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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第1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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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是种大不公。如果真要蠲免，甘肃、陕北缴纳的赋税本来就没多少，不妨多蠲免些府县，以示仁政；而陕南、四川向来是财赋重地，则要少蠲免些地方，以确保有稳定财源。”
孙元起又问：“那为什么降低田租也不可取？”
章士钊道：“在下知道大人降低田租是想改善民生造福百姓，用意极好。只是各省各地田租或高或低本不统一，我们很难加以统一调整。而且这些田租都是地主和佃户在数百年间相互商议并渐渐稳定下来的，所谓‘常人安于故俗’，无论地主还是佃户都早已习惯，两者好比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我们强行插足其间，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两头不落好，只会徒生事端！”
杨度也道：“田租问题最是繁杂，历朝历代都视之为难题，我们初来乍到，之前又没有任何处理民政的经验，如果贸贸然加以改动，得罪本地士绅，很容易闹出大乱子。我们还是一动不如一静吧！”
孙元起大为败兴：昨夜想了半宿，自以为想到了好法子，大清早兴扑扑地找人来商议，最后居然是这个结果！看来我果然不是从政的料儿。
章士钊见孙元起有些垂头丧气，便劝慰道：“我们现在府库比较充裕，其实可以照常征收钱粮，征收之后由政府对老弱、孤寡、废疾、贫困人群进行赈济，这种‘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法子，似乎比降低田租更易见成效。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杨度摇着纸扇道：“主意倒是不错，就是执行起来太困难。还是那句话，我们初来乍到，之前又没有任何处理民政的经验，只要府道州县的官员动动手脚，这笔钱粮就会被他们中饱私囊，一分一厘都落不到穷人的口袋里。所以说，我们现在最紧要的就是先熟悉三省官场，再换上一批既听话又能干事的自己人，以后推行新政才事半功倍！”
章士钊叹息道：“大人，当年你创办经世大学的时候为何不设立法政系？如果设立的话，我们现在何至于手头无人可用？”
孙元起挠挠头：“那时候我也想不到自己会做总督呀！”
杨度、章士钊闻言哈哈大笑。
其实孙元起在经世大学不设法学院和政治学、法学等专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理工科学生对政治天生的鄙视和排斥。好比现在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设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一级授权学科，在大多数学生心目中这更像是一枚政治标签，而不是学术或学问，丝毫不觉得骄傲和光荣。
杨度笑完说道：“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百熙可以现在就在学校中设立嘛，反正你这总督以后还有的当，没准儿哪天还会坐上大总统宝座，手下没有自己的班底怎么成？袁慰庭靠的是北洋军，孙逸仙靠的是同盟会，以后值得你依靠的就是经世大学的那一大帮学生。”
“这个提议我会认真考虑的！”孙元起也是哈哈大笑，旋即正色说道：“从古至今，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要想彻底根除百姓的苦痛，必须要解决土地的分配问题。我们现在手中资金比较充裕，能否逐步购买地主的土地，然后以政府名义低价租给失地农民耕种？”
杨度、章士钊同时摇头。
杨度道：“难！很难！非常难！首先，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可宝贵的家庭财产，普通人绝不会轻易出卖土地。俗语有云：‘休妻卖地，到老不济。’可见土地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其次，就算有人愿意卖，我们又能买多少？少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多了，我们也未必能买得起！第三，我们用低地租招徕失地农民的时候，肯定会得罪全国大部分士绅，以后做事便寸步难行了。”
孙元起心里暗暗想道：怪不得叫“土地革命”！看来不用暴力革命，还真的无法从地主手中拿走土地。
当然，孙元起没有太祖爷那种“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霸气，也就不敢把所有地富反坏右全都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想了半天，才模模糊糊有个思路：既然无法把土地从地主手中拿走，那何不试着让地主主动从土地上脱离开来？但具体该如何做，却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来。
最后，孙元起说道：“虽然蠲免赋税、降低田租之策不大可取，但我们总要做点什么让普通百姓尝到甜头。今天我就独断专行一回：四川省明年钱粮全部蠲免，后年减半征收，第三年再足额征缴；陕西、甘肃两省明、后两年全部蠲免，第三年足额征收。”
本来孙元起就是最终决策拍板者，章士钊、杨度只是帮忙出谋划策，而且蠲免钱粮也无关大计，还能落个好名声，所以他们见孙元起难得专擅一回，也没再固执己见。
二七九、岂因祸福避趋之
孙元起见两人没有反对，暗暗长舒一口气，又说道：“既然清室覆亡在即，西历新年也马上就要到来，不如我们趁此良机与民更始，凡三省民众以前逋逃官府赋税一律勾销。如何？反正这笔陈年老账也没多少希望收回来，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章士钊道：“也好！我们勾销以前逋逃税款，又全额蠲免明年田赋，想来三省民众会对大人感恩戴德。经过一两年休养生息，以后再征缴赋税，应该可以事半功倍！”
见两人商议已定，杨度合上纸扇正色说道：“百熙，既然经世大学事情暂告一段落，你也开始正式理政，只怕这件事你要尽快拿个主意了！”说完，从袖管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了孙元起。
孙元起见杨度神色是罕见的凝重，不禁有些疑惑，急忙打开信封抽出信纸。信纸颇为粗糙，不同于日常所用的八行信笺纸，而且边角都有些磨损褶皱，显然这封信来自很遥远的地方，在被送达孙元起手里之前颇费了一番周折。信上用潦草的行书字体急匆匆写着：
内阁学务大臣暂署四川总督
孙大人钧鉴：
标下获悉中堂大人署理四川，不胜欢忭之至！大人弘文励教，兴学育才，天下景仰。标下愚昧无文，亦久闻令名。今中堂来巴蜀厘治军民、综制文武，恩泽之下，定可使相如重生、三苏复现。
标下原隶四川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步兵第66标，前奉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赵大人之命随军入藏，所部旋改为驻藏陆军混成协第一标，标部驻桑昂曲宗、薄宗，年来尚属平稳。
自月前湖北发生叛乱，藏地形势随之恶化，僧侣贵族颇为汹汹。风闻已革达赖土登嘉措得英属印度总督哈丁之助，已暗派鹰犬达桑丹东潜回藏区，蓄谋勾结逆党攻我川军，不日即将发动，情势危若累卵。不意标下今日惊闻我军已革标统钟鼓明（钟颖）于数日前猝然发难，策动喇萨川军兵变，囚禁驻藏办事大臣联豫、驻藏左参赞罗长裿等长官。是则藏人未乱，而我川军已先乱矣！
川军入藏人数不过两千有奇，弹压藏人已甚支绌。今又同室操戈，一旦缓急有事，则藏地糜烂不可收拾！标下此番冒昧渎陈，实因军情火急求告无路，唯有哀恳问计于中堂，尚祈中堂大人海涵。
即颂大安！
标下驻藏陆军混成协第一标后营管带程凤翔谨禀
宣统三年十月初七日
孙元起看完不由惊讶出声：“什么，西藏发生叛乱！如此十万火急的事情，怎么信件现在才送过来？”根据信尾的日期推算一下，农历十月初七日是西历11月27日，现在是12月24日，也就是说，这封信足足周转了近一个月才到自己手上！
杨度解释道：“从桑昂曲宗到成都需要穿越整个康藏地区，其间山高林密、水急崖深，本来就交通不便，加上现在已经入冬，大雪封山，道路更加艰险难走，所以这封信在路上就走了二十多日，四天前才被送到总督府。当时百熙你为经世大学的事情正忙得焦头烂额，杨某就自作主张暂时扣押了几天。”
孙元起忍不住批评道：“皙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经世大学虽然也很重要，但对于国家来说终究只是锦上添花而已，如何能跟西藏事务相比？西藏事务关系国家根本，就是十个、一百个经世大学也比不上一个西藏重要啊！经世大学毁了还可以重建，西藏要是出了什么差池，可就万劫不复了！”
“百熙见教的是，这事杨某做得是有些鲁莽！”杨度起身朝孙元起深鞠一躬，随即又解释道：“当时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是这样考虑的：首先，经世大学的事情比较简单，很快就会水落石出；而西藏事务纷乱复杂，不仅牵扯到朝廷和地方，还涉及英国、俄国等列强，别说一两个月难见分晓，就是三五年都很难见到成效。其次，即便我们有心干涉，眼下也无能为力。因为现在康藏地区早已大雪封山，军旅根本无法通行，要想派兵只能等到明年冰雪融化。所以我便自作主张，暂时扣押了几天。”
孙元起反倒有些歉意：“皙子，是我鲁莽错怪你了！”
杨度不以为意摆了摆手：“终归是我鲁莽灭裂在先。”
章士钊看完信后问道：“真是奇怪！作为驻藏陆军管带，这程凤翔怎么写信给四川总督？他不该尽快向朝廷奏明情况吗？”
杨度笑道：“想来程凤翔也明白现今国内形势，知道朝廷自顾不暇，根本没有心思来管西藏的事情。奏折递到北京，要么得来几句无关痛痒的抚慰申饬，要么是让四川、陕甘相机派兵入藏平叛。与其绕一圈再来麻烦我们，还不如直接求到百熙头上，省时省力，还事半功倍！”
孙元起问：“皙子，你看这事该如何处理？”
看古代的小说戏文或影视作品，就会发现帝王将相在遇到难题时经常是问幕僚：“计将安出？”“这该如何是好？”“元方，你怎么看？”在日常工作中，领导、经理在开会的时候，也经常摆出一副深沉的模样：“大家是怎么看的？”“你们有什么意见？”相信每当此时，很多人都会情不自禁想道：作为主角，你敢不敢再霸气一点？不说主角光环一步十计、神机妙算，至少你也要隔三差五自己拿个主意吧！干嘛什么事情都要问问别人怎么看？
仔细深究就可以发现，这不是白痴无能，更多的是一个官场学问，也是一种领导艺术。
首先，当领导要有城府。有话要藏在肚里，宁可想着说，不要抢着说。别问题一出来就跟竹筒倒豆子似的，“哗啦啦”把自己想法全都一股脑说出来，显得你很粗浅。所以当你可以随心所欲说话的时候，你要让自己少说、别人多说。
其次，当领导要永远正确。“领导永远正确”是官场规则第一条，如果你觉得领导说错了，请回头参见第一条。据传当年高宗视察江西，巡抚吴公侍游南昌大桥。大桥刚刚落成，两端还没来得及装饰雕塑。高宗信口问道：“两端雕塑呢？”
吴抚台以赣方言答道：“冇！”
高宗大笑：“猫好啊！太宗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便是好猫。’你们用猫做雕塑，足见充分领会白猫理论，解放思想敢于创新！”
于是南昌大桥两头就有了黑白二猫。
这就是领导永远正确，说错了也是正确的，而且还要认真贯彻落实下去。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第一个人提出的建议再好，总会有些漏洞或错误；提出的建议再差劲，也有可取之处。后面人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步形成一个可行的方案。领导只有在最后提出方案或者拍板，才能尽可能减少错误。如果在出谋划策的时候，领导率先抛出了自己的方案，谁会冒着干犯天威的危险说出自己的想法？毕竟否定领导的提案，就是变相质疑领导的能力；否定领导的正确，就是变相质疑领导的权威。
第三，当领导贵在能断，而非多谋。成语有“房谋杜断”，可见“断”至少和“谋”至少同等重要。但在实际生活中，“断”却远比“谋”重要。人谁无谋？吃饱了躺在床上，谁不能想出几个发财的点子、编出几个绝妙的故事？然而有勇气去做下去、写出来的人能有几个？
尤其在帝王将相身边，往往有一大群谋士，面对同一个问题他们能想出十几种乃至几十种解决方法，比如袁绍在官渡对战曹操之时，胜则王侯，败则草寇，一步踏错就万劫不复。在这个时候，你是力排众议独持偏见，还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古往今来多谋如张良、诸葛亮、王猛、房玄龄、刘伯温，都只是一代雄主身边的辅弼之臣，而不能自立门户。只有能断而且善断的豪杰，才能择善而从，成就霸业。
久而久之，帝王将相口中的“众位先生，有何高见”，就变成了类似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一样的套话。
杨度摇着折扇思索片刻，然后答道：“依杨某看来，解决西藏叛乱有上、中、下三策。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两大宗教领袖之一，在卫藏、安多、康巴藏区享有重大影响和崇高声誉。去年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与驻藏大臣联豫发生龃龉，愤而出走印度，在藏区引起极大的震动。这也是此次西藏贵族、僧侣谋叛，根源也正在此。
“事情发生后，俄国公使廓索维慈曾照会大清外务部，声称俄国150万佛教徒尊崇达赖，愿中国和平解决此事。当时英属印度总督明托（又译作闵陀、明多）也曾表态支持达赖。所以上策就是请大人致电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及英属印度总督哈丁，表示愿意迎接达赖归藏安辑士民。如此既可以结好达赖、哈丁，又可以抚绥西藏、平定骚乱，只见其利，未见其害。”
孙元起却断然拒绝：“绝对不能迎回土登嘉措！我在北京时曾仔细读过宣统以来西藏邸钞，发现土登嘉措与英、俄两国皆有勾结，并大肆购买军火，明显动机不纯。一旦中原有事，他必然会在英、俄支持下谋求自立。去年他出逃，就曾多次声言去印度是为了寻求英国帮助，以击退中国在藏区的势力，恢复当年达赖五世的地位。
“为什么他要恢复到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那时候的地位？因为如今西藏政务却是由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管理，受达赖与驻藏大臣的直接领导，但驻藏大臣有单独奏事权，达赖却没有。如此一来，西藏就处于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之下。而达赖五世的时候，藏区处于政教合一的噶丹颇章王朝，达赖喇嘛是独立王国的最高政教领袖。由此可见土登嘉措的野心！
“去年他出逃印度，我觉得朝廷处理的非常好！顺治十年（1653），大清定鼎北京的第一位皇帝册封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为‘达赖喇嘛’。宣统二年（1910），再由清朝定鼎北京的最后一位皇帝革去达赖喇嘛十三世土登嘉措的名号。真可谓善始善终！我们又何苦作茧自缚，再把他从印度请回来？”
杨度接着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不妨勒马康藏，对西藏叛乱静观其变。有利可图则挥兵入藏，无利可图则置身事外。如此一来，未见其害，也未见其利，是为中策。”
孙元起对这条计策也不满意，直接问道：“那下策呢？”
杨度合上纸扇，身体微微前倾：“下策就是等到来年天暖冰雪消融，挥师入藏荡平叛乱。”
孙元起有些奇怪：“皙子，为什么说这是下策？”
杨度道：“西藏道路艰险，气候高寒，物产匮乏。如果派兵入藏，人少则于事无补，人多则粮秣难以为继。一年中只有半年可以往来，其余时候都是大雪封山，音讯不通。前车之鉴就是两年前入藏的川兵！宣统元年（1909年）举川滇两省之力，历时半年才把一标川军送进喇萨。时至今日不到两年，全军上下两千人便陷入叛乱生死不知。因为此计只见其害，未见其利，是为下策！”
孙元起起身缓缓地说道：“挥师入藏于我孙某个人乃至四川军民，或许是有害无利，但对国家而言，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林文忠公有诗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孙某以前不敢以此印兆悦袢赵附璐司淞囊宰岳Ｋ责拥南虏呔褪俏业纳喜摺Ｎ揖鲆猓酉衷诳季驼俦怼⑹占革鳎淮┫诘缆纺苄校慊邮θ氩氐雌脚崖遥 �
二八〇、汉家大将西出师
章士钊眨巴眨巴眼睛，疑惑地问道：“大人，西藏言则异文，信则异教，风则异俗，人则异种。土瘠不生五谷，民贫难供租税。得其土不足以耕种，得其民不足以役使。对于国家来说，又有何利益可言？”
孙元起道：“西藏虽然土瘠民贫，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尤其地形高峻，有高屋建瓴之势。在我之手，则可以南俯印缅，西窥中亚。而如果西藏自治，或成为英、俄傀儡，则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皆在西藏威胁之下永无宁日。当年吐蕃兴起之后，占据大唐陇右、河西大片地区，并不时窥伺都城长安，闹得大唐鸡犬不宁。这就是覆车之轨。
“再者如你们所说，西藏毕竟是祖宗们留下来的土地，我们怎么也不能做败家子，拱手将土地让给他人吧？而且西藏自治，会给新疆、外蒙、满洲等地树立一个坏榜样。以后他们照葫芦画瓢，有样学样，国家又将如何处置？所以我们必须防微杜渐，把西藏这个出头椽子打烂打扁，才能让那些不安分的猴子们规矩一点。”
章士钊道：“如果我们要派兵入藏，那至少得再组建一个标。入藏还要带足粮秣、雇足民夫，这些都是额外开支。只怕如此一来，府库钱粮再也支撑不了三年。那三省赋税还要蠲免么？”
“要，当然要！出兵的费用我另外想办法解决就是。”孙元起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他心里却在想：既然土登嘉措背后有英、呃在撑腰，那我入藏的费用就羊毛出在羊身上。明天我就通知莉莉丝，所有出口的黄花蒿素、青霉素、磺胺价格提高一倍。反正能买得起这三种特效药的都不是穷人，能舍得花一两黄金的主儿，肯定不在乎再多花一两！
杨度此时说道：“百熙，如果我们真要入藏，就不必单纯效法当年赵季和（赵尔丰）之举。你们看！”说着他站起身在书房的地图上比划道：“西藏与新疆、青海、四川、云南等四省区接壤，所以入藏也就分新藏、青藏、川藏、滇藏四条线路。赵季和时任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有川藏、滇藏两条路可以选，但他最终选择了川藏线。个中原因，除了因为他的兄长赵次珊（赵尔巽）是四川总督，可以给予大力支持外，还因为川藏线比滇藏线更为好走。而且当时朝廷还屹立不倒，西藏各地贵族、僧侣对中央仍有畏惧之心，不敢明目张胆地加以阻拦。所以尽管路途艰辛，川军在历尽磨难之后还是顺利抵达了喇萨。
“如果我们由川藏线入藏，首先【‘文】面临的【‘人】就是途【‘书】中藏族【‘屋】贵族、僧侣的百般阻挠，甚至是武力对抗。川西、前藏地区山高涧深，道路狭窄，往往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果藏人据险死守，拖延我军时间，恐怕一两年也难以抵达喇萨。而且一旦大雪封山，我军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加上粮草匮乏，就会不战自乱，甚至全军覆灭！所以我们不能单纯效法当年赵季和之举，而是要双管齐下，左右包抄！”
孙元起暗暗点头：入藏道路确实艰险！即便在1950年到1954年间经过11万军民艰苦奋斗修成了川藏公路，其后国家又投入大量财力物力进行数次大规模翻修，到了二十一世纪川藏线还依然被视为是死亡之路，就可以看出清末民初徒步入藏的危险性！何况中间还有人故意作梗呢？
章士钊道：“皙子先生，你说的双管齐下、左右包抄是想分兵两路，一条从南线的雅江、理塘、巴塘入藏，一条从北线的炉霍、甘孜、德格抵达察木多？”
杨度摇摇头：“不是！我们刚到四川人地生疏，又刚招抚保路同志军不久，加上蜀人易乱、袍哥遍地，如果没有足够的军队弹压，很容易出现根基不稳，所以四川只能派出一个标入藏。如果一个标兵力再分为南、北两路，则会显得势单力弱，容易被各个击破，故而川军只走南线！”
“南线？”孙元起下意识反问一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驻藏办事副大臣应该是常驻察木多吧？既然如此，察木多岂不是很繁华？朝廷在哪里不应该有很多驻兵？”
如果孙元起不学物理，而是专研历史的话，或许他还会知道察木多另外一个名字：昌都。当年解放军挥师入藏就是走的北线，而且在昌都与西藏地方武装大打一战，是为“昌都战役”。经此一役，解放军消灭了藏军主力，彻底扫除进军西藏的障碍。
杨度答道：“察木多是驻藏办事副大臣驻地没错，确实也比较繁华些，但却没有多少朝廷驻兵。其实在川军入藏之前，朝廷在西藏一直没有什么驻兵。察木多地势险要，素有‘藏东门户’之誉，一直是藏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西藏贵族僧侣必然会在那里严密设防。如果我们走北线，在察木多必然有一场恶战。
“相比之下，南线地势较为平坦，而且在桑昂曲宗、薄宗附近有程凤翔一营兵马接应，部队行军到此可以稍作休整。另一方面，藏南察隅、洛域、噶克卜、门隅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万一军队遭遇缺粮，还可以就食于此。综上考虑，走南线似乎更加安全。”
章士钊道：“那另一路人马走哪里？”
杨度道：“走青藏线！百熙可以命赵行止在陕西另行再组建一个以骑兵为主的混成协，在明年春夏之交先配合张育和（张世膺）、程虎臣（程子寅）的第四十五混成协攻略甘肃，随后该协由兰州、西宁一线攻入青海，然后一标在青海接应，一标由唐古拉山口南下西藏。与川军左右包抄，两路人马会师于喇萨，彻底敉平西藏！即便有所蹉跌，也可以捞得青海、藏南两块实地，长期胁迫卫藏地区。”
章士钊倒吸一口凉气：“皙子先生好大的手笔！只怕我们原先预计足支三年的库银，如今只够用一两年了！”
孙元起也暗暗心惊：这一把玩得好像有点大啊！
杨度反问道：“百熙，你觉得如何？”
孙元起眼神在地图上逡巡良久，右手在西藏的位置上重重一拍：“那好，我们就两路入藏，争取让西藏永在版图，土登嘉措老死印度，西藏之地再无达赖之名！”
杨度点点头，回到椅子上坐下之后，摇着折扇慢慢说道：“既然百熙决定要两路入藏，那我们就得现在着手准备很多事情。弹药粮草、车马军饷自不用说，首先是要解决兵员问题。我们必须在四川、陕甘乃至全国尽快招募两个协以上兵力，迅速展开训练，确保在明年春夏之交能够投入使用。川兵还是很不错的，加上四川人多，挑选三五个协都没问题。至于陕甘那边，恐怕就不太好办了。因为陕甘招募的新兵必须要娴于马术，才能在甘肃、青海一带挥军直进。”
“川兵确实不错！”孙元起也由衷地赞誉道。
08年汶川大地震时，网上曾有人发表《川人从未负国，国人决不负川》的帖子，历数抗战期间川中热血男儿参军报国、浴血奋战的悲壮事迹。据称在八年抗战中，川军先后3次奉调出川，辗转全国十多个省区，浴血奋战，舍身救国。战后统计，出川将士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1/5，居全国之首！
当日孙元起看到这篇帖子，情不自禁为之动容，把自己得到的奖学金全额捐给了四川灾区，同时也记住了“川人从未负国”的名言。此时听到杨度称赞川兵，自己也忍不住跟着赞叹一声。
杨度问道：“那陕甘那边怎么办？”
孙元起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只好一推四五六：“算了，发电报给赵景行吧，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作为一省都督，难道这点事情还办不好？”
杨度继续说道：“那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理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能我们在前面拼命，他们在后面使绊子。孙逸仙手中无兵无权，可以不用理他，关键是袁慰亭。”
章士钊提议道：“依我看，不如把驻扎在经世大学的第四十七混成协撤回山西或陕西，一来可以减轻北洋军对晋陕两省的军事压力，二来也可以向袁慰亭示好，缓解双方之间的关系。”
孙元起眉头轻皱：“撤走第四十七混成协，那经世大学怎么办？”
杨度道：“南京是革命党的巢穴，以后袁慰亭执掌政权绝不会定都于此的，他的首选是北京。但自从飞机出世之后，北京时刻处于飞机的阴影之下，也非上佳之选。他会面临两个选择：是重新选择都城呢？还是把飞机请走？依照袁慰亭的性格，十有七八会打经世大学的主意。既然如此，我们不如和袁慰亭做个交易，他要保证经世大学安全和不侵犯川陕；我们则把第四十七混成协主力和飞机全部搬迁到西安或成都，解决他心腹大患。想来他会很乐意的。”
听到要搬迁飞机，孙元起有些踌躇。
杨度劝道：“百熙，我觉得不妨把飞机乃至经世大学部分搬迁西安或成都，这样既可以惠及三省学子，又避免别人像载涛一样隔三差五的拿捏，也不失是狡兔三窟之计。”
孙元起忽然想起抗日期间，母校曾西迁陕甘，与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组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同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也在昆明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各自都重新返回了自己的校园，却也在西南和西北留下了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医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及云南师范大学等苗裔，确实推动了西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想到此处，他终于点了点头。
杨度又道：“至于第三点，那就是要利用今冬明春的时间，对川、陕各地进行一番梳理。只有这两省安定稳固，我们挥师入藏才有意义。如果后方动荡不安，两路大军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即便攻下西藏，也难以长期固守。”
就在这时，门卫来报：“老爷，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四川省陆军小学堂总办尹昌衡、重庆府中学学监张培爵等四人前来拜见！”
杨度大笑：“看，说曹操曹操就到！”
二八一、恶竹应须斩万竿（上）
孙元起眉头大皱：“怎么他们又来了？不见！”
为什么孙元起对他们颇为反感呢？这就孩子没娘说来话长了。但真要说起历史根源，还得追溯到几个月前的保路运动。
由于清政府强制推行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事件中川人不理性因素前文已经论及，此处不再赘述。但保路运动之所以如火如荼，让川人群情激奋怒不可遏，最终导致局势糜烂不可收拾，三股势力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
第一股势力是四川士绅，也就是四川铁路的股东代表。
这群人一来很有钱，——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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