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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纬度战栗-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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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刁蛮猴子样儿，脱光了送到我跟前，我都不想瞧她一眼，还上床呢？哈哈……”祝磊说：“那你也得注意一点说话的方式方法……”他立即显得非常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很不高兴地说道：“行啦行啦，祝副院长。有啥事要求我，快说。我下边还有个挺重要的外事活动在等着哩。”
顾立源以前确实不这样。虽然干事风风火火，但在他血管里多多少少地总还是流淌着一些他那位小科员出身、一辈子谨小慎微的父亲的血，内心的卑微和颐虑．还是在私底下支撑着他所有那些大大咧咧的行动。但现在，早就应该消失的那种卑微固然消失了，但必要的谨慎和分寸感似乎也跟着一起不见了，几乎成了一个完全得罪不得，也冒犯不起的人了……
考虑到这些情况，祝磊最后决定替那个上市公司引见顾立源。为保险起见，他先断然拒绝了这家公司原本要给他的那二十万份职工股。同时，他认为为他们引见顾立源，比引见别的领导更保险。因为他觉得依自己对颐的了解．他是不会收受这些职工股的。因此，即便带他们去见了顾．今后也不会出什么事。又为了今后能有个人来证明自己没有拿这些股票．他让张秘书陪着，一起参与了全过程。一切似乎都盘算得非常嗣密．却万万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情偏偏就坏在了这个张秘书身上。顾立源果然如祝磊预料的那样，一分都没收受那些股票。但中纪委还是很快就收到了这样的揭发信，说这里有人给省领导送职工股行贿。那段时间，中纪委已经发现了几起类似的事件。少数转制中的国有大企业，为了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以增强自己克服困难的能力，纷纷拿“职工股”做行贿手段。为了遏制这股歪风，中纪委立即派人到省里来查实此事。查下来，顾立源铁证如山，一分没有收受。其他领导也基本没有收受。但这家公司的职工股账面上确实少了七十万股。哪儿去了？居然有人揭发，这七十万份职工股全落进副市长祝磊的腰包里了。而且有人证明这一点。证明人就是参与全过程的那位小张秘书。先是市委和市纪委的主要领导和风细雨地找祝磊谈话，希望他能主动说清问题。祝磊一开始根本就没把这当一回事。他很坦然嘛。压根就是子虚乌有的嘛。在市委领导再次找他谈话后，他开始有点紧张了，但仍然认为这是能够说得清楚的。他立即给张秘书打电话，希望他出面向有关领导把事情给澄清了。但连续
打了好几次，这个张秘书莫名其妙地找不见了。这时祝磊才真正有点紧张了。市委和市纪委领导第三次找他谈话时，态度已经很严肃了，话甚至说到了这个份上：“事情如果拖到非要让中纪委的同志出面来解决的话，恐怕就不大好办了。还是争取主动吧。”后来他听说，不仅是那个张秘书，就连那家公司也一口咬定，这七十万职工股是他祝磊拿走了。这时，他不仅紧张，而且开始有点慌了神。就在听说中纪委的同志要找他谈话的前一天晚上，他终于设法找到了那个张秘书，并把他带到市政府设在市郊的一个宾馆里。先是在房间里谈。后来又把他带到宾馆后院小树林中间的一个空地上谈。几乎谈到声泪俱下的地步。七十万份职工股啊，按市值计算，相当于五六百万元人民币。这笔“黑心账”如果真的全部坐实到他祝磊头上，三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开除干部队伍）一移交（移交司法部门处理）的结局肯定是逃脱不了的。这样，自己一生都完了，甚至都还有可能免不了一死。“我到底怎么你了？小张，你说，你说呀，是我把你带到省城来的……我到底怎么你了？”精神近似崩溃了的祝磊突然掏出一支不知从何处得来的手枪，悲愤万分地追问着。“我没有……没有……”这位张秘书也突然慌张起来，他一边辩解，一边往后退缩．他那清秀的白皙的充满学生气的脸（正是这张看似充满学生气的脸．一直让祝磊误读了他的“真诚”和“勤谨”）这时表现出的全部的恐惧、哀恳和狡辩，只能激起祝磊更强烈的绝望和愤怒。这时．天色越发暗淡，小张突然瞅个空子，一转身就向林子稠密处逃去：祝磊一着急，慌忙中下意识地举起枪。那位张秘书见他举枪．本能地上前去夺枪。就在这一瞬间，枪声响了……
枪里一共七颗子弹，祝磊一气打出了六颗。那一刻，他太恨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了．完全控制不住突然涌出的一腔怒火。但他还是本能地给自己留下了最后一颗子弹。本来，顺理成章地，他是要用这最后一颗子弹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但在面对小张的尸体默默地战栗着呆站了几秒钟后，他又决定不自杀了。自己已经干了件大蠢事。如果在杀了小张后．再自杀．这件事就彻底以“祝磊索贿受贿，枪杀重要证人，又畏罪自杀”告终，这才叫蠢上加蠢。他不能这么做。既然已经错走了无法挽回的一步，现在，不管上苍还会给他多少在世时间，只要有一线可能，他也要搞清事情“真相”，并向世人说明这个“真相”。开枪致人死命。已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
死罪，但必须让世人知道，他．祝磊，没有贪污，没有受贿，在开枪打死这个卑鄙无耻的年轻人前．他祝磊还是一个干净的称职的副市长，只可惜一时问的私心杂念，让他堕入了一个万劫不可复出的陷阱，而经验和直觉又都告诉他，小张之昕以如此卑鄙地戳力诬陷他，甚至不惜置他于死地．个中一定有泵因，有背景。这里有这个年轻人本人秉性上的问题，一定也会有更复杂、更重大的因素搅和在里头。他要以自己耻辱地再活一段时间．促使（或“提醒”、或“恳请”）人们来帮他搞清“真相”……
听我给他讲完这个“故事”后．东林他张大了嘴，睁大了眼睛，很长时间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呆坐着．傻愣愣地看着我，眼神里流露着某种怀疑的神色，在这种怀疑的背后甚至还流露了一些恐惧，好像这“故事”完全是我捏造出来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
后来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一辈子可以说看到过人世间最残暴最肮脏最无耻最贪婪最没头脑最愚笨的人。跟这些人打交道的结果，我自以为我自己的神经早都麻木了，不可能再被搅起啥波澜了。但听了你讲的这些事，我的心总是在一阵阵发酸发涩，我总在告诉自己这些事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这儿，不是真的，祝磊调到
省城来当副市长后，也曾到公安厅来给我们讲过课，圆圆脸，细细的眉毛，一副文静从容的模样儿，讲起话来慢条斯理，特别有逻辑性，有穿透力。这样的人怎么也会出那样的事呢？怎么会呢？”
但是，即便在得到这样一些情况后，当时他仍然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抛弃一切顾虑，“破釜沉舟”，去申请提早辞职，接手来搞那个“秘密调查”。最后促使他下这样决心的，是一次拜访：他去那位老书记家看望老人家去了。在初步了解到顾立源祝磊和饶上都的那些情况后，他越发感到事关重大，有必要当面去见见那位老书记。
老书记住在老城区的人民路上。一个从外表看绝无惊人之处的大院子。事后听东林讲，他还是托了一些关系，才跟老书记的秘书接上头，打上招呼。事先不打招呼，你是绝对没法进入这个院子的。院子正经由武警战士值勤守护。院子果然很大，但又挺简朴。三幢都呈方形的独幢别墅，分别住着三位不同时期退下来的省委书记。劳爷早就知道人民路上的这个院子，但他从来也没进去过。所以那天，在那位看上去已不太年轻的秘书带领下，走进院子，走进老书记的那幢独幢小楼时，他还真有一点点紧张和兴奋。客厅向南的那面墙整个都是用大玻璃建成的。厅里真是阳光明媚，但又多少有一点杂乱。这跟劳爷去过的许多老同志的家都有相似之处。陈设在客厅里的许多棵高大的桶栽观赏植物、大型木雕、石雕………单独看，都是好东西，甚至还挺昂贵。但放在一起就显得有点格调不统一，有点杂拌儿凑的味道。原因很简单，它们绝大部分都是别人来探视时送的。对于这些玩意儿，老人也说不上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无所谓啦。送来了，就放着呗。但有两条，是死规矩。一，你别带钱来。掏钱者，滚。二，求老人办事，可以；但你别带东西，带东西者，滚。这“滚”字，可不是我给愣加上的，那真是老人的原话。老人家不高兴时，真拍桌子．真直着嗓门让人“滚”。这样的事都不止发生一两回了。您说，他都到这份儿上了，还怕谁啊？还有啥可遮遮掩掩的？
那天老人身体有点不舒服．下半身盖着一条薄毛毯，躺在一把宽大的木制摇椅里，在明晃晃的客厅里．闭目养神。劳爷给老人带了点补品。进客厅前，就悄悄地把那几盒东西交给了那个中年保姆，让她赶紧收起来。这也是人们“对付”老书记的一招。您不是讨厌人家提溜着东西来技您办事吗？得，咱提前把东西给了您家人，再“空”着手来见您还不成？现在哪有求人办事不送东西的？不提溜着一点东西，他（她）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比如在医院里，现在都折腾成这样了：大夫如果不收红包．病人都不敢上手术台去挨这一刀。不是人们生性下贱．更不是他们家钱真多得花不了了，喜欢给你送，实在是风气改变了人心和习俗，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嘛！
据东林后来对我说，一开始．他还真担心老书记不屑于见他（或者是没时间见他），但事先把来意跟老书记的秘书说明了，秘书却答应得很痛快：“行。您不就是咱省那个著名的十大神探之一吗？来吧。我给老书记说一下．安排个时间。老书记特别关心陶里根的情况，也挺爱跟你们公安系统的同志闲聊的。只要有人从陶里根来，他都愿意当面跟他们聊一聊。”但那天，实际上跟老书记啥也没聊上。一是，那天赶巧又去了两拨人，等那两拨人走了，老书记已经有点累了，东林自己也觉得不能再跟老人家深谈了，就拐着弯地提了一下余达成，提了一下去陶里根做些“调查研究”。但对此，老书记却没表示任何态度．只是问了问陶里根街上有一家“曹不泉酒厂”的近况，又聊了一会儿陶里根特产的“壳里红”酸果，秘书就暗示东林该起身走了：
咋回子事？老书记为什么在听到余达成和“去陶里根做调查研究”时，没半点反应？
难道说，余大头在“骗人”？
劳爷倒吸一口冷气，刚想给余大头打电话质问此事，就接到了余大头主动打过来的电话。
“你现在在哪儿？”余大头问。
“我还能在哪儿？”劳爷没好气儿地答道。
“老前辈，好好说话，别跟咬着自己舌头似的！如果你现在还在老书记跟前，那就等你离开那儿以后咱们再说……”余大头吩咐道。
“你怎么知道我刚见了老书记？”劳爷问。
“听我说。你先出门，先离开老书记那儿。老书记最近身体很不好。别吵着他了。”余大头再一次重复道。
“我已经离开那儿了。在大门外站着哩。”劳爷说道。
“那行，你开着车吗？开着？好。那你马上到兴安来。我还在那个小院里等你。”说着，几乎不容劳爷做任何反应，余达成那头就已经把手机挂了。
不多大一会儿工夫，劳爷果然赶到兴安宾馆。
“劳神探，您可真是名不虚传呐，无孔不入。您是怎么敲开老书记家的门的？”一见面，余大头就跟劳爷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以缓和一下气氛，但劳爷却没有一点心情跟他打哈哈。他当然不知道，那天他到老书记家刚“聊”上，老书记的秘书就悄悄把他来找老书记的“动向”通报给了余达成。余达成事先还真没料到劳东林竟然
会直接去找老书记。
“谈实质问题。到底是咋回子事？老书记根本不知道让我去陶里根搞调查……”劳爷却黑起脸，摆出一副警察审案时常拿的“公案”架势，冷冷地瞟瞥着余达成说道。
“我跟你说过这档子事是从老书记那儿分派下来的吗？你再回想一下，我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余达成这小子声色不动，淡然反问。
“那……”劳爷略略一愣。是啊，余大头从来也没说过，这事到底跟老书记有啥内在关系。
“那个啥？”余达成依然平和地反问着=
“但是……但是……”劳爷“但是”不下去了。
“你想让他跟你说啥呢？说他事先就知道这档子事？是他老人家预谋策划了这档子事？然后向你承认，是他派我去找你的？说他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同志的确想派人去秘密调查一个在职的正省部级干部？是吗？你想从他嘴里得到这些明确的肯定的答复，是吗？”余大头一句不饶一句地逼问着=
“可是……”劳爷这时已经明显感到自己有些“理亏…‘气短”了。
“您还想‘可是’个啥？啊？”余大头的神情渐渐严肃起来，“您想让我说您啥呢，老前辈，说您干了这么几十年，政治上怎么还那么幼稚？啊？”
“……”劳爷张口结舌了=是啊．这件事即便真是老书记指使的，他老人家也不会当着其他人的面来公开承认这一点啊。这里不是简单一个愿意不愿意承担责任的问题=这里还牵涉到一连串更重大的组织原则和策略部署问题。自己怎么可以直接“杀”上门去，向老书记本人去“刨根问底”呢？
幼稚啊，的确幼稚。
“我的话是不是说得有些重了？”看到劳爷耷拉着个脑袋，好大一会儿都不吭声，只是在那儿怔怔地干坐着，余达成缓下口气，又在说些软话，往回找补了。
“没事……没事……”劳爷尴尬地笑笑道。这倒也是他的真心话。他这人就这点好，真要觉得自己错了．认错也快，一点就透。还不记仇。
“真没事？”
“嗨，能有啥事哟？！”
“那行。没别的事了吧？”
“没了……”
“那就这样吧。希望今后再不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了。那边还有几位同志在等着我，我就不留您了。”余大头说着，站起来送客了。
那天走出兴安宾馆，劳爷内心中涌动的岂止是羞愧和难堪。如果换一个人，经历了这样一场自我露怯后，又遭余达成如此这般地训斥后，也许就会知难而退，鸣金收兵了。但此人不是别人，而是劳爷。这时刻就显露出这位“劳爷”本真中那一点“与众不同”之处了，显露出劳东林之所以是“劳爷”的根本点了：我多次说过，他实质上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一个终其一生一直在想超越自己的人，一个从来也不甘心为自己“画句号”的人，一个一直也觉得自己从没有得到过公平公正待遇、一直被“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那点千古矛盾折磨得“奄奄一息”，不断强迫自己向现实妥协，却又总在“蠢蠢欲动”中“死灰复燃”的人……那天他看到了自己政治上的“幼稚”，也在老人的“衰弱”中，看到了一种从未感受过的平静、寂寞、威严和坚守的高度和谐，或者还应该说是体昧到了某种从未体味过的“神圣”和“神秘”。余大头的倏而出现，倏而消失，老书记的声色不动，在意味着什么？一块正在孕育着狂风暴雨的天空？一部一直在我们身旁隆隆运转、但却又不被多数人觉察的巨大机器？一支正在原始丛林中做殊死跋涉的特殊小分队？所有这一切都在他心里点燃了一把火，正是这把“火”，让他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也决定了他在陶里根的这段日子，不可能是过得平静的，敷衍的，
得过且过的，只是在被动地完成任务而已。实际上在陶里根的这几个月，他的内心经历了一场彻底的自我涅槃……
（邵长水问：“那么依您看来，最后他摇摇晃晃走向那辆卡车，还是想自杀？”）
我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但我真的劝你们，不要排除这一个可能性。换任何一个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也许都不会去自杀。但劳爷是有可能的。当然，最后如果真的要下这样的结论，那一定要慎重……只要你们不怀疑我“别有用心”，我会尽可能多地向你们提供我所知道的情况。随时想起什么，就向你们报告。尽快地把东林的死因搞清楚，也可告慰在天之迷茫的亡灵。今天是不是就谈这么多？你们听累了，我也说累了……
十七 一分寂静，半生喧嚣
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冷静下来一分析，大家对曹月芳提供的这些情况都表示了相当的疑惑=听他这么一说，劳爷几乎就成了一个“偏执、多疑、焦躁又极其自恋”的人。而这个人挣扎了几十年，最终被自己一生遭遇的坎坷、理想、追求所“扭曲”，在临近退休时，个人欲望又一次恶性膨张，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承担了一个他无法承担的使命．在再一次遭遇了一连串无法排解的矛盾和问题以后，导致了精神崩溃．最终让自己走进了牛角尖里……包括劳爷自认为的那个“谋杀”．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他心态发生一连串畸变后产生的一种”幻觉”而已。而他的死，则很可能是“自杀”造成的……
这怎么可能？
这个曹月芳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为此，赵五六要求邵长水尽快再技寿泰求深谈一次，以核实曹月芳谈话内容的真实性．并且告诉了邵长水一个新的情况：前些日子，他把劳爷的那个“红鳟鱼”记事本和邵长水破译的“密文”一并送交公安部技术鉴定中心去做了个鉴定，公安部的技术专家认可邵长水的破译。但是，他们对这份密件究竟是什么时候写的，提出
了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这份‘遗嘱’书写的时间．间隔劳爷出事的时间，至少也应该在三四个月以上。”
“事发前三四个月，劳爷就写下了这份‘密件’？可能吗？”邵长水一愣。
“是的，据鉴定，至少也应该有三个月左右了。”
“三个月？”如果这份密件真是劳爷被撞死前三个月，或更早一些时候写的，这就说明，一，他在出事前的三四个月，和陶里根某些人的矛盾就激化了。否则他不会产生自己可能被谋害的预感。那时候，他去陶里根的时间还不太长。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他感到非要写下这一类的“遗言”不可？二，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对方加害劳爷的意图拖延了三四个月才实施？三，如果这个鉴定结论是准确的，这倒有助于理解名单里的那些同志态度为什么会从劳爷所说的“热衷”于此事，变成目前的“淡漠”。也就是说，这几个月期间，在劳爷和这些同志之间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促使这些同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那么，现在需要追问的是，
这几个月间，在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
……两天后，邵长水紧急约见寿泰求，这回，寿泰求没再找理由推拒，也没去任何一家茶馆和饭店，而是把寿泰求直接约到龙湾路八十八号来了；并婉转地向寿泰求提了个要求，希望他自己一个人来，不要带任何人。谈话前，邵长水还到省委组织部去了解了一下寿泰求的现实表现情况。据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介绍，在从陶里
根调出的那么些干部中，历次考评，寿的综合得分都名列前茅。在“廉洁自律”方面，省纪委对他的评价也不错。
那天，寿泰求应诺只身一人来了。
也许是因为这阶段忙于筹备那个轴承集团的缘故，或许还有别的什么为外人难以猜测的原因，比上一回见面时，寿泰求不仅瘦了，还显得有些“老”了。脸色、神情都不如上回那么光鲜精神，甚至连衬衣领子都显得不如上回的坚挺干净。
“我是不是瘦了？”一见面，还不等入座，寿泰求就迫不及待地这么询问。显然他对自己近期的健康状况，挺有些忧虑。
“还行吧……”邵长水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眼，微笑道，“减肥呢？”
“减啥肥？！大夫说我血糖有点高……”寿泰求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那你可真得注点意了。吃得太好。营养过剩，活动量不够，心神过于疲劳，内分泌失调，急速消瘦……这些都是糖尿病的致病因素和典型症状。得少搓一点大盘子奇％^书*（网！&*收集整理了。”邵长水笑道。
“您还挺懂？”寿泰求不经意地挪揄道。
“嗨，干我们刑侦这一行的，啥都得懂一点，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不懂还真不行。”
“您……过去是搞刑事侦查的？”寿泰求问：
“啥叫‘过去是’？现在还是。”邵长水笑道。
“哦……”寿泰求眼睛里忽然本能地掠过一绺黯淡的神情。一般人总是认为刑警是跟刑事犯罪分子打交道的，所以让刑警找上门来谈话，总不是件好事。这使寿泰求本能地感到了一种压抑和不快。而后有一小会儿工夫！他没再作声；而后又突然抬起头来问：“今天我们怎么谈？”
“谈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您能把手机关掉一个小时吗？要不我们还真谈不痛快：”邵长水略带着一点开玩笑的口气说道。
“对不起。今天我这手机不能关。”寿泰求立即拒绝了，“我已经答应了你们今天不带秘书。所以，我的手机就不能再关了。集团那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事。这一点．我想不用我多解释……”
“那行那行：还是别影响了您那边的工作。您就随意吧。我们想了解劳爷在陶里根期间的真实情况．您跟他接触比较多。现在外头对于他的死，有三种说法，说谋杀的．说一般交通事故致死的，再就是说自杀的。请您谈谈您所了解的劳东林。您觉得他的死是怎么造成的？”
“我能先不对他的死定性吗？”
“可以可以。谈什么，怎么谈．一切都由您自己决定。”
“上一回我谈到劳爷后期内心挺痛苦的……”
“是的，谈到这儿您突然中断了谈话。”
“我有顾虑。”
“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犹豫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你们把事情说说清楚。否则真的非常对不起劳爷……也对不起……对不起你们这一趟又一趟的辛苦。所以，今天你们即便不找我，这几天里我也会找你们好好地聊一聊。当然，我只能谈谈我所了解的劳东林。这里难免就会有些以偏概全，也可能会有顾头不顾尾的现象。另外，我声明一下，今天我带了个录音机。这样一个正式的谈话，我也想留个底，完全没有别的用意。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开始录音了。”这样，寿泰求很平缓地，显然又是很有准备地开始了他长篇的忆述。
“我和劳爷是好朋友。一个老警察和一个年轻的大型国有企业老总居然成了好朋友，而且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朋友，也许会让你们感到有些奇怪。但我俩的确是好朋友，而且是属于那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好朋友。我不需要他替我上局子里去捞人，也不需要他托人去替我买驾本儿。他也不需要我替他在厂子里安排亲戚就业。双方都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的需求。双方都不在对方身上‘寻租’。这种关系，现如今很难得。所以说，我一直挺珍惜我们之间的这点关系。先说说我俩是怎么认识的吧。其实我俩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也就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那时候我们二分厂出了一起命案，有个老工人在上夜班的路上，被人捅死在厂外一个废弃的排水沟里。劳爷奉命来破这个案，我们就认识了。从表面上看，他跟别的刑警没啥两样，外粗内细，外冷内热，说话做事还稍稍端着一点架子，有时一张嘴还挺冲人。初一接触，的确让人不太能接受。但往深里一接触，我觉得他这人心里真有玩意儿。这个‘玩意儿’，我指两个方面。一是他业务上确实行，也就是说他手上那点活儿确买漂亮，让人不佩服都不行。就说我们二分厂那个案子，原先是市局刑侦大队的人在破。折腾了一个来月，没整出啥头绪，他们才把劳爷搬来了。那老工人被捅死后，被塞进一个蛇皮袋，丢在那排水沟里的。大伙儿一致认为发现尸体的地方不是作案的第一现场这方面我是个大外行，不懂。据当时刑侦大队的同志们说，找到第一现场，对侦破这个案子至关重要。是这样吗？”
“是这样。”邵长水答道。
“弃尸现场周围是繁杂的居民区。全是六七十年代建的工人住宅区。当年住的都是厂子里的工人。现在，居民成分就很复杂了。相当一部分都成了出租房．清一色预制板结构的简易楼。街道狭窄，楼群密集，人口密度极高．旁子的隔音条件相当差。因此．他们判定杀人的第一现场不可能在附近。在这样一个区域里杀人，再移尸，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组织了大量警力在方圆五公里范围内排查空房、黑出租房、违章建筑旁……真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一无所获。于是准备把排查范围再扩大到方圆十公里。但这一扩大，工作量可就得翻好多倍。这决心非常不好下。正在犯难的时候，劳爷来了。劳爷仔细研究了现场勘查记录和遗留的物件——那个装尸体的蛇皮袋和捆彝尸体的绳索。他告诉市局的同志，就在方圆五百米的范围内查吧．大概齐，能有个八九不离十。市局的同志听他这么说，太吃惊了．不敢相信，但又不敢不相信。试着去查吧。不久果然在离弃尸现场并不太远的一幢简易楼里找到了杀人现场。后来劳爷解释．他是从装尸体的蛇皮袋和那根捆绑尸体的绳索上得到启发的。他在仔细查看后，发现这个蛇皮袋的拉链是坏的，袋上还有破洞；而用绳索捆挷尸体时也捆得相当草率。丢尸现场是闹中取静的地方。但握周围的居民反映，案发当天晚上，并没有听到汽车声．因此凶手移尸时使用的运输工具可能是自行车或其他的人力、畜力车。如果运用这样的运输工具．又要从较远的地方往这儿弃尸．就不可能包扎得如此草率。反过来说，他包扎得如此草率随便．是不是也可以证明他是就近扔弃的？还
有一点，如果杀人现场真的在五公里或十公里以外，凶手在那么远的地方杀了人，他不往更远更偏僻的地方弃尸，却要返过头来往人多眼杂的市内丢．他犯啥傻呢？他不知道扛着一大袋死人，往繁华地段走有风险？难道说．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人，活腻了．愣提溜着自己的脑袋往枪口上撞？不会吧。所以，他判断这个杀人现场离弃尸现场应该不会太远，估计下来也就几百米吧：你瞧，这事让劳爷这么一说，又简单，又明了。据说像这一类点石成金、芝麻开门的事，在他一生中比比皆是。我就敬佩这种埋头干实事，只要一出手就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实事求是地说，世界是靠这样的人支撑着的。
“我说他‘心里有玩意儿’的第二个理由……就有些复杂了．一时半会儿好像还有点说它不清。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现代的一些人。‘文革’时期我们出了一批‘政治动物’，这二十来年又出了一大批‘经济动物’。当年，一个劲儿地走极端，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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