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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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的批斗会，就有人推他捣他，他都忍了。这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县委县人委的科长、局长和部长，这种行为令他十分厌恶，他喊起来：秦书记，你看，你看，这叫什么辩论会，又推又捣的，还叫我说话不！秦高阳说，不要推，不要搡，叫他说。

叫他说他就说：我给秦书记提意见，这是对个人的批评，不是对党的进攻；我对县委的十条建议，哪一条错了？

他就十条建议一条一条进行说明，指出每一条建议的实际根据并且背诵马列、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一讲起理论来，他头头是道，某些马列、毛泽东的原话他是倒背如流。那些科长局长们讲不过他了，便说，你说得对，你写得对，但你心里反党！

后来，看他还是不服，辩论时发言的人就不叫他说了，只是批判者一口一个右派分子地说他，扣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帽子。

他说，随便你们说，嘴是扁的，舌头是圆的，你们随便说吧。

批斗持续了三四个月，他的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已经招架不住了，没有精力反驳和辩论了，每次开会就一言不发。他在心里说，你们说吧，你们想把我说成右派就右派吧。左派、右派就一字之差，你们就是把我说成右派又能怎么样？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毛主席讲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要用意识形态的办法去解决。你们还能违反毛主席的教导吗？

尽管他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可是进入1958年的1月之后，他感觉到形势更加严峻了，批斗会升级了：连着开了两次全县乡以上的干部和文教系统职工参加的批斗会，就是在陆为公题了字的宝水堂。

第二次大型批判会结束后的这天，晚上回到家中，他对妻子说，情况严重了，这几天的大字报都是给我定性的，要求县委把我定为右派。有的大字报说我是反革命分子。看来要处理右派了——这是领导上的意图。没有领导的意图，不会有人写这样的大字报的。我得有思想准备。

祁钥泉有个美好的家庭。他是1955年结婚的，那年他二十二岁。妻子是1954年支援大西北来到金塔县的天津市姑娘，这年二十岁，漂亮，能干，贤惠。妻子是金塔县城关镇政府的秘书。他们的孩子一岁了。由于夫妻上班，没人照顾孩子，他们请了一位老太太做保姆。

妻子问他，怎么做准备？

他回答，看这样子，我真要定为右派了。右派是敌我矛盾，处理会很严重的——可能当不成干部了——我想了，为了你和孩子不受连累，我们离婚吧。

妻子激烈地说他，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了！会怎么处理你！下放当农民？判刑劳改？劳改咱们就一起劳改去！种地咱们就一起种地去！

事情的发展还真被妻子不幸而言中了。就在第二天的上午，他又被叫到了宝水堂。他以为又要开批斗会，不料会议主持人是县委的一位姓赵的副书记，他说，下边由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宣布逮捕令。

赵正方是农民中提拔起来的干部，土改时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当过村长，当过双城乡的公安特派员，在省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回来后升为公安局副局长。公安局没有正局长，他主持工作。此刻他威严地一个一个叫名字。每叫一个名字，就喊一声出来，往前走！那个右派就往前走两步。接着赵正方宣布逮捕令，再喊一声捆起来，就由两个公安中队的战士五花大绑捆起来。后来赵正方喊，右派分子祁钥泉站出来！

从第一个右派被捆起来，祁钥泉就明白了，他也是要被捆起来的，所以他不等赵正方喊往前走，就走到前边去了，而且走到离主席台只有两步的地方。赵正方读完逮捕令喊了一声捆起来，两个公安战士拿麻绳走了过来，伸手要抓祁钥泉的胳膊，但祁钥泉大喊了一声：后站！

那两个战士惊了一下，站住。祁钥泉大声说，赵书记，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今天你们逮捕我，我要问一句，我犯什么法了？

赵书记说，你还没有犯法吗？

共产党叫提意见，我提意见了，提意见犯法吗？那县党委号召我们提意见犯法不犯法？

赵书记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他既无回答这种问题的思想准备，又缺乏灵活应对的智慧。

会场沉寂了约一分钟之久，有几个积极分子喊捆起来，捆起来，太嚣张了！

那两个战士抓住了他的胳膊，五花大绑捆了起来。他没有反抗。他知道，他可以推开这两个战士，但那是无意义的，会有四个八个战士来捆他的。但是，他不断地喊，提意见犯法吗？提意见犯法吗？

赵正方继续宣布逮捕令。这天总共逮捕了二十六个右派。全抓起来之后就把他们押到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从捆起来到走进拘留所的监室，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警察解开绳子，他的胳膊就已经僵硬，骨头、肩胛缝都痛。手和胳膊都肿起来了。但他没有呻吟，没有喊叫。他读过长篇小说《牛虻》，很喜欢主人公亚瑟的坚强。这时他在心里说，我就是亚瑟。

监室里有个犯人很有经验，说尿能消肿，叫他把手杵在尿桶里。他很听话地杵了进去，忍受着令人恶心的骚味。

傍晚，食堂的大师傅送来了饭，喊，吃饭了。他没打饭，他不想吃饭。他在心里说，我抗议。

开过饭之后，来了个铁匠，给他匝上了脚镣。十八斤重的铁匠打造的脚镣。

第二天早晨他仍然没吃饭。他连着三天没吃饭。但是第四天的早晨，他开始吃饭了。他饿极了，身体开始衰弱。他想，三天绝食也没人理会，是不是想着叫我饿死？他想，我不能死，死了就没法讲理了，公安局打个报告说祁钥泉自绝于革命不就交待了吗！

也就是这天上午，吃过了早饭，他被带到了公安局的预审室，一个叫万盛祥的预审股长审讯他，这话你说过没有，那话你说过没有？

审讯进行了八天。第八天黄昏的时候，万盛祥问他：你有啥话要说吗？他回答：

你的审问结束了吗？那我提几个问题。我问你，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代表不代表党中央？

万盛祥说代表党中央。

他又接着问，你说代表党中央，那好，那我问你，人民日报的文章里说得清清楚楚，对于右派不采取极端的政策。你们为什么逮捕我？你们的行为是不是反党？

万盛祥不说话，他又说：

人民日报还说，对一个人定不定右派，要分析三个根源，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我十六岁参加革命，我的家庭是五辈子的贫下中农，这三个根源我占了哪个根源，你们把我定成右派？

万盛祥一个问题也没有回答，只是气哼哼地说，你说吧，你想咋说你就咋说吧。带下去！旁边站着的一个公安战士就把他拉了出去，送回监室。

第二天早晨，监所的房门打开了，进来两个拿手铐的警察，把他的胳膊往后一窝，来了个背铐。也是铁匠打造的土铐子。

祁钥泉一直戴着脚镣的。脚镣虽重但能睡觉，能吃饭。一戴上背铐，啥都干不成了：没法吃饭，没法解手。只能由一起进来的右派帮忙了。他们给他喂饭，喂水；解手时为他解皮带系皮带。最别扭的是睡觉：戴着背铐躺着睡不行侧着睡也不行，只能倚着墙坐着，坐到天亮，再坐到天黑。

四天后，同监号的右派看他精神不好，喊来看守报告；那看守去向领导汇报，才来人把铐子摘了。

金塔县的气温很低，人们冬季穿毡靴。但是在拘留所不能穿毡靴，因为戴着脚镣，阻挡了毡靴。好在看守是个崇拜祁钥泉的人。祁钥泉多次给公安局讲过马列理论。祁钥泉对他说你给我女人说一下，要一双棉鞋。看守不敢到他家去，也不敢去单位见他妻子，怕人家说他划不清阶级界限，同情阶级敌人。看守在街上站着等，等他妻子下班走过来，跟在后边走，说，老祁要一双棉鞋，老祁要一双棉鞋。女人第二天就送来了棉鞋，但他的脚已经冻肿了，穿不进去。女人说明天买一双大点的送来。祁钥泉说女人：再来叫保姆来，你不要来。不要受牵连说你划不清界限。但是过了两天，女人还是亲自送来一双棉鞋。女人说，买不到你要的号码，是请人做的。冻脚的问题解决了。

有一段时间没人管他了。原因是和他一起被逮捕的学生部部长刘金元出事了。刘金元是西北大学的毕业生。他进了拘留所之后一直精神不好，就在祁钥泉带上背铐的那天夜里，用一片刮胡须的刀片抹脖子，被人发现抢下了刀片。这事被监室看守知道了汇报上去，公安局领导便决定先审他。时间不长，县法院就给他判了刑，送去玉门镇的饮马劳改农场改造。

刘金元送走之后，检察院开始审讯祁钥泉……接下来就又是法院审讯。法院的第一次审讯是在审讯庭公开进行的。审讯庭不大，只有几十个人的旁听席。这天早晨八点钟，警察就把他带进了审讯庭。旁听席上坐满了积极分子。审判长还没来。靠墙处生了个铁桶做的炉子，火很旺，他便把被告席上的凳子拿到炉子旁坐下烤火。有个人喊，坐中间！他说冷，没有动弹。后来审判长审判员之类的进来了七个人，坐在审判席上，叫他坐中间，他依然不愿动弹。一个警察拉起他来，把凳子挪到中间，他才坐过去了。

开庭了，审判员问叫什么名字？他回答，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吗？你不认得我吗？他不是有意这样的，他只是脱口而出而已，旁听席上竟然一片笑声。审判长和审判员都笑了，急忙捂住了嘴。后来，审判员拍了一下惊堂木——祁钥泉很久之后都在想公开审讯的场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共产党的法庭哪来的惊堂木——厉声说，严肃些！等笑声结束，审判员接着问什么职业，原籍哪里，接着就提问题，祁钥泉回答问题。七个人轮流问，因为祁钥泉抱的态度是有就有，没有的事坚决不承认。问了一个小时五十分钟，审判长说，这么说你就没罪了？他说我当然没罪！我有什么罪？提意见犯啥罪？毛主席说的话嘛，言者无罪。你不听毛主席的话吗？毛主席错了吗？审判长无言以对，略一愣怔说，休庭。

以后再也没搞过公开审讯，都是秘密审讯，在一间没旁听席的房子里。

四月底的一天下午，警察把他和另外五个右派叫到了公开审讯过他的审讯庭，宣布：现行反革命分子祁钥泉思想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抗拒交待，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这次宣判，没有旁听者。宣判以后带回拘留所，跟过来的法院书记员问，你还上诉不上诉？他大声回答，为什么不上诉？给我纸。

这天晚上，狱友举着煤油灯，他趴在枕头上写了三页的上诉状。他在上诉状上写道：抓我时说我是右派，现在成了反革命，判六年刑。我怎么反对革命了，杀人还是纵火了，还是喊反动口号了！

翌日晨起床开饭，正喝着汤，来了一辆卡车，叫他们六个人上车。他把上诉状交给法院来的干部正要上车，女人抱着孩子来看他了。女人说，领导通知她了，叫她到双城乡的学校当老师去。泪水立刻涌上了祁钥泉的眼睛，说，我连累你了。女人说，把眼泪擦掉，哪有男子汉流眼泪的。说着，女人拿出一沓子钱来：这是家里的全部存款，二百八十元，你拿上。他只拿了八十元，把其余的塞在女人怀里说，你还要抚养孩子！

这天下午，汽车把他们拉到了玉门镇。在一家饭馆一个人吃了一碗炒面条。后来再走，汽车在尘土飞扬的沙窝子里蹦蹦跳跳地行驶了两个钟头，停在一片荒滩上，说是饮马三场。

饮马三场是新建的劳改农场。犯人都住帐篷，一个帐篷二十四个人。帐篷外边拉着铁丝网。铁丝网外是土坯盖成的大队部。三场正在修引水的大干渠，每天由公安部队押着从铁丝网的简易大门出去，走三公里到达工地，挖土方。祁钥泉劳动不惜气力，原因是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从反击右派批斗会开始，多次审讯，他就没服输过，不承认自己反党。判了六年劳改，他认为这是县委错上加错，会很快上诉成功的。劳改队也是欺生的，从他到达饮马三场的第二天开始，有几个劳改犯就想挤他的油：无缘无故地骂他，有时还推一把捣一拳，看他如何反应。对此他坚决反击。

那是一天上午，到了工地挖一段新渠，刚一挖土，下风头干活的一个人就骂他：你驴日下的这么干法吗？他说怎么了？那人说，你故意往我身上扬土！他立即就发火了，你是驴日下的！刮着这么大的风，哪有不沾土的？你看，我的身上比你的土还多！那人说，你骂我！他逼近那人说，骂了，我就骂了！你不先骂我我能骂你吗！嫌土大呀？嫌土大回家睡着去。去呀，睡去呀。那人看着他高大的身躯不言声了。

就是有个问题搞得他很苦恼，到饮马三场后天天夜里做噩梦。第十二天的夜里，他梦见自己还在金塔县的拘留所里，法院叫去宣判，判了个死刑。汽车拉到刑场枪毙，枪一响，一颗子弹打在头上，訇的一声响，头炸开了。他惊醒了，出了一身汗，湿淋淋的，心跳得咚咚的。早晨起床吃饭下工地，他都闷闷不乐，情绪非常低落。中午在工地休息，他躺在土堆后边吸烟，一下子睡着了，烟头掉在棉衣上把前襟胸脯部位烧着了。一个劳改犯看见了，把喝的水泼在他胸前，把他惊醒了。从夜晚到白天总遇不吉利的事，他的情绪更坏了，但是到了傍晚收工的时候，管教干部表扬了他，说他劳动积极，并宣布他当组长，领导这个组的二十三个人。

收工回到帐篷，正要集合吃饭，听见外边有人喊，祁钥泉！祁钥泉在哪里住！他的心猛地一跳，跑出帐篷看，回答，我在这里。

找他的像是个劳改农场干部，对他说，把行李拿出来！跟我走！

他急忙进了帐篷，把被褥捆好，背上。那人领着他出铁丝网到了大队部，进了一间办公室。他一眼看见了金塔县法院院长董有才，迎上去就抓住了董有才的手，一边摇一边说，你来了吗？你来了吗？

董有才站着说，我到饮马找你三天了，今天才找到你。不知道你在饮马哪个场。你的上诉下来了，我给你念一下：撤销金塔县58118刑字判决。祁钥泉有右派言论，如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但本着宽大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予以无罪释放。刑事上诉就此中止。

祁钥泉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不是陷害吗？

董有才说，算了吧，算了吧。事情过去就算了。

夏季昼长夜短，这时候天还很亮，他们决定当天就走，农场派个车把他们送到玉门镇。第二天就回到了金塔县。祁钥泉要回家，董有才却把他带到公安局，又交给了拘留所。他不得其解，问，不是无罪释放吗，为什么还要关我？董有才回答：你的反革命问题没有了，右派还是右派。你先在这里等几天吧，很快就会给你答复的。

祁钥泉在拘留所一押就是一个多月，每天到公安局的小农场拉犁、锄草。一直到天气已经很热的一天，县委通讯员来找他，叫他背上行李到县委去。在县委大院，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对他宣布：定为右派分子，保留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接着通讯员就领着他去了县汽车站，上了一辆大卡车。与他同时上车的还有税务局局长魏得荣和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在车上祁钥泉没说话。车到酒泉县境内，停在萧家村庄——那是公路边的一个村庄，有两户人家——通讯员找农民去雇牛车，三个人坐在白杨树下休息，祁钥泉对赵正方说：

哎，赵局长，你怎么也来了？

赵正方一脸晦气，说，唉，说不成，说不成。

祁钥泉说，那时间抓我，你不是威风得很吗，又给我匝脚镣又给我戴背铐，怎么一下子又和我一样了，成了阶下囚了？

赵正方说，老祁，这事你不要怪我。你的事都是秦书记一手操纵的……

他说，你说细一点。

赵正方说，匝脚镣是秦书记叫匝的，戴手铐是我作主的。把你抓起来的第几天我记不起来了，是傍晚，秦书记电话问我，祁钥泉拿下没有？我说没有，还是那样。他就说再匝上一副脚镣。我说秦书记，匝双脚镣是违法的，没这先例。秦书记又说，匝给，违的个啥法！没办法，我不敢违抗他的批示呀，赶紧开了个会，研究秦书记的指示，最后决定还是不能再匝脚镣，给你再戴一副手铐吧。这事你千万不要怪我。抓你也是他批示的。就连逮捕令都是他叫秘书写好叫我宣读的。还有，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从饮马回来，他不叫放你，把你还押在拘留所。他叫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给上级打报告。他说，再报，再往上报，判不了刑就再打报告，给最重的行政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是地委批了个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听赵正方说完，祁钥泉很久没说话，后来才问，你犯了啥罪嘛？

赵正方叹息着说，给我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唉，这话说起来就长了。秦书记不是爱嫖风吗？公安局收到二十几封告他的信。他把人家的媳妇和丫头日弄了，人家告他。我觉得事情不好办，就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说，秦书记，有个问题跟你汇报一下：有些人告得不行了，领导同志乱搞女人。这事影响不好，你在会上讲一下，叫领导们注意一下。我想用这样的旁敲侧击的办法提醒他一下，再不要嫖风了。他却问告的谁。我说告谁并不重要，叫大家都注意。他一下就发火了，说，老子嫖个风，有人还要砸我的脚巴骨！他对我就有成见了！

当然，事情不这么简单。他整我，还有一个原因：他认为我跟张县长跑，我和张县长共同反对他了。你知道的嘛，张县长对他有看法，在有些事情上和他意见不统一。去年入冬的时候，地委叫县上预报全县今年的粮食产量。县委开过一次常委扩大会，研究这个问题。会上秦书记讲，按亩产六百斤往上报。张县长不同意，说，我听到农民的反映，这两年预报产量过高，公粮上得多，统购粮也卖得多，农民吃的不够。我的意见亩产报三百六十斤就可以了。张县长说完这话又说，我是外地来的，对金塔县的土地能打多少斤粮可能了解得不准确。你们是本地人，你们说，金塔县的土地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当时本地干部都不吭声——谁都知道嘛，去年全县平均产量是亩产二百零四斤，产不出六百斤来嘛。可是秦书记指着我说，赵局长，你说，报多少斤好？他点了我的名，我就不能不说，也不能胡吹个六百斤。我就说张县长说的三百六就差不多。秦书记瞪了我一眼，又问其他人：你们说，报多少好？那些人都说，同意赵局长说的。当时秦书记就火了，说声散会就离开了会议室。

不久，省上召开第二届党代会，秦书记就开会去了。开会前他布置的，叫张县长组织常委再开个会，再讨论一下报产量的事。会开了，决定还是报三百六。秦书记回来后就不高兴，说保守，右倾。就先把张县长拉下台了。我和杨崇山拖到四月也整倒了，还有宣传部长吴培周。给我们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在拘留所蹲了半年的祁钥泉不知道县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很是惊讶，说，张县长哩？张县长现在做啥了？

赵正方回答：半个月前，就送到夹边沟劳教去了。

祁钥泉惊呆了。张县长叫张和祥，这是个从庆阳老区来的老革命，待人和气，工作作风踏实，下乡的时候总愿意住在农业社的牛棚里，和饲养员拉家常。他来金塔县上任，带着老家的小脚女人。祁钥泉很敬重他。

你知道陆书记怎么倒台的吗？这时赵正方说。

他说我哪里知道呀！元月份就把我抓起来了。

赵正方说，就是一月份呀，党代会不是开到一月份了吗？党代会上，陕北来的省上的领导，把庆阳来的孙、陈、杨整成反党集团了，把陆书记也捎上了。秦书记在党代会上发言批判了孙、陈、杨，说陆书记是孙、陈、杨的死党，是金塔县右派的总后台，右派分子叫他陆青天。他还专门提到了你，说你就是在陆书记的支持下向党发动进攻的。他一回到金塔，就决定逮捕你，把你定成反革命。

赵正方知道的还真多，祁钥泉想再问几个问题，通讯员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个农民，赶着辆牛车。他朝他们说，上，都上车，先把铺盖放上去。

几个人上了牛车。这是河西走廊特有的大轱辘车，轱辘和人一样高。他们坐着车涉过了北大河。牛车在长城乡的土路上走了两三里，又过了一条叫做清水河的。他们看见一道矮矮的沙梁子，沙梁子跟前竖着个木头牌子。上边一溜黑色的仿宋体大字：国营夹边沟农场。

祁钥泉的心突突地猛烈跳动了起来……他想这里会是什么情况呢？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去年在甘肃省靖远县采访的时候，我就听人说，有个名叫李祥年的夹边沟右派住在县城里。他是天津人，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曾在兰州市体委工作，五七年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劳教期间，他又升了一级，被正式判刑送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留场就业，几经周折落户在靖远县城，在县体委工作。

听到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我立即去他家拜访，却未能谋面。他家的门上挂着锁。邻居告诉我，十多年前他就在兰州市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间字画社，他和家人常年居住在那儿。

李祥年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作为天津市的作家，我终于听到了一名天津人在夹边沟的故事；他是怎么由劳教升级为劳改的？“升级”这两个字我已经听到多次了，但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升级”的人；他原先在兰州市体委工作，落实政策应该回到原单位去，却又怎么到了黄河北岸的干旱山区靖远县？

我立即返回了兰州，并且去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寻找李祥年，却未能觅到。

无巧不成书，今年秋季又一次来兰州采访，与一位名叫关启兴的画家朋友聊天时谈到这件事，他说，李祥年，你要找李祥年吗？我领你去。关启兴告诉我，十多年前，李祥年在兰州市举办书法展览，他们就认识且熟悉了。

难怪我找不到李祥年的字画店，原来它就在兰州铁路局旁边的街道上，我却在红山根附近铁路新村的地段上转来转去。

掀开软塑料门帘进了门，我的画家朋友就和一位高个子年近七旬的人说话。我立即就意识到他是李祥年。他的白净的脸上岁月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鼻翼两旁的八字纹刀刻斧凿般深刻。

略事寒暄之后我就说明了来意。他毫不推辞，爽快地说：“你要问我在夹边沟为什么‘升级’、怎么升的级、最后怎么又流落到了靖远县的，这可是一言难尽呀，我得慢慢道来。”

我是1958年9月被兰州体委送到夹边沟去的。是体委办公室副主任和国防体育科的射击教练送我去的。为什么叫个射击教练送我？怕我逃跑呀——6月份就宣布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我已经跑过一回了，我是被抓回兰州来之后送夹边沟的。这次送夹边沟，怕我逃跑，专门派了个射击教练提个小口径步枪押着。

我在夹边沟的境遇还算是好的。我是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生，体魄好，身手灵活；我从小就跟着父亲进戏院子，懂京剧，能唱能表演。到了夹边沟，在大田劳动了几天，就被抽出来参加演出队，排练庆祝国庆十周年的节目，演戏。我还能画能写。我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家馆，写得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堂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我当然也是能写能画。国庆节演出全本京剧《失·空·斩》我饰诸葛亮，一炮打响了，引起管教干部的注意，演出结束后叫我去写黑板报……我在大田里就没有干过几天——有时候，领导看我一块黑板写三天，就发怒，知道我是偷懒耍滑，叫我下大田去劳动。可是下大田没几天，就又把我调出来搞黑板报。我是偷懒耍滑了，可是，不偷懒耍滑的时候我一天能写十块黑板报，其他人根本就做不到。不光是又写又画，连稿子都是我自编自写，用不着管教干部操心。夹边沟的能人多得很，有画家，有诗人，有专业演员，但他们不如我多面手什么都能干。

由于能写能画能演能导能画布景，经常做零工做杂活，所以我到夹边沟一年的时间里没受太大的苦，身体没有累垮，也没太挨饿。我经常在黑板报上表扬食堂的炊事员——这很重要。农场制定出的奖惩制度里有这样的条文：立三次大功就可以摘帽，可以解除劳动教养。我表扬谁谁就在管教干部心里留下好印象，有利于他立功和摘帽。所以我和炊事员们的关系好，去食堂打饭就打得多。我表扬了卫生所，医生就给我开病假条，我就可以休息，可以躲避重体力劳动，保存体力。

初进夹边沟的时候我也曾有过想法：不就是劳教一年半载吗？领导就是这么说的，锻炼锻炼几个月就回来了，接着工作。按照我当时的处境，的确还是可以的，比其他右派强多了，所以我就下决心熬下去，熬出这几个月去。可是熬了一年零几个月，一点儿摘帽释放的音讯也没有，我就觉得熬不下去了：想女朋友了。我对女朋友的思念把我折磨得很苦，什么也不想干了，觉得活着没意思了，就想逃跑了。想去看一看女朋友，见一面，和她叙一叙思念之情。也想告诉她我已经是右派分子了，正在劳动教养，你还爱我吗？如果她说还爱我，愿意等着我，我就回来再接着熬。她要是变心了，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我宁愿到处流浪，漂泊……

我的女朋友名叫俞淑敏，那时正在北师大读书。她是石家庄人。1955年春季河北省师范大学——那时校址在天津市——搞毕业实习，我在石家庄第二中学代课认识了她。那时我23岁，风华正茂的时候，又是外向型性格，在二中实习期间正遇上河北省的运动会在石家庄举行，我担任篮球比赛的裁判——那是我的长项——出足了风头。踢足球也是我的特长，我们体育系的足球队和河北省足球队比赛了三场球，我也出了风头。结果，就在我们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俞淑敏看上了我。

俞淑敏那年上高二，年龄还小，也就17岁。可那是个早熟的姑娘，不光身体发育早——大个子，胸脯挺饱满——思想也成熟早。她常常用非常热烈的目光看我。咱们都是过来人，不用我说你们就明白，一个姑娘看上了你，那目光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另外，就在我们离开石家庄第二中学的前几天，我代表在这个学校实习的十几名各系的同学写感谢信，俞淑敏就围着我转，很殷勤。她一会儿去找墨汁，一会儿又去找毛笔。感谢信的稿子是中文系写的，我捉笔抄在红虎皮宣纸上。我的楷书是写得很好的，小学五年级，我的作品就获天津市小学生书法大赛第一名；初中时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