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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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见杨度著“君宪救国论‘，重印于前引’北洋军阀‘第二卷，页九五六】
　　杨度这话，原是卑之无甚高论。梁启超就讥笑他自己也做不到。笔者在拙著里也一再强调，我们中国人如想做到这一点，非两百年之历练，不为功也。时近百年了。当年黎、段诸公，墓木合抱矣。试问我们华裔朝野，从海内政客，到海外华侨，除掉打麻将之外，哪个大小政团、内外社区、商业团体、学术机构，有过真正的法制民主？沉痛言之，我华族没有也。让我们静默三分钟，心平气和的想想，真是没有也。是耶？非耶？岂不怪哉？
　　美国模式是什么回事？
　　在笔者编撰本篇期间，曾时时为最热闹的‘本世纪大审’（Trial　of　the　Century）电视节目所打断。美国国会这次对总统柯林顿的公审，确是百年难得一见。他们两党三院（参众两院和法院），和原被告两造，真是使尽浑身解数。控方不把总统赶出白宫，誓不甘休。辩方则死守宫廷，绝不退让。这是一场最激烈的夺权保权的无烟内战。全国最高学府，和最拔尖的法学、史学、政治学的权威也都被卷入；全国大小媒体，非刘即项，非蒋即毛，几无一置身事外。全国数千万有政治素养的人民，街谈巷议，也各说各话。大家提起耳朵，众目睽睽，正在进行一桩全国性的公开的政治学术大辩论。不特当事的控辩两方的诉讼状，掷地有声；为双方助阵的法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神学权威的议论之作，亦均深邃之极，有时且文采飞扬；随时阅览，真有胜读十年书之感。真是精彩绝伦。纵是一般卖浆煎饼的小市民，和家庭主妇、大中学生的即兴评论，均能颇中肯綮，令人击节。真是不可小视……。这就是所谓‘美国模式’的最高境界。当然他们各级的大小政客的蝇营狗茍，和我们许多搔首弄姿的可嫌的政客，并无两样，但是从政治总体运作来说，我们和他们就无法相比了。对照之下，不特当年在北京、南京只会举手和抬棺材的议员代表们，显得太原始了。就是目前在台湾的风云政客，和他们相比，也不免是小儿科（Baby　Stuff）也。
　　何以如此呢？这我们就不能不从文化整体来说了。须知，美国非只一单纯的美洲国家也。她底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欧裔美籍公民（European…Americans）至今与非欧裔通婚者，尚不足百分之一也。因此此一纯种白人的美国公民的主体，实是欧洲全部白种民族再加上个犹太民族，在美洲的重行大组合，所形成的一个新兴的白种民族。他们在文化上，承继了整个欧洲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的主流。但是在政治组织和语言上，则直接取自议会传统最深的英国。哥大口述历史的创始人…犹裔纳文斯教授（Allen　Nevins）生前就常说，英语民族在政治上，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为优越。（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　are　politically　superior　to　any　other　race。）实在不是犹太人替英语民族吹牛。美国革命后，欧洲民族向北美洲大量移民，不特在美洲形成一个新兴的混合民族（像古代中国的隋唐盛世），在古老的欧洲文明上，也来个第二次的文艺复兴，终使它成为今日世界上唯一的超发展国家。她的政治制度，是对英国的议会政治的‘延续’（Continuation）和‘进化’（Evolution），是直线发展的。因此他们纵是三尺之童，都能道其真谛。教育愈高，智慧愈高，则更能舌灿莲花矣！这就是我们今日‘世纪大审’中，所见的现象了。
　　我国民初的议会政治就不然了。我们既不是延续，更不是进化，我们则是‘转形’（Transformation）和‘西化’（Westernization　or　Europeanization），乃至半中半西或不中不西，和所谓‘师夷之长技’，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融合’（Acculturation）。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有个‘不破不立’的中间阶段。民国初年也就是这个阶段的初期。在这‘初级阶段’（让我们借用个邓小平思想中的名词），孙中山的经验是‘知难行易’，是‘破坏难于建设’（破难于立）；胡适的看法是要‘打倒孔家店’（先破后立）；毛泽东就急于要‘铲除三座大山’（全破再立），……既然不破就不能立，那我们学习西方的议会政治，就十分困难了。因为我们‘破’也不够；‘立’也不够。张之洞之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实际上却是，中学是‘包袱’，西学是‘皮毛’。结果是（全民的）‘包袱’丢之不易；先知先觉们的一点‘皮毛’，建立也难。这就是我们民初议会政治，通盘失败的关键所在了。
　　毛主席曰，知识分子书读得愈多，愈没有知识。这句真是夫子自道也。毛说他把‘资治通鉴’看了六遍；‘红楼梦’看了五遍。读得愈多，包袱愈重，对民主政治，对社会主义建设，就愈没有知识了。毛公逝世之后，据说菊香书屋之内，一本马列书籍也没有。有心人临时送去一部资本论，壮壮门面。其实毛又何尝不读马列哉？余尝拜读毛公的‘读政治经济学笔记’，颇怜其苦心也。只是您如去做赵匡胤的宰相，读‘半部论语’就足够足够了。但是您如做了转型期的执政党主席，读十部马列，也还是个二百五。十部马列管屁用？……
　　总之，我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家，从康梁到杨度、毛泽东，都是包袱太重，皮毛太轻，而弄权任性，自以为是，才误尽苍生的。孙中山比较平衡，但他老人家也说过，‘政是众人之事’。众人不要干（所谓民智未开也），你一人要独干，哪有成功之理呢？可是反之亦然。在众人都要干之时，你一人偏不许干，也是要出纰漏的。小蒋总统将来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会有其一定的地位的，那就是他知道时势不可逆转，乃因势而利导之，这就搞对了。民国初年的那个时代，没有搞议会政治的任何条件。时代未到嘛。但是既然建立了民国，‘再造共和’（段祺瑞的豪语）议会政治又不能不搞；搞得焦头烂额，也是必然的结果啊。形势比人强，治史者不可厚责于古人也，时代的悲剧嘛。这就是民国初年的政治大样啊。
　　且看民元老国会
　　在以上论袁诸篇里，我们对民初的国会着墨无多。因为在那一阶段，中国政治圈内的主要矛盾在孙、袁之间。而孙、袁二公着重的都在枪杆，国会所发生的作用太小了。多说了反而浮云蔽月，有失真相。迨孙公的枪杆被袁公的枪杆打败了，袁对国会不但继续任其存在，他对国会之内的国民党也还礼遇了一阵子。原因是他知道国会里，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并不一定拥护孙文，甚至是反孙的政客；更重要则是，袁还要利用国会来把自己扶正，由临时大总统变成正式大总统。待他被扶正之后，他就把国民党籍的议员全部开革了。国民党的‘多数’一去，只占‘少数’的进步党的国会就瘫痪了。
　　袁搞垮了国、进两党的国会之后，本想组织一个御用国会来做他的橡皮图章。可笑的是，他那时还去古未远。这个地球上除掉皇帝之外，先进的国家里，还未见过第二种独裁制度，所以他搞来搞去，只搞出个半调子的‘参政院’来‘拥戴’他做皇帝，终于弄得短命而死，遗臭万年。他那时如果只做个党主席，或党总裁，如后来的蒋、毛二公者，则段、冯二将，又怎敢搞窝里反？蔡锷小将，又何敢称兵犯上哉？朋友，袁的时代还太早嘛。蒋、毛二公那套‘现代’本领，他还未练出来呢，所以他就吃瘪了。因此在袁的时代，国会尚未构成个夺权的单位，写历史的人，也就让他老人家暂时靠边站了。可是在段祺瑞时代就不同了。黎、段二人此时旗鼓相当，都独裁不了。黎要利用国会以反段；段则要利用北洋系的地方军阀来制黎，国会就不再是‘橡皮图章’，或‘拥戴机构’了。因此现在倒是我们应该把它老人家揭揭底的时候了。
　　国会是今后五百年的中国，必不可缺的一种政治建制。至于它在最后落实成怎样的一个‘定型’，今日似尚言之过早。只是它是个与民国与生俱生的，在民初虽然作用不大，毕竟是值得一叙的制度，下篇当以较详尽的篇幅概括之，或可为今后有心法制者，做点备忘工作也。（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于北美洲）
　　段祺瑞和所谓‘皖系’是什么回事？
　　在一部‘民国通史’里，笔者在不同的拙著中，曾一再强调，最令史家和读者们感觉头痛的，实在是民初‘军阀混战’那一段。据个人对民国史数十年的探索，那些从事混战的大小军阀，就不下数千人。跟他们枪杆打转的，还有数不尽的政客，和党人。他们结党为公，或结党营私，忽聚忽散，朝秦暮楚，你要把他们清理出个头绪来，那真是治丝愈棼，不知伊于胡底。不信您去翻翻那一套西方‘剑桥学派’，由已故汉学大师费正清所主编的、最权威的‘剑桥中华通史’，看看它底第十二册，有关民国军阀那一段（有汉语译本）您就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你要选用它作教材，去大学或中学课堂授课，那就变成不知所云了。
　　一扇玻璃窗，四个方块块
　　其实一部军阀混战史，历时不过十六年（一九一二─一九二八）。真是无巧不成书，历史家如把这十六年分分阶段，它不多不少，四四一十六，整整四年一段，可以顺序排列如下：
　　袁氏当国，一九一二─一九一六
　　段祺瑞的皖系主政，一九一六─一九二○
　　曹锟吴佩孚与直系政权，一九二○─一九二四
　　张作霖张学良的奉系父子配，一九二四─一九二八
　　你如再把他们四组，分别划成四个方块块，像一扇四块玻璃的玻璃窗。按时间先后，你再录下他们各组的大事记。如此的一扇嵌字玻璃窗，就是这十六年军阀混战的编年史了。清清楚楚，一丝不乱。笔者在前篇拙著里，就曾替他们装过这扇玻璃窗。因这玻璃窗，很简单明了。装卸都很容易，记忆不难，这儿为读者就便参考，就重提一下，如上列。读者稍事浏览，便可终身不忘。
　　一场混战，四个圆圈
　　至于他们之间的混战，我们也曾制出简单的图表。把这十六年的混战双方或多方，画成四个圆圈圈。以一个圆圈代表统一的中国。这计军阀混战，先是南北对立，把圆圈一分为二。章太炎曾为这个南北分裂，写出一付讽刺的对联，说，‘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再简化一下，便成为‘民国何分南北？总统不是东西。’想不到的是，军阀既分南北之后，南北反而停战了。以后的内战，却变成南打南（先是广东打广西，所谓中山‘定桂’；再来广东打广东，陈炯明叛孙，中山率南方军阀讨陈），北打北（直系先打皖系，奉系再打直系）的两场平行的区域内战了。巧的是，这四场，南北自打的区域内战，几乎都是南北同时开打的。他们再打出个南北对峙之局，就是蒋介石将军誓师北伐的时机了。用圆圈的分裂，来表解这场混战，也可以一目了然的。前章表解，已颇道其详，这儿稍微提一下，使读者有个大略的印象，就不再重复了。
　　本篇现在所要讨论的，便是这第二块玻璃，和第二个圆圈。内容是段祺瑞的皖系政权的始末。
　　段祺瑞的小档案
　　段祺瑞是继袁世凯而起的，我们民国政治史上，第二个强人。皖系便是以他为中心的一窝军人和政客所形成的，有利害政纲的政治派系。袁世凯死后的四个年头（一九一六─一九二○），中国政权，就抓在段的皖系之手。但是段祺瑞是何等样人？他又如何崛起，而变成民国一人呢？我们首先得查查他底背景，把他的家世、童年，和青少年期所受的教育，编个简单扼要的小档案。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字芝泉，是安徽合肥人。比孙中山大一岁，比蒋介石大二十二岁；比毛泽东大二十八岁。在段的当权时代，人多尊称之为‘段合肥’。亦如清末李鸿章之被称为李合肥也。合肥市现在是安徽省会所在地。但是在清末民初，它只是个大县，可能也是中国最大，或次大的一个县，其区域除包括今日的合肥市之外，还包括今日的肥东、肥西，和长丰三个县。
　　合肥也是清末内战时，李鸿章所统率的‘淮军’的老家。乡人好武，淮军的士兵和高级将领，泰半是合肥人。段祺瑞的祖父段佩，便是个农民出身的，最后官至记名总兵（师长衔）的淮军战将。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也还是个农民，可是当段祺瑞出生时，段家已成为官宦之家，他就是个小衙内了。在家乡启蒙读书之后，年方七岁，就被当时驻防江苏宿迁的祖父段统领，接往宿迁上学。在祖父的期望和督导之下，祺瑞又认真的读了八年的私塾。使他对儒家的典籍，打下个很扎实的根基。段后来可写出很可一读的旧体诗文。其后在民国政坛上，像曹锟、张作霖、冯玉祥、张宗昌等人，都无法和他相比了。
　　可是，段祺瑞十五岁时，祖父突然病死，不久他更是父母双亡。因此他底幸福的童年，也就一去不复返了。在太平军和捻军乱后，准军的薪饷是极其微薄的，段氏家无恒产，而有寡妇孤儿，嗷嗷待哺，青少年的段祺瑞，要养家和自给，他只有回营当兵，这也是对一个有志青年的磨炼吧。
　　当段氏年已双十，在旧制淮军里，正是四顾茫茫之时，北洋大臣李鸿章，为改革军制，在外国顾问戈登和汉纳根等洋将的设计之下，忽然于一八八四年在天津创办了一所西式的‘北洋武备学堂’（亦名‘天津武备学堂’），在旧制的淮军中招考，有教育文化的青年士兵，为军校学员。这是近代中国，军制转型期中的第一所现代化的陆军军官学校，段祺瑞报名参加考试，竟以第一名的荣衔，考进了这所陆军官校。这时正是所谓‘同治中兴’的高潮期。这所现代化的中国军校，办得十分认真。三年的基本军事教育，把一些像段祺瑞那样的有志青年，教育成一批扎扎实实的现代军人。
　　军校毕业之后，经过一番实习，段祺瑞又于一八八八年被遴选前往德国留学，入德国军校深造。其后再被派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鲁伯’（Krupp）兵工厂见习，学习使用和维修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武器。所以当段氏二十五岁，从德国学成归国时，他就成为当时落后的中国凤毛麟角的、也是史所未有的现代化青年军人了。
　　这一计德式的军事教育，对段祺瑞后来的为人、从政、练兵、带兵，都太重要了。第一是在心理上，他一生崇德。据说他以后偶尔生病，要服食西药时，他首先要问明，是否是‘德国制造’？连小小的阿士匹灵，他都坚持非德制不服云。近现代中国崇德的最高领导人，非段一人也。后来的蒋介石、毛泽东都害有崇德癖。蒋氏当政后，他治军组党，都以德意志为理想模式。毛泽东也最看重普鲁士，并且说过：“如果中国是德意志，湖南就是普鲁士。‘德国人的好处是苦干、诚实、爱国、重规矩、守纪律、做事有效率，欧洲大陆，无与伦比者。但是任何民族，有其长必有其短。德国人为人处世，过社会生活，往往也就独断专行，对’绝对主义‘（Aboslutism），有其偏好。朋友，我们的’老蒋总总‘和’毛故主席‘，都是如此呢。成也由它，败也由它。我们的’段老执政‘，也是如此也。没啥稀奇吧，此是后话。
　　可是在段氏从德国回国之时，却怀才不遇，被冷落了好一段时间，始学有所用。何以如此呢？我们还得回头翻翻‘导论篇’，简单的说个所以然。
　　陆军转型，晚于海军
　　笔者在拙作前篇‘晚清七十年’里，曾不厌其详的讨论过我国海军现代化转型的故事。因为‘坚船利炮’，原是林则徐时代搞‘师夷之长技以制度夷’的第一个目标，（也可说是近现代中国搞‘四化’的嚆矢吧。）到‘同治中兴’时代，中兴名臣，尤其是左宗棠和李鸿章，曾停办旧有的‘水师’，而集中全力去发展现代化的新海军。在导论篇里，笔者曾一再提到，他们以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居然从无到有的，建立了当时远东最强大的一支现代海军（其实力竟然超过当时英国的‘远东舰队’）。不幸的是，这朵鲜花，却插在狗屎里。那个颟顸、腐败、落伍、无能的满清大朝廷，却不能与这个一枝独秀的新海军相配合，结果被日本打得全军覆没，使数十年搞坚船利炮的洋务（也就是四化工作），前功尽弃。
　　在光绪初年，李鸿章对陆军现代化，也并没有忽视呢。上节所叙述的，段祺瑞受教‘北洋武备学堂’，便是近现代中国陆军转型的开始。只是它略晚于海军罢了。其原因，第一是，当时中国人所最羡慕的原是洋人横行世界的‘铁甲’。对陆军他们倒还有若干自信，不急于改革。第二便是，骄傲而又有实战经验的湘淮两军的将领，既藐视，又嫉妒新陆军的建设。这一强大的内在阻力，纵是李鸿章也不易克服，所以陆军的转型运动，就略晚于海军了。
　　因此当段祺瑞一伙，从德国学成归国时，一时却苦于有志难伸。因为大清帝国虽有此现代化的陆军人才，而无此现代化的陆军军制。有新式训练的回国留学生，就只好在旧制军队的‘随营学堂’里，去做做学非所用的低级教官了。这一尴尬，不但是段祺瑞的遭遇，连晚一辈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都还有说不尽的类似经验呢。（见拙作‘李宗仁回忆录’，第二、三编）这也就是笔者近数十年来，曲不离口底‘转型论’的重点所在了。从旧制转新制，其过程是长期的，也是十分艰难困苦的。孙中山所谓‘破坏难于建设’是也。不破不立，可是‘破’往往就更难于‘立’了。
　　从新建陆军师长到六镇副帅
　　想不到清末陆军转型的难题，最后却被日本人，给一下解决了。中国旧式陆军在甲午一役，被日本人摧枯拉朽的击败之后，中国军制的转型问题，就再也没有反对了。因此，‘新建陆军’也就随之呱呱坠地。
　　在导论篇中，我们已详细交代过，甲午败后，清廷在德籍洋员汉纳根策划之下，乃决定练‘新军’十万人来重建国防。当袁世凯受命至小站（一八九五）出任此艰钜时，他就要寻觅现有的陆军专才，来帮助建设新军。这样，那批从德国归来的陆军留学生，就被袁世凯一网全收，进入小站，作其基本的干部了。其中佼佼不群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渐渐地也就变成袁世凯‘新建陆军’的三大支柱，所谓‘北洋三杰’的龙、虎、狗了。
　　迨庚子拳乱之后，袁世凯当上了北洋大臣，做了宰相，他乃把他原有的新建陆军扩大为北洋六镇（六师），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不用说段祺瑞、冯国璋等都分别晋升为六镇的统制（师长）。袁世凯因预防他这些部将逐渐形成他们自己的系统，他乃不时将各镇统制互调，庶几‘将不专兵’（这是中国防制藩镇的老办法，其后蒋介石、毛泽东，都曾一致奉行无讹，到时再细说）。如此则各将领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的班底了。谁知这只是袁氏一厢情愿的想法。对段祺瑞的个人需要，却是个歪打正着呢。
　　段祺瑞原来只是第三镇的统制嘛。只因袁对他不放心，迨他把第三镇弄得驾轻就熟之时，袁乃改调他出长第四镇，接着又改调第六镇。结果呢，袁的六镇之中就有一半是经过他直接掌握的部下了。从此段就变成袁世凯一人之下的中国现代化底国防军的第二号司令官，和实际上的副统帅了。因此，在光绪和西后同时病死之后（一九○八），摄政王载沣，公报私仇，把袁氏‘开缺回籍’的三年之中，当时能以个人在职的威信，来继续掌握北洋六镇，而暗中却听命于袁的，几乎就只有段某一人了。
　　袁氏当国时的段祺瑞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和‘二次革命’（一九一三），更使段的声势，再上层楼。第一，他是袁氏的一张王牌，也是能随时替袁世凯背黑锅的一张黑脸。辛亥武昌之役，段以封疆大吏湖广总督的身分，坐镇汉口，替袁氏养寇自重。这个举足轻重的位置，对段也是个政治资本的累积。其后南北和议粗成，在袁氏示意之下，由段领衔的一纸对清帝劝退的通电，竟使段氏摇身一变，成为誉满全国的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实在也是一桩意外的政治收获。
　　‘二次革命’的战役，在革命党史上说，虽是袁世凯的‘反革命’行为，但在当时的舆论中，和后世的史着里，亦未始不可说是中央政府在实行‘削藩’，以完成全国行政权的统一。这一削藩工作，三千年中华通史中，历朝皆有，其后国共两政权，也从无例外。当时连蔡锷将军在内的诸多革命元勋，对革命党人之武装割据，亦不以为然。但是不论正反两面的评价如何，段祺瑞的军权日盛，却成为二次革命的动乱中少有的受益人。
　　其后由于段冯二将在民初政坛上，日益坐大，袁世凯所一手缔造的北洋系军事将领，难免对冯段二人各有依违。因此纵在袁世凯的有生之年，他段冯二将已逐渐形成了派系。为对两位肱股有所约束，袁世凯曾有意扶植当时声望甚隆的蔡锷为第三势力，来加以牵制。无奈这时段冯两派已树大根深，蔡锷一时无法插足来另起炉灶。再者袁的整军计划，却也被他自己的帝制运动彻底的破坏了。一但帝制祸起，蔡锷潜逃返滇，组织护国军讨袁，冯段二人将再窝里一反，洪宪皇帝，未及‘登基’，就已被宣布死刑了。
　　四个坚持，两个凡是，皆为必需
　　我们在‘袁氏当国’的专篇里，曾提到袁世凯搞帝制时，段祺瑞竟以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身分自许，而加以消极抵制。迨袁氏自知大势已去，取销帝制时，他也认为只有段祺瑞才能收拾残局，段祺瑞乃在袁世凯死前数周，奉命出任国务卿，旋复名为国务总理，就是全中华民国的副统帅了。详见袁氏当国前篇，此处就不再细述了。
　　本来在袁氏晚年倒行逆施之时，段某对袁的忠荩之忱，可说是已洗刷迨尽。但是袁氏一旦死亡（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六月六日），段祺瑞立刻又变成‘先大总统袁公’第一号的忠臣孝子了。他对袁氏的饰终之典，不用说是侪于帝王，他对袁氏生前的政法遗规，显然也是个大大的‘凡是派’。这可能，第一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使然，人死病断根，眷恋数十年从属旧谊，亡者为大，过去的宿怨，自然一笔勾销。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二，政治上的必需。试看民国通史里，袁大总统之‘优待先朝’；蒋委员长之崇奉中山；华国锋之搞‘凡是’，邓小平之要‘坚持’，江泽民之‘继承’一二两代。都是政治上之必需，理至明也。搞极权政治要数典忘祖，就是政治自杀了。明乎此，我们就对段祺瑞继续崇袁的政治行为，不会大惊小怪了。真是，袁犹可崇，何况毛乎？
　　段氏谢绝黄袍，拥黎继承大位
　　袁死之后，民国政坛以声望与实力排列名次，袁的接班人，理应为段祺瑞。因此在袁断气之后，北洋系的军头与政客，如徐世昌、段芝贵、王揖唐等在京大员，和北洋系的封疆大吏冯国璋、张勋等驻京代表数十人，在中南海国务院，闭户密议，咸以段为当然人选。因此一袭群雄推戴的黄袍，在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的当晚，就要加诸段氏。而为段氏所力拒（不是‘婉拒’）。这故事细节据说是这样的：
　　袁在弥留之时，未有留下任何遗嘱，只对在一旁送终的段徐诸氏，口述了几个字，一曰：“他害了我。‘此’他‘为谁？无人知晓也。袁又提到’约法‘二字。然袁氏生前的’约法‘，原有两部。一部是为他所废弃的，也是南方反袁派所要维护的’民元旧约法‘；另一部则是袁某立法自制，而颇为美国宪法权威古德纳教授所赞许的’新约法‘。袁氏但提’约法‘二字，亦不知何指也。关于接班人的问题，他们只有拆阅袁氏留在’金匮石室‘中的’嘉禾金简‘了。在金简上，他们发现袁某提了三人之名，顺序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段因反对帝制，为袁所憎恨。故袁在生前，殊不愿提段氏之名。第三名据内侍传闻，原为‘太子’袁克定也。但袁在病重时，明知克定为扶不起的阿斗，乃易以段名。因此在袁氏尸骨未寒的数小时之内，段的国务院内冠盖云集。北洋系文武大员数十人（包括公私代言人），坚持要段氏黄袍加身，作继任大总统。段不但拚力拒绝，并于会前密携黎氏之心腹同乡张国淦，亲赴黎府推戴。且亲向黎氏行三鞠躬国礼，以表示其作为下级底忠荩之忱。黎元洪于此也就接受推戴了。段乃嘱张国淦留在黎府，以便联系（黎张的从属的‘心腹’关系，可以作民国时代，包括国共两党政权中，类似关系的典型。民国政要人人皆然。江泽民、曾庆红便是一例）。就一人返回国务院。在国务院中，段就碰到拥戴他的北洋系文武大员一致坚持继任大总统，非段不可。段力辩其非，驯至舌敝唇焦，满头大汗，数小时不得解围，云云。
　　【笔者附注】关于这一段氏拒绝黄袍的故事，笔者所根据的，除多种第一二手史料之外，耳闻之于若干口述史料，盖笔者幼年便曾在‘皖系’的眷村中长大。先高曾祖均系淮军将领。与段佩统领，原属一支。先祖均平公民初曾在北京居住，先叔祖伯平且曾任安福议会的议员。父执辈亦多在北京上学，更与皖系要员，乃至段氏之左右手，王揖唐等有亲戚关系。王揖原名王志洋，进士及第后，西太后恶其名，乃赐名王赓，自号揖唐，终以字行。王原为我乡合肥的穷秀才，升斗不继。因与先祖为童年至交，乃由先祖聘请为我家塾师。先父叔姑姨辈，多是他的学生。其人青年苦学，先祖敬其诗文，曾一反三代之抗议，与王结为儿女亲家。并大力资助其参加乡试与会试。在我家课读六年之久，不意王竟连科及第，并乘机赴日本留学，回国再中留学生特科进士。以双重科甲资格入仕，宦途畅通，在清末民初，迭任中枢要职。迨段祺瑞由国务卿，复建国务院时，揖唐出任内务总长，如在清末便是吏部尚书。国共两党政权中的内政部长。因此在当时权倾一时的皖系之中，王与徐树铮，并为段祺瑞一文一武的两大心腹。对北京当时的政治掌故，正确无误的大道消息（不是‘小道消息’），皖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