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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的选择-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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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哭了起来，眼泪从指缝中滴落下来。她伸手去抓杯子。我突然发现她是那么瘦弱、憔悴。我又一次注意到她前臂上刺的那串蓝色数字。“我只是不知道怎样去面对一切。我的意思是说，在失去他之后。”她停了一下，呜咽着又说：“我可以打电话给劳瑞。”
“你现在无法与他联系，”我坚持说，“他肯定在火车上，在布法罗附近的什么地方。”
“那我打给莫里斯·芬克。他或许能告诉我内森是不是回去了。你知道，有时候他会那样做的。他会回到那儿，吃几片安眠药，然后睡觉。等他醒来就没事儿了，或者说基本好了。莫里斯会知道他这次是不是也是那样。”她摁了摁鼻子，仍不停地抽泣着。
“哦，苏菲，苏菲。”我喃喃地，想说却又说不出来，“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火车隆隆地驶进费城车站，尖叫着停在一个黑黝黝的没有阳光的洞穴里。我心里涌起一阵我未曾预料的乡愁。我在车窗的玻璃上瞥见了自己因长期室内工作而变得苍白的脸；而在那张脸后面，有一瞬间仿佛出现了一个更年轻的复制品——大约十余年前我孩子时的影子。这个记忆让我高声笑了起来。突然我振作起来，想出一个让苏菲摆脱烦恼的办法，当然只能是试试看。
“这是费城。”我说。
“是个大都市吗？”她问，虽然她的脸仍挂满泪水，但她好奇的发问鼓励了我。
“嗯，中等吧。不及纽约，但也算大都市了。我想和华沙差不多吧，我指的是纳粹入侵之前的华沙。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第一座大城市。”
“那是什么时候？”
“1936年，当时我十一岁。在那之前我从没到过北方。我至今仍记得那天发生的事。我有一个姨妈住在费城。在我妈妈去世的两年前，她决定在那年夏天送我到费城住一个星期。她把我送上长途公共汽车，让我独自前往。那年头独自出外旅行的小孩子很多，很安全。反正一直都呆在车上——从潮汐镇到里奇蒙德，然后经巴尔的摩到华盛顿。我妈妈让家里的黑人厨子（我记得她叫弗洛伦斯）为我准备了一个大纸袋，里面塞满炸鸡块，我还带了一个盛满冰牛奶的保温瓶。唔，一次美食家的旅行。我在里奇蒙德至华盛顿的途中吃了午餐。大约三四点钟时，汽车在Havre De Grace停了下来——”
“这名字像法语？”苏菲说，“什么港……”
“是的，是马里兰州的一个小镇。我们这次也要从那儿经过。当时我们要在那儿小憩一下。小镇上有一家破旧的小餐馆，可以方便方便，喝些汽水什么的。我在那儿看见了一台赌马机。你知道，马里兰不像弗吉尼亚，赌博是合法的，只须往机器投一枚镍币就可以下一注，里面便有一打小金属马开始跑起来。我记得妈妈给了我四美元零花钱。在萧条时期，那可是一大笔钱哩。我可以用这钱去赌一匹马。这主意令我兴奋不已。于是我塞进去一枚镍币。唔，苏菲，你简直无法想象，那该死的机器让我赢了大钱——你知道吉克罐吗？机器里的灯全亮了，镍币像洪水一般哗哗地往外流——十几枚，几十枚，几百枚，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大约赢了十五美元的镍币，它们滚得满地都是。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但问题是我怎么拿走这些战利品呢？我记得当时我穿着一条很小的白色亚麻短裤，我把这些镍币全装进裤兜里，但仍有很多钱币不停地掉出来。最糟糕的是，当时那丑陋的老板娘也在那儿，当我请她把镍币换成大钞时，她勃然大怒，冲着我尖叫着说，你必须等到十八岁才能玩赌马机。我显然没弄明白，她说她会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如果我还不赶快滚蛋的话，她就要叫警察了。
“你当时十一岁。”苏菲说，抓住我的手，“我真不敢想象十一岁的斯汀戈。你一定是个聪明伶俐，穿着白色亚麻短裤的顽皮小男孩。”她的鼻子还红红的，但暂时停止了流泪，从她眼里我看见了一丝笑意。
“于是我回到车上，继续后面的行程。到费城的路途还很遥远。每次只要我轻轻一动，镍币就会掉出来，滚到过道上。当我起身去拣时，情况就更糟了，更多的镍币掉出来滚到地上。当我们到达惠明顿时，司机都快发疯了，一路上所有的乘客都看着这些不断流淌的镍币。”我停了下来，看着外面空无一人的月台。列车又启动了，月台无声地朝后面滑去。“不管怎么说，”我说道，捏了一下苏菲伸给我的手，“最后的悲剧在汽车站发生了。那地方离这儿不会太远。那天傍晚，我姨妈和姨父来接我，当我朝他们跑去时，滑了一跤，摔了一个大跟头，我的口袋裂开了，里面所有的镍币都掉了出来，滚在楼梯上，汽车底下，一直滚到下面黑暗阴深的停车场里。当姨父把我从地上拽起来，拍干净我身上的灰尘时，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五枚镍币了。”我打住了，为这段无须添油加醋便令人忍俊不住的真实故事而洋洋得意。“这真是一个警告，”我又加上一句，“对贪婪人性的一个警告。”
苏菲举起一只手捂住脸，掩住了她的表情，但因为她的肩膀在抽动，我还以为她在笑呢。我错了。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痛苦的眼泪，好像她永远无法摆脱痛苦似的。突然我意识到，一定是我的故事唤起了她对儿子的思念。我默不作声地让她哭，等着她的哭声慢慢减弱。终于，她转过头对我说：“斯汀戈，弗吉尼亚有语言学校吗？”
“你想干什么？”我问，“你是我所认识的最有语言天赋的人了。”
“我的英语还不行，”她回答说，“哦，我知道我的口语已相当不错，甚至还能阅读，但我必须学会写。我的英语写作太差，那些拼写太奇怪了。”
“唔，我不知道，苏菲。”我说，“或许在里奇蒙德或诺福克有语言学校，但它们离南安普顿都很远。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想写写奥斯威辛，”她说，“我想把我在那儿的经历写出来。我想我可以用波兰语、德语或法语来写，但我更想用英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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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威辛。在过去几天里，一连串的意外让我把它忘到了九霄云外，而现在它又像一阵旋风似的吹回到我的脑际，令我一震。我看了苏菲一眼，她端起杯子猛喝几口，然后打了个嗝。她说话时已有些含混不清，给我一种不祥的预兆。我真想夺过杯子把酒泼到地上。我恨自己的软弱，毫无主见，不管是什么吧，反正这种时候我无法阻止苏菲。等我们结了婚再说吧，我想。
“对那个地方，人们还有好多东西不了解！”她的语气很强烈，“有好多事我甚至没有告诉你，斯汀戈，虽然我已经对你讲了很多。但我没告诉你那里日日夜夜被焚烧犹太人的烟雾笼罩着，没告诉你我在比克瑙差点被饿死，也没告诉你一个看守剥掉一个修女的衣服，然后放狗去咬她，把她的脸和身体咬得不成样子，几小时后便死去了。还有……”这时她住了口，眼睛望着空中，然后又说：“还有好多事情我都可以告诉你，但也许我应该把它写成一部小说。你瞧，如果我学会英文写作，就能让人们明白纳粹是如何趋使你去干你绝不会干的事情，比如说霍斯。如果不是为了吉恩，我决不会去勾引他，想让他和我睡觉。我也决不会装作仇恨犹太人，或者撒谎说父亲那本小册子有我的功劳。还有那台收音机。我没有偷它也是为了吉恩，我差点因这事死掉。可是，斯汀戈，难道你不明白吗，那里是怎样毁掉我的儿子的？但即使如此，我仍然不能对抵抗组织说，因为吉恩，我不能把我为霍斯工作时获得的情报告诉他们。我不能对别人说一个字！因为我害怕……”她停了下来，声音颤抖着。“我很害怕！他们使我害怕一切！为什么我对自己的事情不说实话？为什么我不能告诉人们我是一个胆小鬼，一个令人憎恶的罪恶的同谋？我干的每一件事只不过是为了自救！”她大声呻吟起来，那声音压过了火车的哐当声，旁边的人们纷纷掉过头来看着我们。“哦，斯汀戈，我真受不了了！”
“嘘，苏菲！”我劝着她，“你不是同谋，不必抵毁自己！你知道，你只不过是一个受害者。今年夏天你曾告诉我，是集中营使你的行为异于往日。你说过你无法判断自己或别人干的事。所以我求求你，苏菲，求求你，这些事不是你的错。求求你，苏菲，别再折磨自己啦！——这会让你发疯的。别再想它了！”我压低声音，并且用了一个我从未曾使用过的十分亲昵的字眼，令自己也吃了一惊。“求求你别想了，亲爱的，为了你自己。”“亲爱的”这个词儿像炸弹似的从我的嘴里蹦了出来，而且用的是丈夫的口吻——不管怎样，我必须说出来。
今年夏天无数次涌到嘴边的话几乎脱口而出——“我爱你，苏菲。”对说出这话的期盼使我的心狂跳不已。但我正要开口时，苏菲说她要去洗手间。她把杯里的酒喝完，这才离开。我担心地看着她那摇摇晃晃走到车厢尾部的背影，然后开始看《生活》杂志。后来我一定打瞌睡了，或许完全睡着了。整晚的劳累不眠和紧张不安，使我一下子沉沉睡去。当我被列车员的声音惊醒时，至少已过了一个小时甚至更久。苏菲还没有回来，恐惧猛然像无数只手在我的身上乱抓。我害怕极了。外面一片漆黑，隧道的灯一闪而过，我知道列车正在离开巴尔的摩车站。一般情况下我要花两分钟时间才能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车厢尾部，可现在仅用了几秒种，我便从胸贴着胸背靠着背的人群中挤了过去，推搡着肩膀和臀部，碰倒了一个小孩，不顾一切地撞开女厕所的门。我为什么会认为她还在那儿？一个披散着满头乱发，下巴上扑满金盏花粉的肥胖黑人妇女冲着我怒吼：“滚出去，你这疯子！”我赶紧跑开了。
我发疯似的把头伸进一间又一间包厢，希望能看见苏菲的影子。两种情形在我的脑海交替出现：或许她迷了路，跑进某一个包间里睡着了；或者，她在巴尔的摩下了车——哦，妈的，这种情形简直不堪想象。我又打开更多的包间和洗手间的门，穿过四五节豪华车厢的餐厅，满怀希望地扫视着每一个进餐者。几个系白围裙的黑人侍者在过道上来回穿梭，车厢里弥漫着一股烹调的油香味儿。最后只剩下娱乐车厢。一个收银台，一个管理员——一个讨人喜欢的灰发中年妇女。她抬起头，一双充满哀伤的眼睛看着我。
“对，一个小可怜儿。”听清我急急的询问后，她回答说，“她在找电话。想想看，在火车上！她想往布鲁克林挂电话。可怜的，她在哭。唔，好像还有点醉。她朝那边去了。”
我在车厢尽头找到了苏菲。那地方无人去，噪音很大，锁死的玻璃门上罩着铁丝网。此时，早晨的阳光正照射在上面，透过玻璃可以看见马里兰绿色的松树林。苏菲正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墙，那头金黄色的头发在风中飘着，一只手还抓着酒瓶。就像几周前那次奔向大海深处的游泳一样，她愧疚、悲伤、绝望，已走到她不能再走的地方。她抬头看着我，对我说了句什么，可我听不清。我俯下身子，此时——我从她蠕动的嘴唇读出一部分，通过她悲伤的声音读出了另一部分——我听见她说：“我觉得我不行的。”
也许在形形色色的人中，旅馆服务员是最见怪不怪的。但我至今仍感到奇怪的是，当一位自称威尔伯·恩特维斯特尔的年轻牧师身穿显然非基督教教职人员穿的印度斜纹西服，惹人眼目地手持《圣经》，身边带着一位蓬头垢面、满脸泪痕、烂醉如泥、一直咕哝着外国话的妻子，出现在离国会山不远的议会饭店时，服务台那位年老的登记员究竟是怎样想的？在四十年代前后，未婚男女不能在旅馆登记住入同一个房间；还有，用假名谎称夫妻登记也被视为重罪。如果女士醉酒的话，则风险更大。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冒一次险。但我必须把自己设计成一个十分虔诚的角色，这样比较容易蒙混过关。于是我在火车即将进站前，翻遍衣箱找出了一本黑色真皮封面的《圣经》拿在手上，然后在旅馆登记薄上大大方方地写上我的地址，以证明我的身份的合法性：联邦神学院，里奇蒙德，弗吉尼亚。看见他的注意力完全被我吸引而不再注意苏菲，我松了一大口气。这位脸部肌肉下垂的老先生是南方人（有许多南方人在华盛顿打工），对我极为信任。他用南方风格的问候语亲切地说：“祝你们愉快，尊敬的牧师先生及夫人。你属于什么教派？”
我正要回答说“长老会”，但他已经像警犬似的冲着虔诚的同伙亲切地吠叫起来：“我嘛，我是一个浸礼会教徒。我到华盛顿的第二浸礼教堂做礼拜已经十五年了，那儿有一位优秀的布道者，威尔科克斯牧师。你听说过他吗？他来自弗吉尼亚的福鲁万纳县，我也是在那儿土生土长的。当然了，他还很年轻。”我开始朝房间走去，苏菲沉重的身子靠在我的胳膊上。他摇铃叫来这旅馆的惟一的侍者，一个睡眼惺松的黑人男孩，然后递给我一张卡片：“你喜欢海鲜吗，牧师？你可以去滨水区的这家餐厅试试，叫河佐阁，它们有这城里最好的蟹饼。”当我们来到陈旧不堪污迹斑斑的豆绿色电梯门前时，他继续说：“恩特维斯特尔。你与波哈屯县的恩特维斯特尔家族有关系吗，牧师？”我真的回到了南方。
议会饭店是一家三等旅馆，我们住在七层一间乏味闷人的鸟笼式的小屋子里，窗户朝向一条僻静的小街，中午的阳光可以略微透一些进来。苏菲早已又累又乏，还没等那个黑人服务生接过我的二十五美分并走出屋子，便一头扑倒在床上。我拉开印着鸽子图案的窗帘，推开窗户，一股温暖的十月暖风一下子吹走了室内闷人的气味，使空气变得清新起来。我能听见远处火车站传来的隆隆的火车声，以及近处一支军乐队演奏的咚咚鼓声和号角声。两只苍蝇在天花板上嗡嗡叫着飞来飞去。
我在苏菲身边躺下。那床中间已经坍陷没了弹性，就像硬把我往她身边拽似的，我一下子滚到中间，仿佛躺在浅浅的吊床上。洗旧的床单散发出一股浓浓的麝香味儿，不是洗衣店的漂白剂就是精液的味儿，或许两者都有。苏菲完全崩溃的样子打消了我一路上对她的强烈渴望，但床上的气味和凹陷的床垫——我色情地联想到成千上万次性交的结果，以及与苏菲肉体如此近的接触，这使得我浑身颤栗，躁动不安，无法入睡。我听见远处传来午时的钟声。苏菲靠着我睡得很香，嘴半张着，呼吸中带有威士忌的香味儿。她穿着低胸丝绸衣服，大部分胸部露在外面，我忍不住想去触摸一下。我这样做了，先用指尖轻轻触着那透着蓝色血管的皮肤，然后把手掌压在上面，最后再姆指和手掌将那奶油般的雪白乳房整个握在手里尽情地抚摸着。一股淫欲之心伴着这轻柔的抚摸油然而生，但一股羞愧感也相伴而来。我意识到这举动中蕴含着偷偷摸摸的成分，我不该趁苏菲醉酒昏睡时侵袭骚扰她的身体，哪怕只是表层。我停住了，把手缩了回来。
但我仍然无法入睡。无数的幻象、说话声和喧闹声浮现在我的大脑里：有过去的，有未来的，也有过去未来混杂在一起的。内森疯狂恐怖的嚎叫，我不得不赶快把他驱走；最近出现在我小说中的场景，里面的人物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在我耳里念着台词；从电话那端传来的我父亲切而热情的声音（老头子还好吧？我现在应该把南方视为我永远的家了吗？）；在“五棵树”的林子深处，苏菲身着泳装躺在想象中的某个长满苔藓的水塘边，我们那顽皮的第一个孩子坐在她美丽的腿上；可怕的枪声又在耳边响起；落日，纵情的疯狂午夜，新鲜的黎明，消失的孩子，胜利，悲伤，莫扎特，雨，九月的绿色，宁静，死亡，爱。远处的军乐队奏着波吉上校进行曲渐渐远去，突然激起我一阵怀旧的痛楚。我想起在不久前的战争岁月，想起我从卡罗来纳还是弗吉尼亚的军营中开拔，也像此时这样瞪着眼睛躺在这座城市的某家旅馆里——这是无数亡魂悄悄走过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城市之一。我想着下面的街道，七十年前它们是什么样子呢？战争阴云密布，人类自相残杀，人行道上布满神情沮丧的士兵，赌棍，妓女，和彬彬有礼的骗子。行色匆匆的记者，商人，打情骂俏者，联邦密探，扒手，棺材匠——所有的人一直不停地忙活着，等待着成千上万的牺牲者（大多数是大男孩）从战场上归来；他们倒在波托马克河南岸，一排排地躺在血流成河的地里、树林里，躺在干涸的河床里。我一直不太明白，或者说相当困惑，这座被魔鬼践踏过的城市怎么还会如此雄伟、庄严和美丽，完全呈现出一个干净明亮的现代化都市的风采？乐队走远了，乐声渐渐消失。我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苏菲正蜷在床上，看着我。我睡得很沉，像睡梦中迷失了方向。从房间的光线变化可以看出（午时的光线已接近黄昏，而此时已差不多接近黑暗了），时间已过去了好几个钟头。我不知道苏菲这样盯着我看了多久，但我感到已有好一阵子了；她露出甜蜜，研究，饶有兴致的样子，至少在神情上已不再那么沉重。她的脸仍然苍白而憔悴，眼底有一团黑圈，但显然已经恢复过来，至少已经清醒了。我对她眨眨眼。她用我们平常开玩笑时的夸张语气对我说：“嗨，恩特维斯特尔牧师，您睡得好吗？”
“天啊，苏菲，”我惊叫道，“几点了？我睡得像个死人。”
“我刚才听见教堂的钟声。我想是三点钟吧。”
我困倦地翻了翻身，用手摸摸她的胳膊。“我们出去走走。我们不能整个下午都呆在这儿。我想带你去看看白宫、议会大厦、华盛顿纪念馆，还有福特剧场。你知道，林肯就是在那儿遇刺的。还要参观林肯纪念馆。这里有好多东西值得一看。或许我们应该先找个地方吃饭……”
“我一点也不饿，”她说，“但我的确想看看这座城市。睡了一觉我觉得好多了。”
“你睡得很香。”我说。
“你也是。当我醒来时，你正张着嘴打鼾。”
“你开玩笑，”我说，突然感到一阵惊慌，“我不打鼾的。我从来不打鼾！从前没有人告诉过我。”
“那是因为你从没和任何人睡过觉。”她用取笑的口气对我说，然后弯下身子在我嘴唇上摁上了一个橡胶般粘粘乎乎的吻，还将舌尖伸进我嘴里迅速一勾。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坐直身体，恢复了原来的姿式。我的心像打雷似的怦怦直跳。“上帝，苏菲，”我说，“别那样，除非——”我伸手去擦我的嘴唇。
“斯汀戈，”她打断我，“我们去哪儿？”
我有些不解，说：“我刚才告诉过你，我们出去看看华盛顿的风光，去白宫，也许还能看一看哈里·杜鲁门——”
“不，斯汀戈，”她打断我，神情严肃起来，说，“我是说，我们真正要去的地方在哪儿？昨天晚上当内森——唔，当他干了那一切之后，我们匆匆忙忙地收拾行李，你一直在说‘我们回家去，回家去。’你一遍又一遍地说‘回家’这个词。我呢，一直紧跟在你后面，因为我太害怕了。现在我们一起呆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我真的不明白是为什么？我们真的要去哪里？什么家？”
“哦，苏菲，你知道，我告诉过你的。我们要去我说过的那个农场，就在弗吉尼亚南部。我记得我已对你详细地描述过那个地方，我还可以再告诉你一些。那里主要种植花生。我从没见过它，但我父亲说那儿很舒适，拥有现代美国的一切生活设施——洗衣机、冰箱、电话、抽水马桶、收音机……应有尽有。等我们安顿下来，我相信我们可以驱车到里奇蒙德，买回一台最好的留声机和好多好多唱片，买回我们俩都喜欢的乐曲。那儿有一家叫米勒·罗兹的百货公司，里面有一个相当优秀的唱片部。我可以买——”
她又一次打断我，轻柔地问道：“‘等我们安顿下来’？你说‘安顿下来’是什么意思，斯汀戈，亲爱的？”
这个问题令我一时难以回答，但我意识到必须回答。我咽了咽唾液，沉默了很久。我的脉搏跳得很快，狭小的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我终于慢慢地开了口，比我想象的更沉着、大胆地说：“苏菲，我爱上了你。我想要你。我想我们一起住在那农场，我可以在那儿写书，或许就这样度过我的下半生。我想让你陪伴我，帮助我，和我建立一个家庭。”我犹豫了一下，又接着说，“我非常需要你，非常，非常。我能期望你也同样需要我吗？”当我作这番爱情宣言时，我发现这番话的每一个字和颤音，都与好莱坞电影里乔治·布伦特在海船上对奥利维亚·德·哈维兰所说的台词一般无二。不过我既然如此果断地说了出来，就不必再过分伤感。此时我脑子里突然一闪念，心想，或许所有爱的表白都像蹩脚的电影对白。
苏菲把她的头靠在我的头上，我能感觉到她那轻微发烫的脸庞，那穿着丝绸内衣的屁股在我的身上轻轻晃动。这时，她冲着我的耳朵悄声说：“噢，亲爱的斯汀戈，你真是个好爱人。你在很多方面都这样照顾我。我不知道没有你我将会怎样。”她停下了，用嘴唇轻轻扫着我的脖子。“你知道吗，斯汀戈，我已经三十多岁了。你要一个老女人干什么呢？”
“没关系的，”我说，“我会努力弄好一切的。”
“你应该找一个与你年龄相当的人，而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另外……”她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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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什么？”
“唔，医生说过我对怀孩子的事必须多加小心……”她又沉默了。
“你的意思是说经历了那些苦难之后？”
“是的，但还不止这些。有一天我会变得又老又丑，而你却仍然年轻。如果你去追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姐，我不会责备你的。”
“哦，苏菲，苏菲，”我轻声抗议着，心里却绝望地想：她并没有说“我爱你”。“别这样说。你永远是我的——嗯，我的……”我努力想找出一个最恰当最温柔的词，可我却只能说“至爱”，它听起来简直就是陈词滥调。
她又坐直了。“我很想和你一起去农场。听过你的描述，又读过福克纳的书之后，我的确很想去看看南方。我们为什么不只去那里看一看，呆上一段日子呢？不要结婚，这样我们可以决定——”
“苏菲，苏菲，”我打断她，“我很想像你说的这样做。我并不是一个婚姻狂。但你不知道那儿的风俗。我是说，他们正派，热情，豪爽，心地善良。但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偏僻的乡村，不结婚住在一起是绝对不行的。耶稣基督，苏菲，那地方全是基督徒！一旦我们姘居——照他们的说法，这些好心的弗吉尼亚良民就会把我们全身涂满柏油，沾上羽毛，然后把我们捆在一起示众。这绝对是真的，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
苏菲咯咯地笑了起来。“美国人真逗。我以为只有波兰人才这么保守，但是想想……”
一声警报声猛然响起。我现在才意识到，正是那警报声，或者说那一连串警报声，将苏菲脆弱的神经重新撕裂。它在我的精心护理下好不容易趋于平缓，甚至已显露出一些光明，可顷刻之间便被毁掉了。无论距离有多遥远，城市里的警报声总能制造出讨厌的噪音，并总能释放毁灭性的不必要的恐慌；而此时这个声音直接从楼下那条狭窄的街道传上来，因狭窄、高大的墙壁而被成倍放大，变得异常强烈。它从建筑群中升腾而起，钻进我们的房间，好像那喇叭直冲着我们的房间发出了凝固的尖啸声，几乎把耳朵都震聋了。我一下子从床上跃起去关窗户。在昏暗的街道尽头，一股浓烟从一个仓库模样的房顶冒出，但消防车却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就停在我们楼下，不停地朝空中尖声鸣叫着。
我关好窗户，声音小多了，但这似乎对苏菲不起作用。她蜷缩着身体，不停地蹬着脚，把枕头捂在头上。习惯了都市生活的我们也早已习惯了这些声音，但即使在纽约，它也从来没有如此近如此大地在我们身边响起过。消防车驶过去了，声音渐渐变小，我又把注意力转回到床上的苏菲。她正看着我。刚才那可怕的喧嚷声扰乱了我的心绪，但它却像地狱的长鞭将她的灵魂劈为两半。她脸色潮红，有些扭曲。她退缩到墙角，浑身发抖，眼里重又噙满泪水。我在她身边坐下。我默默地看着她，直到她慢慢平静下来不再哭泣。我听见她说：“对不起，斯汀戈，看来我还无法控制自己。”
“你表现得很不错。”我说，言不由衷地。
她躺在那儿好一阵子不说话，呆呆地盯着墙壁。最后她说：“斯汀戈，你是否曾反复做同一个梦？这是否就叫梦魇？”
“有的。”我回答说，想起我少年时期母亲死后做的那个梦——在花园里敞开着的棺材里，母亲那张被雨淋湿的可怕的脸痛苦地看着我。“有的。”我又说，“我母亲死后，我曾经常做同一个梦。”
“你觉得这些梦与父母有关系吗？我常做的那个梦与我的父亲有关。”
“真怪，”我说，“也许吧。我不太清楚。母亲和父亲——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个孩子生命的核心。”
“我刚才梦见了我父亲。那个梦我已做了好多次，但醒来后一定忘记了。可消防车的警报声正好响起。那声音真可怕，可奇怪的里面似乎蕴含着一种音乐声。这可能吗——音乐？它吓了我一跳，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梦。”
“梦见了什么？”
“我小时候的事。”
“是些什么，苏菲？”
“唔，首先，你得了解做梦之前发生的一些事。那是我十一岁的时候，和刚才那个故事里的你一样大。我们常到意大利的达罗迈山区度暑假，我以前告诉过你。还记得吗，我告诉过你我父亲每年夏季都在那儿的波尔察诺一个叫奥布伯任的小村里租一间小屋。当然，那儿是德语地区。一部分村民是波兰侨民，是从克拉科夫和华沙来的大学教授和一些波兰——我想你会把他们称作波兰贵族，至少他们都很有钱。我记得其中有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叫布郎尼斯洛·马里罗维斯基。我父亲很想与马里罗维斯基教授交往，可他讨厌我父亲。在克拉科夫时，有一次无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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