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4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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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娴在边上嗔怪地看着郑朗。

好歹他还是你的得意门生，不嫌说话太重了吗？

实际作为崔家女，也算是权贵之一，对丈夫一些作法，她与司马光想法很相近，认为郑朗做得略有些激进。

郑朗冲她摇头笑了笑，对正在思考的司马光又说道：“君实，我五十出头，你也近五十，岁月无情，你我黄金时光不多，就算是身体健康，也不过二十年的政治寿命。过了七十，纵然身体平安，也没有现在这等精力。你的经术之才，介甫的经营之道，再加我，难道不想携手，共创一个美好的未来吗？国家在经历重要的脱变，上去了，国家会再度强大起来，下去了，以后又上哪儿找你我介甫这样的人才？”

倒不是傲慢之语。

就算有一个穿越者前来，未必有硬盘，未必有郑朗的好耐心与苦功夫，以及小宅的心态。况且象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历史长河里也找不出来多少。又道：“让我们替国家，替陛下开创一个历史吧。”

“喏。”司马光正色道。

不管什么想法，他也想国家变得更好。

郑朗又道：“来，我们再说一说南效祭天礼……”

几天后，王安石与司马光联手上了一篇札子，讲南郊祭天礼。

南效祭天礼创自秦始皇，皇帝必须亲自参加的大祭礼，不过秦朝短祚，没能很好执行，汉武帝捡了过去，说是三年一祭，也未能很好地执行，到了东汉，再次荒废。三国南北朝更不用说了，唐朝直到唐玄宗这才恢复过来。宋朝宋太祖时只执行了四次，宋太宗执行了五次。宋真宗五次南郊，一次东郊。宋仁宗时九次南郊，实际是十五次。

中间有区别，狭义的南郊祭天大礼仅指冬至南郊大礼，广义的包括冬至圜丘南郊大礼、季秋吉辛日明堂大礼、正月圜丘祈谷大礼三大类，若包括后两者，宋真宗基本执行了三年一次大礼，宋仁宗则是不止。

两人进谏非是阻止频繁的南郊祭天大礼，阻止的乃是大礼之外的东西。

祭天大礼，并南郊拜明堂，还有就是抚民，何谓抚民，宽赋役，大赦，赏赐，慰贫苦。一祭上苍祖宗，二抚民以表心诚爱民。可这个抚民越来越变了味道。第一个就是大赦，因为南郊祭成了规矩与制度，往往一些穷恶极恶之徒，犯了事后逃匿，等到南郊祭来临投案自首，前面还没有判决，后面大赦下来就赦免了，因此这少数人越来越危害乡里。第一谏就是谏改大赦为小赦，轻罪者赦免，一些屡犯与一些大罪者不得赦，以免破坏国家治安，使官吏奔波疲命。

第二个就是慰贫苦，但钱帛到了官吏手中，层层克扣，天知道慰了多少贫苦，当然，二人也没有提议将这些钱帛交给慈善会主持，毕竟有瓜田李下之嫌。民间的还是民间的，朝廷不去干涉它。慰贫苦是必须的，不用临时抱佛脚，即便上天有灵，也未必领这个情份。于其临时抱佛脚，不如平时多执行一些善政。

宽赋役也是如此。

第三就是赏赐，这是重中之重，包括对兵士的赏赐，荫补，赏赐官员官爵等等。

原本是仁民之举，然而花费越来越大，宋太宗时一次郊丘，仅赏缗钱五百余万，真宗时增加到七百余万，到仁宗时仅是一次明堂礼就花费一千两百余万，这个一千两百余万还不包括额外的钱帛柴炭米粮赏赐，与加官进爵的。实际一次郊祭带来的无形浪费能达到两千多万缗。

它已经不是仁政，而是劳民伤财的庆典了。

其次，三年一次南郊祭，二人不敢说改成五年，可是朝廷制度已经规订，在冗官未解决之前，五年一次荫补，这个冲突怎么解决？

二人博学多才，引据论典，但如何减少这个浪费，使它成为真正的仁政，因为牵连太多，只提出来，未提出解决方案。想成为仁政简单，减少赏赐，往哪里减？减兵士的，兵士十有八九会哗变，减官员的，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但已经足矣。

这篇札子出来，就会有人反思。

郑朗只对司马光说了一句话，你与介甫商议商议。

听着王安石宣读札子，看了一眼王安石，又看了一眼司马光，赞许地额首示意。

能合作，让郑朗十分高兴。

司马光只是苦笑，希望这一年时间早点过去吧。到明年这时，改革水落石出了，老师收手，恢复以前的微调，减少全国的骚动。

王安石读完，赵顼问：“王卿，可有解决之道。”

王安石不答，而是看了看大殿的群臣以及殿外拱卫警备的兵士。

赵顼也不说话了。

有解决之道，不在王安石嘴中，而是在自己心中。赏赐有多少，终是自己一句话的，但不能说出来。

等王安石说完，钱述说道：“陛下，臣有一本，诸官补缺。”

“奏来。”

也就是下去随司马光清查隐田的职官补缺。解决冗官之道最快的办法就是裁官，但一裁官动荡必多，最后郑朗做了谦让。可在选官方面就十分严格了，空缺出来，必须有职官荫补，荫补时必须有知州以上官员保荐，因为恢复了真宗时代的连坐法，若保荐的职官任差后有贪法等私罪行为，保荐官也必处罚，因此保荐时保荐官员不得不慎重地考察保荐人的品行。未必能百分之百管用，可会起到一些作用。

保荐人名单到了中书后，再进行甄别，放于一些官员身边担任小吏进一步的勘磨，然后保荐官根据保荐人在吏职上勘磨的表现，进行第二次判断保荐，这个就是治平改制中的二次保荐制度。

源头上增加官员任命的难度，减少官员数量。现在仍然不起作用，那么多官员铨选下来，除了少数老弱病残，还有一些贪污暴敛的官员，特别是贪污官员，到处借钱，一些官员从中捞取便宜，私自做账，也逐一查出来了，仅此一项就为国家带来近千万缗的损失，这些官员是彻底下去了。然而其他官员多少有人脉关系，再加上庞大的职官，僧多粥少，去年郑朗逐一盘查，从中选出五百余名官员随司马光再次勘磨。这中间仅能摘出四百名官员得到实差。

其实这种严格的勘磨制度与保荐制度若不破坏的话，君王不算太昏庸，不仅能有效地防止官员数量再膨胀，还对官员风气起到扭转作用。

司马光回来，郑朗铨落了几十名表现不好的职官，将余下的送到吏部内流铨，进行再次摘选，然后交给审官院确认，因为规模庞大，必须上报给赵顼，赵顼再交给两制审议，最后才能通过。

此举乃是君臣最满意的地方。

进一步掣肘相权，以后不会出现宰相若是李林甫之流，便能迅速败坏国政的情况。

名单太长了，赵顼说道：“钱卿，交给两制吧。”

“喏。”

三司使吴充站出来说道：“陛下，臣奏去年国家出纳。”

仅一句，所有大臣一起竖起耳朵，郑朗折腾了一年大半年，好坏不大好评价，有好的一面，还有许多让大家不满意的地方。不可能所有人皆满意的，黄瓜白菜，各有所爱，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排斥的大臣并不多，毕竟郑朗所付的努力皆是看到的，反对的地方不少。但这个好与坏，主要就是财政。财政的好处，则是证明变法的好处！

第八百四十二章　条例司

宋朝国家收入主要四大方面，第一是两税，也就是农业税，实际说起来农业税比汉唐更重，它的来源有些复杂，一是粟稻麦七种谷品，二是罗绫绢纱等十种帛品，三是金银铁铜四种金属品，四是六畜革毛茶盐等六类物产品。因此它的计量单位是贯匹束石件等等。

正常是在三千多万，厉害时有四千多万，熙宁十年时曾一度五千二百万。这部分若换成缗钱，最少打六七折。就是如此，也远远高于唐汉，但为什么说宋朝百姓生活比汉唐好呢，有几个原因，纳税的比例增加，象唐朝能象五姓七家这些名门望户征税吗？至少名义上在宋朝九成以上大户或多或少要交税的，这也是隐田增加的原因。田隐了，怎么征？百姓数量比汉唐多，总数增加，人均摊下来，未必增加，最后就是力役减少。再加上大部分地区取消了部曲制度，允许百姓自由流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活在宋朝的平民百姓比汉唐时要幸福得多。

也因为数量不及实缗，看似数量庞大，实际在收入中占的比例少。

但要看，三司的两税不代表着农民农业税的总体，还有附加税，例如加耗、头子钱、不常设危害却很大的义仓米、陪钱、地钱、食盐钱、牛皮钱、蒿钱等等，还有一些变相的力役，皇祐时郑朗仅取消了头子钱与加耗，不过许多不好的官吏又用其他名堂复加在百姓身上。原因也很简单，这属于财政收入中的地方收入！

三司一年四千万，实际百姓所交纳的税务很有可能达到五千万六千万，故郑朗对司马光说，无论财政如何，以现在的经济情况，想取消两税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乃是专营，盐酒茶矾香，后三者忽略不计，主要就是酒与盐，庆历初只有四百余万缗，后来因战争越敛越多，一度达到近两千万缗，皇祐后再次下降，只有八百多万缗，后来又抬高，升至一千多万缗，史上元丰时达到两千两百多万缗，宋徽宗时一度达到两千五百万缗，三千多万。酒税也不少，在一千两百万缗与一千八百万缗之间浮动。因为是实缗计算的，若是两税征得轻，仅是专营就远远超过了两税收入。

第三是商税，朝廷所说的商税多指过往货物的抽税，也就是现在的出税与往税。还有属于地方财政一部分营业税，宅税，地税，各监各司的榷场税、舶税、矿业税，这部分只能算前者的抽税，一般多者近两千缗，少者八九百万缗。实际若包括后者，远远不止，抽税可能占不到一半。

第四是往往忽略的一点，这部分就是各监各司的收入，这些司监主要负责征收茶盐酒税，矿治，造船，仓库。有的属于保管性质，有的有支出有收入，比如造船，一部分乃是国用，也有一部分是销售百姓，还有一部分乃是真正的收入，比如一些牧监租给百姓耕种所得的租钱，比如一些官方的房产，设楼店务租凭房屋谋利，比如抽税买竹场，还比如各大坑矿，特别是坑矿所获同样不菲，宋朝此时一年所出达到几千万斤金属，实利也有几百万缗之巨。不过矿业也分散成各个部门，有的是直接经营，有的抽税，还有海外的平安监。

第五部分就是和籴、和买与科配，一边买一边卖，理论上以调济为主，实际往往有时候是以盈利为主。

第六部分就是地方财政，乃是上面五者零散的一些敛财，归三司管辖，地方征收调配，这部分收入最为隐蔽，往往会产生许多灰色地带。

其实只要清晰地罗列成表，就可以看出那些是敛民的，那些是正当增加的，那些不是正当减少的。支出亦是如此。

每年统计罗列一次，登于报纸，不但让官员看，还让天下百姓看，从某种意义就起到督促作用。

今年出来有些晚，主要是郑朗等司马光回来，与官员填缺一道，第二次改革也结束了，起到安抚人心作用。

但吴充对经营不是很善长，统计时又耽搁了一些时日，直到今天，吴充才带着小吏将它们一一统计罗列成册。

先是两税，治平时仅有三千余万，特别是河北一度仅征收上来三成两税，也未必惠了民，惠的多是豪强。前年两税达到四千一百余万，去年上涨到四千五百余万，也很正常，仅是查出来的隐田就达到一百多万缗。隐田出来，两税必然增加。增加得不多，某种意义上说，税征的比前年会轻些。

郑朗却蹙起眉头，若按照田亩算，即便五千万，两税也未多征，可中间有一个重要因素，轻者是谁？百姓未轻，轻的依然是那些少数人。四千五百万出来，也未必是惠了民。

接着是专营，两千九百余万。商税，一千九百余万，新商税导致商税激增，还未严格执行，否则还能翻上两番。但就是这个商税，导致了许多人反对。

第四部分收入达到三千八百多万，这部分就是郑朗带给宋朝的惊喜。虽有原来的各司各监收入，主要来源还是郑朗推出的几大监。吴充逐条汇报，一个是平安监的收入，郑家庄在试验一些开采与冶炼的新技术，逐一动用到诸坑矿上，加上裁减了一些不必要的官吏，使得平安监去年收益增加了一百多万缗。不少了，几乎可以保住向契丹与西夏的岁贡。还有银行监勉强偿还了河工欠负，节余的六百多万缗分红。

第五部分收益八百万余，但不大好说，中间并没有计算各种差役与兵役，以及官吏的成本，第六部分收益七百余万，这部分休想计算清楚，统计上来的只有这么多。

总计收入是一亿五千三百余万，比前年增加了两千多万。

已隐隐接近嘉祐时收入的高峰期。若将郑朗所带来的种种收入，包括各监与南方、增加的商税，实际收入只有一亿一千余万，也不算敛民。

接下来就是支出，喜忧参半，不包括裁兵费用，去年秋后才开始裁兵，因此各种支出仍到达一亿四千多万，比前年少了近两千多万，若没有裁兵费用，已经开始节余。

但……但接下来的出支情况又让大家忧上心头，裁兵安置以及过程中用去五千多万缗费用，效果是很惊人的，除了少数厢兵编入乡兵中，一共裁去二十多万禁厢军，各种乡兵弓箭手若包括那十六万名义勇共达到近六十万人。是好事，却因裁兵，仅去年秋后到元旦时就用去四千万缗钱帛。

财政仍在亏空，亏空仍达到近三千万。

有效果，可天下欠负，包括提支（对有能力的百姓提前征以后数年的税务）在内，真正达到三亿出头，若包括以前挪前各库积余渐渐奔四。

赵顼看着郑朗问：“郑卿，国家亏空越来越重，可有良策？”

“启禀陛下，臣一人之力肯定不能将这个亏空纳上，群策群力也。”郑朗平静答道。

实际他心中有数，解决之道无非一节二开，节流是重中之重，就算去年改制裁去大批官员，官员仍然冗杂，并且还养活着大量冗官，不过两广扩大，也注定官员费用恢复到皇祐时候那是不可能了，只能看改制后政令变得通畅，能不能通过节约不必要的浮费，将这部分增加官员的薪酬节余下来。冗兵此次裁得狠，大约年底会见效。还有空间，比如增加费用更省的乡兵数量，进一步裁减禁兵，但这个郑朗也不大敢说。地方掌控重兵那是宋朝君臣最忌惮的事。要么进一步载减相关的弓箭手与壮丁义勇之类，将他们释放出来，全身心投入到生产当中。宗室费用的增加，也渐渐成了宋朝时弊。要么就是减少大户与豪强逃避各种地税与商税。进一步地明确各个职务所在，实行伪责任制，减少浪费，这个浪费不仅是国家其他开支的浪费，也有官员的费用，比如昂贵的出差费，或者军费，例如粮食运到西北巨大的损耗。余者就是开源，这个开源不是王安石那种开源，甚至不是自己所推出来的诸监，而是出台一些政策，鼓励工商业发展，增加商税比例，故商税乃是重中之重。

但没有说。

有的说出来，会更引起大家的反对，有的还不大好说，比如动辄讲利，离开这个利行吗，但一些士大夫认为以谈利为耻。

甚至造成今天局面，郑朗居功甚伟，不但是治平时他有意的加入，使得朝堂分裂，韩琦与赵曙二人不能专心政务，加快了败坏的局面，也包括进入中书后的一些做法，比如有的弱势群体欠负了也就欠负了，向谁打官司去，如今一一朝廷认下来，包括被一些官员贪污的钱财。还有的是仁政，象两税，以前正常两税是在三亿亩耕地上征来的，现在加上两广，以及多出来的一亿多亩隐田，完全可以征到五千五百万之巨，却在郑朗一再要求宽政下，只征来上四千几百万。再比如裁兵，制度是制度，国家困窘如此，裁下来的多是滥竽充数与老弱病残，还有一部分是不愿意加入军队的，若紧一紧，最少可以少用一千多万缗钱。一进一出之间，四千万之数没有了，让朝廷来承担。

非烂到这种地步，改革就无法执行，弄不好就是执行下去，若干年后又被重新推翻。

郑朗又想到史上的变法，起初王安石比司马光更有市场的，司马光说得十分隐晦，节流，大家一起节约，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才是根本。事实就是根本，可是司马光十分聪明，不敢明说如何节流，无论节那一样，都会得罪一大批人。就是这样，还有一些人嗅到其中的韵味，因此支持率不高。相对而言，王安石虽得到韩维等人的吹棒，还是不及司马光，司马光在治平时表现赢得一片喝彩声，这是王安石在家养清名养不来的。但王安石说不加赋而国用，意味着从官场到民间还能过着以前奢侈的生活，宝马照开，茅台照喝，小蜜照养，于是士大夫纷纷支持，迅速上位。但可能么？

即便郑朗从少年时就在构想，构思了几十年，有几十年从政经验，有几十年对家国的反思，有着无数的金手指，领先一千年的思想认识，能否绕过节流这一关？

赵顼也不怪，郑朗做得很好了，可惜只有一个郑朗。

他又往下看，自曾公亮开始，曾公亮低下头，这不是开玩笑的，三亿余缗，若买牛，能买一亿头牛，头尾相连起来能从地球排到月亮上面，若买大米即便在京城也能买五亿石大米，麦子快十亿石，全大宋人不耕不种也能吃上两三年。若再来一次史诗般的河工，还能找几千万零头出来。

没良策，只好低头。

赵顼也只好往下继续看，几乎所有大臣一起耷拉起脑袋不敢言，有一点郑朗是实现愿望了，经此一增一裁所带来的浪费，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人敢增加禁厢军数量。

赵顼看到欧阳修，问：“欧阳卿，公有何言？”

“陛下，臣以为莫急，当初河工也是从无到有，最后得以成功，欠负与河工相差无几，几年后朝廷财政必会健康。”欧阳修说道，心里抱怨道，与我有什么关系？最大的责任是你父亲，若不是你父亲自皇子时就开始闹，国政怎能如此！当然，不敢说的。

“几年后就会健康？河工开始前两三年朝廷就在准备，河工四年，花费六七年时光，还是在国家财政健康情况下的六七年时光，即便如此，欠负九千多万！朕不知道何谓几年，还有，利息……”赵顼说到这里捂胸口，他也不想剥民，无论是欠负还是提支，都是无权无势的二等以下户，因此同意郑朗进谏，给予一些比银行稍低的利息，但就是稍低，一年也得好几百万的利息，大半个盐专营没有了。

过了好一会儿道：“散吧，散吧。”

但他无心中的询问欧阳修，终于使欧阳修心灰意冷，第二天写了辞呈。

忧急之下，赵顼没有挽留，让欧阳修外放到淄州。

对此，郑朗没有太在意。以前提议让欧阳修、文彦博与陈旭返回朝堂，是害怕有人攻击自己任人唯亲，两次改革过去，涉及到许多人事的变动，接下来的改革与人事变动没有太大的联系，欧阳修在不在朝堂，对自己无关紧要了。相反的，因为欧阳修时不时找岔，给自己或多或少带来了一些妨碍。

他在想一件事，如何使宋朝原来发达的商业变得更发达。

与垄断无关，千万不能垄断。大资本家的出现利于资本的利用，但对宋朝不利。

这非是资本主义，有资格能垄断的人，多半能有本事将税务规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狠的人连一根毛也不愿意交给朝廷。

若全部成了垄断资本，无论民间资本多发达，宋朝国家财政完蛋了。想的还是中小资本的发展，只有中小资本，才能让国家真正征得税务。

同时一味谈利，也会遭到一些人的弹劾。

想要避免这两条，又使民间工商业变得更加发达，难度不小。

就在这时候，赵顼下诏，将国家财政状况公布，赵顼将心中的坎迈过去，也看到许多好处了，主动透明化，就能看到君臣在努力改正国家弊端，看到国家财政如此困难，还没有加赋于民，百姓会对国家更忠心。看到国家困难，会配合改革。看到国家一点一滴在进步。还有国家的一些问题所在。

然后下诏，让天下臣民有好的策略，向朝廷进献，群策群力。

虽然收入支出情况在渐渐扭转，庞大的欠负，仍让赵顼喘不过气来，真的急了。

就在这时，王安石上书。

宋初财政归三司掌管，户部司、度支司、盐铁司，各自设使、副使、判官、孔目官、都勾押官、推官，互不统辖，因为极其不便，真宗时设一总使，这便是三司使，又设副使，判官，三司使对下属三司官员有指挥权，但没有罢免权，也无奖惩权，三司官员却可以直接言事，批评三司长官，形成互相的监督掣肘。改制后郑朗让三司使权利稍稍增加，有了奖惩权，仍没有罢免各三司官员的权利。要么明确了指挥调动权，以便明确分工。

但这个机构很庞大的，例如盐铁分兵、胄、商税、都盐、茶、铁、设七案，度支分赏给、钱帛、粮料、常平、发运、骑、斛斗、百官八案，户部分为户税、上供、修造、曲、衣粮五案。还有查账、理欠、支破、发放等部门，郑朗又塞进了平安监、银行监与军械监一些部门进入三司。郑朗想法也不能说不对，这些都属于财务进出的单位，一起交给三司，利于三司便于统一调动。

然而有一个缺点，三司重大事粤必须禀报中书同意后，才能申请得旨，公文需要经过重重部门，依然有所不便。

虽经过改制，经营本不是吴充强项，加上改制后有的制度与原先不一，三司政务出现一些滞积，如这次查账，三司速度不快，晚了十几天，账目才查清楚。甚至王安石怀疑账目弄不好，会出现许多失误。

王安石看到国家财政困窘，想到一条主意，没有与郑朗商议，因为这与郑朗改制有所违背，于是暗地里找来吕惠卿、苏辙、清查中表现出色的章惇、薛向、吕嘉问，六人进行了一番商议。

之初是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叫制置三司条例司，由东西两府各出一名宰相统领，统领三司的财政，审核国家一年预算，进一步简化程序。

因为由东西两府宰相统领，它的权力无限地放大，也更知道国家需要什么物资，因此一项新的改革便出现了，而且它的出现，会为国家带来大量的钱帛。

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部门，发运司。它的主要职能就是管理上供财物的漕运，将京城或者陕西河北前线所需的物资从江南各地购买回来（和籴、和买、科配），运向京城或者前线，兼管茶盐、铸钱等，后来北方人口稠密，粮食入不敷出，又将重心转移到粮食上，贱时从民间买回来，贵时运向北方或供给或救济或售出。与转运使有些雷同，但不是，转运使是常年累月循环性质的，发运司乃是一次一次投机性质的，经营意味很浓厚。

由是会出现一个局面，因为是投机性质，往往官员必须翻存档，那些发运司买下来了，那些没有买，或者现在要买那些，那些又不要买。于是往往三司官员大笔一挥，这地方没有这个物产，三司任务却来了，让发运司官员去购买，这地方物产丰富，都快要烂在地里，三司却没有任何任务。然后到京城后更乱，往往京城紧缺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积压的，各地去在源源不断往上运。无形中一年形成大量浪费。改了制，改制也不行，毕竟三司有三司的局限性。

但条例司的设置，东西两府宰相的参与，性质变得不同。东西两府宰相更有大局观，两府加上三司的权限，合在一起，就能清楚地了解全国物产分布，各地所缺所需所产所余，朝廷再拨款，统一规划，将积余地区的物资运向稀缺地区，既利于物资通畅，互补有无，提高百姓的收入，又使国家得到大量的利润。

不但减少许多浪费，也没有动国家官员与百姓的任何税务，国家经济同时得到改善。

至于它的性质，嗯，发改委！

为此，王安石与其余五人经过精密的谋划，王安石先后上了三个札子：《议曰废江淮荆浙发运使》，以后不要这个发运使了，全部归于条例司统管。《议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理天下供上条例》。

郑朗刚刚与西府交接完毕，从西府事务中脱离出来，朝会上王安石便一口气将这三篇札子念完。

听完，郑朗脸色也变了，变得惨白惨白的，比他的头发还要白。

第八百四十三章　撞车

王安石说得有些模糊，不过有人马上就知道他要做什么，唐介大声斥责王安石乃是桑弘羊。

郑朗却在看着其他几人，他与吕惠卿打过好几次交道，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能吏，但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好战友。小苏在唐宋八大家里其实名气比较小的，若没有大苏，也许都轮不到他。但这个人的坚毅非是寻常人所想像。是他的学生，但不是郑朗喜欢的学生，包括大苏、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内，郑朗真正喜欢的乃是范纯仁与吕公著、严荣。也许这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然，这种情感他是不会表达出来的。

这几人当中，郑朗最喜欢的人，一般人难以想到，非是小苏，也非是他的得意下属之一薛向，而是章惇，算是小人，但人家乃是真小人。至于薛向，在杭州担任过他的下属，其实自太平州起，自蔡挺，到过世的杨察，再到吕公弼公吕公著兄弟，司马光、薛向、韩绛，青少年时的下属，如今皆成为名震四方的大人物。

吕嘉问也来自寿州吕家这一脉，这一脉十分庞大，仅是在朝野内外担任官员就有三四十人之众，按理吕嘉问还是吕公弼的从孙，不是亲孙子，也就是吕嘉问爷爷的太祖公后唐户部侍郎吕梦奇乃是吕公弼的太祖公，与吕公弼兄弟血脉略有点远，也算是吕家的子弟。史上说吕嘉问乃是一个奸臣，对这个郑朗不大好说的。

不要说吕嘉问，就是遇到蔡京，郑朗也会理智地对待，有赵佶为帝，再加上经济情况不良，就会有史上的蔡京，没蔡京也会有张京王京，若是赵佶不为帝，经济情况良好，蔡京也未必是史上的蔡京。更不用说小小的吕嘉问。

会不会出现蔡京，会不会出现吕嘉问，就看这两年的折腾效果。

从五人身上扫过，眼中有些迷茫。

王安石与司马光皆是那种固执到家的人，但司马光要好一些，从包拯的劝酒就能看出，两人皆不喝酒，包拯不悦，强劝之，王安石就是不喝，司马光却少饮了一点。

因此，自己劝说司马光，司马光不管有没有真心听进去，马上与王安石联手，来了一奏，弹劾南郊祭用费惊人。

能劝动司马光，未必能劝动王安石。

他在迷茫之时，唐介越说越有劲，不但唐介，还有赵挘�王安石进入中书，与他们多次发生冲突，原因倒也简单，这二人身兼天下直名，如今国家困窘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二人不作为？因为一事与赵捒噶似鹄矗�怒道：“公辈坐不读书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