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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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谁举报的嘛，他怎么知道你有麦子？

许霞山说，肯定是王朝夫举报的。

肯定？

肯定。我有麦子的事就他知道。

你不避人嘛。现在是啥年头嘛，人家见了眼红嘛。

不是眼红，驴日的想害我。

罗仁天很惊讶：他为啥害你哩？不是你找人把他调到羊圈的吗？

许霞山恨得咬牙切齿：我做错了，不该把这驴日的调过来。

他又说了羊被人偷走的事，说了黄干事审问的事。最后他说：驴日的汇报我，是想着出卖了我，我下放到大田去，他就保住了。

罗仁天听他说完，也气愤得很，说，这狗日的怎么这么可恶！我把他整死！

许霞山一惊：你怎么整死？

他狗日的这些天吃什么？

吃炒面。他有一箱子炒面。

我把他的粮路断了。

那不好，太狠了！那娃娃没别的办法，你把粮路断了，还就死路一条。不能，千万不能。那样干也太明显了。

什么太明显！

就是太明显了。黄干事把我的粮食弄走了，我就把他的路断掉，这不是太明显了吗？惹麻达哩。

有什么麻达？

丢羊的事还没下场哩，黄干事正找碴碴哩，这就偷人家的炒面，还不惹麻达吗？这是明显的报复。不行不行，不要叫抓住把柄把我整下去。

我干嘛。我偷来你吃。顶如把黄干事搜走的粮食又找回来了，你不吃亏。

不行不行。你干顶如我干，黄干事还猜不出来吗？

唉。你这个人呀！现在是啥年头嘛，就是你偷我我抢你的世道嘛，你还顾这顾那下不了手！你太善了！

许霞山说，他偷了我我还能凑合，可是他的粮路一断，就没命了。这事我们从长计议吧。你快回去吃饭吧，看你的饭都凉了。

转天早晨，许霞山去食堂打饭，路过杂工大院的北门，罗仁天在避风的墙角上站着，叫他：

你过来。

他走到门口的避风墙角，罗仁天说，那事我跟老张说了。老张说把他的粮路断了。

许霞山惊骇地说，我不是说过从长计议吗？

你不要管，这事我来办。老张说了，那娃娃这么可恶，还孽障他做啥哩。我偷，偷来了我们大家吃。你放你的羊去。

许霞山坚决地说，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做。

罗仁天看着他的脸：那你说怎么办？就叫他害人吗？太便宜他了！

许霞山咬着嘴唇站了一会儿，说，那就惩罚一下吧，打他一顿，不要断粮路。

黄昏，这又是一个黄昏。太阳已经沉没了，仅仅是回光映亮着天空。夜色从东边的田野上升起，夹边沟的田野一片昏暗。依然刮着强劲的寒风，风在房顶上打着呼哨。已经很晚了，但才到开饭的时间。

前几天张天庆和罗仁天出车去了高台县明水农场送粮食，今天才回来。卸完了车，他们在井台上饮牲口。突然，罗仁天小声说，老张，你看。张天庆刚把一桶水提出井口，扭头问，什么？罗仁天手里提着一根赶大车的长鞭子，鞭梢往食堂方向指了一下说：那个临洮娃。

王朝夫打了饭刚刚走过来，正在绕过食堂的山墙。为了躲避风把尘土刮进碗里，他偏着身体走路，用脊背挡风。他没太注意井台上的人，但井台上的罗仁天和张天庆都看见了他。张天庆啪的一声把手里的水桶一撂，朝着一匹饮水的骡子的前胛狠狠地砸了一拳。那骡子吓了一跳，头猛地一扬，哗啦啦跑走了。他大喊一声：

你站住！

王朝夫穿着厚厚的棉衣，里头还穿着绒衣，就像个矮胖子。他的头上带着一顶棉布帽子，为了取暖，帽翅上还缝着两块羊皮。由于帽翅下的带子在下巴上系得紧紧的，他没听见张天庆的喊声，继续往前走。于是张天庆又吼了一声：

听见了吗，叫你站住！

王朝夫转过身来了，一脸诧异的神情问，做啥了？

张天庆喊，你过来！

王朝夫往前走了几步，怯怯地站住，又问，啥事呀。他看出来了，张天庆模样很凶。

张天庆走前几步低沉的嗓门说：啥事？你不知道啥事吗，你个混账东西！你把牲口惊跑了，还问啥事！

王朝夫惊愕极了，他往远处看看，是有一匹骡子站在十几米远的地方，其他四五匹骡子静静地在水槽上饮水，有的还打着响鼻。他说，我哪里把牲口惊跑了？

张天庆对罗仁天说，哎，你看，这王八蛋还嘴硬，你说怎么办？

罗仁天说，打这个瞎熊！

罗仁天一扬手鞭子就甩过去了。就听见啪的一声响，王朝夫手里的饭盒就掉地下了。第二鞭又打在肩膀上，小伙子的棉袄就露出棉花来。两鞭子打得王朝夫有点懵懂，连跑的念头都想不起来，只是吱哇乱叫：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打人？

张天庆说，狗日的，你这个瞎熊！你还装傻，还问干什么，你不知道干什么吗？打，往死里打，叫他知道一下干什么。

根本就用不着张天庆说打，罗仁天的鞭子就呼啸着落在王朝夫的身上。王朝夫痛得叫的时间都没有，只是双手护住了头乱转，每挨一鞭子嗓子里就发出一声短促的哎呀声。后来他明白了，这不是打几下的事，这是有意打他。他被打清醒了，转身想跑，但这时张天庆已经抓起一根不知什么人撂在井旁的扁担走过来了，一扁担打在他的大腿上。

王朝夫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第二棍子又打在腰上。他哎呀呀惊叫一声扑倒在地。但是，张天庆还不停歇，棍子高高举起，连续打在他大腿上。罗仁天的鞭子怕打着张天庆，走上来踢他。

王朝夫刚趴在地上时没哭出声音来，像是被气噎住了。后来喘过气来了，便大声喊，他们打人了！他们打人了！

有几个端饭的人走过来了，问出什么事了？

张天庆不直接回答，而是朝着趴在地上的王朝夫骂，狗日的你想把牲口挣死吧！拉了一天车的牲口，你给惊跑了。罗仁天，打，看他还惊牲口不了！

那几个人看看站在远处的牲口，劝张天庆：行了，打几下就行了，叫回去吧。

也有人说，你说怪不怪，你走你的路嘛，把人家的牲口惊跑干什么？牲口也饿得皮包骨了嘛，也孽障得很嘛。

几个人说说就转身走了，张天庆接着又是踢，又是搧嘴巴子，并且骂：狗日的，你以后还干坏事不？还害人不？

也不知道王朝夫听懂他的话没有，他爬起来跪着，连声哀求：张爷，饶了我吧，罗爷，饶了我吧。不要打了，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改正……

他哀求再三，泪流满面，张天庆和罗仁天这才赶着牲口回马厩去了。

第二天的傍晚，许霞山去伙房打饭。这天天变了，风不大，但冷飕飕的，气温很低。天空布满厚重的灰色云彩，像是要下雪的样子。他端上饭就往杂工大院跑，进了张天庆和罗仁天的房子。他想暖和一会儿，吃完饭再回去。

张天庆和罗仁天已经吃过饭了，正围着火炉吸烟。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弄到的烟叶，许霞山一进去就闻出烟叶的味道和他平时吸的向日葵叶子的味道不一样，很香。他在炕沿上坐下说，给我一撮，我也卷一个。罗仁天从上衣口袋里捏出一撮烟末来。但就在他卷烟的时候，罗仁天问：

老许，昨天晚上看见那娃娃没有？

他回答没有。

今早上见了没？

见了。

他怎么样？

不知为什么，进羊圈的时候腿一瘸一瘸的，我问他怎么了，他眼睛红红的，不说话。

罗仁天说，昨晚上吃饭，我和老张收拾了一顿。叫他记住，再不能害人，不能干坏事。

许霞山说是吗？你们真收拾了？我说哩，他的眼睛红红的。

张天庆问，他今天放羊去了吗？

放去了。

张天庆气哼哼地说，便宜这个狗日的了，我想叫他躺几天的。

许霞山说，放羊去了，一瘸一拐赶着羊走了。

许霞山吸完了烟，炉子上菜糊糊热好了。他喝着糊糊说，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去汇报。

罗仁天问，汇报了又能做啥？

把你们怎么的不了。可是黄干事要怀疑我呀，怀疑我叫你们打他。他一直找我的碴碴着哩，要把我放到大田去。丢下羊的事还没有下落呀。

罗仁天说，不会的，他娃娃要是汇报了，我就真把他整死——把他的粮路断掉！

张天庆说，许老弟，不要顾虑重重，前怕虎后怕狼。荒年饿不死英雄汉，我连劳改带就业差不多十个年头了，还不是活下来了。

许霞山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

就是这天夜里，羊圈又叫贼偷了一次。

这次失窃是白老汉发现的。由于上一次失窃是贼娃子从墙上翻进羊圈的，领导训斥他没看好羊圈，以后的每天夜里他都要绕着羊圈巡逻好几趟。这天凌晨六点钟他还手提风灯转了一圈。他想天快亮了，再巡视一趟就可以放心回房子休息了。昨天傍晚就阴了的天空飘起雪花来了，下雪天会留下脚印的，窃贼就不敢来了。但是，当他提着马灯走了半圈，刚刚走过牛圈，就发现绵羊圈的墙角处被人挖开了一个洞。他飞快地跑回办公室去。把组长苗培正叫了起来。苗培正有点发慌，害怕贼还在羊圈里，就去叫上许霞山和王朝夫。四个人拿了两把叉草的杈子，提了两根顶门棍。潜行到洞口，然后才大喊起来：抓贼呀！

然而羊圈里静悄悄的。他们从洞子里钻进羊圈，什么也没发现。经过清点，发现少了十三只羊。

白老汉知道这是自己的责任，他跺着脚说：我一夜检查了四五遍都没有发现贼娃子，天快亮出这事！其实也不能怪他，土坯垒下的墙壁，挖开一块土坯就能迅速扩大。洞口边还堆着一堆挖下来的土坯。

苗组长飞快地去叫崔干事。崔干事跑来看了看，这时天已经亮了，他发现落了一层薄雪的地面上印着乱纷纷的人和羊的脚印。脚印先是往北走出很远的一截，然后就往西走了。雪不厚，但脚印看得清清楚楚的。从脚印看是三个人做的案。崔干事对许霞山说，你去叫王干事去，叫他拿上两条枪，快来。王干事是本地人，这一带的情况熟悉。快来，叫他快来。时间一长脚印就看不清了。

王干事叫王拴玉。这是个胖墩墩的青年人，也就二十七八岁。他是土改中涌现出来的农民积极分子，在酒泉县的一个乡上当干部，管民兵工作。夹边沟农场缺干部，把他调来当干事。他说话粗鲁，张嘴就骂娘，经常干捆人押人的事。许霞山去了一说，他就提了两条步枪跑来了，崔干事一条，他一条，并叫上许霞山顺着脚印往西追下去。

窃贼很狡猾，走了一截，就往北边的沙漠拐过去了。他们可能感觉到雪的威胁了，他们想在雪地里多走一会儿，以便雪花掩盖掉他们的脚印。

雪大起来了，但脚印始终隐约可辨。他们作案的时间不久，大雪还来不及掩盖他们的踪迹。脚印在沙滩上拐了几个弯，又往西延伸而去。窃贼们以为大雪已经埋没了他们的脚印。他们三个人顺着脚印跑，很快就追过了新添墩作业站，又远远地从一座村庄外边走过。王干事说，这里是以前的杨洪乡，现在归了银达人民公社。他说，毛主席写过一篇文章——《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就是说的这个银达公社。

后来羊和人的脚印到达一个名叫上丁家的村庄附近的涝坝里。涝坝冻了很厚的冰。到这儿之后落了雪的冰上出现一片乱糟糟就像羊群卧过的痕迹，然后就是一串踩得很深的人的脚印通到一户人家的门口。崔干事和王干事跑到隔壁的人家打听了一下这个人家的姓氏，知道这家人姓丁，弟兄三个。把三个人的名字记下之后崔干事说，走，回去，叫公安局抓人去。但王拴玉不同意，说，找着贼了，就要把事情办漂亮。他提着枪闯了进去，不一会儿就押着一个年轻人出来。那年轻人还赶着一群羊。他对崔干事说，走，押回农场去。驴日的胆子太大了，敢偷农场的羊。活够了！在他们的身后，一个女人以泪洗面，哭喊着跟了出来：怎么着，你们要抓人吗？王拴玉回头踢她一脚：再哭！再哭把你也抓走！你们这一窝贼！女人滴溜溜跑回去了。

许霞山数了一下，差两只羊，就问那个年轻人那两只羊哪去了。年轻人说他家老大老二背走了，背到县城卖去了。

回到农场审讯，年轻人承认前几天还偷过几只羊。两次都是把羊赶到涝坝里，捆上扛回家去。

直到这时，许霞山的心才落到了实处，他知道，自己在羊圈站住脚了。这时他才把藏在草垛里的十几斤粮食提回房子来吃。这一次他学聪明了，每天夜里睡觉的时候把茶缸子装上麦子倒上水，放在炕洞里煨着。早晨出牧的时候放进背斗里，上边盖上破衣裳什么的，到了荒滩上没人的地方再吃。他再也不敢在房子里煮着吃了。

许霞山节约着吃那十来斤麦子，可是他不管怎么节约，到了12月中旬麦子吃得光光的了，开始挨饿了。他正饿得难挨头昏眼花，12月下旬省委来了个工作组，说是抢救生命来的，要遣送右派回家。并且立即着手组织右派回家，一批一批地送，身体好的先走。身体差的养几天恢复恢复再走。右派们吃的粮食没有增加，但每天杀七八只羊，煮肉汤叫大家喝。

许霞山高兴极了，他在心里说，这真是上帝的安排呀！

但是人已经走了几批了，总也轮不到他。他已经饿得够呛了，领导却召集一些干杂役的和车马组放牧组的人开会：大家坚持一段时间，反正要放你们回去，可是你们的工作暂时没人接替。你们的身体好一些，你们再坚持几天，人员一安排过来，就叫你们走。

这一坚持就又是一个月，眼看着再过七八天就是春节了。这一个半月可是把许霞山饿极了：天天杀羊煮肉汤，可是汤里没一块肉，只有几个胡萝卜丁丁。他每天到荒滩上去打沙米，实在饿得不行就到罗仁天宿舍去。罗仁天拉救济粮什么的能偷点粮食，没粮食的时候就给他抓块豆饼充饥。

但是有一天他真是饿得受不住了：走路摇晃开了，走路的速度跟不上羊走的速度了，心慌得喘不上气来。回到宿舍后他想，一定要解决一下吃饭的问题——他决定偷一只羊吃肉。他估计，这一段时间杀的羊多，吃掉一只羊也可以浑水摸鱼，蒙混过去。

天黑透了，羊圈周围静悄悄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穿着大衣进了畜牧大院。白老汉正在院门口的办公室里准备值班的东西——擦灯罩点灯，看见他问了一声：你有啥事吗？他回答有只羊不好好吃草，我去看一下，是不是病了。

他进了院子，径直走进自己的羊圈。王朝夫早在十二月中旬就因为肝痛进了病号房，那群绵羊也已经杀光吃了肉了，偌大的羊圈就剩下几十只山羊了。羊圈的情况他太熟悉了：羊圈里边还套着一间小房，盘着一个土炕。这年春节母羊下小羔子，他还在这间小房睡过一阵子，把炕烧得热热的，把小羔子抱到小房里暖着。羊圈虽然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但他却知道哪几个羊晚上卧在什么地方。

他摸着了一只小羊——就是今年春天他接下的羔子——用膝盖顶住，再用一只手捏住嘴，一只手捏住头，一拧，咔嚓的一声响，羊脖子就断了。小羊连叫都没叫出一声，只是像个孩子嗯了一声就没音了。

羊还在痉挛，腿一伸一伸的。他想等一下，等到痉挛停下再提出去，但这时大门口传来罗仁天的呼唤声：许霞山！

呼唤声很响很急，他不知出了什么事，站起来走出羊圈，问有啥事？

罗仁天在大门口站着，说，干部叫我通知你到场部开会去，明天叫你回家。

他的心突突地跳起来：天爷呀，可以回家了！

但是他心里惦记着那只羊羔，就拉着罗仁天往前走了一截，躲开值班的白老汉说，老罗，有件事要跟你说一下。罗仁天问啥事？他说我刚拧死了个羊娃子，还在羊圈里放着，看来我吃不上了。罗仁天问那怎么办？他回答，我把羊提出来，你提回去和张组长吃去，你估计出事不？罗仁天说怎么出事哩？他说高北峰和你住一间房，他汇报不汇报？罗仁天说不会。他说那你等着。他回到羊圈门口又遇见了白老汉。白老汉问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说我等一下再去，那只羊我还没看清楚得的啥病。

他二次进羊圈，羊羔已经软塌塌的没一点气了。他提起来藏在大皮袄下边，一只手塞进大衣口袋里，从外边揽紧，大大方方走出羊圈。罗仁天在半路上等着，他把羊递他的手里，再把皮袄脱下来给他披上。

罗仁天回杂工大院的车马组宿舍去了，他就开会去了。

这次遣返的右派有三十多名。大批右派一月初就返回老家了，剩下七八十名身体弱得不能坐火车的，工作组怕他们死在路上。经过一个月的医治和调养，这一部分人的健康状况有所恢复，可以回家了。他们的身体依然很弱，工作组不敢叫他们坐卡车，从酒泉县调来了一辆轿子车送他们到酒泉火车站。

他们的行李轿子车装不上，农场的司蒂贝克牌货车拉到车站去，集体托运。许霞山和车马组的两个人身体强壮，崔干事和王干事领着他们三个人装卸和办理托运手续。

卡车和轿子车下午两三点到达车站。火车天黑才能到站。人们都进了候车室烤火，许霞山跟着崔干事去行李托运处。

黄昏时托运完行李，许霞山已经冻僵了。他急急地回候车室想暖和暖和身体。

进了候车室，他往候车室中央的炉子走，门口有人叫了一声：许哥。

他回头看看，不由得惊叫一声：哟，史万富呀！你怎么在这里蹲着？走，烤火去。

史万富的声音哀哀的：挤不上去呀。他们不叫我烤火。

谁不叫你烤？

就是那几个人——老范他们。

他们为啥不叫烤火？

他们说我……

史万富突然不说了，似有难言之隐。许霞山催他：说呀，为啥不叫你烤火。

他们说我……许哥，就是为了那事嘛，你知道嘛。

我知道……许霞山想说我知道什么，但突然脑子开窍了，改口说，你说的就是那件事吗？那事我可没跟人说过，他们怎么知道的？

杨华堂反映了。领导把我扣住不叫回家，全场的人都知道了。

是吗？我说奇怪嘛，你怎么现在才回家。扣下做啥哩？领导扣下你做啥哩？

说是要处理我……

处理了吗？

没处理。先是在严管队，工作队来了，叫我进病房。我当时能走，不叫走，说是要处理我，昨天又说不追究了，你回家去吧，明天就走吧。

噢。那就是没事了嘛。走，烤火去。

不行，挤不上去。那几个人不叫烤。

你不会也挤吗？

我的腿软，挤不上前。有个人还打我。

许霞山大声说，你走吧，跟我一块走。我看谁不叫烤火！

但是史万富往起站了几下没站起来，凄惨地说，我站不起来了。

许霞山扶着他，他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许霞山说，你怎么成这个样子喽？

史万富说，哪个样子？这就不错了，能回去就不错了。多少人回不去了！你知道不，病房里多少人死掉了，彭旭死掉了，张魁死掉了，王朝夫也死掉了。

你说啥，王朝夫？哪个王朝夫？许霞山惊了一下。

就是你们羊圈的王朝夫嘛，那个临洮人。

他死掉了？

死掉了。

许霞山看着史万富的脸一副不信任的样子说，王朝夫怎么能死掉呢？他是12月中旬住院的嘛，肝炎嘛，不是要死的病嘛。

史万富斩钉截铁的口气：不对，他就是死掉了。他和我住一个病房，挨着睡，我还不知道吗？

许霞山还是不相信：不对呀，他不会死呀，他的身体也没衰弱到那种程度。他有炒面吃呀……

史万富说，许哥，这他跟我说了，他是有一箱子炒面来的，能顶一气的。可是叫人把炒面偷掉了，就饿死了。

偷掉了？谁偷他的炒面了？我怎么不知道？

史万富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暧昧起来：许哥，你不要装了。王朝夫都跟我说了。

许霞山看到史万富表情的暧昧了，说，哎，你这是什么话，我装啥了，我装啥了？你说明白！

史万富说，他说……就是你把他的炒面偷了。

许霞山大为惊讶：他说的，他就这么说的？说我偷他的炒面了？

史万富：啊。他就这么说的。

许霞山断然否定：胡球说哩，我偷他的炒面？我能偷他的炒面吗？他给黄干事打小报告陷害我……

对，对对，他跟我说这事了，说你为了报复他，把他的炒面偷了，还找人把他打了一顿。

许霞山说，胡球说哩，打人……打人的事是有的，谁叫他陷害我哩，可这炒面……

突然，许霞山觉得心里像什么东西戳了一下，猛的一痛。他静了一下说……哎呀，莫不是张天庆和罗仁天偷的……

史万富说，谁，你说谁？

许霞山回答：走，不说了，不说了，我们烤火去。

他扶着史万富，史万富迈着软弱的双腿走到了候车室中央。这里有一只汽油桶改装的炉子，里边烧着熊熊燃烧的煤炭。由于候车室太大，炉子旁边热烘烘的，整个房子却很冷。烤火的都是夹边沟来的右派，他们把炉子围得严严的。

到了炉子跟前，许霞山大声地对史万富说，你说，哪个人不叫你烤火。

史万富指着一个人说就是他。

许霞山抓住那人的肩膀说，你让开。他一把将那人拉到后边，另一只手把史万富推到炉子跟前，又说，你就在这达烤火。那人火了，说，哎，你拉我做啥，你拉我做啥！许霞山说，拉你？我还打你哩，你个瞎熊。这个烤火嘛，大家都烤哩嘛，怎么就不叫别人烤，是你们家里的炉子吗？

那人看着他高大的身躯，不说话了。

夹农

夹农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妈叫李怀珠，是个右派，1959年的冬季在农场劳教时生下他。你觉得这个名字古怪吗？一点也不古怪。有些人叫延生，说明他是在延安出生的；有些人在北京出生，叫京生；我还遇到个叫津津的姑娘，是天津市人。李怀珠是在夹边沟农场生下那孩子的，就叫他夹农。这些年我老了，70岁了，我经常回忆起年轻时候的美好的和艰辛的生活，想起在夹边沟生活过的日子，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来。一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就又想起夹农来，因为那一段时间围绕着夹农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

我是1958年3月划为右派分子的。我原在省公安厅工作，丈夫也在公安厅。我是张掖人，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也就是农村的一个小地主，家里有二十几亩水浇地。1947年我从张掖师范毕业。以我自己的想法，师范毕业了，就在张掖县当个小学教师就可以了，可是我父亲不同意，说我家没有男孩子，就我和姐姐两个姑娘，姐姐已经出嫁了，嫁了一个在张掖做买卖的山西商人，那商人那时已经破产了，我姐的生活已经很悲惨了，我一定要上大学，将来找一个好丈夫，他和我妈的晚年才有依靠。于是我父亲送我到兰州读兰州大学中文系。在兰大读了两年书兰州就解放了。兰州是1949年8月26日解放的。在解放兰州的战役打响之前学校就停课了——也正好是放暑假的时候——学校里没啥人了，我也不敢住校了，就住到一个远亲家去了。兰州解放的第四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到学校去了一趟，看什么时候开学。我的亲戚家在小西湖住，那几天还没有交通车，我就步行着进城去。我路过翠英门——也就是西关十字一带的时候战场还没有打扫干净，这里一具尸体，那里一摊晒干了的血迹，血迹黑黑的。我到了学校，学校里空荡荡的看不见人，只有门房有人。我问问门房的人什么时候开学，门房也说不知道，可能还得些日子。于是我心里嘀咕开了；这可怎么办呀，学校开不了学，家里不寄钱来，我又回不了张掖——那时候河西走廊还没解放——光在亲戚家吃闲饭哪行呀。就在我忧愁之际，遇到了一个名叫章宗昌的同学。他是陕西人，从陕西到兰大来读书的。我问他学校不开学怎么办呀。他说他已经决定不上学了，要去参加解放军——他认识的同学有人已经参军了，说解放军很欢迎学生参军。他当时还动员我，你的情况和我一样，家里寄不来钱，干脆咱们一起去参军吧。我当时就同意了，参军就参军，我早就想参加革命了。于是我们就到军管会去了。那时的军管会设在后来的兰州饭店跟前，我们去了说要参加解放军，军管会的人问了问我们的家庭情况说好呀，欢迎你们参军。部队就是缺少像你们这样的知识人才。可是临到军管会要写介绍信叫我们去部队报到时我又犹豫了，我说我想参军可是又怕走远了，再见不到父母了。父母没有儿子，今后的生活要我照顾呢。军管会的人态度非常好，说怕走远你们就不要到部队去，革命工作干什么都是光荣的。我们说那还有什么革命工作可干呀。军管会说现在最缺人的就是治安部门，新解放的城市需要大量的警察维护社会治安。起先我还犹豫，因为旧社会人们对警察很反感。军管会的人看出我的心理，说，革命工作干什么都光荣，人民警察是为人民的，也光荣。我参加革命心切，说那就当警察吧。看我愿意当警察，章宗昌也同意了，军管会写了条子叫我们到隍庙那儿去报到。隍庙那儿原来有一所国民党的警察学校，军管会已经接收过来改成了人民公安学校。

我和章宗昌去了公安学校报了名，填了表，过几天就通知我们被录取了，叫我们来参加学习。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在兰大的同学比我们高一级的外语系的那秀云和历史系的陈毓明也报名当警察了。他们是夫妻，已经有个孩子了。

按计划我们要在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可是兰州市的治安工作极端缺人，才学习两个月，就把我们四个文化水平高的人调到军管会工作。陈毓明去水北门附近的军管会反动党团登记处工作，我们三个人负责经济方面的治安保卫工作。后来省政府成立，我们就都到公安厅了，陈毓明和章宗昌在二处搞外勤——就是侦察员，我和那秀云到了政治部搞内勤，就是抄抄写写，搞宣传，办学习班对基层干部进行理论学习的辅导。

1951年，我和章宗昌结婚。

章宗昌出身大资本家家庭，1954年内部肃反之后就把他调到兰州客车厂管犯人去了。过了一年，河西三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张掖县要改为省辖市，省公安厅从机关各处室抽调十九个人去张掖县成立了张掖市公安局。领导说我是张掖人，照顾我回老家把我也调过去了。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计划中的张掖市并没有成立，倒是嘉峪关成立了省辖市，于是刚成立的张掖市公安局就撤销了。而在将撤未撤之际反右斗争开始了……

我是个马虎人，在省公安厅工作期间，领导始终也没重用过我，哪儿忙就抽调我去那儿，我自己呢也大大咧咧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说话也随便。所以在公安厅干了五六年也没当过什么官，也没挨过批评。我把自己的这种作风带到了张掖市公安局，结果就划成了右派。真的，我划成右派连我自己都觉得名不副实。像中央的大右派章伯钧当右派是有原因的，他和毛主席争高低，说国家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