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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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日初、金祖敏。我和金祖敏传达王洪文、张春桥对黄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这帮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团，效忠王洪文，为王洪文争气等。第二次是王洪文要马天水和我多关心新选进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给他们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当祝家耀（已去公安部工作）一次回上海要返京前的一个晚上，我借这个机会带祝家耀、周宏宝、张国权、陈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十七棉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介绍了所谓王洪文的‘造反史’。我还要他们不要忘记这些‘历史’，要为王洪文争气，为‘四人帮’效忠。……”光是保留“旧居”、“圣地”还不够，王洪文还授意为他写“造反史”。
　　一本三万多字的《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在王洪文的“关怀”下，历时一年多，终于写出来了。
　　这本《大事记》的基调是三条：
　　第一，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第二，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第三，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领袖，该厂造反派的一切“胜利”都是在王洪文领导下取得的。
　　上海国棉十七厂高顺兴、王树理、曾勇同。曾揭发过王洪文炮制《大事记》的经过：“王洪文为了篡党夺权，亲自策划编写了《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为自己树碑立传。
　　“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他在北京接见厂党委副书记董秋芳时，一再夸耀自己对十七厂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作用。并说他‘一有空就回忆这些事情’，要董‘把十七厂的文化大革命好好总结一下。’董回沪后，即将王洪文的黑旨意向厂党委作了传达。同年十二月，经王洪文同意，抽人着手编写《大事记》（引者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董秋芳、孙一中、周彦朋、尹家龙、刘荣根等召开会议，安排三人写作班，编写《大事记》）。
　　“一九七五年八月，王洪文来上海时，又催促此事。十月底初稿完成，即送王审查（引者注——《大事记》初稿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由廖祖康交给王洪文。十一月五日，王洪文把《大事记》看了两遍）。王看了以后，第二天立即召集董秋芳等人（引者注——即十一月六日，王洪文在上海东湖宾馆召见董秋芳、孙一中、张元启），一开始就说‘我昨天一连看了两遍，很受教育。’接着他又提出：‘《大事记》中人名不要太多，一般人只要一般提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他自己的名字出现了近二百处却一声不响。
　　还提出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他在保卫科同厂党委发生冲突‘要详细记载对今后是有好处的’又说‘十七厂夺权日期由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改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捏造十七厂是全国最早的夺权单位，拼命为把他自己塑造成’一月革命‘夺权最早发起人制造’依据‘。他还交待：搞《大事记》的事’千万不要传出去，要保密‘。
　　“王洪文在这个《大事记》中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的‘革命左派’、‘优秀的共产党员’，把他写的大字报吹成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推动了十七厂‘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大事记》中说什么‘王洪文的一席话，使得同志们增强了斗争的信心，觉得眼前的道路又宽又亮了’。还说王洪文到了三十棉纺厂一次，这个‘三十厂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引者注—一指王洪文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应王秀珍之邀去上海国棉三十厂介绍赴京串连情况）等等。王洪文甚至编造了自己‘为了迎接更大的斗争风暴，更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流氓一下子就变成了所谓的‘工人领袖’……”这份《大事记》经王洪文审定，曾打印过。后来为了“保密”，又一一收回，销毁，只剩下两本。
　　在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之后，王洪文的亲信曾打算把那两本《大事记》“塞进铁管，两头焊死，埋到地板下或黄浦江防汛墙内，永久保存”。
　　本书作者终于见到了这藏之密室的《大事记》。王洪文精心炮制的《大事记》，成了本书作者写作这本王洪文传记时的重要采访线索和参考资料。
　　重逢“小兄弟”
　　在上海“调查研究”的一百多天，朝朝夕夕，王洪文和“小兄弟”们“酒肉穿肠过”，喜相聚，庆高升。
　　鸟枪换炮。今日的“小兄弟”们，来来去去，轿车进，轿车出，个个都成了“领导干部”。
　　当年，在安亭事件“胜利”之际，王洪文已夸下海口：“我当上市长，你们也弄个‘长’当当！”如今，王洪文成了党的副主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小兄弟”们怎不攀着高枝儿向上爬？！
　　就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王洪文就叮嘱过王秀珍、金祖敏：“选拔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
　　一九七三年十月，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上海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开办了。这个“学习班”，是为了向中央“输送”干部而准备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王秀珍去北京，王洪文叮嘱她：“上海要尽快物色二十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
　　哦，“造反司令”成了副主席，他的“小兄弟”们都要弄个部长当当了。
　　“小兄弟”们当然很起劲。王洪文说是要二十名，而上海市委组织部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底上报给王洪文的中央各部长备选名单上，开列着八十八名！
　　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明确地告诉上海：“要准备把上海的中委都调出来！”
　　于是，一张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拟定的名单，终于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报王洪文了。
　　在这张名单中，内定了“上海牌”的部长或副部长的人员；万桂红去中组部，杨佩莲去团中央，冯品德去全国海员工会，陈佩珍去商业部，秦宝芝去建材部，王东亭去邮电部，沈鸿、张秀清去文化部，吕广杰、姚福根去六机部，陈杏全去冶金部，张国富去水电部，汤凯臣会轻工部，周宏宝去《人民日报》社，朱栋去交通部，王桂珍去卫生部。
　　那个陈阿大，不仅成了中共“九大”代表、“十大”代表，而且成了四届人大代表，以至成为四届人大常委。不过，陈阿大讲究“实惠”，他伸手夺走了上海全市的房屋调配大权，当上“房总统”。
　　自从陈阿大当上“房总统”，“小兄弟”们要房子，那就方便多了。这位“房总统”不断地批条子，把上海一幢幢花园洋房，批给“小兄弟”们。那些花园洋房的原主，大都是资本家，也有的是“走资派”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反正都是“文革”的对象。赶走了他们，“小兄弟”们便成了花园洋房的新主人。
　　关于“房总统”本人，那就甭说了：他原住上海安福路的小房子，后来迁入瑞华公园，又调到新康花园，霸占了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
　　他跟纺织局的某人打了个招呼，他的妻子便入党了，成为上海一家棉纺针织厂的革委会副主任、厂党委副书记。
　　王洪文也不忘拉那些摔了跟斗的“小兄弟”一把。当年，他的“副司令”潘国平，能言善辩，冲杀在前，在上海的“知名度”曾远远超过王洪文。一度，人们只知“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有个“王司令”。
　　潘国平曾出尽风头；带头冲上北站列车；在安亭出面与张春桥谈判；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际，担任百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的执行主席……用当年的习惯用语来形容，潘国平属于“昙花一现”的人物。他寻花问柳，蹂躏妇女；他成为打、砸、抢的先锋；在经济上，他也不干不净……从一九六八年踏平“联司”之后，潘国平下台了。他被“下放”，回到原单位——上海玻璃机械厂劳动，从此在上海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造反司令”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造反副司令”却重新成为普通工人，“反差”未必太大了！
　　倒是张春桥提醒了王洪文：“工总司发起时的常委，现在还剩几个？连毛主席都下令查一查，‘长征老马还有几匹’？你要注意保护老造反。要不，人家会说你这个‘司令’下边，怎么尽是乌龟王八蛋。否定了他们，连你这光杆司令也迟早保不住！”
　　王洪文连声称是。他佩服张春桥看问题总是高人一筹。
　　于是，一九七二年底。张春桥趁着回上海，突然在康平路小礼堂召见潘国平和几位“工总司”的老造反。
　　张春桥的几句话，使潘国平受宠若惊：“小潘，你知道吗，主席还一直记得你小潘呢，前不久还跟我提起你！我和洪文同志，对你总是抱着希望。”
　　张春桥夸奖几句潘国平之后，开始“指点”他：“小潘，你别想来想去就是个谭元元（引者注——潘国平千方百计追求的女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你要想想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你要向洪文同志学习。路线斗争一次又一次，还会不断地来的。第十次，第二十次，第三十次，都会来的。主席不是说过，七、八年要来一次吗？你小潘年纪轻，起码还可以活五十年，经历十次路线斗争、你要想得远一点，看得远一点。”
　　张春桥鼓励潘国平道：“你犯了错误，只要你把尾巴夹起来做人，那就行啦！谁不犯错误？就拿马老来说，他很有体会。他对我讲起过，在一九六五年以前，他是不大学习的。在一九六五年，全国开始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他看了一点书。但是，真正认真开始学习，是在他犯了错误以后。犯了错误，才懂得学习的重要性。……”张春桥还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初中文化水平，看不懂书。其实，初中水平不算低，我也只是个初中生！当然，初中水平也不算高。字是可以认识的嘛，不认识的还可以查查字典。洪文同志的文化水平跟你差不多，他很注意学习。”
　　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关心下，潘国平在一九七三年四月，结束了“下放劳动”，调到上海市总工会当起“常委”来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下午四时半，姚文元趁回沪时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们。以下是当时的记录中涉及潘国平的部分：姚文元：小潘同志最近还好吗？
　　潘国平：还好。
　　马天水：胖了一点。
　　潘国平：胖是胖了一点，腰不大好。
　　姚文元：你的学习怎么样？
　　潘国平：我学得不好。我是想学一点的。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总是关心的。最近，报上在批孔。我在加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
　　姚文元：小潘，你要争气呀！你是老造反，你一定要争气！你有三十岁了吗？
　　潘国平：虚龄二十九。
　　姚文元：你以后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你一定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
　　潘国平；我记住了。
　　张春桥的接见，姚文元的接见，使潘国平又“抖擞”起来。不过，此人如同一个捧不起的刘阿斗，居然又干起偷鸡摸狗的事。他并不把王洪文放在眼里，对这位“副主席”说了许多不逊之词：“王洪文算什么！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有人要揪他，他吓得发抖。在安亭，看到火车停下来了，别人都冲上了铁轨，他才上去！哼，他倒成了‘副主席’！”
　　这些话，很快就有“小兄弟”向王洪文报告。潘国平攻击“中央领导”，这还得了！
　　于是，当王洪文回上海“调查研究”时，对潘国平问题作了“指示”。
　　以下是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叶昌明关于潘国平的审查报告的原文：天水同志：送上洪文同志对潘国平问题的两次指示，请阅。关于我和沈涵同志报告中提出拟对潘作留置审查一事，我又请小廖同志（即廖祖康——引者注）向洪文同志请示，据小廖昨天下午电告洪文同志的意见，对潘要批判从严。可把潘的材料整理一下，向常委介绍一下。批判先在常委中进行，以后再扩大。对潘的问题的材料，虽然大部分是可信的，但可能有些部分或有不确实的地方。为防止被动，所以对潘的批判从严，形式上不要搞得太紧张（指不要在民兵指挥部留置——原注）。小廖向洪文同志请示可否采取把潘留总工会，不让他回家去，便于他一面交代问题，一面学习，洪文同志同意这个意见。
　　根据这些精神，今天下午，我又找部分总工会常委研究了实施办法，经大家讨论提出下列意见：（1）先在部分常委的小范围内与潘接触二、三次，追查他的问题，要潘老实交代自己所有的问题。拟在下星期二〔二十一日）上午开始与潘接触，一星期内告一段落。
　　（2）再下星期起在全体总工会常委范围内潘对进行批判。也批二、三次。潘有一些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此处的“中央首长”指王洪文——引者注），不在这个范围内批判，以免扩散。
　　（3）与潘开始接触后，即把潘留宿在总工会。允许他自己去食堂吃饭，不允许外出，请民兵指挥部派七同志分三班看护（不以民兵名义——原注），同时我们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材料，并去潘家，在他老婆在场下作适当的检查，获取有关材料。
　　待对潘的审查结束时，再将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市委审批，特此报告。如有不当请批示。
　　马天水看毕叶昌明的报告，在上面写了批示：“请秀珍同志审阅。”
　　王秀珍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儿，算是“圈阅”。
　　看在当年“副司令”的面上，潘国平还是被保下来了。
　　张春桥、姚文元对潘国平问题，说了如下的话。
　　张春桥说：
　　“小潘，我们是仁至义尽了吧！我一直劝你。直到现在，我对你还抱有希望。
　　“你过去没有受过严格的无产阶级教育。就是在部队里两年，也是不怎么样。这次大浪潮把你推到前面，但你没有懂得什么叫革命，就觉得了不起了。想想在安亭的时候，你是‘工总司’的首席代表，来跟我谈判的。当初造反的时候，在‘工总司’创立的时候，你是有功劳的。这跟陈独秀一样，主席说在写党史的时候，还得把他写上。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尊重历史的。希望小潘也能自重，爱护自己这段历史。”
　　姚文元也恨铁不成钢似的说了一番话：
　　“小潘，你的坏习气太深了！你的旧的习性，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造。春桥同志的讲话，我是同意的。
　　“小潘，我们是把你当作体现政策的人。对于你自己来说，还有一个主观努力的问题。阶级斗争规律是无情的，你怎么也想不到的事却常常发生。”
　　张春桥意犹未尽，补充道：
　　“在‘文革’初期，那些围攻‘工总司”的人，总是集中力量攻击你们两个司令，说潘国平是阿飞，王洪文是坏人。当时，我曾一再为你们辩护过。现在，洪文同志很争气，成了党的副主席，没有谁再敢对他说三道四。你潘国平要争一口气！你的堕落，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也影响’工总司‘的声誉，甚至影响洪文同志的声誉！“
　　又是“批判”，又是劝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潘国平真的是“仁至义颈！
　　保这个“副司令”，也就是保“工总司”的声誉，保王洪文的声誉。
　　对于那个“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王洪文本来恨透了他。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王洪文设下圈套，在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抓捕了耿金章。在杨浦区公安分局关了两个多月，张春桥下令释放耿金章，王洪文这才不得不把耿金章放掉。耿金章在砸“联司”时出过力，一度与王洪文的关系有所改善。
　　不过，耿金章稍稍恢复元气，又要与王洪文为敌。
　　王洪文第二回定计捉耿金章：那是一九六七年秋，忽然来了两辆大卡车，坐满了“工总司”造反队员，前来接耿金章，说是“工总司”要成立党支部，王洪文要他去开会。会议地点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
　　就在这时，王承龙打电话密告耿金章：王洪文要抓你！
　　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处长，也把紧急情况报告了张春桥。
　　当耿金章来到会场，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电话，不许他动手。耿金章在那个处长保护下，从后门出走。
　　不久，耿金章又一次被王洪文派人绑架，抓到浦东去。消息传出，耿金章那“二兵团”的常委范建华坐小轿车赶去，说是“市革委”要开紧急会议，耿是委员，务必出席，这才把耿拉上小轿车溜走。耿金章躲到上海漕河泾的上海第八人民医院里，伪装成病人，这才把王洪文派出追捕他的人甩掉了……王洪文三抓耿金章的消息，传入张春桥耳中。张春桥劝王洪文对耿金章实行怀柔政策，给他一官半职，不要弄得太僵。
　　王洪文听从了张春桥的意见。于是，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起，耿金章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科技组里弄到一官半职。
　　耿金章对王洪文毕竟耿耿于怀。到了一九七一年五月，王洪文把耿金章“下放劳动”，让他回上海纸浆厂去。
　　一九七三年初，在落实“老造反”政策时，张春桥说了一番话：“耿金章的错误是严重的。他主要是犯了象王明、陈独秀那样的分裂主义的错误。
　　这几年，他通过劳动、学习，对自己的错误已有所认识。他属于‘知名人士’，不用不行。……“好在王洪文已在中央立足，小小的耿金章再也构不成对他的地位的威胁。于是，给了耿金章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的头衔。
　　这时的耿金章，早已失去当年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的那股犟劲儿。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耿金章给王洪文、王秀珍写了一封充满仟悔之意的信：洪文、秀珍二同志：你们好。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次我能参加大会，并作为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内心感到十分激动。
　　回顾自己在文比大革命中犯了不少错误，辜负了党和群众对自己的希望……为了今后更好地干革命，恳切地希望洪文同志、秀珍同志在百忙中能接见我一次，并严肃地帮助我，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
　　战友耿金章
　　1973。4。23。
　　人是会变的。这时候，耿金章眼中的王洪文，已是“中央首长”；这时候，王洪文眼中的耿金章，只不过是条可怜虫。“胜者为龙，败者为虫。”成“龙”的王洪文，哪里还愿“接见”那“虫”一般的“战友”耿金章？！
　　这年十一月，耿金章又写一信：
　　春桥、洪文、秀珍同志：
　　你们好！
　　十一月二日春桥同志的讲话，对我触动很大。有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反复对照自己、检查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首先体会到毛主席和市委领导对我们新干部的关怀爱护，心里感到十分温暖。……张春桥用红色铅笔，在耿金章的信上写下批示：“请秀珍同志告耿，信收到，希望他说到做到。
　　春桥“
　　如此这般，耿金章这位“知名人士”，成了王洪文的“统战对象”。王洪文给耿金章安排了一个“七品芝麻官”；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组副组长。
　　此后，王洪文倒常常提到耿金章。他抽着烟，以一种傲岸的神情，谈论耿金章。王洪文把耿金章树立成一种特殊的典型，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因为他作为“接班人”，正需要耿金章这样的特殊典型，来证明自己正是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接班人的条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原来，耿金章成了王洪文的“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第十三章　建立“第二武装”
　　飞回钓鱼台
　　“回上海，就象出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正在北京闲得无聊的王洪文回到上海，心情变得舒畅。
　　说是“调查研究”，其实，他也是为了躲避邓小平。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在北京大力整顿的时候。
　　虽说天天烟来酒去，王洪文在上海犹如一个“快乐的王子”，其实他的内心空虚、痛楚。人在上海，心在北京。他毕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时时关注着邓小平在北京的一举一动，巴望着有朝一日把邓小平赶下台。
　　他在上海，尽量摆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架势，做出“调查研究”的姿态，不过，他也终究无法把心中的忧烦遮得严严实实。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时，当王洪文在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国棉三十厂“视察”，短短几句话，他吐露了自己的天机。
　　这家工厂正在建造新厂房。陪同参观的应五妹，对王洪文说：“等新厂房建成以后，请你再来看看。”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句客套话，却勾起王洪文对以后能否再来该厂的一番感叹：“到时候再看吧。可能来得了，也可能来不了！”
　　“如果我来不了，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修正主义上台，我会坐牢，来不了；也可能是我自己犯错误，给打倒了，来不了！”
　　这么一大堆的“可能性”，是王洪文内心世界错综复杂的折光。他倒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离他倒台前的一年，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坐牢”。
　　不过，在王秀珍和应五妹听来，愕然不知再说点什么好。也正因为这样，王洪文的那几句话被写入该厂的接待记录之中，成为从王洪文心灵中泄漏出来的准确的“忧患信息”。
　　王洪文在上海的三个半月中，他所下榻的上海东湖宾馆与北京钓鱼台之间，几乎无日不通话。
　　九月，张春桥告诉王洪文“好消息”；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是江青的亲信。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卧病之中的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显然加强了“四人帮”的力量。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多次汇报，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的话，竟逐渐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曾说，他平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便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是绝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十一月初，张春桥又把“好消息”告诉王洪文：毛远新从中南海传出信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了不信任感。
　　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的这番话，针对邓小平以及支持邓小平的一批老干部。
　　听到这番“好消息”，王洪文在上海坐不住了。本来，按照毛泽东的规定，一年的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他照理应在上海住四个月。王洪文等不得在上海住满四个月，急于要回北京——“四人帮”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了。
　　听说丈夫要走，崔根娣忧心仲忡。在丈夫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之后，她已明显地感到夫妻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丈夫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粗浅的她更感到差距越发增大。尤其是丈夫到了北京，她孤零零地住在康平路深院之中，她又不擅长交际，在夫人群中显得格外不合拍。她很想回娘家去住，依然生活在往昔的工人姐妹之中，可是她已成了副主席夫人，怎能再住到拥挤不堪的工人宿舍，何况她的安全怎能得到保障——她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她也曾去北京探亲，住在钓鱼台。丈夫已身居要职，白天睡大觉，夜里倒要外出，她几乎无法适应这种颠倒了的作息时间。丈夫开口闭口政治，她很难插嘴。她索然无味地住着，提早回上海了。
　　这次丈夫回上海“调查研究”，她显得开心。丈夫不那么忙了，吃、喝、玩、乐，很清闲，她总算与丈夫过着团聚的日子。
　　可是，丈夫又要去北京了。他说走就走，她无法阻拦。
　　她已经明显感到，丈夫常常唉声叹气。特别是在他酒醉之后，满腹牢骚夺口而出，连毛泽东也挨他诅咒。看得出，他当这个副主席，并不得意，仿佛随时都可能高高地、重重地摔下来。
　　丈夫走了。
　　她，只好又开始孤寂的生活。她怀念着当年作为普通工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那样的生活已经离得很远很远。
　　许多女人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在她们看来，副主席的夫人简直象天上的星星一样难以够着。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内心的痛楚。
　　其实，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也没有过过一天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日子。他同样是在提心吊胆之中度过那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育。
　　周恩来如同风中残烛。毛泽东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今年开会（引者注——指四届人大）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
　　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
　　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引者注——指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周恩来原注）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
　　作为“王、叶、邓、张”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