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补天裂-第5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俑恢信褪狡绞桑舻坂碜嫌诖恕Ｌú嗑奘捎小瓮跆ā帧！卑辞濉兑煌持尽贰！肮俑簧皆谛掳蚕囟掀呤铮侄镉新戆吧剑鼋猿鲎源竺薄！薄肮俑谎布焖驹谛掳蚕囟习耸锕殴俑怀。骱槲淙曛谩Ｋ问罚壕把锥辏壑鄞斡诠俑怀。创恕！惫俑谎布焖镜淖さ兀筇逶诮裰帕且淮椒段б泊筇逑嗟苯裰愀鄣厍裕文┒踉暇帕胂愀鄣厍恼庖欢我蛟涤κ强尚诺摹�
但《碑记》中尚有可商榷之处。择其要者，略述其二。
第一，《碑记》中说到“九月如浅湾”，随即注明“即今之荃湾也”，而前面一句“其年六月，移跸古塔”，则语焉不详，“古塔”者，何也？查《厓山集》所载“古塔”，《填海录》则作“古墐”，据饶宗颐先生考证，“古塔”实为“古墐”之误，而昔日之“古墐村”即今之“马头围”，如是，则为宋王台遗址又添一佐证。
第二，《碑记》中称“石刻宜称‘皇’，其作‘王’，实沿元修宋史之谬”，因而改称“宋皇台”，为其“正名”。我意以为，此举大可不必。按：元至元十三年（南宋德佑二年）正月元军占领宋都临安，益王赵囗和信王赵囗南逃，二人的身份是“王”而不是“皇”。当年五月初一，益王赵囗在福州即帝位，改元景炎，改封信王赵囗为广王，后又改封为卫王，景炎二年四月驻晔官富场，赵囗为“皇”，而赵囗仍为“王”，他继任帝位是景炎三年四月赵旱病逝囗州之后的事，所以在驻跸官富场时，人们仍沿用过去的习惯，并称二人为“二王”，“二王殿村”亦即由此而来，若称“二皇”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了。因此，我以为，“宋王台”之名并无不妥，无须强改古称而“正名”。顺便说一句，嘉庆《新安县志》中“昔帝囗驻跸于此”一语也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昔帝囗偕卫王囗驻跸于此。
帝囗与卫王囗后来为元军所迫，由官富场一路转战，流落于调州，帝囗病逝，卫王囗即位，改元祥兴，后又转战于厓山，祥兴二年二月初六，败于元将张弘范，陆秀夫负少帝囗蹈海殉国，南宋的悲壮历史至此结束。
但这里又生出一桩公案：帝囗病逝的“囗州”在哪里？对此，史家又有两说，各持己见。
一为“囗州即大屿山”说。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吴莱《南海人物古迹记》称：“大奚山在东莞南大海中，一曰囗州，有三十六屿。”陈仲微《二王本末》称：“大军至次仙澳，与战得利，寻望南去，止囗州。囗州，广之东莞县，与州沿相对，但隔一水。”1926年兴建石壁水塘时，在东涌、大澳一带曾发掘出三大批宋代的铜钱和青瓷，其中有“淳佑”（1241—1253年）年号的铜钱，距帝囗入粤仅二十多年。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香港大屿山即古之囗州，帝囗病逝在此，许地山、罗香林、叶灵凤等诸位先生以及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均主此说。如此说成立，则宋末二王与香港的关系就不仅是驻跸官富场，而更加密切了。
一为“囗州在化州”说。饶宗颐先生力主此说，曾有专著《九龙与宋季史料》，其中列有多项佐证，竭力批驳“囗州即大屿山”说，认为“囗州”在雷州半岛旁边，属化州，即今之硇州。主要依据是，《填海录》称：“……欲往占城不果，遂驻调州，隶化州。”《压山集》称：“帝舟次于化之囗州。”邓光荐《文丞相传》称：“化州之囗州。”周密《癸辛杂识》注称：“囗州在化州。”
此二说各有所据，互不相让，迄今尚未有定论，且留待识者作进一步考察。又，古籍称二王行踪尚有“丁丑正月，帝舟次于广之梅蔚”一语，一些学者试图证明“梅蔚”即今大屿山之“梅窝”，亦尚未得确证。但无论囗州是不是大屿山，梅蔚是不是梅窝，宋末二王曾驻跸九龙、转战香港一带则是毫无疑问的。
抗英志士邓菁士等人生平考
在1899年“新界”人民武装抗英斗争中，涌现了一批领袖人物，他们本是当地乡绅，在族人和乡邻当中素有威望。当时担任港府辅政司的骆克曾开列一份《有关乡绅及长老之保密名单》（见《关于展拓香港界址的函件及其他文书》第53页，原载1899年4月24日殖民地秘书处密件第三号），其中的一些人即为抗英领袖，邓菁士也在名单之内，列在“元朗洞”之“厦村”，英文名写作“Tang Ts'ing—sz”，汉文名写作“邓菁士”，这是在港英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现邓菁士的名字，后来的一些有关香港拓界的函件中也曾几次出现。由于港英官方文件的“先入为主”，目前我们见到的出版物多数沿用“邓菁士”字样，也有的写作“邓清士”。
邓菁士的事迹流传甚为简略，在我所能找到的有关香港拓界的史料性著作和普及读物中均未查到他的生卒年月，不止一本书把他的居住地也弄错了，把他当作吉庆围的人，说吉庆围出了个邓清士，他振臂一呼：“乡亲们……”如何如何。这是历史造成的缺憾，因为在“新界”乡民武装抗英失败之后，港英政府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在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新界”人民处于港英统治之下，那段悲壮的历史被埋没、被歪曲，以至于大量史料散失，如今要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自然是困难重重。
我在采访中得到邓氏后人的帮助，据厦村籍邓兆棠医生提供的材料，邓菁士为厦村新围人氏，系邓氏二十四世祖，《厦村新围邓氏族谱》有如下记载：
国学公名芝槐，字弼才，号菁士，乳名乳槐，乃郡库诞献公长子也。补国学生。娶仇氏，生一子，曰锡龄。公生于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九月二十三日，终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卯时，享寿五十二岁。
由是可知，“邓菁士”、“邓清士”的写法都是不准确的，应为“邓菁士”，而且“菁士”既非名，也非字，而是他的号。
邓菁士卒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换算为公历应是1899年7月31日。根据第十二任港督卜力的报告，在港英当局的武装镇压之下，“新界”人民的抗英斗争截止1899年4月26日已全部平息，此后“新界”地区归于港英管辖之下，港英并且于5月16日将九龙城、深圳和沙头角同时强行占领。那么，邓菁士在7月31日由于何因死于何地？邓氏族谱中并没有记载。就我所看到的材料，邓菁士在领导抗英斗争失败之后的下落，有两种说法。
一为“逃亡”说。刘存宽编著的《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租借新界》一书中说：“上村之战后，……抗英武装事实上已无力组织一场战斗，一部分人被迫撤退到深圳河以北，抵抗运动领袖邓菁士、邓仪石等逃奔广州、南头，另一部分人则藏匿在本地。”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一书也用此说，据该二书注解，此说源于安德葛著《香港史》。
此说在港英的英文档案中也可以找到依据。1899年4月19日骆克报告说：“下午1：3O，我们前往厦村……我要他们将叛乱的首领交出来，他们说，那些人都逃跑了，其中一人去了南头，另一人去了广东。”厦村是邓菁士、邓仪石、邓植亭的家乡，此处所指何人，是显而易见的。骆克在1899年4月24日给卜力报告中也曾说到：“在厦村，邓菁士和邓植亭这些人看来在诱使当地的老人和村民参加他们的抵抗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我把这些名字列了一个名单，但几乎所有提到的人都已逃离。”
一为“绞杀”说。“新界”黄建五先生在《新界租借漫谈》一文中说：“港英追捕领袖人物，结果，邓菁士执行绞刑，邓仪石逃亡西乡……”
以上两说虽不一致，但也并不矛盾，因为“逃亡”并不是结果，在逃亡之中为港英逮捕、最后被绞杀仍是可能的，所以两说可以并存，而邓菁士的卒期为1899年7月31日则是可以肯定的，《厦村新围邓氏族谱》应是确证。
抗英领袖之一邓植亭，是邓菁士的三弟，《厦村新围邓氏族谱》有载：
郡庠名芝培，字甄才，号植亭，乳名茂槐，乃郡庠诞献公三子也。补郡文庠。生于咸丰元年辛亥年十一月初六日。娶黄氏，生三子，长曼廷，次咱添，三燮堂。续娶陈氏，生一子，曰沂添。
关于这两位抗英志士的后代，据《厦村新围邓氏族谱》所载，邓菁士之独生子邓锡龄，字永周，号梦余，生于同治戊辰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寿五十二岁。娶李氏，无子，以邓德桑承嗣，邓德桑系邓祖添之子、邓芝林之孙，邓芝林字敏才，号毓生，乳名秀槐，系邓菁士之二弟。
邓植亭之长子燮廷，未娶早卒。次子咱添，娶廖氏，生一子，曰德成。三子燮堂，娶朱氏，无子；续娶吴氏，妾钟氏，生子德刚、德毅、德强，德强早卒。四子沂添，娶关氏，生子德康早卒，次子德岳。
据邓兆棠医生、邓圣时先生介绍，抗英领袖邓仪石（又名惠麟）系厦村西山村人，为邓氏二十五世祖；邓芳卿系屏山人，为邓氏二十三世祖，1853年生。
另据黄建五先生撰文介绍，抗英志士伍其昌，别号星埠，原籍南边围，生于咸丰九年乙未（1859年），1881年中秀才，1892年补增庠生。生平胆识过人，办事勇敢，在乡间排难解纷，任劳任怨。在1899年抗英斗争中，挺身而出，捍卫乡阎。当时有一通敌泄密者被乡民处死，抗英斗争失败后，死者家属向英军“诉冤”，指证抗英领袖人物，伍星墀不肯“畏罪潜逃”，从容被捕，港英欲处以极刑，后因各乡绅耆极力环保，判为终身监禁。后因英国王子爱德华访港而“大赦”出狱，已度过十三年铁窗生涯，时年五十三岁矣。村民们燃放爆竹，夹道欢迎，整个月里盛宴款待，誉为民族英雄。伍星墀出狱后改号醒迟，在西边围筑“作新书室”，设馆授徒，赋诗明志，与当地名流唱和，轰动一时。黄建五先生曾辑录其遗诗三首：
其一
今吾犹是故吾身，底事吾庐号作新。
黄种魂醒初认夏，绿杨甲柝甫回春；汤铭康诰追前度，美而欧风渐隔邻；愿与众生除旧染，冰壶一片见天真。
其二
近来时局喜推陈，我亦随人日作新。
三面开通空夙障，一堂活泼有余春；梅花曲绕窗为壁，蓬荜阴连眷比邻；昔叹归与今已慰，愿从吾党证前因。
其三
天涯零落复何之，倦鸟飞还得一枝。
屋小尽堪容我席，檐低终不寄人篱；幼安有阁仍居魏，尼父乘桴不陋夷；最好黄花开放后，陶然醉读归来辞。
烈士暮年，劫后余生，作淡泊之人，出苍凉之语，“今吾犹是故吾身”，“黄种魂醒初认夏”，“愿从吾党证前因”等句，隐隐可见壮心不已，无愧无悔。伍氏事迹因时间跨度较大，没有在小说中以真人真事采用，但因资料珍贵，也录以留存，供后人追念。
又据刘崇先生《港英在新界秋后算账》一文中所载，骆克在搜捕抗英人士时向卜力呈报的黑名单中提到的姓名有：吴基祥、邓清持、邓清宏、邓亚清、吴丰祥、麦鸿文、陈天宝、李天良、文大龙、李培基、林源发、陈容。因为这些姓名均系据英文音译，汉字书写不一定准确，我怀疑其中的“吴基祥”可能就是伍其昌，“邓清持”则疑为邓菁士，录此备考。
以邓菁士为代表的一批抗英志士，在异邦入侵、国难当头之际所表现出的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值得我们永远景仰、永远纪念，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不以成败论英雄
邓菁士等人领导的抗英武装力量，直接参战人数达二千六百人之众，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包括从民间购置的大炮、原各围村防盗自卫的抬枪、从各种渠道购买的长枪、短枪（其中有些是太平天国缴获的“洋枪队”武器，太平天国失败后，这些武器失落民间）、大刀、长矛、三叉戟、匕首，与港英的正规军队和警察部队相比，武器装备低劣，人员军事素质不足，然而他们不畏强暴，敢于以弱战强，先后组织了1899年4月15日的首战大埔、4月17日的再战大埔和伏击林村谷、4月18日的反攻石头围等多次战斗，虽均未能获胜，但屡败屡战，宁死不屈，可歌可泣，而且在军事上、心理上都给英军造成了重大打击。港府辅政司兼“新界”专员骆克曾在1899年4月19日的报告中说：“要是他们有近代化的武器，我军恐怕就更加为难了。即使如此，他们用原始武器开火的那股劲头，也显出他们浑身是胆。”驻港英军司令加士居少将在1899年5月5日的报告中说：“如果叛乱不被及时制止，很可能蔓延成一种可怕的规模。目前我们发现，他们的行动都是经过周密的部署，哪怕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都会使情况日益复杂。”英军奥格尔曼中校在1899年5月6日的报告中也说：“我相信敌军的数量一定非常可观，而且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这上面了，他们希望以占绝对优势的人数来压倒我们，但中国人对近代化武器的威力并没有任何概念。”从英方当时的许多函件和报告都可看出，抗英武装力量的人数众多，斗志昂扬，领导者也具有相当的军事指挥才能，但武器低劣是他们的致命弱点，而且在两国已经签订《专条》，清政府软弱无能、处处退让的情况下，民间抵抗运动最后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在以往的一些史料性著作中，曾有过乡民大败英军的记述。如了又著《香港初期史话》（1958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称：“4月18日，群众2500人在上涌与英军激战，把英军打败”：“5月，英军大举反攻，炮轰锦田围，夺去铁门作为战利品。”李宏著《香港大事记》（1988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也称：“4月18日，新界人民2500多人在上涌与英兵激战，挫败英军。”
刘存宽在《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租借新界》（1995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一书中曾指出上述说法不确之处有三：其一，4月18日激战的发生地在上村石头围而非“上涌”；其二，当日战事的胜负恰恰相反，26O0名抵抗者向上村石头围的英军发起反攻，遭到英军伏击，抵抗者受到重大损失，此后已无力进行战斗；其三，英军夺走吉庆围铁门，发生在4月18日上村之战的当日，而非5月。
我在当地采访时曾经得到关干“石头围乡民大战殖民军”的一些素材，据说：太平公局将主力集中在鸡公山，前面及左右两翼分布战斗部队，完成对石头围英军的包围态势，另派数支突击小组，引诱敌人迷失方向，并分段截击敌人的补给线。4月18日，大埔大约七十多条村落的武装分别抵达石头围外围阵地，深圳、东莞、惠州的团练由太平公局派人引导，一部分上鸡公山与主力会合，一部分散人各围村，包围已被困在丛林中的近五百名殖民军。豪雨中殖民军几次突围，都未能冲出密集的火力网，粮食陷入恐慌，运输用的军马被宰杀，连中毒生病的军大也宰来吃。抗英武装以“八爪鱼战术”，于4月19日凌晨全面出击，先从观音山对面的各条战线展开攻击，“引蛇出洞”，分散敌人兵力，然后由主力捣其巢穴。在满天火光、杀声震地的原野上，殖民军指挥官六神无主，手忙脚乱，武装乡民前仆后继，杀入丛林中，殖民军死伤一百多人（一说二百多人），武装乡民牺牲三百多人，4月19日午后，石头围之战结束。
这一说法当然令人振奋，我在小说中也极愿意描写一场抗英乡民大败英军的战斗，但反复研究其他有关文献，总觉得上述说法缺乏足够的依据。英军奥格尔曼上校在1899年5月6日发出的报告中曾详细描述了上村之战：“在下午约2：30的时候，我得到报告说中国人正在向这方靠近。观察局势之后，我看到了不少中国人向我们逼近，意图可能是想袭击我们。我马上命令伯杰上尉去作准备，我不知道哪些没有参加昨天战斗的应派出去，哪些疲劳的士兵应该休整。大概下午3：00，伯杰布置他的士兵各就各位，然后我们在那里等待敌人的到来。敌人排成三列，队形非常整齐，他们越过干涸的被犁过的田地，挥动着旗帜，大声地叫喊着向我们冲过来，很显然这是中国人一项计划好的行动。他们开始从远处射击，3。5英寸口径的枪弹在我们身旁落下，我们听到了一些来福枪射击的声音，但是好像数量不多。当他们行进到500码之内，伯杰开始向他们开火，以便保证射程，而且能看清楚射击的效果如何。伯杰然后开始前进，看见他们马上掉头狂奔，也忘了开枪。我们继续追击，一直向他们开火，直到他们跑出我们的射程之外。”
在同一天晚上10：OO，骆克的报告说：“自从我上封报告（指同日下午3：OO的报告，引者注）发出后不久，中国人就袭击了我们的军队。我方无伤亡，中国人的伤亡情况还不清楚。整个战斗期间我都在场。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去锦田，拆下了两个村庄（引者注：指吉庆围和泰康围）的大门。然后我们回到上村，今晚将在此过夜。明天我们将去元朗和屏山。”
奥格尔曼是上村之战的指挥者，骆克是目击者，他们对这场战斗的记述应该是基本可靠的。如果说这场战斗是抗英乡民大获全胜，英军死伤一二百人，而且战斗到次日午后才结束，那么又怎么解释英军在上村之战的当天去锦回拆下了吉庆、泰康两围的铁门然后又回上村过夜呢？我反复考虑，似无这个可能。所以，民间传说的素材虽然激动人心，也只好割爱，没有采用，而按照比较可信的依据，写了抗英乡民反攻石头围，中了英军的埋伏而失利。
刘存宽在《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租借新界》一书中评述上村之战说：“新界人民的武装抗英，谱写了一页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壮烈史诗。新界地域、人口有限，在抗英作战中犹能动员数千之众，两战于大埔，再战于林村、上村，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虽屡经失败，付出重大牺牲，仍然万众一心，英勇顽强，百折不挠，战斗到最后关头，可歌可泣。”“此外，抗英队伍作为农民武装，所表现出的高度组织性也是惊人的。”“然而，这次武装抗英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首先，在抗英发动之前，《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已经签订，租借新界已是既成事实，英国的接管势在必行。当时清政府正因列强纷纷宰割中国而疲于奔命，无力也不敢支持新界人民的抗英义举。这种状况使新界人民失去抗英的后盾和大后方，孤立无援，直接导致了斗争的失败。”“其次，新界抗英队伍的主体是当地的团练，敌方是英国的正规军，抗英者在作战经验、作战训练和组织的严密程度上显然远逊于英方。武器装备上的悬殊劣势也是抗英作战失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这一番分析和评述是实事求是的。
“新界”人民抗英斗争的失败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然而这场斗争的爱国主义性质却不因失败而改变，抗英志士虽败犹荣，虽死犹荣！
关于吉庆围保卫战
根据前引的骆克报告，可知英军进攻吉庆围、拆走铁门的行动发生在4月18日上村之战的同一天，而不是其他时间。
以往有些书中说到英军攻占吉庆围，往往采用“炮轰”的说法，这也是不确的。据刘崇先生向我提供的材料，可知英军攻破吉庆围是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强迫民工架起浮梯，由工兵运载强力炸药，在围之东北角墙身挖孔填入，将围墙爆破出洞口，而后爆破队和冲锋队攻入。据刘崇先生介绍，吉庆围村民当时曾进行英勇抵抗，与英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在殖民军优势火力下，横街直巷，洒满鲜血，尸体纵横交错。吉庆围当时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男丁被屠杀者达六七十人，有些系全家被杀。殖民军入室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频频传出妇女凄厉的叫声，被强奸的妇女多数披发跌足，用布带自尽在竹梯上。
时隔二十六年，到了公元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香港经济陷入停顿，这是继1921年香港海军船坞工人和电车工人罢工、1922年海员罢工、1924年手车夫和轿夫罢工之后一次规模空前浩大的总罢工，香港各界人民抗英斗争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新界”各区乡民代表一百零二人也于1924年8月24日在大埔文武庙集会，反对港英实施农地建屋补价政策，成立“租界维持民产委员会”，不久改名“租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后又改名“新界乡议局”。在此背景之下，港英当局为解决“新界”施政存在的民族仇恨、宗法组织、田土观念三大问题，采取淡化民族仇恨的策略，乃有“发还吉庆围铁门”之举。
事情的起因是锦田邓氏后人邓伯裘代表全族乡人向港英政府提出，铁门是先人遗物，一旦失存，不但体面攸关，而且愧对祖宗，要求查回失物。当时在任的第十六任港督司徒拔（又译文塔士）应邓族要求，报告英国政府，将铁门追回。
1925年5月26日，吉庆围乡民举行盛典，庆祝铁门回自，邓氏宗亲及地方名流到场祝贺，港督司徒拔亲自主持了这一典礼。当日吉庆围大门悬挂贺联一副：“南国仰屏藩，恩留郇黏；北门重锁钥，誉羡寇莱。”上款是：“伯裘、伟堂、祯祥列位宗叔台，吉庆围重光纪庆”；下款是：“！屏山房宗侄英生、日腾、斗星同鞠躬”。据黄建五先生介绍，这副贺联是由他的父亲黄子律老先生为屏山乡绅邓英生代作的。
吉庆围铁门回归后在门右嵌石碑一块，碑文如下：
溯我邓族符协祖自宋崇宁间由江右宦游到粤，卜居斯乡之南北两围后，因子孙繁衍，于明成化时分居吉庆、泰康两围，四周均深沟高垒，复加连环铁门，想前人立意，欲筑固吾围，以防御囗符耳。迨前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清政府将深圳河之南隅租与英国，斯时清政府未将明令先行颁布，故当英军到时，各乡无知者受人煽惑，起而抗拒，我围人民恐受骚扰，坚闭铁门以避之。而英军疑有劳民藏匿其间，遂将铁门攻破，入围时，方知皆是良民妇女，故无薄待情事，姑将两铁门缴去。现二十六传孙伯裘，代表本围人众，禀呈香港政府，蒙转达英京，将铁门发还，照旧安设，以保治安，所有费用，由政府支销，史督宪亲临行奠基礼，足见英政府深仁大德，亦为表扬吾民族对于英政府之诚心悦服耳。特铭之于碑，以志不忘云耳。
民国十四年乙丑闰四月初五日
立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这块石碑，据说在日占时期，乡民恐遭贻累，用水泥掩没，今已不存，上述碑文系后人抄录，各种“版本”有个别文字出入，但大同小异。通览此文，对邓族历史记载有误，而对乡民抗英斗争和吉庆围铁门被英军掠去的史实的记述则完全颠倒黑白。如前所说，邓氏五大房公认的迁粤始族为邓汉黻，而非四世祖邓符协，此碑文沿用嘉庆《新安县志》之说，与邓氏族谱抵触，不足为凭。至于1899年英军肆虐吉庆围，夺门屠城，前已叙述，绝非碑文所说“英军疑有美民藏匿其间，遂将铁门攻破，入围时，方知皆是良民妇女，故无薄待情事，姑将两铁门缴去”。所谓“故无薄待情事”实在是极其拙劣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伎俩，欲盖而弥彰，试问：既然“入围时方知皆是良民妇女”，为何还要“姑将两铁门缴去”？把强盗、屠夫行径说成“英政府深仁大德”，把世代不解的深仇大恨说成“吾民族对英政府之诚心说服”，其无耻肉麻，令人不能容忍！据知情人说，此碑文是经过港英理民府和华民政务司捉刀篡改过的，所以呈现这种面目也就不奇怪了。如今吉庆围铁门犹存，而那块石碑却不见了，也说明碑文违背事实，不得人心，难以留传。
英军在1899年掠去吉庆围、泰康围铁门各一副，1925年“发还”时各余一扇，安装在吉庆围，勉强凑成一副，至今我们观察实物仍可看出两扇门稍有区别。
吉庆围铁门被英军掳去后做何用处？以往一些材料中都说是被英军“运回爱尔兰祖家”，而据刘存宽《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租借新界》一书所说，则是：“这两扇铁门最后由骆克亲手献给他的顶头上司卜力，作为他以辅政司兼任新界专员的见面礼。卜力得了两扇铁门，乐不可支，他卸任后，将其运回英国，用来装饰他在艾尔勒（Eire）的私邸。”由此可见铁门在英国的下落应为艾尔勒（Eire），而非爱尔兰（Ireland），可能是因为译音接近而讹传。
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晚清几位风云人物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在本书中着笔不多，但都是晚清重大政治事件，而且和香港拓界有着内在的联系，正是由于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进一步促成了列强瓜分中国之势，英国趁机将蓄谋已久的“香港拓界”付诸实施；也正是由于甲午之败，激发了光绪皇帝变法图存的决心。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作深入细致的分析，要而言之，甲午战争是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场反侵略战争，它的失败是加速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化的重要原因，戊戌变法则是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前最重要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
近百年来，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和研究文章数不胜数，随着一些史料的不断发现和时代的变革，一些新观点也不断涌现，可谓百家争鸣。但无论戊戌变法存在多少历史的局限性，也无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存在多少认识上的偏颇、不足甚至错误和性格上的弱点、缺点，他们毕竟是那个时代走在最前端的人，尤其是谭嗣同，他所提出的“冲决网罗”、“视君亡犹易臧获”等等观点，都是前无古人的；在变法失败之际，他从容赴死、以血醒民的英雄气概也是令人景仰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超越历史的局限，达到那个时代不可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做出那个时代所不可能做出的事情，以历史唯物主义来认知历史，应是我们的根本态度。
在戊戌变法中有几个细节，历来为论者所关注，而且与本书有关，需要加以探讨。
翁同龢被罢黜的原因
光绪皇帝明令变法的《明定国是诏》是由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起草的�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