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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隋帝国风云-第1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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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恭仁面露难色。他是吏部侍郎,中枢大员;崔逊是监察御史,纠察之权尤重。罗艺却当着他们的面打李景的脸,公开暴露卫府内部的激烈冲突,你能说他是骄恣跋扈,目无法纪?肯定不是,这里面肯定有名堂。如今东征在即,各路大军正在向辽东集结,这时候卫府内部出问题,对军心士气的影响可想而知,假如奏报行宫,必会惹出更大的麻烦,但武川系和陇右本土系都是得罪不起的大势力,所以杨恭仁和崔逊只能“闭上眼睛”,佯装不知。

“大将军,东征为重。”杨恭仁伸手握住李景的手臂,低声叹道,“大将军可知,关中叛乱迭起,甚至有个叫李弘的贼人不知死活,竟然自称天子。”

李景微微皱眉,顿时关注起来。此事行宫已经下令严加保密,尤其对东征将士,更不能透漏丝毫消息,以免动摇军心,是以李景现在还一无所知,对杨恭仁的话将信将疑。有人在关中造反,还自称天子?这怎么可能?但假如消息是真的,而皇帝和中枢还坚持要东征,对关中危局置之不理,那意味着什么?无疑,意味着以关中本土贵族为主的保守势力与以皇帝为首的改革派势力已经剑拔弩张,双方都在布局了,一旦东征结束,皇帝和中枢腾出手来,双方肯定要打起来,而结果不堪设想。

第267章 大辽东策略

皇帝和行宫到了涿郡,而山东各地奉旨赶赴辽东战场的诸卫府鹰扬却杳无踪迹。

实际上,山东各地的诸鹰扬已经只剩下一个空壳了,大部分将士在第一次东征时战死辽东,也就是说,山东籍府兵所剩无几了,大河南北的正当壮年的职业军人基本上阵亡了,而一部分老少或在二次东征时远赴辽东,或在山东各地戡乱剿贼,所以三次东征也只有临时征募山东青壮农夫,以募兵制来暂时补充府兵制的不足,但一部分山东青壮农夫都在前两次的东征中被强行征发徭役去了辽东战场,另一部分青壮农夫则在连续两年之久至此已成燎原之势的反抗皇帝和官府的大潮中,基本上都主动或者被动地参加了义军,剩下的青壮则都附翼于世家豪望,以宗团、乡团势力保家卫国。而山东地方宗团、乡团势力则利用帝国府军远征辽东、山东地方叛乱迭起的大好机会,在短短时间内迅速的公开的发展起来,并与地方官府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很多时候他们已经事实上承担起了镇戍地方的重任。

地方豪望和地方官府相结合并以武力为基础而形成的新的地方势力,很快便有了强烈的利益攫取的欲望,由此与中央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双方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频繁。比如皇帝下旨发动第三次东征,诏令山东各地诸鹰扬火速募兵,诏令山东各郡县火速征发徭役,然后带着军队、民夫和各类战争物资火速赶赴辽东战场,这一显然与现实完全相背离的命令,便在山东各地遭遇到了地方势力的坚决抵制,而诸鹰扬和地方官府则顺水推舟,以此为理由百般推诿、拖延。

皇帝和行宫对地方势力日益坐大的趋势是否清楚,目前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肯定,皇帝和行宫看到自己的命令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皇帝和中央的威权遭到地方势力的公然挑衅,必然会果断调整帝国的未来策略并作出新的布局。

改革若想继续下去,首先必须得到地方势力的支持,假如皇帝和中央与地方势力形成对抗,那么结果可以想像。所以,皇帝和行宫愈发坚定自己的观点,东征必须赢得最终的胜利,皇帝和中央的威权由此才能得以重建和恢复,然后才能谈改革,谈中央集权。

皇帝和行宫一面继续向地方施压,一面继续向辽东挺进。

三月二十四日,皇帝和行宫抵达北平,进驻临渝宫。二十五日,皇帝在效外祭祀黄帝,诛杀逃兵以肃军纪。

同日,龙卫军抵达燕郡,进驻辽西城。

薛万均、薛万彻兄弟至白狼水相迎。薛家兄弟先是拜见了杨恭仁和崔逊,接着与伽蓝亲热拥抱。

杨恭仁却是见多不怪,他知道伽蓝与薛氏父子的关系非同一般,可以说是情同父子,情同手足,某种意义上,杨家还欠了薛世雄一个天大恩情。

崔逊暗自感叹,司马氏是廋死的骆驼的比马大,其在中土的影响力不可估量,伽蓝即便在那种困境下,却依旧得到了西北沙门、裴世矩、薛世雄和冯孝慈等多个势力的倾力照顾。伽蓝能有今天,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其个人能力出众,而是他背后那些权势的庞大。今日伽蓝帐下有刘炫、孔颖达、盖文达、薛德音等众多声名显赫的大儒名士,他们之所以寄身其帐下,其实都是冲着伽蓝背后的庞大权势。伽蓝背后的权势有多大?看看高踞中枢核心的裴世矩,看看伽蓝与薛氏兄弟的亲密关系就知道了。

“伽蓝,你这官升得也太快了。”薛万彻毫不掩饰自己对伽蓝的嫉妒,佯作不满地撇撇嘴,揶揄道,“王辩将军打了一辈子仗,功勋无数,年近五十了,才因为东征这个机会迁至武牙郎将。你瞧瞧你,你才多大?这就是从四品的果毅郎将,龙卫军副帅了。”接着他又抬手指指站在伽蓝背后的西北狼兄弟,口气愈发愤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岂有此理,陛下太偏心了。”

伽蓝哈哈一笑,“四哥,你瞧你才多大一点就是鹰扬郎将了?当年在敦煌,王将军看到你,是不是也怪陛下非常偏心?”

薛万彻正待反唇相讥,却被薛万均阻止了,“兄弟们能重聚一起,并肩作战于辽东,实乃幸事。”

官多大并不重要,重要的当年在西土并肩作战的一帮人,现又重聚辽东,又再次聚集在薛世雄的帐下,与外虏作战,唯一不同的,便是战场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

西行等人闻言俱是喜笑颜开,神情激动。冯翊站在一边,举目望天,神色悲楚。伽蓝仿若感受到了冯翊的痛苦,幽幽一叹,伸手拍了拍冯翊的后背,黯然无语。他想到了冯孝慈,想到了当日自己与冯孝慈将军的约定,然而,事与愿违,冯孝慈将军在第三次东征之前不幸罹难,壮志未酬身先死。假如冯孝慈将军还活着,假如将军现在就站在这里,那么此次辽东重聚就完美无缺了。

龙卫军在辽西休整了一天,并得到东北最大军仓望海顿的粮草补充。望海顿位于辽东湾的西南端,白狼水的入海口处,其所储粮草均来自海路运输,直接承担了支撑整个辽东战场大部分军需的重任。

三月二十九日,龙卫军抵达辽水,进驻怀远镇。

怀远镇是帝国东北边陲最大最重要的镇戍要隘,也是帝国远征高句丽的前线大本营所在。现在坐镇大本营的便是右候卫大将军薛世雄,同时,他也是第三次东征的前线总指挥。

前两次东征,坐镇怀远大本营的都是皇帝自己,他把军事决策权、行政权和战场指挥权全部抓在了自己手上,独揽军权,结果可想而知。这一次他吸取了教训,听从了劝谏,改变了方式,最重要的也是因为东北局势不一样了,高句丽基本上丧失了抵抗力,第三次东征已经预定了军事上的胜利,所以对皇帝和中枢来说,当前最为迫切的事情,是如何把军事上的胜利转化为政治上的胜利,继而迅速逆转国内的动荡局势。为此,皇帝主动把陆路的战场指挥权下放了,交给了自己所信任的右候卫大将军薛世雄,而水军指挥权也下放了,交给了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自己则率行宫坐镇北平,一方面遥控远征战场,一方面密切关注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

当夜,薛世雄在东北道大行辕宴请杨恭仁、崔逊和一干龙卫军军官。

宾主举杯畅饮,尽兴而散。伽蓝被薛氏兄弟留了下来,然后便被两兄弟直接带到了薛世雄的寝帐。

薛世雄自东征开始便滞留辽东,他和那些无法归家的府兵、民夫们一样,被这场战争折磨得心力交瘁,日夜期盼着战争尽快结束。这是一场让人无法接受无法看懂并充满了诡异色彩的战争,第一次东征帝国大军在绝对优势兵力下“奇迹”般的大败而归,第二次东征帝国军队还是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功亏一篑,而第三次东征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结果?前线将士的信心几乎被摧毁了,他们看不到胜利的希望,而这种颓丧的情绪蔓延在整个辽东边陲,甚至影响到了大本营统帅们的判断力。

薛世雄坐在火盆旁边,膝上盖着虎皮褥子。他的发须白了不少,因为过度劳累的原因,面容显得十分憔悴,好在精神善佳,一双眼睛依旧炯炯有神,透出一股令人敬畏的威严。

薛家兄弟寻了个借口退了出去。薛世雄冲着伽蓝招招手,示意他坐到自己身边来。

“离开东都前,可曾拜见了阁老?”

伽蓝摇头,“某自与阁老扶风分别后至今未见。”

薛世雄略感疑惑,不知道伽蓝此话是真是假。

“途经温城时,可去太史堂祭拜先祖?可曾拜见你的老祖母?”

伽蓝依旧摇头。

薛世雄面露不满之色。

伽蓝急忙解释,并乘机把自己带着龙卫统南下河北,辅佐越王杨侗镇守东都,又去陇右帮助裴世矩稳定西北局势,接着到扶风平叛、到河北戡乱等事,事无巨细,详细告知,甚至把诸多隐秘也和盘托出。

薛世雄默默地听着,对国内局势也有了个清晰的直观认识,而其中的复杂内幕和隐藏的诸多危机,让其忧虑不安。

“冯孝慈……唉……”薛世雄欲言又止,深深叹息,脸上流露出悲伤之色,“他帮你建起了龙卫军,送了你一份天大的礼,这个人情你要记住,有朝一日,你要把这个人情还给冯家,一定要还。”

伽蓝诚惶诚恐,躬身应诺。

“有些事,不要去追根溯源,就像你当初叫嚷着要去黎阳报仇雪恨,要去诛杀杨玄感和李密,结果如何?一场战斗的胜负,可能始自东都的政治博弈,但内中隐情极其复杂,你这个仇怎么报?显然它不是一刀一箭就能解决的事。就如你在黎阳的所作所为,天下人都认为杨玄感诛杀游元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这一错误成为他叛乱失败的根源之一,而事实上游元并不是死在他的手上,但这一隐情从此深埋,再也没人知道真相了。”

薛世雄话含玄锋。伽蓝却是暗自苦笑,知道薛世雄在警告他,不要蓄意隐瞒某些机密。

自己的官升得太快了,实力膨胀也太快了。或许是运气使然,冯孝慈的死去让自己突然间继承了他的“遗产”,完全控制了龙卫军里实力庞大的冯系势力,再加上自己在河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成功募兵数千,把一件不可能的事做成了,结果便是龙卫军的突然崛起。杨恭仁也罢,崔逊也罢,实际上都是皇帝有意给自己巩固和加强现有实力一个有效缓冲期,待这个缓冲期过了,皇帝就要亲自握住自己这把“刀”了。

但像薛世雄这样的大权贵,绝不会认为自己的崛起是“运气”,相反,在他们的眼里,任何一个新贵的崛起,都离不开其所在势力的扶植和皇帝的格外垂青,而自己更因为身份的特殊,有机会获知或者执行最高机密,比如杨玄感匪夷所思的快速败亡就与自己在黎阳和东都的所作所为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那么由此推断,自己对第三次东征前后中枢乃至两京一系列的政治博弈的内情也应该有所了解,并能预测到第三次东征结束后,帝国政治局势的走向。

薛世雄真正想知道的,就是皇帝和中枢的未来,帝国的未来,乃至他本人的未来。

伽蓝已经做了很多次“神棍”,也不在乎多做一次,但面对诸如裴世矩、薛世雄、杨恭仁这样的位于权力顶端的大人物,要想做好“神棍”就非常不容易,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有理有据,都要经得起推敲,不能露出太大太多的破绽以致于泄了自己的底。

伽蓝思考了片刻,接着字斟句酌,把自己对中土大势的分析,以及第三次东征结束后帝国必会迅速陷入政治上的失败,而在不久的将来因为皇帝、中央和地方势力的空前对抗,直接把帝国推进了崩溃的深渊。

薛世雄暗自惊悚,之前他对皇帝和中央颇有信心,对中土和帝国的未来也颇为乐观,虽然他从伽蓝的嘴里获知帝国各地的叛乱愈演愈烈,但帝国国力强悍,军队庞大,只待东征结束后全力戡乱,那么一切都将恢复正常,帝国将在繁荣昌盛的大道上阔步前进,然而,伽蓝对大势的分析以及对未来的判断,把当前帝国的危机无限制扩大了,把帝国所存在的优势彻底摧毁了,以致于最终演变成为崩溃之局。

这怎么可能?这是谁的判断?这是伽蓝本人的判断,还是裴世矩的判断?假如这是裴世矩的判断,那么足以说明帝国中枢核心持不同改革立场的派系正在分裂之中,一派是坚持既定政策,信心十足,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另一派则是信心崩溃,对未来十分悲观,已经开始未雨绸缪,预先布局,要力挽狂澜,要拯救帝国于坍塌之中。

如果帝国中枢分裂,如果皇帝所信任和依赖的改革势力大分裂,那么可以想像,皇帝和中央必然陷入内讧,两派将自相残杀,由此祸及整个帝国。

薛世雄没想到伽蓝的到来,给了自己如此一个大大的惊人“意外”。

相信?还是不相信?

“那么,皇帝和中枢对第三次东征的预期战果是什么?”

薛世雄不得不继续试探下去,他必须要确认,这番话是源自裴世矩还是伽蓝本人。在他看来,从伽蓝的地位身份和立场来说,是绝无可能说出这番“大逆不道”的胡言乱语,所以,这番话只能来自裴世矩,而裴世矩绝不会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他只能通过伽蓝这个幼稚、蛮横、骄恣的“无知小儿”的嘴,把自己的想法和策略告诉薛世雄,让薛世雄自己做出判断,然后依据他们之间的秘密政治联盟,做彼此应该做的事情,这就需要双方的大智慧和高度默契了。

“从目前国内危机四伏的局势来说,从皇帝和行宫这次坐镇北平以兼顾国内政局和远征战场来说,从当前整个北部边疆的镇戍重任和军队数量、粮草辎重的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来说,我们和高句丽一样,都是浑身上下鲜血淋漓,根本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了。退一步说,就算我们还能发动一次攻击,攻占平壤,但我们也没有足够力量长期占据高句丽。就像我们在西疆一样,我们的军队根本就没有足够力量去长期占据西海广袤的土地,最终不得不撤回陇西,把西征的全部战果尽数丢弃。”

伽蓝叹了一口气,“这是事实,很残酷的事实,所以,皇帝和行宫之所以迅速的、大张旗鼓的、马上发动第三次东征,其真正的目的是向高句丽施加他们无法抵挡的巨大压力,最终迫于他们不得不主动投降。只要高句丽投降了,皇帝和行宫也就取得了所谓的东征大捷。”

伽蓝的预测,与薛世雄对东征战局的判断完全吻合,只是,在听了伽蓝的那番“胡言乱语”后,薛世雄意识到,这样的东征大捷,实际上是皇帝和中枢的自欺欺人之举,这样的军事上的胜利根本无助于解决政治上的危机,相反,它的“虎头蛇尾”会导致极其恶劣的后果,会加剧政治上的失败速度。皇帝和中枢一旦在政治上陷入失败困境,失去威权,与地方势力形成直接对抗,那国内还谈什么稳定?国内陷入混乱,野心勃勃者割据称霸,必定会进一步孤立皇帝和中枢,于是分裂之势一发不可收拾,帝国崩溃在即。

难道,真如伽蓝的危言耸听,帝国正在步入崩溃的绝境?

“我们在辽东,距离中原有数千里之遥,我们能做甚?”

伽蓝毫不犹豫,把自己那套“潜龙在渊”之策如实相告。说白了,此策也就是变相的割据称霸,一旦帝国陷入崩溃危机,则举兵南下中原,推翻皇帝和中枢,重建皇统,继而拯救帝国于危难,拯救中土的统一大业于即倒。

“为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军队,而若想赢得更多的军队,就必须在短期内攻占高句丽,驻兵高句丽,并以整个大辽东为根基,经略大辽东,蓄积实力,等待时机。”

薛世雄沉思不语。

姑且不论伽蓝对未来的预测是不是危言耸听,单以攻占高句丽,长期占据高句丽,经略大辽东这一策略来说,是符合中土和帝国的利益,符合皇帝和中枢的利益,更符合帝国北部边疆的镇守策略。目前北方大漠上的突厥人和铁勒人正在崛起,对帝国的灵朔、代晋乃至燕北都形成了巨大威胁,假若此刻帝国能在大辽东形成强大力量,从侧翼威胁北方大漠上的突厥人和铁勒人,必然能起到有效的钳制作用,有助于帝国边疆防御和中土安全。

如此一来,东渡辽水,便已迫在眉睫。

第268章 攻击之前

薛世雄非常果断,第二天便召集诸卫府将军商议攻击之策。

薛世雄建议,各军于四月中或四月底横渡辽水展开攻击,于五月底或六月初攻占高句丽中部重镇乌骨城,接着强渡鸭绿水和萨水,于七月前后杀到平壤城下,然后会同从海路杀来的帝国水师,向平壤城发动致命一击。

这一攻击策略帝国远征军已经实施了两次,第一次以失败告终,第二次无功而返,帝国远征军因此元气大伤,士气低迷,不过高句丽人也因此遭到了沉重打击,他们打赢了仗,却付出了国力不堪重负几近崩溃的惨重代价,只要中土人再发动一次攻击,高句丽必败无疑。这一事实,高句丽人心知肚明,帝国远征军的将军们也一清二楚,而帝国肯定要发动第三次攻击,因为第一次败得太惨了,近三十万帝国将士战死沙场,这一血海深仇如果不报,帝国还拿什么威临四海?又如何去威慑北虏,维护中土的统一和稳定?

薛世雄的建议得到了卫府将军们的一致赞同,不过,这一攻击策略能否得到皇帝和中枢的同意,能否得到帝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全力配合,却是一个未知数,由此也给第三次远征蒙上了一层阴霾。

卫府将军们均出自高门大族,有着灵通的消息渠道,对杨玄感兵变后帝国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政治派系之间的血腥厮杀以及中央和以各贵族集团为主的地方势力之间的激烈抗衡,有着清晰的认知,很显然,当前帝国形势,并不适合发动第三次东征,但皇帝和被改革势力所操控的中枢硬是强行通过了远征决策,可以预见,这种情况下,第三次远征过程中,国内外的局势都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变数,所以,皇帝和行宫留在了北平,以便兼顾国内外两个“战场”。

既然如此,皇帝和中枢的第三次东征策略,必然有所调整,考虑到第三次东征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赢得国内政治上的胜利,由此不难预测到,皇帝和中枢可能只要求征服高句丽,换句话说,只要高句丽宣布投降,皇帝和中枢就算达到了目的,至于占据其领土,奴役其子民,屠杀其贵族和军队,把高句丽王国彻底抹杀,从而达到威慑外虏和蛮邦小国的军事和政治目的,则被选择性地放弃了。

一旦皇帝和中枢“知难而退”,迫于无奈下只求得最低最少的战争成果,那对帝国远征军的将士们来说就是一场灾难,一次远甚于萨水惨败的沉重打击。帝国耗尽国力发动三次远征,结果仅仅就是为了求得一张名义上的投降书,这太荒谬了,荒谬到了极致。难道在发动东征之前,高句丽人没有向帝国臣服纳贡?或者,他们已经崛起于辽东,威胁到了帝国,并打算摆脱藩属国的地位,要与帝国正面抗衡了?

所以,薛世雄的这次军议进行得非常及时,辽东前线的卫府将军们对第三次东征的攻击策略和战役目标有了统一认识,虽然大家各有立场和利益,但都同意尽快渡过辽水,尽快杀进平壤,竭尽全力在战场上为帝国和皇帝赢得最大的主动权。可以设想一下,一旦远征军在战场上陷入被动,必然会让皇帝和中枢在政治上陷入被动,最终会把这场战争推向一个让帝国蒙羞、让皇帝耻辱、让帝国将士们痛悔终生、死不瞑目的绝望结局。

薛世雄以帝国远征军前线最高统帅和东北道大本营的名义,向皇帝和中枢上奏攻击之策,恳请皇帝和中枢允许远征军于四月底之前渡过辽水,向高句丽发动第三次攻击。

为此,薛世雄需要更多的军队,需要燕北道大使、右武卫大将军李景火速赶赴辽东战场,需要左候卫大将军、检校涿郡郡丞赵才火速赶赴辽东战场,但是,薛世雄不想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骁果军进入辽东战场,因为宇文述一旦进入辽东战场,他这个前线最高统帅即便不让位,也要受到极大的钳制和掣肘。为此薛世雄找了个理由,认为赵才和李景进入辽东战场后,幽燕兵力空虚,若北虏乘机扰边,则必然威胁到皇帝和行宫的安全,所以宇文述和骁果军都要留在北平,以确保皇帝和行宫的安全。

皇帝和中枢正担心远征军将士士气低迷,缺乏攻击欲望,假如他们就像山东各地的官府和鹰扬府一样对皇帝和行宫的命令阳奉阴违,甚至蓄意拖延、推诿,那就麻烦了,不但无法对高句丽形成巨大威胁,皇帝和行宫也将陷入更大的政治危机。薛世雄的奏章让皇帝和中枢大员们大为兴奋,当即下旨,同意薛世雄所奏,授予其临机处置之大权,并命令赵才、李景火速率军赶赴辽东战场。又诏令黎阳、洛口、太原诸仓,全力以赴向涿郡运送粮草武器等战争物资,同时诏令征发所有辽东前线和幽燕诸郡民夫,日夜不停地从涿郡的临朔宫、北平的临渝宫和柳城的望海顿等宫城仓储,向辽东战场运送物资。

皇帝又诏令东莱水师统帅来护儿、周法尚,命令他们尽快渡海作战,全力配合薛世雄。为避免重蹈第一次东征因为配合不利导致水师孤军深入之覆辙,皇帝命令来护儿和周法尚率水师主力选择最近的路线登陆高句丽,先打毕奢城,先与薛世雄的陆路大军会师于乌骨城,然后一起横渡鸭绿水、萨水,直杀平壤。

第一次东征,来护儿率水师直接攻打平壤,这条路线中海上路程较远,危险性很大,而最让人失望的是,来护儿到了平壤,竟然发现从陆路进攻的远征军主力还未到。考虑到粮草不足,来护儿只能独自攻击,结果孤军深入,掉进了高句丽人的陷阱,三万多将士因此战死。

这次皇帝和中枢汲取了血的教训,放弃了水陆夹攻平壤之策,让来护儿和周法尚率军从海路进入高句丽的毕奢城,以最快速度加入远征战场,这样一来,水师就能得到充足的粮草补充,而远征军的总兵力也多了,更重要的是,到了平壤城下后,水师还是可以配合陆路主力作战,同时远征军还能利用水师庞大的战船船队运输粮草武器,可谓一举多得。

皇帝圣旨送达怀远镇之后,辽东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远征军全力备战,随时准备渡河。

伽蓝主动找到杨恭仁和崔逊,恳请他们与自己一起联名向统帅部请命,以龙卫军为远征选锋,第一个渡河作战。

伽蓝年轻,有壮志,其建功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而龙卫军新建,左龙卫府的西北籍军官们对皇帝感恩戴德,愿意为皇帝效命,为帝国战斗,至于右龙卫府的河北籍将士,至此已经知道了帝国历时两年东征的真相,当年葬身萨水河畔的帝国将士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河北人,那都是自家的血脉亲人,此仇不报枉为燕赵儿郎,于是义愤填膺,舍生忘死也要杀过辽水。龙卫军的士气高昂,兵强马壮,又是皇帝亲手所建,帝国禁军编制,以这支军队为远征先锋,的确能够起到振奋军心的作用,假如建下战功,甚至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发挥出决定战局胜负的关键作用,那么不但可以为皇帝增光,为禁军添加荣耀,也能为皇帝和中枢所发动的这场战争增加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是,杨恭仁必须考虑到统帅部的整体策略和顾及到辽东大本营的整体利益,他不能单纯地为了皇帝、伽蓝和龙卫军的个人和小团体利益,而给统帅部施加压力,毕竟第三次东征的结局是可以预见到的,即便中途可能会遇到一些意外和阻力,但绝对不会出现像萨水惨败那等骤然颠覆了整个战局的匪夷所思的意外了,所以想在第三次东征中捞取利益的人太多了。

崔逊的想法也是一样,做为世家豪门子弟,他和杨恭仁一样清楚,此刻中土所有的贵族势力都在想方设法利用第三次东征攫取自己所需要的利益,比如选锋军一事,薛世雄、李景、赵才和杨恭仁都做不了主,谁也休想独自吃下这块“肥肉”,最终人选还是由皇帝和中枢来决定。

杨恭仁和崔逊无论如何也不愿意陪着伽蓝做这个“出头鸟”,所以毫不客气地泼了伽蓝一头冷水。伽蓝大为忿然,战机稍纵即逝,如果就连选锋军一事都在皇帝、中枢和东征统帅部之间争吵不休,大军何时才能渡河作战?

伽蓝飞马赶到大行辕拜见薛世雄。他本来信心十足,给杨恭仁和崔逊这么一“打击”,颇感忐忑,于是先找到了武牙郎将王辩。

王辩倒是鼓励他去争一争,因为龙卫军的背后毕竟是皇帝那座大山,一般人都很忌惮,轻易不敢正面“交锋”,不过王辩提醒了他一句,赢得薛世雄的同意非常关键,而若想说服薛世雄,就必须让薛世完全掌控选锋军。

“观国公也罢,黄台公也罢,都是当朝大权贵,统帅部中谁能震慑他们?让他们俯首听命?”

王辩一句话便点醒了伽蓝。伽蓝心领神会,当即拜谢了王辩,寻到薛氏两兄弟,走了个“后门”,于深夜时分见到了百忙之中的薛世雄。

第269章 辽东城下

世上的事,有时候表现得很怪诞。

只要有利益,大家都削减了脑壳往里“钻”,都想分一杯羹甚至独占,但一旦遇到困难、障碍或者可能给自己带来不确定损失的时候,热情便消失了,不过在没有看到结果前绝不撒手,或冷眼旁观,或暗中掣肘,甚至还鲜廉寡耻地乱中取利,于是本来一件有利可图、操作也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如囊中取物般轻而易举的好事,在各势力间的激烈的利益争夺中,变成了一件无利可图、非常复杂,甚至会出现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荒诞举动的坏事,而结果更是颠覆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常规认知。

第一次东征如此,第二次东征还是如此,第三次东征亦是如此。相比前两次东征,第三次东征皇帝和行宫是大大的放权了,尤其是战场指挥权,都下放了,然而,下放之后的结果,与皇帝和行宫的预期根本就是大相径庭。

这几年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军政大佬们纷纷辞世,军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诸如杨素、于仲文、段文振、杨雄、崔弘度、崔弘升等一帮大佬都死了,而宇文述、赵才、李景、薛世雄、来护儿、周法尚等人一则声望不足,短期内尚无法取代他们的前辈,二则他们都属于同一代人,声望资历功绩相差无几,且隶属不同的贵族集团和政治派系,彼此间根本不买账。假若皇帝和行宫继续独揽军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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