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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色-第6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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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范亨和范无病父子还是借鉴了一些国外先进经验，将环保总局所统辖的一些权力，上升到国家能源这个地位，尤其是对于水资源这样的特殊能源。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位置上，而环境保护这个话题，本身就是同有效利用能源，节能减排分不开的。
只要是组建了新的大能源部，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统筹解决，而不需要像现在一样继续扯皮，管不了事情。
“可是如果要这样的话，一九九八年才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的机构，岂不是有一次需要面临解散？没有环保总局的牌子，这让老百姓如何看待？”也有人表示了不同意见。
现在的环保总局，是一九九八年抗洪救灾之后，才升级为总局规格的，当时的考虑，估计也是看到了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才有了这个决定。
范亨立刻对此做出了答复，“国内的很多工作，都是有很明显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端的，并不是说挂上一块儿环保总局的牌子，把规格升级为总局，就能够搞好国内的环保工作了。事实上。名义上的改变无济于事，从环保局到环保总局这一改变，并没有给国内带来多少实惠，投入与回报是严重不成比例的。就我个人的意见而言，这样的事情还是少做为好，关键还是要从实质上解决问题。构建大能源部，将环保总局的权力整合进去，使得能源利用、管理及规划、产出融为一体，这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
这话让有些人听了感到很不舒服，但是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一旦这个事情有人说开了之后，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这就跟有一个时期出现了“人民XX为人民，办好XX为人民”的宣传口号一样，满大街都是刷的这种标语，但是不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依然如故，一个个依然跩得跟大爷似的。
由此足以看得出来，想要做好环保事业，也并非是将环保局升格为环保总局这么简单的事情，行政级别的提高对于干工作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力。
而且还有一点，环保总局除了罚款之外，并没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综合治理办法，因此环保总局的出现，除了被人所诟病之外，实在是对于环保事业毫无意义。
过去的六年中，国内的环保执法监督和污染治理力度是在不断加大，环保投入明显增加，公众环境意识显著提高。
但是，政府在环保事业上承受了比较多的压力。而企业为了减轻负担而逃避责任，也影响了环保事业的正常发展。如果不能够尽快建立起现代环境管理模式，促进中国环保事业的健康发展，那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就提出了环保要走市场化道路，但是，适应市场经济的环保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对于这一点，国内一直没有搞懂。
环境问题的产生是有它的经济根源的，这就不可避免的决定了经济活动介入环保事业的可能。通过创新经济制度，如价格与产权制度等，促使污染、破坏环境资源者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选择有利于环境的生产经营方式，依靠技术进步和清洁生产技术，提高经济生产效率，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减轻人类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而现有的环保运作方式，单方面强调政府行为，只注重投入，不注重产出，忽视了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使环保事业缺乏经济效益，从而加深了环保与发展经济的对立，阻碍了环保事业的发展。
要解决环境问题，就要建立包括政府政策在内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环境管理制度。抛弃以往单方面依靠政府直接命令控制管理的做法，采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政策管理，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系，以市场化的手段分配各污染制造者的环境投资份额。
国家有必要负责一些工艺性很强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污染综合治理以及环境管理与监督，为企业的清洁生产提供尖端技术，并通过指定环境政策、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和环境规划等约束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在对待企业的环境投资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如对环境投资项目的贷款利率等实行优惠政策等，引导、激励企业和社会共同保护环境。
“环境保护应由过去的政府行为转变成一种由经济利益机制驱动的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采用经济制度可以使企业选择最小成本的治污技术，具有交费的灵活性。促使企业减少比标准要求更多的污染。建立有效的成本选择机制，进行环境污染防治，直接削减产生的污染，并降低成本，树立企业良好形象，达到环境与经济双赢的效果。”范亨表示道，“这种机制在日本已经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也应该实行排污总量收费制度，通过排污收费大于治理费用的办法促使企业采取污染防治措施，选择清洁生产道路。此外还必须强化企业环境管理的制度建设和实施力度，使企业在产业污染防治中形成自律性环境管理行为。发展环保产业，促使企业选择清洁生产方式，不仅能从企业角度治理污染，还可以从消费方向上引导个人环保行为，如选择绿色包装，减少浪费等。”
不管怎么说，为了达到有效的监管和治理，环保事业只有同大能源部设想结合到一块儿，才有可能减少资源浪费，同时统一到一个总领全局的范畴内，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而这种做法，那可就是如果你环保部达标，那就是从源头上直接把你切掉了，没有环保，就没有能源，权力监管握于一手，对于企业是有生杀予夺的能力的。
“看一看环境在二十年中的恶化，我们应该清醒一下，不能只考虑个人的一点儿利益，考虑到减少几个部级副部级会惹来多少麻烦，而是要看看这个国家究竟需要什么？”范亨非常尖锐地提出，“如果这种情况不立刻改变，自然的反噬是非常厉害的，二十年后，我们将没有能源可用，生存的空间也将不再适合于人类居住！GDP的增长不过是一种假象，玩弄资本运作手法。可以随意控制它，但是能源和环境的恶化，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谁也不希望退休之后，只能去国外养老吧？现在的不作为，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犯罪！”
散会了之后，就有些人窃窃私语道，“范副总理的脾气可是越来越大了，而且言辞犀利，直指问题本源，比朱老板犹有过之。”
“人家说的确实是实情，不过我自问没有胆子直接提出来。”也有人说道。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章 又见宏观调控
范亨还没有回家。范无病就接到了朱老板的电话，在里面对他说，范亨在会上发脾气了，以前还真没有见过他这样的老好人居然也有暴走的时候。
“兔子急了都会咬人的——”范无病对此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意外，而且从朱老板的语气之间，似乎也没有听出什么不妥来。
事实上进了常委之后，有的是发言的权力，只不过是看你是否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了。
毕竟，发现了问题，就要找到办法来解决问题，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毫无来由地胡乱指责一气，又拿不出来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的人物才是最为惹人生厌的，常委们没有一个人会蠢到那么做。
范亨能够理直气壮地指责这一切，也就是因为他的手里面有成套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这个作为凭仗的话，他也不可能一反常态地在常委会上发飙，这可不是菜市场，可以随意发飙。
范无病几乎可以断定，老爸这一次拿过去的机构改革方案可以通过。毕竟除了一些计划在初期看热闹的人心里面有些不痛快之外，大部分人还是比较注重工作实效的，对于他搞出来的机构改革计划以及详细说明，不可能看不到其中的重要性。
果然，两三天之后，也就是在一月中旬，新的机构改革方案就算是在高层中通过了，接下来就是细化工作，以及如何从各部委间进行调整，以成立大能源部，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了大能源部的部长及重要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
至于说在三月份召开的两会上审议通过这些草案，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形式上的过程而已，即便是没有这个过程，该怎么改还是要怎么改，两会不过是让这个决定变成集体意志而已，或者说是减少对于个人的憎恨程度。
当然，范无病也根本不会去担心这个草案无法通过，毕竟高层已经通过了的事情，接下来就是要进行吹风儿的，目的就是搞清楚大家的立场，然后在会上顺利通过这个草案，这也是惯例。
范亨回到家里之后，还是跟范无病讲了讲其中商讨的一些细节问题。
“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公众参与的提法，这个是后来补充进去的。”范亨对范无病解释道，“这也是惯例了。如果不冠以全民参与的幌子，有些事情就不大好解释。”
范无病笑了笑，点头表示可以理解。
环境保护市场就是在政府政策法规的有形约束和公众环境意识无形约束下形成的。解决环境问题，不仅需要调节人类与自然界之间不可协调的物质转换关系，还需要解决人与人之间在利用环境时相互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关系。所以在解决环境问题的时候，不仅需要改善人类对自然的利用方式，还需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就需要进行制度创新。
而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具有供给的普遍性和消费的排他性，清洁环境的共享使得治理环境的责任不能落实，所以就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责任模式，在环保的内在经济机制方面，采用污染者和使用者共同支付原则，既体现了社会公平，又有较好的财政效果，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有利于引导消费者购买对环境有益的商品、改变消费模式，促使产品结构向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的方向变化。
“个人和居民有偿使用环境资源，凡是向环境中排放污染物或废物的均应交费，如支付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费等。有偿使用资源制度可促使个人、居民有效利用资源，减少垃圾的生产和资源的浪费。”范无病对范亨表示道。“然而，目前国内的个人对环保收费的支持率还不高，城市居民家庭好一点儿，但是乡镇居民家庭的环境支付意愿就比较低了。”
政府在积极开展环境宣传教育的同时，肯定是要加强和完善环境监测和信息系统建设，不断扩大环境信息公开的范围，定期公布主要环境信息。通过各种形式，增加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交流，使公众依法获得环境知情权、监督权。
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由污染制造者取代政府成为环境投资的主要承担者，树立污染制造者在环保市场中的主体地位。
在环保事业的发展中，政府、企业、公众需要明确划分各自在环保事业中扮演的角色，建立合作式环境管理模式，有效发挥三者之间的协调与制衡作用，实现大环保策略。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是建设初期，不管是能源方面，还是环保方面，都需要政府做比较大的投入才行，毕竟民间的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范无病说道，“政府应当主动承担这些支出，并不能够因为没有从民间得到这些开支成本，就可以消极怠工，那样同样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政府预算虽然可以做，但是估计很多人会有怨言，毕竟从民间筹资已经成为习惯了，任何一项改进，都有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变革。”范亨对此表示了遗憾。
在范无病的计划中，并非仅仅是筹建一个大能源部就完事儿了。为了科学地进行决策，还需要筹建能源委员会以便进行理论方面的论证，而为了监督能源部的运作，又需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审核机构来进行监督，必须形成一环套一环的有效运作机制，才能够使得大能源部发挥真正的作用。
“其实，金融系统的混乱，才是最应该先行整改的——”范亨说道。
范无病却摇了摇头道，“金融的混乱，不过是癣疥之疾而已，无法伤筋动骨，但是能源问题却是心腹大患，不解决了这个问题，后遗症很严重的。”
在这一点上，范无病看得很清楚，金融问题很好解决，但是一直悬而未决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从中受益，一旦你要把它变得制度完善起来的话，一步到位是不行的，这就相当于堵上了大家的财路，所有人都会反对你的。
但是能源问题不大一样，这是一个普通组织根本玩不起的话题。针对的只是极少数的高端人物，说要解决起来，其实是最为大快人心的，而且阻力也不会很大，因为站在这个层面上的人物，不会蠢到把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面，也不会蠢到会公然跳出来反对高层决定。
至于说台面下的交易，范无病一向是不惧怕的，不动用公器的前提下，他实在没有必要畏惧任何人，因为自己是见得光的。而对方则是惧怕见光的。
实际上，这一次范无病选择了大能源部作为老爸范亨主持机构改革的突破口，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因为最近一个阶段，又有了经济过热的苗头了。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国内的历次宏观调控都有相同的规律，那就是：经济过热造成能源的紧缺，引发激烈的争夺，于是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调控和再分配。
而在这种调控和再分配中，国有企业、跨国企业以及民营企业获得的政策待遇等级相当不同。这种现象几乎每隔三到五年就会出现一次，形成了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周期。
目前虽然还没有显示出一定要进行宏观调控，但是从总体而言，显然也没有偏离这样的政策逻辑。中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依据是，宏观经济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过热景象，特别是在重化工业领域，投资增长速度到了非控制不可的地步。
资料显示，去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七百一十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六，而今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一千三百多亿元，投资增长近乎一倍。
与钢铁行业类似，电解铝的投资也增长了近一倍，水泥投资则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多。
宏观投资过热，渐成决策层的共识，此时已经引起了高层的密切关注。
目前高层已经召开了各省的主要领导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地运用多种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
而国务院办公厅也发了文件，专门举行了关于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的电视电话会议，明确要求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进行清理检查。
按照这种一般的处理方式，国务院很快就会组织来自审计署、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人员，组成督查组分赴各地进行清查。
至于说清查的重点，便是那些进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
“为什么每一次受伤的，都是民营企业呢？”在听范亨提起了这件事情的时候，范无病不由得摸了摸额头，有些郁闷地反问道。
在他看起来，这可是相当的具有偏见的政策了，国内还是容不下民族资本家的。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章 倒霉的人
高层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宏观调控。但是出手的方向确实民营企业。
不过最近一个阶段，民营企业的扩张确实比较迅猛，也难怪会产生一些浮夸气息，再加上地方政府官员们出于各种目的考虑，常常会怂恿这些民营企业家们大干快干，动辄就要上几十亿乃至是上百亿的大项目，终于造成了经济的过热。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电解铝项目，目前以范无病得到的消息，东方集团的包头项目和三门峡项目都已被勒令中止。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冶金处的官员表示，他们很多审批手续都不齐全，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国家相关部门已叫停了东方希望在包头的电解铝项目，三门峡氧化铝工程是为包头提供上游产品的项目，目前也已停工接受审查。”
跟历次宏观调控一样，总有一些人会成为倒霉的祭旗者，正如在以前几十年中出现过的“傻子瓜子”年广久、“温州八大王”等，现在这份倒霉者名单上又要增加一个名字，就是正在长江边大干快上的戴国芳。
然后富有戏剧性的是，戴国芳进入这次调控风暴的“暴风眼”，是一起意外事件。
年初，几个新华社记者在江苏搞调研。他们的调研题目是各地兴建高尔夫球场和大学城的占地问题。在南京的采访中，一位专家无意中说了一句，常州有个企业在长江边建钢厂。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记者们直觉地认为，建钢厂肯定需要大量土地，或许也有非法占地的问题。于是他们电询国土资源部，得到的回复是该部并不清楚这个项目。
于是，记者们转头到了常州，一路沿江寻找到了钢厂工地。
没过几天，一篇题为《三千亩土地未征先用，环保评审未批先行》的内参材料递到了中央高层。
不久后，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环保总局派出调查组赶赴常州。
从去年开始，民营企业出现了一场如火如荼的“重型化运动”。
所谓的重型化运动，就是偏重于重工业的投资热潮。
四十一岁的戴国芳曾经意气风发地站在长江南岸的长堤上，用带着浓厚苏南口音的普通话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铁本要在三年内超过宝钢，五年内追上浦项。”
他说这话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年之后情况会急转直下。宝钢、浦项分别是中国和韩国最大的两家钢铁厂，分列全球第五、第三。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戴国芳计划在长江边上建造一个年产八百四十万吨的大钢铁厂。
戴国芳这个人，其实是个苦孩子出身，这是一个从篙草丛里长出来的苦孩子，十二岁那年，因家里实在太贫穷，只好辍学去谋生活，第一份工作就是捡废铜烂铁。他在商业上似乎有特别的天赋，一九九六年。戴国芳注册成立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两百万元，“铁本”之意，以铁起家，不离本业。
到两千年前后，铁本的厂区面积扩大到了十八公顷，拥有一千多名工人，在当年度的《新财富》中国四百富人榜上，他名列第三百七十六位，估算身家为二点二亿元。
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钢铁价格普遍持续上涨。铁本厂的门口，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卡车每天排成长龙，等候提货，这样的景象天天出现。
按戴国芳的估算，国内的这股钢铁热起码还可以延续五到六年，他决定新建一个更大的钢铁厂。
铁本的新建计划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热烈支持，在常州的很多官员看来，戴国芳是一个值得信托的人，他平日生活十分俭朴，家中所有积蓄都投到了工厂里。父亲和继母一直在乡下以种菜为生。
在一开始，戴国芳的设想并没有如后来那样的宏大。
然而，建设大项目是可以拉动GDP的最好方式，也是增添政绩的最佳取道，在官方人士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在短短的六个月里，规模从一开始的两百万吨级，最后被定在八百四十万吨，规模占地从两千亩攀升到近万亩，工程概算也上升到了百亿元规模。
而此时铁本的固定资产为十二亿元，净资产不到七亿元。
以这样的资本规模要启动一个超百亿元的项目，无疑是小马拉大车。
不过，戴国芳对属下说，“地方上这么支持，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遇？”
也正是确认了政府支持的讯息后，当地银行对铁本大胆放贷，它一下子获得了四十四亿元的银行授信。
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的。
中国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的传统，常州人在铁本项目上，也尝试了“闯关”手段，铁本的八百四十万吨项目被拆分成七个子项目和一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铁本相应成立了七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十四个土地报批申请。
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
戴国芳日后在看守所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当时的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
当然了，宏观调控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迫使高层动用这种手段的，也并非是戴国芳一个人，他显然不是惟一的一个进入钢铁业的民营企业家。
同年，上海复星的郭广昌也正谋划在浙江宁波建一个钢铁厂。
而在其他领域，四川刘氏家族的刘永行在包头宣布，东方希望集团将在这里投资一百亿元建设百万吨级的铝电一体化项目。
这场民营企业的重型化运动，在很多年后仍然让人津津乐道，市场的车轮似乎正在碾向坚硬的垄断地带。
要知道，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民营资本力量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六年先后有过两次突破所有制障碍的努力而未能成功，那么，今年的这次重型化运动已经是第三次、也是实力最为强大的集体冲锋。
针对这一活跃景象，有杂志在评论中不无激越地写道，“当人们看到，民企的升级和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正在适时对接，民营企业家精神和民营资本一并注入中国的重工业中的同时，人们不再怀疑，耕耘在重工业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未来数年内将刷新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强阵营；这轮以市场化力量为主要发动机的新工业运动将托生出中国第一批不是官员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场**过的重工巨头。”
不过很显然，这段评论在日后读起来的时候，恍若前世梦语，留下的只是唏嘘。
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铁本的问题很快从毁田占地变成了违规建设。
处在事件旋涡中的戴国芳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自己也不清楚，事情怎么会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根据他的预算，钢厂的第一座高炉很快就可建成，马上可以投入生产，到那时生米就煮成熟饭，也就不用担心了。
他对手下人说，这么大的项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罚款。不可能拆掉。
然而，事态远比他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
自国务院通知下发后，各地的重化工业项目投资并没有降温的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同比增长了四成多，创下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增长率，其中钢铁行业的投资增幅更是高达骇人的百分之一百零七。此时，有非法占地、违规建设等多项重大嫌疑的铁本项目浮出水面，成了一个最合适，也是最典型的惩戒对象。
面对声势浩大的调查，从来没有应付过大场面的戴国芳方寸大乱。他和他的谋士们天真地认为，铁本的问题也许花钱能够摆平。于是，他向上级呈递了一份自查报告，内称公司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调查违规投资、违规用地事项时，进行了自我财务检查，发现了经营过程中的违法问题，自两千年公司设立开始，公司从常州物资回收公司及武进物资再生有限公司收购废旧钢铁价值十几亿元，其中有虚开发票近两亿元，抵扣税额近两千万元，法定代表人戴国芳疏于管理应承担相关的责任。
这份为了破财消灾的自查报告，是戴国芳为挽救铁本而做的最后努力，他将抵扣税款迅速补交至当地的国税局。
出乎他预料的是，正是这份自查报告成了检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证据。
遭到巨大压力的常州市组成了铁本项目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紧急下达了停工令。
很快，国务院领导抵达苏州，常州市委书记、市长被召去汇报铁本项目及其所引发的问题。接着，一个由九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赶赴常州，对铁本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这是自一九九一年的温州“柳市事件”后，中央部委第二次针对一个地方项目进行空前的联手行动。
再接着，戴国芳和他的妻子、岳父等人被警方带走，原因是涉嫌偷税漏税，且数目可能很巨大。
再接着，九部委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汇报查处情况，为其定性，他们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
第二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通稿，列举了联合调查组认定的铁本五大问题：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违***有关法律法规。越权分二十二次将投资高达一百零六亿元的项目分拆审批；违规审批征用土地六千五百四十一亩，违规组织实施征地拆迁；铁本公司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挪用银行流动资金贷款二十多亿元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有关金融机构严重违***固定资产贷款审贷和现金管理规定；铁本公司大量偷税漏税。
针对铁本事件的行政处理也是史无前例的，八名政府领导和银行官员受到严厉的惩处。其中，常州市委书记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常州市人大副主任被罢免，并给予留党察看处分；扬中市委书记被撤职；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省发改委副主任、中行常州分行行长等被撤职或责令辞职，戴国芳的家产被查封。
范亨在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回到家中跟范无病提起了这事儿。
“其实这事儿，跟地方官员的鼓动不无关系——”范无病听了之后，立刻就抓住了其中最为关键的东西，“地方政府官员们为了政绩，为了GDP，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这也是意料中事。”
还有一点，自然就是国内房地产市场这一阵子发展迅猛，所以对于钢材的需求缺口非常大，趁着这个好时机，大家都想要先行一步，抢占市场，所以才有这一次的民营企业重型化运动，其实都是大家想要挤占传统的国企垄断市场而已。
“但是在这件事情当中，企业确实有问题。”范亨也需要指出这里面的其他问题，“违规项目就是违规项目，不管地方政府官员们如何鼓动，企业家自己就没有守法经营的觉悟，才造成了最终恶果。”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地方官员们鼓动企业家上大项目，而且还主动提供土地和贷款，且不说有谁能够抵抗得了这个诱惑，就是有胆子不去赚钱，也没有胆子拒绝官员们的美意，影响人家的政绩吧？”范无病深入了揭露了官员们对于地方民营企业的影响力。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想要在地方上发展壮大，没有得到政府官员们的支持是不行的，毕竟国内并没有多少企业如同范氏投资集团一样，根本不需要担心发展资金问题。
只要有所求，就难免会被人扼住脖子，一旦有事儿，大家一个也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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