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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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
　　作者：＇加＇　泰德·阿兰　　塞德奈·戈登　　巫宁坤　译
　　内容简介：
　　白求恩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加拿大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然而他也是由他的国家和当代世界所形成的。他真正是一个为那种要去体验和丰富全部生活的迫切需要所驱策的新文艺复兴时期式的人物。
　　虽然白求恩起初是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得到国际声誉的，但他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演说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
　　正文
　　序言——宋庆龄
　　和过去的人类世界相比，我们的世界极其复杂。由于交通极其发达，在地球上每一部分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重大事件均有密切的联系。没有孤立的灾难，也没有一种进步不是会促成全面进步的。
　　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人们的思想内容在范围和复杂的程度上现在也具有世界性。一个为自己的人民和国家谋福利的人若单单联系毗邻的国家来考虑本国的形势是不够的。世界大势包围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投身其中并有所贡献才能够左右自己的前途。今天人类最崇高的任务是：认清反动和死亡的势力，并同它进行斗争，加强并实现今天的世界所提供的、以前的世界从未有过的、给所有的人一个美满的生活的种种可能性。
　　任何时代的英雄都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和技能完成了那个时代放在人人面前的重要任务。今天这些任务是世界性的，因此当代英雄——无论是在本国或外国工作——也是世界英雄，非但在历史上是如此，而且现在也是如此。
　　诺尔曼·白求恩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他曾在三个国家里生活、工作和斗争——在加拿大，他的祖国；在西班牙，各国高瞻远瞩的人士曾成群结队地去那儿参加人民反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势力的、第一次伟大的斗争；在中国，他曾在这儿协助我们的游击队，在日本法西斯军人自以为已经被他们征服的地区，夺取并建立了民族自由与民主的新根据地，并且协助我们锻炼出终于解放了全中国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他属于这三个国家的人民。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他属于和对国家对人民的压迫进行斗争的一切人。
　　诺尔曼·白求恩是一位医生，他曾用他所最熟悉的武器在医务方面进行斗争。在他本人的科学范围内，他是一位专家和创导者——他把他的武器保持得锋利如新。而且他，自觉而一贯地，把他的伟大的技能贡献给反抗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先锋。对他来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比任何其他疾病对人类危害更大的疾病，一种摧毁千千万万人的身心的疫病，并且它既否认人的价值，也就是否认了一切为人的健康、活力和生长服务的科学的价值。
　　诺尔曼·白求恩在日军炮火之下传授给中国学生的技术的价值，决定于它们使用的目的。德国和日本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但是因为它们曾为人类进步的敌人所领导，它们的科学与技术只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人民的战士有掌握最高的专门技术的责任，因为只有在他们的手中技术才能够真正为人类服务。
　　白求恩大夫是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场上去的医生，他的输血工作曾为西班牙共和国挽救了数以百计的战士的生命。在中国，他提出并实践了这个口号：“医生们！到伤员那儿去！不要等他们来找你们。”在一个与西班牙完全不同的而且远比西班牙落后的环境里，他组织了一种游击队的医疗机构，挽救了成千成万的我国最优秀最英勇的战士。他的计划和实践不仅建立在医疗的科学和经验的基础上，而且也建立在对军事和政治的研究以及人民战争中战场上的经验之上。在西班牙和中国的白求恩是医学战场上的一员先锋。
　　他充分了解了这种斗争的形势、战略、战术和地势，同时他也知道，对于那些为了自己的家庭和前途而与其他自由的人们并肩作战的自由的医务工作者，人们可以抱着什么希望。他训练出来的医生、护士、护理员在他的教导之下，不仅将自己看作技术助理人员，而且看作前线战士，和战斗部队担负着同样重大的任务。
　　这些工作白求恩是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一个医生对自己的任务如果没有多方面的认识是决不可能克服这些困难的。他在中国最落后的地区的山村里完成了这些工作，事前对中国语言及中国人民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在他自己为肺病侵蚀的身体里，除了他的炽热的信心和钢铁的意志以外别无其他力量。
　　是什么杀害了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大夫是在反抗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当中牺牲的，他为那个斗争献出了他的热情，技能和力量。他工作的地区当时不仅被日寇封锁，而且同时被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封锁，那个政府始终宁可与敌人妥协，放弃胜利，而不愿进行人民的战争。白求恩为之斗争的那些人不仅被认为不配使用武器弹药，甚至不配使用医药器材来救治伤员。他们因为得不到现代的抗毒药品而死于传染病。
　　白求恩死于败血病，这是动手术未戴橡皮手套而又无磺胺制剂可用以医疗的结果。
　　白求恩大夫创立的国际和平医院，现在在中国终于获得了自由的新情况下进行工作的。但是白求恩死后，曾和他在西班牙共同工作的吉西大夫奉派继任，却被蒋介石的封锁阻止而未能到任。印度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终于担任了白求恩大夫设立的一个医院的院长，英勇地继续了他的工作，后来也死在岗位上——也是因为缺乏可用来为他医治的药品。白求恩大夫和柯棣华大夫是许多牺牲者中的两位，这些牺牲者，如果当时没有封锁，可能现在仍旧活着为全世界自由人民的事业进行斗争。
　　我很荣幸来介绍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生平，让为数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这位当代英雄——他如此崇高地象征着所有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共同利害。他的生、死和他所遗留的事业与我个人关系特别密切，这不仅由于他对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贡献，而且由于我个人在由我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内的工作。保卫中国同盟正在为继续白求恩的事业的白求恩和平医院及白求恩医学院获得援助而工作。
　　新中国永远不会忘记白求恩大夫。他是那些帮助我们获得自由的人中的一位。他的事业和他的英名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致中国读者
　　我觉得这个中译本新版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恰当的时刻出版的。白求恩本人以及这本书都继续为人们所怀念，我感到不胜欣喜。我几乎可以听到白求恩在说：我们肯定地必须学习掌握技术，否则我们就要倒退，但是同时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发扬我们的自我牺牲，献身他人，以及热爱同志的精神。
　　诺尔曼·白求恩自己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如果他今天还健在，他一定会为中国目前掌握各种技术的努力，为中国目前的目标和抱负，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他也会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作为一个新社会的创始者的其他伟大抱负。
　　对于白求恩来说，中国人民是亲如骨肉的。他真诚而深挚地热爱中国人民。中国人民鼓舞他作出了伟大的事业。愿他的献身精神和自我牺牲的榜样继续鼓舞伟大的中国人民。
　　1979年4月17日于美国
　　修订版前言
　　《手术刀就是武器》，自从在加拿大和美国问世以来的二十年中，已经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它已经用二十种文字出版，从希伯来文到中文都有。我们再也不能说各大洲已经有多少万人读过这本书了。
　　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他的生平和他的事业，已经为北美的学生、英国的工人、德国的医生、意大利的知识分子，为印度的一无所有的劳苦大众，为非洲的自由战士，为中国的亿万人民，当作他们自己的遗产的一部分所接受。
　　白求恩一生的故事在全世界产生了如此惊人的影响，这是什么缘故？答案最好到本书中去寻找。不过在这里，不妨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白求恩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加拿大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然而他也是由他的国家和当代世界所形成的。他真正是一个为那种要去体验和丰富全部生活的迫切需要所驱策的新文艺复兴时期式的人物。对于他来说，陈旧的框框是愚蠢的；爱是一种强烈的渴求和对人生的肯定；内科和外科是他的艺术，是他的工作，是他的承诺；我们这个世界上日益增长的残暴是一种个人的创伤。最后，他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一战士一游击队员而视死如归，这是对那些挨饿的人们，那些被践踏的人们，以及一切争取自由的战场上那些勇敢的人们的呼唤所作出的自然的响应。
　　白求恩是一个对自己的弱点获得了痛苦的认识的人。但是他并没有向它们屈服，而是战胜了它们，从而表现出他的伟大。他背弃了寻欢作乐、酒色征逐的生活，而成为前线的医生、穿草鞋的游击队员、革命者——对于他来说，生活意味着和人民之间的同志情谊、每天几把大米以及在那些流血的和现在已著名的战役当中所施行的外科手术。他在他那巨大的改造世界的梦想中找到了他最后的、不可摧毁的力量。最后，他个人的生命与世界人民的命运融合在一起了。今天，哪里人民的事业取得了胜利，他在那里就受到尊崇；哪里人民的事业还有待于取得胜利，他在那里就是一面旗帜，一声战斗的号令。
　　关于本书还有几句话。
　　这个为美国发行的新版本使作者面临增订和修改的问题。遗憾的是，事实证明不可能深入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发现，初版以来的二十年不仅在世界上产生了许多改组，而且在两个作者之间在若干问题上也造成了意见分歧。我们发现，如果要在修订工作的许多方面取得一致，就会需要比世界的步伐所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时间。我们认为，把白求恩的故事介绍给更广大的新读者，其重要性超过等到我们在每一个细节上取得一致，并且把每一个评价都根据事后聪明的认识加以修正。读者将作出自己的判断，何况白求恩本人的生平和思想才是他最雄辩的证书。
　　我们当然包括了许多根据新资料所作的明显的订正。这部白求恩的故事，正如白求恩本人一样，已经为过去二十年的历史所肯定，这一事实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
　　作者
　　1973年
　　第一版前言
　　这本传记所根据的材料是在历时十一年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搜集的，这项研究工作遍历了白求恩大夫的一生：从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经过加拿大大多数的城市，美国的主要城市，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瑞士、苏联，最后到中国。我们两人都得去了解白求恩的加拿大背景，西班牙战争（1936—1939）的起因，现代中国的演变发展，许多错综复杂的世界大事——它们曾有助于决定白求恩一生的进程，他也曾以他个人特有的方式对它们起了反应。虽然白求恩起初是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得到国际声誉的，但他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演说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他曾生活在许多境界里，有过许多种经历，与许多人发生过密切的关系，而且成为当代一些决定性事件的先驱。
　　我们两个人中间，泰德·阿兰与白求恩相知甚深，并且曾和他一起体验过西班牙战争的痛苦。塞德奈·戈登仅曾在蒙特利尔与他有泛泛之交，但直到他逝世为止始终密切注意着他的事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很幸运能够兼有一个好友的主观的深刻认识，和一个旁观者的公平的客观精神。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说，我们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了解了白求恩。
　　他留下了很多生动的回忆录、日记、书信以及其他著作，因此对本书的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大大简化了我们的工作。一般来说，我们避免用注解，因为我们在为书中的叙述、谈话和事件查明出处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脚注多得几乎可以构成另外一本书了！因此，凡是没有注明出处的地方，我们希望读者了解：书中所有的谈话有的是由我们两人中的一个亲耳听见的，有的是从他的书信中摘录的，有的是由他的密友回忆起来的。
　　在书中，我们往往提到白求恩的思想：他的内心的感情。在每一处，我们或是根据他自己的话改写，或是从他的书信和日记里引用原文，或是引用他对本书作者或某一个友人所说的话。在书后的谢词里，我们列举了帮助我们写成这本书的许多人。但是在这儿，我们觉得必须提出几个人的名字来，可是并没有任何分别轩轾的意思。这中间包括他的先母，伊丽莎白·安·白求恩夫人，他的已故的弟弟，马尔科姆·白求恩，以及他的姐姐珍妮特·斯特尔斯夫人，他们三位供给了我们一切必需的早期家庭资料。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白求恩的离婚妻子，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不可能用其他方法得来的。
　　白求恩在中国的生活的材料在许多方面都是最详细和有充分文件根据的，关于这个事实我们得感谢四个人。董越千，白求恩的“化身”、翻译兼朋友——他在白求恩在中国期间的极大部分时间里和白求恩在一起——供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私人札记。宋庆龄——她为本书写了序文——帮助我们获得了白求恩在中国期间的全部书信文稿和日记。伊斯雷尔·艾泼斯坦——他所写的关于现代中国的背景的书也许是英文中最好的一本——不惮烦劳地搜集了白求恩的书信文稿，值得我们特别感谢。若是没有他在中国所做的工作以及宋庆龄所供给的其他书信文稿，就会很难叙述白求恩一生的最后的、高潮的两年。
　　此外，中国作家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周而复的第一手的叙述对于白求恩本人的日记是重要的旁证材料，尤其是关于那些还没有用任何文字在其他任何地方叙述过的事件。周而复的著作，以及其他未出版的中文材料，都是由陈为熙给我们翻译的。
　　另外，本书得到了白求恩的医界同事的热忱协助，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各自工作的范围内都是世界知名的了。我们所指的特别是在下列各机构任职的他的同事：美国结核病学会、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会、多伦多大学、麦吉尔大学、特鲁多疗养院（纽约州萨兰纳克湖）、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蒙特利尔）、圣心医院、加拿大卫生及养老金部，以及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本书经过七位医生校阅，但如有任何医学上的错误完全由我们负责。
　　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远离他的故乡的许多国土上是一个英雄。五亿中国人民、亚洲其他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抵抗法西斯主义对民主西班牙的第一次攻击的老战士、南北美洲和欧洲的医生、那些已经知道他的业绩的人们，都歌颂他的名字。他的一生跨越全世界。他把他的才能慷慨地献给了所有的人。他是为国际主义的事业而牺牲的。作为加拿大同胞，我们因为能向全世界报道他的故事而感到骄傲。
　　作者
　　1952年于多伦多
　　一
　　中国北部，河北……
　　他们沿着蜿蜒的羊肠小道把他从山里送了出来。在那些小道上敌人是不敢插脚的，马儿也不能骑，只能让人牵着走。
　　他们把他抬在一副载伤员的担架上。起先他曾生气地摇摇头，让担架员走开，跨上了他的栗红色的马，耷拉着左臂坐在鞍子上。但是他们从摩天岭走了没有多少里路，他就昏迷过去了。等到他醒了过来，发觉自己给抬在一副担架上，随担架员的动作有节奏地移动着，他只转转眼睛望着他们，没有表示反对。
　　村里的人慢慢聚集在担架周围。是的，是白求恩，外国人，白求恩。两星期以前，他刚刚像一阵旋风似的经过村子，昂着雪白的头，领着队伍向山中疾驰而去。两星期以前，他刚刚出发到前方去，而现在他躺在他们面前，头向后仰，眼睛闭着，胡子朝天。他们一言不发地看着，摸不着头脑。是的，是白求恩，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他竟会像死人一样躺在这儿？在所有解放了的地区，他曾经创造过许多奇迹。他的面貌照亮了山西的村庄。他穿越过中原，穿越过河北和陕西。甚至在沦陷区他还捉弄过侵略者。他的名字好像刺向敌人的一把剑。这可能吗？
　　“他现在怎么样？”董翻译没抬头，问了这个问题。
　　方用手蒙着脸。“起先我因为能来护理我们的导师，心里非常高兴。现在我心里难过极了。他的病很重，可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他抬起头来，“我们怎样去向聂司令员和毛主席报告呢？”
　　“他管我叫做他的‘化身’，”董说，“现在我仿佛也在死去。我们一定得回到他那儿去。我们决不能让他死。”
　　董在院子里找到一条粗板凳，放在白求恩的屋子窗户底下，继续守护。方走过来在董旁边坐下问道：“他叫过人吗？”
　　“没有，”董说，“他安静地躺着哩。起来过一次，到桌子前面坐着写东西……”
　　“真奇怪，他还有气力爬起来，到桌子前面坐着。”方坐在那儿思索起来，望着殷红的炕火照耀着的屋子。“他现在会写什么呢？我纳闷他心里想些什么？”
　　二
　　美国，底特律——1926年……
　　他三十六岁，而从他的症状看来，他已离死不远了。
　　他躺在床上，细想一生是怎么开始的，而现在就要结束了。
　　他想历史上连他的名字都不会提起。他不知道，就在1926年，历史已经在部署伟大的国家和无名的人们从事战争、暴动、屠杀和英雄行为。他也不知道他还要再尝一次死亡的苦味；不知道有一天四分之一的人类会用“白求恩”这个名字来歌颂他；更不知道在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山野里，一个姓董的人会守护着他，会想起这一次，他的第一次“死”。
　　有那么一天他自己会写下：“并没有多少人有机会面对死亡，并在面对死亡中认识自己一生的真相——然后又活下去。”但是现在他只知道自己快死了，而他一生的岁月都付诸东流了。他对自己说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但是他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他记起了许多面貌、城市、伤心的事，虚荣的事。他记起了家、大战、放浪形骸的生活、荒唐的游荡和过度的兴奋、工作、手摸着黏泥和人体时的快感、霉烂了的爱情、强烈的渴望、癫狂、绝望。在那叫做“生活”的旷野里，他是在什么地方迷了路？又是为什么迷了路？
　　三
　　牧师住宅，木板盖的教堂、他喜欢在里面游泳的那些湖泊、他追赶过蝴蝶的那些小山——这些都是他的出生地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和他的童年的一部分。
　　他记得关于他祖父的许多故事——他的激烈的见解、非正统的言行和对科学的爱好——以及这些事曾如何成为他童年向往的目标。他尤其记得他那热爱语言文字的父亲，还有那又温柔又刚强的母亲，她一直私下相信她的儿子是注定了要做一番事业的。
　　他的父亲马尔科姆·尼科尔森·白求恩，在二十一岁的时候，抛弃了行医、传道和教书的家庭传统，去从事比较庸俗的商业。1880年他和哥哥安格斯一道乘船去夏威夷，准备买一片橘树林来发财。但是在檀香山他认识了伊丽莎白·安·古德温，一个长老会的传教士。他们的相识整个儿改变了他的一生。她不久就去加拿大跟他结了婚。
　　1888年，他们的婚姻生活里有了双重喜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珍妮特出世，同时马尔科姆进了诺克斯神学院准备做牧师。他被任命为牧师以后，便把他的小家庭搬到安大略省北部的小镇格雷文赫斯特，在那儿初次执行牧师的职务。就是在这儿，在1890年3月狂风暴雨的一天，在长老会的牧师住宅里，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出世了——他们的第一个男孩子。
　　诺尔曼两岁的时候，马尔科姆·白求恩牧师调到比弗顿，然后到多伦多，在以后若干年中，还到过艾尔默、盲河、苏·圣玛丽、欧文桑德，最后又回到多伦多。可是有许多年诺尔曼都在格雷文赫斯特过夏天。这儿，在马斯科卡湖里，他养成了对游泳的爱好。也是在这儿，他开始显露出对森林和夏日天空的爱好。
　　白求恩家无论搬到哪儿，家庭生活总很活跃、丰富而且温暖。有好多年全家爱玩一种识字游戏。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哪个孩子能正确地念出一个生词并且说出生词的意思，就得五分钱作为奖励。通常总是诺尔曼得奖，可是他总把得到的钱跟姐姐和弟弟平分。另一种游戏是诺尔曼一个人玩的：搬动家具。他喜欢按照自己对形状和色彩的想法重新布置每个房间。家里人认为他担任室内装饰师未免太早了一点，但是仍然耐心地任从他这种嗜好。
　　从最早的时候起，他的冒险精神和做外科医生的志向就被认为当然的事。刚八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一种肮脏但科学上是必要的工作——解剖苍蝇和鸡骨头。后来他在解剖方面的调查研究逼得他的母亲也做了一番调查工作。有一天下午，满屋子突然都是刺鼻的气味。她一直找到阁楼上，发觉诺尔曼正在那儿很细心地从他刚煮过的一条牛腿上把肉切掉。“你在干什么？”她吃惊地问他。他简略地回答：“我在把肉弄下来，好察看骨头。这些骨头可以做成很好的标本。”她急忙走开，让他继续搞科学研究。那天，他后来把牛骨头放在后院的篱笆旁边晾干。也是在八岁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宣布大家不许再叫他亨利了，而要叫他诺尔曼，并且把和他同名的祖父的外科医生铜名牌挂在自己卧室的门上。
　　他在许多城市的不同学校里受了早期教育，但最后在多伦多的杰斯·凯察姆公立学校和欧文桑德城的高级中学毕业。他快要进大学的时候，白求恩夫妇搬回到多伦多，以便让诺尔曼，以及不久以后让马尔科姆，能够进多伦多大学。
　　虽然他们生活过得还算宽裕，可是一个长老会牧师的薪水决不够供给两个儿子上大学。诺尔曼在多年前靠送报挣过零用钱，现在又去工作挣钱来缴学费。他在大学食堂里当侍者，挣的钱付了一年级的费用。以后又在五大湖的一艘轮船上当了一夏天火夫。
　　接着又在温索尔干了一阵新闻记者，其间他发现把字串成文章不但容易而且挺有意思。有一年他没有上学，在安大略省埃奇利城教书，挣够了下学期用的钱。他教有些年纪比他还大的学生读、写、算，这样净赚到三百元钱。另外他还教过一个圣经班，并且在安大略省北部的森林里当过伐木工人。在那儿做工使他的骨架长宽，肌肉长结实了。他讲起当过伐木工人总很自豪，并且多年来珍藏着那时候的一张相片，那是他和四个“真正的”伐木工人的合影，他们都比他高大得多，都有六英尺来高，并且肌肉都很发达。
　　他现在二十四岁了。他的小鼻子、宽下巴和金黄色头发像母亲，宽脑门和蓝绿色的眼睛像父亲。“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他喜欢这么说，“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不知在什么时候，他养成了对绘画和雕刻的爱好。他的手长得又长又坚实，使他得意非凡。
　　他也养成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他用手指捏塑的黏泥，涂在画布上的颜料、任何使他看了喜欢的东西、通过教科书和讲堂在他面前展开的愈来愈广阔的天地——这一切都是美好的，青春是美好的，生活是美好的。
　　就在这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粉碎了他的种种梦想和计划，正如对于所有憧憬未来的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一样。
　　他还有一年就可以得医学博士，但是加拿大宣战的那天他随即参加了军队，在多伦多是第十个入伍的人。他出发到法国去，在加拿大第一师的战地救护队当担架员。
　　可是不久以后，法国就不再是“美国的法兰西”，而是一所大停尸房了。他给一个国内朋友的信里写着：“这场屠杀已经开始使我感到震骇了。我已经开始怀疑这是不是值得。在医疗队里，我看不到战争的光荣，只看到战争的破坏。”后来在伊普雷，当加军大批地在敌人炮火下死伤的时候，他给一颗榴霰弹打倒了，左大腿炸得露出了骨头。这回该轮到他从战场上给抬走了。由于失血而十分虚弱，头脑里留下了伤员的呻吟和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使他往后在睡梦中也忘记不了。
　　他在法国和英国的医院里住了六个月，然后作为伤员遣送回国。对他来说，战争已经算完了。
　　两三个星期以后，他回到大学里准备取得学位。毕业的时候，多伦多的一家陆军医院给了他一个实习医生的位置，但是他拒绝了。他从战场回来的时候，怀疑在屠杀和破坏的后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不过他也只是怀疑而已。他找不到答案，甚至也提不出明确的疑问。他只知道别人还在那儿；且不管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总不情愿坐在边上旁观，而觉得有一种和他们在一起的需要。
　　他加入了英国海军，在“飞马号”军舰上当上尉军医，一直到1918年。停战以前六个月，经他自己请求，被调到驻在法国的加拿大航空队里当军医。
　　德国投降的时候他正在法国。庆祝胜利以后，他和朋友们坐在一家巴黎小酒馆里，大家都纳闷，不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事了。他二十八岁，两鬓未老先衰地露出了白发；大好青春已经付诸流水了。大战在白求恩的学生时代后面加了一个句点。现在又在白求恩的成人时代前面画下了一个问号。他突然感觉到衰老，不知所措——模模糊糊地开始向往新鲜的事物。
　　年轻的时候他只认识加拿大；成年以后他只认识欧洲。他发觉自己成了一个没有归宿的人，彷徨歧途，走投无路，只是丧失的时间需要去追补。他感到幻灭，那就是西方小说家在以后二三十年中要在西方世界传布的幻灭……他留起了胡子，在英国退了伍。
　　四
　　后来，他回想起战后的伦敦岁月，总说自己是“海外戆人”。
　　他到达伦敦的时候身边只有空军的军饷；可是不久他就很阔绰地过起日子来了。“我没钱，”他这样解释，“但是喜欢艺术。我不久就发觉一件很妙的事：许多很有钱的人对艺术却一窍不通。我就利用起我的鉴定的本领来了。”
　　他到法国和西班牙去，利用鉴定的本领，在艺术家的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