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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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惚惴拱伞！�
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不要以为这是优待价，总理从来不允许优惠，严格要求按市价收付款。那个年代的钱同现在不同，5分钱就能买回一脸盆西红柿，1角钱就能在食堂吃到肉炒白菜。
可是，张水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
“哎呀，”张永池叫一声，“糟糕，忘给了！”
“快给我把钱送去！”总理生气了，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然怎么行？”
类似的批评，我们都碰到过。刚进城时，我记帐交钱还不够认真，挨了几次批，认真了。我们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们议起这方面的事，人人都能说出几件例子。我们共同回忆后，确实敢向全国人民保证：总理一生奉献，即便日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便宜。那个年代，干部基本都清廉，但未必都心细；总理既廉洁又心细，公私分明，一丝不苟。1961年，中央办公厅曾组织专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调查中央首长身边的人下来时有没有拿过吃过公家的东西而未付钱。调查后，毛泽东很生气，命令从他稿费中拿出2万元退赔他身边l组吃用的帐。周恩来身边的3组最清廉，没有此类问题。
这是总理以身作则又严格要求，既清廉又细心的结果。
总理吃饭，二忌铺张浪费。
记得有次我们随总理去广州，他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只睡了4个小时就起床了。工作与睡眠的时间比是10：1。负责接待的同志怕总理身体吃不消，想叫他吃多吃好，早餐时多加了几碟地方小菜。总理刚来到餐桌旁就不高兴了，把我们叫去，厉声批评道：“我在北京早餐的习惯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搞这么复杂？撤回去！”
我们知道总理的脾气，在此类问题上历来说一不二。忙去找服务员。服务员不肯撤：“这算不得复杂，广州人吃早茶就是这样。再说，首长叫端上来的，已经端了还能再撤下去？”
我们把服务员的话向总理汇报，然后提议：“这次已经端上来了，先吃吧，下次不搞复杂就行了。”
总理要走：“那好，摆在那里吧，我可以不吃早饭。”
这下子大家都慌了，服务员赶紧往下撤菜。军区领导听负责接待的人汇报后，很难过。他们都知道总理的作风，难过的是怕总理的营养跟不上，这样几十小时连轴转地工作，累垮了身体。想了半天办法，后来决定挑几样小菜，每样取一点，合在一个碟子里端上去。一碟菜很容易吃完，说不上铺张，也不会浪费，总理没再说什么。
总理曾多次向我们随行人交待：“一切按标准吃，按标准付钱。”他定有具体要求：“不准吃山珍海味，不许摆水果摆糖，发现摆了要撤回去。”他还说：“搞复杂了就是铺张，铺张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
记得有次去长春，我们照例把总理的一贯作风及要求讲给了管理员。管理员以为是说说而已，仍然超标准地上了菜。这下子惹总理生了气，邓大姐找来管理员，在他面前亲笔写了各项要求，并一一作了解释交待。
当时，管理员和厨师都很激动。厨师跟我们说：“我干了这么久厨师，大官见多了，没少为他们掌勺。有些人也说这不准吃，那不准上，也只是说说而已。还没有见过像总理这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丝折扣都不许打的首长。我算真服了。”
总理的不许铺张浪费，吃饭时处处可以使人感受到。比如吃米饭，他一粒米也不肯浪费。在那时的条件下，这种不浪费一粒米的精神尤其重要。偶尔洒到桌上一粒米，他必要捡起来放嘴里。他拾桌上的米粒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可以用手拾起米粒放嘴里。总理不用手，坚持用筷子。哪怕洒桌上的米粒较多，他也是用筷子一粒粒夹起来，一粒粒放入嘴里。我常见这种情况，印象特别深，有时总理连夹几次才能拾起一粒米，放回嘴里去。当他发现我在旁边看着出神时，便微微笑了笑，点着头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哟！”
总理吃饭还有个习惯，就是盘子里剩的菜汤要用开水冲一冲喝掉。即便餐桌上摆了汤盆，他也要把盘子里的菜汁冲冲喝掉。在他影响下，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都养成了这种习惯。家里吃饭，剩下菜汁总要在饭后用开水一冲，当汤喝掉。这种汤往往比做的汤还好喝。
现在，我们的这个习惯又影响到孩子们也养成了这种开水冲汤喝的习惯。
总理吃饭，三忌特殊化。
总理爱吃南方各种绿叶蔬菜，越绿得浓越吃着香。记得中央开杭州会议时，当地交际处的同志发现总理爱吃绿菜，就在我们临离开的前一天，提来一筐菜请我们给总理带上。
“不行不行，”我们在场的人几乎同时摇头摆手，“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这种事讨不来好。”
“我们也知道总理严，公私分明。”交际处的同志拿出了发票，
“你们给钱不就行了？按市价。”
“那也不行。”我们还是不收，“搞特殊总理也不答应。”
第二天上飞机，成元功发现飞机上放了两筐菜，立刻急了，赶紧找送行的交际处同志：“飞机上那两筐菜是怎么回事？”
“不是专给总理的，是托你们带到北京给中央几位领导的，有发票，让首长们都付钱好了。”交际处的同志早想好了对策。给总理一个人是特殊，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一份就不显特殊了。
我们也这么想，何况菜拉来再拉回去也不合适，就带到北京，把两筐菜交给了供应处。供应处将菜卖给每位首长一份，按杭州的市价收钱。我们交供应处的菜，我们又拿了钱去供应处买回一份，这实在是清明廉洁之举了，理直气壮交炊事员给总理做了吃。
谁想到呢，总理进餐厅，一眼看见菜，脸色立刻变了，大声喊：“把成元功给我叫来！”
成元功慌慌赶来，刚进门就听到严厉的一声责问：“这菜是哪儿来的？是不是杭州给带来的？”
成元功把经过如实汇报一遍。
“我和你们讲了多少次，不许往回带东西，为什么不听？”总理声色俱厉。
“这不是专给我们一家，是带给中央首长的，每家买了一份，我们又没搞特殊……”
“北京的老百姓能吃到这样的菜吗？”
“……吃不到。”
“你还敢说没搞特殊吗？”
“我……没想全面。”
“我能吃到，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说？想事办事眼光首先要看到群众，要和我本人联系起来，和我的职务联系起来，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飞机是接送我办公事的，不是拉菜的。我们自己制定出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面遵守，别人遵守，那不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
总理气得饭也没吃，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教训。
事后，总理情绪平静下来，又召集我们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要求得过分，我处的位置不同。这类事情最搞不得下不为例，让一步就会开了口子，开了口再堵就不那么简单，你花千倍百倍的力气也不一定堵得住。一筐菜事情小，从一筐菜开了口事情就说不清有多大。我在这个位置上决不许开这个口！”
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人们都到处找吃的，相当一级高干也不能不把吃饱饭当作一件事来对待，都吃不饱肚子。群众在互助互济，亲友在互帮互救，许多高级干部也开始互相关心爱护。非常时期么，有些重灾区很有些“活过来就是胜利”的悲壮气氛，许多过去所信奉的神圣原则现在都似乎可以灵活一些了。
青海省委书记见总理生活太清苦，心里很难过，回去后，派人送来一些黄鱼。这种黄鱼并非我们平常所说的海里那种黄花鱼，是青海湖里产的一种颜色发黄的鱼。这种鱼不太好吃，但在那个困难时期，就格外显得珍贵了。
周恩来马上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把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叫来，严厉下令：一、照价付钱。二、批评青海，并通报全国各省。今后一律不准送！
实在说，总理也灵活掌握。鱼如果退回去，势必腐烂，在那样的困难时期，一口粮能救一条命，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黄鱼糟蹋了。但是总理说：“一省送，数省就会效法送；收一份，就会有更多人把东西送来，所以必须有断然的措施。”
这个措施就是严厉批评，立刻通报各省区。
总理外出，无论住交际处、招待所还是宾馆，都要求我们不许在小卖部买东西，他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买。因为那是清廉的时代，也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建国后，我们开始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摸索自己的路子，却始终不能摆脱物质匮乏的阴影笼罩。直到邓小平来设计这份蓝图，才终于摆脱这一阴影，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繁荣之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商品分配是个大难题，配发几十种票证也解决不完这个难题。于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交际处都设立了小卖部，卖紧俏商品，将质高价廉的商品供应首长和外宾。总理对这种小卖部是很有看法的。
记得有次去昆明，总理自己掏钱请我们随行人员吃了顿炒鳝鱼丝，饭后大家说说笑笑在院子里散步。
“小卖部开了。”有人说，“进去看看吧？”
“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那里面有名堂2”总理皱起眉头说：“什么内部价格呀，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
“街上没有。”不知谁小声嘀咕一声。
“有就买，没有就不买，干吗非买不可？”总理指指小卖部，“搞了这种特殊，再讲清廉也是虚假的。人家5元钱买不到的东西，你l元就买走了，你的100元工资就变成500元了么。你再跟群众说你只有100元工资，那算清廉还是算骗人？”
总理的不搞特殊自然使我们受感动，受教育。但对我触动大，感动不已的，还是他搞特殊化的时候。
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场，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
不到夜餐的钟点，在人大会堂就餐都应交钱，并且定有交钱的标准。高级领导人交8角，我们秘书工资低，交2角5分钱。
可是，总理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我们不好办，人大会堂也不好办，因为夜餐有补助，明文规定了的，交钱也不好下帐。
我去向总理汇报解释：“总理，夜餐补助是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点特殊化。”总理点头承认，“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我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
“白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总理挥挥手，“你去吧，就照我说的办。”
“就许你搞特殊，不许我搞特殊……”我小声嘀咕着退出来。有啥办法呢？只好按总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随总理的几十年中，这是总理唯一一次“强词夺理”地闹特殊。
随着年龄的增大，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在水库工地，他和民工一块啃窝头咸菜……
这种故事太多了，公开出来的文章也不少。我这里讲的可能与以上的故事有些不同。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我认为这是睡眠太少，过于劳累造成的，心里很犯急。
记得是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我感觉他有什么事要说，但没最后拿定主意。想到他吃饭的费力，我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觉出那种看不见听不出的异常。
“总理，你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我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赶紧把脸转向一边。
“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这就是总理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啊！
我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
我哭了。一个人悄悄地哭了……
住
1949年毛泽东进京后，为防止敌人飞机袭击，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周恩来有大量具体工作要做，住在城里。就住在中南海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
随着形势渐渐稳定，毛泽东可以下山进城住了。总理亲自为毛泽东选住处。在中南海看了各处的房屋，感觉还是菊香书屋的综合条件好些。于是，周恩来决定自己搬出菊香书屋，请毛泽东来住。自己再去另找住处。
那天我是跟随总理一道去选住处的。总理对中南海的建筑情况已经很了解，知道有个西花厅还空着，抽空儿去看看房子。
西花厅，名字不错，条件却不好。位于中南海西北角，我跟总理刚进前院，就听到一阵隆隆的马达声，脚下便鲜明地感觉出地颤。看房子时，不时听到一惊一乍的汽车喇叭声，听管理人员说，夜静时连车轮驶过的沙沙声都可以清楚地听到。
正说着，玻璃忽然响起来，那是被汽车马达引起共振的原因。
“周副主席，这里不行，太吵了。”我和大家一道发表见解。
“我住下吵，别人住下就不吵了？”周恩来边看房间边说，末了做个手式：“就搬这里了。”
这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筑，两面临街，隔一道墙就是大马路，用总理的话讲，随时可以听到市声，感觉上离人民群众近些。这是西花厅最大的优点。
西花厅分前后院。后院的北屋，有周恩来一间卧室，邓颖超一间卧室，两人合用一个客厅。吃饭时，客厅又作了餐厅。接待内宾在这里，看电视、文化娱乐也在这里。
房间质量比较糟糕，主要是年久失修，房子太旧。地是铺了青砖，年头多，到夏天泛潮泛碱，墙角一圈白碱花印。
那年代没有壁纸，墙壁虽然喷了浆，由于泛潮，不到两年就都变灰暗。房间像一切老式房屋一样，都存在一个采光不好的问题，那种阴湿昏暗的感觉就更浓了。天花板也很陈旧，像上了年纪的老人的皮肤一样缺少光泽。我们多次提议翻修，他总是说：“我们经济还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为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
刚进城那几年，总理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落下个腿疼的毛病。
那是深秋时节，几种不利情况全挤到一起：房子潮湿，地泛潮，又逢秋雨绵绵，总理又是夜间办公的习惯，我记得他批阅文件时，两腿总是没完没了地上下颤动。那也许是下意识动作，不少人坐久了有这种习惯，但总理还常常把左膝藏入右膝窝，这样坐一阵儿，又将右膝藏入左膝窝。我观察一段时间后，判定总理不是“翘二郎腿”，这是用两腿轮替捂暖膝头。
于是，我找来一块小毛毯，轻手轻脚过去，盖在总理的腿和膝部。
周恩来停下手中的笔，望我一眼，没有反对，说了声：“谢谢你了。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休息去吧。”
以后，每年春秋潮冷之季，供应暖汽前后，值班卫士都要在周恩来夜间办公时，替他在腿上盖块毛毯。
朝鲜停战，我忍不住提建议说：“总理，铺块地毯吧，其他首长都铺了地毯……”
“不要，我不需要。”周恩来摆手。
“可是，屋子太潮，你又不让翻修。首长们到你这里来开会。坐久了都容易腿脚受寒受潮，特别是一些老人，会闹腰腿疼。”
周思来似有所动，想了想说：“那好吧，办公室可以铺地毯，来客人共同得益。卧室不许铺，卧室只我一个人住，铺了浪费。”
这样，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有了一块地毯。但是卧室始终没有铺地毯。
周恩来的卧室陈设简陋。他睡一张双人木板床，上面垫一层棉花套，然后是一条普通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棉布被子。他不喜欢花布，喜欢素淡。被面是豆绿色的平纹布，被里是普通白市布。开始他使用的是养麦皮枕头，60年代，我们帮他买了个长方形海棉枕头，替换下养麦皮枕头。对于这一新事物“，所费无儿，他接受了。
木板床的两边很“热闹”。床头两把椅子，脚下两把椅子，“四星望月”一样围拱着大木床。因为卧室里没有衣服架，脚下放两把椅子是睡觉放衣服用，床头两把椅子是上床批阅文件时，放置文件用。
前面讲过，卧室是总理“第四办公室”，他每天要在床上办公3至6小时。躺床上办公，吊灯显然不适合，为了借光，周恩来不得不保持某种躺卧的姿式和角度，这样是很疲劳的。
我们向他建议：“总理，买个台灯或是落地灯吧，这样有利于办公。”
“嗯，是得搞一个，办公需要。”
我具体提议：“打电话叫宾馆送一套来，他们有储备，不用花钱。”
“自己用，搞那么高级干什么？”周恩来把手一摆：“不要麻烦宾馆，这屋里也没人看你的台灯样式。”
“这不是变库存积压为有用么。”
“这件事还是按传统办；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总理比划手势：“一个落地灯，很简单，稍微动动手就行。”
结果，他请中南海里的工人用铁管子自己做了两个落地台灯；卧室床头摆一个，办公室摆一个。是30瓦的日光灯，用洋铁皮打的灯罩。用了几天，洋铁皮反光，晃眼晃得厉害，他让我们在灯罩上刷了层绿漆。从此，这两个落地台灯便再没有动过地方，一直陪伴到他住进305医院，卧床不起。
总理住所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现在的公寓，从床上爬起来就可以进卫生间。西花厅当年不行，从卧室到厕所，须出门走一段路。厕所是总理的“第一办公室”，每天一离开床就进“第一办公室”，在外面走一段路，特别是遇上坏天气，对年龄大的人就实在是不方便了。
前面讲过，我曾利用总理外出视察、开会的机会，组织工人对西花厅进行了一些较大的维修改建。虽然挨了严厉批评，不得不将沙发、灯具、窗帘、家俱等物统统归还公家，不过，厕所总算改建了，一改就不会再恢复原样，解决了总理上厕所不方便的实际困难。
1965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我又动了修修西花厅的念头。
西花厅的前院有个水池子，有条小长廊。周恩来说：“我们号召人民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怎么能为我一个人浪费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从未放过水，成了我们种试验田的地方。
小长廊更是破旧不成样儿。油漆剥脱，木料干裂。我同几位同志商量后，找周恩来汇报说：“总理，西花厅的木建筑必须保护，现在就需要修理一下。从爱护古建筑讲，也是应该修修了。水池子应该放水，改变环境，增加点空气湿度，对木建筑也能起保护作用。”
周恩来听说保护古建筑，痛快地点头答应：“有道理，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费，不准花公家的钱。这里现在是我住么。”
我很高兴总理能同意，马上与有关部门联系。有关部门来看过后，算算帐，说需要2万元。
“什么？2万元！”
我楞住了。总理和邓大姐的全部存款只有2干元，差一位数呢！
“总理，人家说维修一下要2万元呢……”我想提议由公家修，到底没说出口，改为请示：“你看怎么办？”
“咱们还有多少钱？差不多我可以先找陈老总借点。”
“差一位数，咱们只有2千。”
“嗯，差太多了……”周恩来沉吟一下，说：“我看暂时放放，形势再好些时再说。”
但是，第二年就“天下大乱”，并且经济形势再没好过。于是，西花厅也再未维修，周恩来在那里住到病重入医院，院子房屋都不曾修过。
周恩来逝世后，随着经济恢复并迅速发展，赵紫阳多次建议邓大姐修建前厅、水池、走廊。邓大姐不同意。赵紫阳反复劝说，特别提到保护古建筑的意义，邓大姐才点头：“可以保护性地修修，但不能铺张。”
然而，一旦动工便顶不住了。水池用水泥磨地，放水养了鱼。长廊油漆一新，绘画很漂亮；房屋也修建得气派多了。大姐多次反对，没有用。
中南海里，部分同志认为应该修；不仅因为邓大姐应该有个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更主要是经济发展了，已经可以拿出钱来保护好古建筑。
但许多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老人，再进西花厅，看到那高级漂亮的庭院，都有些想不通，接受不了。甚至有人心里很难过。毕竟这是违背总理生前的愿望和一贯作风。将来一旦对外开放，群众看到那么漂亮的庭院会作何感想呢？而实际上，总理何曾住过一天这么豪华的西花厅？
且不论两种意见各有多少道理，毕竟，一个时代过去了，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否定历史，否定过去，否定老一代身上闪烁的理想和风尚的光辉。
周恩来在家住得俭朴，外出也住得俭朴。他不愿住什么高级宾馆，喜欢住普通旅馆，朝人群中“扎堆儿”。
1954年10月，周恩来根据与苏联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去东北哈尔滨接收中长铁路。那天的会议和晚会结束后，已是夜里12点。当地领导给他安排了高级宾馆，他不去。他说：“我不住宾馆，太冷清了，见不到人。我随便找个旅馆住好了。”
周思来乘车开到哈尔滨喇嘛台南边，随便看到一个旅馆便找上门去。旅馆经理不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找到一名服务员，像普通旅客那样，临时找一个空房间便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经理已闻讯赶来，要特意给总理做饭送饭，总理马上拒绝，直奔餐厅，像普通旅客一样买饭，同群众一道边吃边聊家常。了解人民的生活与想法，了解社会动态。
1955年周恩来到西安，被安排在过去高桂滋的公馆里。他喝了一杯茶，不干，要去旅馆住。我劝说：“已经安排了，就住下吧。再说旅馆里也太乱……”
他说：“我不怕乱，就怕寂寞冷清。”
我说：“你住旅馆，我们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
他说：“保卫不是把我和人民群众分隔开，那不是保卫是伤害，伤害党与群众的关系。别忘了我们党是靠了人民群众才有今天。”
结果，他住到西安大厦，和群众一道在食堂买饭吃，并且感慨地跟我说了两句话：“我就喜欢这种生活。进城后总缺少这种生活。”
然而，保卫制度是不允许总理喜欢什么生活，缺少什么生活，就去过什么生活。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他保卫在专门的院子专门的楼房里。
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洪山饭店举行；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中央首长里有许多四川人，所以把四川剧团也调来了。演出结束后，兴致勃勃的毛泽东随口讲出一段话：“这次会议的这种开法很好。过去中央全会都是在北京开，以后要到各省去轮流开，可以就地处理这个省的问题，可以了解当地情况，联系各方面。”
这话一传出，各省争相修建宾馆，准备中央全会来本省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不同级别都有一定标准的住宅住房。毛泽东提倡游泳，中央领导们都喜爱游泳，所以这种供上层专用的宾馆都要修游泳池。河南一马当先修造了水晶宫，多少年空着用不上，偶尔住一个人就要烧起整个建筑的暖气，所以造成巨大浪费，而且是不住人浪费，住了人更浪费。这种各省争相比赛的浪费，连内蒙、青海、甘肃这些边远省份也不例外。许多建筑，直到实行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派上用场，才开始往回收取几十年前的投资……
周思来曾又难过，又气愤；说多了不行，不说也不行地批评了一些省市负责人：“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
对于另一种建设，总理就是积极提倡支持的态度了。
周恩来到过陕西、云南和广东的温泉。每到温泉，总理总要先了解当地居民是否有洗温泉的地方？
在昆明，有关同志汇报时，谈到温泉给干部疗养院占了，老百姓洗不上温泉。总理听后很生气，把省市负责人找来，严厉批评说：“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有利有好处当干部的就占过来，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却没地方洗温泉，你们说你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老百姓会怎么看怎么想？我叫你们说！”
这些干部说不出话，只有赶紧采取措施，解决老百姓洗温泉的问题。
在广州从化温泉，周恩来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谈话，也是先问：“群众有没有洗温泉的地方？”
广东的同志说：“暂时还没有。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主要是经费不足，一时难建起来。”
“给领导干部修，经费就能搞到，一给老百姓修，经费就难筹措，你们说这是为什么？”总理不肯洗了，回到住处派秘书送去200元钱，转告广东省生活管理局的王局长说：“一定要给群众修建洗温泉的地方，这点钱是我和邓大姐一点心意，表示一下我们对筹措经费的态度。”
管理局的同志觉得这笔钱不好收，不好作帐，又派人送还总理，说：“总理的心意我们全明白了，一定努力为老百姓办事，这200元钱还是请总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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