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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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张祥戗戗有没有卧铺的事，科长听着听着说话了：别争了！你们俩的意思不就是要卧铺吗？

对呀！我回答。

真想坐吗？

那还有假吗？

你把钱给我吧。

干什么？

我去试试看。

你有办法？

咳，这谁能保证。去试试看呗，买来就买来，买不来就买不来，买来了不是更好吗？拿钱来。

科长，你真去呀？

我已经白跑了一趟，怕他去了也是劳而无功，但这时张祥推了我一把：

掏钱吧，你快掏钱吧。科长说去，你还啰嗦什么，舍不得钱啦？

我拿钱给科长。等他走了，我说张祥：谁舍不得钱啦？我是怕老头子白跑一趟，无功而返。

张祥说，不会的。他自己要去的，准是有办法呗。

什么办法？他认识车长？

谁知道呢。他这人呀，你是搞不清他是怎么回事。好多事情，咱认为办不成的，他去了还就办成了。我和他出差多次，遇到补票的事，住旅馆的事，都是他去，十有八九能办成。

我基本同意张祥的话，我们的科长是有点怪，比如他的吝啬，比如他的思想方式。记得上班的第一天，他在介绍工作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什么对犯人要像亲人一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爱心去感化他们，教育他们，但是一转身，房子没人的时候，他又以严厉的口气说：犯人都是兽性未泯的东西，心狠手毒，和他们打交道，可是要小心谨慎，保持警惕，保持距离。我对他印象深的还有一件事：那也是刚上班不久的一天，教育科进来一位老人。那人刚进屋，他就很亲热地叫了一声苏政委，并且对我介绍，这是退休了的原监狱政委，是他的老上级。他那恭敬有加的神情令我很是感动。可是过了不到一分钟，苏政委提出要一个篮球，拿回去给孙子玩，他立即就绷起面孔说，苏政委，你孙子要玩篮球，你自己花钱买一个也买不起吗，为什么要公家的？我可以给你一个篮球，教育科有一大堆篮球，少一个两个无所谓，但是，这篮球是给犯人活动用的，我给了你，犯人是要指着脊梁骂我的，也要骂你的，说共产党的干部这么点小便宜都要占。他几句话说得苏政委羞惭惭地走了出去。我当时想，他这人太不近人情了，那么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找你要个篮球，你不给也罢，说那么难听的话干什么？搞得老头太难受了。

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奇怪：他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人了。194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而且文化水平也不低，工作能力也很强——他是解放前的高中生，我们银城监狱志的撰稿人——可是他的警衔才是个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是科长。我们的监狱长比他整整小20岁，也已经是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比他高出两级！还不是党员！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科长回来了。不等他坐下，我就问买到票了吗。他把捏在手中的钱递给我。

你也没买来呀？我说。

他扬了一下手，意思是叫我把钱装起来。我把钱装回口袋的时候，觉得钱是湿的，便说，科长，你是替我省钱呀？你看，你把钱都捏出水来了。

我的话一语双关，既说了他没本事，又讽刺他小气。当然，说了这话我也有点后悔，因为平日里谁要是说他小气，他的反应是很强烈的，跟人家吵架，瞪眼睛。不过，这天他倒是没生气，还朝我笑了一下。他坐定之后说，你们谁累了，就先去睡觉吧。到列车员车厢去，就是最前边的那节车厢，一进门的第一个格子，下铺。

我一惊：科长，你买到卧铺啦？

他说，去吧，你闹得最欢，先去睡吧。

我真的吃惊了：真的，科长，买到啦？

他说，咳，你怎么这么啰嗦，叫你去你就去吧。

那不行，那不行。你先去睡吧，我和老张值班。再说，这钱也不能叫你花，是我要买卧铺的。我说着话，就从口袋里掏出潮湿的钞票。我真是没有想到，平日里抠抠搜搜的老科长今日这样大方。

但是，他推开我的手说，我要你的钱干什么，我根本就没花钱。

我哪里信他的话，说，你开什么玩笑，科长，不花钱叫你睡卧铺，车长那么好心？他是你儿子，还是你小舅子？

他瞪眼了，说，谁跟你开玩笑！我是遇到熟人了——列车长是我的老朋友，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

我还是不相信：科长，你是没买到卧铺呢，还是不想叫我掏钱？三十多年没见过的朋友，今天遇上了，是列车长，叫你白坐卧铺，天下有这么巧的事？

啊，是这么巧，你不相信呀？不相信就算了。张祥，去，你先去睡觉。小林子不信，就叫他坐着。

我不能不相信了，我说，哎呀，天下还真有这么巧的事！科长，你们是什么朋友，是老战友，还是莫逆？你们的关系够铁的！

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

那……那是什么关系？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给你这么大面子——不花钱坐卧铺！

行了行了，你就别管是什么关系吧。你不是困了吗，你去睡觉就是了，你管什么关系干什么！

我当然不好意思先去睡，这里边就我年轻。我和张祥都叫他先去睡。他不去睡，他说，我可是不能睡。我那位朋友说了，这阵儿他当班，等下了班要来找我，我们要聚一聚。

最后还是我先去睡觉。我走到列车员车厢，找到那张铺，果然是空着的，我躺倒就睡了。

我是被人推醒的。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李科长站在铺前。他弯着腰把脸凑近我，小声地说，起来。我迷迷瞪瞪坐起，看看窗外一片黑暗，车厢里也是只亮着暗淡的脚灯。我问他几点了，他说是凌晨两点。我有点难为情地说，哟，睡了这么长时间？你睡吧，你睡吧；我到后边去。他身后站着个人，这时也说，老李，你睡吧。可是科长说，不睡不睡，这阵儿我不瞌睡，叫张祥来睡吧。然后他指着那人对我说，来，小林，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朋友魏长海，这趟车的列车长。我们刚刚聚了一下，说说话。我和列车长握了握手，说，认识，我们白天就见过面了。

和白天比较，车长就跟换了个人一样。他热情地跟我握手，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白天不认识。然后又说，老李，你就放心睡吧，你的两个朋友我来安排就是了：车到西安就有铺了，我给他们一人安排一个铺。但科长不同意，说，不用，不用。我们有一张铺轮着睡一下就行，不能给你找麻烦。真的我这会儿不想睡。说着话他就往后车厢走去。列车长和我只好跟在后边。

到了硬座车厢，列车长叫列车员给我们提来一个热水瓶，然后就领着张祥去列车员车厢了。我和科长在硬座上坐下来。

我早就闻到科长身上的酒气了，车长和张祥走后我问，科长，今天开戒了？我知道科长是不喝酒的。科长笑了一下说，喝了点儿。我说，喝了点儿？到底多点儿？他说，一瓶。我吓了一跳，说，你们俩喝了一瓶？他胆子也够大的，作为列车长，在车上还敢喝酒？科长说，一开始他不喝，说工作不允许，可是，他看我也不喝，就说我喝点儿他也喝点儿。结果，我们把一瓶古井贡喝光啦。

我挪了挪位置，让出一块地方叫科长斜一会儿。我想，老头子了，喝了酒，一定是要睡觉的。他却一点儿困意都没有，反复地说，三十年啦，我们三十年没见面啦。过一会儿又说，小林子，你不知道呀，我们是什么样的朋友。我看出来了，他这会儿很兴奋，一丝儿睡意都没有，就跟他说话：你们在一起工作过，老同事。他摇了摇头：不对，不对。我又说你们是同学？他说，不对，更不对了。你听不出口音来吗，他是西北人，我是南方人？我告诉你吧，你猜是猜不着的。我们是夹边沟出来的，生死之交。

我惊了一下。夹边沟我是听说过的，那是酒泉县北边的一处地方，五十年代末期，数千名右派曾在那儿劳动改造；我也听人说李科长当过右派，但不知道他曾在夹边沟待过。我问他，在夹边沟的时候，你们俩关系好？

他回答，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

我奇怪了：也就是说，关系一般？

他说，不一般。

我糊涂了：你这是什么意思？谈不上好，谈不上坏，可又不一般，这不是矛盾吗？

他又说：不矛盾，一点儿也不矛盾。小林，我看这么办吧，你已经睡过觉了，我呢也不想睡，我就对你讲讲我和魏长海的事吧。

我答道：好的，反正我也不困，你讲到天亮我也陪得住。

于是，在去往武汉的列车上，深更半夜的，李科长跟我讲了下边的故事。

我是1957年10月在王家坪农场被定为右派的。原先，我在省公安厅工作，搞外勤——就是侦察员。是苏振起把我要到王家坪的。苏振起你认识吧，就是有一次到教育科来给他孙子要篮球的那个老头。他离休前是咱们监狱的政委。要说他的历史可是老资格了，三七年参军的老红军，五十年代初在陇东一个县当过公安局长，因为犯错误免了职。他对我说过，是因为公安局看押犯人的警察有天夜里喝醉了酒，犯人跑光了，他因渎职罪被免去局长职务，在公安厅当个生活管理员。1957年初领导又起用他，叫他到王家坪农场当场长；他要我去给他当秘书。我家庭出身不好，经过内部肃反之后领导不信任了，不叫我当侦察员了，调到公安厅政治部宣传科当宣传干事。那时候我的思想正处于低落时期，有精神压力，他叫我跟他去王家坪，我就去了。他是个大老粗，不识字。

我就不讲反右派的过程了。关于反右派的书出了不少，想必你也读过，打右派的过程基本上大同小异。我只是讲定为右派之后去夹边沟劳动改造的事。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3月22日。苏政委打发老婆把我叫到他家吃了一顿饭，给我送行。他说他问过省劳改局了，叫我自己到夹边沟农场去报到，劳动教养。我当时说了一句：你不派人押送我吗？不怕我跑了？他说，啥，你跑？你跑到哪里去？我又说，中国这么大，我哪里不能跑？他哼了一声：哼，除非跑到美国去，别的地方，你就是跑到天边边上，我也把你抓回来。咳，我就是那么说一下，我根本就没想跑。我是公安出身，还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吗？小林，这你可是不了解：五十年代的人，阶级斗争的觉悟高，警惕性高，犯人跑到不管什么地方，都有人查问你是干什么的，发现你形迹可疑就报告。再说我解放前就参加革命，虽然当了右派，是阶级敌人，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判了个劳动教养，我还想通过劳动教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回到革命队伍里来。

第二天早上，农场的汽车把我送到了兰州火车站，就像今天送我们出差一样，就是时间比今天早一些，因为去酒泉的火车十点多钟发车。苏振起派了个人送我到火车站，给我买了火车票，送我上了火车，他就跟车回去了。我自己坐火车西行。第二天上午到酒泉火车站，下了火车再坐公共汽车到县城。我扛着行李去了酒泉劳改分局，放下行李，叫他们有车时带过去，我步行去了夹边沟农场。

在夹边沟农场劳动了几个月，大约七八个月，到了秋季又调到新添墩。新添墩是夹边沟农场的一个作业站，实际上就是一个分场。

我就是在那儿见到魏长海的，就是这个列车长。

我的印象是夹边沟农场有三千多右派。夹边沟场部有两千多人，新添墩一千左右。新添墩共有七个队。一个是副业队，管养猪、放羊、种菜、喂牲口赶马车。这个队的人数是一百出点儿头。另外六个队是农业队和基建队，这六个队的人数都是一百多人。我在基建队。基建队的活最苦了！在农业队劳动还可以重活轻活有个调换，粮食成熟时偷把麦子或是谷穗吃，基建队始终干的是重活累活，糜子呀谷子呀一把也搞不到。你看我都干过些什么活：盖房子，开荒，挖渠，筛沙子，在山里挖矿石背矿石。我还背过草筏子。夹边沟农场在酒泉县东北方向的戈壁滩上，离县城约三十多公里。它的西边是一道沙梁，其余三面都是沙漠和戈壁滩。沿着沙梁北麓往西走七八公里就是新添墩作业站。那里有几十间土房，建在一片贫瘠的草滩上。草滩上长一些骆驼草，芨芨草。

我和魏长海不是一个队，刚去时根本不认识，后来一个偶然的原因认识了他。

那是1959年的冬季，我们从酒泉县东边的沼泽地往新添墩背草筏子。我刚才说了，新添墩土地非常贫瘠，是沙土地，盐碱地。我们去的头一年和第二年就种了小麦，但连续两年没有多少收成。为了改造土地，1959年夏天，副业队的积肥组就被派到北大河边的沼泽地去挖草筏子，积肥。北大河就是发源于祁连山脉的托来河。它流经酒泉北缘，所以人称北大河。它从夹边沟和新添墩南边四五公里处流过，孕育出大片的水草地。十几个人挖了半年，挖下的草筏子都堆在沼泽地上。到了冬季由新添墩的劳教犯背回来堆在田野上，来年当肥料。背草筏子一个来回七八公里，领导规定一天背六趟。超额完成任务者受表扬，完不成定额者扣晚饭。一开始大家都挑晒干了的草筏子背，后来干的背完了，只好背湿的。湿草筏子很沉，路又远，肚子又饿，有些人就坚持不住了。傅作恭就背过草筏子，有一天倒在路上了。傅作恭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原来是干什么的，我不太清楚。据一位和他在一间房子住过的右派讲，傅作恭在兰州读的中学，后来去金陵大学读农林系，毕业后在兰州雁滩搞了个农业实验站。他和他哥哥傅作义不同，没有从政，而是走了一条专家学者的道路，科技救国。他在解放后当了省农林厅的工程师。1958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记得在新添墩最初看见他，他还很精神：戴个黑色宽边的眼镜，手里捏个黑色烟斗吸烟，人字呢的皮大衣，貂皮领子。他就穿着皮大衣在地里挖土。有人说他，傅作恭，你怎么穿着人字呢大衣抬土？一点也不爱惜！他回答，命都难保了，还顾惜衣裳吗？傅作恭有两片厚厚的嘴唇，给我的印象是很憨厚。可是，背草筏子的时候，他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脸变成了瘦条条，身体瘦成了骷髅。大衣又脏又破，眼镜框断了一条腿，用线绳拴在耳朵上。

背草筏子可是累活，每日背六趟，来回走五十多公里，早晨五点多钟出发，傍晚五六点钟方能完成任务。这是指身体强健的人，至于那些体弱无力者，则要背到夜里十点钟十二点钟。你要知道，这是冬季，河西走廊严寒的冬季，夜间温度能降到零下二十八九度，呼啸的寒风像河流一样奔流不息，像潮水泼在你的身上，像刀子割你的脸。不要说干活，就是叫你在戈壁滩上走十二小时十四小时或是十六小时，你试一试，看你能坚持几天？

记得是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我背着草筏子走到半路上，看见傅作恭坐在地上。他的身旁还站着两三个人。他们不是集体休息，如果是集体休息，大家都会坐在地上的。我走过去问了一声，出什么事了。有人对我说，傅作恭走不动了。正好这时候一个名叫赵来福的管教干部走近来了，朝我们喊了一声：那是谁坐下啦！人们都不回答，就一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说了一句：赵队长你看，傅作恭坐着不动弹了。赵队长走过来大声问，你怎么啦？傅作恭不回答，闭着眼坐着。赵队长吼了一声：说呀，怎么啦，为什么坐着不动？傅作恭说，我走不动了，快死了。我听人说过，这个傅作恭平常对管教干部是不大尊敬的，他要是累了，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就坐下休息。不管你管教干部怎么说，哪怕威胁要把他送到监狱去，他也不动弹。管教干部曾经多次组织人开他的批斗会，他也不当回事。这天的情况就是这样，赵队长大声训斥他：你走不动了？要死了？哼，我看是你这个资本家不想接受改造，还想过你的花天酒地欺压人民的生活。傅作恭说了一句：我不是资本家，我是工程师。赵队长又说，工程师？哼，你是什么工程师？你是资产阶级右派！你给我站起来！但傅作恭仍然坐着不动，说，我走不动了，我也站不起来了。赵队长发火了，大声吼，怎么，你真的不走呀？魏长海，你给我把他拉起来。这时候，那个主动向赵队长报告的年轻人应了一声，抓住傅作恭胳膊把他拉了起来。他一边拉，还一边训斥：起来起来，不要耍死狗喽！

这一天我认下了魏长海，原因是他拉起傅作恭，傅作恭还是不走，赵队长把傅作恭背斗上捆草筏子的芨芨草绳子解下来。一头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另一头拴在他的背斗上，叫他拉着傅作恭走，他还就真拉。芨芨草拧的绳子又硬又扎人，傅作恭忍受不了脖子的疼痛，挣扎着跟他走。

以后的几天里，我两次看见魏长海用芨芨草绳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他们走路的样子，就像两个联在一起的骆驼。

傅作恭的事我就不多说了，他是1960年冬季死在夹边沟农场场部猪圈旁边的：有一天他到猪圈去，想抠点猪食吃，倒在猪圈旁了。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把他的尸体覆盖了起来，好几天人们没发现他。于是人们传说他逃跑了，因为有人反映他曾经给他哥哥傅作义写过信，要钱。到了春天，雪化了，尸体暴露出来了，关于他逃跑的传说便不攻自破了。

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那件事令我从心底里痛恨魏长海。右派们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有些人特别积极，开批判会发言积极，批判起别人来声色俱厉，无限上纲；有的人看见别人做了什么事，马上就向领导汇报。这些人的心理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就是想表现自己，想早点摘去右派帽子，但是，像魏长海这样的人，我从心里不能原谅：他对同类太残忍了！他确实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好处：背草筏子没几天，他被调到食堂当炊事员去了，不再挨饿了。

据我的了解，魏长海是兰州铁路局送来的右派，中专毕业生。他比我还小三岁，那年二十三四岁。

我和魏长海真正熟识起来，是七八个月以后的事情。1960年9月，省上决定在高台县成立一个名叫明水农场的大型农场。这个农场计划在东起新华镇西到骆驼城的荒原上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建成河西走廊上最大的劳教农场。所需劳动力就从酒泉劳改分局所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抽调。这些农场包括饮马三场、十工农场、四工农场、酒泉城郊农场、下河清农场、高台农场、夹边沟农场，等等。夹边沟农场地处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原本就不适宜农业生产，这次就一锅端了：除去饿得走不动路的一些病号和蔬菜队留在夹边沟之外，其他人员全部迁移到了高台县的明水乡。这次迁移对于夹边沟的右派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破船偏遇顶头风。在夹边沟的长期的繁重劳动已经把他们累垮了，也饿垮了。刚到夹边沟的时候我们每月吃四十斤粮食，到后半年就降为三十斤，转年又减到二十六斤。迁到明水后减少到每天七两＇1＇。还没有房子住。由于是仓促上马建农场，任何建筑材料都没有，右派们到了明水农场之后，只是在戈壁滩和草滩交界处的两道山水沟里挖了些地窝子和窑洞居住。地窝子顶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椽子，所以只缮了些树枝、灰蓬、芨芨草，不能上房泥。睡在里边可以看见星星。不论是窑洞还是地窝子，都没有炉子，没有煤，而到了十月下旬，河西走廊的严冬就袭来了。

右派们迁徙明水前的两个月，魏长海偷食堂的馒头换烟卷，被领导发现，一气之下又把他调回基建队劳动。事有凑巧，由于在夹边沟农场的时候人员死去了很多，到了明水，队与队组与组进行合并，我和他竟然编在了同一个队的同一个组。

新添墩的右派来到明水农场后住在西边的一道山水沟里。这道沟比场部所在的东沟深，由南往北越往北越深。有六七米深。我们组十几个人住在最北边的一个最大的窑洞里。河西走廊的地层是沉积状的，一层粘土一层沙，又一层粘土一层沙，我们的窑洞掏在比沟底高出七八十厘米的一层沙土上。脚下和头顶都是坚硬的粘土层，两层粘土之间约有一米四五十厘米的空间，人可以站着，但需弯腰。

夹边沟的右派到了明水以后，仅仅劳动了半个多月，垦荒工作就停止了。作为最下层的一个劳教犯，我不知道停止垦荒是否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可能是整个国家经济生活当时进入了困难时期，经济政策有所调整；也可能是因为仓促上马，条件不成熟，上级撤销了这个项目。我只是知道从安西县的十工农场调来了仅仅几十个右派住在相距明水农场的山水沟十五公里处的高台农场，再就是夹边沟过来的一千几百人。原定从其他农场调人的计划没再执行。先头到达的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开始大批死亡，几乎所有的人都极度虚弱，形势非常严峻，场领导不得已才停止了右派们的劳动。停止劳动以后，右派们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之后，就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挨时日，或者跑到草滩上去挖野菜、捋草籽聊以充饥。他们当中身体比较强健的人去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有些人把抓来的蜥蜴煮一煮吃。

天冷之后就挖不到野菜了，只能把干树叶和草籽煮熟了吃。草籽吃了胀肚，便秘又来折磨人。人们经常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儿。

我曾经给一个名叫晁崇文的右派掏粪蛋儿。先掏出来的是比羊粪蛋蛋大比骆驼粪蛋蛋小的草蛋蛋——骆驼粪蛋蛋你没见过吧？骆驼身材很大，但排泄的粪蛋蛋却比驴粪蛋小，比鹌鹑蛋大一点——可后来扑哧一下稀粪喷出来了，我猝不及防，一下子喷在我的脸上。我当时气得骂了起来：你这松……

人的肠胃和牛羊不同，从野菜和草籽里摄取营养的功能很差，到了十一月的严寒季节，死亡进一步加剧。所有的人都浮肿了，虚弱者迅速走向死亡，较为健康者急遽地虚弱下去。有些人连到草滩上捋草籽的力量都没有了。

我和魏长海是属于“健康者”之列的。对于魏长海，我是不屑于与他为伍的。我嫌他积极，积极得没有了人性，失去了同情心。但这个人很聪明，脑子灵，会挖鼠穴，迫于饥饿，我丢弃前嫌与他合作去挖鼠穴。我们住的山水沟两旁的荒原上，有几片明水公社的农民开垦的撞田＇2＇，撞田左近的鼠穴里地鼠在它们的粮仓里储备了过冬的粮食和草籽。挖到一个鼠穴，就可以收获七八斤或者十多斤谷穗和草籽。后来，我和那两个人因为浮肿和虚弱实在无力挖鼠仓了，相继退出了挖鼠仓的组合，而去捋草籽扫草叶了。魏长海一个人身单力薄，也挖不了鼠仓。每找到一个鼠穴，必须一口气挖到它的粮仓；若是当天挖不到粮仓，隔夜再去挖，地鼠就把粮食转移殆尽。他便也到草滩上捋草籽了。

到了11月中旬，我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了，不光是两腿浮肿，脸也肿了起来，外出捋草籽已经不敢走远了。我们窑洞的人也都浮肿了，有的死去了，有的奄奄一息，苟延残喘于死亡线上。但是，我惊奇地发现，魏长海还是那样精神，脸上没有一点浮肿的迹象，虽然消瘦，肉却是瓷实的，还泛着淡淡的亮光。我还发现，他外出很勤，说是去捋草籽，却极少带回过一把草籽或者树叶之类的东西。有两个其他组的与他年龄相仿的人常来找他。那两个人也都没有浮肿，行动如正常人一样灵敏快捷。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总是显出鬼鬼祟祟的样子。

据我所知，那两个人是兰州铁路局送来劳动教养的列车员，身份是坏分子。在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除了右派，还有一部分坏分子。他们是兰州市的省市机关大专院校和省级企业的职工，在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但不戴右派帽子，而是冠以坏分子之名，和本单位的右派一起送到右派农场劳动教养。

11月末的一天，我顺着山水沟往北走，到沟口的湿地上去挖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状植物，长得筷子粗细，一拃长短，细的如香火头粗细；煮着吃很面，有一股淡淡的甜味，生嚼辣嘴。那天我走远了一点，快走到沟口了，突然看见魏长海和那两个坏分子在一个土坎下边煮什么吃的东西。其他人都是搞到什么东西，拿回窑洞去，在窑洞里用土块架起洗脸盆煮着吃，他们却要在沟里煮着吃！我向他们喊了一声：你们搞到什么好东西啦，偷着吃！喊过之后，我朝他们走过去，想看一看他们到底在吃什么，可是我还没有走到，他们就端起被烟熏黑了的洗脸盆走远了。他们行色匆匆，神情紧张。

为什么怕我看见呢？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我的好奇和疑心，傍晚回到窑洞之后我就把自己看到的情况报告了队长司机才。司机才是原省建工局宣传部副部长，在延安边区政府当过科长，1957年反右斗争中定为右派，五八年到夹边沟劳动教养，被管教科当“拐棍”＇3＇使用，任命为一个队的队长。他虽然是个“拐棍”，但却不坑害同类，遇到不平的事还为右派们说话，和管教干部据理力争，所以在右派们当中口碑颇佳。听了我的反映，他说他调查调查。过了一天，他就到窑洞来找我，说，老李，你的怀疑还真对了，那几个家伙还真没干好事。我问他调查出什么情况了，他叫我跟他去看看。

我跟着他走到山水沟口。山水沟外边是一片广阔的沙滩，突兀起一峰又一峰的沙包。沙包的斜坡上散布着许多坟堆。这里掩埋着我们到明水后死去的右派的尸体，是农场组织的掩埋组干的。这埋尸的工作做得不好，也就是挖个浅浅的坑，把尸体拖进去，再覆上一层薄薄的沙土。因为大风刮走了沙土，有些尸体暴露出来，布条子和头发在寒风中簌簌飘动着。我问了一声，你叫我到这里来看什么？司机才不回答，领着我在坟堆中前行几步，指着一具完全暴露的尸体说，你把被子撩开看看。我知道掩埋死者的程序：所有的尸体都是用他们自己的被子裹着的，脖子、腰和腿的部位用麻绳系紧，用马车拉到这儿掩埋。眼前的这个尸体却像是被人动过，脖子和腰里的绳子被利器割断了。我撩开松松垮垮盖着的被子，发现死者棉衣的纽扣也是解开着的。掀开衣襟，我不由得呀了一声，吓了一大跳：死者的胸脯上有一道长长的竖着的豁口。你看清了吧，这不是狗扯的吧？司机才问。我说，不像狗扯的，狗扯的创口没这么整齐。说到这里，我突然明白司机才的意思了，我的头皮刷的一下麻了起来，我惊骇地问，老司，你是说……后边的话我没敢说出来。司机才又说，看看，你再看看胸膛里边。我不敢看了，也不想再看，往后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