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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第1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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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京看来，吕大临对自己一向是不冷不热的。他亲近的石党人物，多半都是所谓的“白水潭派”，象蔡京这种“西湖派”，显然不属于他“青眼”的范畴。但此时，吕大临却一反常态，主动向蔡京打起了招呼。而且还亲善地和他交谈着。这既令蔡京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又让他心里非常的奇怪。他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有点“反常”的情况，接下来又不断的出现，一路之上，竟然又有两三个在朔党中素有刚直之名的官员，主动向他表示善意。
这让一向极精明的蔡京也不由得糊涂起来。一个吕大临的善意，也许还可以说是偶然，但接二连三的出现，却不可能没有特别的原因。面对着这种不知缘由的善意，蔡京心里竟产生了不安的感觉。他极不喜欢这样的状况，哪怕这看起来对自己是好事。幸好，路上依然还是有旧党的官员对他依然故旧，这让他稍稍安心一点。但很快，他就想到，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那件使吕大临们对自己改变态度的事情，就发生在今天，就发生在琼林苑，而很多人尚还不知道此事的发生？
一想到这里，蔡京背上竟冒出一阵冷汗来。
琼林苑的一处行宫中。
石越静静地站在赵顼的身旁。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赵顼会突然中风。当他被单独召来之时，他跪在赵顼面前，哽咽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对于赵顼，绝不是没有感情的。只不过，这种感情，有时候是致命的，必须谨慎的掩藏起来。年轻的皇帝可能需要一个亦君臣亦朋友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随着皇帝的成长，是不可能被允许一直存在的。若他不懂得分寸，只会重演历史上的悲剧。但他见着赵顼时，却还是忍不住伤感——他知道在另一个时空中赵顼的寿命。历史也许已经改变，但未必每一件事都一定会改变。皇帝的病情，让石越突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哽咽着，一面却叩头赔罪，为自己女儿的行为请罪，以掩饰自己的感情。
赵顼显然也有点动情。
但他也不允许自己表露自己的感情。从治平四年算起，他已经做十八年的皇帝。他已经不再是熙宁初年的那个皇帝。他本来想和石越说说他的女儿，但最终，赵顼只是安慰了一下石越，便迅速地谈起了正事。
他是不顾医官们的坚决反对，才来到琼林苑的，他不能允许自己随便浪费精力。
“朕、朕一定要稳住高丽国这个盟邦。为了北、北边！”突然不能利索的说话，让赵顼一时无法适应，但他不得强忍着心里的烦躁与焦急。“与高、高丽的那点贸易，是蝇头小利。朝廷也不缺那、那点钱，开贸易，是、是为了加强对高丽的控制，不、不是为了将其变成敌人。”皇帝停了一下，叹了口气，“只、只是，司马君实是断不肯白送钱给高丽的……文彦博已经……”
石越听懂了皇帝没有说出来的话。但他心里依然忍不住伤感，平时的赵顼，一向说话语速很快……“高丽使者带、带给朕的奏章，说的都是同、同一件事，看、看高丽国国内也很危险了……”关系到高丽国王的王位，自然不会说假话。现在王运唯一的指望，就是宋朝。
“陛下，臣以为，朝廷不能抛弃王运。”
“贸易怎么办？”赵顼望着石越，“继续下去，王运迟早有、有一日王位不保，难、难道真要出动军队、队替他稳固王位？到、到了那个时候，江华岛那点驻军只怕不够……但、但也不能停止贸易……”
“臣倒有个办法。”石越心里只想着要帮助赵顼，他突然间少了许多的顾虑。高丽的局势，他早已经反复地考虑过。“大宋要保持对高丽的影响，不但不能停止贸易，还应当加深贸易。长远之策，可以适当地让高丽人更深地参与到海外贸易中。但短期内，只恐难见成效。但若白送钱财给高丽人，这却是个恶例，臣亦反对这样做。”
石越看了皇帝一眼，又继续说道：“臣以为，不如借一笔钱给高丽。”
“借？”
石越微微点头，道：“高丽国缺钱，借钱给高丽，可以起立竿见影之效。但这笔钱也不能白借。朝廷如今国库拮据，一文钱也不能乱花，骤然间要掏出一大笔钱借给高丽，对朝廷财计，无疑是雪上加霜。”
赵顼点点头，却听石越又说道：“臣估算了一下，以宋丽的贸易总额，朝廷每年借给高丽国一百万缗钱左右，便足以巩固王运之王位。”
“一百万缗？！”赵顼吃惊地望着石越。
石越点了点头，“便是一百万缗。以后借多少，可以再商议。第一笔借款，要起到作用，不妨就多一些。不过，这笔钱虽然借给高丽，但是，该怎么花，却不能由高丽人做主。”
“朝廷借给高丽的一百万缗，高丽国必须全部用来购买指定的大宋商品。所以，这一百万缗，只是一个账面上的数字。朝廷也不必真的运一百万缗铜钱到高丽。”石越怕赵顼不明白，又解释道：“比如高丽国想买大宋某家商号十万斤盐，那么高丽人可以只要出二成或者三成的铜钱，其余七八成的货款，便可以从这笔借款中抵消。那家卖盐给高丽国的商号，拿着相应的凭证，再到朝廷这里来领取剩余的货款。朝廷扣除商税后，再交付货款便可。如此一来，高丽国的危机，便可迎刃而解。而朝廷借出去的钱，归根结底，还是宋人赚到了。而且，高丽人也不可能一次便将这一百万贯的借款花光，他们交易时毕竟有一个时限，国库也不会那么吃力……”
赵顼听到这里，已是两眼放光。但凭他对石越的了解，知道石越肯定还没有说完，便只是赞许的点了点头，继续听石越陈述着。“除此以外，借钱便要有抵押、担保，还要定下还钱的期限。何时还钱，利息几何，这些可以由有司与高丽使者去谈判。总之不妨放宽点，但不能让他们觉得太轻易。”石越娓娓而谈，赵顼恍然之间，却感觉到似一个巨大陷阱，送到高丽人的面前，“臣不指望着高丽人如期还款，借钱容易还钱难，自古皆然。臣以为，不妨便让高丽人以物抵债。今年高丽人借了朝廷一百万贯，明年朝廷让他们用谷物还债，高丽国这一年间，便得拼命种谷物；若让他们用人参还债，他们这一年间，便得拼命挖人参；有朝一日，陛下若要用契丹战士的头颅来抵债，高丽人亦不敢不从……这笔借款，便如同一根绳索，勒在高丽人的脖子上，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既不能让他们欠太多的债，免得逼急了他们翻脸不认账，跑到辽人那边。也不能太少，太少作用便不大。要恰到好处，在他们的偿还能力之内，他们借得越多，利息越低，买货物时价格越低，要付的现钱越少；借得越少，则反之……”
说到这里，赵顼已忍不住高声赞道：“奇策！奇策！”自春秋战国之后，国与国之家互相借贷的事情，便几乎从未出现过。宋朝开出如此条件，对于王运来说，简直便如同天上掉肉饼一般。赵顼实在想不到他有拒绝的理由。
“最要紧的，是朝廷有讨债的能力。”石越补充道，“与朝廷交好，最不济，可以挖东墙补西墙，可以年复一年的借钱度日；若胆敢交恶，钱借不到了，还要引来兵戈之灾。只要他们借了第一笔钱，高丽国便从此被牢牢地绑在了陛下的战车之上。只要朝廷不逼人太甚，高丽国从此便是大宋最可靠的盟友。”
“最可靠的盟友？”赵顼脸上不由得露出一丝笑容，他笑着摇了摇头，却不是否定石越的建议，而是在感叹着。司马光对于财政的看法，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对于国家财政来说的确重要。但司马光过于谨慎了，除了裁并州县、汰减官员是由他主持的。此外诸如军制改革裁汰老弱兵士、整编禁军；发行交钞等等较为积极的财政措施，都与司马光没多大关系。凡是涉及到财计上的问题，司马光都没有太多的办法。在赵顼看来，他的户部尚书，只知道一味的保守与谨慎。这与赵顼的性格，无疑不太合拍。但赵顼也需要司马光，司马光的存在不仅有极重要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狠拉缰绳，将狂驰中的奔马勒住，以免跑得太快，而掉下悬崖。所以，赵顼让司马光掌握户部，却将太府寺始终交到理财较有手段的石党和新党手中，不让旧党染指。
在赵顼看来，石越是一个永远不会让他失望的人。他总能找到巧妙的办法，来解决别人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一点很重要。赵顼胸中的雄心壮志，在即位十八年后，不仅没有熄灭，反而越燃越旺。他需要有才干的大臣，特别是在有事之时。但赵顼的身体并没有配合他的心情，因为精神突然的亢奋，他忽然又感到一阵剧烈的头晕。
“陛下！”石越心头浮过一片阴云，声音竟有点颤抖。
“朕没事。”赵顼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出三个字，又停了好一会，仿佛在积蓄力量，方又说道：“今日便、便先议到这里。卿回去好好想想……给六哥、七哥找个老师……”
第二十一节
皇帝的病情让两府大臣忧心忡忡，自十七日琼林苑之宴，直到七月二十日，太医们叩破了额头，再也不肯让赵顼迈出殿门一步。这对宋朝政府的运转来说构不成太大的影响——宋朝的政治传统与新官制的精神，都不太需要皇帝处理具体的庶政，皇帝只要掌控高级官员的任命，充当最高的裁决者便够了；但是，皇帝健康与否，依然关系到政局是否稳定。两府宰执大臣经过商议后，决定不顾各国使臣在京这一事实，公布皇帝的病情。这一看似极为自信的举措，其实已经表露了宰执们的担心——他们害怕皇帝病情恶化，突然崩驾，若不事先公布病情，就可能引来许多的猜疑，对于以后的朝局十分不利。
而紧接着，又有两种流言开始在汴京流传。第一个流言，是据说太后与皇帝正在给太子寻找老师，太子赵佣很快便要出外到资善堂读书。这个流言流传很广，很快引起了许多官员的注意，每个人都希望成为太子的老师，人人都知道这是飞黄腾达的捷径。而另一个流言，却只有极少数与禁中的内侍关系密切的官员才知道——据说，高太后属意的资善堂直讲，是白水潭学院院长、《汴京新闻》总编桑充国，以及白水潭学院明理院院长程颐。没人知道这个流言是何处传出来的，但人们都相信它与禁中的内侍有关。这个消息是如此重要——若皇帝崩驾，不到十岁的太子继位，高太后便会垂帘听政。迎合高太后的意思，是博得太后好感的重要方式。而且，这是不要担任何风险的——桑充国与程颐可以说是当今天下没有做官的儒士中，声望最高的两个人。他们道德高尚，掌握着清议的力量，学生遍布天下朝野，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两个人当资善堂直讲，品德、才华、资历，都不会有任何质疑。
那些官员之所以没有立即上书举荐，仅仅是因为皇帝没有明发诏旨。得了风疾的皇帝，精神格外的脆弱，而且也似乎更容易动怒——三天之中，他唯一处理的朝政便是，不顾司马光等人的反对，接受了一直告病的文彦博的辞呈，让文彦博以太傅的身份判应天府，拜韩维为枢密使。
这不是一次平常的任免。权力格局的脆弱平衡，随着皇帝暴得风疾，文彦博的出外，已经开始破裂。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这个时候，皇帝没有明发诏旨要替太子选师傅，你却不知好歹的上书，这不明明是咒皇帝死么？
但这个沉默却并没有更久地维持下去。
二十一日，去西京濮安懿王陵园献祭回京的金紫光禄大夫、景城郡公赵仲璲上表，请皇太子出外至资善堂读书，并荐布衣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
赵仲璲是现任濮国嗣王、宗正寺卿赵宗晖的儿子，皇帝赵顼的堂兄。因为赵宗晖年老体弱，赵仲璲近十年来，受诏担任祭礼之职，在宗室中辈分虽然不是很高，却德高望重。说话极有分量，新官制后，宗正寺卿一直由英宗的兄弟们依次接任，但此时实际主持宗正寺事务的，却是赵仲璲。因此连皇帝也要敬他三分。
赵仲璲的奏折，仿佛正是坐实了之前的流言。不待皇帝批复，顺水推舟举荐桑、程为资善堂直讲的奏折，竟如雪片般地飞进禁中。
“荒唐！荒唐！荒唐！”听着陈衍转叙着外面的流言，高太后直气得浑身发抖。让桑充国与程颐担任资善堂直讲？高太后想都没有想过。她或许还听说桑充国的一些事迹，但程颐在士林中名气虽大，高太后却也仅止是听说过名字而已。而这一切，居然还是“承太后之意”！
“这宫里头，是越来越没规矩了！竟然胆大包天到敢出去造谣！”
“娘娘，老奴以为，空穴来风，必有其因。定是有人想着让桑、程二人，当太子的师傅，才出此奸计。”陈衍壮着胆子说道，他总觉得这事背后，有着巨大的阴谋。但却到底不敢胡乱开口。
“你是说桑充国和程颐？”高太后迅速地反应过来。没有非常的富贵，怎敢行非常之事？
“老奴不敢妄言。”
“桑充国、程颐不过是两个布衣，有什么本事支得动这么多官员？又有什么本事使得动赵仲璲？果真他们能差得动这许多官员举荐，他二人想进资善堂，也不是太大的难事，何苦要出此下策？”高太后到底也是个聪明人，立时便想到，桑、程果真想要进入仕叙，方法多的是，纵算是想做帝师，也犯不着出此下策——只要不是太愚蠢的人，肯定都能知道，皇帝若有万一，倘是太子即位，那么实际主政的，一定是她高太后。得罪了她又能有什么好处？区区两个资善堂直讲，她随便找个借口，便可打发了。桑、程二人她虽不深知，但二人素有虚名，亦不至于利欲熏心至此地步。
但若这背后之人，并非是桑、程，又会是谁呢？
想帮桑、程的人，倘使蠢到这种地步，便断断想不出这样的妙计来——胆大到算计起皇太后，还能差动赵仲璲上表，这不是愚昧之人所能使出来的手段；但若说是桑、程的仇家，想设计陷害他们，用这样的手段，也未免太不可思议了一点。
难道是为了六哥？
高太后心里一动，向陈衍问道：“桑充国、程颐之品行，外间风评如何？”她话一出口，便即后悔，赵仲璲一封奏折，能让这么多随声附和，这二人的名声，还能差得了去？果然，便听陈衍回道：“回娘娘，这两人都素有令名。程颐的几个弟子，做的都是御史、给事中。”
高太后亦不由得糊涂起来。桑充国她是知道一些的，白水潭学生弟子遍天下，而程颐的门人能做到御史、给事中，那也不是寻常布衣可比。这样两个人，声誉又好，又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为人还正直——这不是为了太子好么？难怪外间这么容易便轻信这谣言。但既是为太子好，却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显然也非正人所为。
“太子身边有奸人。”一个念头顿时浮了出来。高太后心里仿佛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但哪怕在陈衍面前，她也不肯表露分毫，只淡淡说道：“你去召赵仲璲，我要见见他。”
陈衍迟疑了一下，看了高太后一眼，小声回道：“娘娘，景城郡公现在在睿思殿。”
“桑充国、程颐究竟是怎么个好法，朕倒想听听堂兄亲口说说！”虽然外界忧心忡忡，但睿思殿内的赵顼，因为治疗调养得当，病情反而有了好转。此时，赵顼已经没有了初时口吃的症状，不过说几个字还会停顿一下，吐字也还有点含混不清，但一双深陷的眸子中，却似有一团炙热的怒火在燃烧着。
赵仲璲避开了皇帝的目光，“桑充国、程颐负天下大名十余年，此二人，品行、学问、声望皆上上之选。明代遗贤，是宰相之失。官家虽不能用，何不留予子孙？臣以为，以此二者辅东宫，必能使东宫亲贤臣远小人，成为一代明君。”
“明代遗贤？”赵顼哼了一声。
赵仲璲上表推荐桑、程，固然是听了士字辈的几个子侄的建议，宗室中都说太后属意此二人——他儿子甚至言之凿凿，说是某位国公曾经亲口说，听到太后夸赞桑、程，众人都撺掇着他来担这个头。但另一方面，赵仲璲参与宗正寺事务，免不了要管理宗学，桑、程之名声、品行，自然是如雷贯耳。他亦不比寻常宗室，别人在这等事上，只能干着急，而他论亲论贵，都是可以说说话的。而且，纵然因为多管闲事被皇帝驳斥了，却到底也是在未来的皇帝那里立了一功。在他看来，以桑、程二人的资历，做资善堂直讲，是断无不许之理的。因此这才当了这出头鸟。却不料皇帝竟如此不喜桑、程。但赵仲璲的这些私心后面，却也未始没有公心。他本人亦相信推荐这二人于社稷有益无害。因此皇帝虽然不悦，他却并未乱了方寸，并不肯便此退缩了。
他腾地跪了下来，朗声道：“臣有肺腑之言，敢陈于官家面前——太子年幼，若以朝中大臣于资善堂讲读，此一派说此一派的道理，彼一派讲彼一派的注疏，于东宫实有害无益。若其只顾了互相倾轧、争宠，于太子又有何益？桑、程虽是布衣，然盛名布于天下，且皆讲学十余年，亦有当师傅的资历。二人为人刚直，又脱于党争之外，实是极难得者。官家若要为太子寻师傅，舍此二人其谁？臣愿官家三思之。”说到这里，他略迟疑了一下，一咬牙，又继续说道：“且……且，官家若是有不讳之事，太子也须得有得力之人扶持。桑、程二人乃当世大儒，实为天下清议之领袖。二人虽为布衣，而门生遍于天下。得此二人在东宫，储君之位，谁得动摇？汉惠得商山四皓，而高帝知人心之向。伏乞官家三思之！”
他说完这些话，已是汗流浃背。这已是挑得极明了，桑充国、程颐，是决计当不了权臣的，但是凭其声望与影响，若争取到太子一边，对于太子巩固大位，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说出这番话来，却已经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宫廷斗争当中。一个宗室，哪怕是宗正寺卿，对于皇帝的家务事，也不应当知道得太清楚了。揣着明白装糊涂，是长寿的第一要诀。虽然身上都流着太宗皇帝的血，但君臣之隔有若天壤之别。赵仲璲心里一面是对自己强出头的悔恨，一面是对未来命运的忧惧，二者交杂在一起，全身都不由得微微地颤抖着。
他话说到这个份上，赵顼亦没有听不懂的。他身子还是有些不灵便，斜靠在榻上，半睁双眼，静静地看着赵仲璲。半晌，方缓缓说道：“堂兄忠心可嘉，却是想左了一些事情。我家立国已久，人心早定，用不着什么商山四皓来示人心向背。且六哥位份早定，还有何人敢妄加觊觎？朕让堂兄代管宗正寺，是盼着堂兄以德治家，以正道服人。祖宗得此天下，是由天命德化，非是由权术算计。天命若在六哥这里，凭谁也夺不去；天命若不在六哥这里，费尽心机也守不住。朕用不着什么桑充国、程颐！”
“臣糊涂，臣糊涂！”赵仲璲忙不迭地叩头请罪。
“朕看堂兄不是糊涂，而是太明白了。”赵顼吐词含混，语气却尖锐得象把利刃，“朕还没死，这大宋江山，做主的还是朕！堂兄莫要想得太远了。”
“官家……”
赵仲璲话未说完，便被赵顼打断，“这么些年来，堂兄每年四次奔波于两京之间，祭祀祖宗，从未出过半点差错，也算是劳苦功高。但太忙了，看来也不是好事——朕想，宗正寺的事，堂兄暂时不要管了，还是好好读读圣人的书……”若非看在濮王赵宗晖的面子上，赵顼早就将赵仲璲赶到西外宗正司去了。
赵顼并不知道高太后亦是被人利用了。他不欲桑充国、程颐当赵佣的师傅，自然也有他的考虑。白水潭学院势力越来越大，迟早有一天会成为朝中一股极庞大的势力。他不可能解散白水潭学院，皇帝也有他做不到的事情。但他却不愿意因桑、程为太子师，而助涨白水潭的声势。在赵顼看来，反而应当给其余的学院适当的扶持，以防止一家独大。所以，在最近几届殿试中，他甚至有意提升嵩阳、应天府书院的进士的名次。此外，赵顼对桑充国的印象很一般。十余年前的事情，赵顼当然不可能老记在心上，桑充国说到底不过一介布衣而已。他甚至淡忘了是什么事情，然而在心里却留下了一个坏印象，这让他下意识地生出排斥的心理。至于程颐，皇帝了解甚少——他从未读过程颐的着作，但赵顼却记得程颐的哥哥程颢，他也并不是太喜欢程颢。更何况，“皇太后属意的人选”，这种传闻让赵顼感到极不舒服。
所以，他宁可从馆阁中找几个饱学之士去做资善堂讲读。
然而，不管当事人有何想法，赵仲璲的奏折到底已经成为了离弦之箭，难收覆水。汹涌澎湃的暗流，仿佛找到了一道口子，哗地便喷射出来。高太后的真正意愿，没有人知道——人们知道的只是赵仲璲的奏折，与那个逐渐传扬开来的流言。对于高太后的这个“想法”，士林交相称誉，百官纷纷上表称许。在他们看来，桑、程为资善堂直讲正是众望所归，高太后的这番见识，更显出她一贯的贤明。虽然朝中也有人反对这道任命，但人数太少，理由乏力，相比而言，全然不能成气候。白水潭巨大的影响力，在此时充分体现出来——在白水潭，依然有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桑、程被荐为资善堂直讲，位份虽低，但却格外的荣耀。不仅白水潭出身的官员对此大唱赞歌，朝中的百官，更是跨越派系纷争，纷纷上表支持，生怕落后。从来人情都是爱锦上添花，许多纵使心里不以为然，或者心怀嫉妒的人，这时候亦都不免要违心要附和一下。
刁诡的是，虽然朝野称赞，几乎没有什么有力的反对者，又有“太后的属意”，但皇帝却似乎一直病得厉害，连替皇太子选师傅这等大事，也搁置着迟迟没有处理。
便在这闹腾腾的朝局中，汴京东城之外的一个渡口边，两个老人对坐在一座简陋的草亭之中，以两杯浊酒，互道离别之情。三朝元老，太傅文彦博要从此地出发，离开这天下最繁华也是最纷扰的所在，去应天府怡养晚年。在城门之时，他便谢绝了前来送行的门生故吏、亲朋好友，但司马光坚持要送他到渡口之前，文彦博却无法拒绝。因为他心里十分明白，这一去，二人此生也许便再也不会有见面的机会了。这既是生离，也是死别。而文彦博心里也有许多放不下的记挂，想在临行之前，托付给司马光。
“文公，便不能为天下稍忍片刻？！”几杯酒下肚，司马光亦忍不住抱怨起来。国事艰难至此，政局偏偏还动荡不安，朝中吕惠卿打而不倒，石越居心叵测；宫中皇帝重病，太子年幼，偏偏还有个贤王在那里虎视眈眈，更兼太后与皇帝母子猜疑，在这个当儿，司马光亦不免深感独木难支。偏偏文彦博居然在此时撂挑子不干了。他心里的苦闷，更能与何人说？
“君实，我是不得不走啊。”文彦博涩声苦笑着，“皇上是有为之主，我以老朽之身，久居枢府，于皇上而言，实乃是不得已。当初新官制推行，兵部权重，枢府若无老臣镇守，两府对掌大柄便成一句空话。其后军制改革，裁汰老弱，整编禁军——君实当知道，我开始是反对的，我担心兵骄已久，仓促为之，唯恐生变。但皇上与石子明辈锐意为之，让我居枢府，亦不过是愈借我的那点虚名，来镇压人心。我知圣意不可变，又恐由他人为之，激起兵变，于国家不利，这才勉为其难。不料这一做，竟做了十年。君实熟知国朝典故，想想国朝有几个臣子，能一掌密院十年之久的？”
他摇摇头，叹道：“如今军制改革大势已定，灵夏亦已收复，我在密院，对着一个西南夷叛乱束手无策，皇上口里不说，心里实是已有不满。我此时不走，难道要等将来被赶走么？朝中之事，以后便只能靠君实你了。”文彦博自知此去之后，也许此生再难回到汴京，司马光又是可以放心之人，因此竟毫无忌讳，将肺腑之言都说了出来。
司马光亦不由黯然。
“我等想扳倒福建子，却到底还是小看他了。益州师久而无功，密院也理当有人负责，我有这个把柄在他手中，他便总有话说。如今我既然出外，平叛之将又是他一力推荐的，以后他便少了许多借口。我自请出外，亦是替他做个榜样……”
司马光微微点头，但想起此事，又不觉愤然，道：“若没有石子明给他出主意……”
“君实！”文彦博打了司马光的话，道：“若是果真王厚和慕容谦能平益州之乱，便让福建子多做几年宰相，也不要紧。我们要扳倒福建子，是认定有他在相位，益州局势便只会恶化，于国家不利。千万不要到最后，自己蒙了自己的双眼，将本末倒置。晚唐牛李党争，前车之鉴不远。便是我反对王厚、慕容谦之任命，亦是以为益州之乱，非徒用兵可定者。王、慕毕竟年轻，我怕他们为了取悦上司，急于成功，反害了国家。”
“文公说得极是。”
“君子与小人之别，不在于有党无党。君子之党，以社稷万民为重；小人之党，则一党之私为重。”
“文公以为，石子明是君子，还是小人？”司马光始终耿耿。
文彦博默然了好一会，方缓缓说道：“谓其小人则太过，谓其君子则不实。君实以后，亦要留心他。”
司马光叹息了一声。应付一个吕惠卿，他已经筋疲力尽，再加上一个敌友难分的石越，他实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他端起酒杯，轻抿了一口，抬眼注视文彦博，低声道：“凭我一人之力是不行了。如今朝中非止是益州之患，福建子之奸，石子明之难测。皇帝染上此病，难免有不讳之事，太子年幼，外头又一个贤王……我非有伊尹、诸葛之材，哪里撑得住这些许多事？”
文彦博直视司马光的双眼，淡淡道：“君实最忧心的，还是皇上母子相忌吧？”
“形迹已露。外间说以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是承太后之意，我是将信将疑。但桑、程皆是正人，为资善堂直讲亦甚妥当，便不是太后之意，外间既然这么传言，按理皇上亦当顺水推舟允诺了。这方是母慈子孝之意。但皇上却久久不允……”
文彦博点了点头，“倘是母子无间，纵有一千个贤王，亦无能为也。”
“外人见着这般情形，亦不免生了疑忌，便会以为太后有他意。小人便由此而非份之心，想着定策之功。”司马光忧心忡忡地说道，“倘若西南局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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