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薇的大眼睛-第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大字报是一种武侠化的文体，没有哪一份大字报不是大气磅礴、豪情满怀的，也没有哪一份大字报不是以除暴安良、仗义执言的身份出现的，但大字报摒弃的是秩序、法制和理性，会搅乱、破坏正常社会的正常生活。而网上的大字报（比如灌水）、网上的武侠只是语言的狂徒，他们在虚拟空间里的暴力和恐怖，在排泄他们心中的愤懑和黑暗之后，并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运轨。从这样的意义上看，大话无害。王朔对金庸、对鲁迅的发难便是当代大字报的“杰作”，但丝毫也没有一向鲁迅的地位和金庸的畅销，应了唐人那句“尔曹身败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
　　2001年的初夏，周星驰因为《大话西游》应邀来到具有百年辉煌历史的北京大学讲课，这不仅对星仔来说比任何一次演出都更为重要，对长期被内地人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来说也是莫大的荣耀，他们推崇的星仔走进中国的最高学府，而这之前，北大人曾歇斯底里地反对另一位红影星巩俐做该校的研究生，怕巩明星玷污了北大神圣的文化和高贵的学术。而同为明星的周星星（追星族的昵称）却被奉为座上宾，当国际影评委员会主任的巩小姐则连做学生的份也没有，这倒不是北大人势利，而是那部《大话西游》实在是经典。事后，我看了星仔与北大学子的对话记录，北大学子不失北大的高超和深度，而星仔或许是到了北大的缘故，俨然有文化大师的气度，真让我惊讶。
　　如今上网的三件宝已有两件被北大接纳，金庸在更早的时候在一片争论声中当上了北大的文学教授，香港搞笑巨星周星驰借《大话西游》也登堂入室，唯独王朔一人落落寡欢在三里屯自家酒吧与北大隔城相望。王朔没想到他耻于与知识分子为伍时，知识分子也会耻于与他为伍。不过，海纳百川的北大不会这么小气吧？王朔也许会过把北大瘾。
　　2001年10月5日于碧树园
　　第9节　“三高”与真声艺术（1）
　　京郊的一个夜晚
　　2001年7月13日，这是一个周末的夜晚，我在北京林业大学对面的一间二居室的客厅里和女儿一起看来自莫斯科的申奥直播。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的心在砰砰地跳，女儿紧紧攥着我的手，她的掌心在出汗。北京代表团的陈述结束之后，是张艺谋拍摄的宣传带，看到了那些熟悉的镜头，那些向西方展示古老东方和现代中国的生活场景，我对女儿说，下面该看到“三高”紫禁城音乐会了，女儿说，不会吧？话音刚落，“三高”紫禁城的宏大场面便在荧屏上出现，《今夜无人入梦》的雄浑歌声响起，仿佛预示着北京将度过一个“无人入睡”的夜晚。
　　果不其然，在帕瓦洛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三大金嗓子的形象出现不久，奥运老人萨马兰奇在他权力接力棒移交前夕，用他低沉的充满勉力的嗓音向全世界宣布：北京。
　　北京沸腾了。
　　我听到了窗外的欢呼声、鞭炮声和锣鼓声。
　　我耳畔老是回荡着帕瓦罗蒂那悠扬的《今夜无人入睡》，一直到梦中。
　　另一个美好的夜晚
　　与北京申奥成功那个激动人心的夜晚紧紧相连的是另一个美好的夜晚，这就是2001年6月23日北京紫禁城世界三大男高音音乐会。或许这个美好的抒情的夜晚，揭开了北京2008年奥运交响的序曲。
　　事情已经过去多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晴朗澄明的夏夜，在金碧辉煌的东方紫禁城里，西方歌剧艺术的精华大放异彩，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音乐与建筑彼此融汇，人面与歌声灿烂碰撞……京城的女士们在那样一个流光溢彩之夜，穿着也格外地靓丽和西化，各式各样的晚礼服和时尚性感的背带裙以及高耸入云的发髻成为这个夜晚不可或缺的部分。《北京青年报》6月24目评价这次音乐会用了三个“如果不是”，“如果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不是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如果不是中国人的音乐文化素养有了惊人的进步，很难想像怎么会有那么多音乐爱好者自己掏腰包坐在午门场倾听天籁。”这是对“三高音乐会”意义的肯定，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来说。但显然有点简单化了，“三高音乐会”显然得力于改革开放，但与生活水准、音乐素质的提高则不免牵强。因为1988年的时候，帕瓦洛蒂就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过音乐会，那时候的生活水准与今天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帕瓦洛蒂的演唱依然轰动了北京城，依然受到了北京人的热烈欢迎。如果把票价用生活水准来衡量就更不合适了，虽然有不少自费者，但“蹭”票的人为数不少。至于“音乐文化素养有了惊人的进步”就更不敢苟同了，仅我所在区域（480美金一张门票）就发现有个别人在打手机，在谈笑，甚至有人打呼噜，虽然到场的“三高”的知音不少，但凑热闹、附庸风雅的人数也颇为可观。
　　这并不重要，演出散场我碰到了刘欢，起初没想到他会来，后来一想，全中国他最该来。刘欢和韦唯高唱《亚洲雄风》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帕瓦洛蒂。
　　走出故宫，我突然想到困扰歌坛的“假唱”问题。
　　“三高”显然没有假唱，因为他们的歌声离他们颠峰时期已经有较大的差距，事后有记者撰文嘲弄他们“过气”的嗓音。但“三高”真诚的演唱依然受到人们狂热的欢迎和由衷的尊敬。三高是西方的美声唱法，我对音乐是门外汉，上中学时音乐老师把美声称为“真声”，把流行歌曲叫作“假嗓子”，由真声想到假唱也便很自然了。
　　歌星假唱被媒体“曝”光引起观众的愤怒，甚至全场响起“退票”声，已不是一两起事件了。而歌星假唱往往不是出于偷懒，而是为了演出效果，因为录音棚里的声音经过千锤百炼、千过万滤的，肯定要比现场的效果好，如果歌手感冒或嗓子不适，那演唱的效果会更差，但观众宁可要听歌手现场演唱的声音，哪怕效果不好，也不要听完美的录音，因为这是真声！真人！要不还不如听碟看电视呢，何必花那个闲钱？因而人们对紫禁城三高音乐会三位不太完美的歌声并没有过分的挑剔，他们要的是真声，而不是完美的录音。因为前者是真，后者是仿真。
　　虽然假唱的名声不好，但假唱依然不能杜绝，不仅一些晚会和音乐会依然巧妙地任歌星假唱，连CCTV的春节联欢晚会也理直气壮地向新闻界宣布：假唱也是难免的。也就是说每年大年三十的除夕之夜，总有那么几位歌星用电子录制的声音来欺骗全国十亿双耳朵。这种善意的欺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假如哪位歌手在关键时候嗓音哑了或跑了调，全国人民的愤怒是谁也承担不了的，而且，假唱属于自己克隆自己，不像模仿秀是自己克隆别人。
　　在一个仿真的年代里，“三高”的真声受到欢迎，表明人们对真的追求和热爱，因为“真”在今天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刺激。
　　模仿秀之秀
　　为给2001年中国队冲击世界杯创造更好的主场氛围，《足球》报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一支“仿真中国队”，于9月15日亲临现场，为中国队助威。细则如下：请立即行动
　　●●自荐或推荐“仿真中国队”队员及教练30名如果认为自己很像国家队某位队员或教练，你可参加“仿真中国队”的评选活动，请将自己近期大一寸生活彩色标准照片和四寸生活照各一张、身份证清晰复印件，并填妥以下表格，按地址寄到本报。
　　●●设“星探奖”10名
　　如果你觉得身边认识的人中有谁像某位国家队员或教练，请将他近期大一寸彩色标准照片和四寸生活照各一张、身份证清晰复印件，并填妥以下表格，按地址寄到本报。
　　《足球》报的创意是相当巧妙的，球场上一支中国足球队，球场下一支中国足球队，一真一假，扮演同一种社会角色，完成同一种使命：将中国足球踢向世界杯。显然这支仿真中国足球队的建立带有更多的娱乐色彩，它更多的是受到电视综艺节目“模仿秀”的启发。但《足球》报的创意是够浪漫大胆的。第一，电视综艺节目里模仿秀最多模仿两三个人，而仿真中国足球队要模仿30个人，规模空前的庞大。第二，电视综艺节目模仿的多是明星和演员，多是在表演文娱节目，“仿真中国队”模仿的是足球这一世界第一运动，模仿秀的“秀”不仅是表演和做秀的“SHOW”，且有了代替和乱真的功用，他们和真的中国足球队出现在同一时空。第三，也是最大胆刺激的，就是《足球》报将模仿秀这样纯粹的娱乐、纯粹的搞笑用到“实战”之中。中国足球这一次冲击世界杯是硬任务，对队员来说已不是一项竞技运动，有了更多的文化色彩和政治色彩，中国足球进入世界杯决赛圈，与中国加入WTO一样引人注目。为了让足球能顺利冲进世界杯，中国体育界元老、乒乓球理论之父徐寅生也不顾廉颇老矣，披挂助阵，足见其重视的程度。可以说，2001年除了申奥，中国体育最大的“政治”，便是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在这样的亿万双眼睛瞩目的大事面前，仿造出这么一支似是而非的仿真中国队来，可见媒体对娱乐性新闻的钟爱。
　　第10节　“三高”与真声艺术（2）
　　另一方面，也可见在高度发达的科技时代，“仿真”（其实是造假）会不由自主地左右我们的思维逻辑，“仿真”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模式，真和真实因此被置疑和论证。试想一下，如果中国足球队在十强赛上过关斩将，冲击世界杯，这支仿真中国队肯定也会因此享受英雄的机遇，也会因此被电视镜头反复呈现，成为另一种明星。当然，如果中国足球队再度铩羽而归，这支仿真队会遭受比真队员更多的唾沫和臭（又鸟）蛋，甚至球迷暴力的袭击，因为真的球员可能被警察保护免遭此罪，愤怒的球迷只好“打假”拿假球队出气了。
　　但愿十月的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不要出现仿真中国队被球迷围攻甚至殴打的事，祝福他们像凯旋的英雄那样被球迷抛向空中，空中是胜利的礼花，身边是美丽的鲜花和醉人的香槟。
　　影视之死：反仿真的呼唤
　　我在紫禁城听“三高”音乐会时，有一种看社戏的感觉。鲁迅的短篇小说《社戏》以童年的视角展现了儿时看绍兴家乡戏的记忆，那种氛围因童年的视角变得真切感人。或许紫禁城“三高”音乐会是露天的缘故，或许我的座位偏后的缘故，三高音乐会的主人公形象我看得并不真切，我借助望远镜还是只能看到三位大师模糊的身影，更多的时候我和在家里看现场直播的电视观众一样看的是电视屏幕，只不过屏幕比家里大一些，但不如家里清晰。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种文化感觉上的兴奋，知我在现场观看演出的朋友还是很羡慕我，他们甚至希望在电视上能看到我。散场之后，我回到住处就看电视录像，应该说电视的声像效果比我在现场要好。经过电子传输的声音和图像于耳朵和眼睛比现场要舒服，不像我在现场要伸着脖子去寻找最佳视角，也不受周围杂音的干扰（比如身边有人打手机）。但是，电视不能给你紫禁城的空气，不能给你实在的触摸感，虽然我和帕瓦洛蒂、多明戈、卡雷拉斯相隔甚远，不借助望远镜无法看清他们的面目，但是我依然能在空气里捕捉到他们的气息、他们的嗓音，而那种气息仿佛可以用手触摸到似的。因此，尽管影视媒体非常发达，“三高”的CD、VCD也广为畅销，但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举行音乐会都是一件盛事，都会有无数的发烧友去扑票。
　　虽然如此，传统的艺术还是受到了冷落。这几年最为明显的是文学的轰动效应的失去，影视媒体的崛起。在过去的年代，影视往往因改编文学名著受到人们的关注，收视率和上座率因名著而得到保证。但90年代以来二者之间发生了逆转，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往往因为影视改编的成功而名噪起来，似乎影视有点石成金的神奇功能，以至出现了出版社先运作电视剧，然后再出版根据电视剧改编小说的怪模式。
　　这种逆转说明电子时代文学印刷文本地位的下降，文学的仿真效果远不如电子仿真的具体、真切和随心所欲。高科技的发展为影视艺术带来了全新的活力，影视的仿真比文学的再现有着不可企及的优势。《泰坦尼克号》的成功，就在于高科技对影视创作的巨大冲击。这本是一部重拍戏，因先进的科技手段强化了再现的功能，电影轰动了全球，那首《我心依旧》也随之成为金曲。另一部由乔丹和卡通拼贴起来的新电影《灌篮高手》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真的乔丹和假的卡通混合在一起，煞是好看，但电影的本质却受到腐蚀，因为电影的美学特质在于用镜头去拍摄由真人表演的情节和故事，当真人和假人一起表演时，这是电脑高科技还是电影艺术呢？
　　电视的出现可以说宣布了电影的死亡，因为电影的存在是以电影院的播放为条件的，而电视却把电影院放到了家庭的客厅、床头和洗手间，电影院自然门前冷落车马稀了，虽然现在电影通过VCD、DVD的方式得到苟延残喘，但无论是VCD、DVD本质都是电视的灵魂、电影的外壳。正当人们欢呼电视的黄金时代到来时，电脑和互联网却悄然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空间。电脑是电视的延伸和发展，动手只是电脑的初级阶段，电视只是一个播放根据，它是电影院的家庭化处理，电视台放什么节目，观众只能收什么节目，虽然频道多了，但遥控器还是在有限中进行选择。VCD、DCD的出现，让观众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但观众是不可能参与到影片的创作过程的，他仍是一个被动的受众。但电脑游戏的出现，使观众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受众，他可以介入到剧情中扮演角色，他可以通过键盘和鼠标来改变剧情、改变人物命运，他能成为故事的主宰。
　　而网络的出现又将这一游戏推到了另一个层次，从虚拟的人物走向了真实的世界。电脑游戏再精彩，总是虚拟的产物，它总是模拟某个人物和故事，游戏者也是用一个虚拟的角色去承担某种游戏规则。而国际互联网的出现，则打破了虚拟世界的虚幻性，将游戏者带入另一个看似虚幻实质真实的世界。当你进入到聊天室，与你聊天与你共同“表演”已不是一个冰冷的没有生命力的虚拟人物，而是一个和你一样的高级灵长动物，是一个有着呼吸、有着体温的血肉之躯。这时候你们通过互联网的平台碰到了一起，你们在虚拟中可以充分展示在真实世界的想像力。这时候，你们的命运便有了无限的可能性，而不像电子游戏软件规定的那么几种程序。
　　不难想像，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及电子软件开发水平的提高，像《灌篮高手》那样的制作方式将会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制作一部电视剧，根本不用像今天这么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它只要一块小小的芯片就能完成。因为无论是电视剧的剧情，还是演员的选择和人物的表演，都可以通过软件压缩处理，制作者只要点击点击菜单就可以完成一部电视剧的制作，然后再邮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一家电视台。这种个人著作的电视剧也有高下优劣之分，但演员的神话和导演的神话随之破灭了，因为演员的表演软件化之后，制作者可以挑选任何一个大牌的明星来“担任”剧中角色，而不必像现在这样花费巨资去请大腕且有“档期”的冲突。
　　到那时，人们就很难划分影视之中明星的真伪，就像我们今天很难判断歌星在舞台上到底是真唱还是假唱。仿真到了极致的时候，虚拟到了极致的时候，仿真就有了生命和市场。
　　新穴居时代：真声艺术
　　有人把正在到来的电子时代称为新穴居时代，因为电脑和网络的出现让原先在写字楼办公室上班的人回归到家庭之中，这些E时代的上班族将不再为交通和坐班烦恼，一台台电脑像一座座洞穴一样遮蔽了他们的形象。而网上购物、网上恋爱、网上娱乐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穴居族，秀才不出门，不仅能知天下事，而且能做天下事。
　　这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历史总是螺旋式地上升。人类的生产方式也是按照合、分、合的规律进行的。在原始社会的游牧时代，人类是具体的合作的生活方式，因为个人不仅不能捕获猎物反而会成为猎物的猎物。进入农业社会之后，家庭出现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让人类由群分为独立的家，中国西周时期的“井田制”便是穴居时代的标志，那个时代的人的交流往往通过集会、社戏、庙会这样的公众聚会方式来进行。大工业生产方式出现之后，把穴居的人赶到车间、赶到流水线、赶到了写字楼，人们交往、娱乐生活又像游牧的方式。同住一个小区，同坐一辆班车上下班，同在一个食堂用餐，用马尔库塞的话说，人都成了“单向度的人”。未来的电子时代，人类可能会再一次返璞归真，人们会像农耕时代一样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电脑或网站），向社会提供资源索取报酬。那时候，交通不是问题，写字楼会改成幼儿园，地铁或许会成为文物，人们的生产方式和工作方式更加个体化，更接近自然。
　　于是，“真声艺术”便成为新穴居时代的主流。所谓的“真声艺术”是与“仿真艺术”相对的概念，既不是复制的作品，是真人表演和演唱的作品，而不是用任何电子制作的任何产品，因为电子时代的仿真能力将使一切仿真艺术变成垃圾，而有唯真人的现场表演艺术才会吸引更多的观众和读者。因此，未来的艺术可能是歌剧、话剧、京剧的天下，这些农耕时代的优美艺术又会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人们不再停留在家里看碟或网上冲浪，人们对那种虚拟世界已经厌烦，而要到歌剧院、话剧院、京剧院去欣赏真声艺术，去听作家、诗人的朗诵。
　　让电子之声见鬼去吧。
　　2001年8月10日于北京东王庄
　　第11节　阿哲的歌与东方不败的绣花针（1）
　　a。不识张信哲唐诗里送别的名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被识显然是一种幸运的事，被识是一剂无价的心理良药。一个人能认识多少人，按照人的记忆能力来说，一万个是没有问题。但这种“认识”有时候只是字面上的，也就是说通过媒体来认识的。比如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网络等载体我们都认识了克林顿这位美国前总统，甚至能知道他的绯闻和私生活，但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真实的面貌是什么样的，并不是第一手掌握的，能见到克林顿并和克林顿相识的人（相识的基本要求是至少克林顿也知道他的名字）的是很少的。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克林顿。所谓知名度，就是指人们对一个名字的熟悉程度，也就是多少人知道你的名字。
　　在商业社会里，知名度可能是一笔财富，也可能是一笔资源，但知名度是可以造出来的。所谓虚荣，大约与知名度是分不开的。中国人初次见面，常说的客套话是“久仰久仰”，意即说是早就知道你的名字。如果对方说不认识，你心里会有隐隐不快。人的浅薄的虚荣心往往因知名度而得到满足。记得我第一次到江苏作协去办事的时候，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叫出我的名字，我非常高兴，对他充满了好感，这种好感一直保持到现在，这位朋友后来因经济问题莫名其妙地吃了官司，开庭时我到庭表示对他声援，他也很感动。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弄清他是怎么认识我的。当然，也有误解的之后产生隔阂的。一位青年作家找到我，声称看过我的很多评论，并说如何如何有影响，但过了不久，发现他根本没看过我的文章，他阴差阳错地把“二王对话”当成“二王之争”，以至我觉得这位作家很虚，对他的小说至今也没好感。认识不认识还会成为一种武器。有一次在文友的聚会上，一位出道不久的女作家遇上一位知名的评论家，我在一旁很热心地介绍她和他，没想到评论家说了实话，第一次听说女作家的名字，要强的女作家随之投桃报李说，没听说过这位评论家的大名。由于他和她的“以前”不相识，这顿晚宴吃得有些尴尬。其实，当晚在座的几位作家事先也毫无印象，只不过装作认识而已。但硬说不认识则不是蔑视就是无知。
　　今秋，北京工体开张信哲的个人演唱会，有朋友邀我去听。我说，我不认识张信哲。朋友当即表示惊讶和不快，你怎么不认识张信哲呢？太有名了！大歌星！我说香港的歌星我知道得很少。朋友说，阿哲是台湾的，不是香港的。我说，怎么那么亲切，好像阿哲是你老弟似的。朋友说，阿哲就是阿哲，大家都这么叫。张信哲何许人也，对我来说很显然。我知道有张承志、张伟、张抗抗、张辛欣、张梅、张欣这样一些张姓作家，港台的流行歌手还知道有一个叫张惠妹的女孩子，她是“雪碧”的形象大使，因为在台湾唱了不该唱的歌在大陆被封杀了。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张信哲果然是大歌星，有一家网站的页面上，用“全世界的哲迷联合起来，让真爱不再远离”这样《共产党宣言》里的句式来做广告词，是男性歌手人气最旺的。《北京晚报》报道这次演出，说是张信哲为北京的防沙绿化做公益演出，演出之前，中国绿化基金会还授予张信哲“绿色大使”称号，张信哲也专程到昌平县的太平庄村，亲手植下了一棵爱心树。
　　我问朋友张信哲为什么这么受人欢迎？
　　他是情歌王子。他没有绯闻，在娱乐圈几乎是完人。朋友回答我。这并不能动员我去看他的演唱会，情歌唱得好，华语里面有超过王洛宾的吗？不，阿哲的嗓音太另类了。太特别了。
　　想想人家为了北京的绿化大老远地来做公益演出，我本身对环境保护有天然的热爱，加之朋友用太另类、太特别来形容张信哲的歌声，我带着几分好奇便去工体看阿哲的“个演”了。
　　b。谁的歌声在飞
　　北京的交通恐怕用李白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来形容是不过分的，逢上高峰期间，坐车真不如步行快捷。东四十条到长虹桥这一段是的哥们最怵的路段，因为工人体育馆、工人体育场本来就在二环、三环两个瓶颈之间，而工体经常有多种多样的赛事和各种各样的演出，一不小心遇上了堵车那真是有困兽的感觉。那一天，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出发，从我的单位到工体也就不到四公里，待等我们到工体时，演出已经开始，我听到了一个低沉的女声从工体向三里屯地域飘扬出来，同时还有观众潮水般的欢呼声。我对朋友说，还好，还没开始，是个女歌手垫场。因为报纸报道徐怀钰专程赶来为他捧场。没想到这位哲迷很不屑地对我说，什么女歌手？阿哲已经开唱了。
　　我纳闷了，被万千歌迷宠爱的男歌手怎么是个女声？等我走进气氛热烈的工体时，发现阿哲的歌声原来是一种近似女高音的声音，他的声音特别就特别在非男性化，另类就另类在高音部分能像女高音歌手那样高昂，低音区域也能下得来。那天晚上，张信哲唱了哲迷们热爱的《爱就一个字》、《我好想》等经典性曲目，工体沸腾了，和今年甲A球赛的冷静形成极大的反差。阿哲的歌声是有些特别，但我终觉得有些女性化。后来我在网上看到网名为“冰步莉香”的作者的文章，更确信我的判断。这位“冰步莉香”小姐（或先生）显然是一个超级哲迷，而且是个懂行的乐评家。我不妨引用她（他）的话，比我的描述更能接近阿哲的歌唱特点。
　　“阿哲的声音之高是很多歌手都无法比拟的，作为一般专业的歌手，能够到G2就已经很不错了，而阿哲的声音则要比一般的嗓音高出三度，经常在A2、B2的高音左右徘徊。由于音域极高，因而阿哲的歌声有一种响彻云霄，直上九天之感”。
　　“大凡流行歌手，都有嘹亮的嗓音，阿哲也不例外。但与众不同的是，阿哲不仅仅能唱得很高，他也能唱得很低！唱低音比唱高音还难！但是阿哲唱出来的低音听起来一点都不像是低音。”“阿哲不仅唱得上去或者低下去，而且唱得很清晰。大家清楚，阿哲的音乐清纯干净，有一种透明的纯净美。阿哲的声带短而薄，振动起来灵活方便，因而适合高音、低音和轻音。也正是因为他独特的声带结构才使他的音色薄如纱，清如烟，淡如水，亮如镜。无论是唱爱情的喜悦或是失恋的悲伤，都令人感到一种纯净自然、心地坦荡的开阔感。”
　　应该说，“冰步莉香”的评论非常贴切，综合她（他）所言的三个特点，“超高的音域”，“轻声的运用”，“透明的音色”，无非是说阿哲具备了男性、女性歌手两种嗓音的特点，男歌手能低不能高，女歌手能高不能低，而阿哲则把水火兼容了，因而让人百听不厌。
　　我还是有些不习惯，我不爱听流行歌曲的原因，总觉得偏软、偏黏、偏甜，虽然不觉得是靡靡之音，这可能与我所受到的文化教育差距过大有关。比如，世界三大男高音的演唱，我就觉得那是一种很阳刚、很辉煌的声音。像崔健、刘欢的歌声，也是我非常喜爱的。像毛宁这样的青春歌手，基本上也能接受。而张信哲能被歌迷捧为天皇巨星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嗓音能高能低，准确地说是男生女音，颇出我的意外，说明流行乐坛的趣味与传统的审美观大相径庭。
　　其实也不奇怪，田震的歌声在继承老崔的一些精华之处，还在于她的嗓音是非女性化的，有着雄浑的穿透力，而这恰是一般女歌手所不能的。以至老崔的歌“凉”的时候，田震迎来了她艺术生命的第二春。从80年代以至今天，田震成了歌坛的常青树，她由摇滚而为大众喜爱的歌手，说明歌迷的趣味在发展，在变化。田震从“另类”变成流行，正说明前卫艺术往往是市场艺术的前奏，曾被攻击为不男不女的田震成为世纪之交歌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第12节　阿哲的歌与东方不败的绣花针（2）
　　C。东方不败与《葵花宝典》
　　又是金庸。又是武侠。不知为什么我在听张信哲的个人演唱会时，想到了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的那位魔教教主东方不败和那部《葵花宝典》。不，几乎金庸所有的小说，或者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就是武功进入化境，进入一个独步江湖的时候，往往性别特征便丧失了。我第一次看《笑傲江湖》改变的电影《东方不败》时，没有看懂，因为看徐克的电影之前，没有读过《笑傲江湖》，因而看林青霞演的东方不败大有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