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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4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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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严重了。
事务纷至沓来。
得一步步解决，郑朗准备第二步改革了。就在这时候，一个小案子通了天，一个农民手指头砍断了，结果这个案子卷进了无数大臣，名臣如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公弼、文彦博、唐介，法官如刘述、吕诲、刘琦、钱顗、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等。
时间是今年夏天某一个夜晚，地点是登州某村。
一个长相很丑，只有几亩薄地的老光棍韦大，醉醺醺地从酒馆回到自己家中。他没有想到自己用几担粮食当聘礼，就从邻村换回来一个十三四岁的水嫩媳妇。只要等她母丧结束，就可以迎进门。想着美事，一会儿就睡着了。这时月黑风高，四野里只有蛙声咯咯与虫儿的鸣叫。
突然，一个瘦小的黑影出现在韦大的田舍门前，轻轻地推开柴门，摸到床前，沉默片刻，从怀中拨出一把柴刀，向韦大乱刺下去。韦大从梦中醒来，下意识地用手挡，接着手上传来钻心的痛疼，大喊一声。黑影害怕了，倒退几步，转身逃了出去，消失在黑夜中。
天刚亮，该县县尉带着衙役来查案。韦大身中十几刀，多不是致命的伤，唯一重伤便是在他档刀时，手碰到刀刃，被砍掉了一个手指头。县尉盘问邻居，阿大很少与人有仇恨，唯一的嫌弃人只有他那个未婚妻阿云。县尉让衙役将阿云带到县衙，小姑娘才一点儿大，几吓，阿云老实招供，是奴做的，父亲死得早，母亲刚死没多久，叔叔嫌自己是累赘，不顾自己将来，被叔叔用几担粮食的聘礼就卖给了韦大。若韦大是一个正常人也罢了，关健韦大长得奇丑无比，又老又穷。小姑娘反抗没有用，于是来了一个月黑刺夫。
毫无疑问，在这个案子当中，叔叔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至于韦大是最大的无辜受害者，长得丑也不是罪，爹娘赐的，怎么办？阿云有让人同情的地方，也有让人可恨的地方。
但这是发生在宋朝的故事。
还没有三纲五常，但已将弑夫大罪定为十恶之一，连郑朗说的报社股东，若有直系亲属犯了十恶罪，都立即排除在股东之外。于是县尉想也没有想，就定成了死罪。但宋代出现一个比较超前的理论，人命关天，若是死刑地方政府不能执行的，除非在缴命盗贼与谋反的“乱臣贼子”时，一般的民事案必须要上报朝廷批准后才能执行。
这种重视人命的观念，后来中国立国好几十年后，才出台这一制度，因此史学上又有一个说法，叫宋代拟今。
因此判决书到了登州知州许遵手中。
此人乃是一个很不错的官员，知长兴县时，救灾治水利，民勒石纪功。二千五百京官大闹地方，居然硬是没有找出许遵任何把柄。至今在考课院上，许遵政绩考仍是一等的。
看了案子后，许遵产生同情之心。但案子最头痛的地方便是杀夫。于是许遵换了一个角度分析案情，既然按照礼法杀夫乃是十恶之一，那么一切得按照礼法来。阿云母丧未满，在母丧期间，不准进行任何婚姻喜庆事宜。也就是说阿云在守丧未满的情况下，被叔叔准备下嫁到韦家，这桩婚约不仅无效，而且违法。当事人与婚人也要判处三年徒刑。阿云的身份不能算是韦大媳妇，对于韦大来说仅是一个普通人，不存在杀夫大罪，应以“凡人论”，其后又老实交待，应按宋律中关于自首减刑的律法处理。
于是再次上报。
事情闹大了。
案宗呈到审刑院与大理寺，结果两部的官员在中间寻找，又在律法里找到一条，“杀人以伤者绞”。就算阿云身份不是韦大的媳妇儿，谋杀未遂但伤了人的罪名也要判绞刑。
处理肯定要处理的，不然老百姓动不动就抄家伙，这个天下还不得大乱，然判死刑确也过了。大理寺将发卷送回登州，许遵就抱着这种心思，不想阿云死。然后将宋律抱回家中看，看到不久前，赵顼以皇帝敕书名义发下一条法律补文，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减二等论。所以郑朗说改制，即便改制后，当宋朝的官员想做好官仍不容易，以前是全面手，现在仍是多面手。没有本事，想做好官很难很难的。
若按这个条文，阿云不当死，顶多是最重的流刑，黠面流配三年，重得不能再重了，发向登州海外沙门岛。刑部判得不公平，再议。又将案宗递回刑部，刑部仍坚持己见。幸好此时许遵因考功一等，调回京城为大理寺丞。到了大理寺后，许遵将这个案件主动接手，御史台官员不服，弹劾许遵因公枉法。
许遵也恼火了，俺至今连这个阿云长得什么样都未看到，一直关在县衙里，枉鬼的法。况且其家父母已死，穷得一无所有，值得我去枉法？于是在朝会上将此案来龙去脉说了一遍。郑朗直皱眉头。
赫赫有名的登州阿云案开始。
阿云案好弄，关健是后面的事，果然，赵顼动了侧隐之心，下诏让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个翰林学士再断此案。为什么郑朗会担心，就是两个学生的出身与经历。
不可否认，司马光也想改革，但是那种不扰民的改革，不过这里的民是什么样的民，很成问题，他这种心态可见唐介、吕公著等等人身上。这是出身造成的，从小含着金钥匙长大，潜意识地在维护着士大夫与权贵的统治地位。
王安石不同，甚至郑朗都不同，虽生在官宦世家，家中却很贫寒，若不是郑朗，郑家早就倒闭了，荥阳郑，在唐朝管用，在宋朝管什么用？因此潜意识地认为国家到了这种地步，乃是权贵与士大夫无限贪婪所至，必须将他们财富拿出来，分给国家与百姓。
若没有郑朗调节，两个学生如今名列高位，早就开始抄家伙。
正是两种理念的冲突，导致对案件判断不一。王安石赞同许遵判决，司马光赞同刑部判决。两人发生争议，别人吵赵顼还能劝一劝，这两人一吵，诸子百姓，唐律宋律，一起拿了出来。赵顼只听了一会儿，感到头昏脑胀，脑袋瓜子不够用了。想了想，还是自己判断吧，诏从遵议。滕甫不服，皇上，你判得不对，要重判。
相权限制，皇权也要限制的，赵顼无奈，再诏送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定。三个两制官员想了一想，仅是一个小姑娘，也未杀死人，能宽一点就宽一点吧，于是维持了王安石原判。赵顼松了一口气，刻意御批了一个字，可。
那也不行，皇上的字在宋朝也未必是圣旨，分管司法的齐恢等官员又联名上奏，请赵顼收回成命。皇上，你这个判决是不对的，国法必须维护，不然国家就乱啦。
这个问题可大条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两制以及一个皇帝出面，都没有解决，让谁来判？
两方争吵，司马光认为因犯杀伤者，言因犯他罪，本无杀伤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杀伤。除为盗之外，如劫囚、略卖人之类皆是也然杀伤之中自有两等，轻重不同。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者，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者，则谓之故。谋者尤重，故者差轻。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杀伤人，他罪虽得首，原杀伤不在首例。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故酌中令从故杀伤法也。
于是总结出为盗杀伤人、劫囚杀伤人、略卖人杀伤人等适用自首免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判刑的罪犯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杀伤人都是因犯他罪本无杀伤之意，事不得已，而致有杀伤，即他们杀伤人都是临时性的、非蓄谋的甚至是被迫的。考虑到他们杀伤人本无杀伤之意，事不得已，都是临时性非蓄谋杀人这些客观情节，那么在判刑时，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故酌中令从故杀伤法也。
阿云杀人是谋杀绝非故杀，谋（故意且蓄谋，即司马光所谓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之类）与故（故意非蓄谋，即司马光所谓直情径行、略无顾虑之类）截然不同。故阿云不可轻恕。
王安石则说，《刑统》杀伤，罪名不一，有因谋，有因斗，有因劫囚、窃囚此杀伤而有所因者也。惟有故杀伤则无所因，故刑统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其意以为于法得首，所因之罪既已原免，而法不许首杀伤，刑名未有所从，唯有故杀伤为无所因而杀伤，故令从故杀伤法至今。
也就是象为盗杀伤人、略卖人杀伤人、劫囚杀伤人等罪犯之所以在自首后要从故杀伤法判刑，是因为在自首免所因之罪后，要制裁他们不许首的杀伤罪，但对于这杀伤，刑名未有所从，即律文未明确规定这是何种性质的杀伤（实际上无法明确规定），也未明确规定以何种刑罚去制裁这杀伤。在诸多犯杀伤罪中，惟有故杀伤则无所因，故杀伤情节既最恶劣又最简单，在量刑举重以包轻原则下，用故杀伤法制裁这杀伤最为得宜，故令从故杀伤法至今。因此仍从故杀伤法是一条量刑条款而非定罪条款，得免所因之罪后法律并不认为未犯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法律并非认定犯有故杀伤罪，自首情节并不影响对整个犯罪性质的认定。所以阿云谋杀后自首，仍属犯谋杀罪，但可以用故杀伤法判刑。
郑朗说各伺其职，将郑朗害苦了。
因为他没有参与权。
苦思良久，制度是他制订的，必须要维护，没有参与权，可有建议权。因此隐晦地上了一奏，说这件案为什么闹得这么大，是有原因的。其一，太祖太宗时统一诸国，为求迅速从乱入治，采用乱世必用重典的思想，包括佃农偷吃主户家的一块树皮也要重惩不怠。宋初律法比唐朝还要重。其后国家大治，太宗晚年起，严刑竣法已经产生许多弊端，因此许多士大夫呼吁轻刑。包括郑朗自己经过多年苦思冥想，最终还是走回以德化为主，刑法为辅的上古夫子思想。
这仅是其一，其二是阿云与韦大的关系，虽许遵用礼法断二者不能确立婚姻关系。但无论在司马光，还是在滕甫心中，多少还是认为二者有婚姻关系的，阿云以妻弑夫，不管成未成功，皆是罪不可赦。站的角度不同，看待问题不同。
史上阿云最终是赵顼听从王安石意见，下诏书赦免阿云死罪，改为徒刑，不久大赦回去，重新嫁人生子。似乎一切走上美满的结局，惩罚也惩过了，重新做人了。然而司马光重新上台后，对此案念念不忘，再次以谋杀亲夫罪将阿云抓捕，斩首示众。
若处理不好，不但引发两个学生自此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这非常非常的可怕。而且会因此案，将散成一团乱沙的士大夫们再次凝聚成两团，这更可怕。
赵顼就问了一句：“郑公之意如何？”
郑朗答道：“为何不将此女带到京城亲自审问？”
吕诲说道：“她仅是一个民女，如何带到京城？”
因为案子已经将皇上都卷了进去，难道让皇上还要认识认识这个阿云？
郑朗叹了一口气说道：“已经卷了进去，几十名士大夫，十几名朝堂重臣，若再加上我，有一个宰相，还有陛下，昔日汉武帝说郭解因卫青得劝，可见他不贫穷。如今此女，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带到的？”
第八百三十六章 少一块，不能说
刘琦道：“郑相公，终是一个民女，带到京城，未免有些不妥。我怕此例一开，以后再无宁日。”
刘琦所说的，类似后世电视剧包青天所讲的那样。包拯审理天下冤案，动不动就将犯人带到开封府。休说开封府没有这个终审权，就是有，也不可能将所有犯人一一押到开封府来。天下那么多案子，包拯能忙得过来吗？
郑朗并没有再解释，既然知道仅是一个民女，为何你们大家一起不妥协？
而且有的根本就不能解释。
徐徐说道：“此女惊动天下，值得带到京城。我们也看一看，若是此女是穷凶极恶之辈，杀无赦，若不是，我们也要反思了。此女虽有杀人动机，然才十三四岁，这样的孩子懂什么？若父母健在，会不会发生？为什么其父早死，其母又早丧。我相信其父母死亡年龄，也不过三十左右。若是正常的生死病死倒也罢了，若是因为贫困而死，中年夭折，导致女犯年幼无人教导，那不仅是女犯有错，我们朝廷也有错。若此女又不是那种穷凶极恶之辈，严惩就不能严惩此女，包括我们朝廷也有过了。请诸位三思。”
“郑公，此言极是，就这样下诏吧，再查一查其父母死因。”赵顼道。
这才是厚厚的人文精神。
为什么会发生争执，正是这种人文精神在宋朝着重内治的情况下，出现原始的萌芽。然而郑朗不敢说出来。
诸位大臣不再争执。
郑朗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
仅是一个民女，受害者也不过断了一根手指头，说句不好听的，杀了也就杀了，放了也就放了，这样争执下去，终是不美。况且朝中还有那么事要做。
来京城，逾制了，可看一看，省得大家再争执下去。
但问题不在这里。
郑朗派小吏对司马光与王安石通知一声，让他们晚上到自家来吃饭。
天到了傍晚时分，司马光与王安石来到郑家。
两人在抬杠，看到对方来到，一起装作不认识对方。
郑朗摸鼻子。
成功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坚持。
固执的结果，往往就是失败。
在这里，坚持与失败有什么区别？所以范仲淹、王安石与司马光成功了，也失败了。
让下人端上来晚餐。
专门给他们准备的晚餐，两碟小菜，以及一张大煎饼。煎饼不小，一个人吃足够了，两个人吃肯定是不够的。司马光与王安石看着郑朗，郑朗说道：“君实，介甫，我们吃过了，你们请用餐吧。”
不知道老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两人相视一眼，司马光岁数长了两岁，以身作则，将煎饼一划二，当然，不可能划得很标准，略大的一块递给王安石。
王安石看了司马光一眼，不客气接过来吃了起来。
郑朗微微一笑，情况比他想像的好。
主要就是这几年，特别是在明年年底之前，熬过去，看到效果，以后变成微调，争议声会渐渐小下去。自己无论如何，在相位上还能呆上几年，这几年再教导，相互共事，问题就不严重。不然，以后两人矛盾激化，后果不可预料。
有什么后果，看看现在的唐介就知道有多严重。
食不语。
等二人吃过了，郑朗说道：“介甫，君实分的饼可满意乎？”
王安石不说话。
郑朗又问道：“若介甫将饼分成明显的大小两块，将大块的饼留给自己，小块的分给你，你会不会满意？”
司马光道：“郑公，你想说什么就说吧。不过阿云案我们虽坚持己见，乃是国家政事，不可将私人感情代入，家事是家事，国事是国事，这也是你教导致我们的。”
“对也不对，我只想问你们一句，为什么一件小案子，居然造成这么大的轰动？不要告诉我，你们仅是想禀公从法。”郑朗道。在封建年代，当真有禀公从法这回事？阿云案的情形与后世的杨乃武、小白菜案一样，无论真相是什么，但皆不应当引起这么大轰动的。之所以如此，乃是背后，上台面仅是一件民间案情，背后的东西却更多了。
而且阿云案比杨乃武案背后的东西更隐晦。
郑朗又说道：“天下间的利益无非就是两大块，皇帝左右平衡，不算，一块是士大夫与权贵，一块是普通百姓。士大夫与权贵占了大头，若再占下去，挤压普通百姓的生存空间，国家必会不稳。做适当的忍让，普通百姓就会感到满足，与分这个饼形式差不多。但士大夫与权贵毕竟是天下的精英，难听一点的说法，天下大部分乃是他们的天下，在这里，就连皇帝面对这个群体，也不得不忌惮。因此普通百姓也不能过份地，或者强行地要求精英人士做出更多的退让。”
“郑公，没这么严重。”王安石道。
郑朗继续一笑，不答。
这种解释十分模糊，不过以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智慧，不会有问题。
准确地说，原先郑朗准备用一块饼划为三，一个是士大夫与权贵，一个是代表普通百姓，一个是代表皇帝与国家。这样划会更清楚一点。可谁去代表国家与皇帝，难道是自己？
实际今天这个饼少了一块。
还有的没说。
古代奴隶社会普通奴隶生活落后困难，到了封建社会，汉有家奴，唐有部曲奴婢，到了宋朝才变得好起来。还有少量奴婢与妾妓，这类人难有人身自由，夔峡地区仍有部曲存在，但大多数地区没有了部曲，允许田地买卖，不允许贩卖普通百姓，要么就是西南与南方蛮族人生活的地区，可就是两广，在郑朗种种政策约束下，以及百姓渐渐开化，买卖人口也少了。
这是文明与进步的气息。
内因乃是宋朝前期几个主君重视内治。
人文气息越来越浓厚，这才造成一些士大夫宽刑思想的产生，这种宽刑非是汉朝那种宽刑，是对所有百姓皆宽刑，不仅仅是士大夫与权贵这个精英阶层。
但还有一部分士大夫强烈维护着原来的秩序，阿云案算是一件勉强的蓄意杀夫案，之所以一定要处死阿云，乃是维护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那怕是勉强地触犯了这种三纲五常，也让一些士大夫隐隐感到最终会破坏这种精英治理天下的秩序，以及精英的地位。
作为郑朗，肯定是喜欢后者的，让百姓更开化，更有发言权，社会才能进步。若是不变，十几年后，随着司马光重新将阿云斩杀，这种良性萌芽也彻底消失了，中国再度进入一种死循环。
这才是真正的阿云案产生严重争执的原因。
但郑朗不能说。
司马光两人很聪明，终是没有后世的眼光，一时也未完全想明白，只想透郑朗话中意思的六七分，也足矣。看到两人抬起头，郑朗再次将国家意义淡化，说道：“我想，你们也想明白了，国家不仅是士大夫的国，也是所有百姓的国，你们二人博学多才，知道唐太宗说的那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能小看了普通百姓，强大不可一世的秦朝正毁于陈胜吴广之手，包括汉高祖，他的发迹也只能算是一个普通百姓。更不要说是张角黄巢之流，他们出身同样不高贵。国家的利益好比这块饼，精英占了大部分，适度地主动分一些给普通百姓，也没有错。不过不能强行分配，否则天下必骚乱矣。故我提倡德化，让士大夫与权贵主动参与到这一义举当中。当然，最好的是给士大夫与权贵们更大的饼，同时也给普通百姓一份生机。然有多难？”
司马光说道：“郑公，我不争了，郑公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也不能说我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所做的，也未必是对的，而且更危险。想要两面讨好，弄不好，两面皆不讨好，反而成画蛇添足之举。如何决断，看这个阿云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子再说吧。不过如今国事为重，不能让朝堂再产生产严重分裂。特别是因阿云一事，朝堂若抱成两派，这个后果，你们有没有想过？”
“郑公指党锢？”
“介甫，中的也，我正害怕这一点，千万不能有党争，否则国家大事去矣。”
“郑公，我们那有资格形成党争？”
“介甫，我若不调节，就凭你们二人足矣。”
“不会。”
不会才怪！郑朗又说道：“阿云案终是小事，国家才是大事。国家治理好了，千家万户幸福，一家人健在，会不会有阿云这种孤儿出现？若她父母健在，会不会将她以几担粮食的代价，嫁给一个丑汉？会不会有这场悲剧发生？将国家治理好才是根本。”
“郑公，受教。”司马光正襟危坐。
郑朗所说的谦让，未必能听得进去，可这一句却是十分中听的，说到他心坎去了。
也未必，郑朗改制，司马光略嫌兴师动众，王安石则反对郑朗最后大踏步的妥协，幸好郑朗乃是他们老师，否则郑朗在二人排挤之下，十有八九变成第二个苏东坡。
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群龙无首，争议声终于平息下去。
阿云带到京城。
一个小姑娘，营养不良，长得不大好，瘦得皮包骨头，若长得好，也不可能只卖几担谷子。但也不是太丑，就是瘦，若将身体长起来，倒也算是眉清目秀。
本来长得不大好，再经过种种惊吓，押到京城，更不成人形了。此案轰动天下，前面一到京城，后面就引起无数百姓围观。看到小姑娘瘦削如此，终于引起百姓的同情心。
那家没有子女，若真将韦大杀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处以绞刑，天经地义。但仅砍去一指头，值得拉上绞刑台吗？
很快带到大理寺。
赵顼让一干御史、大理寺与刑部的人主审，三部会审，也就是民间传言中的终极三堂会审。
因为好奇，赵顼又下诏，让东府几个宰执也过来观案。不但让宰执过来，他自己也不顾大臣们反对，来到大理寺。一根小手指头，三堂会审变成三堂会审，两堂旁听，旁听的人是皇上，是宰相。
规格之高，几乎自达宋朝开国以来，都未曾有过的事。
对于这些官员来说，天天见面，大家不自觉，但对于阿云来说，这些人那一个不是天上的神仙。本来就象一只惊吓的兔子，现在整个人都吓傻了，不知道参拜，只是跪在地上哭。
赵顼说道：“阿云，你抬起头来。”
阿云还是哭。
两个衙役走上前，将阿云的头强行掰了起来。
营养不良，发育也不良，才发育，不过看上去年龄更小，就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郑朗说的穷凶极恶没有看到，看到的只有楚楚可怜。赵顼不旁听了，说了一句：“这也是朕的子民，朕惭愧啊。”
说完，起身离开大理寺。
不但小姑娘可怜，登州那边也带来小姑娘家中的消息，父亲是死于前几年登州旱灾，母亲是死于疾病，家中无钱看病，病死了。叔叔不得不将其收养，但待之很不好，动辄打骂。不过小姑娘年龄小了，能做什么事？当然，叔叔家的情况也不大好，做不了多少事，再多养一个人做什么？于是不顾韦大什么情况，也不顾阿云求情，几担粮食就将她卖给韦大。而韦大的情况，不但长得丑，而且生性惫懒，快四十岁了，在乡间民声很不好，然后才发生这起悲剧。
自案发后，登州乡间百姓皆替阿云感到愤愤不平。
郑朗说朝廷做得不好，夸大其词，再好的国家，总有一些贫困百姓。但阿云身世十分可怜。
再看到少女的样子，赵顼看不下去，郑朗也看不下去，说道：“是人，总有一些道德心，慈悲心。我们皆是士大夫，整天读的乃是圣籍，何至如此。”
说着，带着几个宰执离开大理寺。
至此，再无争议。
很快案子发落下去，判阿云流牢城三年。只是流刑，居然也没有黠字。
在郑朗一次进宫侍讲之时，高滔滔刻意问过此案，说了一句：“等此女释放出来，给一些钱帛给她度日。”
郑朗摇头道：“就是给一些钱帛，一个弱女子，也无法保护，不是给其钱帛，是害了她。”
高滔滔在屏风后想了想，说道：“这样吧，我对母家打一声招呼，等其刑满，让他们将此女接到家中，做为一个奴婢，以后等她长得再大一些，替她找一户好人家。”
“太后仁慈，此乃国家万民之福也。”郑朗深施一个大礼。那是最好不过，司马光以后胆子再大，也不敢到高家将人犯提出来砍头。砍的不是一个人头，砍的东西太多了。
阿云案结束，隐形地造成一些后果。
因为是王安石坚持不杀阿云的，无形中在赵顼心中地位更高，并且政治理念，无论郑朗教导赵顼，他与王安石也十分相近，当然，郑朗也不可能有意教赵顼变得保守。
于是一项人事调动浮出水面，王安国。
他考了几次进士未考中，不得己，考次之的茂材异等科，这次考中了，其策为一。正好母亲死了，与王安石一道去江宁丁忧。丁忧期间，写了《序言》五十篇，赵顼即位，先是王珪向赵顼推荐，其后韩绛与邵亢再推其才。诏其来参加舍人院制试考（比那个举良方正科稍逊一筹），策立三等，最高也就是三等。赐其进士及策，授西京国子教授。
然而王安国的出现，给郑朗带来更大的警觉。不仅是王安国的出现，还有王安石的人事调动。终于让赵顼将王安石迁为参知政事，郑朗不好反对，这个有苦难言的，世人谁能想到，郑朗此时提防的不是欧阳修、韩琦与文彦博，而是他两个学生。
群臣上表，请加赵顼名号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不许。乃第三表，司马光入值，说道：“尊号之礼，非先王令典，起于唐武后中宗之世，遂为故事。先帝不受尊号，天下莫不称颂，末年，有建言者谓国家与契丹往来书信，彼有尊号而我独无，以为深耻，于是群臣复以非时上尊号。昔汉文帝时，匈奴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号。”
赵顼大悦，手诏答司马光道：“非卿，朕不闻此言。”
于是不许。
总之，现在司马光还是有一些进步思想的。
只要矛盾不恶化，司马光还不至于到晚年那种无耻的地步。
不过对这个尊号，郑朗做为一个后代人，倒也无所谓。
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
起初郑朗并州县，有人提议将鄜延路与环庆路并为一路，节裁官员。吕公弼进谏道：“自白草西抵定远，中间相去千里，若合为一路，猝有缓急，将何以应对？”
司马光弹劾内侍高居简，赵顼未决，吕公弼说道：“光与居简，势不两立，居简仅是内臣耳，而光执法，愿陛下择其重者。”
赵顼问：“那应怎么办？”
公弼说道：“迁居简一官，而解其近职，光必无争。”
吕公弼在西府所做的事，似乎拿得出的只有这两件。
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与吕公弼意见多不附，虽两府权利划分，终有些不便，提议用吕公著为御史中丞。用意知道的，吕公著担任御史中丞，吕公弼还好意思担任西府首相？陈升之上书，卫兵年四十以上来，考核不合格，减其供给，安置淮南。吕公弼以为非有人情。
就是这句，让吕公弼悲催，国家财政紧张到这种地步，还讲什么人情，当然不紧张最好，将所有五等户以下者一起编入禁军养起来，可国家有这个钱帛么？
又上书力求安静，不但与王安石有冲突，同时也不大赞成郑朗的一些变法，于是安置于太原府。
随后以吕公著为枢密使。
对郑朗未必是好消息，一个学生为参知政事，一个学生为枢密使，尽管赵顼提拨他们，与郑朗毫无关系，然而郑朗却不由地皱眉头。特别在朝会上一站，那个才叫显眼夺目。
后面还有，无论是司马光或范纯仁，或者严荣，站位也十分靠前。
只有时恒在西侧站位十分落后。
郑朗心中庆幸，幸好自己提议将文彦博与欧阳修弄到朝堂里，否则现在更显眼。
好处有的，坏处也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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