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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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后边的话我没敢说出来。司机才又说，看看，你再看看胸膛里边。我不敢看了，也不想再看，往后退了两步。司机才说，怕什么，你怕他什么呀。他走近一步，弯腰，双手拉了一下豁口，说，你看，你看看里边。我从他的两手之间看下去，胸腔是个空空的大窟窿。司机才又说，看清了吗？我说看清了，他才松了手。他把死者的衣襟拉了一下，盖住豁口，又把被子拉过来盖上，把绳子系好，还刨了几下旁边的沙子在尸体上。然后，他像是洗手一样，抓了把沙子，搓了搓手。接着他就大骂起来：这帮王八蛋，一点人性都没有啦！你当他们煮的什么？他们煮的是内脏呀，是人的心肝肺呀。这些人的身上没肉了，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把身上的肉消耗干了，胳膊和腿就剩下干骨头了，没吃的，他们就想出开膛剖腹的主意来了！我没说话，我还没有从惊愕中挣脱出来，头皮还在发麻。我昨天向司机才反映情况，也只是觉得他们行踪可疑，蹊跷，根本也没想到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后来，司机才领着我又看了一具尸体，也是被人动过刀子的。我还翻了翻尸体上拴的一个硬纸牌子。纸牌子是掩埋组的人挂上去的，为的是将来死者家属来找尸体便于辨认。牌子上写着名字，并且是编了号的。30年过去了，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他叫王夷悟。王夷悟原是天祝县医院的医生。他在劳教期间没有受太大的苦，因为来到夹边沟之后领导叫他在医务所当医生。由于他在医务所又有新的言论——他说夹边沟死亡那么多人是因为营养不足，饿死的——在我们迁移到明水前撤掉了医生职务，下队劳动。他是前几天死去的，由于突发感冒。他劳动的时间不长，死的时候身体上的肉还没耗干。还不像别人那样干瘪。也正因为如此，他尻蛋子上的肉被人用刀子剜去了，那个部位呈现着两个窟窿，小腿肚子的肉也叫人剔去了，露出白色的骨头。

看完尸体返回的路上，我问司机才这事怎么办。司机才说，我调查调查。我说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还要调查吗？他说那要有证据是他们干的呀，否则，他们不承认怎么办？我又说，他们承认了你又能怎么办？

司机才沉默着走了一截，才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说能怎么办？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可他们动的是死人，法律上有这方面的条文吗？

我也想不出个办法来，但我说，总得想个办法吧，得制止这种行为！

司机才说，我查清了情况汇报赵队长，叫他处理去，你说好不好？

我说好。

事情后来的经过是这样的：司机才分头找了那几个人，单独谈话，连哄带吓，他们便承认了。他便报告了赵队长。过了一天，下午，我们在窑洞里坐着，赵队长和食堂的两位炊事员闯进来了。我们的窑洞很低，大概一米五那么高，赵队长进来后抬不起头，弯着腰往四下看着，大声喝问，魏长海！魏长海在哪？其实魏长海就在他跟前坐着，但他不吭声。大概是和司机才谈话之后，他知道事情不妙，从昨天到今天，再也不外出了，蹲在窑洞里，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不时地讨好地与其他人说话。此刻他的脸色变成了死灰的颜色。但是，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指着他说，这不是魏长海吗？赵队长的眼睛已经适应了窑洞的黑暗，认出了魏长海，他狠狠地骂了一句：好你个熊，你在这达坐着哩！魏长海慌忙站起，站起时头碰在窑洞顶上，哎哟叫了一声，说，赵队长，你找我有啥事？赵队长没理他，扭脸对那两个炊事员吼道，给我捆起来！在右派农场里，能在食堂当炊事员的人都是队长的亲信和打手，赵队长说声上，他们便扑上去把早就准备好的麻绳往魏长海的脖子上一搭，把两条胳膊一缠，往后背上撅过去。其中一个炊事员把膝盖顶住魏长海的后背，双手一用力，绳子唰的一声响，魏长海便尖叫着缩成一团跪倒在地。作为老公安，我可知道这一绳的分量：不要说魏长海长期挨饿受累的身体，就是江洋大盗、作案惯犯也禁不住这一绳呀！

往常，管教人员捆人打人，是没有人敢站起来说话的，但此刻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有些人已把个人生死看淡了，置之度外了，所以听着魏长海杀猪般的令人心颤的嚎叫声，有个人斗胆问了一声：赵队长，他做啥坏事了，你们这么捆人？赵队长不理会。朝着魏长海瞪圆了眼睛，喊：

狗日的，你敢吃人！

人们一惊，又问，什么吃人？赵队长，你说的啥意思？

赵队长仍然不理他们，仍然喊：

狗日的，没有王法了！敢把死人挖出来，心肝肺煮着吃！

窑洞里突然沉寂了，是死一般的沉寂，人们你看我，我看你，继而嗡的一声，惊叹声詈骂声议论声就响成了一片：啊呀，还真有这种事呀？难怪他不浮肿，原来是有原因的……

一片嗡嗡声中，赵队长吼着说，狗日的不是吃了一个人。吃了几个！无法无天了！他走上前去狠狠地踢了几脚，又骂，狗日的，你敢吃人！

魏长海缩作一团，连声惨叫，赵队长，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后来赵队长说了声拉出去，那两个炊事员就像提小鸡一样。把魏长海从窑洞口扔出去了。随着咚的一声响，传来一连声的惨叫。

这天捆起来的除了魏长海，还有铁路局的那两个小伙子。

他们被关在赵队长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地窝子里。赵队长的办公室也是地窝子，只是缮了顶，安装了门板，还生着一个火炉子。

这三个人的残忍行为顷刻间传遍了祁连山下的两道山水沟，震惊了全体劳教犯。这天下午，没有人出去找食。人们或坐在窑洞里，或聚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像是开会一样，谈论着魏长海等人的事情。他们先是无比震惊，义愤填膺，斥骂魏长海等人无法无天，道德丧尽，接着就又讨论该怎样处置他们。有的人说应该处以极刑，枪毙。有的说，应该把他们正式判刑，送到饮马农场去劳改，但是有人提出了异议：魏长海犯什么罪了？他杀人了吗？他抢劫谁了吗？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了吗？他犯了哪家的王法？于是，大家的讨论变得复杂而又冗长……

我没有参加人们的议论。魏长海的事情是我发现并且报告领导的，但是，看见炊事员把他捆起来，赵队长那么凶狠地踢他，他凄厉的惨叫，我已经可怜起他来了，觉得自己做错了事……

经过短时间的争论之后，大家讨论的议题转到了道德的范畴。大多数人都认为魏长海没有犯法，只是违背了人类生活的道德法则。而道德问题是个更为复杂更加难以辩明的问题。有些人说魏长海天良丧尽，猪狗不如，应狠狠整治，但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师大历史系一位姓章的教授引经据典地说，古人云：仓廪足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之……

往常，躺在窑洞里熬时间，时间过得很慢，慢得叫人难以忍受：肚子咕咕地叫，但吃饭的时间还很遥远。这天的下午，时间却是在人们的议论声中不知不觉地滑过去了，天已黄昏了：从戈壁滩上斜射过来的阳光在对面的陡坡顶上只剩下窄窄的一抹，窑洞里已是很暗了。不知是谁说了声，哟，快到吃饭的时间了。人们这才停止议论，各自准备碗筷，准备去食堂打饭。

但是，我一点儿也没感觉到饥饿。我的心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魏长海在地窝子里关了四五个小时，领导还没有把他放出来！以我的经验，他的性命已经危在旦夕了。五花大绑的人，绳子勒住了两臂的血管，血脉不通，时间一长，双臂就会肿起来，脸涨得像猪头一样大。这时候不马上松绑，双臂就会残废；时间再长。人就要死亡。夹边沟就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一个逃跑者半夜时分被抓了回来，五花大绑关在禁闭室。因为奔波的劳累，队长回到宿舍就睡觉了。早晨起床后想起这个人来，忙去放人，人已经僵硬了。我的确是担忧得厉害，便对窑洞里的人们说，喂，你们谁去找一下赵队长，求个情，把魏长海放出来。再要是不松绑。就要出人命了。

我连着喊了两遍，没有人应声。后来我对章教授说，咱俩去找找赵队长吧，求求情，把魏长海放了。章教授翻了翻眼皮，躺着没动。

后来，人们就都拿着碗盆去食堂了。

我不再叫人了。我明白，经过长期的劳累和饥饿，人们的心都变硬了，变冷漠了。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他们已经看惯了同室的伙伴一个又一个的倒毙，一个尸体接一个尸体被抬出去。他们连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明水都不知道，他们的同情心已经消磨殆尽了。他们没心思去管别人的事了。

可是我不能不管。魏长海是我举报的，如果他死在禁闭室里，我就是杀人犯！只要我活着，罪恶感一辈子都会折磨我的心灵。就在大家议论魏长海的时候，我反复思考了：魏长海是做得不对，但他不应该死！

我顾不得吃饭了，跑去找司机才。我和他一起去了队长办公室，央求赵队长把魏长海等人放了。

我们走进禁闭室的时候，看见魏长海正在往地上撞头。因为血液不能流通，他的脸肿了，难挨的痛苦折磨得他把头杵在地上。我们解开绳子，他连路都走不成了。他的胳膊根本就不能动了，肿得像水碗粗，且改变了颜色。我们扶着他回到窑洞。

他的胳膊过了两个星期才恢复功能。开头的一个星期，他的手连饭盆都端不住，我给他打饭，用小勺喂他。他感激我，感激得涕泪双流。他不止一次地说，老李，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谢你，我将来一定要报答你。

他许愿将来要报答的话，我只当是耳旁风，根本就没放在心上。那时候，全农场的右派已陷入绝境，饥饿每天都扼杀着生命，身旁的伙伴一个又一个死去——他们晚上入睡的时候还活着，文人小说下载天亮时再也醒不来了，永远地醒不来了——我自己也不敢说还能活几天，谁还把某个人说过的某句话当真呢。再说，他是那样一个人品低下的无耻小人，我根本就不想和他长久来往。

但是，他把我当成了真正的救命恩人，知心朋友。

那是他的胳膊恢复健康不几天的事，记得是12月2日的一天上午。他把我叫到窑洞外边没人的地方，很神秘的样子跟我说，老李，我跟你说件事，我要走了。我惊了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他要逃跑了，但我很冷淡地说，你跟我说这事干什么？他说，真的老李，我真的要走了。再不走就要饿死了。我还是那种口气：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好不好。你走不走我管不着，你走了我也不去报告，你放心吧。我当时理解错了，以为他是怕逃跑后我去报告，怕把他追回来，才在逃跑前跟我说这些话的，叫我不要报告。谁料他竟然说，老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叫你跟我一起走。

当时我怔住了。说心里话，在明水这一段日子，我的心里的确产生过逃跑的念头，但总也下不了决心。我是这样想的：我1948年参加革命，那时候才16岁；我当时是抱着推翻旧制度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狂热理想参加革命的。我参加了解放战争，还去过朝鲜。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美国的炮弹炸断了我的肋骨，我立过二等功。就是在定为右派之后，我还想着经过艰苦的劳动改造，求得党的谅解回到革命队伍里来。所以我还不想跑。我要是跑了，那就是放弃了革命的理想，什么光荣的历史呀，我的未来的前程呀，就全都掉丢了。我的确不愿做一个没有革命理想、庸庸俗俗过一辈子的人。但是，不跑吧，眼看着就要饿死，我也真是不想落个这样的下场。我愣怔了一会儿，思想剧烈地斗争，还是下不了决心，我说，要走你就走吧，你放心，我不去报告，可是我不想跑，我十几岁参加革命，现在却要当革命的逃兵，我实在不甘心。他说，哎呀，老李呀，你怎么这样傻呀，到现在还抱着革命理想不放！你是什么革命者呀，人家早把你从革命队伍里开除了，你已经是阶级敌人了，劳教犯，你还一厢情愿地做好梦呀，傻媳妇等汉子。在夹边沟劳教的两年半中，我的革命理想的确是磨灭得差不多了，但是我想，我终归没反对过革命，没做过对革命不利的事情，我被定为右派是很委屈的。我想，党就是不给我平反，也总是要给个出路的吧。所以我又说，我是不再做好梦了，但是，总有一天会把我放出去吧？总会给一条活路吧？他说，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什么时候释放你呢？劳教到哪一天才能结束？你能等到放出去的那一天吗？老李，走吧，咱一块儿走吧。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好心总有好报的，可能你等不到释放的那一天就饿死了。你说，你死了不是白死吗，有什么价值？人活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只能活一辈子，死也要死得有价值。在战场上和敌人一刀一枪地干，死了是有价值的。你死到这山水沟里，有什么价值，不觉得冤枉吗？我沉默了。魏长海的话就像是拳头一拳接一拳地打在我的心窝上。两年半以来，我的灵魂就是为这些问题而熬煎着，扭曲着，痛不欲生。我曾经几次想到过一死了结我的一生！看我不语，魏长海又说，老李，你是个好人，我才劝你跟我一起走，要是别人，我才不管他呢，死掉就死掉去，关我的什么事。你可不要打错了主意呀，咱们一起走吧。

魏长海的话终于叫我动心了，我说，老魏，我是怕跑不出去。我的腿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走几步就发软，身体也虚，没那个体力呀。他听出我的心思来了，提高嗓门说，我早就知道你的腿肿得厉害，走不动路，所以才叫你和我一起走。你真要是走不动了，我可以帮一帮你。我苦笑一下说，帮我？你怎么帮我？我真是走不动了，你说，你怎么帮我？你是能扶着我走，还是背着我？他似乎是没有料到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愣了一下说，背你就背你，你以为我背不动吗？说实在话，老李，我的身体也比两年前差远了，但是，我想在临走前还是要叫上你，叫你一起走。你救了我的命，如果你真的愿意和我一起走，我就一定要帮助你，就是搀着扶着，我和你一起回到兰州去。他的话说得很真诚，我怦然心动，并且十分感动。我从前是瞧不起他的，觉得他太自私，品格低下，这样的人不能与之为伍。我之所以从禁闭室救他出来，只不过是解脱我灵魂的重负，是利己的，他却如此的感恩图报，古道热肠，我的确是没想到。我静默片刻说，好吧老魏，就这样定了，咱一起走。只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要是跑半截叫人家抓回来，怎么办？

我的犹豫是有道理的，自从我们迁徙到明水乡之后，隔三差五的听到有人逃跑的消息，他们当中有人跑掉了，有人被抓了回来。抓回来的人先是受到关禁闭的惩处，然后就被送到严管队。因为人们都已经饿垮了，这时不再搞过去的批斗会了。

魏长海说，抓回来就再跑！

说走就走，这天深夜两点钟，我们悄悄地溜出了窑洞，趁人们熟睡之际逃离了明水乡的山水沟。这天的月亮很亮，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是阴历中旬的月亮，又大又圆。月光照亮了山水沟，月光朦胧，暗影浮动，山水沟一片宁静。只有我们的心跳得很响、很慌，就像我们急匆匆的脚步。我们住的山水沟南头是戈壁滩，离着我们七八里路就有个小火车站。往常我们站在窑洞顶上就可以看见小火车站，看见火车在戈壁滩上行驶。但我们没去那个车站。我们知道，自从有人逃跑以来，农场经常派人在火车站巡逻，防止劳教分子逃跑。我们从北边出了山水沟，翻过沟口埋死人的沙包，踩着一片荒原往西跑。这是我的主意。七八年公安工作的经验告诉我，欲速则不达，南辕北辙、声东击西才能迷惑追捕者。

从山水沟往西二十里处就是高台火车站，我们也绕开了它；我们知道，一旦农场发现我们失踪，必然派人去较近的火车站捉拿，并通知附近的火车站协助缉拿逃犯。我们的目标是几十公里处的清水车站。清水车站在酒泉县界，那儿驻有很多部队。我们估计农场的干警会认为我们不敢去那个车站，我们正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盲区。

我们逃窜了整整六个小时，天亮了。我真是搞不明白，我的因为浮肿而疲乏的双腿哪来的那么大力气，能够从午夜奔走到清晨，东方迸出灿烂的霞光。这时候，我们正走在一片光秃秃的戈壁滩上，看不见一片村庄，也见不到一棵树木，满眼黄蒙蒙的沙土地，杂以黑色的戈壁石。魏长海说了一声，歇一下吧，不会有人来戈壁滩追咱们啦。我就像瘫痪一般倒在戈壁滩上。

我们休息了半个小时。我们累了，也饿了，我们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沙枣嚼起来。昨天上午定下来逃跑之后，我们就开始做准备，想搞点吃的东西。我手里还捏着几十斤粮票几十元钱。我想从食堂买点加餐，但找了司机才，找了梁队长，也没办成。最后从一位赶马车的右派手里搞到了几把沙枣。这是喂牲口的饲料，我花了十元钱买的。真是无奈得很，右派们从家里来到劳教农场，每个人手里都有点粮票有点钱，但谁知到了农场就变成了废纸；食堂就不卖加餐！

沙枣吃起来有点甜，还有点酸，很好吃，但噎嗓子。幸好离开明水之前准备了一个水壶，我们才就着吃了点沙枣，以补充我们的体力。

吃点沙枣之后继续走，我们便遇到麻烦了。手杵着地面站起来，一迈步我就栽倒了。第二次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走了两步，还是摔倒了。腿软得支撑不住身体。我的身上立即渗出一层汗来，心脏跳得又急又慌。魏长海觉出问题来了，问我怎么了，走过来拉我。我说腿不听话了，掐着都不觉得痛。魏长海说，走得太猛了，歇会儿，再歇会儿。我坐在地上歇着，心里想，是走得猛了，但主要的原因是体质太弱，疲乏无力的原因。

又歇了大约半个小时，魏长海拉着我站起来。这一次没有摔倒，但心跳得还是那么急那么慌，我慢慢地往前走。走一截就坐下来休息，喘息。

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大约是午后一点多钟了，太阳高高地挂在正南方的天空，我终于倒在地上走不动了。魏长海拉我我也站不起来了。我对他说，不行啦，我真走不动了。看我在地上坐着，魏长海瞪着眼睛说，你怎么这么松包！这才走了多远，也就四五十里，你就走不动了，那后边的路怎么走！清水还远去啦！我没吭声。在这之前我就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有点粗暴了——每次拉我站起来的时候，他的手很重。此刻我想，他这阵可能也后悔了，不该和我做伴。看我不回答，他又说，说呀，你说呀，你不走怎么办，咱们就在这里等死吗？他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我不能不说话了，我说，老魏，我可不是装的，我是真走不动了，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说，我知道你不是装的，可你得走呀，你坐在这里，有车来接你吗？我又不吭声了，我还说什么呢，我已成了他的累赘了。我之所以和他一起逃走，我原以为自己还是能够走到火车站的，看来，我对自己的估价太高了。这时候他似乎更生气了，大声地说，走呀，你站起来走呀！挣扎着走呀！你坐着不动，像个死人一样哪行呀？我还是不出声。他又说，松包，你真是个松包！你要是再不走，我可就走了，不管你了！我已经被他骂急了，这时便回嘴说，走吧，你走吧，说实在话，我根本就没想着叫你帮我。那一阵，我是这样想的，你就走吧，你要是真的抛弃我走了，我就到附近的铁路上去，在最近的火车站上车，我也不管那儿是否有人在等着捕捉我。

我们始终保持着与兰新铁路三五里路的距离前进，以防迷路和绕远。从我们歇息的地方可以看见戈壁滩上行驶的火车。我想，这几里路。我爬也能爬过去。

但是，他瞪着我看了几秒钟，又拉我的胳膊说，呵，你还发脾气了！起来起来，我背你走一截。我站起来了，但是，我一扭身走了起来。那一阵，我的心里一热，身上又有了一股力量。

但是，身体真的筋疲力尽了，当天空的太阳明显西斜，我又一次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晕眩出现了。当时我在地上跪着，双手杵地想站起来，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团灰色的雾气。雾气一霎间就挡住了我的视线，原先就在我眼前生长着的一墩骆驼草也消失了。这种现象瞬间就过去了，也就几秒钟，眼前又出现了黄色的沙土，干枯的骆驼草。但是我马上就明白，这是晕眩，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体力已经耗尽，生命极度虚弱了。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我镇静下来站起身再走的时候，身体摇晃得更厉害了，脚步更乱了，双脚像是踩在棉花堆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每走一步就要摔倒的感觉攫住了我的心。紧接着，我的身体哆嗦起来，像是突然有一股寒气侵袭了我的身体，冷彻骨髓。我想竭力控制住这种突如其来的哆嗦，但却无力控制，扑的一声摔倒在地。魏长海是走在我前边的，他似乎听到我摔倒的声音了，转身走回来，问我怎么了。我说不出话来，身体剧烈地颤抖。他似乎有点害怕了，捏住我的手说，怎么啦，你怎么啦。病了吗？说实在的，我与他交往不深，并不真正了解他，从内心深处还是怕他扔下我走掉，所以等哆嗦减轻以后，我说，冷，我有点冷。咱们休息一下吧。

这一次歇的时间较长，我又嚼了几颗沙枣，等身体完全停止痉挛之后又站起来往前走。后来我想过，为什么我的身体会在那一阵出现那样剧烈的哆嗦，我认为是这样的：身体的运动需要热量，而我的空空的肠胃不能提供热量，我的干瘪的身体也不能提供转化为热量的营养储备，体温突然下降所至。

虽然经过休息之后又继续前进了，但热量难以为继。走了三百米，翻过一道很矮的沙梁时，晕眩又一次袭击了我。沙梁只有二三米高，这是戈壁滩上的流沙堆积起来的。我已经爬上沙梁了，是魏长海拉着我的手登上去的，上去后该下坡了，我低着头往下看，眼前突然就冒出一团云雾般的东西，一头栽倒了。这次的晕眩也很短暂，我栽倒之后骨碌碌往下滚，滚到沙梁下边就清醒过来了。

这次的晕眩魏长海完全看在眼里，他觉出情况的严重性来了，他扶我站起来说，不行，你不能再走了，我背你。但就在这时，我看见前边不远处，有一道石头砌的水渠，水渠那边站着两峰骆驼。我对他说，去，你去看一看，那边是不是有人。他走过去登上渠堤看了看，说，那边有人家。我也走过去了，看见金黄的阳光下，前边有许多农田，还有几间低矮的土屋。于是，我对他说，老魏，我看这样办吧，你不要背我了，你还是自己走吧，到清水去，坐火车去兰州。我到前边的村庄看看，那里有人，我在那里住上两天，休息一下，再去坐火车。听了我的话，他一下子就瞪圆了眼睛，气呼呼地说，你这是什么话，叫我扔下你？我说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呀。我的情况是的确走不动了，你背着我走，你也要累垮的，那咱们就都回不去了。你先走，我到前边村子里歇上两天，再走，也能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他似乎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沉默了一下，眼睛看着前方的村庄。过一会儿，却又转过身来说，不行，我不能叫你去那儿。那几家人如果好心，留着你休息两天，当然好，可要是遇上个可恶的人，往上一报告，可就糟了，你就得又回明水去了。

我被他的话吓住了。还在新添墩的时候，就有人逃跑过，但是在路上被银达乡的农民抓住，报告了公社，公社打电话通知农场，农场去人抓了回来。

后边的事我就不再说了。我们又往前走，并且绕开了这个村庄。当然，后边的路程主要是魏长海背着我走，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说你自己走一截吧。我挣扎着走几步，然后他就又背起我来。这样的前进速度是很慢的，魏长海的确累垮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决定走到铁路线上去，他说，遇到第一个车站我们就上火车，不管那个车站有没有人会拘捕我们。我们的运气真好！半夜两点钟我们到达许三湾火车站。正好车站的候车室里有一伙从哈密过来的难民，他们是四川人，半个月前，他们从四川去新疆找工作，但是去乌鲁木齐的铁路只通到哈密，从哈密去乌鲁木齐的汽车很少，他们等了十多天也挤不上车去。怕被公安部门当做盲流收容，他们便又返回四川去。只是他们没有买车票，车到许三湾被列车员轰了下来。他们叽叽喳喳商量后边的事怎么办，我和魏长海混杂其间，没有引起车站任何人的怀疑。转天上午，我们登上一列从玉门市开来的客车。

火车隆隆地往东行驶，很快就驶进了高台车站。进站之前，我们就装出睡觉的样子爬进座椅下边去了。那正是春节前的日子，车厢里人满为患，谁也不会怀疑我们为什么钻进椅下。我们必须这样做，以防追捕我们的人登上列车察看。

翌日清晨火车到达兰州火车站。走出车站，我们在一家很不显眼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然后就分手了。吃饭时魏长海说，他要回老家天水市去了，他不敢回铁路局，怕领导再把他送回劳教农场去。他说，他家是城市居民，回家后再说吧，看能不能找个临时工的工作干；如果在家乡呆不下去，他就到新疆去谋生。我是不能回老家的。我的老家在武汉，是个资本家家庭，我以右派之身回到家中，会连累家人的。我在无奈之下还是决定回王家坪农场去。我作好了思想准备，如果领导要惩处我，那就叫他们把我正式逮捕判刑吧，就叫我在王家坪劳动改造吧，明水农场我是坚决不回去了。我可没有魏长海说的去新疆谋生的念头，那样不是成盲流了吗，高尔基作品里写的流浪汉！在流浪和漂泊中度过一生，我简直无法想象。我认为宁可去坐监狱也比漂泊流浪要强。坐监狱总有刑满释放的一天，释放后是组织安排个出路呢还是自谋出路呢，你总是合法的人了，而四处漂泊却是黑人黑户，走到哪里都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

说到这里，李科长结束他的故事，说，回到兰州以后的事，有机会我再对你讲吧，魏长海的故事就是这些了。

真是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他讲完许久，我问，从那以后，你没再见过魏长海？他回答今天是第一次相逢。我说你们没见面都有三十年了，两个人的变化一定很大，你是怎么认出他来的？他说是的，是变化很大。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1960年的时候我二十八岁，他二十四岁，现在我们都是年近六十的人了，三十年没见过面了，不细看是认不出来的。我问，你先认出来的？他说，是我先认出来的。我去列车长办公席的时候他正忙着：有几个无票乘客在补票。我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