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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的选择-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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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说。我又跑到电话机旁，可劳瑞的秘书告诉我，劳瑞正在多伦多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的妻子和他在一起。在喷气飞机还未出现的那个落后年代时，多伦多像东京一样遥远。我绝望地呻吟了一声。我刚挂上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起来。又是芬克，我以前经常咒骂他那遁者的举止，可现在我却要好好感谢他了。
“我刚刚得到苏菲的消息。”他说。
“她在哪儿？”我大叫起来。
“她在那个波兰医生那儿。但现在不在了，她去医院给她的胳膊拍X光片。她说内森可能把它打断了，这狗娘养的。但她希望你能回来，她会一直呆在医生的办公室里直到你去那儿。”于是我立即动身回去。
对大多数正值青春年少的人来说，二十二岁这个年龄充满焦虑。我现在意识到，在那个年纪我是多么反叛，不安分，内心充满困扰，但写作使我安全地控制了这种严重而危险的感情痛苦。它成为我宣泻烦恼与痛苦的工具。当然，还不止这些，但它至少是感情的载体，这便是我像爱护自己最脆弱的东西一样爱护它的原因。然而，我仍然十分脆弱；我用以包裹自己的铠甲仍有裂缝，吉尔凯郭尔的恐惧仍不时袭击我。那天下午，我匆匆离开杰克·布郎赶去寻找苏菲时，正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极端的脆弱，无助，忍受着自我厌恶的折磨。坐在从新泽西开往曼哈顿的公共汽车上，我完全被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情绪所困扰，无精打采，大脑因极度紧张而一片浑沌，使我对即将到来的与苏菲和内森的见面不寒战栗。我在玛丽·爱莉斯身上的失败（我甚至没对她说一声“再见”）使得我的男子气荡然无存，以至于我沮丧地怀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性倾向上自我欺骗。当公共汽车驶近弗特里时，我在一家汽车餐馆的镜子里瞥见了一张苍白、沮丧的脸。我闭上眼睛，想象着即将来临的恐惧。
到达位于布鲁克林闹市区的布莱克斯托克诊所时已近下午五点。看来已过了下班时间，接待室里空空荡荡的，只剩下那个骨瘦如柴的和苏菲交替换班的老处女。她告诉我说，苏菲早晨就出去了，去拍X光片还未回来，不过应该快回来了。她请我坐下来等她，而我宁愿站着。我心神不宁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这时才吃惊地发现这间房间粉刷得——或者说淹没在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可怕的深紫色中，墙壁和天花板全被漆成了紫红色。苏菲怎么能忍受在这么一种房间里日复一日地工作呢？苏菲曾告诉过我，布莱克斯托克在圣·阿本的家也是这么装饰的。我想这个疯狂的装饰者是否就是已故的希尔维亚。她的照片镶着黑框，在一面墙上温和地笑着。还有一些照片四处散放着，其中不少是布莱克斯托克与大众文化名人们的合影：与爱迪·肯托、克劳夫·沃伦、谢尔曼·彼林斯利、鲍司市长、沃尔特·温切尔的合影，甚至与安德鲁斯三姐妹的合影，三姐妹浓密的头发像巨大的花束一般把他的脸团团围住。我的情绪紧张不安，这些愉快的照片将我带入令人沮丧的痛苦深渊。我祈盼着苏菲赶快回来，以解除我的忧虑。正在此时，她从门口走了进来。
哦，我可怜的苏菲。她两眼空荡荡的，显得十分疲倦，脸上的皮肤显出病态的颜色；但最主要的是，她看上去很苍老，像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我轻轻将她搂住，我们就这样一句话没说站了好一会儿。她没有哭。终于，我看着她问：“你的胳膊，怎么样了？”
“它没断，”她回答说，“只是碰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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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上帝。”我说，又问，“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她咕哝着，摇着头，“我不知道。”
“让我们来想想办法！”我说，“我们得想办法让他处于某种监护之中，这样他就不会伤害你了。”我停了一下，意识到这话的无用，同时一股强烈的内疚感袭上心头。“我应该在这儿的，”我叫道，“我不该离开的。我可能已经——”
苏菲打断我，说：“嘘，斯汀戈，你千万别那么想。我们去喝点什么吧。”
我们来到富尔顿大街的一家中国餐馆，坐在摩洛哥式的酒吧里，苏菲把我不在时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开始很愉快。她从未见过如此平静和情绪良好的内森，商量我们即将开始的南方之行，盼着婚礼的那一天。他一直很正常，在整整一个周末里带着苏菲疯狂购物。他们甚至去了曼哈顿，在第五大街逛了两个钟头，为她买了一只巨大的蓝宝石订婚戒指，适合好莱坞公主们的豪华嫁妆，以及一套昂贵的旅行行头，那价钱足以把查尔斯顿、亚特兰大和新奥尔良的老乡们吓得目瞪口呆。他甚至还到卡蒂尔买了一只表，想把它作为男人的最好礼物送给我。最后他们花了好几个晚上的时间了解南方的地理和历史。他们浏览了各种各样的旅行指南，他还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仔细阅读《李氏副官》，为参观弗吉尼亚战场做准备。
在内森细心而有条不紊的准备下，一切进展顺利。他对我们即将穿越的各个地区的植被物种、风土人情、人文地理等方面做了相当仔细的研究，就像维多利亚时期前往尼罗河源头探寻的英国殖民者一样。他用他的热情影响着苏菲，把一切有用无用的关于南方的知识灌输给她，如棉花和花生的习性，一些南方方言的来源，甚至鳄鱼的生理特征。她爱内森，所以也爱这一切，包括那些毫无价值的经验之说，如桃树大多生长在佐治亚而不是别的州，密西西比河的最高点有八百英尺，等等。他还到布鲁克林大学图书馆查阅乔治·华盛顿·凯布尔写的两本小说。他用慢吞吞的南方口音说话的样子令她乐不可支。
她为什么没有看出一点点危险迹象呢？她一直都在观察他，并确信他已不再服用氨基丙苯。但就在前天，当他们都上班之后——她到布莱克斯托克的诊所，他去他的“实验室”——一定有什么事使他出了轨，她永远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任何情况下，她都傻乎乎地毫无防备，当他发出第一个危险的信号时，她总是那么脆弱易受伤害。像往常一样，她愚蠢地疏忽了这不祥的预兆：他从普费泽打来电话，语调欢欣快乐，情绪高昂，宣称他们取得了伟大的科学“突破”。她怎么会如此迟钝呢？因为我已疲惫不堪，所以她对内森突然发狂以及接踵而至的伤害的描述十分简短。
“墨特·哈伯为一个即将赴法国留学的朋友举行了一个舞会。我工作到很晚的时间，帮着办公室发邀请函。我已告诉内森我将在诊所附近吃晚饭，然后到舞会上与他见面。我到那儿时内森不在，很久以后他才出现。但当我第一眼看见他时，几乎要晕倒了。他的情绪极其亢奋。我明白他很可能整天都是那样。当我接到他的电话时，我居然傻到没有——唔，没有警觉。在舞会上他的举止还算正常，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有……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但我能看出他又吃氨基丙苯了。他开始谈起治疗小儿麻痹症的新方法。我的心都快死掉了。我对自己说，内森也许会平静下来，然后去睡觉。有时他就是那样的，你知道，不会做出什么暴力举动。终于，内森和我回家了，当时并不太晚，大约十二点半。我们刚刚回到家里，他便怒气冲冲地我尖声大叫起来，把所有积累起来的狂暴一古脑儿全向我抛来，做他每次发作时都会做的那些事情。你知道，他每次发作时都骂我不忠，指责我……唔，和别人睡觉。”
苏菲停了一会儿，抬起左手把一络头发往后一抹，我感觉那动作有些不自然。我正在猜想时，一下子意识到她本来是用右手的，而此时它正软软地垂在身边一侧，显然带给她极大的痛苦。
“这次他指责你和谁？”我问，“布莱克斯托克？斯莫尔·卡兹西？哦上帝，苏菲，如果这可怜的家伙不是这么疯疯癫癫的话，我真想把他的牙齿全给打落。耶稣，他认为谁又给他戴上了绿帽子？”
她使劲儿摇着头，头发散乱地垂在脸上。“这并不重要，斯汀戈。”她说，“只要是人就行。”
“那，后来呢？”
“他冲我又叫又喊，又吃了些氨基丙苯——也许还有可卡因，我不清楚具体是些什么。然后他走了出去，使劲儿把门关得山响。他大叫着他再也不回来了。我躺在黑暗中，但根本睡不着，又担心，又害怕。我想过要给你打电话，但那时太晚了。最后我终于睡着了。我不知道睡了多久，但当他回来时天已经亮了。他把整栋屋子的人都吵醒了。他把我拖下床摔下楼梯，还冲我叫喊，骂我和那个人干的好事，说他想杀了我和那个人还有他自己。哦，斯汀戈，不要，不要，千万不要让内森再这样了。不要！最后他使劲踢我——就这儿，胳膊上，然后便离开了。后来我也走了。就这些！”苏菲陷入了沉默。
我慢慢地把脸轻轻地伏在满是烟灰水垢的红木吧台上，真想就此昏厥过去或进入别的什么状态，只要没有意识就行。然后我抬起头，看着苏菲，说：“苏菲，我不想说这个，但必须把内森弄走。他太危险了。必须把他关起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里冒出一种十分可笑的哭腔。“永远！”
她举起颤抖的手，示意酒吧服务生来一个双份的威士忌加冰。我无法阻止她，尽管她的舌头已有些不听使唤。酒来了，她一口喝下，打了个嗝，然后扭头对我说：“还有一件事我没告诉你，是他早晨回来时发生的。”
“什么？”我问。
“他有枪。一把手枪。”
“哦，妈的。”我说，“妈的，妈的……”我听见自己像失控的录音机似的一个劲儿地念着这个字，“妈的，妈的……”
“他说他准备用它。他用它指着我的头，但他没有开枪。”
我悄声地骂了一句：“基督耶稣，发发慈悲吧。”
但我们不能坐着等死。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我决定采取行动。我将和苏菲一起回到粉红宫，帮她打点行李。她得马上离开那儿，在离诊所很近的圣·乔治酒店至少住上一夜。同时，我还得设法与劳瑞取得联系，告诉他目前的情况，要他不惜一切代价马上返回。然后，等苏菲暂时安全之后，我再去找那该死的内森，设法对付他——尽管这个计划像一只巨大的充满恐惧的足球顶在心里令我恶心，我仍然必须去干。我坐在那儿差点呕吐。“我们走吧，”我说，“马上就走！”
在齐墨尔曼夫人的公寓，我付给忠心耿耿的莫里斯·芬克五十美分，让他帮着苏菲打点行李。她抽泣着，而且，我看得出，她醉得很厉害。她在房间里跌跌拌拌地收拾行李，把衣服、化妆品和珠宝塞进一只大箱子里。
“我在萨克斯买的漂亮衣服，”她说，“哦，我该怎么办呢？”
“把它们带走，看在上帝份上！”我不耐烦地说，把她的许多双鞋子装进另一只口袋里。“这时就别管什么礼节了。你得赶快。内森随时都可能回来。”
“还有我那可爱的结婚礼服呢？怎么办呢？”
“也带上！如果你不穿，就拿去当了。”
“当了？”她说。
“当了。”
我本不想对她这么残忍，可我的话让苏菲一下子瘫坐在地上，用手蒙住脸嚎啕大哭起来。我赶紧搂住她说了一大堆无用的安慰话，莫里斯愁眉不展地在一旁看着。外面天已经黑了，附近街上突然响起一声刺耳的喇叭声，像地狱的钢锯几乎撕裂我的神经。这时过道的电话猛地响了起来。我发出一声呻吟，或许是一声尖叫。莫里斯下楼去摘下话筒，大声叫着我的名字，一种无以复加的惶惑顿时向我涌来。
是内森，是内森！很明显，毫无疑问肯定是他。可为什么有一瞬间我的心和我开了个玩笑，告诉我说是杰克·布朗从洛克兰打来的询问电话？那是因为他使用了十分地道的南方口音，以致我以为他一定是个南方人。听着那声音我甚至还笑了起来，只听它说：“做什么菜，啊哈？你的铁锤挂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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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森！”我故意大声叫道，“你怎么样？你在哪儿？上帝，太好了，又听见了你的声音！”
“我们还去南方旅行吗？你，我，还有苏菲？还去南方吗？”
我知道我必须与他周旋下去，和他说着轻松的话题，同时设法弄清他身在何处——一件细致活儿。于是我马上回答说：“你太对了，我们要去旅行，内森。苏菲和我正谈这事儿呢。上帝，你给她买的那些衣服漂亮极了！你现在在哪儿，老伙计？我想见你。我想告诉你有关我们这次旅行的事，我们打算——”
我的话被他那慢吞吞粘乎乎蜜糖般的南方口音打断了，他学着我的卡罗来纳乡音轻快地说：“我多么盼望与你和苏菲的这次旅行啊。一定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是吧，老伙计？”
“这一定是一次最好的旅行——”我说。
“我们有很多时间，是吗？”他说。
“当然，我们有的是时间。”我回答说，心里并不清楚他指的是什么。“我们有世界上所有的时间，去干我们想干的任何事情。南方十月份的气候仍相当暖和。我们去游泳，钓鱼，在摩托海湾乘船出游。”
“那正是我所希望的。”他拉长声音说道，“有很多时间。我的意思是，三个人，一起旅行。尽管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但每分每秒呆在一起肯定会有些尴尬，所以我最好有时候自己出去游玩，怎样？也许就一两个小时，在伯明翰，巴顿罗伊，或别的什么地方。”他停了下来，一声有乐感的笑声传来。“这样就可以给你腾出一些时间了，对吧？你甚至有足够的时间找一个姑娘。一个南方男孩子就要成熟了，不是吗？”
我开始神经质地大笑起来，为这话深深震动，完全没想到这荒唐的对话居然绕到了性这个话题上。但我十分情愿地上了钩，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为我设下的一个多么狠毒的圈套。“好了，内森，”我说，“我确实希望能有这样的艳遇。”我说，心里不无痛楚地想到了玛丽·爱莉斯·金波尔。“那些南方姑娘很难让你下手，请原谅我用这个词儿。不过一旦下了决心，她们的确十分逗人爱——”
“不，伙计，”他突然打断我，说，“我不是指南方妞！我说的是那波兰娘们！我的意思是说，等老内森独自去看杰夫·戴维斯的白宫，或去参观庄稼地什么的时候——斯汀戈就回到格林·马格罗尼亚汽车旅馆。猜猜他去干什么？猜猜吧！猜猜斯汀戈和他最好的朋友的妻子在干些什么？斯汀戈和她倒在床上，正干着那勾当。嘻嘻！”
就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感觉到苏菲靠了过来，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一些我无法听懂的话——我听不懂，部分是因为那些从我耳朵里飞快流过的话语。我又惊又怕，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只感到两腿发软，手指也僵住了。我马上就要失去控制了，根本无法注意其他事情。“内森！”我结结巴巴地说，“上帝呀——”
这时，他的语调变回到我一直认为是受过教育的布鲁克林高地的口音，但那些语言却异常凶狠恶毒，即使电话也无法滤掉那疯狂的愤怒。“你这个癞皮狗！可恶的下流坯子！上帝会永远诅咒你的，因为你背叛了最信任你的朋友！你那张臭嘴一天天变得比黄瓜还要冷，黄油也无法在里面溶化。你把你的手稿拿给我看的时候——‘啊，内森，太谢谢你了——’可不了十分钟，你就和我曾经想娶的那个女人上了床。我说‘曾经’，过去时，因为为了娶这个两面派的波兰女人，我已经受尽煎熬。那女人的双腿对着一个背叛我的南方下流猪猡伸开……”
我把听筒从耳边挪开，回头看着苏菲，她惊呆了，嘴半张着，显然听见内森在电话里的怒骂。“噢，上帝，斯汀戈！”我听见她喃喃地说，“我不想让你知道他一直说的是你……”
我又拿起听筒，全身软弱无力，心里苦不堪言。“我要来抓你们。”然后是一阵可怕的沉寂，耳机里嗡嗡的有回声。接着我听见金属的“喀嚓”声，但我发现电话并未挂断。
“内森，”我说，“求求你！告诉我你在哪儿？”
“离你们不远，老伙计。其实，我就在拐角附近。我这就过来，来抓你们这两个背信弃义的下贱货。然后想知道我要干什么吗？你知道我要对你们这两个不足挂齿的猪猡干什么吗？听着——”
我耳中响起一声爆炸，那声音因距离，也因电话机的消音装置而减弱，使我的听力不致受损。可这声枪响却彻底吓坏了我，我的耳朵里像涌进一千只蜜蜂似的嗡嗡直响。我不知道内森是对着电话机开的枪，还在朝空中或墙上开的枪，但正像所他说的，这声音近在咫尺，或许就在他说的拐角处。我放下听筒，惊惶失措地去抓苏菲的手。战争结束之后我还从未听到过枪声，而且我几乎肯定我不会再听到这声音了。我为我盲目的天真而叹息。现在，这血腥的时代早已过去，可无论任何时候发生的暴力行为都让我想到内森，那可怜的我无比热爱的疯子，因为服食毒品而亢奋异常，在某个不知名的屋里或电话间里举着一把冒着青烟的手枪。这一形象似乎是那些无休止的疯狂，迷惑，错误，梦想和动乱的岁月的写照。但在那一刻，我只感到不可言喻的恐惧。我看着苏菲，她看着我，然后，我们逃跑了。
第十五章 满怀憧憬的南方之旅
第二天早上，我和苏菲踏上了回弗吉尼亚故乡之路。我们先从宾夕法尼亚乘火车到华盛顿特区。此时，我们乘坐的火车因机械故障停在新泽西威提那面粉厂对面的高架桥上。在我们这次旅程中的间歇时间里（短短的十五分钟），我让自己渐渐平静下来，而且发觉自己对未来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自从我们逃离内森，在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我居然还能保持镇定。这令我有些吃惊。我的眼睛发涩，那颗心仍为我们几乎无法逃脱的灾难而隐隐作痛。那天晚上，随着时间慢慢消失，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内森不可能在附近给我们打电话；然而，他无情的恐吓把我们从粉红宫赶跑，只带了一只大箱子便匆忙踏上回南安普顿的行程。我们决定以后再回来收拾留下的东西。从那一刻起，我们只有一个念头——一个共同而且十分紧迫的念头：逃离内森，越远越好。
尽管如此，如果不是因为那两个电话，或许我仍然无法镇定下来。我在车站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是打给劳瑞的，他马上明白了他弟弟目前的危险处境，告诉我他马上回来，尽量用最好的办法处理此事。我们说了些互致好运、保持联系之类的话后便挂断了电话。这至少让我觉得我对内森已仁至义尽了，我并没有真正抛弃他；无论如何，我总得逃命吧。另一个电话是打给我父亲的；当听说我和苏菲已在回家的路上时，他高兴极了。“你做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我听见他在遥远的家乡充满感情地大叫道，“离开那糟糕的世界！”
现在，我坐在停在高架桥上拥挤不堪的车厢里，身旁是正打着瞌睡的苏菲。我一边大口嚼着从小贩那儿买来的不太新鲜的蛋糕，喝着一纸盒温嘟嘟的牛奶，一边开始平静地憧憬未来。既然内森和布鲁克林都已离我而去，那么我将翻开我生活中的崭新一页。我在心里盘算着自己的写作计划，这项长期工程现在已完成三分之一左右，我碰巧在场景相宜的杰克·布朗家完成了一部分，一俟我和苏菲在农场安顿下来，就可以轻松完成后面的部分。我们将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来适应新环境——熟悉黑人奴仆，贮存食品，拜见邻居，学会开旧卡车和拖拉机，然后便精力充沛地重新投入写作。运气好的话，或许我能在1948年底完稿并找到一个出版商。
我低头看了看苏菲。她睡得很香，长满金发的头靠在我的肩上。我轻轻伸出手搂住她，一边用嘴唇轻轻吻着她的头发。一阵痛苦的记忆突然涌上心头，但我没有理睬它；我当然不是一个同性恋者，我对身边的苏菲不是有着无法抑制的欲望吗？我们一到弗吉尼亚就马上结婚；那个时代以及我们所去的地方都不允许同居之类的事情发生。但尽管有一系列麻烦，其中包括把内森从记忆中彻底消除，以及我们俩年龄上的悬殊，我总感觉到苏菲会愿意的。因此我决定等她一醒来，就开始与她逐渐讨论这些问题。她在睡梦中动了动，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即使被折磨得精疲力竭，她仍然显得那么可爱。我差点忍不住哭了。我心想，我的上帝，这女人马上就要成为我心爱的妻子了。
火车动了，朝前开了一会儿，又摇摇晃晃地停了下来。车厢里响起一片抱怨声。我身边的过道里站着一位水手，正大口喝着一听啤酒。一个婴儿在我背后开始啼哭，似乎在这种公共场所我的身边命中注定会出现一个婴儿。我轻柔地拥抱着苏菲，想着我的书。当我想到迄今为止我在这故事上倾注的心血，想到它正像我想象的那样精美而引人入胜地向前发展时，骄傲和满足感油然而生。它的结局已在我的脑海中预演了上千遍：夏日里，一个孤僻的受尽折磨万念俱灰的女孩孤独地死在我刚刚逃离的那座城市的大街上。有一阵子我忧郁地想，我能够用全身心的激情来刻画这一年轻的自杀吗？我能把这一切真实地描绘出来吗？我被日益迫切的对这女孩苦难经历的想象所困扰。然而，我对整本小说的把握胸有成竹，并且已想好了一个朗朗上口的书名：《黑夜的遗产》。这标题取自于马修·阿诺德的《安魂挽歌》，它最后的结束语是：“今晚它继承了死亡的广袤殿堂。”这样的书怎能不抓住千万读者的心？我凝视着威提那面粉厂满是污垢的厂房，看着那庞大简陋的蓝色窗户反射的晨光，幸福得浑身发抖，又一次为我用辛勤汗水浇灌出的好书而感到自傲。是的，尽管里面有太多的悲伤，尽管高潮还未来临，但我能从1949年或1950年一个大红大紫的文艺评论家的观点中为自己找到一个评语：这“是自莫莉·布鲁姆之后女性心理自白的最好篇章”。多么愚蠢、自负！我心里想道。
苏菲还在睡着。我想，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知有多少个夜我她会像这样睡在我身边。我在心里遐想我们在农场的婚床，想象着它的尺寸和形状，不知它的床垫是否够宽，弹性和强度是否足以承受那辛勤的做爱。我想到我们的孩子，那些扎着小辫的小东西像波兰的牵牛花一样在农场四处乱窜。我快活地呼唤着：“杰西，该挤奶了！”“汪娜，快去喂鸡！”“塔德乌兹！斯蒂芬尼娅！把牲口棚关好！”我还想到农场。我只在父亲寄来的快照里见过，它本来是怎样的呢？一个文豪的家园应该是什么样子？像福克纳在密西西比河的“罗望·欧克”一样，它也应该有一个名字，一个与花生地有关的名字。“花生园”？有些可笑。我放弃了所有与花生直接相关的名字，转而寻找更雅致、更严肃的词语：“五棵树”（我希望农场真的有五棵榆树，或一棵也行），“玫瑰园”？“大农场”？要不干脆叫“苏菲”，以我亲爱的夫人的名字命名。在我的心中，未来的日子像绿色山峦一直伸向天边：《黑夜的遗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举摘得一个如此年轻的作家几乎不可能获得的桂冠。然后是一个中篇，内容与我的战争经历有关——有关军旅生活的黑色幽默的严肃作品，同样大获成功。与此同时，苏菲和我在偏僻的农场里过着简朴的田园生活，随着声望的逐渐上升不断受到媒体骚扰，但坚决拒绝一切采访。“我只是一个种花生的人。”他说，继续忙着他的工作。三十岁时发表另一部杰作，《这些火红的树叶》，主人公是那个煽动叛乱、富于悲剧色彩的黑人那特·特纳。
火车停停走走，最后终于像获得了足够的能量似的开始平稳地朝前滑行。我的幻想随着快速后退的威提那污迹斑斑的围墙消失了。
苏菲突然醒来，轻轻地呻吟了一声。我低头看了她一眼。她好像有些发烧，前额和脸颊有些发红，唇边冒出一层细小的汗珠。“我们到哪儿了？”她问。
“在新泽西。”我回答说。
“还要多久才到华盛顿？”她问。
“哦，大约三四个小时吧。”我说。
“然后就去农场吗？”
“我也不太清楚。我们先乘火车到里奇蒙德，然后坐汽车去南安普顿。可能要花好几个钟头，因为它在北卡罗来纳。所以我想我们在华盛顿过一夜，明天早上再直接出发去农场。当然我们也可以在里奇蒙德过夜，但我想这样的话你就看不到华盛顿的美丽景色了。”
“好吧，斯汀戈。”她说，握住我的手，“我会听你的。”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斯汀戈，你能给我弄点水吗？”
“当然。”我穿过拥挤的人群，在车厢连接处找到了水房，用纸杯接了一些温水。当我返回座位时，还在为刚才的白日美梦而心驰神往，这时我看见苏菲手里拿着一瓶威士忌酒，那是她放在箱子里的。我的心猛然往下一沉。
“苏菲，”我轻柔地说，“看在上帝份上，现在还是早上。你还没有吃早餐。你这样会得肝硬化的。”
“没关系。”她说，一边往杯子里倒着威士忌，“在车站时我吃了炸面饼圈，还喝了一杯七喜。”
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凭以往的经验，我知道自己无法对付眼前这种情形。我最有希望做到的，就是趁她不在意时夺下酒瓶，以往我曾做过一两次。我沮丧地坐回到座位上。火车正飞速穿过新泽西的工业区。肮脏的贫民窟，铁皮工棚，快餐店，仓库，殡仪馆式的仓库，溜冰场一样的火葬场，绿色沥青的工业沼泽，停车场，炼油厂笔直的烟囱里冒出的黄色烟雾……从眼前飞速闪过。如果托马斯·杰弗逊看见这一切，会想些什么？苏菲一边紧张不安地看着外面的景色，一边往杯子里倒着威士忌，最后转头问我：“斯汀戈，火车在到达华盛顿之前会在什么地方停下吗？”
“在费城停一两分钟，让乘客上下车。怎么啦？”
“我想打个电话。”
“给谁？”
“我想打个电话问问内森怎么样了。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没事儿了。”
昨晚那种恶魔般的恐惧又袭上我的心头。我抓住苏菲的胳膊，用力握着；她痛得往回一缩。“苏菲，”我说，“听着，听我说。那事儿已经过去了。你没有办法再管了。难道你不知道他差点杀死我俩吗？劳瑞正从多伦多赶回来，他会安顿好内森的——唔，照管好他的。他毕竟是他的哥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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