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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的选择-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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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我淹死？我太不幸了——我一直都那么不幸！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我站在她赤裸的身体旁，一筹莫展。沙滩上只有那个刚才和我说过话的孤独的海滨行人，他站在那儿漠然地看着。我注意到他嘴唇上还沾有一抹番茄沙司；他用西班牙话对我们说了些什么，但我几乎听不见他的话。突然我身子一软倒在苏菲身边，这才发现自己早已精疲力竭。我伸出一只手疲软地放在她那赤裸的背上，从那时起便留给我一个极深的触觉印象：她的脊椎像骨架一样高高凸起，节节分明，整个身条像一条蛇似的随着她的呼吸一起一伏。天开始下起小雨，雨点打在我的脸上。我把头靠在她的肩上，这时我听见她说：“你应该让我淹死，斯汀戈。没有人有我这样多的不幸。没有！没有谁像我浑身充满不幸。”
但最后我给她穿上衣服，然后乘公共汽车回到布鲁克林的粉红宫殿。喝了咖啡后，她终于清醒过来，然后睡了一觉——持续了整个下午和晚上。醒来后她仍然紧张不安——显然，刚才那游向海洋深处的孤独之旅的记忆刺激着她，使她烦躁不安——但尽管如此，对于一个在悬崖边已走得很远的人来说还算恢复得不错。至于身体受到的其他损害似乎很少，只是灌下去的那些海水使她不停地打嗝，并在随后的几小时里不时呕吐。
后来——唔，上帝知道她已将我带到她过去经历的一些最深的深处，但也给我留下了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也许她感觉到除非她完全回到过去，把那些曾向我隐瞒同时也对她自己隐瞒（谁知道呢？）的事情清楚明白地显露出来，她便不能真正回到现在。于是在那个阴雨绵绵的周末的余下时间里，她告诉了我有关她过去的更多的事。（比以前更多，但仍不是全部。有一件事仍一直埋葬在她心里。）我终于辨别出那个“不幸”的轮廓，这“不幸”从华沙到奥斯威辛，再来到布鲁克林这条惬意快乐的资产阶级街区，像个魔鬼似的一路无情地追逐着她。苏菲是在1943年三月中旬被关进监狱的，那是在托泽夫被乌克兰暗杀者杀害的几天之后。天空灰蒙蒙的，寒风阵阵，低矮的云层仍让人感到残冬的气息。她记得是在那一天的午后，当时她正乘坐一辆急驶的只有三节车厢的电力火车返回华沙。列车突然在华沙郊外急刹停下，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啸。她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这不仅是一种凶兆——她将确凿无疑地被送往集中营。这个令人发疯的可怕念头甚至在盖世太保警察到来之前便突然袭上她的心头。十几个人走进车厢，命令所有人下车站队。她明白这是一次围捕。在火车剧烈的减速中她一直担惊害怕，那个突然的急刹车，车轮摩擦轨道产生的刺鼻的金属焦臭味，都预示着厄运的到来；或坐或站像挤在罐头里似的乘客同时往前一扑，手乱抓一气想找个支持点。末日到了。她想，这不是一次事故，是盖世太保所为。接着她听见一声命令：“下车！”
他们马上发现了那块十二公斤重的火腿。她的计策——把肉用报纸裹住塞在衣服下面佯装孕妇——现在看来太陈旧过时了，几乎马上就会引起怀疑。这根本不是个好办法，但她还是那样做了。那个卖肉给她的农妇一再要她用这个办法。“你至少可以试一试。”那女人说，“如果他们看见你公开拿着这肉肯定会抓你。还有，你的穿着打扮像个知识分子，而不像我们这些农妇。这会有用的。”但苏菲既没想到会遇到围捕，也不知道它的彻底性，所以盖世太保的打手把苏菲使劲推压在一面潮湿的砖墙上时，丝毫不掩饰对这个傻乎乎的波兰女人的笨拙诡计的轻蔑。他从外衣口袋掏出一把小刀，轻快地切进那个隆起的假腹中，一边斜眼睨视着她。苏菲嗅到那家伙呼出的奶酪味。当刀子刺入那块火腿时，他说：“你能说说这是什么吗，宝贝？”她吓得只能说出一些绝望的求饶的陈词滥调，让她痛苦的是她那口纯正的德语居然得到了他们的赞扬。
她觉得她肯定要受刑，然而她却逃脱了。那天德国人似乎一直都在大吵大嚷，成百上千的波兰人被赶到街上围成一堆，然后被监禁起来，这样她所犯下的罪行（私买猪肉）——在别的时候肯定会受到严格的审查——在混乱中被忽略或遗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被注意，还包括她那只火腿。在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总部（那个令人恐惧的撒旦的前厅在华沙的复制品）里，那块火腿正在戴着手铐的她与戴着单片眼镜的一个狂热分子之间的桌子上闪着淡红色的光。那个德国人——简直就是奥托·克鲁基尔的翻版——不停地走动着，他要知道她是从哪儿得到这东西的。他的翻译，一个波兰姑娘，一直咳个不停。“你这个走私犯！”他用拙劣的波兰语大声叫道。当苏菲用德语回答他时，得到了那天的第二次赞美。她展示了一个大大的牙齿几乎全露出来的纳粹式的笑容，简直于1938年的好莱坞电影一般无二。但这笑容并不是令人愉快的笑，难道她不知道她的行为有多严重吗？难道她不知道任何肉类，特别是这种品质的肉只能供应给第三帝国吗？他用手指甲挖下一块肥肉送进嘴里。他一点一点地慢慢咀嚼着。（“高质量。”他说。）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咆哮起来：她从哪儿弄到这肉的？谁提供给她的？苏菲想起了那个可怜的农妇，知道等待她的将是可怕的惩罚。她尽量拖延时间应付着他：“长官，这肉不是为我自己找的，是为我妈妈弄的。她住在城的另一边。她病得很厉害，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似乎这样的利他主义陈述能对一个纳粹产生什么作用。这时有人敲门，电话铃也疯狂地响了起来。对德国人和他们的围捕来说，这是多么忙乱的一天了。“我才不管你他妈的妈妈呢！”他吼叫着，“我只想知道你从哪儿弄来的肉！告诉我，马上！否则我要打得你非说出来不可！”但猛烈的敲门声仍在继续，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这位盖世太保军官不得不暂时放下这个波兰母狗，厉声叫着让下属把她带走——这是苏菲最后一次见到他和那块火腿。
如果换一天她可能根本不会被捕。当与一大群男男女女的陌生人中同关在漆黑一团的牢房里时，这个讽刺一次又一次地击打着苏菲。这些人大多数——虽不是全部——很年轻，二三十岁。他们的举止——也许只是因为他们顽石般地沉默——告诉她他们是抵抗组织，即家乡军的成员。这时她突然想到如果她再多等一天（像她原来计划的那样）出城的话，她就不会在那趟列车上。她现在才明白他们遭到的伏击可能就是为了抓这群混在那辆列车上的家乡军成员。为防止有人漏网，纳粹采取了不放过一个的政策，而苏菲恰好成为其中之一。她坐在石板地上（已是半夜时分了），绝望得透不过气来，想着吉恩和伊娃在家无人照料。牢房外的走廊里一直充满嘈杂声，脚步声，和人身体拥挤推搡的声音，白天抓来的受害者还在继续被塞进来。有一次她透过门上的小孔瞥见了一张熟悉的脸，心一下子猛跳起来。那是张年轻人的脸，上面血迹斑斑。她只知道他的名字，阿德斯洛，地下组织刊物的编辑，他曾在汪娜和托泽夫的房间里和她说过几次话。不知为什么，她当时确信汪娜也被捕了。这时她突然想到另一点——圣母啊，她不由自主地暗暗祈祷——这一发现使她像被打湿的树叶一样瘫软下去：那只火腿无疑已被遗忘，而她的命运却无论如何与这些抵抗组织的成员紧紧拴在了一起。这样的命运带着一团阴影突然向她袭来，将她紧紧缠在“恐惧”之中。
苏菲整晚没睡。牢房里又冷又黑，她甚至分不出旁边那个人是男是女。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这个身体被猛推进来倒在她的脚边。当黎明的曙光照进房间时，虽说并不出乎意料，但还是吓了她一跳。那个人是汪娜。在微弱的光线下，她慢慢看清汪娜脸上那一大块青肿的伤痕，看上去像捣碎的紫葡萄。她想把她叫醒，但犹豫了一下，又缩了回来；正在这时，汪娜醒了，呻吟了一声，直楞楞地盯着苏菲。她决不会忘记汪娜脸上惊愕的表情。“卓娅！”她大叫一声，抱住了她，“卓娅！你怎么会在这儿？”
苏菲泪如泉涌，靠在汪娜的肩头绝望、伤心地痛哭起来，一直哭了很久才能够开口说话。汪娜的耐心像往常一样令人宽慰。她低声安慰着她，两手轻轻拍着她的背，充满母亲和姐妹一般的关怀。苏菲在她怀里本可以睡着的，但她深受焦虑的折磨，于是在控制住情绪后，她开始对她讲起在列车上被捕的经过。这只需三言两语就可说清。她听见自己像连珠炮似的说得非常快，很快说到折磨了她十二个小时的问题：“孩子们呢，汪娜？吉恩和伊娃，他们安全吗？”
“是的，他们很安全。他们就在这儿的某个地方。纳粹伤害不到他们。他们每天都在我们住的房子里抓人——所有的人，包括你的孩子。他们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扫。”一丝痛苦的表情掠过她那张宽大的脸，现在它已被蹂躏得不成样子了。“噢，上帝，他们今天抓了这么多人。我知道他们杀了托泽夫后就会对我们下手的。这是一场大祸！”
至少孩子们没有受到伤害。她感谢汪娜，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接着她忍不住伸出手指，在那张受伤的青紫肿胀的脸颊前舞动了一下，但没有碰它，又把手缩了回去。她这样做时又开始哭起来。“他们对你干了些什么？汪娜亲爱的？”她低声问道。
“一个盖世太保把我从楼上推了下去，然后使劲用脚踢我。唔，这些——”她往外看了看，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还好，我想他们没有打坏我，是我让这伤显得很糟。”她又抱住苏菲，小声哄着她。“可怜的卓娅，我没想到你掉入了他们的魔窟。”
汪娜！苏菲怎样确定她对汪娜最终的感情呢？那是各种情感混杂在一起的复杂感受：爱，嫉妒，不信任，依赖，敌意，崇拜……从某种意义来说它们很相似，但又截然不同。最初是对音乐的迷恋把她们吸引到一起的。汪娜到华沙的公立艺术学校学声乐，但战争毁了这一愿望。苏菲也同样如此。当苏菲与汪娜和托泽夫偶然住进同一栋楼房时，巴赫、莫扎特将他们牢牢地粘在一起，成了好朋友。汪娜个头很高，火红的头发，有着男孩子般的长臂长腿和运动员般的身材。她的眼睛是苏菲所见过的最迷人的蓝宝石色，脸上布满微小的雀斑，一个过分突出的下巴破坏了她的美丽，但她那活跃的思想又以某种奇特的力量挽救了她的美丽，使她像那头火红色头发一样光芒四射。
苏菲和汪娜的背景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她们都在一种浓郁的德意志氛围里长大。事实上，汪娜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姓氏，穆克霍奇·冯·科里兹奇曼——这是因为她有一位德国父亲和一位波兰母亲的缘故。她的出生地洛兹深受德国影响——即使不是全部，至少在商业和工业，尤其是在纺织业方面影响很深。她的父亲是一位生产廉价羊毛织物的工厂主，很小就教她学习德语；与苏菲一样，她的德语十分流利，但她的心和灵魂始终属于波兰。苏菲很难相信一个人的内心会蕴藏如此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即使在爱国热情异常高涨的波兰大地。汪娜是罗沙·卢森堡——她崇拜的女英雄的再现。她很少提起自己的父亲，也从不解释她为何完全放弃她在德国的那份遗产；苏菲只知道汪娜日思夜想的都是自由波兰——尤其是战后光芒四射的自由的波兰无产阶级，这样的激情把她变成了一个最坚定不移的抵抗组织成员。她热情，胆大，聪明——一个完美的自由波兰的鼓动者。她那完美的征服者的语言对地下组织有异乎寻常的价值，且不说她的热忱与其他才能。她知道苏菲在德语方面拥有同样的特长，但她却拒绝为抵抗组织服务。这一点起初弄得汪娜对她失去了耐心，后来这两位好朋友差点因此闹得不欢而散。因为苏菲确确实实从心底里害怕被卷入反纳粹的地下战斗之中，这一点使汪娜觉得她不仅不爱国，而且懦弱，自私。
在托泽夫被杀以及围捕前的几周，一些家乡军成员在离华沙不远的普鲁兹克镇劫走了一辆盖世太保的货运车，车里装着珍贵的文件和计划书，汪娜一眼便知那厚厚的文件里有最秘密的东西。但文件太多急需翻译。当汪娜请求苏菲帮助时，苏菲又一次拒绝了她。这次她们终于爆发了一场痛苦的争吵。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汪娜说，“而你却根本没有政治观点。还有，你是个基督徒。这些我都能理解。过去我只是蔑视你，卓娅，蔑视和厌恶，我的朋友没有一个会与你这样的人来往，但我以为我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恨我的朋友和同志们的那种愚蠢的冷漠，而且我真的很喜欢你。你一定感觉到了。所以，我并不想强迫你加入这个理想主义的政治圈子，你也用不着和他们大多数人打成一片。我的看法不具有代表性，但他们也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种类型的人——有些人你已经认识。不管怎么说，并非这个运动中的每个人都具有政治倾向。我只是以人道的名义请求你，呼吁你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波兰人的正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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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苏菲像往常一样，等汪娜热烈的说教结束后便转身走开，一言不发。她一直站在窗前，盯着华沙冬天荒凉的景象，被炸后燃烧的发出硫磺味的建筑物和废墟掩盖在一片蒙上烟灰的积雪之下——这场景曾一度使苏菲流出悲伤的眼泪，而现在却只有冷漠和无动于衷了。整个城市日复一日地充斥着恐惧，饥饿，死亡。如果地狱有郊区的话，一定就是这付荒凉的样子。她用嘴吸吮着破伤的手指。她甚至买不起最廉价的手套，这使得她的双手在沥青纸厂里全给毁了，一个姆指严重感染，痛得钻心。她对汪娜说：“我告诉过你，我现在再对你说一遍，亲爱的，我不能，我不愿意。就这样。”
“还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吗？”
“是的。”为什么汪娜不能接受她最终的决定，不再来纠缠她呢？她的固执简直令人发疯。“汪娜，”她轻声说，“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一再重复你早已知道的那些话我觉得很尴尬，而且我也不想使你难堪，因为我知道你很敏感。但以我的立场——我再说一次——我不能去冒险。我的孩子们——”
“家乡军里有些妇女也有孩子。”汪娜突然打断她的话，“为什么你不能把这个从脑子里赶走？”
“我以前告诉过你，我不是‘有些妇女’，也不是家乡军的成员。”苏菲反唇相讥，有些被激怒了。“我就是我！我用不着按你的意志行事。你没有孩子，所以你能说得很轻巧。我不能做可能伤害到孩子的任何事情。他们已经够苦的了。”
“恐怕我要说你太让人生气了，卓娅。你把自己放在与别人不同的水准上，不能作出牺牲——”
“我已经作出牺牲了，”苏菲痛楚地说，“我已经失去了丈夫和父亲，而母亲也快死于肺结核。我还要牺牲多少，看在上帝的份上？”汪娜并不知道苏菲心里隐慝着对她丈夫和父亲的反感，尽管他们已死去三年，埋在萨斯赫森的坟墓里；然而，她的话却有了一些效果。苏菲觉察到汪娜的语调变了，像哄孩子地哄求着她。
“你不一定会处于危险的境地，明白吗，卓娅。你用不着干什么冒险的事——不像别的同志干的那些事，甚至也不是我干的那些事。只是用用你的脑子。你能干很多很有价值的事，只须用上你的语言才能，比如收听他们的短波广播，翻译。这些文件是昨天在普鲁兹克从盖世太保那儿偷来的。我坦白地告诉你吧，它们价值千金，我敢保证！这事本来我可以做，但它们实在太多了，我还有好多别的事。明白吗，卓娅？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文件的一部分交给你，你将帮我们很大的忙。这非常安全——没人会怀疑。”她停了一下，接着固执地说：“你必须考虑这事儿，卓娅，否则你就不是有正义感的人。想想你能为我们大家干些什么。想想你的祖国！想想波兰！”
夜幕降临。天花板上那个小灯泡亮了，透下一丝柔弱的光——今晚真走运，平时经常没有电。苏菲从黎明时起便开始不停地搬移一摞摞沥青纸，现在感觉到脊背的疼痛远远超过了被感染的手指。她觉得全身肮脏，蒙满尘垢。她疲倦地看着外面尚未抹上阳光的荒凉的街景，困倦地打了个哈欠，再也听不见汪娜的声音，或者说听不见真正的词儿，那些话已变成刺耳、单调的恫吓。她不知道托泽夫在哪儿，是否安全。她知道他此时正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杀人，那根钢琴线缠成一团藏在他的茄克下——一个十九岁的男孩正专心于他的杀人使命。她并不爱他，但是，嗯——非常关心他；她喜欢他身上温暖的感觉，所以她着急、焦虑，直到他回来才能放心。圣母玛丽亚，这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下面丑陋的街道上——灰色的碎石道上没有一个人影，像一只被穿破弃置的烂鞋。一队德国士兵踏着重重的步子走在阵阵寒风中，制服的衣领随风飘着，肩上的枪闪着寒光。她看着他们转过街角，转向，消失在另外一条大街上。透过那栋被炸毁的建筑物的废墙残垣，她可以看见那个立在街边的铁铸的绞刑架：它像一个展示架似的，任由旧衣贩子们在上面展示各式各样的旧衣服。曾有无数华沙平民扭动着被吊死在那里，现在仍有身体被吊在上面。上帝呀，这一切难道没有尽头吗？
她实在太累了，可这时她突然想跟汪娜开个玩笑，用早已想好的话回答她：惟一能吸引我进入你们世界的是一台收音机，但不是用来收听战争新闻，不是用来收听盟军的胜利消息，也不是用来收听波兰军队打仗或波兰流亡政府的命令。全不是。我想像你们那样冒着失去胳膊甚至失去生命危险做这件事，只是为了再听一次托马斯·比彻姆先生指挥的音乐——多么自私的想法啊！甚至当这一想法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时，她便意识到它是多么卑鄙。但她还是忍不住这样想了。这就是她的感觉。
在那一瞬间，她因为这一念头而感到十分羞愧，为她与汪娜、托泽夫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而感到羞愧。这两个无私勇敢的人，他们对人类和他们的波兰同胞的献身，对被以她父亲为代表的波兰人背弃的犹太人的关注，无声地谴责着她。尽管她无可指责，但最后一年与父亲的合作，以及他那本糟糕透顶的小册子，一直让她有被玷污的感觉，因此与这位献身事业的大姐的短暂友谊使她如沐清新的空气。她抖了一下，因羞愧而感到发热的脸更烫了。如果他们知道了别冈斯基教授的事会怎么想，或者知道她三年来一直随身携带这本小册子又会怎么想？她为了什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或许只是为了把它作为一个契机，到万不得已时用它作与纳粹进行合作的工具？是的，她回答自己说，是的——这是无法摆脱的罪恶和不光彩的事实。此时当汪娜继续谈着责任与牺牲时，她一下子被这一秘密搅得心神不宁。像急于把一堆腐烂的垃圾从脑子里赶跑似的，她强迫自己重新听汪娜讲下去。
“生命中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每个人都必须站起来，让人们来判断他是否有价值。”汪娜说，“你知道我把你看作是一个多么美的人。托泽夫会为你而死！”她的声音抬高了，一边用手摩擦着脸，“但你不能继续这样对待我们。你必须负起责任来，卓娅。你不能像这样再糊涂下去了。你必须做出选择！”
正在这时，她看见她的孩子们出现在楼下的街道上，沿着人行道慢慢地走着，一边热烈地谈着什么，像孩子们惯常那样嬉闹着。几个行人从他们身旁匆匆走过；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迎风走着，笨拙的身体碰了一下吉恩，吉恩用手做了个无礼的手势，然后继续和他的妹妹边走边说，一个劲儿地解释什么。他是去接伊娃的，她刚在几个街区外的一间地下室里上完长笛课。老师是一个叫司蒂芬·扎沃斯基的男人，曾是华沙交响乐团的长笛手。为了让他收下伊娃，苏菲曾厚着脸皮求过他，对他说了不少恭维话。苏菲能够支付的极少一点费用，对这个失去事业的音乐家并没有什么吸引力，让他能在这个冷酷的毫无生气的城市里教授音乐。还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挣到一口面包（当然许多是违法的）。他的双腿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已经有些跛了，行动时有些妨碍。不过，年轻的单身的扎沃斯基对苏菲十分迷恋（正如其他许多一见到苏菲便神魂颠倒的男人一样），毫不迟疑地同意了，只是为了随时能见到她的美丽容颜。苏菲坚持说，她不能想象伊娃在一个没有音乐的环境中长大。她情绪激昂地坚持着并最终说服了扎沃斯基。
长笛，那令人心醉的长笛。在一个被摧毁的没有音乐的城市里，它似乎成了孩子跃入音乐世界的最好乐器。伊娃迷上了长笛，大约过了四个月时间，扎沃斯基开始喜欢上这个小姑娘，甚至有些欣喜若狂。他为她的天赋所惊异，她就像他的又一个兰朵斯卡，帕德威斯基，又一个波兰奉献给音乐神殿的奇迹。她也许真是。最后，他甚至拒绝收下苏菲仅能支付的微不足道的学费。这时，扎沃斯基突然出现在大街上，像从什么地方蹦出来似的令人大吃一惊。这个金发幽灵一付快要饿死的样子，一跛一拐的，红脸膛，干草一般的头发，淡色眼睛里透出极度的不安与关心。他身穿一件烟灰绿色的满是虫眼的羊毛衫。苏菲吓了一跳，一下子朝窗外俯过身去。这个热心的神经质的人显然是跟随伊娃而来，或一直在后面急急忙忙地追了好几个街区，只因为苏菲不可能猜到的某件事或某个原因。突然他的使命变得清晰了。这位热心的教师跛着脚追伊娃，只是为了纠正或解释他刚刚教给她的东西，煞费思心地再做一番详细的阐述——大概是指法或术语什么的——是什么呢？苏菲不知道，但她既感动又惊诧。
她把窗户轻轻推开想喊下面的人，他们现在已经快到大门口了。伊娃梳着两条小辫，掉了两颗门牙。苏菲想，她怎么能吹长笛呢？扎沃斯基让伊娃打开皮箱拿出长笛，在孩子面前比划着，但他并没有吹响，只是用手指演示着某个无声的调子。然后，他把嘴唇贴在乐器上吹出了几个音符。苏菲一直未能听到声音。这时天空掠过一大片阴影。往上一看，一个飞行中队的轰炸机正往东边的俄国飞去，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它们低低地掠过城市的上空——五，十……二十架恶魔般的飞机布满天空。它们在每日黄昏很晚的时候准时归来，把房子震得摇晃不停。汪娜的声音淹没在那巨大的轰鸣声里。
等飞机过去后，苏菲朝下看去，听见伊娃在吹长笛，但声音很弱。曲调很熟，却叫不出名字——是汉德尔的《葡萄藤》吗？一首甜美的十分和谐的怀旧乐曲，总共十几个音符，但它们却奏响了苏菲灵魂深处共鸣的钟声。那些乐音是她曾经拥有，曾经渴望，并希望能给予她的孩子们的，不管上帝会给他们一个怎样的将来。她完全陶醉其中。她有些站立不稳，头晕目眩，感觉自己被一种强烈的痛楚的爱所淹没。与此同时，兴奋——那种既美妙又绝望的兴奋——使她打了个冷战，皮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但那短小、完美的曲子——几乎才刚刚开始——已消失在空中。“太好了，伊娃！”她听见扎沃斯基的声音。“真不错！”她看见老师在伊娃和吉恩的头上轻轻拍了拍，转身快步回他的地下室去了。吉恩在伊娃的小辫上猛扯了一下，使她的头往后一扬。“住手，吉恩！”接着他们冲入了房子。
“你必须做出决定！”她听见汪娜固执地说。
苏菲一时陷入沉默。最后，孩子们追逐的脚步声传进她的耳朵。她轻声回答说：“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正像我告诉过你的，我不想卷入进去。我是认真的！决心已定！”她在说这个词时抬高了声音，并且很奇怪自己为什么此时要用德语。
“我决心已定！这就是我最后的回答！”
在苏菲被捕前的五个月里，纳粹曾竭尽全力将波兰北方变成无犹区。从1942年十一月开始一直持续到次年一月，波兰东北部的成千上万犹太人被塞进火车送往遍布全国各地的集中营。在经过华沙中转后，他们中的大部分来到了奥斯威辛。与此同时，在华沙的反犹太人行动宣告暂停——至少在大规模驱逐的同时是这样的，原因是华沙的驱逐行动已经扩大到相当广泛的程度。据统计资料显示，德国于1939年入侵波兰前，华沙的犹太人口接近四十五万——仅次于纽约，是世界上犹太人口最密集的城市。而仅仅过了三年，生活在华沙的犹太人仅剩下七万，其余大部分人在奥斯威辛，索比堡，贝乌热茨，海乌诺姆，麦达内克等，特别是在特雷布林卡消失了。最后这个集中营坐落在离华沙不远的荒郊。与奥斯威辛不同的是，它关押的不是苦役犯，而是专门用于最后灭绝的场所。于1942年六月和八月在华沙掀起的庞大的犹太人重新安置计划决非偶然，那些已变成可怕的空壳一样的犹太区域与世外桃源般的特雷布林卡修建的众多毒气室遥相呼应。
总之，留在华沙城里的七万犹太人中，大约有一半“合法”地居住在被毁坏的犹太人居住区（甚至当苏菲在盖世太保监狱中受尽煎熬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准备在几周后的四月起义里殉难），其他的三万五千人——即居住区的所谓秘密居民——像被追逐的猎物一样陷入崩溃的绝望之中。他们被纳粹追捕，但这还不是全部：他们还要随时担心流氓“反犹者”的出卖——托泽夫捕杀的对象，以及其他一切会受到利诱的波兰人，忍受像那个文学青年女教师一样的见利忘义的人的出卖，甚至（不止一次地）承受被他们的犹太同胞扭曲的阴谋陷害。“真是太可怕了，”汪娜一次又一次地对苏菲说，“托泽夫的被出卖和被杀害，以某种方式标明了纳粹找到了他们所期望的突破点。家乡军的每一个组织被砸得稀里哗啦——上帝，多令人寒心啊！但毕竟——”她又加上一句“——这并不完全出乎意料，因为犹太人自己也在相互残杀。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虽然除援助和隐藏犹太人外，家乡军和欧洲其他抵抗组织还关心别的事情（事实上波兰有一两个地下组织具有十分明显的反犹倾向），但总的说来，对随时处于危险的犹太人的帮助仍然列在首位，所以可以说，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使他们一批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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