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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第2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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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朝中有许多的强硬派官员对此极为反对。他们认为西夏无论如何都不敢东犯，就算东犯也是自取其辱，这些对李秉常恢复年号之举动耿耿于怀的官员，根本不能接受石越打算送给李秉常的礼物——以市价卖给西夏两门克虏炮。
人人都承认既然辽国已有火炮，西夏拥有火炮也就是迟早之事。也没有人会认为卖给西夏两门火炮会对宋朝造成什么威胁，即使西夏能够仿造，其产量与性能短时间内亦难以与辽国相提并论。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不能接受这种交易。
石越力主以此为契机，全面开放与西夏之武器贸易，倘若西夏人能从宋朝这里以相对公道的价格买到所需要的火炮，他们便不会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火炮工业。
但这个前提是宋朝不再将西夏视为敌人。然而，短时间内，这样的转变连范纯仁都难以适应。对西夏人的猜忌心理，仍然根深蒂固。
高丽人则是另一个问题。
御前会议要求高丽立即出兵，威胁辽国的东京道。但高丽正使虽然言语谦恭，却只表示会立即向高丽国王转达此事，并没有一口应允下来。高丽人既然心存观望，御前会议干脆给秦观下达敕令，令他全权处理此事，务必使高丽人尽快向辽国东京道出兵。
但两府都很清楚，高丽是一定会观望的，在胜负未明之前，他们绝不敢轻易得罪辽国。他们的使节已经开始向两府诉苦，委婉的表达希望宋朝减免其债务之要求——他们尚未派出一兵一卒，便先向宋朝开价了。
站在高丽之立场，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宋廷之内，甚至是御前会议之内，对此也是态度两极。韩忠彦与刘舜卿等人皆认为高丽是否出兵无关紧要，他们认为即便高丽乐于参战，倾国而出，亦未必有能力战胜东京道内之现有辽军，更何况高丽必不会尽全力。因此他们认为不值得为此付出过多的代价。但韩维与吕大防却力主拉拢高丽，二人主张倘若高丽能够在九月之前，出兵五万，进攻辽国，宋朝便免除其全部债务。
虽然最终御前会议向秦观下达的敕令中，采纳了韩维与吕大防之主张。但怀疑、猜忌、不满的情绪，仍随处可见。
更大的麻烦出现在国内。
御前会议早就决定在河东、河北分别设立宣抚使司。但宣抚使的人选却难以定夺。
石越一心想让章楶担任河东宣抚使，统辖河东境内之兵马。不料小皇帝突然质疑章楶质历不够，提出要令吕惠卿出任河东宣抚使。而朝中竟然也出现奏折与小皇帝相呼应……虽然这些人官阶不高，但石越与诸宰执们除了借口吕惠卿从未领兵、不熟悉军务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借口来搪塞皇帝。
然而麻烦的是，原本石越与范纯仁、韩维等人商议，要以韩忠彦出任河北宣抚使……韩忠彦本是各方都十分满意的人选，他又是遗诏辅政大臣，高太后也愿意让韩忠彦多立功勋，若他能够宣抚河北击退契丹，日后便大可与石越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然而在小皇帝提出吕惠卿之事后，韩忠彦同样也是从未领兵之事实，就变得尴尬、显眼了。原本这倒并非问题，宣抚使司内自有谋臣幕僚，御前会议与两府亦能遥控指挥，对韩忠彦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决断力、以及调和掌控诸军——这两种能力韩忠彦都可信赖。
但如今这却成了一个问题。
自高太后以下，包括身为新党的许将在内，没有人想让吕惠卿去做河东宣抚使。倒不是怕他东山再起，便算他在此任上立了军功，众人亦有的是办法不入他重返中枢。而是旧党对吕惠卿的忌恨，实是到了根本不希望听到他名字的地步；石党与新党中除吕惠卿派以外，同样也不想给吕惠卿任何表演的机会。
于是吕大防、苏辙等人，干脆建议由韩维或者石越出任河东、河北两路宣抚大使。
这让石越越发的难以决断。
倘若韩维出任两路宣抚大使，以韩维之资历威望，石越定然会彻底丧失对战场之指挥权，他只能担任好萧何之角色。这是石越心有不甘的，况且他亦不完全信任韩维之能力。若他本人离开汴京，出任宣抚使，却又有更多的疑虑。
但无论如何，宣抚使之人选不能再拖。很快西军就要抵达战场，除拱圣军外的京师禁军亦要开始逐次出发，暴雨之后，辽军也必将酝酿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有那个屯兵雁门之外，一个多月来一直没多大动静的耶律冲哥，更加令人担心……若那时河北、河东还没有宣抚使，后果将不堪设想。
石越心里面想着这些事情，端起茶碗，轻轻啜了一口茶，抬眼望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潘照临。
二十多年了，他已经由布衣而位极人臣，但到了这样的重大抉择之时，他却仍然不得不依赖此人。
第一百一十七节
潘照临眯着眼睛，仿佛正在神游天外。
一晃二十余年的光阴，岁月在潘照临的脸上，也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曾经有一段时间，潘照临几乎以为自己已经失败了——封建南海、与司马光合作、遣散府中幕僚……身居右丞相之位的石越，并不如一颗棋子那么听话。对潘照临来说，石越既是他的主上，亦是他的“作品”。然而，行百里半九十，他几乎以为这件“作品”失败了。
右丞相！位极人臣……这可不是潘照临的目的。
这几年间，他离开汴京，游历天下，只是偶尔才会回来。他这几年间的所见所闻，对潘照临而言，真是一种极妙的讽刺。他见到的大宋朝，州县官吏大抵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农民赋税减轻，兼并放缓，城镇工商发达，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绍圣年间，不仅汴京之国库渐渐丰裕，便是各地州县府库、常平仓，亦皆仓禀丰实。尤其是东南诸路，其富裕程度，更是让潘照临惊讶。以两浙路来说，王安石在杭州期间，除了主持盐债、封建诸事务外，更是筹措资金，大搞建设——石越当年原本就打下了不错的底子，王安石到杭州后，在危机之中，竟有余力大兴水利、修葺道路、沟通河渠、整顿驿馆，并且还扩建了杭州城。如今两浙路内之官道，全以青石铺成，雨水虽多，道路却从不泥泞；杭州等城市中，皆有专门之机构收养弃婴与无人照顾之老人；学校密集，识文断字之孩童越来越多；仅仅两浙路内，报纸便多达十余种；取消对过路之商旅征税后，人口往来更加频繁，两浙路随便一座小县城，都能见到数以百计的外来商旅；杭州一场蹴鞠比赛，能吸引数万人观战……如今，杭州一城之商税，便已是骇人听闻，几乎相当于熙宁初年的数十倍。
东南如此繁华，西北也渐有生气。陕西在绍圣以来，虽然经历交钞危机，但是司马光主政后，百姓渐得歇息，到绍圣七年之时，虽不及东南之富庶，中户以上，却也是家家有余粮，户户有牲畜。
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隐患——与王安石和新党的最大区别是，司马光与石越从未真正挑战过势家豪族，隐田逃户仍在缓慢增加，兼并有所放缓，却并未停止，这侵蚀的是国家最基本的两税收入。司马光与石越的办法是通过节省开支、开拓其他的财源来弥补这一块之损失，尤其是裁撤军队的积极效果越来越明显，再加上二十余年工商业之蓬勃发展，令这种损失渐渐显得微不足道。但潘照临敏锐的觉察到，这迟早将再次成为一个问题。
然而，这个隐患的爆发是他潘照临有生之年绝对看不到的……他能看到的，是天下百姓在交口称赞“赵官家”，高太后的声誉之高在民间无以复加。许多的杂赋被取消后，百姓无不感恩戴德……司马光与石越固然功劳很大，在百姓心目中威望很高，但百姓更不会忘记赵家的“恩德”。
他一生的事业，竟然是帮助了赵宋的中兴？
他苦心经营的一切，难道是为了巩固赵家的统治？
他辅佐石越，却是替赵家造就了一个好宰相？
事实还是如此的讽刺。石越向他证明他的确选对了人，但石越也向他证明他的确选错了人！
潘照临曾经在石越身上看到桀骜不臣的气质，但是，事实却是石越始终心甘情愿的做一个忠臣！
表面上看，在司马光死后，石越的确拥有人臣中无与伦比的巨大威望，军队信服他，士林相信他，百姓也拥戴他……但是，潘照临却看得清清楚楚，这种威望，与司马昭、刘裕们不同，反与王莽类似。
司马昭们的威望，是别于君主之外的，军队、士夫、百姓，要么效忠司马昭们，要么效忠皇家，大体上泾渭分明。可石越倒好，信服他的军队，同时也效忠赵氏；相信他的士林，更忠心于大宋；拥戴他的百姓，对赵宋绝无可能有叛心。他的威望与势力，实是与赵家、大宋朝相辅相成，倘若割裂、背叛，最后的下场极可能与王莽一样——也许有一群官员会为他歌功颂德，但是更多曾经拥护他、尊重他的人，却会在一夜之间，视他为“伪君子”与“叛臣”，到时的下场，便是一介匹夫倡义，而天下响应……这正是曹操当年所顾忌的。魏武帝之处境，已然远远好过王莽，但他属下，仍然有许多的重臣与庞大的势力，其忠心是同时针对魏武与汉献的。只要魏武仍然是汉臣，哪怕只是一丝自欺欺人的微弱希望，许多的英雄豪杰，便仍然会受此羁绊，而或多或少，程度不同的为魏武效忠。而一旦彻底割裂这种表面上看似无关紧要的君臣名份，魏武便等同于将一大堆人逼成自己的敌人。
以魏武帝之英武，尚要投鼠忌器。何况石越今日之处境，比之王莽还不如。王莽之世，好歹汉室已经衰微，人心的确思变，但绍圣之世，潘照临却看到了中兴景象，人心思安。
说白了，他潘照临苦心经营二十余年，但天下人拥戴的，是“石丞相”而非“石皇帝”！
而另一方面，潘照临也几乎可以肯定，石越的确没有“异志”。
这令潘照临在深感挫折的同时，不得不怀疑起自己的识人之明来。
但是，那种桀骜不臣的气质是装不出来的！
所以，最终他只能认定，他还不是真正的完全了解石越。若是如此，这倒是件好事。让臣下觉得捉摸不透，这正是身为一个英主所必备的素质。
况且，即使石越本人无“异志”，即使天下人拥戴的只是“石丞相”，即使人心思安——但，时势仍是可以创造，最多是时间长一点。
诸葛武侯若要谋反，必定身败名裂。但若他年轻一点，不要死那么快，那么诸葛武侯也许就是另一个司马宣王。尽管一个有心，一个无意，但也许结局并无不同。
有些事情，不需要在一代之内完成。
潘照临只需要在自己死之前，能够亲眼看到赵氏的崩塌已成必然，便也算是遂了心愿。
所幸的是，老天竟然真的又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实现自己的抱负。
也许是最后的机会。
在契丹南犯之前，能恰好回到汴京，难道冥冥之中，果真有天意存在？
“潜光兄……”石越先打破了沉默，他一开口便是叹气，“如今河东宣抚使之事，我真是势成骑虎。”
“皇上虽未亲政，然他既然提了吕吉甫，若无好借口，终不能欺他年弱……但若用吕吉甫，朝中便要炸了锅——然此中关键，却不便直接与皇上说。”石越无奈的说道：“若论用兵之能、统驭诸将之术，章质夫胜过吕吉甫百倍……”
“依我看，章质夫亦未必驾驭得住吴安国。他在河套之时，便专以纵容吴安国为能事。”潘照临不以为然的打断石越，“河东形势险要，雁门易守难攻，契丹纵然是耶律冲哥为将，亦难有作为。本朝与辽人屡次交战，凡是辽人进犯，便从未在河东吃过大亏。以我之见，河东若只要自保，本无必要设宣抚使。”
“但终不能令河东诸军各自为战，况且御前会议将折克行的飞骑军与河东蕃骑、吴安国的河套蕃军全数调往代州，亦不是为了令河东自保而已……”
“莫不成还能指望他们齐心协力？”潘照临嘲讽的再次打断石越，“河东代州与雁门关守军是伐夏后北调之神锐四军，相公莫要忘记那位雁门寨知寨、兼神锐军第四军都指挥使是何人？！”
石越不由一愣，“雁门守将是种朴，这有何不妥么？”
“也不算如何不妥。相公与枢密院的那些大人们，多半是不会将这些恩怨记在心上的……”潘照临讥道，“不过种朴想必不会忘记当年折克行的救援之恩。”
“啊——”石越顿时明白过来，“种朴是当年拱圣军……”
“我听说，自符怀孝死后，种朴既便是北调雁门，这十余年来，亦从未与折家通过音讯。数年之前，折可适途径代州，去拜会种朴，种朴竟然闭门不见。”潘照临看了看石越，又说道：“便不提种朴与折克行的恩怨，难道相公以为，折遵道会甘居章质夫之下？吴安国虽是章质夫的部下，可与折克行关系极好，交情亦更早，伐夏之时，两人便惺惺相惜，吴安国的次子，便娶了折家的娘子。若以章质夫为宣抚使，除非他诸事都听折克行与吴安国的，否则……可章质夫能优容吴安国，却未必能优容折克行，否则他何以行号令于军中？”
石越摇摇头，叹道：“若非折克行与吴安国离代州最近……”
“依我之见，河东全无必要设宣抚使。有飞武三军镇守苛岚、火山，神锐四军镇守代州、宁化军，耶律冲哥欲要犯境，并非易事。而若待自河东主动出击，西陉、雁门二寨以西，辽境皆有长城为隔，大军难以逾越，是天险在辽而不在宋，故此大军北进，必经代州，不走雁门山，必经瓶形寨。然耶律冲哥大军屯于朔州之狼牙村、马邑、石碣谷一带，我若自雁门、西陉而出，是自取败亡。而自瓶形寨入灵丘，地形险恶，难以运送攻城器械，耶律冲哥又已遣将扼守，攻取灵丘并非易事。纵然侥幸攻下灵丘，灵丘道的东边，还有飞狐关；便攻下飞狐关，东取蒲阴道，有五阮关天险；北取飞狐陉，有蔚州控扼——所经之路，全是险峻崎岖，马不成列，车不成轨的陉道，所攻之城，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关。若是契丹无人，倒还罢了，然耶律冲哥乃北朝名将……”
石越静静听潘照临分析着河东形势。他们的确忽略了折克行与种朴的关系——十年前之旧事，两个边将之间的恩怨，便是枢府，亦未必有几个人知道。但是，调折克行与吴安国前往代州，倒也不全是因为路程远近的原因。
事实上，是御前会议采纳了刘舜卿与司马梦求的一个大胆的建议。
对于河东的地理、形势，刘舜卿、司马梦求与潘照样有着同样的认识，但却有完全不同的结论。
御前会议调折克行与吴安国部至代州，并且决意要设立河东宣抚使司，目的正是想让折克行与吴安国去打硬仗，打连潘照临都不敢想象的硬仗！
耶律冲哥绝不是个让人喜欢的对手，北攻蔚州，孤军北上军都陉，自然是任谁也不敢如此不将耶律冲哥放在眼里的。但是若能攻取灵丘、飞狐口、五阮关，打通灵丘道与蒲阴陉，那么河东宋军就可以循此道直取辽军南京道之易州、范阳，直接威胁析津府。打通山前山后之联系，以精锐之师攻入辽国之心脏，转眼之间，河北之辽军，就会变为腹背受敌。到那时，耶律信若不马上回师，那他便可以永远不用回去了。但若果真如此，耶律信想从容回师，也没那么容易。
那将是真正的抗辽第一功。
但这个计划成功与否，保密至关重要——倘若耶律冲哥事先听到一丝半点风声，以灵丘道、蒲阴陉之地利，无论折克行、吴安国如何骁勇善战，他们便能有一人一骑活着回来，亦是谢天谢地。因此，即使是对潘照临，石越也不会吐露半个字。
这个作战计划，即便在御前会议中，也是只有廖廖数人才知道的最高机密。
这算是一支奇兵，石越与御前会议当然不会将战胜契丹之赌注，压在一支奇兵身上。自古以来，战争之中，妄图孤注一掷者，成功者绝少——虽然他们更引人注目，但看着别人成功容易，假若自己也去邯郸学步的话，却往往便会成为输得一无所有的那个赌徒。
主战场永远在河北，御前会议与石越皆不会自河北抽调任何兵力给河东，否则，万一攻不下飞狐口，或者耶律冲哥早有准备，结果便是全局崩坏。面对辽军的主力，每一支禁军，都弥足珍贵，因为你事前永远不会知道究竟哪支部队才是取得胜利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且，纵然是河东得手，倘若因为兵力不济，河北战场之宋军无法对辽军保持压力，甚至遭遇重大挫折，那便是折克行、吴安国攻入易州，亦无济于事。
而实际上，从战术层面来说，能否攻取灵丘、飞狐口、五阮关，兵之多寡亦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灵丘道与蒲阴陉上，兵多了反而碍事。
因此刘舜卿与司马梦求的计划，是要求种朴守雁门、西陉，折克行居代州策应，而吴安国出瓶形寨——若其得手，折克行部便可随之东出。若其失利，折克行仍可随时支援雁门或瓶形寨，保证代州不失。
御前会议为这个计划丢出去的赌注，便是吴安国的河套蕃军与一个神卫营——枢府已经下令，令刚刚成军不久的神卫十九营，携十门克虏炮前往河东，名义上是增援雁门、西陉二寨，实际上是令其受吴安国指挥。
从职方馆测绘的地图与地理资料来看，无人能保证蒲阴陉可以运送火炮，灵丘道路况稍好，但也并不容易。不过，既然耶律冲哥有本事将火炮运过天山，刘舜卿与司马梦求便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问题不必由他们来操心了。反正若吴安国没有办法的话，这支神卫营仍可以如公开宣称的那样，去雁门寨协助防守……但此时，听着潘照临的分析，石越却突然明白过来。
在刘舜卿、司马梦求乃至枢府的官员们心目中，对吴安国这颗棋子，并不全是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寄以重任，实际上，吴安国更象是他们的一颗弃子。
从军近二十年，屡立战功，积功官至昭武校尉的吴安国，自伐夏之后十余年，竟然一直呆在天德军做个知军，统率着区区五千河套蕃骑！由此已可见吴安国实是不受人待见。这个“天德军”还是绍圣年间，以宋占河套之地所置，在它的东面，辽国的西南路招讨司亦有个“天德军”——宋朝这个“天德军”，休说比不上唐代的天德军，便是比辽国的天德军，亦远远不如。在大宋朝所有军州中，天德军无疑是所辖民户最少、环境最恶劣的军州之一。倘若人缘稍稍好一点点，以吴安国之资历，休说是龙卫、云翼，便令他统领上四军，亦在情理之中。
人人皆知吴安国难以约束，但他是功名卓着，如此大战，不用他亦说不过去，且只怕自己心里也会别扭……因此，他们才会想出这“一举多得”的妙招来吧？
西汉诸将嫌李广碍事，便常令他独领一军，美其名曰“分兵合击”，实则大家都来个眼不见为净。吴安国之事，正与此异曲同工，只不过刘舜卿与司马梦求选择的，是让他去打恶战。成败封侯可期，败则性命难保。若得胜固然能出奇制胜，若失利亦无损于大局……与李广之际遇相比，实在称不上哪个更加恶毒些。
想到此处，石越忍不住摇了摇头。
潘照临却以为石越是不同意他的分析，撇嘴问道：“相公不以为然么？”
“非也，非也。”石越连忙回过神来，笑道：“只是我以为亦不能闻耶律冲哥之名而变色。东军终不能老老实实任契丹打，一味的死守。耶律冲哥虽是当世名将，但较之折克行、吴安国又如何？”
这却是大出潘照临的意料，他亦不由一怔，“如此说来，竟是打算令折克行领兵出雁门、西陉，与耶律冲哥争锋？”
“这是边将之事，御前会议也罢，枢府也罢，皆不便越殂代庖。”石越淡淡说道，“然河东诸军，若不能一号令，便是连反击之余地亦没有了。”
潘照临本想劝石越干脆将折、吴二部东调河北，出井陉，下真定，另调一只步军前往代州巩固防守。如此一来，便可以只在代州设立行营，顺便理成章便可以让章楶任行营都总管——倘若折克行在河东的话，设宣抚使倒还罢了，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折克行，但若只是设立行营，他却未必会甘居章楶之下。
但此时他听石越的语气，便知此事已是定策了。他其实亦并不关心河东战局，此时念头一转，便道：“既是如此，则折克行必在河东。倘若设文职领兵，则碍于皇上，不得不令吕吉甫掌此兵柄；若设武职，则恐折遵道不甘居于章质夫之下，反误大事。某倒有一策……”
“潜光兄请说。”
“要解此局，只能设两路宣抚使……”
石越摇摇头，“即便如此，河东亦要免不了要设行营……”
“河东不必设行营。”潘照临笑道：“相公只要在河东设一个宣抚副使便足矣！”
“宣抚副使？”石越一愣，“那有何用？章质夫做得，吕惠卿照样做得。”
“那却未必。”潘照临微微一笑，“倘若韩维做两路宣抚大使，吕吉甫自然做得宣抚副使，但若相公做两路宣抚大使，吕吉甫必耻于为相公之副，他如何肯任此职？”
石越顿时呆住了。这的确是他从未想过的。
潘照临又道：“吕吉甫必不能受此大辱，折遵道亦无此资格来争，种朴便也不必做折遵道的下属。章质夫虽然名望稍逊，然有相公为宣抚使，出镇诸将，折克行与吴安国亦不敢不听号令……”
石越沉默了好一会，才淡淡说道：“如此说来，潜光兄是赞成我出京领兵？”
他说完，抬眼望着潘照临，一动不动。
潘照临笑了笑，迎视着石越的目光，笑道：“我知道相公所虑之事。”
“哦？”
“以常理而言，功高不赏。相公再次领兵，并非上策。但是，相公莫要忘记皇上……”
“皇上？”
“皇上是欲有所作为的。”潘照临抿嘴说道：“他对相公之不满，溢于言表，相公以为不去领兵，便能轻易全身而退么？自古以来，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石越顿时默然。
“为相公计，如今不如反其道行之。一则如今社稷危急之时，岂能全以个人荣辱为念？二则当相公伐灭西夏之时，皇上年纪尚小，不知相公之功。今日若能驱除契丹，便是存社稷之功，非伐夏可比。亦可让皇上知道相公之能。”
“太皇太后春秋已高，相公便不立寸功，将来亦难见容于皇上。皇上年轻，倘其不知相公之能，反而会容易轻举妄动，惹得难以收拾。而倘若此次与契丹之战，有他人立下大功，皇上更会觉得少了相公亦不是不行，顾忌更少……”
“况且相公此番无论领不领兵，功劳皆是跑不掉、推不了的。只不过皇上年轻，只看得见韩、彭之功，却看不见萧、陈之劳。相公名望愈甚，而皇上却不加敬重，天下之危，孰过于此？”
“保全之道，无一定之规，需审时度势，或奋发有为而全身，或谦退无为而保全。”潘照临直言不讳的击打着石越心中的弱点，“如今太皇太后是明君，范纯仁亦是贤臣，相公出外领兵，不必担心朝中诽谤日增，可谓毫无后顾之忧。相公领兵出外之前，请上表太皇太后，乞求赏赐，并主动表明心迹，战胜之后，便欲退居杭州，着书立说，以为全君臣之恩遇。以太皇太后之英明，必不怪罪。”
“他日全功之后，便请相公激流勇退，避居杭州。如此一来，以相公之名望功业，最差亦是一郭子仪。那时某敢肯定，海外诸侯必前赴后继，来请相公为相，而朝廷终不能放相公去海外。在朝在野，惟相公所欲。便是相公不在汴京做丞相，范纯仁、韩忠彦辈，敢不奉行熙宁、绍圣以来之圣政？朝廷凡有军国大事，又焉能不遣一介之使，询问相公之意见？”
潘照临的这番话，说得石越暗暗点头。
没有一个皇帝会甘心于终身笼罩在一个强势宰相的阴影之下。自从他登上相位的那一刻起，石越便做好了退场的心理准备。
但他也有许多要保护的东西，他不希望这个“退场”，损害到他要保护的那些人与事。
若能如潘照临所言，那的确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尽管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但到了石越这个年纪，他早就明白他不可能亲手完成所有的事情。他所做的一切，尽管并不完美，但亦算差强人意。
若此生还能有机会带着妻女，乘着大海船去周游列国……石越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只是……
“潜光兄所言……只是秦汉以来，无有此等事。”
潘照临望着石越，过了一会，才淡淡回了一句：“自相公封建诸侯起，天下便已不是秦汉之世了。”
第一百一十八节
石越与潘照临密谈了近两个时辰，方才分别离开大相国寺。石越并没有回他的相府，而是直接去了尚书省。
尽管已经做了要妥善安置南逃百姓的决议，但是时间仍然太仓促，即使唐康他们在大名府殚精竭虑，但试图将难民全部安置在五丈河至梁山泊以北的设想，也难以实现，到五月下旬，仍有上万名难民逃到了汴京——虽说这个数字已经令两府感到欣慰了。
开封府下令城内寺观收容难民，施粥赈济，又征募成年男子到汴河等处搬运货物，或者去协助修葺汴京城墙，疏通河道。王岩叟为了应付这些事，忙了个人仰马翻。
但与此同时，两府对于南撤百姓的忧虑也与日俱增。
拱圣军进驻深州，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深州以南的赵、冀、刑、恩诸州百姓，恋土情重，加上对战局令人哭笑不得的乐观，竟然没有多少人愿意南撤。不仅绝大部分的百姓都心存观望，连这四州的官吏也不断有人上表反对南撤，其中刑州自恃地形有利，境内有大陆泽可以限制辽军，而以往辽军南犯，对刑州之骚扰也有限，因此自刑州知州、通判以下，竟公然违抗诏令，又是征募义勇守御城池，又是在境内各州县组织百姓结社自保……连北道都总管府也在站在了刑州一边，孙路与唐康一面替刑州开脱，一面先斩后奏，送给刑州大批的兵器与纸甲。
枢密会议内，两府之中，对于南撤百姓不以为然者本来就甚多，且安置难民的确是一件极困难之事，此时更是顺水推舟，最终石越与范纯仁亦只得默认。
讽刺的是，姚兕冠冕堂皇的诸多理由中，原本是包括给赵、冀诸州百姓南撤争取时间的……可人心真是件微妙的东西。
石越完全不能明白深州以南的百姓与州县官吏的乐观情绪从何而来，但实际上，汴京士民的情绪更加乐观。汴京一般市民的舆情，此时是十分猛烈的抨击着两府过于谨慎，汴京所有的茶楼酒店当中，对于大宋未能在五月份将辽主生擒至汴京献捷，皆是十分失望。
而朝野的士大夫们虽然不至于对石越提出如此高的要求，但也极少有人考虑战败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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