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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发-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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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期限，我们由草创的六人。在短短三、四年间成了三、四百人以上的阵容。亦可算是当时仍在“戒严”时期的台湾纯民办有组织的文学社团中最具“声势”（许或只是“虚张”）。我因而接触不少年青朋友，当然，年长、年少的都有，而且每年、每月、每天如是。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完全不同的行业里任事，他们大都爱看武侠小说。不过，他们也认为武侠小说非关文学，只是消遣，只算娱乐，甚至认为我从事武侠方面的创作，是对正统文学的一种“高经叛道”的行为。其中有不少本来对我“颇为看好”的师长，为我“误入歧途”（事实上，我仍保持大量“纯文学”：包括诗、散文、小说、评论的写作）而忧心、惋惜、唏嘘和指责。
说真的，我写武侠小说并非为了生活（在那时候，我正年轻。以当时“形势”——当然也是“虚张”的——我若为糊口，大可不必选择”笔耕”这条路子），而是想寄情和舒展自己多年来的抱负和信念。我也遇上好些志同道合者，他们开始正视武侠小说的特质与成就，也有些颇具慧眼与心得，但他们都“光说不练”，批评的多，理想大高，绝少人真正为“武侠是不是文学？可不可以是文学？能不能成为文学？”恳恳切切、踏踏实实地做些事。
不少大学生，乃至大学教授，甚至诗人、政客、社会名流，都迷上（或曾迷上过）武侠小说，但他们却照样看不起武侠小说，也不正视自己曾有这种“嗜好”。这时期，不少人都在写，但由于她是一种大众消费品，大家只忙着粗制滥造，以致武侠小说多如汗牛充栋，目不暇接。只能算是一种“谋生的工具”，而不是“理想的寄托。”然后认真悉心写好她的人，显得少之又少；杰作巨构，更万中无一。这更促成鄙薄她的人更振振有词，武侠更成为怪力乱神，暴力血腥（有时还加上妄诞变态色情）的代名词。在那年头，尽管古龙已崛起江湖，古龙式的电影辄风行亚洲各地，但她仍给视作“毒草”，“香花”从来不往她头上戴。
70年代初，我和我社里的友人。曾在我们的刊物上，（在74、75年间）召开过座谈会，讨论金庸（当时他的作品仍只能在“地下”传阅，仍未“正式登场”于台湾文坛，那当然是非关作品质素，而是其他敏感的政治因素之故）、古龙的作品，引起热烈也激烈的反应，几乎把我们文社也视作“毒害人心”的“黑道”。我的《四大名捕会京师》、《白衣方振眉》是在台湾最早以纯文学书籍包装、以“武侠文学”名目推出的武侠作品系列（由“长河出版社”约英在76、77年间出版），非常意外的得到好评，销量也好，许是因为在这之前，从没有这样做过，接着，古龙和金庸等的书，都纷纷以这个“以正视听”甚至更加华贵美观的方式推出，从此成了风气。
在这之前，台湾全省有上千家租书店，他们出租的大都是武侠小说。那种装订甚差、设计也不讲究、质素更十分低劣的薄薄小册，甚至连作者版权也从不予尊重，时常张冠李戴，颠三倒四，作品也良莠不齐，盗印翻版，不胜枚举。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有群众支持、消费价值、传统特质、文化菁华的一种文学特殊类型。却受到这样的贬待、歧视和忽略，虽然不知有多少高质素的读者仍为她疯狂入迷。
台湾那时候注重现代文学（正统文学当代化的一种统称）和乡土文学（台湾本土文学）
的抗争与对垒，对这种跨越界限、不分阶层的作品根本不予重视。我在歧路与迷途上继续创作和研究武侠小说，惹来不少诽谤号流言。我一直希望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的批评、整理，甚至期待有人能深入探讨和整理中国“侠”的特质与历史，到最后，我盼望会有有心人出来为武侠说些话，做些事，然而除了一些作家（例如古龙）仍然为我们写些好小说之外，最多只有三数位名士学人，在片章残篇里偶然以高姿势为武侠说了几句“打抱不平”的话之余，我委实得不到什么支援的声音，只有孤军（幸好这种“孤军”在世界各地、海内海外都有呼应）作战到底。
那时候，武侠小说里的一些信念，仍影响了我和我好些朋友；我们相信“侠”是可以存在于现代的。侠不一定要拿刀子、见血光、出人命的。一个仗义执言、知行合一、秉着良心骨气做人作事的律师、教师、商人、警察、学生、记者乃至于屠夫、清道夫都在“行侠”，都是“侠者”。“侠”的定义其可贵性都不在于他武功高不高、武力强不强大，而是在他有没有具备一颗“侠义的心”。而文学不分类别，只要写得好，不管侦探、言情、武侠、神怪，俱可成为伟大的文学经典。武侠写的是极度情境中的人性。凡是为大众接受并可流传广远的作品，必有其深层价值。
那时候，我正从少年步入青年。也从武侠小说的爱好者进入研究者（包括敦促鼓励别人去探究），我在香港武侠世界连载“四大名捕系列”，并已写完了《神州奇侠》故事。那大的是70年代至末的事，古龙在台湾一纸风行，金庸的书在坊间以各种名目流播，台湾武侠各大名家的写作黄金时期，已开到荼靡。
恰好在新派武侠小说第二次高潮全面归于消租时期，我也“迫不得已”离开了我办文艺社团最巅峰（指”得心应手”）的台湾，经过一段岁月在海外流浪流亡之后，终于定居香江。
我说第二次新派武侠小说的巅峰期全面干寂，系指这段时期，武侠小说或任何通过武侠的形式或本质表达的作品、成品和消费品，已失去了焦点，没有了市场，甚至缺少了那原有的一股朝气蓬勃的原创（动）力。可不是吗？以中国功夫打出名堂扬威世界的“武神”李小龙，已在7O年代初期逝世。70年代起，金庸已不写新的武侠作品。不过，他的旧作却在这段期间经苦心删修后正式“登陆”台湾和中国大陆，引起风潮，风靡天下，独领风骚，极受注重，甚至兴起“金学研究”我也为研究他的作品写了几本专书。但他的作品是“推出”而不是写出新的著作来。他不写了，自然是读者和“武侠文坛”的一大损失。可是，其“后遗症”更是“可怕”：在港台文坛，都觉得好的武侠作品都给金庸写光了，再写，谁也写不过他，不如不写了；或是，武侠小说金庸写得最好，看他的，就够了，别的都不用看了；尤甚者根本认为金庸不写了，加上80年代的前段武侠文坛另一大师梁羽生也金盆洗手，而一代怪杰鬼才古龙也醉卧西天、武侠小说已经可以划上句号，余无足观，寿终寝了。
这种观念很有理很有力也很“名正言顺”的摧残的武侠小说可以承先启后的生机。新一代的武侠新秀，根本寂寞无人管，任其自生自灭。人赞金庸作品“空前绝后”：“空前”自是必然的，也是恰当的赞誉，但对一种文类的存在价值而言。“绝后”决非好事，甚至对金庸作品的评价也因而“略减颜色”。后人不一定要（能）超过金庸，但大可写出自己的特色来。有比较才能见出该种文类的恒存价值、不朽成分。假使李白之后，没有杜甫，没有白居易。没有李煜、晏殊、苏轼、黄庭坚，那么，唐诗宋词或许就不见得那么伟大。而李白的天才也难名因而逊色，虽然他们在诗词方面的成就并不见得能超越李白。可是，读武侠小说者难免都有“幕古倾向”，就是金庸作品也常透露出这种观念：上一代或已逝的一代往往比下一代的新锐更强，人格更完美，境界更高尚。这对古代的向往与道回，运作在现实层面上，很容易使会对正在撰写和努力尝试的作家生起漠视和冷待的反应。金庸作品，冠绝同侪，受到尊崇，理所当然，当之无愧；不过，这种现象无疑对武侠小说的发展生机，有所扼杀，恐怕是十分不妙的。
同时，武侠小说市场全面崩败，老一辈武侠前贤，多已辍笔不写，或者，仍在撰写的却写不出当年虎虎生风、凛凛神威来？现代人太忙碌了。报章杂志上的武侠长篇连载，已不适应社会节奏。这非关有没有好作品出现的问题，而且认真创作的武侠作家（不分老幼）根本生存不下去了。就算写得像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白羽、金庸、梁羽生……，这样出色而曾在报刊上连载风靡万千读者的作品，换作这时候在报上逐段刊登，只怕也不复盛况。别忘了，就算当时古龙名声如日中天，作品多为电影电视改编拍摄，但作连载发表时的反应，也远不如上列时期的武侠名家来得哄动，余者可想而知。人们娱乐更多了，花样多，选择也太多了；电影（港台中外都有）、电视（卫星电视有多种多国选择）、琳琅满目各式其式的杂志书报。资讯爆炸、电子游戏机纵横大街小巷……这都是前二代的武侠小说家不必面对的挑战，不需面临的危机。
在香港，这样一个急促节奏快皮应和经济挂帅的大都会里。从事写作（要是没有学院的支持），而又是认真的写作（且又没有兼营的正职），并且是认真的去写作通俗的作品，这是一件非常奢侈也十分冒险同时是相当孤寂的事。
这段时期，许是因为武侠素材的改编“盛极必衰，”致使70年代几10部电影有9部是“武侠片”的趋势，争遽直下，成了一年制作的电影里，居然连一部武侠电影也无，继续苦心悉力去写好这种文类的人愈来愈少，大家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武侠一代大宗师金庸身上，加上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的作品已多不为年轻一代所接受，梁羽生锋头为金庸所掩盖，古龙英年早逝，武侠小说潮流于是进入“一枝独秀，全面沉寂”的“冰河时期”。新秀们没受到培养、鼓励，他们既不敢写。也缺乏条件写，没有兴趣去写。
这时候，武侠小说已可以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版流传，造成高潮迭起，风靡一时。而且在台湾及香港各地。已展开了“金学研究”对武侠小说一代大师金庸的作品。提出多面性和多角度的金庸开快的精采意见，但都是以趣味性为主。台湾方面，叶洪生专事研究整理中国武侠名著，重新修订推出，确也保存和推动了不少佳作巨构。不过，除了中（象章培恒）、台（如龚鹏程）少数几位学者作家注意到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的地位与特质，写下了为数并不多的（多是对前代或已给认定具有代表性作家的作品）评奖或研究之外，我几乎仍完全找不到在20年前苦苦追问的指引，什么是武侠传统？什么才是好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能不能成为文学？“侠”的定义为何？武侠小说在现代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
我在这时候，却似自己撰写的一部武侠小说：《逆水寒》的题名一样，足足“扒”了10年的“逆水”，专事写作。而且以武侠小说为主，并希望能够为“新派武侠小说”之后摸索一条“超新派”的路向。由于这条路向是雨生、多险阻、荆棘清途的，而我不仅个人冒险寻觅，也得要支持勉励好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一辈并请同行，所以价外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但已箭在弩上，不得不发。
30年来，我仍在期待一本（甚至是大量的）对武侠小说传统、历史、文化取向。精神价值、文学评介作全商的研究比较的专业论著。这时候，大概是80年代初至末的期间，中国大陆的“武侠热潮”方兴未艾，海外侠坛，金庸文学地位已受全面肯定，日丽中天，众星消殒，百家沉寂。
90年代一开始，海内外“侠坛”有两大盛事；一是“武侠电影”的复生。过去的名家作品重新受到注意。争相翻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跟六、七十年代改编武侠名著大为不同，这“改编”简直是“改头换面”，不再是影、视企图透过武侠小说来争取观众、吸收灵感、丰富题材，而却变作了一种反客为主、财大气粗、任意删改、曲解丑化的“牟利工具”或曰：一种“噱头”。故此，武侠热潮星再兴起，便后劲未必有力，而此水亦非前流，与其说这是对武侠作品的重视和尊重。不如说是利用武侠的剩余（甚或是残余）价值。来制造宣传、吸引注意（对电影、电视成品）。此等情形，别说已逝的大家如古龙者已抗议无从，就算使在、独尊的大师如金庸，他的作品也一样给改得面目全非、体无完肤。这“武侠热潮再生”，是悲是喜，是好是坏，那当真是见仁见智了。（况且。这股“武侠热潮”大有“来得快、去得也速”之势。）
一是中国大陆对武侠小说出版权的下放和开禁，以致群龙并起，可以自由争相推出武侠作品，不必再受禁制。我们甚至可以读到江苏文艺出版的“武侠天地”等高水准新风格的武侠杂志。这也连带起了“反效果”：由于失去了版权的约制，以致翻版、盗版、伪作、滥作充斥市场。造成销量上的“反弹”和伤害。另一个“副作用”却是：正式公开研究、讨论、整理、评介作为中国道俗小说的圭皋：武侠小说的论著，也开始发威；有心人开始可以从事武侠评论方面的著作了。这是可喜的现象，故而，在这进人90年代短短两三年间。有关武侠传统、侠义精神、武侠作品的论介和辑录（包括多本武侠辞典和作家专论）已纷纷面世了。
其中不乏精辟独到、眼光深远、胸襟广博、资料完备的作品，可惜，我们仍在期待一部真正能对中国“侠文化”历史和意义、传统与延续贯通古今、综合分析、惊警动人、重行定位的论著。
直到我认识了曹正文。
直至我认识了曹正文，并知道他正耗时费力，苦心孤诣的撰写“中国侠文化史”。
我生平交游颇多，但能交上曹正文这样的朋友，绝对是我的福气。他的特色和优点，十分之多。我这儿只举出其中四项，让熟知他的朋友共鸣，和论还没有熟悉他的朋友他分享：
（一）曹正文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才子。要知道有才气的人不一定有素养，而有学问的人不见得也有才情。才情与学识兼具的人并不多见。曹正文绝对是相当罕见也非常杰出的一位。
他是自学成家、苦写成名的作家。在撰写和出版这部：“中国侠文化史”之前，他已推出的作品逾20部。他曾在工厂当过10年工人，当过最操劳的翻砂工、搬运工、磨工，但他在艰苦中不忘进修，终于卓然有成。且看他自25岁起出版迄今的著作书目；从“咏鸟诗话”、“群芳诗话”，到“女性文学与文学女性”，这一类作品属于文学评论面笔的范畴；或从历史小说“唐伯虎落第”、武侠小说“三夺芙蓉剑”、到推理小说“佛岛迷踪”、至文学故事“近代名人暗杀风云录”这些属于多类型的小说创作；抑或是知识小品“米舒博士谈读书”、新闻学论著“旧上海报刊史话”、心理学著作“愿你喜欢我”、乃至于他主编的“中国100名人谈读书”等作品……从他的写作书目，类型之多，题材之宽，学识之博，取角之广，可以说是非才气纵横、笔力淋漓不能臻此。
更且，他的作品从不故弄玄虚、炫耀才学，而他一贯主张写作应以普罗大众读者群的相应为依归，他每一部作品都不是空泛之作。而是紧扣人心，深入发掘资料与题材，以生花之笔力以万钧的从容道来，所以他强调：“任何经得起历史经验的文学作品，必定要雅俗共赏”，又强调：“我不希望自己成为显赫一时而终究湮灭于世的宫廷文学家。而努力做一个以文学作品赢得广大读者喜爱的文学代言人。”
就算他处理一部推理小说，他也试图更为中国的推理小说闯荡摸索（有别于西洋、日本推理小说）出一条自己的路、同时也是中国的路向来。
由此，他对写作的态度，令人起敬。
（二）曹正文不仅是一个学问渊博、才气纵员的作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优秀记者好编辑。
他完全不因人事，只靠真材实料的投稿，进入新闻界与文坛。他先在“文江报”理论部编文史稿，后在“解放日报”文艺部编杂文。81年上海“新民晚报”复刊。他考入当记者，擅写社会新闻，不久便调入副刊部编“夜光杯”副刊，现为该报“读书条”专版之主编。他主编这一副刊。不但办得有声有色，吸引不少书迷和非书迷成了该报或该版“拥护者”。同对罗网了不少海内外好手名家来为他写稿，而他自己也以“米舒博士”之名，主持专栏，为读者回答各种各类十分专业艰辟的文史问题，成为中国大陆最受欢迎的副刊和最具影响力的专栏之一。
他有这样资深的阅历和编采经验，对于创作、评鉴编纂工作，当然有着莫大的帮助。很多人有着深厚的学力从事文史工作，但在经验与眼界、胸襟上，却不足以将才学尽情挥洒，以致有所囿限；接触面广、交游阔而生活层面深刻的他，可不必虞此。
（三）曹正文不只是一位学博才高的作者，他除了也是资深记者与编辑之外，同时对武侠小说的创作和研究，有着极为深沉丰富的知识，以及高瞻远瞩的独到之见。
他曾写过一部“古龙小说艺术谈”，那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研究古龙的专书，甚至在海外亦是第一册古龙武侠小说的专论。也就是说。世人都钻研并撰写金庸小说评介之时（他也有另一评赏金庸小说的论著，把金庸小说里的“一零八”将论作者手笑技法，与别不同）。他却“虽千万人吾往矣”，着手埋首苦写古龙小说论述。他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作为一个真正的论评者所必需的眼界、胸襟与胆气，他都—一具备了。
难得的是，他除了是一位对武侠小说和中国侠义文化传统研究经年的人之外，同时也是武侠小说的创作者之一，写过“龙凤双侠”等多部武侠小说。作为一个评论家和资料收集者论武侠小说，可能够客观，但不见得够投入；然而，他兼备创作、评论双角度，可以“出得、人得”左右逢源，时就文学价值下评，对为历史流变定位。时替作家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反之）作出激赏、分析；撰写“中国侠文化史”，他当真是在“先天”与“后天”上都能“称职”。
（四）曹正文不独是才学兼具、有深厚编采背景、以及同时是武侠小说的作者、论者，他还是位侠者，是个性情中人。
我跟他相交不久，相知却深。我们自90年通信以来，他二度出国。但因机缘，只见了一面。聚了两次，但这已足够：正文是侠义中人，重情守信，已然肯定。
他在跟我还素昧平生之时，已热情来信，为我联络出版的事。我当时因事烦缠，常还未及为他好好写信，但千忙中的他，仍不以为杵，照样来信恳切相邀，拳拳盛事，凛凛汉风，使我对这个简朴文笔蕴露剑胆琴心的侠客书生，十分好奇、向往。
他为我的书在中国大陆洽谈出版刊载的事，我原想以前请人代洽，多付上部分佣金，正文如此为我奔走费心，且在洽谈过程里时时为我争取应得之利益，又一再不胜其烦将细节、款项、重点、进程电传予我，比身为作者的我，还更维护我的权益，且也比我急切，于是我数度敦请他应收取应得之报酬。但却为他断然拒绝。我再三提出，反而换来他峻然写道：
“……佣金一事，兄再也勿提，否则就是瞧不起我们的交情了。比起古代侠者，我所作所为，不值一提……”
他的侠心激烈，不止如此。我相信在他笔龙蛇之余，也做了不少为民请命、打抱不平的事，然而他施恩不望报，继续他耿介执著的文侠生涯。
具备以上的特质（还有我许多未及在这篇章里引述的），由曹正文去为“中国侠文化”
作传，那是最恰切的事。
我在前文引述了三个时期（恰好上致上有30年）作为一个“武侠人”在三个不同地域的期盼与感触；至于国内“武侠文化”的状况，读者诸君可能比身在海外的我更加深切，我在这儿就不多赘了。
经过多年在侠坛的“闯荡”。我在现阶段仍坚信：侠是知其不可为而义所当为者为之。
侠即是在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中作抉择。伟大的作品不一定能伟大，但极伟大的作品必然极流行（试想；三国、红楼、水游、西游、金瓶梅……已流传了几百年了）。通俗是美德，媚俗不可取，但通俗不等同干庸俗。文学艺术应乞灵于本土（及传统）的文化，才能生根。新派武侠小说已“新”了超过一甲子，早就不“新”了，更新的（超新派）的武侠若不诞生，武侠小说定必没落。每一个时代必有每一个时代的文学，武侠小说若要推陈出新，就必须要有“时代气息”，“不惜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作战”。写作要有“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锻炼。
我试图将武侠文学化，文学武侠化。将文学大众化，不是降格，而是提升。写作要有高扬志气，平宽心情。写作有时确要有”非大成即大败”的抱负。小说，要写出感动来；武侠小说，更要写出动感来！如果没有至少一项全新的创意，我便宁可不写。要先属于自己的，才能成为时代的。要有民族色彩，才可能国际化。艺术的层次可能大家看法不一，但到最高境界，无论中外，不分类型，都是极为接近甚至是一致的。运用得好的陈腔滥调，其实就是最深刻的真实，能善用通俗就是一种不俗。作家是作家，创作是第一要义，不必也不须要是个大思想家——当然，成熟的哲思绝对可以加强和加添作品的繁复性和深层意义。这个时候从事武侠创作和论评，难免会有点野渡夫人舟自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心态。写作不止是兴趣，也得要有志趣。这唯利是图、价值混淆的时代，最需要侠者来振奋人心。我坚决相信：
侠运能倡国运。独立三边静，轻生一剑知，正是为侠作传写评者的写照。
我一直等有人来为侠作传写史著书：我终于等到了曹正文。
稿于九三年三月九日香港大会堂书展结束。
校于九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安徽文艺出版社《七大寇》版税已汇至深圳／购得绿幽灵《彩翠》、《初遇》及奇石《蓝精灵》／梁电误／淑端FAX／LaFore't及CottonCollention、福临门、怡丰行、水品宫搜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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