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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的选择-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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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发现自己有了食欲，空空的肚子一阵痉挛。他把肉汤倒在她那只廉价的塑料碗中。她用肘支起身体，愉快地吃了起来，细细地品尝那胶冻状的肉汤，凉凉的，有水果馅饼的味道。最后她对他说：“谢谢，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当他在她身旁坐下时，她又感觉到他目光中的那股力量。他有好一阵子没有开口，尽管她信任他，可还是感到有些不安。终于他开口说道：“我敢拿一百美元来打赌，你患有严重的贫血症，可能缺叶酸或是B12，但最可能的是缺铁。宝贝儿，你最近吃得好吗？”
她告诉他，除了最近几周处于半绝食状态外，她在过去六个月的饮食一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但我有个问题，”她解释说，“我不能吃太多的动物脂肪。但别的还行。”
“这就是缺铁的原因。”内森说，“从你讲的情况看，你摄入的叶酸和B12足够了。人对这两种东西的需要只是一点点。然而铁却是十分麻烦的事。你一旦缺铁就很难补上。”他停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她脸上的焦虑神情（她为他的话感到困惑不解），赶紧冲她一笑：“这种病其实很容易对付，一旦你抓住了它。”
“抓住？”
“就是说如果你明白了病因所在，就很容易治愈。”
不知什么原因，她不好意思问他的名字，尽管她很想知道。当他坐在她身旁时，她偷偷瞅了他一眼。他的脸一看便知是犹太人——这绝不会错，脸上的线条均称，隆起的鼻子十分端正，眼睛闪闪发亮，充满智慧的眼神一会充满幽默，一会儿又迅速地回复到柔情。他的再次出现让她感觉好多了，眩晕、困倦、不适都一扫而尽。她躺在那儿，突然想起一件愉快的事。那天早些时候，她在《纽约时报》的电台节目表上发现WQXR音乐台将在下午播放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这令她很失望，这正是她上英文课的时间。这有点儿像她上次重新发现的莫扎特的《降E大调协奏曲》一样，但不同的是，她还清楚地记得从前——也就是在克拉科夫的音乐会上她听过这首乐曲，但现在在布鲁克林，因为她没有唱片，也因为她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所以这首撩拨着她的心灵的《田园交响曲》一直在逃避她，就像她在森林里追逐一只美丽的小鸟，刚把树叶拨开，它又飞走了。
现在她想，今天的意外事件让她因祸得福，她至少可以听听音乐了；对她来说，这似乎比那些有关医学的谈话更加重要。于是她说：“我打开收音机，你不介意吧？”他站起身来刚把它打开，费城管弦乐队的演奏便开始了。一开始是低沉的弦乐声，略微踌躇停顿后，一阵欢乐的乐声逐渐强烈起来，整个乐曲如痴如醉地赞美着繁花似锦的世界。一阵强烈的感受向她袭来，她觉得自己快要死去了。她闭上眼睛，一直紧紧地闭着，直到乐曲结束。当她再次睁开双眼时，泪水从脸庞上滑落下来。她有些窘迫，可毫无办法，也不能对那个撒马利人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他正俯身关切地看着她，用手指轻轻触摸着她的手背。
“你是因为这音乐太美丽而掉泪吗？”他说，“即使它从这小小的收音机中传出来？”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想哭，”隔了好一阵，她才重新恢复知觉，回答说，“也许是为我犯的错而哭。”
“犯错？你指什么？”他问。
她又沉默了一阵，然后接着说：“是关于听到这音乐的一种错觉。我以为我最后一次听这音乐是在克拉科夫，那时我还小。而现在我听它时，我发觉其实我后来在华沙也听到过。那时我们被禁止收听广播，可有天晚上，我从被禁止收听的电台里听到了来自伦敦的声音。现在我记起来了，那才是我最后一次听到的音乐，然后我就到……”她停了下来。她究竟为什么对一个陌生人说这些呢？这关他什么事？她从抽屉里拉出一张纸巾，把眼泪擦干。“我回答不好。”
“你说到……”他继续问，“到哪儿之前？你是说去那个他们对你干这个的地方？”他用眼睛示意着她手臂上的刺字。
“我不能谈那些，”她突然说道，但马上后悔起来，因为他的脸一下子红了，小声嘀咕着：“对不起，对不起！我真是个可恶的密探……我有时候简直就是一个傻瓜，一个傻瓜！”
“请别这样说，”她赶紧打断他，感到有些不安，“我不是这个意思……”她停了一下，搜肠刮肚地寻找一个合适的字眼，法语、德语、波兰语、俄语，但都无济于事，她只好用英语说道，“对不起！”
“我有个毛病，喜欢把这个大鼻子伸到与它无关的地方。”他说。她看见他脸上的红晕已经消退。接着他突然说：“哦，我得走了，我有一个约会。不过听着，我今晚能回来吗？别回答我！我晚上回来。”
她没法回答。她的腿就像不在自己身上（这是事实，并非夸大其辞，因为就在两小时前，他从图书馆里把她抱出来，然后上了一辆出租车）。她只好点点头，冲他微微一笑，那笑容直到他的脚步声消失在楼下仍未退去。后来的那段时间实在让她揪心。她一直等着盼着听到他的脚步声。这种兴奋令她吃惊。后来，大约七点左右，他回来了，又带回一大包食物，还有两打她见过的最迷人的黄玫瑰。她下了床四处走动，觉得差不多完全好了。可他仍要她别动：“好了，就让内森来吧。”这是她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内森。内森！内森，内森！
她告诉我，她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共进的第一餐。那是用韭菜烧小牛肝做成的晚餐，香味四溢，令人垂涎欲滴。“这些菜含铁丰富。”他大声说着，一边低头忙碌着，额头上渗出了汗珠。“没有什么比肝含的铁更丰富！还有这些韭菜，它们能改善你的音色。你知道吗，尼诺皇帝每天吃韭菜，以保护他那洪亮的嗓音，这样斯尼卡掏心裂肺地嚎叫时，他只须轻声低吟就行了！坐下，不用你忙活！”他命令道，“这是我的事儿。你要做的只是吃，吃铁！这便是我们为什么还要有一些波菜色拉。”她简直对内森的烹饪技术惊呆了。他一边精心调制，一边还不忘用科学的配方使食物富含营养。“洋葱炒牛肝是一种传统做法，但用韭菜、蜜饯来做的话，味道会很独特。这些韭菜很难买到，我是在一家意大利超市找到的。你太需要铁了，就像你那张可爱而苍白的脸上长着的鼻子那么明显，所以我又弄来了一些波菜。说到波菜，前不久有一项研究发现，波菜里含的草酸会抵销钙的摄入，而你同样也需要补钙。这太糟了。不过你仍然可以从中获得一些铁。还有窝苣……”
这顿饭相当不错，但主要是为健康着想，而那瓶葡萄酒便算这顿晚餐最宜人之物了。在克拉科夫的时候，苏菲可以说是喝着葡萄酒长大的。她父亲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所以他坚持（哪怕在蒙大拿这样缺少葡萄的贫瘠地区）让她妈妈在丰裕精美的维也纳式饮食中一定要配以奥地利和匈牙利平原出产的各种葡萄佳酿。但是战争毁了一切，夺去了生活的所有乐趣。从那以后，她再没有特意去喝过什么，即使置身于弗兰特布西近郊，当所有的选民们都在为蒙戈·戴维祝酒时，她对酒也没有产生任何意识。这该死的酒！内森带来的这瓶酒很不错，苏菲忍不住重新品味起“佳酿”的定义；即使她不了解法国酒的奥妙所在，内森也没有告诉她这是1937年酿制的马哥特城堡酒——那是战前最后一次葡萄丰收的产品，或告诉她这瓶酒花了十四美元（这价格惊得她目瞪口呆，差不多是她半周的薪水。她瞟了一眼标签，露出一丝怀疑的表情），倒酒的时候，首先浸入心脾的是酒香。内森喋喋不休地说着。但她只知道，酒香带给她的是无比的快感，一种甘美的、超然的暖流直向她袭来，传遍全身，证实了所有离奇古老的有关酒的医学效能的名言。她感觉轻飘飘的，晕晕乎乎。晚餐快结束时，她对她的恩人说：“你瞧，圣徒的美好生活一定是在天堂里要喝这样的美酒。”内森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透过玻璃杯里红色的残酒若有所思地看着她，露出一付略醉的快乐神情。“不要说……要喝酒……，只说……喝酒……。”他轻声纠正着她的语法，然后接着说，“请原谅，我是顽冥不化的令人讨厌的书呆子。”
后来他们一起把碗碟洗净，然后面对面坐在两张直靠背的椅子上。椅子很不舒服，但那时是房间里仅有的家具。突然，内森被苏菲床头上的一排书所吸引，那都是波兰版的海明威、沃尔夫、德莱塞和法内尔的作品。他说了些什么，使她觉得他对这些作家很熟悉；他用非常推崇的口吻说起德莱塞。他告诉她说，他在大学里曾一口气读完《美国悲剧》这部长篇巨著，差点看得眼珠都掉出来了；然后他眉飞色舞地谈起《嘉莉妹妹》。这本书她还没看过，他要她一定读一读，还向她保证说，这是德莱塞的代表作。他突然停了下来，眼睛瞪得大大的，很滑稽地盯着她。她被他的模样逗得大笑起来。他说：“你瞧，我还不知道你是谁，你是做什么的，波兰宝贝儿？”
她沉默了好一会才告诉他：“我为一个医生工作，每日半天。我做他的接待员。”
“医生？”他说，显得十分好奇，“什么样的医生？”
她意识到要说出那个词十分困难，但终于还是开口说：“他是一个……一个按摩医师。”
苏菲几乎可以看到，他听到这话时全身一震：“按摩医师？一个按摩医师！难怪你有这么多麻烦！”
她发现自己只能找出一个笨拙无力的借口。“他是个好心人……是那种你们叫做……”突然她改用依地语说，“一个好人。他的名字叫布莱克斯托克。”
“好人？好人？”他说，露出一付厌恶的神情，“像你这样的姑娘，却为一个骗子工作……”
“这是我能找到的惟一的工作。”她打断他的话，“我刚到这儿时，这是我能做的惟一的事儿！”她感觉自己有些气恼，而且无论是她说的话还是说话的口气都让内森有些后悔。他赶忙道歉说：“我明白。我不该那样说。这与我毫不相干。”
“我想要找个好一点的工作来着，可我没什么本事。”她平静地说道，“我很小就开始接受教育，但并没有完成学业。你瞧，我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曾希望当教师，成为一名音乐教师，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便成为这家诊所的接待员。这没什么不好，真的！尽管我也希望将来能干点更好的事情。”
“很抱歉我刚才那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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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着他，他还在为刚才说的话感到不安。这让她很感动。在她的记忆中，她还从未遇上能一下子吸引住她的人。内森身上有一股强烈的吸引力——他充满活力，沉静，有一种不自觉的权威神态；他善于模仿，大谈烹饪和医学，如此等等，都让苏菲觉得是对她的健康的关心的一种掩饰。而他那极易出现的窘态和笨拙的自责，在某些方面令她联想起小男孩。她希望他能再抚摸她一下，不过这念头一闪而过。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坐在那儿。外面街上一辆汽车开了过去，天开始下起小雨，远处教堂的钟声响了几下，洪亮的钟声打破了布鲁克林仲夏夜的宁静。曼哈顿上空传来隐约的雷声，天色暗了下来。苏菲拧亮了桌子上孤独的台灯。
或许是因为天使般的酒，或许是由于内森无拘无束地坐在那儿的沉静，苏菲感到一阵不安，赶快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下去。说着说着，她发现自己的英语越来越流畅，就像有了一个效果极佳的向导。这令她惊奇极了。“你瞧，我来这里时一无所有，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完整。你看这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新买的美国式的书籍和衣服，没有一件东西是从波兰带来的，没有一件是我小时候用过的东西。我甚至没有一张原来的照片。我觉得十分遗憾的是弄丢了一本相册。如果它还幸存的话，我可以给你看很多有趣的东西，比如说战前的克拉科夫是什么样子。我父亲是个大学教授，很有摄影天才——是个业余爱好者，但却很出色，眼光十分敏锐。他有一架十分昂贵的令人羡慕的尼康相机。我记得他拍的最好的一张照片就在那本相册里，是我和妈妈在钢琴旁的合影，我难过的是它被弄丢了。我那时大约十三岁，我们当时可能是在合奏一首练习曲。我记得我们看起来很快活——妈妈和我。不管怎么说，现在那张照片成了我回忆中的一个象征，代表着曾经拥有却永远失去的过去。”她停下来，心里默默地为自己流畅的表达而高兴。然后她抬眼看着内森：“你一定已经知道，我并不可怜我自己。世上还有比不能完成学业糟得多的事情。如果那就是我曾失去的一切，我应该很知足了。不过，如果能实现从事音乐的心愿就太好了，但我却失去了继续就学的机会。那时我已学习了七八年，以后还不知道能否再学下去。总之，这就是我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所以我不得不做现在这样的工作。”
过了一会儿，他重新开了口，用的是那种可以消除误会的直截了当的口吻。这让她重新高兴起来。“你不是犹太人，是吗？”
“是的。”她回答说，“你以为我是吗？”
“开始我是这样猜的。在布鲁克林大学看不到几个金发碧眼的异教徒。后来在出租车上从近处看你，我以为你是丹麦人，要不就是芬兰人或东斯堪的那维亚人。不过，唔——你长着一付斯拉夫人的脸庞。最后，我认定你是个波兰佬——请原谅，我想你有波兰血统。后来你提到华沙，我更加肯定了这点。你是个十分美丽的波兰姑娘。”
她笑了，感到脸上有些发烫：“谢谢您的赞美，先生。”
他继续说道：“不过，这一切多让人奇怪呀。一个可爱的波兰姑娘怎么会为一个叫什么布莱克斯托克的按摩师工作呢？你又是在哪儿学会依地语的？还有——妈的，你又得容忍我向你打听了，但你知道吗，我很为你担心，我必须了解这些事情！最后一个问题，你手臂上的刺纹是怎么回事儿？我明白你不愿说它，我也不愿问，但我想你应该告诉我。”
苏菲把头靠在那张吱嘎直响的粉红色椅背上，心里充满绝望。她想，也许她明确、耐心、粗略地解释一下，就可以结束这话题；如果幸运的话，还能满足他的好奇心。虽然她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令人伤心的错综复杂的事情，但像她这样严密地保守这些已众所周知的秘密还是有些过分和令人生疑的。在美国，尽管能看到很多公开发表的书籍、照片和新闻纪录片之类的东西，但人们并不真正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布肯沃德，贝尔申，达考，奥斯威辛等等，一些空洞的无法理解的词。她很少向他人提起这些事的另一个原因，是伤痛本身。她不愿重新撕开旧日的伤疤。她知道在说这些事之前，她都会感到身体上一阵痛楚，就像撕开即将愈合的伤疤或用尚未痊愈的断腿跳跃一样。然而，内森只是想帮助她；她明白自己需要这样的帮助——确实太需要了。她应该把自己的经历简要地告诉他。
于是，她开始用一种平静的不含任何感情的平淡声调开始述说：“那是1943年四月，我被送往波兰南部一个叫奥斯威茨——比克瑙的集中营。那地方靠近奥斯威辛城。在此之前我住在华沙。我在那儿住了三年，是1940年初，也就是我离开克拉科夫后去那儿的。三年的日子很漫长，但离战争结束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因为犯下一个严重的……过失……——请原谅，我该说错误，我是能够安然度过那两年的。这个错误实在太愚蠢了，一想到它我就会恨我自己。我一直小心翼翼，你瞧，我都有些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我是说，一直到那时，我都没事儿。我不是犹太人，没住在犹太区，所以不用担心会被抓走。还有，我也不为地下组织工作。这对我来说太危险了，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我不想谈这些。好了，不管怎么说，我没从事地下工作，所以不必担心会被捕。我被抓的原因你可能会认为十分荒唐。我是因为把肉偷偷带进华沙而被捕的。我从城外的一个朋友那儿弄到一块肉。那时我们严重缺少肉食，所有的肉类只能送到德军军营，但我还是冒着危险去弄了一大块，想给妈妈补一补身体，让她能快点好起来。我妈妈那时病得很重，得了……你们是怎么说的？”
“肺结核。”内森说。
“对。几年前，她在克拉科夫时就得了这病，但当时治好了。后来到华沙后又复发了。你知道，那里冬天很冷，没有供暖，没有吃的，所有的东西都让德军拿走了。她病得很严重，人人都以为她马上就要死了。我没和她住在一起，她住在附近。我想如果我能找点肉食的话，或许能改善一下她的身体状况。于是在一个星期天，我到一个村庄去买了一块火腿。这是禁品。我回到城里时，两个盖世太保拦住了我，他们发现了火腿，于是拘捕了我，把我关进盖世太保在华沙的监狱。他们禁止我再回到我的住所，从此我再没见到过母亲。后来我听说她在几个月后便去世了。”
他们坐的地方变得又闷又潮。苏菲还在讲着，内森起身把窗户打开，一股微风吹进窗来，把那束黄玫瑰吹得轻轻摇晃。这时传来哗哗的雨声，小雨已变成倾盆大雨。突然一道闪电，照亮了公园草坪的那条小路，好像要将那些橡树和梧桐撕碎似的，与此同时响起一声炸雷。内森站在窗户边，望着窗外的大雨，背着双手。“说下去，”他说，“我在听。”
“我在监狱里被关了很多天，后来又被押上火车转移到奥斯威辛。在路上花了两天一夜的时间，而在平时只须六七个小时就能到达。奥斯威辛有两所独立的集中营，一所就叫奥斯威辛，另一所相隔几公里远，叫比克瑙。这两所集中营是不同的，你得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因为奥斯威辛是用来关押苦役犯的，而比克瑙却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消灭。下火车后，我没被送到……到……比克瑙，而是……”苏菲十分懊恼地感到她那冰凉的面颊开始抽痉，她的声音在发抖，说话变得结结巴巴，但她很快控制住了自己。“我没被送到比克瑙的毒气室，而是去了奥斯威辛，去做苦役，因为我还年轻力壮。我在奥斯威辛呆了二十个月。我去那儿的时候，各种要处死的人都被送到比克瑙，但不久之后，就只有犹太人被送到那地方了。那里死的犹太人太多了。离那儿不远，还有一所集中营，那是一座巨大的工厂，德国人在里面生产人造合成塑料，就是橡胶。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犯人也到那儿去干活，但主要是帮着处理在比克瑙被毒死的犹太人。所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犯人大都是德国人所说的雅利安人，他们主要维护修理比克瑙的焚尸炉，也就是帮着杀犹太人。但你要明白，等他们的健康一去不复返，精疲力竭，成了废人之后，他们也将被处死，要么被枪毙，要么被送进比克瑙的毒气室。”
苏菲并没有说很久，但她的语言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法语。除了疾病导致的疲倦外，她还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深深困倦——不管什么吧，这使得她的叙述比她预想的还要简短。她说：“只有我，没死。可能是我比别人运气好吧。有一阵子，我比许多囚犯的处境都好得多，因为我懂德语、俄语，特别擅长德语，这给了我一些优势。所以，那一阵 我吃得还马虎，穿得也比别人好一些，身体健康也不错，身上还有劲。正是这体力让我幸存下来。但这种情形未能持续很久。是的，到最后，我也和所有人一样挨饿，然后因挨饿而得了——我想英语该叫做坏血症，后来又得了斑疹伤寒和肺结核，或许还有猩红热。我在前面说过，我在那儿呆了二十个月，却幸存下来了。如果在那儿呆上二十个月零一天，我想我一定会死掉的！”她停顿了一下，“现在你说我贫血，我想你是对的，因为从那儿获救后，有一位医生——一个红十字会人员，他让我当心，因为我很可能会贫血。”她意识到自己已精疲力竭，声音越来越小，“可是我忘了这个忠告。我身上的毛病太多了，我已经忘了这件事儿。”
有很长时间他们就这样坐着，倾听着窗外的阵阵风声和哗哗的雨声。被雨水冲刷过的空气从窗户涌进来，凉凉的，夹杂着被雨水浸过的泥土的芳香。风渐渐平息下来，雷声也朝东边的长岛方向移动，不久外面漆黑的夜色中便只断断续续地有一些响动，一阵微风，或是远处淋湿的树叶的低语。“你该睡一会儿了，”他说，“我走了。”但她后来想起他并没有走，至少当时没有。收音机里还播放着《费加罗的婚礼》的最后一章，他们一起静静地听着。当时苏菲躺在床上，把身体舒展开来，内森则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他们头顶的那盏灯扑满夏日的飞蛾，在不停地扑闪着翅膀。她闭上眼睛渐渐睡去，似睡非睡间做着一些稀奇古怪但并不可怕的梦。那梦与欢快的乐曲、芬芳的青草和雨声交织在一起。她感到他的手指尖像飞蛾一般从她的面颊上轻柔地滑过，但只有那么一两秒钟的时间，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睡着了。
可是现在有必要指出，苏菲对过去经历的叙述并不十分坦白，尽管她本来就只想讲一个大概。我后来才明白这一点。她向我承认说，她对内森讲这些事时删去了许多重要的细节。她并非有意要撒谎（比如说她把早年在克拉科夫时发生的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了我），也没有捏造或歪曲任何重要的情节；那天晚上她对内森所说的话很容易得到证实。当然，她对奥斯威辛、比克瑙的描述十分简单，但基本上是准确的，对她本人的病状既未夸大也未低估。而她对其他方面的描述，如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病、母亲的去世，她偷带肉食的后果，被德国人逮捕，然后很快被转运到奥斯威辛等等，更没有怀疑的理由。那么，她为何会还漏掉某些情节以及一些细节呢，这不正是人们期待她讲述的吗？当然，那晚她疲倦、沮丧之极；而从长远来看，也许这里面还有些较复杂的原因。现在我才明白，她在重新审视她的过去时有着一种强烈的犯罪感。我也渐渐明白了，她是在一种自我憎恶的情绪中过滤过去那段历史的。显然，在有过这种痛苦经历的人身上，这种现象并不罕见。西蒙·威尔对这种痛苦作过这样的阐述：“折磨轻蔑地践踏着人们的灵魂，自我鄙视、憎恶乃至仇视和犯罪感便理所当然地产生了，而实际上情况又并非如此。”也许苏菲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情感，才对某些事情保持缄默，与这种强烈的负罪感相伴而生的是沉默寡言。苏菲对她的地狱之旅总是秘而不宣。如果这就是她所希望的话，那么，上帝知道，它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应该承认，虽然这些事情随着时间的演进肯定会逐渐清晰，但苏菲对我透露的事情是她永远也不愿意告诉内森的。这个原因我不太清楚，或许是她对内森太痴迷，太狂热。常常是这样，一个人对自己的过去保持缄默，以免触动那痛苦的伤疤。同时，她又不得不把过去发生的某些事情倾述出来；我想她正在不自觉地寻找一个人来听她的忏悔。而我，斯汀戈，正好可以补这个缺。回想起来，我敢肯定，如果她对这些事情继续保密的话，将对她的精神造成极大的痛苦；当这个夏天快过完时更是这样。她和内森之间的关系已变得十分糟糕。她十分脆弱，迫不及待地要把尘封已久的心事高声宣泄出来，而我像一条不知疲倦的忠诚于主人的狼犬一样，随时在她身边竖着耳朵。同时，我也开始明白她所经历的那些噩梦中最残酷的部分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理喻，以致像我这样轻信的人都有些怀疑，而在内森那儿是绝对得不到理解的。他要么不相信，要么认为她疯了，甚至有可能杀了她。比如说，她怎会有勇气对内森讲她与鲁道夫·弗兰兹·霍斯，党卫军支队长，奥斯威辛集中营司令官之间的那段插曲呢？
让我们回到内森与苏菲初次认识的那个晚上以及以后几个月内发生的事情之前，先来看看霍斯这个人吧。他将在我们以后的故事里出现。但此时讨论一下这个反面人物，或许对了解这个畸形人物的背景有一些帮助。苏菲告诉我，她早已把他从记忆里抹去。但是最近，也就是我搬到粉红色宫殿前不久，他又在她的意识里突然出现。这事同样奇妙地发生在布鲁克林大街下的地铁中，她当时正在翻阅一本几星期前出的《了望》杂志，突然发现其中一页上赫然印着霍斯的照片。她吓得怪叫一声，把旁边坐着的一个妇女吓得一哆嗦。霍斯正被执行死刑。他表情木然，手被绑着，憔悴的脸上胡茬很深，身上穿着松松垮垮的囚服。这位前司令官显然即将奔赴死亡之旅。他脖子上套着绞索，那绳子悬挂在金属做的光秃秃的绞架上，绞架四周围着一群行刑的波兰士兵，他们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苏菲盯着那张照片，那张如同僵尸的脸。她的眼睛酸痛起来。这时她才发现那背景，虽然模糊不清但却对她再熟悉不过了：那是奥斯威辛。她扔下杂志，在下一站下了车，整个记忆被这一切搅醒。她漫无目的地在洒满阳光的大街上走着，在博物馆和植物园转悠了大半天才回到布莱克斯托克医生的诊所。医生看见她当时的模样时问了一句：“你撞见鬼了吗？”但仅过了一两天，她便把这事忘了。
当时，苏菲以及整个世界并不知道，早在被审判及处决前的几个月里，鲁道夫·霍斯已经写下一篇自白，里面详细地披露一个狂热的极权主义者的灵魂。好几年后，这篇东西被翻译成英文（康斯坦丁·菲茨基博恩的精彩译作），现在被收入一套名为《党卫军眼中的奥斯威辛》的丛书，由建立在集中营原址上的波兰国家博物馆出版。它对霍斯灵魂的剖析，对那些渴望了解罪恶本质的人们相当有用。当然，这也是一本应被广泛阅读的书，如全世界的心理学教授们，传播福音的牧师们，犹太法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政治家，外交官，性解放拥护者们，律师，法官，犯罪教育学家，喜剧演员，电影导演，旅行家……总之，任何致力于影响他人意识的人——还包括我们可爱的孩子们，这些八年级的早期美国领导者们都应该好好读一读这篇自白，把它与《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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