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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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朝政的现实。自推行新法之后，王安石昔日的好友与支持者一个接一个的走到他的对立面，同时以王安石亲自推荐的御史中丞吕公着为首，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孙觉等一大批台谏官员屡屡上书，指摘新法的过失，其中言辞激烈的人，更是将新法贬得一无是处，罪大恶极，对于王安石与枢密副使韩绛一起领导的新法核心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也是深恶痛绝。只是台谏官员批评宰相，就算是当面弹劾，宰相也只能谢罪而已，这已是宋朝的传统。因此王安石也无可奈何，只能交给皇帝处理。

去年王安石曾经用“征诛”之术，把一批敢为仗马之鸣的官员给贬出朝廷，没想到一波方平，一波又起，看来如果不把御史台彻底控制住，终究是不行，但是御史的任命权，却在皇帝手中……想到这些烦心的事情，王安石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去想石越了。

宣诏的使者来到桑府的时候，桑家上上下下都吃惊不浅——虽然苏轼事先知会了石越，但是石越似乎根本没往心里去。此时使者真的临门，商家富户不比品官之家，也只能草草在院子里设了香案，跪听接旨。

诏书是一篇骈四骊六的大文章，石越若非事先听苏轼说过，几乎要听不懂这诏书是让自己去试茂材制科的。使者摇头晃脑念完之后，便静等着石越领旨谢恩，然后自己好讨喜钱。不料等了半晌，石越一点动静都没有，他这才把一直盯着天空的眼神向地下看去，石越竟然不见了！

使者暗呼道：“糟糕！”上个月司马光拒不接诏，害得给他宣诏的仁兄跑了九次，现在这一位看样子又是不打算接诏了。使者无可奈何的左右顾盼，见到桑俞楚年纪最大，便对他说道：“这位，快去叫石公子出来领旨吧——咱家好回去缴差。”

桑俞楚也不知道石越打的是什么主意，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心里计较半天，朝管家桑来福使了个眼色，桑来福连忙拿了一贯钱过来，悄悄塞到使者手里。使者拿手一掂，知道有一贯左右，说话便客气了几分：“就盼石公子别让咱家为难。”

他知道若是石越不奉诏，他也奈何不得。

不料没多久石越又出来了，他将一封折纸递给使者，一面跪倒，哽咽道：“草民石越，劫后余生，无父无母，不祥之身，实在无意于功名，还请使者转告皇上，请皇上恕臣不恭之罪。”

使者也不敢为难，只好说道：“如此咱家便回去交旨，只是以石公子的大才，只怕还会有恩旨下来的。”说罢便告辞而去。

将使者送出大门，折转回来，唐棣劈头就道：“子明，茂材制科呀！多少人求之不得，若举此科，便直接入馆阁，为何竟要拒绝呢？”当时的人，对于本官升得快慢，并不很在乎，而凡是能登台阁，升禁从的，官场上便引以为荣。这是北宋一代的政治现实。一般试制科的，如贤良方正、茂材之类，一旦通过，就肯定有馆阁的美差加身，这些职位只领薪水，不太要做事情，而且经常可以见到皇帝，参赞机要，如果外放，至少也是一郡太守，称得上是前途无量——石越竟然一口拒绝，难怪便是唐棣也有点想不通。

石越却只淡淡叹了口气，道：“功名余事，富贵等闲，我竟是把这些事都看淡了。”

李敦敏本以为石越不过是效法古人，欲迎还拒，故意推辞，但是这时见石越说话神情间有一种淡淡的落拓与伤心，心里不由暗叫一声“惭愧”。一面寻思道：“怎生想个法子替子明开解开解，让他振作起来？”

过得两日，眼见天气渐渐回暖，地上的小草开始变绿，树枝抽出新芽，鸟类也一天天多了起来，春天的气息一日浓似一日，已经到了文人墨客呼朋唤友，携妓踏青，聚酒高会的好季节。唐棣几人一起商议，便决定去城东北的五丈河边踏青。石越因一直忙碌不停，所以也想出去走走，六人便租了三辆马车，带了几个书童和几坛酒菜，浩浩荡荡往从东边新曹门出城去了。

出得城来，石越迫不及待的跳下马车，畅快的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才开始打量周围的情景。这条通往曹州的官道上，从汴京城里出来踏青的人们，倒似乎比那来往于曹州与开封的人还要多一些，大抵上富裕的人家都坐马车——不过此时都下得车来，在马车前面慢慢步行；也有倜傥的少年骑着白马谈笑而过；普通的人家则有坐牛车的，也有骑驴读书附庸风雅的酸儒——看着那摇头晃脑的样子，石越不禁好笑，不明白在驴背上怎么能看得进书！人群之中，自然以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全靠步行的占多数，这些人都是成群结队，其中也有穷书生一边谈论诗文，赋一些“春暖花开”的句子从身边呼啸而过的；也有市井小民谈些里巷笑闻、奇闻轶事，其乐盈盈的……便一向呆在家里不能出门的女孩子，这个时候也可以趁机出游——当然，倒有一大半是借着烧香敬佛的名义来享受这春天的惬意。富家女子坐着小车，也有少数坐轿子的——当时的风俗，男性一般不坐轿子，只有女性才坐——这些女孩子都偷偷的掀开窗帘的一角，打量着外面的春天，若被人无意中看见，便连忙羞涩的放下车窗的帘子，自己躲在车里满脸通红；反而是普通人家的女子没有这许多顾忌，虽然她们一般并不和陌生男子说话，却是可以肆无忌惮的走在春风之中。

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一种女孩子，既可以坐在车里缓缓而行，又可以毫不在意的掀开车窗的帘子，大胆的享受轻轻拂面的春风。这些女孩子便是歌妓——她们有些是自己去烧香礼佛，希望有一个更平等的来生；有些则是和年轻的少年一起出来，享受短暂的人生。

当石越看到歌妓之时，突然想起了那天晚上在酒楼里泪眼盈盈的楚云儿，真是有许久不见了。不知道为什么，石越有点淡淡的牵挂，那个温柔解人，脸上永远挂着淡淡笑容的女子……想到这里，石越不禁微微叹息了一下。

李敦敏听到这声叹息，却以为石越在感怀身世，连忙笑道：“子明，四季轮回变换，草木乃无情之物，尚不为严冬所折，只待春日一到，便重焕生机。况兄之大才，岂不明白顺天知命之理？若为身世而自弃，郁郁不欢，窃以为非智者所为。”

柴贵友也笑着劝慰道：“修文说得甚是，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有经天纬地之才，不可以轻易自弃也。凡事皆须往达观上想。”

石越见自己一句叹息就引来这许多话语，起先不免觉得有些啼笑皆非。可后来见众人神情关切，却也不禁感动，心里又有几分惭愧，觉得自己是在欺骗这些关心自己的人。口中嚅嚅，一时说不出话来。

众人不免更加误会。柴贵谊连忙转移话题，无非是品评一路上所见的人物，又和桑充国由路上看到的美女谈到历史上的美女，天南地北的闲聊……不多久便到了五丈河边。

石越等人吃惊的发现河边亭榭楼阁，重重叠叠，不知几何。众人都不知就里，找人打听，才明白那些庄园都是朝廷的勋贵、宦官的别墅，连绵一二十里，尽全被这些人给占了。

桑充国摇头叹道：“富者广厦千万，贫者无立锥之地，只能寄人篱下，世间不公若此。”

“长卿不必感怀，子明曾经说，理想世界当是居者有其屋，我辈若能同心协力，辅佐圣王贤相，三代之治，未必不可以复现。”唐棣这一番话，一面是科举得意，未免意气风发，一面还是有勉励石越之意。

此时众人可以说都是春风得意之时，听到唐棣这番话，不禁都点头称是。当下找了一个风景秀丽的亭子，一面煮酒，一面纵论天下大事、古今风流人物，大家有意无意的都找些慷慨激昂的事情来说，盼着能让石越回头转意，进入朝廷，一展平生抱负。

石越心里惭愧不已，几次想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却又怕被他们当成“伪君子”看待，只好暗自苦笑——无论如何，得把这个谎圆下去。

不料关心他的人竟然不在少数。

当晚回到桑府，桑俞楚便递给他一封信，说是苏轼所写。信中写道：

“轼启，孟春犹寒，不审起居何似。前日闻君以自伤身世，遂无意于功名，而拒赴茂材之试，唯愿终老于泉林。窃不以为然。古之隐者，有君无道而隐，有执政无道而隐，有居乱世而隐，有处太平之世而隐，当此名为太平无事，实则隐患深种之际，圣主在上，日夜欲求贤士大夫共治天下，以足下之才，正当报效君王，匡扶社稷，何由而隐？凡伦常之理，君臣重于父母，大义重于私情，岂可因一时身世之伤而自弃于天下？且，若论身世之悲凉，孔子十七而双亲皆亡，足下双亲则未必不在人世矣，孔子不敢自弃，足下何故而敢自弃？所谓自古雄才多磨难，孟子亦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足下之遇，良可伤也，然亦不可以自弃也……”

信中拳拳之意，也是来劝石越不可以自弃的。

石越默默地把信收好，对桑俞楚说道：“伯父不用担心，我自有计较。”

桑俞楚冷峻的刀削脸上看不出什么神色来，他只淡淡地说道：“子明，你做事，我放得心。不当官也没要紧，富家翁少不了你的。”

这平平淡淡的几句话，让石越心头不禁一热。自从回到古代，人与人之间善良的一面，他体会到许多。在现代，除了自己的亲人与极好的朋友，谁会来关心你想的是什么？大家考虑算计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利益。桑俞楚的话让石越的心中有了一种温暖的感觉，他抬起头来，打量桑宅，仿佛间竟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他一面想着这些让人心里充满温情的事情，一面往自己的书房兼卧室走去。进到内宅之时，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石大哥。”听这声音，便知道是桑梓儿。

“梓儿？找我有事吗？”石越对桑梓儿一向特别的关心，完全当成自己妹妹一样宠着。

“我想问你一件事？”桑梓儿斜靠在一根柱子上，垂着眼帘问道。

“你说便是。”石越微笑着。

“我听他们都在说你不想当官？是吗？”

“差不多吧。”

“可是我觉得石大哥胸中很有抱负，是唐毅夫和我哥都比不上的。如果不当官，怎么一展抱负呢？”

“……”石越一时无言以对，便笑道：“小女孩不要管太多。”

“人家已经不小了。我今年就十四岁了。”

“是，是……大女孩也不要管这么多，好好回去学画，春研墨，秋调琴，现在正是学画的好季节。”

“我正好画了一幅画送给你。”桑梓儿狡黠的笑着，从身后拿出一卷画来，石越这才注意到她一直把双手背在身后。他接过画来，展开细看，画的却是一个书生在月下舞剑，那个身影依稀便是自己，旁边用清秀的小楷题着一句诗：“欲吐草茅忧国志，谁能唤起赞皇公”——这是石越以前在她面前吟过的一句诗，不料她就用在此处，把石越比作是风尘三侠中的李靖，也是一番勉励之意。

有时候许多人的关心对当事人会造成一种压力。石越用自己的身世做借口拒绝参加茂材科征诏的事情，很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士子们议论的话题之一。有人赞赏他无意功名的“高风亮节”，有人不以为然的认为他“沽名钓誉”——当然，这种想法只能在心里想想，若有哪个冒失鬼说出来，不免要遭旁人白眼：“若是换成足下，还不定怎样。”另有一些人则替他惋惜，认为他这样的才华不为朝廷效力实在可惜；却也有一些人暗暗高兴，恨不得他再傻一点……继苏轼来信责以大义之后，王安礼、曾布也写了一封差不多内容的信，劝他节哀顺变，不要回避为国家效力……对于那些不是真正关心自己的人的想法，石越倒并不在意，他有固定的计划，不会为此而感到惭愧。但是对于欺骗了那些真正关心自己的人，石越心里的确感到非常的内疚。虽然马基雅维里“曾经”说过，如果你想骗人，就一定能找到心甘情愿的受骗者；但是如果这些受骗者中有一些人是真正关心你的长辈、朋友，对于石越来说，他还是觉得非常的不好受。只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把这场戏坚持演下去，对于自己声誉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如果诚实会严重损害到一个君主的利益的话，那么君主就应当毫不犹豫的撒谎。”石越不断用马基雅维里的名言来给自己打气，以求度过这道德上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石越并不是把谎言当饭吃的现代人。

“我快要变成一个政客了！”有时，石越又忍不住要在心里谴责自己。自从回到古代，自己就一直在谎言中生活，从头到尾都是谎言，诗词有一半是在抄别人的，文章也有一大半是抄别人的，自己的来历明明很清楚，却要骗所有人说不清楚……自己以前怎么从来不曾觉得自己是这么会撒谎呢？

但是要说出真相吗？想想那后果吧？疯子、伪君子、大骗子、怪物……可能疯子是自己最好的结局。

“也许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我要当一个骗子吧？！”石越无奈的想着。

受到自己道德心困扰的石越第一次讽刺性的发现，原来一直以为自己生长在一个道德缺失的时代，应当没有多少道德上的拘束，但是当自己回到一个普通人更讲道德感与真情的世界之时，却突然觉悟到，一个生活在一群善良的人们之间的骗子，要承受多大的道德压力……石越有时候几乎有点渴望生活在一个更肮脏的地方，这样自己至少不会这么困扰。

不过这毕竟也是只想想而已，对于人类而言，不管发生感情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只要一旦彼此之间有了真挚的感情，那就是很难割舍了。对于真挚的感情，每个人都有一份与生俱来的眷恋。

困扰中的石越几乎是无意识的叫了马车去碧月轩。

找到楚云儿之后，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坐在楚云儿的对面，静静的喝着酒，心情在这里慢慢地恢复平静。

楚云儿这段日子听说过无数关于石越的流言，当他进来的时候，她心里高兴得砰砰乱跳，却又不敢表现在脸上。当石越进来静静地坐在她对面，一言不发的喝着酒时，她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一种针刺般疼的感觉。她轻轻地走到琴边，默默的调好琴弦，轻抚一曲，陪着石越喝酒。

两人就这么坐着，一个喝酒，一个抚琴，没有说一句话。可是两个人的心里，一个极度的宁静，温柔的宁静；一个却是快乐，从心灵到指尖都有幸福的感觉……一直到天全黑了，石越才起身，轻轻说一声：“谢谢你，楚姑娘。”也不待楚云儿回答，便转身离去，留下楚云儿一个人痴痴的发着呆。

从楚云儿那里回来之后，石越紧接着就引起了四月份的一场风暴。因为唐棣等人还没来得及接到朝廷的任命，这也让他们在这场风暴中依旧担任着助手的角色。

熙宁三年的四月，本来应当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季节却也是个多事的季节。在朝廷中，王安石开始了对御史台异议分子的大清洗，自御史中丞以下，一大批台谏官员被皇帝赶出了朝廷。而在民间，刚刚出版《论语正义》、拒绝赴茂材制科考试的石越，再次刊发了惊世之作——《疑古文尚书伪作论》。

这本书的内容，是石越凭出色的记忆，综合了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和惠栋《古文尚书考》的考据，证明东晋梅本《古文尚书》是晋人伪作。不仅如此，在书中，石越更是直接攻击《今文尚书》除了《西周书》之外，也全部是后人伪作。《尚书》作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在学术层面受到了石越最猛烈的挑战！

这就是石越和唐棣等人自《论语正义》之后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

本来在北宋的时代，今古文《尚书》并没有分开，一直合在一起出版，要到朱熹时才开始慢慢怀疑到今古文《尚书》，把今古文《尚书》分开来讲。此时石越直接攻击《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作，而《今文尚书》则大部分是战国人写的伪书，如何可以不引起轩然大波？士林顿时一片哗然。

石越费尽心思写出这本书并公开刊发的目的，除了是要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之外；就是想要颠覆当时人们对上古三代的认知，关于三代最原始的资料出自于《尚书》，一旦《尚书》的真实性被质疑，那么其权威必然大大下降，而石越便可以借机重新解释经典，构建一个新的上古三代；而且，在宋代的学者们已经开始对传统的经典不再盲目信任，并且提出种种质疑之时，石越的这部着作，无疑会极大的鼓舞这业已出现萌芽的思潮——既然《尚书》都有问题，还有什么不能被怀疑？

如果说《论语正义》刊印之后，是赞扬远远多过批评的话；那么《疑古文尚书伪作论》一问世，首先便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舆论几乎是短暂性失声。而等到最初的惊愕之后，留给众人的，便是一种复杂的心情。石越考证之细致精确，让《古文尚书》之伪几乎成为一种无法辩驳的事实，士林也只能平静的接受。但是对《今文尚书》的质疑，却未免有证据不足之嫌。一时间批评的声音都是针对《今文尚书》部分而来，其中攻击得最卖力的，便是陈元凤。只不过他的反驳，完全是对石越人品的责难，在学术上实在没有太多的意义。而石越对《今文尚书》某些部分是否伪作，并未给出定论，这些反对的声音没有引来石越的辩护，反而引来了不少著名学者的辩护。

《疑古文尚书伪作论》的刊印，真正引发了一次学术大讨论，其直接结果就是朝廷明示天下，从此考试不再考《古文尚书》！至于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战火，由此重新点燃，这却是石越所始料未及的。

四月的风暴并非仅此而已。

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

这本书全文不到五万字，是一部乌托邦式的着作，以复兴上古三代（尧、舜、禹）的名义，讲述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诸方面的内容。石越与苏轼所谈的民主议会的思想，便反映在这本书中。其中心思想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石越通过攻击《尚书》的真实性，先空洞化对三代的记载，然后对上古三代进行自己的解释，借三代的名义抢占对儒家经典的制高点，再辅以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完成对儒家学说内部的改革”——这是后世对石越种种行为的解释。当时的宋代，在文化上实际上和汉武帝时代的情形非常相像，经学经过两晋之变，在唐代复兴，却又慢慢让位于诗赋，五代士风沦丧，可以说在宋代迟早要有一种新的学说来占领思想界的王座，这是一种客观需要。所以先有所谓的“古文运动”，然后有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最后有朱熹完成的理学……群雄逐鹿，最后理学捷足高登，主导中国数百年的思想史。此时石越的作为，不过趁古文运动已到最后的辉煌，正准备完成它对晚唐以来艳丽的文风最后一击，而“王学”尚未问世，理学影响未大之际，乘虚而入，以一系列的新说，加入到这场争夺思想界王座的竞争之中。

在《三代之治》的序言之中，石越提出来“复古、朴实、求是”三原则，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他公开说三代无书，汉人之文风最合三代的精神，文章应当学西汉；而做人或为文，都应当讲究朴实无华，不应当追求浮华的东西，文景之世，皇帝诏书如同白话，最值赞赏；三代尧舜禹，汉代文景，没有皇帝给自己加尊号，他们的令名照样传之于后，石越因此大胆地在文中呼吁皇帝不要给加自己那种长而无实的尊号——这一点其实是谋定而后动，赵顼对于加尊号的确是没有什么兴趣，终其一生，没给自己加过什么尊号；石越又提出来做事要讲证据，重事实……《三代之治》一经出版，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汴京城的读书人睁大眼睛想看看石越的新作，桑氏印书馆几乎没有停工的时候。而之后引起的议论，更加超过了《疑古文尚书伪作论》，毕竟后者是一部考证的书，真正能从中间找出问题来辩难的，都是比较高明的人物；而《三代之治》则主要是一部空想理想社会的书，但凡空想，只要是人，便可品评一下得失。

“自古以来，君为天、臣为地，君为乾、臣为坤，子明所谓议会，以士绅百姓议论官府，以黎庶与九五为一体，似有混乱阴阳乾坤之嫌？”王安礼谨慎的问道。

石越随手画了一个太极图，交给王安礼，微笑不答。王安礼看一了会，突然开怀大笑：“原来如此，妙，妙。”

唐棣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闹什么玄虚，柴贵谊忍不住悄悄问桑充国，众人之中，以桑充国与石越相处时日最多，对石越的学说了解最深。桑充国微笑道：“阴阳一体，方为宇宙。世间至道，极阴便是阳，极阳便是阴。九五之尊为极阳，黎庶百姓则为极阴，二者表面看来相距悬殊，实则一体。”

“子明在《三代之治》中倡议天下普设学校，立图书馆，欲使天下人皆得读书识字。然则自古士农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子明欲使人人皆为士，可得乎？”苏轼虽然是杰出之辈，脑子里却未免还是有那些等级观念。

“在下闻孔子曰：有教无类。未闻孔子以士农工商而有教与不教之别矣。且士者，本出于农也，故有耕读之家。工、商之间，亦未必无贤者，陶朱贾人也，傅说工人也，二者非为不贤。君以为工商不得读书乎？以为读书不可以为工商乎？”石越悠然答道。

……

《三代之治》自问世之后，其中称赞者固然不少，但是众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为然之处，所以问难辩论便成了家常便饭。其中对《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见的人，竟认为这本书是无稽之谈，荒诞不经，不过是《淮南子》之类的杂家之言，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毕竟大部分的读书人，却多多少少对书中提出的理想社会很有兴趣，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类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认为这正是儒家经典所说的“大同之世”。普遍的质疑，还是集中在某些具体措施之上。

皇帝赵顼曾经很认真地问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于世否？”

王安石正色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惟其中议论，颇有迂阔之处，其谓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坏以来，历代无人能复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又谓广立学校，臣以为州县立学，已属不易，全国遍立，所费几何？此石越所未深思之故。然其意甚善，亦未必无可采之处。”

王安石这还是持平之论。有大臣在赵顼问到议会制时，愤愤不平的答道：“这是石越想要离间君王与士大夫，其心实可诛。”弄得年轻的皇帝一脸愕然，说道：“不过论是非而已，何至于此？”

《三代之治》出版之后，新党们看到的，是一个包含着改革思想的年轻人慢慢崛起，虽然他已经通过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王安石并未十分介意，毕竟中立不是反对，他还是乐见这个难得一见的奇才诞生的——虽然反对派诸大臣对石越的举荐，依然让他很不快。

而在旧党一面，司马光等人欣赏石越的才学，赞赏他不愿当官的人品；苏轼则和石越有不错的私交；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却是石越虽然身世不明，却一向以北方人自居——这些大臣们普遍相信：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值得信任！况且石越又得到司马光等人的举荐，大家对他更无恶感。

所以无论新党旧党，并没有人想去阻挠皇帝新一轮的征诏——虽然对于石越写在书中的某些观点，很多人是不以然甚至极度反对的。当然，这种情况也许不过是因为大家的精力都放到了朝廷中关于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上去了，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来对付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以致莫名其妙的树敌。况且石越表现出的才学，也足够构成朝廷征诏他的理由了。

熙宁三年五月，皇帝的使者再一次来到桑府，重演了三月的一幕。虽然皇帝的诏书比上一次更加恳切，对石越的评价也更高，但是石越依然用老的理由拒绝了。而最夸张的是使者走之前说的话都和上次那位说的都一模一样——当然，他口袋里也有同样的一贯铜钱。

苏轼和王安礼不约而同的来到桑府，劝石越出山，结果发现石越的态度非常坚定，二人虽然无可奈何，却始终不肯死心，只是与石越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不胜其烦的石越，为了对付这两个说客，不得已拿出正在写的几部书的草稿，请二人指教。

果然，这几部书立即就把二人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

略略看过之后，王安礼问道：“子明，这些奇技淫巧之说，虽然颇得精妙，然于世道人心何用？”苏轼也注视着石越，显见二人有同样的疑惑。

石越笑着背了一段经典：“伏羲造琴瑟，芒作纲，芒氏作罗，女娲作笙簧……”这是《作篇》里面的内容，讲叙的是上古圣贤发明创造的事迹。背完之后，石越说道：“奇技淫巧，若为无用，则伏羲、女娲、黄帝、舜、禹等古之圣人，为何皆有发明？这是圣人之事，哪里是奇技淫巧？《周礼》之中，惟《冬官》不存，故当今之人以为此等事不过小人之学，君子对之甚为轻视，我以为，这正是今之不如古的原因。”

虽然觉得石越的说法未免有点强词夺理，但是《世本》中的确有这一篇，讲古之圣人发明创造的故事，若依石越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二人虽然都是辩才无碍的人，但是对于石越的这种观点，倒也一时想不到哪里有什么不妥。

王安礼温厚的一笑，说道：“子明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也真让人难以驳难。只是把工人之事当成圣人之事，只怕士子们不太服气。且这些东西，甚至不是工人之事，而是杂学。”

苏轼爽声笑道：“杂学便杂学，古之君子，于经典之外，骑射博物、天文算术之学，无所不通。身兼数家之学的，今日也未必没有。只是如子明这般博学，似乎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又如此年轻，真是所谓生而知之者。”当时的许多儒生对于天文地理、算术植物以及占卜算卦，都是颇为精通的，只是他们受“君子不哭”的影响，大部分人不愿意以全部的精力去钻研这些，只是当成一种业余的修养，这一点上和石越的立意大有不同，一经石越点破，苏轼眼前便豁然开朗。

石越给王安礼、苏轼看的书稿，被后世称为“石学”之始，也被一些人称为“杂学”。这几本书分别是《算术初步》、《几何初步》、《地理初步》、《逻辑初步》，这四本书加上其后的《物理初步》、《化学初步》、《生物初步》，并称“石学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