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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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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哭了很久。哭了半小时，又哭了半小时……景超的死令她悲伤之极，她也恨自己：晚了，来得晚了，要是早来二十天……
和桑一直在哭，哭了很久。那两个管教干部就在旁边坐着，吸烟，喝水，一句话也没说。对于景超的死，他们也不做任何解释。后来，见她哭声渐小，有个人就出去了，过一会儿带个蓬头垢面衣着破烂的人进来，说，行了，行了，哭够了就去休息吧。累了吧？看她不出声，那人又说，小范，去，领她找间房子，叫她睡觉。有被子吧？那个被叫做小范的说了声有，又对和桑说，走吧。
和桑的确是累了。坐了一天火车，又走了一片雪地，刚才的哭嚎哭得她几乎喘不上气来，她的整个身体都要瘫了。她提着衣裳和装花卷的书包走出那间草房。
原本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又是从煤油灯下离开。出了门和桑就跟睁眼瞎一样，四面一片漆黑。她只是跟着那个人走，也不知去哪里。走了没几步，她的感觉似乎是在下坡了，心想应该小心点，下了雪的路很滑，但这念头刚一闪，就滑了一跤摔了个屁股墩。那个人听见她滑倒了，停了一下，等她站起再走。
再走，那个领路人说话了：往这边走，你跟着我。那人在前边走，她跟着，还是下坡，然后就看见了黄色的灯光，灯光是从一个草帘子缝里射出来的，照亮了一道斜坡和过道。这时，那人掀起草帘子说，进去吧。
进去她便明白了：这是一间地窝子：墙壁是土坎，头顶上横了两根圆木，上边稀疏地搭了几根椽子，椽子上苫了些蒿草。地窝子还真不小，三米宽，十几米长。靠里边的墙壁留着一面和房子一样长近两米宽的土台子。看起来这土台子就是右派分子们的大炕，因为土台子的一头堆着几十床被子。大炕光溜溜的，一根草也没有。
炕上有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灯光如豆，房子显得阴森恐怖。那个人说，坐吧，坐下休息休息。你累了吧？
她怯怯地坐在炕沿上，心想，今晚就住在这儿吗？这时她已经看清楚了，领她来的人是个年轻人，因为久未洗脸，蓬头垢面，衣衫破烂，无法猜度他二十岁还是三十岁。为了表示亲切，她问了一声：小伙子，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劳教分子，右派。
从哪个单位来的？
兰州大学。
你是老师？
学生，化学系的。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岁。
二十岁？你才二十岁？
啊，二十岁。我是五六年考入兰大的，十八岁当了右派，然后来夹边沟。
和桑正和这个小右派说话，又进来个年轻人，怀里抱着一把蒿草。进来后就点火。先头的那位小右派问从哪找来的蒿草？那人回答，从下边的窑洞搜集来的。他们说着话将一个洗脸盆放在摆成三角形的土块上，倒上水。水开后又从一个布袋里抓了几把面粉撒进去，煮成稀粥。
粥煮熟了，那位小右派叫和桑：你也来喝点粥吧，暖和暖和。
和桑没谦让，接过小右派递过来的一个小调羹。小右派又叫她坐近点，说离火近暖和。和桑往前挪了一下，坐在火堆跟前。她真是冷得难受，这空旷的房子比旷野暖和不了多少。
三个人各自用一把调羹从锅里舀粥吃。喝了一口粥，和桑就觉出这是米粉做的，便问，哪来的米粉？
小右派回答：姨母寄来的。
你是南方人？
厦门人。我和他都是厦门人，我们是同学。
她又问那个年轻人，你多大了？
二十一岁。
也是右派？
也是。
你们为什么从厦门来兰州读书？
他父母是兰大教授。他在厦门长大，父母叫他考兰大化学系。化学系的主任和兰大校长是著名的化学教授。我和他一起报考的兰大，一起当了右派。
你们的校长叫陈世伟，你们熟悉他吗？
不熟悉。他也是右派，来夹边沟了。
他也来夹边沟了？我知道他是右派，但不知他来了夹边沟。
是来夹边沟了。我们是坐火车来的，他是小轿车送来的。
出于新闻工作者的敏感，和桑问，陈世伟还在这儿吗？
不。他在夹边沟半年，就调走了。1958年冬季，来一辆大卡车，拉到马鬃山煤矿去了。那是劳改队。有人说在电机厂。
到底在哪？
不知道。
喝完了粥，和桑拿出几个花卷，两个小右派一人给了一个。两个小右派有点难为情，和桑说，吃吧吃吧，这是带给我丈夫的，他已经死了。两个小右派在火上烤花卷。蒿草的明火熄了，暗火正旺，还没烟雾，正好烤花卷。和桑也烤了一个吃。吃着花卷和桑问他们认识王景超吗，王景超是从新添墩作业站来明水的。两个小右派说不认识，他们是夹边沟场部调来的。来明水没怎么干活人就饿垮了。他们又问和桑在哪儿工作。和桑说同王景超一样，也是甘肃报社的，也是右派，他们就叹息。后来和桑又问：
这么大的地窝子，怎么空空如也就你们两个人？
小右派回答：这间房子原来住三十几个人，挤得密密匝匝的，像鱼罐头。后来死掉了一多半，还有几个回家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和桑很是惊讶：你是说有几个右派回家了？
对呀，有几个人的家属来探望，领导叫家属接走了。
噢……
火快要熄了，小右派说该睡觉了。他从土台子上的被垛里抱了两床被子给和桑，叫她铺一床盖一床，如果冷就再抱。然后他就和自己的同学在土台子那头拉开被子睡下了。
和桑没睡。她有点尴尬和难为情：自己虽不是小姑娘了，不是害羞的年纪了，但也是个二十八九的青年妇女，怎么好和两个小伙子睡一间房呢？便守着那堆残火坐着。
两个小伙子似乎看出她的心思来了，还是那个小右派说，喂，大嫂，你放心睡吧，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坏人。
和桑只好拉开被子睡下，连棉衣都没脱。这一夜她根本就没睡好。躺在土台子上可以看见星星，雪屑还从茅草缝隙里落下来。王景超的死也折磨着她：悲痛难忍，思绪万千，久久难以平静。她想起来，在反右派运动中，虽然她和王景超在报社里三天两头受批判挨斗争，可是回到家里还是亲亲切切的，可以互诉心曲。而现在王景超却是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了，自己不仅仅成了孤孤单单的寡妇，而且还是个右派分子。不光是自己当了无依无靠的寡妇，两个年幼的孩子也没有父亲了。那是1958年4月下旬的一天，她把孩子送到母亲那儿去，和父母告别，当时老大才六岁，但是他已经隐约觉出妈妈出什么事了，抱着她不放手，哭着说，妈妈你要去哪儿呀！差一个多月才将满四岁的老二却说，我要和妈妈睡，我要和妈妈睡。当时她的心都要碎了。今后呀，拉扯两个孩子的重负全部压在自己的肩膀上了……她的思绪突然又跳得很远：那是1949年10月，自己从兰州女中毕业，已考上了兰州大学却又没去上，而是进了报社；那是因为自己革命热情高涨觉得参加革命比上学更有意义。进报社不久她就认识了景超。在后来共同生活的道路上，景超又是伴侣，又是严师。他逼着她学习，说，要想当一个好的编辑和记者，至少要熟背一百篇古文……正是在景超的帮助下，自己的工作能力快速提高，1956年报社第一次评定职称就晋升为编辑。突然，她又憎恨起四工农场那个牛副场长来了：1959年12月，四工农场硬是把她从黄花农场要过去不久，一天在二站的田野上，牛副场长遇见了她，竟然狞笑着说，你就是那个演《小拜年》的女右派呀，你知道不知道，就是我把你从黄花农场要回来的，你高兴不高兴？她当时脸都气黄了，说，我舒服点你就不高兴，你是个什么心态的人呀。牛副场长当时就发狠了，狠狠踢了她两脚。当时正巧有几个干部家属在旁边，说，牛场长，你在一个媳妇跟前摆什么威风？才挡住了他进一步逞威。
和桑天快亮才睡着觉。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抬头看看，那两个小右派已经没影儿了。便起了床，抖一抖被子上的雪屑，放好，用手整理了一下头发，走出房子。
雪已经停了，太阳很亮。
站在门口她才看清楚：房子建在一条十几米宽的山水沟里。这儿是山水沟的上梢，沟才一米多深。她住过的房子是在洪水涮出来的湾子里朝崖坎方向掏进去的，又往下挖了半米，顺势倚坎而建，房顶上压了些茅草，活像一个菜窖。这样的地窝子一连有三四间。再往北，山水沟就变得深了，有两三米深，沟坎上挖了些窑洞，洞口看样子也就一米高，人趴着能钻进去。里边是大是小，她没去看。太阳已经很高了，看看表已是九点多钟，她急急地顺着昨晚摔跤的斜坡走出山水沟，走进昨天那间房子。
房子里只有一个人，就是昨天翻阅死亡登记簿的那个人。看她进来，那人没说话，她就主动说，我要到王景超的坟上看一看，你能不能领我去一下？那人说，我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在哪里。她说，你不知道在哪里没关系，你给我找一个知道的。
那人走出去了，间隔几分钟回来，说，王景超的坟很远，埋得也很好，你就不必去了。
和桑一听就上火，提高了嗓门说，我大老远跑到这儿来看丈夫，没见着活人，看看他的坟总是应该的吧？
那人说，我说不应该了吗？
你说不必去了！
我是说太远，路上有雪，你不必去了。
我不怕远。我从安西县四工农场来，几百公里路都赶来了，他的坟我还走不到吗？
那人不回答她，反问，你是在安西县工作吗？
不。我是右派，我在四工农场劳动改造！
和桑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心想，到这种地步了，我还有什么必要隐瞒身份吗？还有什么顾虑和惧怕吗？
那人在她的脸上打量了几秒钟，没言语。
和桑又说，快点呀，你快给我找人呀，领我到王景超的坟上看看，我要为他扫墓。
扫墓？嘿嘿，你还要扫墓！
对，就是扫墓！怎么，不能扫墓吗？
和桑说话的口气很强硬，完全是一种挑衅打架的样子。那人生气地瞪她，似乎要发火，但又克制住了，说，扫去，你扫去呀，我又不拦着你。
不拦着我，你为什么不领我去？
跟你说了，我不知道你男人埋在什么地方。
谁埋的？你把埋人的人叫来问一下，不就一清二楚了？
埋人的人也死掉了，叫别人埋掉了！
和桑没办法了，她想哭，但她忍住了。刚才她已经表示出自己的愤怒情绪来了，她不想再叫他看出自己的软弱来。她停了停才说：
难道坟地在什么地方你真的不知道吗？你的登记簿上没有记录？
登记簿上哪有地点！你看，不信你看去！
那人把抽屉里的笔记本啪的一声扔在桌子上。
和桑因为很硬气地说了几句话，愤怒有所发泄，情绪逐渐平息下来。这时她想，看来，这个人的确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冢在什么地方了，这事不能强迫他了。否则他派个人领她到坟地去，指鹿为马说这个坟就是王景超；自己面对一个陌生人的坟冢哭一通又有什么意思？在四工农场她就看见过，有些死者的坟冢根本就没有墓碑，有些死尸拉到田野上随便盖上两锨土，草草了事。于是她又说，真要是找不到王景超的坟就算了吧，你们派个人送我到高台火车站去，我要回兰州。
从四工农场出来的时候，她已做好了思想准备，看完了丈夫就回兰州去。她已经在心里作出了决定，再也不回四工了。1958年的春天，宣布她为右派时，人事部门跟她谈过，若不愿去河西的农场劳动改造，就开除公职，自谋出路。当时她相信了毛主席的话：不剥夺右派的公民权。所以她还是服从了领导叫她到农场劳动改造的决定。但是两年半的现实已经令她心灰意懒，她决定不做这个有公民权的右派了，她想跑回家去自谋生计，做个没有公民权的人。
那人又出去了一趟，片刻后回来，说，我们领导说了，我们农场的人很快就要回兰州了，领导正在和铁路联系车皮，你等一两天吧，联系好车皮，你和这儿的人一起走。你说好不好？
她只好同意，因为她明白：叫农场派人送自己是不可能的，独自去车站又怕挤不上车去。她知道，从哈密开过来的这趟列车，经过玉门市和酒泉县之后旅客更为拥挤。
时间已是正午，她回到那间地窝子，啃了个花卷。不知什么原因，那两个小右派没回房子来。
尽管外边的太阳很亮，但是房子里寒气袭人，越是坐着越是寒冷，身体突然打起哆嗦来。于是她又提着书包走出房子。她想随便走走，活动一下身体，也看看明水。
她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往北走，走过了七八间地窝子。她进了一间地窝子看看，地窝子很长，并排能睡三四十人，但是却空无一人。地上零乱地扔着几本书，几双破鞋，还有两件撕掉了棉花的破棉袄。凭她的生活经验，那棉花准是被人们撕去做鞋垫了。有一间地窝子有人，她进去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房子里总共有六七个人。那几个人看她探头，问她找谁。她说找一个叫王景超的。那几个人说不认识。她又问人死了埋在什么地方？一个人说，往北走，往北走出了沟，有一片沙土地，再往前是沙梁子。死人就埋在沙梁子下边。她问有多远，那人回答，四五里路吧。但另一个人说，你不要听他说，那边埋的人不多，多数还是埋在南戈壁上。还有这边沟坎子上的荒滩上都有。她说声谢谢往外走，有人又追了一句：大嫂，不要找了，你找不到。
她顺着山水沟又往北走，地窝子就没有了，山水沟越来越深，崖坎上排满了大大小小的窑洞。小的窑洞只能钻进一个人去，空间不够站立的尺寸，钻进去就得躺下，或者坐着。大部分窑洞空无一人，洞口没有任何遮挡物。只有少数几间窑洞挂着草帘子或者破棉被，里边有人坐着或躺着。有个大窑洞里住了五六个人，她问他们知道王景超的坟吗？人们都摇头，只有一个人说他认识王景超，在新添墩的时候编在一个分队，但他不知道王景超哪天死的，葬身何处，因为到了明水重新编队，他们就分开了。他劝和桑不要找了，说，刚开始死的几个，还立个木牌牌写上名字；后来就连个纸牌牌都不挂了。她问他们，那边有地窝子，你们为什么不去住，要窝在窑洞里？有人回答：地窝子比窑洞还冷；窑洞就门口透气，地窝子却是整个房顶都透气，因为椽子太少，茅草苫上去没压土，也没抹泥。
离开这个窑洞，正好一段崖坎上有条小路通到荒滩，她就爬上去了。看得出来，这是一片未开垦过的荒滩，在茫茫雪原上伸出枯黄的一丛一丛的芨芨草，还有干枯了的红柳。骆驼草特别矮，原因是它的下半截埋在厚厚的积雪里。
天地间一片白茫茫。西南方向的雪原闪烁着太阳耀眼的亮光，而东方的雪野呈现出蓝莹莹磷火般的朦胧色彩。天地相接处有几株灰楚楚的树木。
和桑的眼睛被许多零零散散的雪堆所吸引。他们或单独、或三五成群，比积雪高出一截。她走近几个雪堆看了看，判定就是坟茔，因为朝着东头的雪很厚，形成一道雪塄子，而朝西的一面却露出黄色的沙土——这是西北风所致。
所有的坟冢都没有墓碑。
她面朝祁连山的方向站了一会儿就下了沟。蓝天白云，青天白日，但是西北风很硬很强劲，刮得她的眼睛不停地流眼泪。
这天夜里她和几个妇女住在一间大地窝子里。这些人都是来看望丈夫的。
有个敦煌县的农村妇女是前天坐火车来明水的，在高台车站下的车。下车时天黑透了，她辨不清方向，又不敢问人——听人说高台很乱——就在车站下边铁路工人们的柴禾垛旁蹲了一夜。天亮后想走，已经站不起来了。她痛苦得呻吟起来，房子里的铁路职工把她扶进房子歇了半天，她才走到明水农场来。顺着铁路走是二十五里。
还有一位妇女是从天水来的，带着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岁的女孩。她是接到丈夫的信赶来的，丈夫说他想孩子，想见见孩子。他们长途跋涉一千公里来到明水，却没有见到丈夫。丈夫在十天前就去世了。掩埋丈夫的人也去世了，没找到丈夫的坟冢。
还有个女人是十天前来到明水的，带着五岁的孩子。她到明水前的两天，丈夫就躺倒在一个只能住两个人的窑洞里，发烧，说胡话。她和孩子在丈夫的窑洞里守了十天，天天把炒面用开水冲成糊糊喂丈夫，但是丈夫始终没清醒过来，昨天死去了。和桑问她：一星期前不是来车把病危的人送到高台农场去了吗？那女人说，有个大夫跟着车来了，检查后说心脏太弱，不能动，——不能上车——就没接走。呜呜呜，知道遭这么大的罪还是死了，还不如那天背上车去，说不定还能活一条命。唉唉唉，人死了，带来的干粮也吃光了，怎么回去呀……
还有个妇女是兰州市邮电局的干部，她说我来这一趟可不容易。到火车站买票，车站还要介绍信。我又不敢去单位开介绍信，怕单位领导说我和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偷着上了火车，到永登查票查出来了，人家非说我是盲流，要送车站派出所收容。好说歹说，差点给人跪下，才补了一张车票。
一个妇女说，前两天一个老奶奶领着儿媳妇来看儿子。儿子死了，老奶奶哭死了……
几个人简单交谈后便大声痛哭。哭够了睡觉。房子里没生火，房顶依然能看见星星，门口挂片芨芨草帘子。
和桑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住了三夜，第四天的早晨，有人挨屋通知，说今天有车了，都准备上路，到高台火车站坐火车。中午时分，一个名叫王志穿着旧军装的右派来找和桑，说是队长派他来的，把她送到火车站去。王志帮她提着行李——她从四工带出来的衣裳和一条毛毯——跟着其他人拖拖拉拉步行上路了。
半路上，她看见王志气喘吁吁的样子。便把自己书包里的最后一个花卷给了他。她问王志，你怎么不拿行李？王志回答，领导不叫他走，因为他还走得动路。领导说，所有的右派离开明水以后，他才能回家。后来和桑才知道了，这个王志并非等闲之辈。他是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的编剧，写过几部在全国都很响亮的话剧和歌剧。
天黑时分火车到站。这一列火车多拉了一节车厢，是专为明水和提前七八天接到碱泉子农场去养病的右派准备的，进站时空着。但是车门打开，那些高台县的其他旅客也都涌了过来。右派们和其他旅客都往上挤，如同洪水淹了黄河源，逃难一般。
有个临洮县的右派被人挤倒了，跌在站台下的枕木上，没再爬起来。一位管教干部把他拉上来，人已经断气了。
右派们上车，正是开晚饭的时候，但是列车员告知大家，他们的那份烧饼被管教干部买走了。有人去要，管教干部说一会儿送来，又迟迟没有送来。和桑的花卷在明水时送给那些妇女、孩子吃掉了，此刻只好饿着。一个来看右派儿子的陕西农民给了点炒面叫她充饥。
在列车上，她一个人也不认识。她静静坐着，听见有人说了一句话：听说王景超的家属来了。她立即对那人说，我就是！你认识王景超吗？那人回答：我和王景超是一个队的。
你能讲点王景超的事吗？
王景超呀，这人正派，对人不卑不亢。此人叫邹春生，西北军区工农速成中学的文化科科长，三八式干部，右派加坏分子。他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是因为进城后要和当军医的妻子离婚，未获批准，就与一青年女教师同居并生了孩子。重婚罪。
旁边还坐着一位临洮县一中的教师，问和桑：你去了王景超的坟吗？
她回答：管教干部说远，没去成。
临洮人说：很近，也就两百米。
附记
和桑是在兰州市五泉山公园附近的西北民族学院她的家中接受作者采访的。讲完了去明水探望丈夫的故事，她停顿一下说，王景超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的故事也仅仅开了个头，你还想知道后边的事吗？于是她接着讲下去：
前边我对你讲了，我是下决心不在四工农场改造思想跑回兰州来的。由于我的行动正好和抢救人命释放右派回家合拍，结果并没有招来什么灾祸。1961年9月，报社还宣布摘去我和王景超的右派帽子，1962年10月又恢复我的工作。当然，摘帽右派是不能再搞编辑工作了，领导安排我到资料室管图书。这时候我就想，干事业是无从谈起了，那就抚养孩子吧，平平安安度过余生吧。于是，我第二次结婚了，丈夫是西北民族学院的一位讲师，也是摘帽右派。可是我的家庭又一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北民族学院停办了，丈夫被下放到甘南藏族自治州。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1968年清队又把我揪了出来，批判，斗争，并于1969年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到会宁县六十里铺交农民监督劳动。监督劳动了四年，1972年我听到消息要对文革清队的问题进行甄别，我就又擅自跑回了兰州，找军管组要求重新审查我的问题。我不断地找，反复地找，到了1974年8月，军管组终于承认错整了我，将我收回报社并第二次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既然承认整错了。就该恢复我的工作，但领导却通知我去甘南州民族学校当教师。说是照顾我和丈夫团聚。并且我被告知：同意也得去，不同意也得去，如果三个月内不去甘南州，即以自动离职论处。我是不愿意离开兰州的，我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需要照顾，甘南州海拔2900米，属高寒地区，我不能把老母亲带去呀。但是，那个时代，离职就无法生活，无奈之下我还是去了甘南州。在甘南州又过了四年，1978年，我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右派问题改正了。正好这时民院重新开办，我便随丈夫调到民院汉语系工作。
1983年，丈夫因为患癌症去世了，我第二次又成为寡妇。1983年我五十一岁。五十一岁的寡妇还是有人要的。有人登门来说合，但是被我谢绝了：既然上天安排我这辈子要当寡妇，我何必再追求家庭的完美！这时候，我决心倾注全力要做一件事情：把王景超的骸骨找回来。我这一生，自打四工农场回到兰州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景超的死一直像磨盘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觉得他不该那么早就死去，他的死我是有责任的。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未能帮助他，未能去看望他。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我对不起他呀。还有，这二十多年里，我经常想起他，想起我们年轻时你敬我爱、亲亲热热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思念之情日益增长，不可遏止。我经常偷偷地哭泣。但是，二十几年来，我无力去做这件事，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我始终在为生存而奔波，而努力。再说，我不能在第二个丈夫面前表现出对前夫的思念，想念景超只能是在无人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哭泣。现在丈夫死了，我不必掩盖对景超的思念了；孩子们也都成家了，不用我操心了；生活也有保障了，不必为一日三餐发愁了。我觉得是该去看看景超了，弥补我终生的遗憾。于是，我开始寻找当年夹边沟的右派，打听有关王景超的消息，哪怕是一星半点，一鳞半爪。终于，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1991年，一位家在高台县居住，曾经和我一起在十工农场劳动过的右派高宗华来信说，他七十年代在碱泉子林场当过场长，领着几个工人在明水种树，发现过几片右派们的坟地，每个荒冢旁压着一块石头，石头扣着的一面用红漆写有死者的名字。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去找一找景超。接到他的信，我略事准备之后就带着大儿子赶去了。
我们是坐兰州去酒泉的长途班车上路的。走到半截又遇上修路，耽误了七八个小时。原先在电话里约好，下午五点钟高宗华在南华镇接我们，可是车到南华镇已是午夜，我便担心起来：如果他五点没接到我们，认为我们改期了，就回家了，如何是好？ 于是我做了最坏的打算，车到南华镇叫司机多停一下，我下去找他，如果找不到，我就坐车去酒泉。那年从明水步行去高台火车站，经过南华镇来的，那儿连个旅馆都没有。南华镇离高台县城还有十多里路，夜里又没车。结果却是车到南华镇，我还没有下车，就听见一个人喊，和桑！车上有个叫和桑的吗？我急忙回答，我就是！
那天夜里我和儿子就住在高宗华家。他家住在离县城两里远的电力局下属一个厂的宿舍里。第二天休息一下，第三天我们就去了明水。高宗华有一辆自行车，又借了一辆，他和我儿子一人骑一辆，轮换驮着我。我们顺兰新公路走，然后右拐穿过一片沙枣林，到了明水。
这次去明水，是8月下旬，没有寒风，可以睁大眼睛看。当然了，三十年前的那场大雪也融化了，明水的草滩坦坦荡荡展示在我们面前：右派们住过的山水沟总共是两条，东边一条，西边一条，两条沟的崖坎上都是同样的窑洞，有大有小。西边的沟深，挖的窑洞也大，最大的一个窑洞我们进去看了看，可住二三十人。有一个小窑洞，我们爬进去看了看，蹭了一身土，土壁上不知是谁用硬器刻下的两个字历经三十年依然赫然在目：生存！我当年住过的地窝子早就拆掉了，遗迹尚存！
在明水我们整整待了一天，把所有的坟茔都跑遍了。高宗华当年在那儿当林场场长时就管八个人，他们在明水的荒滩上盖了几间平房，还打了机井，住了几年在那儿植树。他对那片土地熟悉极了，哪儿有一座孤坟，哪儿有一片坟茔，了如指掌。可是他带着我们找完一片坟茔又找一片坟茔，把每个坟冢旁的石块都翻了一通，我们也没找到王景超的名字。每一块石头都必须仔细辨认，因为大多数石头经过风雨剥蚀，红漆脱落了。有些红漆没脱落的，也是残缺不全。于是，在非常失望的情况下。我把从兰州带来的香火和蜡烛点起来，烧了一沓烧纸，和孩子对着祁连山的雪峰叩了三个头，并念了我从兰州就写好的祭文。我的祭文是一首词，原文是这样的：
挽先夫景超·调寄《水调歌头》
泣血何人知，断肠有谁怜；茫茫白雪无语，与我共悲涓。
冤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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