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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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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选举；国民党大获全胜
袁世凯对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以及抓权、抓位、抓钱、抓车等古典政治（classical politics）虽然经验老到，他对群众工作，以及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套新玩艺儿，他就显然是外行了。正当打发孙、黄乘花车作万里巡行之时，国会选举已进入高潮，在宋教仁亲自策划与领导之下，国民党得三九二席，大获全胜，国民党的反对者虽也分分合合一番，组成民主、共和、统一三党以为对抗，然三党得票总数，却不及国民党票数的三分之二，不能影响国民党的既得多数的全胜之局。在此之前，宋教仁已口口声声，要组织个清一色国民党的政党内阁，这一来则这个政党内阁就真的呼之欲出了。【关于这次国民党籍当选参众两院议员的全部名单，读者样参阅张玉法着前书，页五三一─五六六，附录二，两院议员表。】
宋教仁在完成国党建党之后，忙里偷闲，曾于十月中，返桃源探母。宋那时也是无官一身轻，暂息仔肩，优游桑梓也颇享林泉之乐。谁知这时国民党捷报频传，名省党员都摩拳拭掌，跃跃欲试，希望遁公出山领导，邮电飞来，终日不绝，宋氏在乡下也就待不住了。当宋府家人正在预备庆祝农历新年，宋已迫不及待，拜母别妻，再上征程。
宋教仁于民国二年二月一日（农历癸丑腊月二十六日）自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嗣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斯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涨，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亦随地演说，然宋氏所讲内容则与中山迥异：中山只是宣传他自己的主义，不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修建铁道；宋则侧重于政论批评国事、讨论朝政、臧否人物，甚至加强党务、宣传夺权，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宋竟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云云。三月九日，他在南京讲演，那就更激烈了。他把当前政府说得一无是处，其所以然者，皆为不依法行事的恶政府的恶政有以致之。总之，宋的主旨是要‘产生纯粹的政党内阁’，总统不负责任，国会应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其措辞之激烈，主张之绝对，虽二战后之英美政党的政治演说，亦属罕见。因此宋之党中同便为他的安全担心，而宋少年气盛，不以为意，真是初生之续不畏虎也。【关于宋教仁这些组党和演说的史料，吴相湘教授所写的‘孙逸仙先生传’和‘宋教仁传’所引均甚详尽；宋氏遗著和国民党党史会出版品如开国史料和‘革命文献’等保存的均甚完整，一索即得。】
再者，这时因为国民党选战初胜，若干党员难免骄纵，有的甚至公开主张改选总统，让孙、黄复位，这简直就是变相的对袁总统搞不流血的宫廷政变。笔者在上篇曾叙述过当年大清皇朝，就是被袁宰相用此一手法搞垮的。恶有恶报，怎能时才转眼，现在又轮到自己来现世现报呢？因此老袁闻报变色，也就不难想像了。袁本不怕孙而怕宋，为着安抚宋氏，袁氏先拟用古典方式加以收买。当宋收仁从唐内阁中下岗时，有意还乡退休，袁曾借口宋五十万金以维持退休生活，被宋婉拒【见吴着孙传引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页四二六】。更早时，袁曾送教仁一本某良行空白支票簿，请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见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页二八二】。袁之对宋，可说是英雄识英雄，优礼备至，而宋不为动，袁就暗藏杀机了。宋公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顶天立地的一位大政治家，革命时临危未死的烈士；袁世凯这个曹操，小视了一位正人君子了。当然宋氏道不得行，终以烈士亡身，而贻乱民国，也有他的缺点。遁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good statesman but a poor politician）。主持庙堂大政，岂可学小政客的意气用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吾为宋君拭泪也。
【笔者附注】：余曾闻之于一前辈学人，自云二战前在政府服务时，某银行总裁曾为其设一两千元户头，任其随意提取，而存款数目不变也。此公言来甚为得意。与宋公遁初相比，贤与不肖之间，何以竟悬殊若是哉？悲夫。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于美东新泽西州
世纪末回顾‘宋案’与‘二次革命’
在本世纪初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所发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随之俱来的，由国民党所发动的反袁内战（所谓‘二次革命’），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所不应该发生的两项偶然事件。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会导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子，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党）之杀宋，是‘一错’；而国民党之以暴易暴，兴兵倒袁，则是‘再错’。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一错再错之后，此例一开，接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枪杆子出政权了。
袁世凯是否一定要杀宋教仁？宋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被他底同志们目为‘亲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对他是加意笼络，甚至视为子侄呢。袁对汪精卫也是如此，他要他儿子袁克定和汪拜把为盟兄弟。汪也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的‘亲袁派’。事实上辛亥革命期间，‘非袁不可’的口号，便是汪精卫首先喊出来，而举国和之的。
【笔者附注：我们搞历史的人千万不能为‘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所误导。不能因为汪精卫当了汉奸，便把他前半生的形象一笔抹煞。事实上，汪在投敌之前，他在全中国的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实在是全国第一人。他在民初国民党中的地位，也是总理孙文的当然继承人，排位在黄、宋、胡之上。笔者早年曾撰有‘恩怨尽时论汪精卫’一长篇细述之。此文遗失，有暇当补作之。汪是位很标准的文人、诗人、情人，他不应也不能搞政治。但是后天环境引诱他误入政坛，用非所长，接连犯了十大错误。全国人民、全党同志敬之、爱之、厚望之、原谅之，所以他犯了九次错误都能东山再起。只是他第十次则犯得太绝了，全国人民和绝大多数的历史家都无法原谅，汪氏就遗臭万年了。】
宋教仁非可怕之人
事实上宋教仁和汪在当时国民党中的地位，原是伯仲之间。宋是一位爱国者，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右派大嘴巴。吧啦吧啦起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他是拔毛成兵的齐天大圣了。其实宋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不是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那一流的人物。在聚义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的林冲，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调和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及时雨宋公明，和智能掌握十大军区司令员的周恩来。虽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敌叫成‘梁山盗魁’，但是渔父（宋的别号）是个直来直去的革命者，毕竟不是宋江。当然周恩来也是慢慢地磨练出来的，三十岁的伍豪（周用过的化名），也不是五六十岁的周总理也。
总之，宋教仁不是个可怕之人。相反的，正因为他搞政治锋芒太露，不特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甚或同党相妒呢。君不见，在孙文大总统第一次组阁时，党中才气最大的、声望最高的高干，也是孙公最看中的，一夜之间就能草成一篇不朽底‘民元约法’的宋教仁，不就有遗珠之憾吗？其后，唐内阁垮台，陆征祥组‘超然内阁’（内阁中国务员一律脱党），不孚众望，称病辞职（民元九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另组‘混合内阁’（只重人才不分党派），而终未果行，乃改提前内务总长赵秉钧暂代；这也是赵忌宋特甚的道理。宋之所以未能代陆的原因，第一便是宋在各党派中，政敌太多，不易领导混合内阁。第二也是宋一向坚持‘政党内阁’（由清一色国民党员组阁），袁不愿，而事实亦不可行。袁的借口是当时任何一党都人才不够。这显然也是事实。【见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二二 ─六三选辑‘大总统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原载民元六月二十二日‘政府公报’；及‘宋教仁谈话’，原载民元十月七日上海‘民立报’诸篇。】
不重用之就杀之
可是在民元秋冬之际，国民党在选战中大获全胜之后，形势丕变，宋就认为由他来组织一个清一色的‘政党内阁’，此其时矣。熟谙中国古典政治的袁世凯，也就仿古行事，采取‘不能重用之，就除（杀）之’的老办法了。【笔者附注：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曹告诉刘备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一下把刘备的筷子都吓掉了。刘备所怕的便是‘不重用之，就除之’这则古典老套路。‘三国演义’在传统中国政治中影响之大超过正史。】
民二春初，在宋氏旅行讲演锋头正健之时，袁即连电召宋来京磋商要政。袁的本意或许就是试‘重用之’，不成，再‘除之’。可是内阁总理赵秉钧对这个最大的政敌，就不能等待了，他或许得了袁的必不得已时就‘除之’的默许，迫不及待的，便悍然提早‘除之’了。杀宋之后，风波闹大了，袁可能认为赵之悍然杀宋，为的只是他保持相位的一己私利，而揽乱袁对整个大局的布置。赵之杀宋，不是‘体谅领袖苦心’，而是投机取巧，为保持自己总理的位置，不顾主子的困难，而悍然为之，这就不能饶恕了。因此后来赵也就不得好死了。
是谁杀了宋教仁？
宋教仁是奉袁的电召于三月二十日晚，从上海北站，乘夜车去北京。宋氏此行可能是入阁拜相呢，所以送行者甚众。这时孙中山正率大批民党随员戴季陶等，东渡作访日之行。中山纺日的目的是‘考察铁路’。可能也是志在吸引日资，来中国筑路。袁氏固知中山非筑路之人也。而此时国民党选战新胜，中山的信徒和从龙之士都相当骄纵，他们四出活动，孙大总统卷土重来之声浪也不绝于耳。南北再度分裂的谣言更是传遍全国。如今孙公重访日本，大唱其大东亚和中日联合的高调，而远在甲午战争之前，袁在朝鲜作‘小钦差’时，与日本便有杀身之仇。现在孙公要引进日资来中国筑路，同时因为俄国正在蒙古搞分裂活动，要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袁政府无如之何？中山乃密电袁总统，建议联日抗俄。中山本人在日亦正为此而活动频繁，日本固求之不得，而袁为之惴惴不安，就不难理解了。在此关口，赵秉钧是否乘机进谗，外人固无由知晓，然赵于此时正在暗中积极布置杀宋，则史料似甚明也。所以宋在上海起程时，车上汽笛方鸣，他和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等诸多送行者方施施然走向月台人口处时，不意一个刺客忽然在背后出现，向宋腰际开了一枪，击中要害，宋应声倒地。车站上一时秩序大乱，刺客乃乘机逃去，无影无踪。
可是在本世纪初年，中国正在‘转型’运动的早期，一转百转的时候，他们袁、赵诸人搞后来所谓的‘特务工作’，也还不够现代化。他们还是用‘买凶杀人’的老勾当。这个凶手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只是个失业军人，并非行动机警的职业杀手。由于在上海滩流浪，乃被赵秉钧派在上海的特工应桂馨（本名应夔丞）所临时收买，来对宋行刺。武士英既非职业杀手，未受过专业训练，他在穷困不堪时，曾向同住在鹿鸣旅馆（一作六野旅舍）的两个学生借钱，并夸口杀人还钱。他自己甚至不知所杀为何人。迨宋案发生了，这两位学生阅报告密，陈其美等乃报请租界巡捕房，往六野旅舍搜查武士英不获，才发现了应桂馨的名片，而逮捕了应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才暴露了应夔丞之背后指使人和经费来源，实出自北京的国务院内务部的一位秘书洪述祖。抄获文件显示，洪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而在行刺之前，洪自夸曾报告‘极峰’袁总统，总统甚表欣慰，云云。
不过这些抄获文件，多系密电隐语，并且几乎是洪、应两人之间的片面之辞，确实内容如何，亦可作不同解读。再者，另据原对袁党甚为不满的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告诉张继说：“洪述祖南行之先，见总统（按指袁世凯）一次，说现在国事艰难，总统种种为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翦除，岂不甚好。袁笑曰：”一面捣乱尚不了，两面捣乱乎？“话止如此。宋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见’国父年谱‘，页四五九，引张继回忆录】
此事如发生在当年英美的法治国家，或世纪末的新加坡、香港，甚或是台湾，两造律师在法庭上的辩论，就要旷日持久，然后听取法官裁决，不服亦可上诉，官司打到‘终审法庭’为止。不幸这是民国初年的中国啊！国民党人愤激之下，就一口咬定是老袁干的了。黄兴于四月十三日所撰的挽宋联，说得最明白。黄说：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黄兴虽如是说，但他还是主张用法律解决。可是孙中山于三月二十五日从日本赶回上海时，一怒之下就立刻主张兴兵讨袁了。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个落后的老官僚，他不动声色的调兵遣将，来个兵来将挡，那就更顺理成章了。蒋、毛二公后来动不动就用革命手段来对付政敌，历史家又如何下笔呢？这就是笔者一再不揣浅薄所说的‘转型’问题了。从专制转法制，在咱中国至少要两百年长时间啊！在转型初期，虽至圣大贤的孙、黄二公，尚且不能免藐视法律之言行，自郐以下，就无待多言了。
袁世凯的‘水门’和‘江南’
再者，宋案发生于华界，而由租界巡捕破案，依法应移交江苏都督程德全及中国法庭主审。袁总统得报乃连电程都督澈查案情。程乃会同黄兴上将，和前司法总长伍廷芳、王宠惠，根据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所接收由租界巡捕房移交之证物，呈报袁大总统。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被告两造，当时皆缺之法治观念，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子，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
事隔八十多年了，我们今日回头看去，心平气和的就事论事，我倒觉得此事颇像尼克森总统的水门案。事发时总统可能不知实情，乃下令查察，查明之后，发现确是自己的人干的，乃又企图为犯案人隐瞒，因为犯案者皆是尼氏最忠诚的干部也。人家本为你犯法，你现在要执法以徇，倒打一耙，岂不令忠贞之士寒心哉？总统想为自己人隐瞒，因为政敌太多，愈要隐瞒，愈瞒不了，知法犯法，尼总统就被逼退位了。另外，民初的‘宋案’读来也颇像蒋经国晚年所发生的‘江南案’。经国晚年对为他作传的学生‘叛徒’刘宜良，不用说是深恶痛绝，但是后来曝光的一切证据显示，经国并没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江南干掉。干掉江南的却是、不成问题的，蒋下面最最忠诚的特务和黑道。他们在杀人曝光之后，据说经国为他们底愚忠和愚蠢，气得死去活来。
女儿城的故事
再者，我们根据三千年来的中国史书，和八十年来的民国实例，知道最高当局、大独裁者，尤其是袁、蒋、毛这样的独裁领袖，他们有意杀人，都不会动用正式手令或口令的。他们只需皱皱眉头，自然就有聪明人知道其意义何在。佛经上有个故事说，某次灵山大会上，佛祖拈花微笑，大迦叶尊者就知道佛的意思何在。这种智者的本领，洋人叫做Read his mind（揣摩其心）。在中国古典政治学里则叫做‘承旨’。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路过济南府，乃问起古书里有关齐国女儿城的故事，随行的大臣都大掉其书袋，以自表博学，只有一位大太监知道主上真正的意思，乃尽搜‘女儿城’中的美女，来替皇上伴宿。事为皇后侦知，她怕丈夫染上爱滋病，就前来闹场，被丈夫踢了一脚。她又去向太后申冤，太后又认为哪个猫儿不沾腥，拒绝主持正义。乾隆爷自己也认为他这位吃醋的老婆，不能‘母仪天下’，就把她‘废’掉了。【故事见萧一山著“清代通史‘】
这种有Read his mind本领的聪明人，在蒋、毛二公之下，不知有多少人。戴笠说他能‘体谅领袖苦心’。这‘体谅’二字，便是一针见血的经验之谈。大陆上的康生和汪东兴，如何体谅主席苦心，一定有更惊人的警语和行动，将来自会慢慢出现的。可是真正的‘忠臣’，体谅之后，就按照领袖的苦心，主动地去执行，还是不够的。万一在执行中出了问题，你还要为领袖。背尽一切黑锅，负尽一切责任。领袖如为化解他自己的责任，而要向你‘借头一用’之时，你得慷慨捐头，而口无怨言，是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只有如此，才算是真正的功臣、义士……，古人所谓‘死士’；所谓‘彼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者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取得领袖的绝对信任，成为领袖的‘心腹’，去享荣华，受富贵。但你如善于Read his mind，就想乘势为你自己的利益，而取巧利用之（take advantage of it），一经发觉，那你就自掘坟墓了。
宋至死未尝疑袁
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关系，似乎就是如此。赵揣摩袁的意旨，似乎肯定袁有意杀宋，所以他就加意筹划了。袁之连电邀请宋教仁入都，磋商军国人事，显然他还是在‘重用之’或‘除之’的两极之间徘徊不定。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觉。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对自己的政治前途甚为乐观。他甚至在被刺之后，自知不起之时，还没有怀疑是袁氏对他下此毒手，所以他还要上书总统（这在帝制时代便叫做上‘遗折’）作最后诤谏呢。书曰：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载‘民立报’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宋之‘遗折’颇有忠荩之忱，读来哀惋。袁或无立刻杀宋之心。然赵为保存其‘相位’，而乘机除一劲敌，或为杀宋之主要动机所在，亦未可知。果尔，则袁反为赵背杀宋之黑锅矣，是耶？非耶？袁氏当时‘通令’自辩，也说：
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实与法律违反者，不宜信口雌黄……。须知刑事案件应侯司法机关判决……。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见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五月四日‘政府公报’】
他这话也有他的道理，读史不能以人废言也。而宋逝未几，凶手遂在牢中中毒而死。未几洪述祖亦畏罪潜逃，赵亦淬毙，胡为乎而然呢？您说这是民初军阀时代的政府下流吗？蒋、毛二公时代，例子还少吗？举不尽了吧。纵在美国，甘乃迪总统是谁杀的呢？杀甘乃迪的刺客又是谁杀的呢？后来杀刺客的刺客之死，又是谁干的呢？
政治暗杀古今中外都是罄竹难书的，不查个水落石出，就硬把‘疑犯’（suspect）当‘主犯’（convict）是很落伍的现象。其实黄兴所说的‘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这三大暗杀案，若从纯法律的观点来分析（如果读者贤达和在下都是三案的陪审员（jurors）），我们就很难确定袁世凯是真正的刑事犯。证据不足也。再者，朋友，我们的国共两党，一向都主张‘宁可错杀一百，不能放走一个’（这话据说连陈诚都说过），则疑犯罪犯又何从分别呢？试看‘六四’运动时，在北京大街之上，以肉体阻挡坦克车的小神经、大豪杰王维林，今在何处？江主席说他躲起来了；找不到了。难服攸攸之口也。我们怕他是在‘错杀一百’中，被公安部门一怒之下‘错杀’了也。王维林不是王丹，更不是宋教仁。他只是胆大包天的一个小神经而已。一个伟大的共和国，连一个神经兮兮的街坊小青年，都不能放过，那还是什么个国家呢？我们倒希望江主席就此对老百姓有个交代才好。朋友，今日中国在世纪未，专制向法制转型，已近最后阶段，尚且如此，则生存在世纪初的专制时代，政客官僚的行为如何，就不难想像了。我们写史者、读史者，除掉叹息之外，夫复何言？
民初的黑金政治
不过话说回头，转型原是一转百转的，连搞特务也跑不脱这项规律。胡适先生治红学就曾说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是康熙皇帝派到江南来的特务。他底手段就是通过吟诗论文以结交南方的文人和艺人。另外还广散金钱以救济寒士，以示朝廷的恩德，争取民心。袁世凯做了总统之后，他也派遣了特务来做南方的工作。
应夔丞显然就是袁所派遣的第一个特务。他的任务第一便是打探国民党在南方的活动：同时也利用金钱收买文人，创办报刊为袁氏宣传。应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时任内务部秘书，由国务总理赵秉钧直接指挥。应夔丞原是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他和武汉军政府中的‘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显然都是一伙的。迨张振武与黎元洪争权，被黎骗往北京，并乞袁世凯代为杀之。袁其时正在拉拢黎氏，乃不问案情，便将张振武枪杀。张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凯，而与原先捧他上台作‘开国元勋’的革命党，尤其是共进会为敌了。他把共进会说成黑帮、说成匪类，要加以彻底解散和消灭。共进会的成员当然也把黎菩萨、伪君子，恨得牙痒痒的要加以反击。应夔丞原是张振武的党羽，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缉’，从武汉逃回上海。在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之后，应也就在党部内进进出出，和陈其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高干，都很熟识。所以在宋死后，国民党在上海为宋办丧事时，应竟然也是个热心帮忙的‘同志’，当然他地位太低，与总长级同志是高攀不上的。等到应的东窗事发，陈其美等都大为惊异。杀宋的凶手竟是国民党自己的同志。
当然，自从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之时起，革命党阵营之内就一直在闹窝里反（且看今日在海外的民运人士），一天也没有太平过。武昌起义之后，黄兴在汉阳吃了败仗，孙武就领衔通电骂黄。等到孙中山做了临时总统，黄兴奉命遴选阁员时，汉方共进会成员也无一人人阁，那还是在‘共忧患’的时期。如今国民党选战大胜，天下在望，‘共安乐’就更难了。因此在袁孙相斗、外弛内张的情况之下，袁党想在革命党内搞个反间组织，他们就‘卯’上了应夔丞了。应与洪述祖有旧，似乎是远亲晚辈，又是原革命党心脏中人物，而与孙、黄等有隙。应更是深入帮会的黑道中人；与上海的青帮、广东的洪帮，和长江上游的哥老会，似乎都有若干往还。在上海滩头也颇为‘吃得开’。一经洪氏利诱，应就倒入袁党，为袁在国民党中‘卧底’了。
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
如果‘特务’是民国政府里一种特殊‘建制’的话，应夔丞实在是这行的老祖宗。暗探和秘密警察这类东西，在中国历史里，远在春秋战国时即有记载。近至明末的东厂，和雍正皇帝的血滴子，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但是把这些古老的东方封建残余现代化，转型成二十世纪俄国的KGB、德国的盖世太保，和美国的FBI和CIA，那却是从袁世凯这个简陋的特务班子开始的。从应桂馨到戴笠，到康生，精益求精，愈来愈可怕；他们的转型，也是有其阶段性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个东西的属性是中立的；它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不是凡现代化的东西都是好的。
根据从应夔丞家中所搜获的，颇有系统的材料加以分析和组合，我们所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的形成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在应夔丞有意投靠北京袁党，来做国民党的反间工作，袁党亦有意利用他时，洪述祖乃被派南下作应的直接领导。洪在政府中的地位虽只是内务部的一个秘书，但他却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袁共纳有妻妾十五人之多，正式以合法妾侍住在袁家的共有九人；这时从于夫人到五姨太都已年老色衰，不足伴寝，五姨太因长于家务，这时专管袁的日常生活；而六姨太则尚在轮流恃寝之末，还算未完全失宠，枕畔床头，仍可以替她弟兄拉点裙带关系。所以洪述祖夸口说他可以晋见‘极峰’，或许也有几分真实性，他确是有所谓‘通天’底特权的。而洪在那个传统社会里是一种下流的宵小，则是可以肯定不移的了；替主子干杀人绑票、贪赃纳贿、拉皮条、找女人，是一种‘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狗腿子的工作。像袁世凯那种传统士大夫阶级出身的人，‘大太太’的弟兄伙，一般都有相当自尊之心，都不可能替他做这种下流勾当；可是对‘姨太太’的弟兄伙，那往往（注意往往二字）就是他们的专业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所特有的一种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它不是外国人，或转型后期的，世纪末华裔中青年知识分子，所能轻易了解的了。不过关于洪述祖与袁之第六妾的关系，笔者一直存疑；袁之第六妾姓叶，与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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