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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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遇到啥事没有？

有啥事？

譬如说，遇到什么特殊的人没有？像你们通渭县的老乡呀，熟人呀……

人嘛，各种类型的人都有。有个通渭县的丫头，才21岁，叫拔了白旗。不过这人我不认识。还有个人是傅作义的弟弟，叫傅作恭，那里的人说，那是个大家伙。

我说农场的情况，季队长连烟都不吸了，双眼直直地盯着我。我想，应该说他关心的事了。于是，我吸了口烟，又说，队长，你可不要嫌我多嘴，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有一个武威人，是个老汉，有60岁了吧，知道你的名字。他问我认识你不认识，是不是和我一个部队的。

你怎么说了？

我说不认识，我们部队没这么个人。队长，你不要嫌我说谎，这事，我怕连累你，没敢跟他说实话。可是，我觉得这事必须告诉你，所以昨天认识了他，今天我就来卫生队，向你汇报。

季队长说，对，你做得对，这事你做得对。他再跟你说什么没有？

没有。

他没说怎么认识我的吗？

没有。

季队长长长地出了口气，身体一仰靠在椅背上，好久没说话，光是吸烟。我呢，也没说什么话，我不知他怎么想的，怕说多了惹出麻烦。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之后，用很神秘的口气问我：

小尚，这件事你没跟啥人说过吗？

我摇了摇头。

他又说，好，没跟人说好。这种事呀，知道的人多了不好，这我不说你也明白。可是这事呀……我跟你还是要说实话。你知道不知道，上级叫我们派人到夹边沟去，我为什么派你去？就是因为你可靠，办事我放心，你也机灵。我害怕别的医生去了。遇到这事处理不好。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个打听我的人就是吴秀英的父亲——我的岳父呀。

是吗？我装出惊讶的样子。

是，就是。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了，说他父亲在夹边沟。这事你可不能对外人说呀。

我说，队长，你放心，这我明白。我不会对人说的。

他又长长地出了口气，说，他没说他那里缺什么？没说要什么？

没要啥。我没说认识你，他能要吗？

你觉得他缺啥？他就是没要也得帮助一下他呀。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叫我们帮助一下老汉。我害怕粘上说不清，没管。现在¨wén　rén　shū　wū¨得管一下啦，不要叫老汉饿死。

我心里一阵轻松。我终于可以完成对吴老汉的允诺了。我脱口而出，说，缺盐，缺辣面子。

缺烟，老汉不吸烟的呀。

不是烟，是盐，吃的咸盐。他们一天两顿饭，就是喝些豆面糊糊，害怕吃盐会浮肿，伙房不放盐，难喝得很。给他带些盐，辣椒面，调调味道。

再给带些啥吧？——带上些炒面，你说好不好？

好，带些炒面，多带些。有饼干了拿上几斤，最好。

饼干有，饼干有。要不要再给拿些肉？

拿上些肉，最好炒成臊子，他每顿能调上些。老汉瘦得不成样子了。

再拿些葡萄糖粉。再给拿几件衣裳。

衣裳不要拿。那里死的人多，死人的衣裳没人穿，衣裳不缺，就缺吃的。对了，有毛袜子拿上一双。我看老汉没袜子穿。用包脚布当袜子。

最后季队长说，现在你回家去。明早走的时候到我家来一趟。

从卫生队出来，我就回家了。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刚入伍的时候，部队不提倡当兵的结婚，到1959年，我们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了，挣工资了——一月四十多元，像外国的职业兵一样。有些人就结婚了。我找了个酒泉姑娘结婚，租间民房住着。

第二天早晨，我背上领好的药品到了季队长家。吃的东西早就准备好了，盐，辣椒面儿，十几斤炒面和三四斤饼干，还有一茶缸炒好的猪肉臊子。捆好，我背好之后，季队长说，小尚呀，你就辛苦一下吧，本想给你找个车，又怕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说，用不着找车，四五个钟头就走到了。但临走，我又问了一句：吴老师哩？

季队长把准备好的东西装起来捆好，我一直也没看见吴秀英。吴秀英在酒泉中学当老师。那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季队长说，她上班去了。

但我判断吴秀英就在家里：第一，我去她家的时候才七点半钟呀，天还不大亮；第二，我叫季队长给他岳父带点钱，他走进里屋去，我听见了吴秀英细碎的说话声。她是不愿意出面和我接触，不留嫌疑。

我是中午一点钟到达夹边沟农场的。我没去连队，径直去了农场医务所。进了医务所，我倒碗水喝，吃点从家里带着的干粮。我想略微休息一下就去看望队长的岳父，可是我一个饼还没吃完，有个护士就跑进来了，说有个病人不行了。几个医生急忙去抢救病人，我也匆忙吞下一口饼，拿着背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赶去了。

那护士说不行了的就是季队长的岳父。老汉已经没气了，我们把强心剂和葡萄糖都用上了，抢救半天，还是没活过来。

我又气又急，在病房里就厉声训起那几个医生：我走的时候跟你们说了，这个病号要看好，你们没给我看住！

三个医生和一个护士笔直地站在我的面前，一句话不说，连大气都不敢出。

训了几句也就罢了。人死了，训他们有什么用！但我心里很不平静：我对不起吴老汉呀……我叫护士拉个架子车来，我们几个人把老汉拉到沙包后边，挖了个深些的坑把他掩埋了。

回到医务室，姓杨的医生看我气顺些了，才对我说，我去酒泉的一天，老汉就晕厥了两次，都救活了。这是第三次晕厥。

我把炒面饼干和大肉臊子给他们几个人吃了。辣椒面和咸盐给了磨坊的那个通渭的姑娘。那姑娘是我的老乡呀。

过了两天，我去了一趟酒泉，向季队长汇报了他岳父的情况。那两天我一直在想怎么向他交待这事，是我没照顾好他的岳父呀！讲完之后，我等待着他的发作，我想我该倒霉了。不要说提干，恐怕过不了几天，我就得打点行李回老家了。谁知他却很平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这就好了。

又过了十几天，省委的救命工作队来到夹边沟，说是西北局兰州会议开过了，会议决定送右派们回家。这时夹边沟的右派差不多死光了，只剩下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那个通渭姑娘和医学院讲师是第一批离开夹边沟的，汽车开动时，那姑娘看见了我，向我招手，喊，再见了尚大夫。我也向她招了一下手。第二天我就背着背包回城郊农场的营部去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至于那些起不了床坐不成汽车的人，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那不是我的事了，因为地区医院的医生组成的一个医疗队跟着省委工作组到了夹边沟。

尚大夫结束了他的夹边沟故事，开始吸烟。我静了好一会儿，问尚大夫：你什么时候提干的？

他回答，第二年春天。

你怎么到的农建十一师？

1965年，我们季队长调军分区后勤部当副部长，新上任的卫生队长叫我转业。正好那年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要医生。

农建十一师组建于1964年。

医生的回忆

医务所所长你要了解陈天堂的事呀，说不全，这个人的情况我说不完全。我和人家不是一类人：我是个右派，阶下囚，到夹边沟劳动教养的，受人管制的，不敢说不敢动，啥事也不敢打听；人家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共产党员，又是正式的农场管教干部，管我的。我跟人家坐不到一条板凳上……不过，毕竟我在夹边沟农场当了三年半大夫，跟他在一个办公室办过公，所以还是知道一些他的事。他的为人。

他是河北省正定县人，抗美援朝回国时30多岁了。有两个姑娘，一个儿子。

这个人医疗水平差，拉丁字母写的药名都不认识。我还记得这么一件事：调到新添墩作业站不久的一天，我到场部医务所去拿点药，古浪县的右派王大夫告诉我：你去了新添墩。陈所长来了，把药房里你贴好的标签都改了一下：在拉丁文药名下边标上了中文名字。王大夫还告诉我：陈天堂开处方只是开成药，中药药丸或者西药的药片，那些配合着用的原料药不会用。至于水剂他就更不会用了，连浓度都不会算。但是人家政治觉悟高——这是后来邓立之大夫告诉我的——有一次有个右派去看病，他在处方上这样写的：此人把上衣左边的口袋撕掉了，留着右边的口袋，这表明他仍然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0年10月的事情，夹边沟和新添墩的右派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都调到明水农场去了，新添墩作业站就撤销了，我又回到夹边沟场部医务所去工作，和他在一间房办公，给病人看病。有一天他到病房转了一圈回来，在办公室对我说，有个武威来的右派，思想反动得很，这事要向管教科汇报一下。我问出什么事了，他回答，那个家伙唱歌，把歌词“跟着毛泽东走”唱成“赶着毛泽东走”，你说他反动不反动！我当时心里惊了一下，这样的事真要是汇报上去，这个右派可就倒大霉了，可是我又不相信他说的话，这个右派就这么蠢吗？在公共场合竟然敢唱歌骂毛主席？于是我偷偷地跑到病房里去问那个右派：你是不是当着陈所长的面唱歌了？右派说唱了。我说你唱的哪支歌，你再唱一下。那右派说唱的《跟着毛泽东走》，并且又对我唱了一遍。这个右派唱完，我心里才踏实些了。这支歌里有这样的歌词：走，跟着毛泽东走。由于武威人鼻音重，唱出来的“走”字像是“周”的音，“跟”字像是“赶”的音，政治嗅觉敏感的陈天堂就认为这个右派是在骂毛泽东了。我回到医务所之后就对陈天堂讲了，不是人家故意那样唱的，是武威人鼻音重，发音不准所致。他不信，叫我举例证明，我就学着武威人的口音把“中国共产党万岁”说了一遍：共共共产党万岁。他这才半信半疑不去追究那个武威右派的立场问题了。

陈天堂自认为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是共产党员，狂傲极了。有一次一个病号来看病，他突然大喊起来：坐好，坐直了！你就是这样跟党员干部说话的吗！他把那个病号委实给吓了一跳。

前边我跟你说的都是些小事，其他人都知道，但是有几件事，是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今天跟你讲一讲。

新添墩作业站有个叫贺秉灵的右派，是个上海人，解放前两年跑到台湾去工作的。那人是搞成本核算的会计，在台湾的一家公司工作。大陆解放了，他就和上海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可是他特别想家——上海有他的父母，有女人和孩子——思念之情特别强烈，想回大陆来。五十年代中期他从台湾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他和国内的朋友联系上了，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广州。他原本跟帮助他的朋友说好的，回到大陆之后要回上海去，跟家人团聚。可是到了广州就由不得他了，安排他回国的有关部门告诉他：你的工作我们给你安排到玉门油矿了，你去玉门油矿工作吧。结果就连家人都没见着，就被人送到玉门市来了。在玉门油矿工作了才一年多，就定为右派了，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

这个人的肠胃不好，从到夹边沟以后，一直水土不服，常年大便不成形，所以常来卫生所看病。时间长了，跟我熟悉了，就把他的历史讲给我听了。

夹边沟农场一年四季就没有星期天，只有下雨下雪的日子才能休息。右派们有这样的顺口溜：祁连山戴帽（下雪），右派们睡觉。再就是重大的节日休息——像“五一”呀，“十一”呀，春节呀。遇到重大的节日，提前一天要搞卫生。在劳教农场，对于搞卫生是非常重视的，要搞个人卫生，还要搞集体卫生，完了还要检查。这种检查，阵容是非常强大的，场长和书记参加，管教科的科长和干事参加，还有大队长带工队长以及拐棍们都要参加。当然医务所长和我这个新添墩医务室的临时负责人也要参加。为什么要组织这么庞大的阵容检查卫生呢？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检查安全问题：看是不是有人私藏武器凶器了，是否偷了粮食了。每个人的箱子枕头都要打开，褥子都要卷起来看看铺下边。哪怕是一颗钉子也要收走。

可能以前的几次检查陈天堂都没太注意吧，1960年春节的一次检查结束后，他在新添墩的医务室里说，啊呀呀，你注意贺秉灵了吗，从台湾来的人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我问怎么不一样了？他说你没看见吗，他那个铁皮箱子里有那么多贵重东西，金项链，玉石镯子，国债券那么一沓子……还带着金表，穿着西装！我记得我当时说了一句：那有啥奇怪的？那是他在台湾八九年的积蓄，给家里人带的……

就是这个贺秉灵，这年夏季的时候突然肠胃病又犯了，可能是吃了什么不洁净或者不适的食品，一连几天泻肚，用什么药都止不住。原本就虚弱的身体哪禁得住这样折腾，他立即就躺倒了。1960年的春天开始，经过两年劳累和饥饿折磨的右派们开始了不可遏止的死亡，什么药对他都已经无济于事。像贺秉灵这样得了急症的人是必死无疑的。但我可怜他，仍然想尽点人道主义，便打电话给陈天堂，要求把他送到场部去住院。陈天堂在电话里问什么病，我说可能是中毒性痢疾，很重，一定要住院。他说送来吧。

那天贺秉灵去场部，是新添墩医务室的中医大夫武威县人杨万仓去送的，马车拉去的。马车走的时候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是我和杨万仓把他从宿舍里抬出来放上马车的。考虑到他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把他的行李和箱子都装上车去了。心想叫场部医务所去料理他的后事吧。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怕他去住院了，这些东西放在新添墩被人偷掉。1960年的劳教农场，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偷盗成风。

马车拉着贺秉灵走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马车和杨万仓还没回来，陈天堂就打电话来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怎么把一个死人送来了？我当时愣了一下，诧异地说，没有呀，贺秉灵活着呀，上车的时候还能说话呀。他在电话里呵斥我：胡说，明明是个死人嘛！人死了没有我还看不出来吗！

听他在电话中如此严厉地训斥我，我不敢再辩解了。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呀，莫不是路途上的颠簸迅速地加重了病情，造成了死亡？于是我支吾着回答：人从这里走的时候还能说话来的，可能是路上突然……突然死亡了吧。他便又说，送的是病危病号，为什么不带急救药？他严厉的口气真是把我镇住了，我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便只好检讨：哎呀，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怪我，怪我，我没想到病情发展会那么快。听我作检讨他才改变了口气说，以后要注意呀，注意再不要出这样的事情。我唯唯诺诺回答，我注意，我以后注意……

放下电话，我的身上出了一层汗。我是个右派，由于我的疏忽致使病人死在路上，这种事领导不问便罢，一旦要问，要追究，我可是负不起责任呀！

我的心忐忑不安。我等着杨万仓一回来，就立即去问他贺秉灵为什么那么快就死了？可杨万仓告诉我：我们的马车还没进场部，刚走到炼钢厂那儿，陈所长就迎上来了。他在路口上等着我们哩。他看了看病人，就骂开了：你们怎么把个死人送来了！我说怎么是死人呀，明明还有气嘛，还呻唤着哩。可他不叫我说话，一顿臭骂，叫把马车赶进炼钢厂。病人直哼哼，不断地摇头，不愿意下车，但他硬是叫人把病人抬进大房子里，把我们打发回来了。

我和杨万仓在一起议论了很长时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是不是陈所长觉得那人反正是活不了啦，干脆就放在炼钢厂去等死吧。

夹边沟农场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曾在场部西北角，从新添墩进场部的路旁建过两座高炉，炼钢，还盖了两间大房子。到了1959年的冬季，那儿就改为医务所的太平间了。死了人先抬到那儿放着，然后由场部安排人去掩埋。

但是，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翳，叫人迷惑不解：怎么能在人还活着的时候送进太平间呢！

这个谜后来我自己一步一步解开了。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60年的9月，也就是贺秉灵死去两个多月，夹边沟农场开始迁场了：劳教人员凡是能走路的都调到高台县开辟明水农场去了，包括新添墩的人。夹边沟场部和新添墩作业站只留下二三百病号和一些老弱病残。这时候场领导作出决定，干脆放弃新添墩，把老弱病残都转移到场部来。我就又到了场部医务所当医生，和陈天堂在一间办公室给病号看病。

在场部我又遇到一件怪事。我有个亲戚叫鲁昌林，解放初是省教育厅的办公室主任，是个文化名人。后来省博物馆建成，就把他调到博物馆当馆长去了。反右的时候，上级的指示是博物馆要他完成四个右派的任务，可他只揪出来了三个。上级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他还要搞出一个来。有一次把他催急了，他就跟上级说，我这里再也抓不出右派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实在凑不够数字就把我算上一个吧。好，抵触反右运动，反动言论！就给他也戴上了右派帽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鲁昌林岁数大，身体弱，1960年9月没有去明水农场，这时就住在场部的病房里——这是夹边沟农场最艰苦的几个月，农业大队的宿舍有一半改成了病房。有一天他听说我有时候去酒泉医药公司给医务所买药，就拿出存折来叫我去替他取点钱，从县城的黑市上买些烧饼。夹边沟农场是设有储蓄所的，还有邮局和商店。当初右派们来夹边沟劳教，都是带着一些钱的。最早的时候，右派们的钱是由财务科登记保管的。后来，右派大批涌来，这笔钱的数目很大了，财务科长姚文华是个小心谨慎之人，怕以后出什么问题他担责任，每当右派来场报到的时候就把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叫来，现场办理储蓄业务。存款折就拿在右派们手里，用钱时自己到储蓄所去取。

那天我拿了鲁昌林的存折去储蓄所取钱，填写了取款单，可是工作人员不给我钱，要我去找陈天堂，开个取钱的条子来。我当时很惊讶，问为什么要陈天堂开条子？工作人员说，是陈天堂和他说过的，凡是住院的病号取钱，一定要他开条子，目的是防止住院的病号取了钱逃跑，还为了防止病号偷窃存款折盗取他人的存款。我对储蓄所的这种做法很是不以为然，说，你们银行的工作要受医务所的制约吗？你们的上级有这种规定吗？工作人员回答上级没这规定，可是这是你们的所长说的，我就这么办。你不去开条子就不能取钱。

我那时30岁，既年轻气盛，又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我想我虽是右派，但你银行还管不着我，也不能把我怎么的，我就强硬地说，好，你把你说的话给我写个条子，就说取钱必须要医务所长开条子。我找你们的上级去，问一问是不是右派取钱就一定要劳教农场的某个领导开条子。

听我要去找他的上级，年轻人再也不吭声了，如数给我取了钱。

这件事我原本没当回事，取了钱也就作罢了。可是，当天晚上，在医务室陈天堂却问起我来了：你今天去储蓄所取钱了？我说是，他非要叫我找你开条子，我和他干了一仗。这不合理嘛！陈天堂立即就开始给我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劳教人员逃跑或者盗取现金，他和年轻人商量的办法。他还说他已经给储蓄所讲过了，以后我再去取钱就不要他的批条了。他还说我：你不要到县上银行去反映这问题了，银行那年轻人是配合咱们做工作，也是好心。

这件事他不解释倒也罢了，他一解释，我的心里倒是起了疑云：在银行取款的问题上，他和银行工作人员是不是有什么默契？比如某个病号死了，存款折上还有钱，他去取出来两个人私分……我之所以这样怀疑，是因为病房里每死一个病号，都是他亲自去料理病号遗物的，包括存折、国库券、手表和其他细软。

但是，我也仅仅是怀疑而已，因为我不知道他拿到死者的存折或者国债券之后，是否登记造册了，是否上缴组织了。我又不敢到领导那儿去询问或是反映这个问题。——一旦知道我跟他作对，他整我可是再简单不过了：轻者下放我去大田劳动，不用几个月我就会累垮饿垮；重则编造个什么罪名就可以把我送进劳改队。

天下的事情真是再巧也没有了，事情真相终于被我无意中发现了。

那是这年11月初的一天上午，上班不久，我和他在办公室坐着，农场的书记梁步云走进来了，说老陈你来一下，我们研究些事。梁书记像是很急，有点紧张，陈天堂立即站起来跟出去了。过了不一会儿，我就听见外边有人喊开会，医务所窗外的空地上集中了农场的干部和凡是能走动的右派。原来是梁书记接到酒泉劳改局的电话了，说是中央的一个什么工作组住在张掖县，今天早晨出发来夹边沟了。梁书记紧急召集夹边沟的干部和劳教分子们开会，布置搞卫生，做准备，以应付工作组的检查。那时候，夹边沟已经死掉几百名劳教分子了，农场领导和干部们怕工作组来了挨批评，大祸临头。

那天我没出去开会，因为来了个病号，我正在给病号看病呢。就在病号走后我写病历的时候，突然有人敲了一下玻璃窗。我的桌子靠着窗户，我扭头一看是陈天堂正站在窗外向我招手。他的脸贴在玻璃上。我凑近窗户问他什么事？他说，看看，看看我的抽屉锁上了没有？那个年代的办公桌还没有暗锁，是在抽屉旁的木框上装个铁鼻，再挂上一块圆形的铁皮，外边上个挂锁。一个挂锁能锁两个抽屉。听了陈天堂的话，我应了一声：哦，我给你看看。我的桌子和他的桌子并在一起，我懒得站起来走到他那边去，就趴在桌子上伸过胳膊去拉了一下抽屉。他的抽屉没锁，我一拉就开了。抽屉拉开后我惊了一下，因为我看见他抽屉里装了满满一抽屉国债券。我当时一愣，立即就告诉他：没锁，我给你锁上吧。抽屉拉开容易，关上就很费事，胳膊用不上力，我就走过去把抽屉推上了，再把那块圆铁片挂上，再把锁子锁上。就在我推抽屉的时候，我还发现里边还装着一摞一摞的人民币。

这件事叫我明白了很多事：为什么每个病号死亡的时候，陈天堂一定要亲自守在病号身旁？为什么死亡后他要亲自处理善后？为什么储蓄所取钱要他开条子？为什么贺秉灵还没断气就被他送进了太平间？

夹边沟的右派们释放回家之后，我还被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历。夹边沟的领导们心里很清楚，这些人的死亡不是他们某一个人造成的，不会追究哪个人的责任。但是他们清楚，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这终归不是好事，他们必须掩盖一下死亡的非正常原因。当然了，作为一名劳教的右派，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否接到了上边哪个部门的指示。我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给病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历。假如将来有人翻阅这些病历——如果病历不给人毁掉的话——他将会发现这些人死亡的原因是很正当的，无可怀疑的。我编造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这几年人们都说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太多，有人感叹那些厂家和商人造假的能力鬼斧神工。还有制造假学历的，出卖假职称的……其实，他们的造假比起我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自叹不如。如果给造假的人评职称，我应该评大师，应该颁发巨奖，享受国家级专家的待遇……

我在造病历的时候还注意过一个问题。我造病历，是按照农场提供给我的死亡者花名册上的名字造病历的。死亡者花名册上还有其他栏目：遗物。我发现，所有人的遗物栏里都是写着床单呀，褥子，棉袄裤两件……没有一个人的栏目里填写存款折、国债券、现金和手表。

我为什么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把贺秉灵送上马车的时候，把他的箱子也装上车了。为了防止箱子被偷，我们征得他的同意把金项链、国债券和现金都装进他穿的西装的口袋里了。还因为我知道有些病号在死亡前并没有把存款折上的钱取完，因为陈天堂不给他开条子，或者他已经无力去储蓄所取钱了。五十年代，许多年轻干部在定为右派走进夹边沟的时候，身上有几百上千元的国债券，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还没成家，他们的国债券都是随身携带的，而国债券是不能当钱花的，银行也不储蓄国债券。为什么很多人有许多国债券？你年轻，你不知道：五十年代国家还很穷，为了筹备资金，国家大量发行公债。你是干部，你是工人，你进步不进步，你热爱党不热爱，就看你买了多少公债。许多人为了表示热爱共产党，为了表现自己进步，勒紧腰带买公债。

说到哪儿了？我还接着说陈天堂的抽屉吧。我不是拉开陈天堂的抽屉了吗？陈天堂站在窗外也看见我拉开了他的抽屉，他也就明白我发现他抽屉里的秘密了！当然，他也是害怕我把这件事给他抖搂出去，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出现了一块大罗马。看见了大罗马，我立即就明白了，他是在贿赂我，拉拢我，想用大罗马堵住我的嘴。

我没有动那块大罗马。不知道那块大罗马他是从哪位死者的手腕上捋下来的，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贪此不义之财。我也没有声张这件事。他是共产党员，我是阶下囚，一旦张扬开了去他一恼之下反打我一耙，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辩不清呀。

那块大罗马在我的抽屉里静静地躺了几天，后来又不见了。我估计，他是观察了我几天，见我既不上他的钩又不告发他，对他没什么损害和威胁，就又把大罗马拿走了。毕竟一块大罗马那时要卖二百多元，而他一个月的薪水才是六十多元。

我在夹边沟工作到1961年的7月，把全部死者的病历伪造好之后，农场领导就叫我回原单位了，但是原单位以已经开除公职的理由拒绝接受我。后来我就回到老家当农民去了，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

陈天堂的女人是1959年从河北老家迁到夹边沟来的。他的大女儿18岁了，嫁给了夹边沟的一名管教干部。1960年冬季的时候，这个出嫁了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女儿病情很重，应该使用链霉素治疗，可他不懂，竟然给女儿打吗啡。他觉得吗啡的效果比链霉素好——女儿不再咳嗽，不再呻吟。我当时说过他，你不要总给姑娘打吗啡，吗啡不治病，会掩盖病情的。再说，医药公司一年就给咱们农场十几支吗啡，你可要控制点使用。你把它用完了，一旦有个特殊病例就没办法了。他听了我的话十分震怒，训斥我：怎么，你不叫我的女儿用吗啡？要把它留给劳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