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选择-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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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空虚极了。我没有完成我的主祷文，后面的便再也记不起来了。我想，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失去我的信仰。我想我并不太明白上帝是何时离我而去的，或者说是我离他而去，不管怎样，我感到空虚。这就像在梦中发现了宝贝，它是那样真实——某物或某人，我是说十分珍贵——但醒来却发现那宝贝不见了！永远消失了！我一生中有过多次这样的感觉，梦醒来感到一种失落！当这音乐停下来时，我就是那种感觉。我突然明白了——我有一种预兆——我再也不能听见它了。门仍然开着，我可以听见霍斯和斯契夫勒在楼下的说话声，这时在下面的爱米——我敢肯定是爱米——又放上了一张唱片，你猜是什么？《啤酒桶波尔卡》。我一下子感到气愤难忍。那个肥胖的小母狗，长着像石印油画般白色圆脸的爱米，我真想杀了她。她正在放《啤酒桶波尔卡》，声音大得足以让花园、营地、镇上以至整个华沙都能听见。那愚蠢的歌曲是用英语唱的。
　　“但我明白必须控制自己，忘掉音乐，想点别的。还有，我知道我必须用尽所有的知识与你们所谓的智慧，从霍斯那儿得到我想要的。我知道他恨波兰人，但这没关系。我已经把这面具打破了——无法弥补，哗啦——现在我必须往前走，时间已经不容我再等待下去。布罗尼克，就是那个勤杂工，曾在地下室悄悄告诉我们，他听到一个传闻，说霍斯马上就要调往柏林。我必须尽快行动——是的，我应该说，勾引霍斯。尽管一想到这点就让我恶心，希望我能用我的心而不是用肉体去勾引他，希望我能用别的东西使他相信我，而不是用我的身体。好了，斯汀戈，我要证明卓娅·玛利亚·别冈斯卡·泽维斯托乌斯卡，一个动物，奴隶，波兰渣滓，或诸如此类的一切吧，仍像霍斯一样是一个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在这里受到虐待和不公平的关押。这就行了！
　　“终于，霍斯又回到了楼上。我能听见那双皮靴踩着楼梯的声音和《啤酒桶波尔卡》。我下了决心，站到窗户边，尽可能做出一副性感的样子。请原谅，斯汀戈，但你该明白我的意思——看上去我很想和谁上床，看上去好像我想被要求和谁上床。但是，唉，我的眼睛！上帝啊，我的两眼全红了，我知道是因为刚才的哭泣，而且我仍在哭。我担心这会毁了我的计划。但我终于能够忍住哭泣，用手背拭去眼泪。我又一次想起刚才听海顿时看到的树林美景。但是风向突然一变，知道吗，我看到从比克瑙飘来的烟尘铺天盖地地扑向田野和树林。这时，霍斯走了进来。”
　　幸运的苏菲，了不起的计划！这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想出来的。不过，就集中营的生活而言，在她到达后的六个月里，她不仅身体状况良好，而且免受饥饿之苦。但这并不意味着供应充足。每当回忆起那段日子（她几乎不谈任何细节，所以我从她那儿从未得到过像纪录片似的有关那段地狱生活的直接感受；然而，她显然看到了地狱，并感受了它，呼吸了它），她总是暗示她吃得还算不错，但那仅仅是与那些每日忍饥挨饿的普通犹太囚犯相比而言。她有少量的配给。在霍斯的地下室度过的十多天里，她吃的是霍斯家饭桌上的残汤剩羹，有吃剩下的鸡，但大多时候是蔬菜和一些肉骨头——这些东西使她得以保持不错的健康状况。她总是能侥幸地挣扎在生存线上，但这仅仅是因为她很幸运。在所有的奴隶社会，很快会形成一种社会等级结构，弱肉强食的秩序，特权的模式；由于好运气，苏菲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小群特权阶层中。
　　这个阶层由从奥斯威辛成千上万的犯人中选出的几百人组成，他们通过钻营或仅仅凭运气，使党卫军认为他们是必不可少或相对重要的人物（对关押在奥斯威辛的犯人来说，“必不可少”的严格意义不过是“尚可利用”）。这意味着暂时的或甚至是长期的生存，不会像集中营的大批犯人那样，因为多余和可以替代，面前只有惟一的出路：做苦力直到精疲力竭，衰竭而死。这群人（其中包括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相当有才华的裁缝，他们负责把从走向毁灭的犹太人身上扒下来的好布料做成精美服装；还有熟练的工匠和能干的园丁，具有某种特殊才能的技师和工程师，以及极少数像苏菲这样有非凡语言天赋和秘书才能的人）全都躲过了大灭绝，只因他们具有某种实用才能。除此之外，他们毫无价值，和集中营里的任何东西完全一样。因此，直到命运猛地把他们吹散——几乎天天都有这样的威胁，这些人至少不会马上遭受被灭绝的痛苦，这是其他人的命运。
　　如果查实一下奥斯威辛总的情况，尤其是苏菲1943年四月上旬到达那里后的情形，也许有助于弄清苏菲和霍斯之间发生的事。我强调这个时间是因为它很重要。1943年四月的第一个星期，集中营因一道命令而产生了质变。命令是希姆莱下达给霍斯的。自“最后解决”从恶魔般的丰富大脑孵化出来以后，这是纳粹颁布的最重大的命令之一，即：最近在比克瑙修建的毒气室和焚尸炉将只用于犹太人的最后灭绝。这条命令取代了以前那条“毒气室适用于在健康和年龄上符合与犹太人相同的‘选择原则’的非犹太人（大部分是波兰人、俄国人和其他斯拉夫人）”。这条新的命令绝非出于对斯拉夫人及其他“雅利安”非犹太人的仁慈心，而是更多地考虑到技术和后勤的限制条件，源于一种彻底消灭的决心——它从希特勒的脑袋传出，经希姆莱、爱希曼的大脑在党卫军指挥层的每一个大脑里蔓延——最后便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直至将欧洲所有犹太人铲除干净。这条新命令实际上是一次行动的准备工作：比克瑙的设施尽管十分庞大，仍然在空间与热能问题上受到限制，所以在集体屠杀的名单中，犹太人占有绝对的优先地位。除了极少数人（如吉普赛人）外，比克瑙几乎是他们的天下。仅就数量而言，“一想到他们就让我夜里牙痛。”霍斯写道。他想说的是磨牙。尽管想象力已是一片空白，他仍然想出了一两个拙劣的形容词。
　　在这关口，奥斯威辛显示出双重作用。它既可以作为大型屠宰场，也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奴隶工场。当然，这是一种新型的奴隶制——可以持续不停地消耗和补充。这一点常被人们忽略。“大多数描写集中营的文学作品都强调其死亡地这一点，”理查德·卢本斯坦在他那本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的狡黠》中这样写道，“遗憾的是，很少有伦理学家或宗教思想者对这一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事实，即‘集中营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形态’给予足够的重视。”阿伦特——这位美国宗教学教授在他那卓有见识的小册子《“集体屠杀”和美国人的未来》里，论证了人类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对历史的令人心寒的野心和企图。没有人能对权力的复杂性做出公正评判，或考虑道德和它努力想要传达的宗教的反响；那令人恐怖的精致的尸解和人类自己尚不能确定的对明天的思虑，使得它毫无疑地成为解读纳粹时代的一本必备手册。卢本斯坦进一步论证了阿伦特的理论，认为被纳粹推动的人类社会的新形态以一种最简单却最绝对的人类消亡这一血腥的新思想作为基点，直接从奴隶制度进化而来，是一个经过训练“完全支配的社会”。不过，在奥斯威辛，这种新形态通过一种富有创意的手段将施行暴虐推至极点；老式的庄园奴隶制却恰恰相反，即使在最野蛮的时期也呈现出一派祥和景象。
　　在基督教义的束缚下，西方世界传统的奴隶主们无法采取与“最后解决”相似的任何措施来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人们不能枪杀已丧失劳动力的奴隶，只能忍痛等他年老退休，在家中安度晚年直到平静死去。（当然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有很多证据表明，在十八世纪中叶的西印度群岛，欧洲奴隶主们对奴隶的死丝毫不感到内疚。不过，前面那种情况占绝对优势。）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到来，仅余的怜悯被一扫而光。正像卢本斯坦所指出的那样，纳粹是第一个完全废除有关生命本质的人道主义情感的奴隶主。他们率先将人类变成了完全遵从自己意愿的机器，即使后者知道自己已躺在坟墓中等待死亡。
　　那些到达奥斯威辛的人，如果通过了区别“选择”和其他的详细检查，还能指望苟延残喘活上一段时间：三个月。苏菲在刚到的一两天后知道了这一点。当时她和她的同胞被圈成一堆——大部分是各种年龄的波兰妇女，脏兮兮乱糟糟，像被拔光了毛的家禽似的挤满仓前空场，衣衫褴褛，刚被剃光的头皮白晃晃的——她那受伤模糊的意识里漏进了一些话——一个党卫军小队长弗里希口齿清晰地宣讲着这座伤心之城的设计，使那些刚到这里的人一下子感到彻骨寒冷。“我还记得他说的每一个字，”苏菲对我说，“他说，‘你们来到了集中营，不是疗养院。这里惟一的出口——就是这个烟卤。’他说，‘有谁不喜欢这样的，可以试试把自己吊在铁丝网上。如果是犹太人，最多可以活两个星期。’然后他接着说：”有修女吗？像牧师、教士什么的，你们有一个月时间；其余的，三个月。‘“
　　对这种让人“活死”的事，纳粹已老于此道，因为有少数人从一开始便死去了。从第一天起，他们便在计算死亡之期中度日，谁都知道活着时经受的劳役之苦，以及疾病、饥饿等，不过是为了通往死亡之路。卢本斯坦总结道：“因此，相比仅仅作为大型屠宰场的作用来说，集中营对人类未来所形成的恐惧、威胁是永远的。一个杀人中心只会制造死尸，而一个完全统治的社会则创造出一个活死人的世界。”
　　或者用苏菲的话来形容，“大多数刚到那儿的人，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就会为毒气而祈祷。”
　　犯人一到奥斯威辛便会被搜身，所以很少有人能保留自己原来的财产。但由于场面混乱，时而有蒙混过关的情形出现，如果幸运的话，间或有人可以留下少量的珠宝和衣物。苏菲乘一个党卫队卫兵不注意时，利用自己的机敏留下了一双虽已破烂但还能穿的皮靴。这是她在克拉科夫的最后日子里侥幸保留下来的。其中一只的袜垫里有一条裂缝，那天她站在霍斯那间斜顶阁楼等司令官时，那裂缝中便装着一本污迹斑斑但字迹清晰的小册子，十二页，四千多字，封面的题词是：“波兰的犹太问题：国家社会主义有答案了吗？”苏菲一直在唠唠叨叨地向我讲述她是如何在宽松、富裕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这或许是她最没设防的地方（同时也包括她奇怪的谎言）。她不仅欺骗了我，我肯定她也骗了内森，但只有一件事她无法隐瞒下去。为了证实她与司令官的交往，我才知道了这件事。那本小册子的作者是她的父亲，滋毕哥尼·别冈斯基教授，克拉科夫雅基罗尼大学杰出的法学教授，卡罗瓦、布加勒斯特、海德堡和莱比锡等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
　　她向我承认说，对她来说，讲出这些是很不容易的。她咬紧嘴唇，手指神经质地抚弄着那张苍白的脸庞。要揭破自己的谎言相当难，尤其是她已巧妙地塑造了一个完美、正直、正派的父亲形象，一位对即将来临的恐怖愁眉不展的极好的一家之长，一个在俄国残酷的迫害运动中勇敢地营救过犹太人而被罩上人道主义光环的自由主义者；而现在，她却必须揭露他的真相。当她对我说这些时，神思恍惚，声音异常激动。她撒谎了！她不得不承认她讲的有关父亲的事都是弥天大谎，以致她讲的其他事情的可信度也受到怀疑。但有一点，她编造的这个可怜的谎言不过是一道屏障，一道隔在她所喜欢、关心的人（比如我）与那令人窒息的罪孽感之间的毫无希望的脆弱的防线。她问我，当我明白事情的真相和她编造的谎话之后，还能原谅她吗？我拍拍她的手说，我会的。
　　她继续往下说，除非了解她父亲的真实故事，否则无法理解她与鲁道夫·霍斯的这件事。以前她并未在所有问题上向我撒谎。她坚持说，在描绘那田园诗般的孩提时代时她并未说谎：包括她住过的那栋房子，宁静祥和的克拉科夫——两次大战期间的一个温暖安全之所，以及由母亲——一个开朗、可爱的妇女营造的甜蜜温馨的家庭气氛。仅仅从继承了母亲对音乐的热爱这一点上，苏菲对母亲的记忆便饱含感情。想象一下二三十年代西方世界中任何一个大学教授悠闲自得的家庭生活吧——仪式般的茶会，晚间的音乐会，夏日到乡间出游，和学生共进午餐，年中去意大利休假，到柏林和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度年假——苏菲那时的家庭生活，文明氛围，安宁甚至快乐的生活场景如现眼前。但这幅美景背后却一直悬着一层令人窒息驱之不散的阴云，玷染了她的童年及青春。这便是因为她的父亲——一个对全家人严加管制的暴君的存在。尤其是对苏菲的支配相当固执，毫不变通，却又精明微妙，不露痕迹。直到苏菲长大成人后，才意识到他的一切令她厌恶至极。
　　生活中常会出现这种情形：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埋藏已久的感情——无论是被压抑的仇恨还是疯狂的爱——突然清晰地浮上意识的表层时，可能会导致身心巨变，令人刻骨铭心，永难忘怀。苏菲说，她绝不会忘记那一时刻——对父亲的憎恨浮上心头，把她卷入一种灼人的热浪。她不能说话，几乎窒息而亡。
　　她的父亲高大、健壮，常穿一件齐膝长的礼服大衣，里面衬着一件大翻领衬衫和宽幅领带。衣着是老式的，但在那时的波兰不显得怪异。他的脸属于典型的波兰型：高而宽的颧骨，蓝眼睛，厚嘴唇，宽大的鼻子往上翘着，头戴一顶可爱的紧扣在头上的小帽。他蓄着两道络腮胡，一头漂亮的浅色头发平整地向后倒伏。两颗银假牙对这付好形象有一点损坏，但只有他大张着嘴时才会如此。他是一个公认的花花公子，举止荒唐得有些过分，但在学术界的较高声望使他免受奚落。尽管他持极端观点，在右翼分子中也显得过于保守，但仍广受尊敬。他不仅是一位法律教师，还是一位时常出庭的开业律师。在国际专利法领域——主要涉及德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他建立起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他所获得的丰厚报酬也以一种完全合法的方式，使他过上了比他的同事们更富裕的家庭生活——俭约中的优雅生活。这位教授还是一位正式的天主教徒，虽然并不狂热。
　　苏菲以前告诉我的有关她父亲的青年时代和受教育状况显然都是真实的：早年在维也纳，弗朗兹·约瑟夫点燃了他亲日耳曼的激情，他认为欧洲应由泛德意志精神和理查德·瓦格纳精神来拯救。这是一种纯洁而忠贞不渝的爱，足以与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憎恨相匹敌。贫穷落后的波兰（苏菲常听他这样说）如何才能摆脱机械的一朝接一朝屈从于外来统治者、此时仍处于共产主义反基督主义者控制之下的历史——尤其是被粗俗野蛮的俄国人统治——找到拯救之路呢？除了将神话般的光荣传统和二十世纪的高科技技术有效融为一体的德国，谁能创造将音乐和新型高速公路融合起来的崭新和优雅的波兰文化？对散漫而无组织的波兰而言，还有什么比实用而又具有令人激动的美学色彩的国家社会主义更好的民族主义呢？
　　这位教授既不是自由主义者，更不是社会主义者——苏菲刚开始时就是这样对我说的。他是一个叫国家民主党的反动政治小团体的积极发起者，这个组织的信念之一便是反犹太主义。在二十年代初期，这种思想在大学校园里影响至深，人们狂热地对国际共产主义与犹太人等而视之，对犹太人的身份和签证详加盘查，对犹太学生实行暴力。作为党内温和派的成员，别冈斯基教授显示出他非凡的才能，在三十岁时便出了名。他写了一篇抨击这些暴行的文章，发表在华沙一家主要的政治性刊物上。很多年后，这一点仍让苏菲觉得不解。她无意中读到这篇文章时，心想他是否受到了激进的乌托邦人道主义的刺激。当然她完全错了——就像她声明她父亲仇视马谢尔·毕苏斯基的暴政一样完全错了；或者说她被迷惑了（这是她对我说的又一个谎言，她为此深感愧疚）。她父亲曾一度激进，在二十八九岁时曾希望波兰能实行集权主义。他确实憎恨马谢尔，但她后来得知，他恨的是这位独裁者出尔反尔的矛盾行为和他颁布的一道又一道对犹太人实行保护的敕令。这位教授因此深感痛苦。1935年，毕苏斯基死后，对犹太人权利的保护法律失效，波兰犹太人又一次面临恐怖威胁。别冈斯基教授又一次磨拳擦掌。不过他变得沉稳老练，加入了一个重新复活的法西斯组织——国家激进党，该组织在波兰大学的学生中开始取得领导地位，教授（现在他开始发号施令了）告诫大家要节制，像以前那样在学校或街上不要动用武力。这种现象已开始出现。但他对暴力的反对与其说是基于思想认识，不如说是出于一种邪恶的策略。在这篇文章最明显的地方，完全可以看出一种思想紧紧缠绕着他！他开始从各个行业——首先是学术机构中——对全面清除犹太人的必要性做系统的哲学探讨。
　　针对这个问题，他开始奋笔疾书，在波兰和德国不停地写，然后向波兰一些著名的政治和法律期刊，以及波恩、曼海姆、慕尼黑和德累斯顿等德国的文化中心城市的期刊大量投稿，其中一个主题便是“多余的犹太人”。他详细地论述了“人口转移”和流放等问题。他是波兰政府派往马达加斯加探查解决犹太人迁居问题的考察小组成员之一。（他给苏菲带回一付非洲面具，让她想起他那晒得漆黑的皮肤。）虽然他仍坚持不用暴力，但开始出现动摇，并坚持认为应果断采取解决该问题的迅速有效的具体方法。教授的生活中已赋有某种疯狂的色彩。他成为种族隔离运动的领导人物，并首创用“犹太凳”固定犹太学生的做法。他是经济危机敏锐的分析家，他在华沙作暴力煽动演讲。他狂怒地说，在经济萧条时期，那些异己分子犹太人有什么权利与老实巴交的波兰人竞争，像洪水一般从各地涌进城市？1938年末，他的激情达到高潮。他开始创作他的杰作，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本小册子，他在里面第一次尝试性地提出——小心翼翼地，用旁敲侧击和闪烁其辞之法——他的观点：“彻底消除”，不无含糊、犹豫，但清晰无误。不用暴行，彻底消除。在这期间，苏菲有几年的时间为父亲服务，仆人似的做一些辅助性的秘书工作，记录他的口述。她顺从地工作着，像所有教养有素的波兰女孩子那样对父亲绝对服从。她耐心地默默地做着，一直到1938年冬天，才将他的手稿《波兰犹太问题：国家社会主义有答案了吗？》整理打印完毕。她明白了，或许我应该说，她开始明白她父亲在干什么。
　　尽管我在苏菲讲述这些事情时对一些细节纠缠不休，不停地问这问那，仍然不能得到她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完整印象，不过有些事情已相当清楚了。她为父亲的服务是完全彻底的，绝对地效忠。对此她没有任何异议。从小到大，对父亲的尊敬就是天经地义之事。这已溶入她的血液，与她的波兰天主教的信仰融为一体。她从未有过什么不满。事实上她承认说，她甚至很乐于这种奴仆式的服从。她每天说着：“好的，爸爸。”“不，谢谢，爸爸。”她必须时时小心，随时表现出内心的尊敬，与母亲一起仪式般地侍候着父亲。她还承认说，她可能是一个受虐狂。毕竟，即使在她最痛苦的回忆中，她也不得不承认他实际上对她们俩并不是真的残忍；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并且，尽管有时很冷漠、威严，偶尔还是会赐给她们一点点奖赏。为了保持幸福快乐的家庭气氛，这个暴君不可能表现得完全不宽容。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才缓和了家庭气氛，使苏菲得以完成法语学习（他认为它是一门衰颓的语言），使她的母亲能尽情欣赏除瓦格纳之外的福赫和史卡拉第之类一名不闻的作曲家的作品，使苏菲毫无怨言地度过这段绝对服从的婚前生活。此外，作为一个在全校教师中虽有争议但仍然杰出的人物的女儿（有许多但不是全体同事对教授极端的种族集团观念表示反感），苏菲只模糊注意到父亲的政治信仰和狂热。他将这些与他的家庭隔绝，不过它仍然相当明显，以致苏菲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不能忘记他对犹太人的痛恨。但在波兰有一个反犹太的家长几乎不算什么史无前例的事。就她个人而言，整日忙于读书，上教堂，与朋友聚会，了解一些时事，看电影（大部分是美国电影），和母亲一起练琴，甚至谈一两段天真的调情恋爱。对于犹太人——这些居住在克拉科夫犹太人居住区的幽灵般的人们，她漠不关心。苏菲坚持这一点，我仍然相信她。他们与她毫无关系——至少在成为父亲的秘书，并开始了解他那火一般的狂热的深度与广度之前。
　　她刚满十六岁，教授就逼着她学打字和速记。他可能早就想好了要使用她，也许他提前开始需要她的服务了。她是他女儿，这一事实无疑增加了方便与信任的程度。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她都在周末帮他用打字机打出他那些有关专利事宜的双语信件（有时使用英国产的口述录音机，但她讨厌那玩意，他的声音变得怪里怪气的），直到1938年十二月前，他从未要求她整理他的那些论文；这些东西由他在大学里的助教负责处理。因此，当她被拉到这个位置上，用德国速记法记下，然后再用打字机分别打印出波兰文和德文的文章时，她才明白他那充满仇恨的哲学观点。当时，他的激情正像冉冉升起的太阳趋于高潮，她仍记得他不时用充满激动的腔调，庄严响亮地表达着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嘴里衔着一支雪茄，在那间昏暗的烟雾蒙蒙的书房里来回踱步，她则顺从而迅速地用准确流畅的德文将逻辑严密的观点速记下来。
　　他的文风独特，富有说明力，时而闪现出讽刺的火花。一种融讽刺幽默为一体的辛辣文笔加上极具表现力的德语，使别冈斯基博士在德国埃尔富特的奥林匹亚中心做反犹宣传时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在布鲁克林的那个夏天，我有一次敦促苏菲看门肯的一本著作，此人当时和现在都是我热爱的作家之一。在我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便是她认为门肯辛辣尖刻的文风使她想起父亲那独特而迷人的风格。）她仔细地记录着，而他像匹脱缰的马一样急促而热烈地口述着。她打完它们从打字机上取下之后开始快速阅读，在充满历史暗示、辨证假设、宗教规则、法律先例、人类学定理等等在内的火热的大锅中，看到了那个有不祥之兆的词。它重复了好几遍，让她着实吓了一跳并大受打击。在别冈斯基教授的饭桌上，她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种巧妙的攻击和圆滑而富有说服力的论调，一如他的其他文章。但令她震惊的是这个字有了发展，他几次要求她把“彻底消除”改为“灭绝”。
　　灭绝。如此简单、明确。既使它像香料一样巧妙地混在教授那妙趣横生和旁征博引的丰富资料中，这个字的意思和全部力量仍像整篇文章的实质一样令人恐惧。她不得不把它从脑子里铲除出去。在那个寒冷冬天的每一个周末，她都为父亲冗长的檄文工作着。她觉得自己害怕引起父亲的狂怒，所以小心翼翼地不弄错任何一个元音。“灭绝”的真正含义一直横亘在她心中。这种压抑的情绪一直持续到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周日。那天她拿着打印好的一卷手稿去见她的父亲和丈夫卡什莫尔。在贸易广场的咖啡店里，她才对他所说的和所写的，以及她在盲从中所干的事感到震惊。“灭绝。”她大声说道。她呆呆地想，他的意思是他们全都该死。
　　苏菲暗示说，如果人们认为她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仇恨，与发现父亲对犹太人的憎恨在时间上相吻合，而且这仇恨在认识到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犹太人的刽子手后有所增加，那么无疑会为她的形象增添一点光彩。但这两种认识的确是几乎同时出现的。苏菲告诉我（我相信，就像我常常相信她那样，是出于一种直觉），她已在感情上作好了准备：她不会再盲从于父亲；而且，即使教授对期待中的大屠杀只字未提，她也很可能以某种方式做出同样的反应。但她告诉我说，她不敢肯定自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此谈论的有关苏菲的主要真相，我认为足以证明她有着敏感的本性。许多年来，这种本性掩藏在对父亲畸形的充满仇恨的痛苦中未能暴露，而现在，她像一个被他的理论毒汁所淹没的生灵一样，本能地做出震惊和恐惧的反应。她把手稿紧紧抱在怀里，急急忙忙地穿过雨雾朦胧、灯光昏暗的街道，朝她的新发现走去。
　　“那天晚上，父亲在贸易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等我。我记得那天又冷又湿，天空飘着雨夹雪，感觉就要下雪了。我的丈夫卡兹克和父亲一起坐在桌边等我。我到得很晚，因为我整个下午都在打那篇东西，它比我想象的要长得多。我怕极了，怕父亲因我的迟到而发怒。所以我匆匆忙忙做完一切，我想你要说那是匆忙赶活。还有印刷商——他将印刷那本小册子的德文版和波兰文版——将在咖啡馆和我父亲碰面，取手稿。在他到来前，父亲打算在咖啡桌旁再修改一下手稿。他改德文稿，卡兹克检查波兰文稿。事情本该是这样的。可我到得太迟了。当我赶到那儿时，那印刷商已经和他们一起在那儿等我了。我父亲非常生气，尽管我一再道歉，我敢说他还是怒气难平。他一下子从我手里抢过手稿，命令我坐下。我坐在那儿，感觉胃一阵痉挛。我太怕他发怒了。真怪，斯汀戈，你是如何记住某些事情的细节的。我的意思是说，我父亲喝茶，卡兹克喝斯利沃维兹白兰地，那印刷商——那人我以前见过，叫罗曼·塞恩季维齐，是的，就像那位著名作家的名字——喝伏特加。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父亲喝的茶。你知道，我工作了一个下午，累得精疲力竭，此时我最想要的就是一杯茶，像父亲喝的那种，但我不能自己要，绝对不行！我记得我盯着茶壶和他的茶杯，一心盼望也有这样一杯热茶。如果我没有迟到的话，父亲肯定会赏我一杯茶的，可他现在对我相当生气，根本没提喝茶的事，所以我只好坐在那儿，看着自己的手指甲。这时，我父亲和卡兹克开始看手稿。
　　“整个过程持续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