阵地，也都陆续出现伤亡。

接下来的大半天里，双方都是用零星地炮击互相试探，很有默契地没有组织步兵冲锋。我知道，对面的鄂军之所以不出击，是想等他们的大部队到来，然后以泰山压顶、狮子搏兔之势冲过来，把我们碾成齑粉。而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拖延时间并示之以弱，正巴不得他们不过来，当然不会傻到主动发起冲锋。等到深夜，我们在敌军前进的路上埋上地雷，然后乘着夜色撤出了阵地。在我们后方，军令司卫队一部已经构筑好了另一个阻击阵地，我们只需要在他们后面构筑第三个阵地，并替他们压住阵脚便好。

本来以为第三次阻击是轮到我们出战，谁知道这时候张翔初（张凤翙）协统带着部分陕军也抵达均州，以陕军士兵和安插的湖北将校团军官需要磨合的名义，把我们替换了下去。我们第三营只好退回均州县城休整，这一休整就是四五天。

听白健生排长说，这段日子里参议院还在为张振武案争论不休，黎元洪则是极力狡辩，反正就是不主动请辞；相反，国务院总理唐绍仪本来事不关己，偏偏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卸任；孙中山则邀请黄兴、黎元洪北上，与袁大总统、孙先生商议国事，但黎元洪似乎不太乐意离开湖北。

当然，我最关心的还是当前的战事进展。可惜我只是个小棚长，只能从白健生口中询问一点消息。白健生消息非常灵通，远至北京城里的官场纠纷，近到数十里外的战场风云，他都了如指掌，简直和三国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诸葛亮有得一比，所以我和孙良诚、石友三都管他叫“小诸葛”。——其实我名汝明字子亮也有追慕孔明先生的意思，但和白健生这个“小诸葛”相比，就显得太名不副实了。

据白健生私下里说，川军刘明昭、尹昌衡部并没有来郧阳，而是沿长江而下，兵锋直指宜昌府。宜昌府驻军只有第七镇第十三协的一个标两千多人，根本不是川军对手，宜昌府很快就被攻下，现在川军正准备攻打只有一个标驻守的荆门州。第七镇统制唐牺支不由得慌了神，一再电令协助季雨霖进犯郧阳的第十四协尽快归建。一旦第十四协归建，我们的当面之敌就只剩下第八镇所辖的第十五协四千人，而我们现在的兵力已经超过六千！

8月18日，第十四协统领喻洪启迫于唐牺支的压力，只好率兵返回荆门。统领此次进剿行动的第八镇统制季雨霖似乎也感觉到某种危险的气息，赶紧命令麾下的第十五协尽快后撤，但为时已晚，第十五协被陕军、军令司卫队牢牢围困在汉江、曾河、浪河之间的狭长地带。

季雨霖闻听消息顿时魂飞魄散，赶紧分别致电黎元洪、唐牺支、喻洪启，哀求相距只有一天路程的鄂军第十四协尽快回援，解救自己于水火之中。谁知得知消息的喻洪启不仅不回援，反而像受了惊的兔子，加快撤退速度，一溜烟逃回了荆门州。唐牺支对季雨霖迟迟不放第十四协归建导致宜昌府失守一事还耿耿于怀，此时秉持“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精神，对季雨霖的求救置若罔闻。黎元洪倒是声色俱厉地命令喻洪启解救友军，可县官不如现管，喻洪启逃回荆门州后，黎元洪也无可奈何：总不能逼迫喻洪启叛逃到川军那边吧？

第十四协的逃走，直接判处了季雨霖和他麾下第十五协的死刑。季雨霖倒也光棍，眼看自己逃不脱，直接率部向我军投降。就这样，我们陕军几乎兵不血刃地攻下了襄阳府，还收编了季雨霖的第八镇，一夜之间成为鄂西北不可小觑的武力。

——

以上节选自《一个行伍军人的回忆》（又名《刘汝明回忆录》）第四章《巧取》。

三六九、璧碎秦庭罪在余

川军刚出现在宜昌府，第七镇统制唐牺支便用急电向鄂督黎元洪汇报了这一突发情况。

黎元洪听闻消息顿时怒不可遏，一面命令湖北巡防舰队和驻扎安陆、德安的第六镇王安澜部迅速前往支援，谨防川军顺流而下直逼汉阳、武昌，一面通电全国，对川督蒋志清主动挑起冲突、破坏和平大局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要求川军立即退回原驻防地，并对湖北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否则将亲率湖北八镇精兵加以剿灭，勿谓言之不预也！

——当然，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所谓的“八镇精兵”马上就要缩水一个镇。

众所周知，川督蒋志清是孙元起的嫡系，没有孙元起的命令他是绝不可能主动派兵东下的。川军这一高姿态的亮相，不仅使孙元起借尸还魂的计策部分破产，也把孙元起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在黎元洪发布通电的第二天，四川方面在孙元起授意下也通电全国，声明此次出兵湖北主要是为了调解季雨霖、唐牺支与张国荃、方维之间的矛盾，避免出现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的悲剧。一旦此间事了，川军将会主动撤回。另外，四川都督府和四川省议会代表全省五千万民众对黎元洪戕害首义功臣张振武的行为表示强烈愤慨，督促黎元洪主动辞去副总统、湖北都督职务，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四川通电发布不久，陕西都督赵景行、晋西都督阎锡山、甘肃都督张世膺、新疆都督杨增新等四人也联名发表通电，要求大总统府、国务院、参议院尽快彻查张振武案，还革命功臣以清白。

明眼人都知道，这已经算是孙元起对黎元洪的逼宫了！

黎元洪还没来得及回电打嘴仗，就收到了季雨霖投降、第八镇尽墨的消息。如此一来，郧阳、襄阳、宜昌三府连成一片；处于宜昌府和四川省之间的施南府成为飞地，投降也是早晚的事。几乎在眨眼之间，湖北就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土地，气得黎元洪在都督府直拍桌子，大骂“季良轩误我！季良轩误我！”

方维收复襄阳后，重新成立了襄阳军政分府，推举原第八镇统制季雨霖出任军政分府主任，自任分司令。麾下的湖北省将校团、军令司卫队与鄂军第八镇、原张国荃部残军以及来援的陕军共计一万八千人，按照陆军部最新颁布的《陆军平时编制条例》编成一个师又一个混成旅。

师为湖北陆军第一师，师长一职由方维兼领，副师长由张凤翙担任。下辖第一旅，旅长为原鄂军第十五协统领阙龙，驻郧阳府；第二旅，旅长为原鄂军第十六协统领樊之淦，驻襄阳府。

旅为湖北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是原襄阳军政分府分司令张国荃。当然，他只是个傀儡，主要事务完全由副旅长蒋作宾负责。混成旅共计七千人，兵员以援鄂陕军与军令司卫队为主，战斗力最强。整编完成后，迅速向只有鄂军一个协镇守的荆门州进发，争取在第六镇王安澜部到来前多占据些地盘。

而在此时，北京参议院内的斗争也进入了白热化程度。

因为黎元洪军事上失利、方维在鄂西拥兵自立以及新中国党的鼎力支持，共和党议员在参议院会议上变得有恃无恐，一再要求黎元洪北上，亲自到参议院中接受质询。新中国党虽然情绪上没那么激动，但态度却很坚决，那就是黎元洪必须立即辞去副总统、湖北都督职务。

迫于参议院压力，黎元洪不得不端正姿态，从湖北发来长电对张振武案前因后果进行说明，并请陆军总长段祺瑞代替自己在参议院中接受议员们的质询。

8月21日，参议院就张振武案举行第一次正式答辩。

一大早参议院门外就猬集了各路新闻记者，共和党和新中国党议员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给段祺瑞点厉害瞧瞧。而同盟会、统一共和党的议员则一副坐山观虎斗的神情，仿佛是来听出精彩的好戏，当然，也不排除他们暗地里使绊子、打闷棍的可能。

议长吴景濂感到压力空前，生怕再发生申包胥哭秦廷、孙大圣闹天宫的闹剧来，会议一开始就严正声明道：“此次陆军总长段芝泉先生受副总统黎宋卿先生委托，来到参议院接受议员质询，是我参议院成立以来第一等大事，充分体现中华民国的法治精神，各位议员必须严肃对待，认真行使权力，在会议期间不得大声喧哗、哭笑吵闹，不得目无纲纪、无理取闹，不得胡乱发言、扰乱秩序，不得……总之，任何人在质询提问之前必须要获得议长同意，才能起身发言。违背会场纪律者视为蔑视参议院，将被勒令当即退场，不得参与本次质询！”

说到这里，吴景濂刻意扫视了张伯烈、李肇甫、孙发绪等几人一眼，然后接着说道：“参议院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依法享有立法权、任免权。在段总长到来之前，已经获得大总统府、内阁、参议院乃至黎副总统本人的同意，程序上合法，参议院予以认可。如果诸位议员没有疑问的话，那就有请段芝泉总长登台答辩？”

段祺瑞闻言昂然走上前台，环顾四周之后才尖着嗓子说道：“段某向来对贵院有着十二万分的崇敬。此次受黎副总统之托，前来接受贵院的质询，段某在惶恐之馀也感到几分荣幸，所以一定会按照黎副总统的来电，选择可以宣布的内容，对诸位议员的质询认真回答。如果贵院对有关答复不满意，黎副总统日后还会有电报过来；一旦得到黎副总统的电复，段某将再次详细报告进行解释。”

张伯烈立即举起手臂：“议长，我有问题！”

吴景濂见他举手发问，眉头不由得一皱，却也找不到阻止的理由，只好答道：“请讲。”

张伯烈大声说道：“请问段总长，你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