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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纬度战栗-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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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查，和顺面馆后院和后院里的那几个包间，就是用饶上都的这笔钱扩充和装修起来的。
“这位女老板和那位饶老板后来到底交往到什么程度，我就不细说了。一直到某一天，这位饶老板突然把女老板约到省政协礼堂属下的颐和餐厅雅座间里，一边把一包特地为她从美国买回来的药递了给她——她老公得了糖尿病，这药在美国也要算是专治这病的最好的药；一边低声告诉她，最近一个时期，请她帮忙留意一下省公安厅的一些人的谈话内容。她问他，为什么要注意省公安厅的一些同志的谈话内容。他说，具体的你就别问了，反正我有用。她就照办了。我们秘密讯问她的时候，一开始她还不承认。我把某一次她和饶上都秘密交往时的现场录音放给她听了，她才服软了，这才把她报告过的内容详细地交代了。这里头就包括了那拓片的下落，祝磊所写的材料的下落。楚也报告了劳爷和曹楠那次谈话的内容……”
“可是……这里还有个问题，她向饶上都报告了这些情况，并不等于饶上都就一定会去策划并唆使一些人去干后来发生的那一系列坏事，更不等于就是他策划实施了对劳爷的谋杀。这些还是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来坐实才行。”邵长水担心地分析道。
“是的。按无罪推定的原则，我们还不能认定饶上都参与或策划了后来的那些犯罪行为。但从我们侦破工作的角度来说，拿到这些情况当然是很有用的，最起码我们可以初步认定这个饶上都先生跟后来发生的这一系列的犯罪事件是可能有某种联系的。这也就坚定了我们继续向这个方向去突破的信心和决心。当时我们寄希望于那个姓周的家伙能开口说话。我们一方面加大了对他的工作力度，同时也加强了对他的‘保护’力度。特别是搞清楚这个姓周的家伙是饶上都专车司机的远房亲戚，我们觉得这里头就更有戏了。我原以为他还能扛一段时间，但不久，这个姓周的家伙就开口了。我们告诉他，如果你不交代出你幕后的指使人，那么这起杀人案的全部刑事责任就会落到你一个人头上，你扛得起吗？你爹妈给了你几颗脑袋来扛这样的事？他终于扛不下去了，但最后交代出来的‘幕后指使人’却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专车司机，而是远东盛唐的一个部门经理。当然，这个部门经理也是饶上都身边的一个铁杆儿，跟那个专车司机多少也有一点远亲关系。你还别说，饶上都这家伙用人还是有他独特的一套办法的。他绝对不安排自己的亲戚到公司来挣这份钱。他有个亲舅舅想上公司来‘要一口饭吃’。他对亲舅舅说：‘我给你一百万。你爱干吗干吗去，就是不能上我公司来裹乱。’他用这一点向全公司上下表明自己‘一心为公（司）’的决心，但是他却允许、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提倡下属介绍他们的亲戚到公司来当员工。但有一条，你必须对你介绍来的亲戚负全责。也就是说，一旦你介绍来的亲戚出事儿，你得负连坐的责任。他用这封建的连坐法，这表面温柔的一刀，使不少人在他手下干得‘死心塌地’。
“这姓周的家伙交代，那亲戚给了他两万元，答应事成后再给他三万元。整个‘酒后代驾撞人’的计划，也是他这位亲戚、那个部门经理事先设计好的。由于姓周的拖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交代出这档子事，等我们去缉捕那个部门经理时，他早已‘失踪’了。公司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家属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我们在省内发了通缉令，又通过公安部，向全国发了协查令。最后才获知，这位‘部门经理’在陶里根熟人的帮助下，从口岸潜逃到俄罗斯那边去了。在对岸改名换姓，拿出一大笔钱，已经做起了木材生意，而且跟那边房东大娘的女儿‘玛申卡’好上了，不仅给心上人‘玛申卡’买了辆二手的本田轿车，还给准岳母买了一枚挺贵重的绿宝石戒指和白金项链。看来，他事先是傲了预案的，是有相当的准备的。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的分析，在这位‘部门经理’背后一定还有一只更大的黑手。没有那样一只更大的黑手替他支撑着谋划着，只凭这个部门经理本身，他根本不可能有那样的经济实力在对岸迅速站住脚。
“这只黑手是谁？
“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到了饶上都：
“但是没有证据，这仍然等于是一句瞎话。
“所以，一定得把这个部门经理抓捕归案，才有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
“但这件事儿办得还真有点累：现在人毕竟在人家那边待着哩。这牵涉对方的国家主权问题。你不能带枪去，也不能在人家那儿出头露面抓人。也不能行使侦查权：一切都得跟人家协商，得由人家出面。也就是说，你所有那些想办的事，都得事先得到人家的批准，由人家出面去办，或由他们带你去办。应该说，对岸内务部的‘达伐里希’（同志）们还是挺热情挺支持的。可人家有人家办事的规矩。比如，人家从来不加班加点。只要到了下班时间，肯定走人，一分钟都不会耽搁：只要下班铃一响，哪怕是正在做预审，或者正在外头蹲坑守候，对不起．都会立刻起身回家……这样，本来在我们这边一天就能办得的事，在那边往往就得花三天或五天才办下来。不管咋样，总算办妥了为抓捕所必备的一切手续，也制订了抓捕的方案，部署好了抓捕力量，只是没想到最后一刻，还是出了一点差错：正是这点差错，却让我们这一阶段在对岸全部的努力全付诸东流：那一天，我们派去的同志准备等这位‘部门经理’从外边装运木材回来，先由他们内务部的人设法把玛申卡引开，再由我们的人上前去铐住他。但我们派去的同志还是过于乐观了，把事情想简单了，没有全程派人去监护那个‘部门经理’，更没想到‘杀人灭口’这出老戏还会演到对岸那个陌生的舞台上。就在这家伙装上一车圆木，往回开到离城边两公里的一个拐弯处，据说是连车带人都让人‘劫’了。事后发现，车被扔在离事发地点几百米外的路旁，人却在一旁的小树林里躺着，被发现时，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了。随身带的钱包不见了（据我们判断，凶手拿去钱包，可能是为了掩盖其杀人的真正意图），左胸处有一个由零点三八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造成的枪击伤。一枪击中心脏毙命。凶手（们？）显然是个老手，做事老辣，且干净利索。对岸内务部的一位‘达伐里希’女翻译安慰我们的同志道：‘遗憾遗憾。不过你们也别太难过了。这样的事嘛（她指华裔商人或被劫，或被杀），在我们这里，每年都会发生一两起。这回你们虽然没抓住活的，但总的来说，也可以了，成绩不错。没让他逃走嘛。他再也不能去做坏事情了嘛。上帝替你们彻底惩罚了他嘛。结果是一样的。’女翻译长得高大挺拔，走起路来，很有点英武之气，说话不苟言笑，但语气还是温婉而有分寸的，看得出，具备相当丰富的外事经验，据说当年也曾是一个相当精良的‘克格勃’，和陶里根公安局的许多同志关系都处得不错。她当然不知道，我们需要这位‘部门经理’活着，需要他嘴里的那点口供，需要知道跟他相连着的那根黑线——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条黑线的话，它的终点到底在谁那儿……
“但很可惜，案子目前只进行到这一步，后续的线索全都中断了……”
说到这里，赵五六叹了一口气，端起茶杯刚想喝，却发现今天没给邵长水准备茶，便起身要去沏茶，但让邵长水拦住。邵长水自己去沏了茶回来，安慰赵五六道：“案子还是有了很大进展。起码能认定劳爷是被谋杀的，光这一点，就足以告慰劳爷九泉之下屈死的冤魂了……”邵长水原想是安慰一下越说心情越沉重的赵总队
的，没料自己也说得感伤，反而一时间有些不知再说些什么才好，竞怔怔地沉默起来。
过了一会儿，邵长水问：“和顺面馆的那个女老板呢？放了吧？”
赵五六说道：“那当然。我们就没有刑拘过她嘛。怎么拘人家？凭啥拘人家嘛。拘好拘，放就不好放了嘛。当时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我们是‘秘密’把人家‘请’我们这儿来谈话的。最后还跟她搞了个‘约法三章’：一，要求她不向饶上都透露任何一点今天谈话的情况。第二，要求她完全不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和规律。第三，完全按原样出现在饶上都面前：如果能做到这几点，我们也保证为她保守她的那些‘隐私’。她当时显得很紧张，不断地问我们，饶上都是不是跟劳警官的死有关系。我们当然不可能正面去回答她。我只是告诉她，你必须坚信，我们找你谈话，不是在闹着玩。为了你的家庭，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们那生意红火的和顺面馆，你应该好好地配合我们工作。北京市一座老监狱，所在地的地名就叫‘半步桥’，这很有点哲理。因为真理和谬误，天堂和地狱，实际上往往都只差这么半步。错这么一点儿．回头都来不及。”
邵长水问：“她咋表态？”
赵五六说：“她是聪明人，还能咋表态？”
邵长水又问：“饶上都没任何感觉？这家伙可油着哩。”
赵五六说：“最起码从表面上看，到目前为止，他还没表现出什么异常。”
邵长水沉吟了一下，问：“曹楠和齐神父咋样了？没让他们为那材料的事负什么责任吧？包括那个律师。”
赵五六说：“暂时还没有。整个案子还没有彻底明朗嘛。估计齐神父和那个律师不会再有啥事：但曹楠这丫头，真还说不好。”
这时，邵长水忽然想起一件事，忙问道：“对了，祝磊写的那个原件有下落了吗？”
赵五六说：“我就怀疑它还在曹楠手上：前一阶段，一方面忙着跟对岸内务部打交道，一方面又考虑到她两方面的伤都需要一点时间来平复，就没再去接触她……”
邵长水忙问：“两方面的伤？除了手藐上的那个伤，她还有啥伤？”
赵五六笑道：“精神上呗。”
邵长水忙应道：“那是那是。”
赵五六默坐了一会儿，突然这么说道：“中纪委最近又派人来了。”
邵长水迟疑了一下，应道：“是吗？”
赵五六很沉重地说道：“这是第三回了……”
邵长水又“哦哦”了两下，就没再说什么。他知道上头这是针对“顾立源”而来的。但他对这事还能再说啥呢？就是说了，他知道赵总队也不会正面回应他的。顾立源毕竟还在位。而“来人”也并不表示他一定有问题。这一类事，在省直机关，向来都是特别敏感的问题，也是个被大家视为雷区的禁地。同仁们这一向都变得十分谨慎，风声鹤唳的，很有些左顾右盼的意味。
“东林还是有点太天真了……”赵五六突然没头没尾地这么感慨了一句。
“……”这一回邵长水完全没有回应。他只是垂下眼睑默坐着，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表示反对。按习惯，他是应该“应承”一下的，赞同不赞同，说一声“是的是的”，并无什么大的妨碍。一向以来，他也都是这么做的。许多人也都会这么随着领导的话应承一下。这是通例了。但今天邵长水却保持了沉默。这一段日子以来，这个“东林”的问题，这个“劳爷”的事情，确实使他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对这位“劳爷”的态度，从敬而不解，到敬而有所解。有一度，他也曾像赵总队一样，觉得老人家有点“过于天真”。但近来，尤其出了一趟远差再回来，重新感受身边的一切，他发现自己的内心已然在悄悄地发生一种变化。他不能简单地用“成熟”或“蜕变”来界定这种变化。也不能用“更为内向”或“更加深沉”来描述它的趋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进入三十岁后，他似乎不再为什么事而感动。他觉得应该感动和激动的事情，自己基本上都经历了，剩余下来的，只有一件事需要自己去做了，那就是好好干，埋头干，不要也不必再东张西望了。但最近他发现自己，“不对头了”，居然重新开发了这个“感动”的功能……重新有了许多的“感受”……他忽然发现，“劳爷”是非常值得自己感动的。为什么？一时他还说不清……也许……劳爷是有一点太天真……但是，当人和人类完全失去了他们最后一点的“天真”以后，他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没有？按说，邵长水从小就属于那一类最听话、最不天真、最成熟的“孩子”。忽然要为劳爷的天真辩护起来，他自己难免都有点惶惑。说不清。而能说得清的大概也就是这一点：细细想来．自己真的挺为劳爷的“天真”而感动……
他当然不会公开地在总队长面前去伸张这一点，不会让总队长感到难堪。他适当地保持了沉默。但他清楚，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
听完赵总队讲述的第二天，他就返回会战指挥部去了。走以前，他带着慧芬，带着两个孩子．去劳爷家看望了泉英嫂子和小小。泉英嫂子和小小还留他们在家吃了顿饭。等他结束了那边的会战，回到省里，劳爷这案子又有了突破。这突破还真来得有点“偶然”。那个“部门经理”在对岸被杀后，这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正式去了个公函，“请求”对方协助缉拿元凶。我们不相信这位“部门经理”真的是被什么小偷蟊贼杀害的。但凶手毕竟在人家的土地上。人家也答应我们继续追查。但到底能使出多大的劲来帮我们追查，又能追查到什么程度，我们也就只能等待，听天由命了。万万没想到的是，事情很快有了结果。这真是老天爷在帮忙。对岸因为要搞几年一度的地方苏维埃选举，内务部为保证选举的正常进行，净化选举环境，对各种各样的刑事犯罪活动集中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打击。就在这次打击活动中，应了我们的一句老话，叫“搂草兼打兔子”，挖出了一个黑社会团伙。这团伙的头目是从中亚地区某国“盲流”到此地的一个中年人。在交代他一系列的“罪行”时，捎带说到了这么一档子事：曾有人出钱，让他们帮着处死过一个做木材生意的“基达耶”——中国人。这句话立即引起了内务部刑侦局局长达维多夫的注意。他很快把这情况通报给了他的“好朋友”陶里根市公安局局长。陶里根市公安局的局长立即又向省厅傲了报告：在核对了时间地点后，确证了被他“处死”的那个中国木材商人就是那位“部门经理”。赵五六亲自赶到对岸，在对方内务部的协助下，审讯了那个中亚“盲流”来的案犯，终于搞清了那个出钱买凶杀人灭口的人就是饶上都的专车司机。
一个专职司机也许会过得比较宽裕，但他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的钱来“买凶杀人”？
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到，在他背后一定还有一只“黑手”。
但在审讯中，这位专职司机把所有的事都揽到了他一个人身上。买凶杀害那个“部门经理”的是他，通过这个“部门经理”买通那个远房亲戚杀害劳爷的也是他，派人去邵长水家盗窃那张拓片的同样是他，密谋策划炸银行杀那个保安的，都是他……
问他为什么？
他说从姓劳的这“老×样子”一到公司，“他们”就看出他不是什么好来头，是存心来跟饶总作对的，存心要让他们大伙没好日子过。他说，在公司里，想收拾这个姓劳的“老×样子”的人，远不止他一个。“他们”不懂，这“老×样子”管那么多闲事，干吗？自以为当了几天警察，穿了几天老虎皮，就没人收拾得了他了？他说，操，这世界不就是你捞我捞大伙一起捞吗？没捞你口袋里的，你管那么多闲事干吗？
问他，你怎么知道那拓片藏在邵家？
他说，我听说的。
问他，你听谁说的。
他说，忘了。
问他，你怎么知道银行保险柜里藏着那份材料？
他说，我听说的。
问他，你听谁说的？
他说，忘了。
问他，你炸那份材料干吗？
他说，好玩呗。
问他，好玩，还要杀那个保安？
他说，我不杀他，他就会供出我。他不死，我就得死。我想活，他就得死。
问他，那么些重要的内部情况你全都是。听说”来的。你说你这话能让人信吗？
他说，信不信由你。说不说在我。
问他，你不是挺想活的吗？你采取这样一种对抗态度，你觉得自己还活得成吗？你不想再见你老婆孩子了？你孩子今年中考。你这当父亲的不想为他负责到底了？
他浑身一震，嘴翕张了一下，似乎一下给问噎住了，没出得来声儿。脸色也顿时灰暗了下来，但立刻又转成暗红，一边咻咻地出着粗气，一边惶惶地打量了一下审讯他的赵总队，看了看在一旁坐着的邵长水，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又慢慢地说了一句：“活不成就不活了呗，咋办？死我一个也是死，死两个也是死。那又何必呢？”
问他，啥叫“死两个也是死”？你说的。两个”，除了你自己以外，那一个是谁？
他不回答，只是恨恨地看着赵五六和邵长水，过好大一会儿，才冒出这么一句，咬牙切齿地说道：操，全是那个“老×样子”捣的乱，全是他在搅局……操……
几个月后，大概是因为得到他的孩子已经顺利考上省重点中学的消息了，觉得自己的死已经不会更严重地影响孩子的前程了，他声称头疼，要求去看守所卫生室“求医”=在两名管教看押的情况下，掰开五楼窗户上一根锈蚀的铁栏杆．纵身而下。他死后，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一份遗书：是写给他妻子和孩子的。他说他熬不下去了。早晚也是个死。所以他不想再熬下去了。他在遗书上写道：“……今后我相信会有好人来照颐你俩的生活的。这一点我不发愁。愁的就是孩子今后千万别再走你爸的老路，活一辈子都没有独立地干出自己一份事业．一辈子都得依附别人……”“孩子，你一定要记住，你爸就死在这一点上了……你千万千万别再学你爸了……千万千万要创出自己一份事业……”
在这个“专职司机”死后的一个星期，赵五六把邵长水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通知他，劳爷这案子准备结案。
“结案？不往下查了？”邵长水惊讶地问道。
“先告一个段落吧。”赵五六闷闷地说道。
“背后的事……”
“没什么‘背后的事’了。”
“咋回事？”邵长水愣愣地问道。
“……”赵五六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卷宗，郑重其事地放在邵长水面前，对他说道，“你先看看这个，然后再说。”
邵长水拿起卷宗，摸了摸，手里的感觉告诉他。里边装的是一份材料，便问：“啥？”
赵五六告诉他：“祝磊材料的原件。是原件的复印件。原件已经送有关部门了。”
“原件的复印件？原件是从谁那儿搞到的？”邵长水忙问。
“曹楠。”
“果然是这丫头藏起来了？！”
“应该说，它一直藏在劳爷自己那儿。他锁到银行保险柜里的那份也是伪造的。”
“他那么干，是为了转移别人的视线，掩护这份原件？”
“是的。”
“那怎么又转到曹楠手上了呢？”
“你到陶里根去找他的当天，他特快邮递给曹楠的。”
“当时为什么不交给我？”
“他那会儿已经发觉有人时刻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担心原件交到你手上，他们会马上伤了你。”
“那他去邮局寄特快邮件，人家不会盯上他？”
“他当然不会那么傻。在这件事情上，曹月老帮了个大忙。他把东西交给了曹月老，只说是给他女儿寄的一本书，＇奇‘书‘网‘整。理提。供＇让他代办一下。他就去寄了。”
“那曹楠为什么到现在才交出来？”
“这也是劳爷安排的。”
“他怎么安排的？”
“你先看看这原件吧。看完了，我们再聊聊……再聊聊……”
赵五六长叹了口气说道。
二十六 站在灵魂的人口和出口
祝磊在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没有半点要为自己开脱的想法。他“深知自己罪不可赦”。他后悔自己因“一时冲动”而走上这条“不归路”。但他觉得，自己的这个“一时冲动”，并非偶然。“事情是因我经受不住‘仕途升迁的诱惑’而起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并不是一个天生热衷于仕途生涯的人。我多年来向往学术研究，醉心于教书育人。我不擅长于在人与人之间搞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可以说十分‘厌恶’这种关系学。但不能因此就说，我走上仕途完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在中国进行历史性大转折的关键时刻，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去操作这场改革。一大批知识分子因此进入政界掌权，这是历史必然的选择，是时代进步的需要，也是千百年来中国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传统的新版照排。事情本身，应该说是应运而发，得尽天下之先机。问题在于，进入政界、手握大权以后，我，以及类似我这样的少数分子，为什么没能保持住必要的清醒。按说，我们都是有知识有教养有头脑的一代新人。虽然，我们不一定都读过老版的《资治通鉴》，但我们这些人毕竟还是谙熟新世纪的‘通鉴’的。结果，我以及类似我这样的少数分子，还是在‘清醒’这个老城门楼前溃败了下来。这是否说明，‘知识’并不一定就等于‘清醒’；要做到清醒，的确还需要‘知识’以外的许多条件来做保障……”
……
“要说清楚我的犯罪原因，就不能不说到那起‘侵吞职工股事件’。我要郑重地申明，这个事件肯定是个圈套。被我枪杀的那个张秘书，也肯定是让人利用来对我设套的一个‘工具’。那个设套的人非常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素有韧性，可以忍受任何委屈和煎熬；同时他们也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平时很少发脾气的人，一旦发起脾气，就不可收拾，就可能干出一些很难想象的事情来。因此，他们认为，不管我采取哪种方式来应对他们这个‘圈套’，结局都只会有利于他们。如果我默默地咽下他们给我设下的这颗苦果，我自然就会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自动从他（们）视野中完全消失，不再成为他（们）的一个障碍和阻力=假如我冲动发作起来，大概也会把自己毁灭了。他（们）可能没想到，我竟然会使用如此激烈的方式来处理这档子事。现在想起来．我的确不该由着自己情绪的驱使，如此愚蠢地钻了他们的这个圈套……”
“他（们）为什么要设套来害我呢？我希望我能尽可能地实事求是地把事情说清楚。”
……祝磊说，在职工股事件发生的两个多月前，顾立源曾经突然上他家“造访”过。那天，他俩大吵了一场=（这大概就是被曹楠撞见的那一回。）前边已经说过，顾立源自调省里工作以后，为人和行为方式突然间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依祝磊分析，他的这种改变并非是“做秀”，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颐立源在陶里根后期，权力太大，再加上他身边的绝大多数人几乎没有一个敢在他面前说一个不字的。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他可以在陶里根说一切他想说的话，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祝磊写道：“当时他就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祝磊，干到这个份上．咱俩也就到顶了。咱们就在陶里根好好‘造’吧。当时他确实没有想到自己还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后来把他调到省里，以他的年龄和当时达到的级别，他意识到‘副省长’可能还不是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步。他还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时，面对全省这样一副几千万人的重担，面对中央对自己更直接的领导和监督，他开始冷静下来，重新调整自己。于是在他身上就产生了我们许多同志都感觉得到的那种‘变化’。变化之一，就是跟原先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同志，只要不是工作必须的，就不再来往。只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和我的往来要稍多一些，但那也严格保持在工作层面上……”
……所以，那天顾立源突然说要上家里来看他，祝磊的直觉，一定是出什么事了。果不其然，那天顾立源一进屋，未及坐稳，先问，家里就你自己吗？祝磊答，是的。说着，转身想赶紧替顾立源烧水沏茶，因为家里现有的开水还是隔夜的，而顾立源好喝茶，这方面还挺讲究。在陶里根当市长前，喝花茶，三毛钱一两的，大粗梗儿，够劲儿就行。后来喝乌龙。再后来，听一些从南方来陶里根投资的老板说，真茶客都讲究喝绿茶。包括红楼梦里那些大家闺秀、公子哥儿们，品来品去的，一定也都得是绿茶。他又改喝了绿茶。到省里后，经常接待外商，听说又改喝了红茶。而且还非得要加柠檬，只是仍然不习惯加糖。但不管喝什么样的茶，沏茶用的水一定得是新煮的。如果是用来沏新绿茶用的，那水温还不能太高了，七十度足矣。特别讲究的是，还不能直接用手去抓取茶叶。沏茶前杯子和茶壶必须预热。贮存茶叶走气、或混入其他气味儿，更是大忌。至于用隔夜的开水去沏茶也会让人扫兴至极等等等等。祝磊了解他的一切癖好，所以才会提出要为他去新煮一壶水。“不用。我一会儿就得走。”顾立源摆了摆手说道。“那你喝啥？”祝磊若有所失地问，好像为此而喝不好茶的是他自己似的。“不用。我说不用就不用。”顾立源指着自己对面的那张旧沙发，对祝磊强调道。意思是让祝磊赶紧坐下，别再跟他哕嗦茶的事了。于是祝磊只得勉强坐下了。
“老饶最近来找过你没有？”顾立源问。他说的“老饶”，就是饶上都。
“没有。”祝磊平静地答道，并反问，“怎么了？”
“嗯’…一”顾立源沉吟了一下说道，“他最近可能会来找你。”
听说饶上都最近会来找自己，祝磊刚才那种“出事了”的预感，便一下变得实在起来。
“……我对民营企业家并没有成见。”祝磊在材料中这样自我辩解道，“……不仅不抱任何成见，而且对民企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是有足够的认识的=我主管省城经济工作的那个时期，是该市有史以来民营经济规模效益最好的一个阶段。但是，正因为我主管过一段经济工作，跟许多民营企业家打过交道，它也使我深切感觉到，如何建立起一批相应的法规，并依法管理好这支充满生气、蕴藏着无限生机、肩负着历史变革重任的队伍，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老板已然充斥我们社会各层面的各个角落。他们已经成为中国这块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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