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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的选择-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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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娜轻轻摇晃了一下。我抓住她的胳膊，想让她坐下来，但她站在烛光中一直不停地说着。此时她的声音变得平淡单调，好像感情已荡然无存。‘纳粹最恨的是犹太人，费尔德森，所以你们注定要遭受最深重的苦难。但他们不会在犹太人身上结束他们的暴行。当他们消灭了犹太人之后，难道你认为他们会就此放下屠刀，停止杀戮，让世界和平共处？如果你有这样的幻想，那就低估了他们的罪恶。他们一旦消灭了你，就会接着来消灭我，尽管我也是半个德国人。我想他们不会轻易让我死的。然后他们就会来抓我这位漂亮的金发碧眼的朋友，对她犯下曾对你犯下的同样的罪行。同时，他们也不会放过她的孩子，他们的下场不会比你们看见的这些更好。’”
在华盛顿那间阴暗的房间里，苏菲和我在不知不觉互换了位置，但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现在我睡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而她站到我刚才观看火灾的窗户边凝望着远处。她沉默着，我看着她的侧影。她仍陷于深深的回忆之中。她望着闪着微微火光的天边，听着屋檐下鸽子的咕咕叫声，以及远处人们救火的隐约的喧嚣声。教堂的钟又敲响了：四点钟。
苏菲终于又开口说了起来：“到奥斯威辛的第二年，我以前告诉过你，纳粹抓住了汪娜，拷打她，折磨她，最后把她吊在架子上，让她慢慢干死。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常常想起她，但经常想到华沙的这个晚上。那天，费尔德森和他的同伴走后，她坐在桌旁，把脸埋在胳膊里，完全崩溃了。她哭了。我以前从未见过她哭。真怪。我想她一向认为哭泣是软弱的表现。记得我当时靠近她，抚着她的肩头看着她哭。她这么年轻，和我一样年轻，却这么勇敢。
“她是个同性恋，斯汀戈。不过现在也没什么关系了，就是那时也无所谓。但我想，在我将这么多的事告诉你之后，你也许想要知道。我们在一起睡过一两次——我可能也对你说过，但那不意味着什么。她对那事懂得很多，我……唔，我并没有回应她，所以她从不强迫我，也绝不生气什么的。我爱她，因为她比我坚强，比我勇敢。
“正如我所说的，她预告了自己的死亡，我的死亡，还有我孩子的死亡。她就这样趴在桌上睡着了。我不想惊动她。我仍想着她刚才所说的那些死去的孩子的事，还有那些照片——突然掉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恐之中。我曾多次有过这种类似死亡的感觉。我走进孩子们的房间，他们仍睡着。汪娜的话压得我完全崩溃了。我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我弄醒吉恩和伊娃，把他们抱在怀里。他们醒了，迷迷糊糊地咕哝着什么，那么可爱，那么可亲。本来他们俩很重，可现在都变得很轻。我想可能是我渴望把他们抱在怀里的缘故吧。我心中充满恐惧，汪娜关于未来的话令我绝望到了极点。我知道她的话是真的，我们无法对付那么强大的敌人。
“窗外又冷又黑，华沙没有一丝灯光，是一个无法形容的又冷又黑暗的城市，除了黑暗和冰冷的风外一无所有。我打开窗户让寒风吹进来。知道吗，我差点带着孩子们冲进黑夜之中。你不知道，在当时，我的这种渴望有多么强烈。后来，我多次咒骂自己为什么没有那样做。”
载着苏菲和她孩子，汪娜和那一群抵抗战士，以及在最近一次围捕中抓获的波兰人到奥斯威辛的列车车厢同往常不一样。它既不是棚车也不是用来装牲畜的货车——德国人常用这种车来做运输工具。这次却有些出人意外。虽然有些陈旧，却不无排场。过道上铺满地毯，有包厢，洗手间，每个窗户上都钉着一块菱形的金属牌，上面烙着波兰语、法语、俄语和德语的警示语：“请不要将身体伸出窗外。”通过它的设施——很破旧但仍很舒适的座位，华丽但已失去光泽的枝形吊灯，苏菲知道这节历史悠久的卧车曾是上层人士的头等专列。如果不是那些特别的不同之处的话，她觉得它就是她孩提时，载着她和她的全家去维也纳或柏林的那节卧车。
不同的是，所有的窗户全被封死了。她立即感受到不祥的预兆，几乎透不过气来。还有一点不同，就是本来只坐六至八人的包厢，此时塞进了十五六个人，还包括他们的行李包裹。灯光昏暗的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的，一半的人只能站着，相互抓着以防火车猛然加速时跌倒在别人身上。有一二个头脑灵敏的抵抗组织的头儿开始发出命令，让大家轮换着坐。这样就好多了；但如此多的身体挤在一起散发出的热量以及汗水的酸臭味却无法解决。但这不算糟，不过是不舒服罢了。吉恩和伊娃是这个包厢里仅有的孩子，他俩轮流坐在苏菲和别人的腿上。至少有一人在旁边没有灯的包厢中吐了。挤过这么多的身体到盥洗间去需要拚命才行。“总比棚车好一些，”苏菲记得有人咕哝了一句，“至少还能伸直手脚。”奇怪的是，在当时极度混乱、杂乱无章的欧洲，火车晚点、延误是常有的事，可苏菲的这次行程却不像想象的那样漫长：本该从早上六点到中午的半天旅程共用了三十个小时，而不是几天几夜。
或许是被一种满怀希望的思维所左右（正如她一次又一次向我承认的那样），苏菲一直觉得很安心。德国人把她和她的同伴们装上这趟列车，用这种新奇的方式运送他们，这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纳粹一直用货车把犯人运到集中营。因此，当苏菲和吉恩、伊娃被装上这节车厢时，她马上从逻辑上排除了这种可能，即德国人使用这种车厢运送犯人只是因为它还可以利用（宽大并尚可滑动的窗子就是证明）。相反，她一直安慰自己：在战前供富有的波兰人在上面打着瞌睡做豪华旅行的卧车，现在代表着一种特权，意味着他们将得到比关在前面那节车厢里的一千八百个莫尔金尼亚犹太人更好的待遇，那些人像瓶子似的被塞进那黑沉沉的运牛的棚车里已有好几天了。这个想法与她认为纳粹解决犹太人会增加她自己、吉恩和伊娃安全程度的想法同样幼稚而愚蠢。
奥斯威辛——即奥斯威茨——这个名字早已在车厢中一次次传开。这名字让她怕得要死。但她毫不怀疑列车正驶往那里。一丝耀眼的光线照射着她的眼睛，一下子将她的注意力转移到窗外的树林上。在行程开始后的一个小时里，她通过黎明的光线判断出列车正向南行驶。越过华沙郊外的村庄，绿色的田野，密密的白桦林，向着克拉科夫的方向行驶，只有奥斯威辛才是最可能的目的地，它就在南边。当这一想法被她的眼睛所证实时，她绝望了。奥斯威辛早已臭名昭著，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苏菲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曾听说他们将被送往奥斯威辛，但她天真地希望是被送到德国的劳动营，因为有很多波兰人被送到那儿做苦役。她还听别人说，那儿没有那么残酷，条件也相对好一些。但随着奥斯威辛越来越近，这一切似乎都无法摆脱了。苏菲被这一发现压得喘不过气来。她成了抵抗组织的牺牲品。她不停地对自己说，我不属于这里，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不是因为运气不好，以致和抵抗组织成员们同时关在一所监狱的话（她突然因自己与汪娜同住也产生一种运气不好的想法，尽管她从未为他们出过一点力），也许她会因为私买猪肉而被判重刑，但不会因颠覆罪而被判无期徒刑，也不会被送往那邪恶的地方。但她发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她根本就没有被判定犯有任何罪过，只是忘了审讯她。她被遗忘了，就这样莫明其妙地很偶然地与抵抗组织成员们关在一起，成了他们的一个牺牲品。与其说她是典型的报复性审判的牺牲品，倒不如说是一种普遍的暴戾，对完全统治和压迫的一种狂暴的贪欲的牺牲品。只要纳粹在抵抗组织身上取得微小的胜利，这种贪欲便会强烈地抓住他们的心。这次也是如此。这种贪欲使他们将迫害的欲望延伸到这次被围捕的几百个无辜的波兰人身上。
这次旅行中有几件事令苏菲记忆犹新。恶臭，空气浑浊，不停地来回调换位置——站起，坐下，再站起，坐下。有一次急刹车时，一个包裹掉下来砸在她的头上，没伤着什么，也不怎么疼，只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外面春天的阳光已经不见，天色暗下来，下起了毛毛小雨；透过雨雾，可以看见被去年的冬雪压弯了的腰或折断的白桦树。到处是盛开的连翘，绿色的田野延绵起伏，在远处与云杉、落叶松林融合为一体。一会儿太阳又出来了。吉恩一直坐在她腿上，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书：德文版的《瑞士的罗宾逊一家》，波兰版本的《白齿》和《彭罗德和山姆》。伊娃拿着她的两件宝贝：装在盒里的长笛，独眼独耳绒毛玩具熊。从婴儿时起，那只熊就一直陪伴着她。她拒绝把这两件宝贝放进包裹，而是紧紧抓住它们，仿佛谁会夺走似的。
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此时车厢里弥漫着一股呕吐的酸臭味。挨着他们的人有：两个十六岁左右吓得心惊肉跳的修女，一路哭着、睡着，醒来后便向圣母玛利亚祷告；维克多，一个黑发、情绪激动的年轻的家乡军战士，正在秘密策划反抗或逃跑，他不停地在纸上写着什么，传给在另一个包厢的汪娜；一个几乎吓疯了的老太太，一个劲儿地声称自己是韦尼亚乌斯基的侄女，声称她一直紧紧抱在怀里的那捆羊皮纸卷是此人著名的《波兰舞曲》手稿，声称她应该得到豁免。当维克多朝她吼道，说那羊皮纸不过是纳粹的手纸时，她像个女学生似的嚎啕大哭起来。饥饿开始向每一个人袭来，但没有一点吃的。另一个老妇人心脏病发作，倒在包厢外的过道里，她手里紧紧地抓着一个十字架，灰白的脸被周围人们的皮靴弄得污迹斑斑。苏菲透过车窗的缝隙又一次看见了夜色的克拉科夫，熟悉的站台，月光下的铁路广场，他们在那儿停了很久。银色的月光映出一幅不同寻常的画面：一个身着制服、背着闪光的来佛枪的德国士兵正在半明半暗的月光下手淫，他嬉笑着，向这群好奇的或者无动于衷的犯人们展示着。一个小时的睡眠，然后是早晨明晃晃的阳光。火车在雾霭中穿过威斯土拉。火车朝前行驶着。苏菲认出了两个小镇：斯卡威尼亚，扎托。伊娃开始哭泣，她饿极了。嘘，宝贝儿，别哭。在早上灿烂的阳光沐浴中，苏菲打了个盹儿，夹杂着了一个狂躁、揪心的梦：她身着长袍，头戴王冠，坐在一架钢琴前，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令人震惊的是，她飞起来了。飞呀飞，飞翔在音乐王国的天空中。眼睛终于睁开了。哐当一声，火车停了。奥斯威辛到了。
他们在车上等了大半天。车厢里的灯熄了，只剩下从窗户缝隙透进来的一丝灰白的光线。外面远远地传来乐队的演奏声。车厢里弥漫着触手可及的惊慌，像刀子一样深深地扎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人们在黑暗中焦虑地低语着，嘶哑的声音越来越高。那两个修女齐声恸哭起来，哀求着圣母。维克多大声嚷着让她们闭嘴。此时传来了汪娜的声音，要抵抗战士们和所有的人都保持安静，不要惊慌。这声音给苏菲增添了力量。
消息传来时，一定已是下午时分了。前面那节满载来自莫尔金尼亚犹太人的车厢传过来一张字条，维克多借着昏暗的光线大声读着。苏菲此时已吓得麻木了，只是使劲地把吉恩和伊娃搂在胸前。她马上就听明白了：所有的犹太人送进毒气室。苏菲也加入到修女们的祈祷中。正当她们祈祷时，伊娃开始大声哭起来。在整个旅程中，孩子们都很坚强，可此时小女孩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她痛苦地哭叫着，苏菲想方设法想让她安静下来却无济于事；有一阵子，孩子的尖利哭声比犹太人的死讯更令她恐惧。但不久伊娃不再哭泣。奇怪的是，是吉恩帮了她。他有办法让妹妹安静下来。他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语言，然后拿出他的书，在昏暗的光线中读《彭罗德》，给她讲生活在美国小镇的那个小男孩的恶作剧，嘻嘻地笑着。他那尖细的女高音般的童音轻柔地抚慰着伊娃，困倦已极的小女孩在这声音中慢慢地睡着了。
又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时间已近傍晚。终于又传来一张字条，写着：“A、K、第一节车厢。”显然，这只意味着一件事：和犹太人的命运一样，前面紧挨着的那节车厢里的几百名家乡军战士将被全部运往比克瑙的焚尸炉。苏菲把手放在腿上，直楞楞地盯着前方，准备着去死，心里感到无比恐惧，即将摆脱痛苦的念头也第一次浮上心头。韦尼亚乌斯基的老侄女已陷入昏迷状态，涎液从嘴角流出，《波兰舞曲》手稿乱七八糟地散落在车厢里。很久以后，苏菲整理这段回忆时，记不得自己当时是否也陷入到休克般的痴呆，因为紧接着出现在她记忆中的，是她和吉恩、伊娃来到明亮晃眼的倾斜的车站月台上，与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中尉医生面对面站着。
当时苏菲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她也再未见到过他。我之所以把他叫作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是因为它像任何一个党卫军医生都拥有的好名字——对苏菲来说，他不知来自何方，出现在她眼前，然后永远消失，但却在她的记忆里划下了一个相当有趣的痕迹。其一是他相对年轻，大约三十四五岁。其二是他那付冷漠然而相当英俊的面容。的确，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的外貌、声音和举止永远留在了苏菲的记忆里。他对苏菲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把你弄上我的床。”这不过是一句乏味至极的无聊话。然而它从一个处于优越地位的人嘴里说出时，却显得那么冷酷无情。人们曾从一部B级片中看到过类似的场景。不过苏菲说，从一个医生和绅士（甚至可能是贵族）嘴里吐出的这句话显得极其丑恶，不过明显的醉意可以解释它的缘由。可苏菲为什么只看了一眼便认为他是个贵族呢？因为他的长相与一个容克军官十分相似。那军官是她父亲的朋友，她十六岁那年在柏林度暑假时与他相识。和医生一术样，他也长着一付标准的日耳曼脸庞，薄薄的嘴唇，冷峻坚毅的神态。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对苏菲十分冷淡，粗鲁。尽管他的冷漠令她痛苦，然而她却忍不住被他的英俊相貌所吸引，被他丝绸般细腻而平静的表情所吸引。她记得她当时想：他长得真像戎装的莱斯丽·霍华德，或者说就是她的翻版。如果他是一个女人，我可能会迷上他的。她记得后来她一直很想他。可当时的情形是，下午五点钟，身着有些歪斜的党卫军制服的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站在火车站的水泥站台上，满嘴酒气，高贵地说出一句极端粗俗的话：“我要把你弄上我的床。”
苏菲没理会他，但当他说这话时，她的目光却碰上了一些毫无意义却又挥之不去的细节。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身上的另一个奇怪迹象从他那天令苏菲困惑的印象表层生动地浮现出来：这位党卫军中尉医生的紧身制服翻领上沾着饭粒，大约四五粒，还没全干，闪着像蛆一样的白色光泽。她昏头昏脑地又仔细瞟了一眼。这时她突然意识到月台上欢迎他们的乐队所奏的乐曲是阿根廷探戈舞曲《康巴斯塔》。由犯人组成的乐队将舞曲奏得杂乱无章而且跑了调，却强烈地刺激着她的神经，使她又一次陷入刚才在黑暗车厢中的悲伤和绝望之中。她刚才怎么想不起这曲子的名字了呢？啪——咚，啪——咚！
“你是个波兰佬。”医生说，“你是共产党员吗？”
苏菲一手搂住伊娃的肩膀，另一只手揽住吉恩的腰，一言不发。医生打了个酒嗝，更加严厉说：“我知道你是个波兰佬，但你是这些可恶的共产分子中的一员吗？”然后他晕晕乎乎地转向下一个人，似乎把苏菲忘了。
为什么她不装聋作哑，“不会说德语”？人山人海。如果她没有用德语来回答这句问话，他可能已经让他们三人过去了。但眼前的一切令她十分恐惧，而这恐惧又使她惊惶失措。虽然刚到这儿的犹太人一无所知，但她早已通过与汪娜以及抵抗组织的联系，知道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选择。在华沙时他们曾悄声议论过，但她以为这事不会发生在她身上，所以早把它忘了。可现在却发生在她和孩子们面前。就在此时此刻，面对着医生。那边，也就是运送莫尔金尼亚犹太人的那节棚车后面，就是比克瑙。医生把随意选出的人们送进那深不可测的恐怖的深渊。这现实令她恐惧到了极点。她无法缄默，大声说道：“我是波兰人！住在克拉科夫！我不是犹太人！我的孩子——他们也不是犹太人。”她又加上一句：“他们都有纯洁的血统。他们说德语。”最后她又高声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医生转过身来。他的眉毛往上一挑，如痴如醉地看着苏菲，眼睛毫无笑意。他凑得很近，苏菲能闻到他身上的酒气——是大麦酿的烈性啤酒或黑麦威士忌酒的芳香。她不敢看他的眼睛。这时她才发现自己说错了话，也许是致命的错误。她把脸侧了一下，瞥见排成长龙般的犯人正在等候死神的挑选。她看见了伊娃的长笛老师扎沃斯基，他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医生冷漠的几乎察觉不出的一个点头把他排到了左边，到比克瑙。她回过头来，听见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说：“那么你不是共产分子。你是一个信徒。”
“是的，长官，我信基督教。”多么愚蠢啊！从他的举动，他的目光中（这时他眼中流露出的是十分强烈的欲望），她感觉到她所说的一切不仅不能帮助她，保护她，反而将她推向灾难的深渊。她心想：让我变成哑巴吧。
医生的脚步有些不稳。他的身子朝前倾了一下，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抽了抽鼻子。伊娃紧紧靠在苏菲腿上，开始哭起来。“那么你相信基督能救赎人类吗？”医生舌头有些硬，发音却相当清晰。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人一时觉得困惑不解：“他不是说，‘把受苦受难的孩子送到我身边’吗？”他又回到她面前，迈着醉鬼的急促步伐。
苏菲吓得说不出话来，但却极力想回答。这时医生说：“你可以留下一个孩子。”
“什么？”苏菲说。
“你可以留下一个孩子，”他重复道，“另一个必须得走。你要留哪一个？”
“你是说，我非得做出选择吗？”
“你是波兰人，不是犹太人。这是给你的特权——一个选择。”
她的思维一下子停止了，然后她感到双腿在发抖。“我不能选择！我不能选择！”她不顾一切地尖叫起来。哦，她无法回忆她当时的叫声！受尽折磨的天使在地狱的烈焰中也不会发出如此凄厉的惨叫。“我不能选择！”她尖叫着。
医生意识到不能引起注意。“住嘴！”他命令道，“快点，选一个。选吧，妈的。要不然我把他们都送到那边去。快！”
她实在无法相信这一切。她不能相信她正跪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把她的孩子紧紧抓住，以至于她感觉到他们的身体和她的身体隔着衣服连在一起。她简直无法相信。医生的助手，那位瘦削憔悴的年轻的小队长也同样不相信。她发现自己令人费解地用哀求的眼神往上看着他。他显得非常震惊，满脸困惑，也瞪大眼睛回望着她，仿佛在说：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别让我这样。”她低声哀求道，“我不能选择。”
“那就把他们俩都带过去。”医生对助手说，“往左。”
她突然把伊娃从身边推开，从水泥地上跌跌撞撞撞地站起来。“把我的小女儿带走吧！
与此同时，她听见伊娃细弱却尖利的哭声一下子响起来：“妈妈！”
这时，那位助手轻柔地牵着伊娃的手，把她带到等待赴地狱之门的长龙阵里去了。苏菲一直想忘掉这个轻柔的却带来死亡的动作，却总也忘不掉。她也永远忘不掉那模糊的印象：那孩子不停地回头望着她，哀求着，但她的眼睛全给眼泪蒙住了，以致无法看清伊娃的表情。为此她一直心存感激，因为从她的内心深处，她明白自己无法承受这种痛苦。她最后瞥了一眼那渐渐远去的细小身影，几乎疯了。
“她仍然带着她的熊和她的长笛，”苏菲最后这样说道，“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说出这些话来，无论用什么语言。”
我常常思索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说的这些暖昧不明的话。至少他是个自行其事的人，他对苏菲做的事显然不应该是党卫军的常规做法。那位年轻的党卫军小队长的困惑足以证明这一点。在遇见苏菲和她的孩子们之前，那位医生一定等了很长时间，一心希望能干出这件残忍的事。我觉得他最想干的，便是让苏菲或像她一类的人——脆弱的易受伤害的基督徒——承受痛苦，犯下完全不能原谅的罪孽。他一直渴望犯下这可怕的罪恶。在他那些机械般地执行任务的党卫军同事中，他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例外：如果他不是好人或坏人，至少他内心还潜伏着善与恶，他的这一举动是对纳粹的典型的宗教式反抗。
我为什么认为这与宗教有关？一方面，或许是因为苏菲关于忠诚的声明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但我宁愿用另一个插曲来解释，这是苏菲讲完这个故事后不久又补充的。她告诉我说，在到达奥斯威辛后的一段日子里，她一直处于十分震惊的状态之中，为那倾斜的月台上发生的事，也为吉恩消失在儿童营的背影。她几乎无法正常思维。但在她所在的营区中，两个设法躲过挑选的德国犹太女人的谈话引起了她的注意。从她们的描绘中，她得知她们说的正是把伊娃送进毒气室的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苏菲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个从柏林夏洛屯堡区来的女人说，她年轻时就认识这位医生。不过他在站台上没认出她来，而她对他也不十分熟悉，虽然他们曾是邻居。出于某种原因她只记得有关他的两件事（这也是苏菲一直无法忘掉的两件事）：英俊的相貌；以及他是一个虔诚的信教者。他一直坚持上教堂做礼拜，一度渴望成为一名牧师。但在他那贪图钱财的父亲的逼迫下，他学了医。
苏菲对医生的其他回忆也说明他是个教徒，或至少是一个相信报应，一直在寻求赎罪，独自寻求新的信念的人。比如说酗酒——这只是一个象征。所有对纳粹的回忆都表明，党卫军军官（包括医生）几乎都像修道士一样严谨，自制，忠于职守。然而，屠宰场却激发了人们最原始的渴望。人们呆在焚尸炉的隔壁，大量地消耗酒精。这个血腥的工作大多是由招募来的人具体操作，他们被允许（的确也很需要）用酒精来麻醉自己。除了这项特殊的工作之外，党卫军的军官们像别处的军官一样，希望自己能保持一种高贵的举止，特别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为什么苏菲恰好遇上喝得醉熏熏的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他不仅面红耳赤，酒气熏天，而且邋里邋塌，衣领上沾着饭粒。对一个医生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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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设想，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在他生命的危机时刻遇见了苏菲。他寻求灵魂拯救，可他的精神却像竹子似的劈裂，崩溃。或许人们只能通过他后来的生涯进行反思，但显然他不能像他的上司，党卫军头目鲁道夫·霍斯那样抛弃上帝，却对外宣称上帝仍在他心中。在如此令人恶心的环境中呆上几个月后，谁还能相信上帝呢？每天等着从欧洲各地开来的无休无止的列车，然后从成千上万的人群中选出健康者，把老弱病残送进焚尸炉。他知道他所效力的苦役营（也是杀人机器）是对上帝的嘲笑和否定。还有，他属于纳粹庞大机构中的最低层。所以在这样一个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可能继续保持他的信念，而早已用对现实的认识代替了上帝。他每天面对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对他们做出选择，所以当希姆莱“所有的犹太人勿需挑选一律解决”的命令下达时，他如释重负，再也不用日复一日地用那双眼睛做生与死的选择。他可以离开那恐怖的斜坡，倾心于他的医学研究。（这也许更令人难以置信，但在奥斯威辛庞大而复杂的机构中，确实允许一部分人从事一些真正的医学研究，同时也进行一些鲜为人知的医学实验。不过如果冯·聂蒙德医生敏感的话，他一定是会设法回避的。）
但希姆莱的命令很快就撤销了，因为IG公司和别的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填充他们贪得无厌的胃；于是这位受尽折磨的医生只得又回到斜坡上，又开始挑选。不久，只有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但直到最后的命令下达之前，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人都必须经过挑选这一关。（偶尔也有例外，如从莫尔金尼亚运来的犹太人全部直接走向了死亡）。这新的恐惧像坚硬的钢刺扎着医生的灵魂，威胁着要撕碎他的理智。他开始酗酒，开始胡吃海塞，忘掉上帝，哦，我的上帝在哪里？
他最终会找到答案的。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事实真相的揭露会让他见到希望的曙光。这些都与罪恶有关，或者说，与罪恶感的缺席有关。他自己会认识到，罪恶感的缺席与上帝的缺席不可分割地交融在一起。没有罪恶感！他在他曾参与的犯罪中承受着乏味枯燥和焦虑，甚至还有强烈的反感，但没有丝毫的罪恶感，也未想到他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送入地狱之门有违天意。一切都那么单调。他的所有恶行都是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罪恶感的真空中进行的，一切都是公事公办。他只在灵魂中呼唤上帝。
让他重新相信上帝不是异常简单吗？实际上，上帝是否存在一直令他迷惑，因而他用罪恶的行为来寻求答案。人类不是先犯下原罪，然后才走向光明的吗？
于是，他怀着这种强烈的犯罪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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