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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第1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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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学会准备选址在经世大学附近，以后会员可以随时到经世大学借用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如果你们有心做研究，不如就到学会供职，我们兄弟也可以经常聚聚！”
在座的不少人明显有些心动，开始暗暗思忖到学会供职的优缺利弊。
虞和钦曾经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也是在座诸人中少有的日本分会会员，此时突然问道：“在下听说孙大人不仅要重组中国科学技术学会，还准备建立中华科学院。请问诸位，你们知道两者之间有何区别么？”
众人一齐望向了消息最灵通的李复几。
李复几答道：“就我所知，学会是一个群众性学术团体，其核心任务是开展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促进学科发展、加强研究协作，为相同研究方向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交流合作平台；而中华科学则院是国家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它的核心任务是组建国家所需的各类研究所、布局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研究发展以及评选中华科学院院士。虽然两者都是为科学研究服务，但是一个是群众性团体，一个是国立机构；一个是为科研人员服务，一个是为国家需求服务。这就是区别。”
虞和钦追问道：“据在下所知，日本帝国学士院可是涵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如泽民贤弟所言，岂不是中华科学院排除了历史、国文、经济、哲学、政法等人文社会科学，只包括自然科学？”
李复几点点头：“没错！孙先生最初产生建立中华科学院的念头，是在1904年访问英国皇家学会的时候。当时的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哈根斯爵士鉴于中英科学技术交流的困难，就建议孙先生能在回国后积极促成中国政府成立类似的机构，使得双方学者以后的交流更加顺畅便利。当时孙先生位卑言轻，而且清政府颟顸专制，这个建议最终只能无果而终。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孙先生再次兴起建立中华科学院的想法。但在擘画之初就遇到了虞兄所说的问题，科学院包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呢？众所周知，各国的最高学术机构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像英国皇家学会那样，只面向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另一种是像法兰西学士院那样，涵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美国国家科学院、日本帝国学士院等都是效仿法国的。
“孙先生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中华科学院效法英国皇家学会，只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其主要原因是人文社会科学水太深，不像自然科学评定标准那么单纯。而且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比如历史、文学等，里面的耆宿大儒、各种学派，孰优孰劣人言人殊，莫衷一是；而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比如宗教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在中国才刚刚起步，根本无法独立成为学科。所以中华科学院只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至少短期内是这样。”
欧洲分会的陆安对此甚为赞同：“中华科学院是应该只包括自然科学！毕竟自然科学更单纯些，做出来的结果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目了然。如果别人怀疑，可以直接通过实验验证，简单直接。而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谁说得清？比如现在文学界里面，诗歌有宗宋、崇唐两派之争，南社与同光体辩论的不可开交；对于小说《红楼梦》，尊之者称为旷世杰作、有清三百年第一名著，贬之者则认为是诲淫之术，应该严厉禁毁；在文章上，则有《文选》派与桐城派的论讼，各方喋喋不休……如果中华科学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只怕不出半年，就会被这班文人相轻的老夫子们弄得乌烟瘴气、沸反盈天了。”
俞同奎道：“我国科学界之有孙先生，实在是莫大的幸事！他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把我国的物理、化学、电子、天文等学科迅速提升到国际最高水平，而且他凭借着卓绝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成为中国科学界当之无愧的学术领袖。在他的带领和指引下，中国科学界可以避免无数内耗、少走无数弯路，科研人员也可以专心致志投身于学术研究中去。”
现在网络上经常有人抨击某某某是学霸、学阀，指责他们挤占学术资源、霸占学术成果、扰乱学术秩序、破坏学术生态等等，仿佛中国科学的落后罪责却在学霸，学霸的罪行十恶不赦一般。固然学霸学阀有其恶劣的一面，但其良好的一面也应该客观评价。比如提携后进、指引方向、避免内耗，这就一个好学霸存在的重大意义。
比如全国法学学科排名第一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它拥有两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即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号称是人大法学的两个拳头。在2005年之前，法学院院长是著名法律史专家曾宪义，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赵秉志和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王利明虽然号称一时瑜亮，在曾教授的领导下倒也相安无事。
结果2005年曾宪义卸任，王利明出任新院长，失意之下赵秉志愤而出走，率领卢建平、阴建峰、刘志伟、王秀梅等业务骨干投奔北京师范大学，组建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自任院长。此举当时被称为“法学界震动”。尽管人大法学院自称后继有人、影响不大，可是明眼人都能看出赵秉志出走对人大法学院的巨大打击，至少让它的刑法学科在三五年内翻不过身来。
何育杰赞同道：“那是自然，孙先生出任中华科学院院长既是名至实归，也是众望所归。除他之外，谁当这个院长我都不会服气，相信科学界也不会答应！”
虞和钦又问道：“那科学院院士如何遴选？是否像日本帝国学士院一样，有名额限制？”
日本的帝国学士院，在1879年设立时名为“东京学士院”，会员定额为40人——当然，这很明显是照搬成立于1635年的法兰西学士院，包括人员数量限制。这种定额意味着学士是终身制职位，只有在某成员去世留下空缺时，才通过全体成员投票选举新成员。1906年，东京学士院改名为“帝国学士院”，定额也改为60人。1925年，定额变成100人。1947年，名称改为现在通行的“日本学士院”。到1949年，定额也改成现在通行的150人。
李复几道：“听说院士是两年增选一次。至于名额，应该没有限制吧？”
三二四、莫谓求名沽世誉
一直在边上默默无声的夏元瑮，此时放下茶杯说道：“两年增选一次？而且没有名额限制？这不大好吧！”
“为什么这么说？”李复几反问道。
夏元瑮道：“虽然中国本土在明清以前也有科学技术萌芽，毕竟支离破碎不成系统。中西交通之后，欧洲几何学、天文学等渐次传入中国，才使得中国士大夫知道经世之外尚有此等格物致知之学。但当时士大夫以八股为进身之阶，除高头讲章之外束书不观，风气使然，科学技术依旧沦为杂学小技，不为学者所重。直到道光年间，国门为西洋坚船利炮所破，部分明智之士渐渐意识到西洋科学技术的厉害，积极向欧美各国取法以求自强。但当时所寻求的主要是造船、造炮技术，国人并不关心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
“情况真正得以改观要到光绪前后。最初的尝试是同治末年陆续派遣四批留美幼童，目的是想让这些儿童从小开始接受西方的正规教育，通过十五年的培养能够娴熟外务、精通技术等，成为外务人员或工程师。这里面便包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系统学习。只可惜计划中途夭折，留美幼童被全部召回，让中国士子再次与科学技术失之交臂。
“第二次尝试是维新变法时期，不仅晓谕在全国成立各类中小学堂，还在京城创设了近代第一所国立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里面设有算学、农学、矿学、格致学、地理学、工程学等课程，这标志着科学技术正式为国家和士子所认可。当是孙先生就在大学堂弘文励教，并陆续发表多篇重要论文，揭开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大幕。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孙先生还编纂了全套中小学教科书以及多种大学读本，使得中国学生终于可以系统学习到最新、最先进的科学知识。
“就算不提戊戌政变到庚子国变之间的变故，满打满算，科学技术进入我国大学课程才不到十五年！这十五年间，总共才毕业多少个大学生？这些大学生又有多少是学习科学技术的？学习科学技术的又有多少能够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这些年来，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年青人出洋留学，近则日本，远则欧美，不说取得博士、硕士学位，单说正规大学毕业的学习科学技术的学子又有几人？
“孙先生成立中华科学院并遴选院士，本意是对做出重大贡献的科研工作者予以褒奖，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现在中国的科研工作者水平参差不齐，而且普遍水平低下。水平高者如孙先生、孙夫人，乃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当选院士都绰绰有余。而水平低者如夏某，只不过是在学校里读了几年书、写了几篇不入流的论文而已，尚未踏入学术之门。即便如此，夏某在学校也算学有所成。何况其他不如夏某之辈？
“中华科学院院士要是按照孙先生、孙夫人的标准，即便标准有所降低，只怕全国入选者也不过一手之数；若是降低标准来勉强凑数，只怕入选者在孙先生面前会汗颜无地，更会有损中华科学院的名声。既然现在都凑不齐入选人数，为何还要两年增选一次？”
夏元瑮所言极为有理。某一个人的学术水平或许会奇峰突起，但要想提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平却很难一蹴而就，这不仅需要经济和教育的发展，还需要几代人的辛苦努力。
比如真实历史中的中央研究院，它成立于1928年，在创设之初组织条例里就有选举会员（即后来的院士）的规定，但因为当时国内学术研究基础很差，还没有成熟的学者，只好暂时搁置。这一搁置就是十八个春秋，再次动议已经是抗战胜利的1946年。1948年3月，经过分组审查、一次普选和四次补选，才终于凑足了一个吉祥的数字：81。在这首届81名中研院院士中，数理组28人、生物组25人、人文组28人，都是蜚声中外的学术大师。
有人曾以此来攻击现在院士水平远不及民国，殊不知那81人（如果只算自然科学界的话，那就只有53人）是五十年科学教育才积累下来的精英，浓缩的都是精华啊！而现在呢，每两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就要进行一次增选，每院增选人数少则30人、多则50人，如此一来，名声和影响力难免被摊薄，自然难以被世人所周知。
李复几道：“依着浮筠贤弟的意思，就是建议中华科学院暂时不评选院士喽？”
夏元瑮点点头：“正是！”
陈传瑚却道：“不妥、不妥！正因为我国现在科研工作者水平普遍低下，我们才要设立‘院士’这个最高学术荣誉称号。为什么呢？现在学生之所以更多选择法政、经济等学科，是因为毕业之后可以做官发财，而学习科学技术呢，只能当老师或者去工厂做工。在现今社会，做老师和做工都是没有前途的，他们也在这种环境下只能昏昏噩噩地混日子，浑然忘了读书时候的所学与梦想。而设立‘院士’荣誉，则相当于为学习科学技术的青年树立一个奋斗目标，让他们不至于沉沦。而且现在正值民国肇始，我们应当趁此良机为后世立下轨范，免得将来积重难返。”
李复几道：“谨庸贤弟的意思是先设立‘院士’称号，等到适当机会再评选？”
“为什么现在不能选？”陈传瑚反问道。
夏元瑮皱眉道：“难道让某些人滥竽充数？”
陈传瑚道：“不用，按照孙先生、孙夫人的标准来遴选就行。全国能找到三人就三人，能找到五人就五人，宁缺毋滥。大不了先把院士名额定为十人，以后人才辈出的时候再修改院士名额便是！”
李复几道：“谨庸贤弟建议对院士设置名额限制？”
陈传瑚道：“自然要设置名额限制！任何事物都是以稀为贵，院士名号也不例外。要是逢人就送上一顶院士的帽子，谁还把院士当一回事儿？如果把院士名额设置限制，反而很多人会趋之若鹜！”
孙元起要是在这里听到这番话必然大点其头。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总额倒没有限制，不过每次增选都规定增选总数不超过60名，这就导致无数英豪在此折戟沉沙。但因为院士名号的崇高，这些英豪越挫越勇、屡败屡战，甚至一大批七十好几的老头子还在为此身外之物孜孜不倦的努力。如果说70出头还能理解，毕竟名利之心未死，还想负隅顽抗一次，但那些年近八旬的老先生参与这项运动又何苦来哉？比如2001年参加工程院增选的丁大钧（东南大学，78）、2003年参加工程院增选的王慧炯（国务院发展中心，78），说起来真是令人扼腕！
然而院士评选并不是因为你年长就会特别照顾，尤其是近些年，在增选的时候就明文规定候选人年龄原则上不得超过65周岁（中国工程院为70周岁），超过年限的便需要6名或6名以上院士推荐。即便侥幸进入有效候选人名单，年长的候选者也会最先成为炮灰。每当这个时候，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学者就会黯然神伤良久。而南京大学的唐雯霞教授更是因为当选院士无望而驾鹤西去，真是可怜可叹！
相比之下，某些私人创办以牟利为目的的“国际××科学院”、“皇家××科学院”野鸡院士，明码标价5000块钱一顶，从通讯院士到院士、再到资深院士一应俱全，量大从优，任君选购。却没几个人真拿它当回事儿。
李复几道：“要以孙先生、孙夫人的标准来衡量，经世大学倒还有几个人勉强够格，比如研究肺鼠疫防治的伍星联先生（伍连德）、首先提出反物质说的张少涵（张贻惠）等。至于全国别的地方，只怕是一个也无吧？真要依照谨庸贤的弟建议，首批院士会全部花落经世的！”
何育杰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院士该如何选举产生？”
李复几道：“这倒简单！最初的时候，院士人选建议由孙先生直接圈定。以孙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卓绝见识，想来大家应该没有意见吧？等以后中华科学院步入正轨，可以由教育部属各所院校、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下属各学会推荐，在院士大学投票选举产生。”
何育杰又问：“那推荐的标准是什么？编了多少本书，发了多少篇论文，还是获得多少项专利？”
李复几笑道：“吟苜贤弟说的那几项自然也是重要的标准，不过更重要的标准应该是国家科学技术奖。据孙先生说，这个奖项将由教育部出资设立，由教育部、中华科学院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学会联袂评出。从今年开始，每年评审一次，用以重奖那些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组织。”
三二五、包含四象立乾坤
何育杰咂咂嘴：“这还用评么！孙先生这些年发表的论文，哪一篇不是在世界上引起巨大轰动？他发现的多种新元素、无线电广播以及粒子加速器不说，仅是在理论研究方面，就先后开创了原子结构、量子力学、核反应、超导、电子计算机、大爆炸理论等诸多崭新的研究领域。他的哪一个贡献拿出来，荣获不了国家科学技术奖？”
李复几道：“吟苜贤弟倒无须担心这个问题。首先，国家科学技术奖分为最高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和国际科技合作奖五大类。其中，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在当今科技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在科技发展中有卓越建树的科技工作者，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是国家给予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奖励。当然，孙先生是这个奖项当之无愧的第一位获奖者！
“至于国际科技合作奖，是授给对中国科学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人，比如卢瑟福先生、马丁先生、爱因斯坦先生等，自然与我们无缘。——如果这几位先生加入中国国籍，倒是中华科学院院士和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力候选人。
“自然科学奖是奖励在基础研究方面做出重大成果的科技工作者，技术发明奖是授予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重大技术发明的个人，科技进步奖则是授予对技术研究开发、创新推广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个人和组织。这三个奖项都分一、二、三等奖，同一个等级的奖励，自然科学奖高于技术发明奖，技术发明奖高于科技进步奖。这才是我们这些普通研究人员所要努力争取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孙先生明确指出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科技进步三个奖项的评奖对象，将以民国成立以后的科技成果为主，而且他不会参与这三个奖项的申报。所以大家尽可以放心，只要能够做出可观的成绩，还是大有希望获奖的！”
俞同奎道：“泽民兄研发出了好几款发动机，想来应该可以申报国家科学技术奖吧？是技术发明奖还是科技进步奖？”
李复几谦逊地笑道：“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年之内研制出好几款发动机，乃是研究所上下通力合作的结果，在下不过是有幸参与其中略尽绵薄之力，实在不敢贪天之功。”旋即话锋一转：“虽然我们研制出来的发动机无法和英、法、德、美诸国相比，但毕竟是做出了一下有益的尝试，为未来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且现在中国从事高端技术仿制研发的寥寥无几，我们也是矮子里面挑将军，估计博一个技术发明三等奖还是绰有余裕的！”
在座众人有些默然。
大家既然能够前往欧美、日本留学，心里对科学技术还是非常热爱的。带着满腔热血学成归国，准备大展宏图，却发现国家、社会、学校对于研究科学技术根本没那么热心，实验室的仪器、材料、人员也难以满足研究需要，失望之下难免心灰意冷。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心烦气躁愤世嫉俗，有些人和光同尘与世沉浮，却很少有人想到利用现有的条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
俞同奎又问：“据说经世大学新近研发出来的飞机和汽车都是使用你们研制的发动机，一举打破了外国列强对发动机的垄断。如此意义重大，怎么可能才获三等奖？泽民兄太过谦虚了吧！”
李复几道：“倒不是在下谦虚，而是我们研制的那几款发动机并无新意，只不过是在仿制的基础上稍加改造，没有太大的技术革新，也没有超出原先的技术水准。孙先生特别指出过，这三个奖项的一等奖都是最高荣誉，好比太和殿上的龙椅，等闲成果是得不到的。现在看来，最有希望获得一等奖的成果应该是新型飞机设计和孙夫人的药物研究。”
俞同奎点点头：“这两项成果都是世界领先水平，才能获得一等奖，由此足见三大奖的含金量。我等后学当以孙先生、孙夫人为楷模，积极投身科学研究，一等奖自然是无望了，如果能像泽民兄一样博得一项三等奖，倒也不负平生所学！”
利寅抱怨道：“现在局势动荡，各省政府争先盘剥百姓以期养兵自重，根本无暇顾及教育。学校办学经费都是辛苦化缘得来，哪有余钱来置办实验器材？没有实验器材，哪能做什么研究？像孙先生那样独坐一室神游八极的旷世奇才，古今能有几人？”
李复几道：“孙先生正是有鉴于此，准备在执掌教育部之后成立国家科学基金，对全国具有发展前景的科研项目和科技人才给予无偿资助，确保大家可以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工作而不必担心研究经费短缺。所以诸位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免得到时候措手不及。”
何育杰赞道：“果然还是孙先生知道我等疾苦，由此也可见，教育总长一职非孙先生莫属。要是其他人当总长，何某第一个就不答应！”
“正是！正是！”众人齐声附和道。
大家又说笑一回，正准备饮尽杯中茶水开始工作，就看见孙元起在冯基善和其他卫兵的陪同下走进院子。众人赶紧迎出门去，孙元起客气地问道：“孙某仓促来访，没有影响大家工作吧？”
众人笑道：“没有、没有，我们正在喝下午茶。”
孙元起进屋之后，脱掉外面的棉袍：“诸位在这里还过得习惯不？”
利寅答道：“经世大学自然极好！当初在英国留学，虽说伦敦阴冷潮湿远胜江南，但由于住处安有壁炉，倒觉得冬天更好过些。后来回国在岭南任教，冬天冰冷刺骨，顿时怀念起英国的壁炉来。这次北上正值隆冬，念及京城严寒还颇为畏难之意，谁知经世大学里处处装有暖气，屋内温暖如春。每天下午对着暖气片喝下午茶，仿佛又回到了四五年前的伦敦生活，竟然有些乐不思蜀！”
孙元起啜了一口茶水，然后答道：“如果不想回去，那就别回去了！现在中国科技学会忙着筹备事宜，经世大学又准备在西安、成都、兰州成立三所分校，正好到处都需要人手。如果你们能够留下来，那可真是帮了大忙！”
利寅也干脆：“那好，在下就叨扰孙先生了！”其他人见状也开始踊跃报名。
孙元起见部分还有些犹豫不决，便道：“你们也不用着急现在回答，可以回去慢慢考虑。等真决定下来，再和泽民或我说不迟。”
李复几趁机问道：“孙先生，您过来有事？”
孙元起道：“今天过来主要是随便看看，一是看看大家在这里是否过得习惯，生活上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二是看看诸位帮忙编制的目录进展如何，是否遇到什么难题。”
俞同奎答道：“托经世大学图书馆的福，里面藏书极为丰富，所需材料几乎应有尽有，所以编制目录的工作非常顺利，暂时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难题。怎么，孙先生着急要？”
孙元起道：“也不是非要急着要，只是‘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马上春节就要来临，之后便是春暖花开。如果不尽快与各国达成协议，恐怕一年又要匆匆过去。现在民国肇始万象更新，能早一日做些改变，于国于民都是极好的。”
更重要的是，现在英国还掌握着大量的工业基础设备、技术、专利。如果不早点达成交易，一旦等到夏季冰雪消融，四川、陕西两路大军入藏，只怕英国会中断执行协议。
俞同奎郑重答道：“孙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尽快完成目录编制！”
何育杰突然出声问道：“孙先生，为什么我们只编制适合山西、陕西、四川、甘肃等西部地区的技术设备目录，而不是全国范围的？难道是因为这些省份与您有关，所以特别照顾？”
周围众人都有些为何育杰担心，生怕他惹恼了孙元起。
孙元起却丝毫不以为忤，当下解释道：“我们之所以只编制西部地区的技术设备目录，主要原因是在下和袁项城有个协议，就是用山西、陕西、四川、甘肃等省的赋税作为全国的教育经费，此外国家再不拨款。要想中国教育发展，必须让这几个省份多交赋税；要想多交赋税而又不刻剥百姓，只有促进这几个省经济快速发展；如何快速发展？只能多引进一些技术、设备、专利。而且引进技术、设备、专利的资金是出售经世大学及其他公司的专利使用权得来，用在西部地区倒也名正言顺。”
何育杰有些羞愧：“原来如此，倒是何某鲁莽了！”
孙元起摆摆手：“如果能把引进的技术普及全国，自然再好不过。只是现在国事纷纭，我们既不能兼济天下，只好独善其身了。”
李复几问道：“先生，你知道现在南北和谈怎么样了么？”
孙元起道：“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想来春节前应该会出结果吧？”
如孙元起所言，1912年2月1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南北和议达成，孙中山随即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
1912年2月16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南京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决议迁至北京。
1912年2月17日，农历除夕，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在新内阁十一个席位中：
铁杆袁系三人，即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
无特定政见三人，即国务总理唐绍仪（他是袁世凯的亲信，又加入了同盟会，算是骑墙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无政治主见，有靠向袁世凯的趋势）、财政总长熊希龄（原立宪派，有靠向袁世凯的趋势）；
新中国党占据三席，即教育总长孙元起、工商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
而同盟会只占据两席，分别为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可谓大输亏损！
卷十四、一江春水
三二六、田园将芜胡不归
1912年2月18日，大年初一。
日本。
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和中国一样使用夏历修改而来的阴阳历计年，也过大年三十的除夕、大年初一的春节。守夜、敲钟、压岁钱，风俗和中国并无二致。明治维新以后，中华的一切传统都被视为糟粕而抛弃。1873年日本采用现在通行的格里历，定公历1月1日为新年，最先日本人和中国现在一样，过元旦和春节两个新年。随着福泽谕吉1885年发表“脱亚入欧”论，过春节的习俗渐渐在日本的大多数地方消失。
在前两年，春节都和平常的日子没什么区别。只因为今年的这一天是星期天，日本的街头才比往常稍稍热闹些。在神户下山的一户人家住宅门上，此时居然还贴了一户万年红的对联，上面写道：
忽相思，更添了几声啼�
屡回顾，最可惜一片江山。
这副集宋词的对联和门上“留春别墅”的匾额大为切合，足见撰联者的良苦用心。
过了七八点钟，开始陆陆续续有访客登门。尽管来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但见面一例是鞠躬作揖，看得出都是特地来拜年的，而出面迎接大家的赫然是名动中外的梁启超。访客无一例外被迎进客厅，坐在榻榻米上喝着热茶，说些恭喜祝福的好话。期间不断有访客起身告辞，也不断有新的访客加入其中。等到近午时分，屋里只剩下几位亲密好友，终于可以说些知心话。
作为梁启超师弟，麦孟华率先问道：“任公，再过几天就是你四十初度。孔夫子云：‘四十不惑。’不知仁兄惑是不惑？”
梁启超出生于1873年2月23日，按照中国虚岁算法以及“过九不过十”的习俗，确实过几天就是四十岁了。
梁启超闻言一声浩叹：“是啊，转眼愚兄已到四十不惑之龄！回首四十年间，但见社稷倾覆、国君逊位、民生凋敝，平生志业一事无成，年华如流水去而不回，一念及此，便觉五内如焚。如今流落海外，马齿徒增，实在是愧对父母教诲、恩师训育、君上恩泽啊！”
麦孟华道：“虽然社稷倾覆，然社稷犹在；虽然国君逊位，然国君尚存；虽然民生凋敝，然民生可救。所以我等万不可心灰意冷，当以馀生奋力报效国家，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使君上复位、国统重光，方是不负父母教诲、恩师训育、君上恩泽。仁兄现在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而且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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