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专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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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代价太大了，太可惜了。但不这样，他又真的不讲，平时给了多少次机会都不要，现在要机会了，却没有了。当然相对地来说，还应该说有机会，不过那是什么机会呢？轻点儿，重点儿而已。像他想要的那种机会，即再当市长干一番事业的机会是绝对没有了。

他这样说了一通，就等着看办案人员的反应。能认可他所说的吗？这已经很合乎逻辑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还让我说什么呢？

办案人员注视着他，觉得平时一向水平很高的慕绥新，现在水平可是太低了。看来他还要在“两规”的实践中很好地学习。这也是一个大学校。刚进来的人都这样，跟不上班。办案人员说，听你所谈的，你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不知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问题，中央纪委能对你随便立案调查吗？如果只知道你有问题，而没有拿到这些问题的确凿证据，能对你随便立案调查吗？

提了两个问题，就不再说什么了，谈话就结束了。慕绥新心里空落落的，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是自己弄错了，自己把什么事情办坏了。从一开始的理直气壮，到现在的非常懊丧，落差太大了，他一点精神也打不起来了，他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他无力地摇了摇头，被人搀扶着退了下去。

这是一种很难受的状态。不上不下，不左不右。顶着磨盘踩高跷——难上加难。难道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的那种防范心理和防范行为吗？

过去他从来没有防范过，直来直去，透明度很高。对上级他不会，也觉得没有必要去低眉折腰，他们要的是他的政绩，拿出政绩给上级看就行了，上级就高兴了，上级就比什么都高兴了。当然有的人兴趣不同，喜好各异，也许更希望你给他来点别的东西。但政绩总是硬邦邦的，放在那里是座山，你的腰杆子就能挺起来。

腰杆子挺得起来，对上级都不折腰，还对下级客气什么？“你他妈的”，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有感情的语言了。他喜欢他，信得过他，才使用这种最美好的语言跟他说话。

甚至在接受别人贿赂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防范。因为他根本不认为那是贿赂，那不是贿赂，那是人情，他不能不讲人情。他很慷慨而大方地收下了，双方都很满意，皆大欢喜。

现在要求把这些事情向中央纪委讲出来，他的思想弯子、感情弯子实在是转不过来。这是一种谁也不说，但又尽人皆知的事实。好像大家都是这样，都站在这样一条非常“操蛋”的起跑线上，连老百姓都认可了。贪就贪点吧，能给老百姓办事就行，就是好官。老百姓养活一头牛，是让它耕地的，养活一个干部，是让他干事的。他要偷吃点草料，就偷吃点草料吧，只要干事就行，只要能给老百姓带来些好处就行。最讨厌的是光偷吃草料，光搂钱，不干事，那老百姓意见就大了。他不属于后者，他属于也搂钱，也干事的那种，而且事情干得还不错。他虽然也是站在那条起跑线上，也跑了，但他用干事做了补偿。

没有办法，现在标准就是这么低。所以对慕绥新，没有多少人骂他。他还算站在那个不光彩的起跑线上，干事比较多的一个官。当然了，老百姓也不太关心最后他到底搂了多少，更不敢拿那么一个巨大的数字跟自己微薄的收入去相比。如果那样的话，痛恨慕绥新的目的固然达到了，但对自己的伤害也太大了。连慕绥新都知道这一点：“我非常地内疚，非常地对不起我的老百姓。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

面对专案组，他必须把收钱的事牢牢隐瞒起来，这就是防范，防范就要虚假。他很不适应。平时他虽然也没有把收钱的事对别人说，但那是不值一提，心照不宣，并无虚假之感。好像大家都穿着一条内裤，没有必要露出来给别人看看。现在专案组却让他露出来，他捂着盖着不露，他就非常虚假了。

现在他认识到了虚假，刚才谈话时他没有意识到，他以为不会要求他暴露到那种程度，露出衬衫来就可以了。哪知道完全不合格。

为难

他把一个不真实的“我”——按照专案组的标准来衡量，呈现了出去，然后遭到了退货。他的心情非常灰暗。过去的慕绥新一直是免检产品，从未遭到过什么退货的。

于是他又有反思：“应该说，我不知道保护自己，不知道保护自己，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斗争随时在进行着，不知道保护自己，实际上就是把自己交给人家了。我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会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在把我应该做的事情做好的同时，千方百计按照党的要求，把自己保护好，做一个让老百姓真正满意、真正放心的好市长！〃

听了这些话每个人都是很感动的，我们不会因为他的犯罪而拒绝听这些话。我们也不会认为他的这些话都是假话，是装出来的，是说给别人听的。没有这个思想，没有这个感情，让你装，你也装不出来，让你说，你也说不到位。而慕绥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略加思索，脱口而出，心情沉重，眼含泪水。说他假装，目击者马上会指责你不人道。

过去他没有保护好自己，现在他要保护自己了。这很不是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因为他面对的是中央纪委。过去他面对自己，面对送钱人的时候，他也曾想到保护自己，但下不了决心，感到有很大难度。他失去了良好的机会。现在要保护自己了。晚了。

而且方法也错了。现在要保护自己，只能是按照党的政策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其实他这样的人，或者说他这种性格的人，走“从宽”的道路是最容易的，最合适的。但是他已经不能很客观地判断自己、对待自己了。他糊涂了。他在经受痛苦的炼狱。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他就能很清醒地向我们反思了。这个阶段不会很长的，他坚持不了多久。他绝不会像他的副手，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一样，17个月没有承认，没有开口，但是一开口却也了不得：180万美元！

他感到很痛苦。这又是个很奇怪的现象，过去他当“两面”人，又干事又搂钱的时候，他认为那是人情往来，心理却比较平衡，现在让他把这些事情谈出来，他不谈，装作没有此事，他反而受不了啦，也就是说，实践的时候很容易，让他承认这个实践，或者不承认这个实践，他反而为难了。

比如那个周伟，现实中的周伟已经让他很为难，这时候再要把他隐瞒住，或者干脆把他交待出来，那就更难了。他实在是不好给自己当时的行为定性，也不好给周伟定性。

他慕绥新本人确实没有收到过周伟送的20万元，全是前妻和前妻的妹妹搞的，而且当时要求干部交流，周伟的父亲又是老干部，住在沈阳，需要照顾，所以把他调到沈阳来也是合乎道理的。但是贾桂娥又确实告诉他收过周伟的钱了，没有说收多少，只说是收了钱了，不调不行，不调交不了账。开始他没理她的荐儿，拖着没有办，觉得他实在是没有必要非得把这位与自己连面都没见过的不认识的周伟调过来不可。但是贾桂娥认定的事，你不给办又是绝对搪不了的。他就只好不情愿地给办了，一办就成功了。这么一来，这就是个问题了，不说不行了，但说了算成卖官，又确实有点冤。所以就出现了，说也为难，不说也为难的情况。

这件事只要说出去，就是一个20万元和一个官位的问题，非常的典型，非常的可怕，买官者和卖官者非常的可耻！

难道还能不是这样吗？对了，不是这样。当我听了慕绥新的录音自白之后，我觉得不是这样了。

他开诚布公地说：“我不了解，也不认识周伟。他没有直接找过我，是我原来的妻子的妹妹，他们亲属一帮人找到我，是一定要办，不办好像是天要塌，地要陷。这事我拖了半年多没办，说老实话，到现在我还认为我不想办。但是我毕竟办了，我要承担这个责任。我不想办的理由是什么，一个就是这个事情跟我毫无关系，我也不需要，从我做市长来说，我不需要，结果听了夫人，听了几个亲戚，他们无休止的一些工作吧，就抵挡不住，就把这事情给办了。我和组织部长打个招呼，他们就去调查，回来跟我说这个人不错，没有说不行。”

是的，点了戏就得有人去唱，而且还得唱好。

老慕接着说：“后来在家里见过周伟一面，谈得很不好，我印象不是很好。可是事情已经启动了，收了人家钱了，没有办法了，收不住了。这样后悔得不得了，我对这个事情，是所有受贿事件里最为后悔的一件，最为不应该办的一件。”

可怕仍然可怕，甚至更可怕，典型仍是典型，甚至更典型，只是我觉得，对于当事人来说，何止“可怕”、“可耻”几个字所能了得！因此我说“不是这样了”。

周伟并没有计较慕绥新对他印象不好，当他在北京住院的时候，仍然去看他，给他送钱，当时并没有求他办什么事，也不指望他今后还能继续帮自己的忙，因为他已经得了癌症。他送钱只是为了报恩。

他平稳而略带激动地说：“我当时就是觉得慕绥新曾经帮过我，而且我对他印象也不错，我上医院去看他，认为他回来当不了市长了，当时都讲他住院，肺癌大手术，整个肺都切除了，只剩很少一部分，回来之后可能就是一个维持生命，我去看他，从我个人内心来讲，他曾经对我很好，一种报恩心理。我去看望他，让他买点补品，给他留了1万美元。这个钱我还是跟人借的。当然我承受得了，只是当时手里没有。”

收到这个钱，老慕很感动。他错就错在了这里，总把送钱和收钱，看成是一种人情，而不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或者不十分纯粹的或者只是某种程度上的行贿和受贿。

慕绥新是个性情中人。

他在人情交往上办了一些糊涂的事，但是反思的时候却头脑异常清醒。慕绥新案的辩护人在法庭上

当机智的记者问他，周伟这个官是不是买来的时候，他回答得清楚明白、滴水不漏。

他是这样说的：“可以这样讲，这个官不是一个人能定的事情，他给我钱就能把官得到，是因为我犯了错误，从中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实际上想向共产党买官是做不到的。官是共产党管的，你要官只能向共产党去买，这是做不到的。但是通过贪官帮你策划怎么做，这是可以做到的。我是不是说清楚了这件事情？”

他最后向记者来了一个谦虚的反问。

他说清楚了，而且说得非常好。

但是，在专案组第一次谈话的时候，他却什么也没说清楚。

金寿桃

第二次谈话开始了。这次他没有抢先“发言”，以免陷入被动。他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他事先做了充分的应对准备，等着办案人员询问他，然后一一给予回答，那回答将是巧妙而严密的，把所有的提问拒之门外。摆上羊角士，不怕马来将。到这时他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了。第一次谈话他还是认识问题，说与不说是感到拿不准，还很痛苦。这次他没有痛苦了，态度非常坚决，是准备对抗和战斗了。

办案人员决定满足他的求战心理。他们问：“说说你与私营企业老板刘宝印的关系。”

他马上承认有关系，并且收了他一些钱物，但事后都由他女婿跟刘宝印结清了。女婿和女儿已经跑到外国去了，没有办法找来对证。

他知道刘宝印早就进去了，也知道刘宝印会说的，但让女婿跟他结清不就完了吗？

他认为这个回答和解释是最佳的，是全国通用粮票，在一般的谈话或生活会上，是很认的：原来已经结清了，那就没事了，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嘛！

然而，这是在专案组。粮票不行，要粮食，要现金，要存折，要卡，要美元，要手表，要金寿桃……

除了粮食，其余种种都是老慕经常过手的东西，他再说自己本来并不在乎这些东西，也不能否定他熟悉并拥有这些东西的事实。

当办案人员向他做了上述物品的少许提示之后，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专案组已经掌握了不少证据，刚才向办案人员直视过去的目光，现在拐了个弯儿，又折回来了。

他感到人生的确就是一场游戏。

此刻，他正在跟这些年轻人做着费力不讨好的游戏。

他以前的所谓生活、所谓交往，不也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所做的一种游戏吗？他并没有违反游戏规则，却把游戏演砸了。

金寿桃，这可能是最不值钱的玩艺了，才5888元，但留给他的印象却最为深刻，因为这是刘宝印给梅花的，在沈阳某个宾馆里给的，金光耀眼的一个大寿桃，作为他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品，真是再好不过了。

手表，多了。你要那么多手表干什么呢？名表。名表又能怎么样？值钱。难道你的钱还少吗？他无法解释。他很被动。他实在是对那些美丽而价值连城的表，看都没有看上几眼，就扔进抽屉里不管了。但是它们在这场游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手表是很冠冕堂皇的，能登大雅之堂，不像红包只能在没有人的场合偷偷摸摸地塞。所以它很走红，可以在豪华饭店的高级雅间里献上来，把气氛整得很浓烈，使收受者特别威风和舒服。在北京王府饭店，他接受了刘宝印赠送的价值7万元的“百达菲丽”名表一块。在沈阳某商贸大厦，又接受了夏任凡赠送的还是“百达菲丽”名表一块，只是价值9万元。同样在沈阳某大酒店，又接受了某人赠送的“劳力士”手表一块，价值16万元。把钱变成表，显得很文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我们有很多办法，用美丽的东西来掩盖赤裸的欲望。

市长是欲望之泉，人人都来开掘。他无处遁逃，他别无选择。

他说：“可以这样讲，许多人，他们用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通过各种手段，用钱来把我淹没掉了。”

当然，他也有欲望，但他的欲望绝不是几块名表，更不是金寿桃，也不是钱。他的欲望很大，很大……

但是不幸得很，现在只能用钱来衡量他的欲望了。于是，他成了一个大贪官。

在那个坐起来跟记者长谈的夏天，他已经心静如水，不急于为自己辩解了，他只是想跟人们坦诚交流。

他心平气和地说：“为什么弄那么多钱，我自己也很奇怪，我怎么弄这么多钱？现在我也很难做出一个完美的解释。你也不缺钱花啊，共产党对你也不薄，各种待遇都有，什么都很方便，你为什么还要跟人家收那么多钱？我现在有一个想法，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但我想把它讲出来，错了大家批判。我当时收这些钱，实际上我并不需要钱，但是我需要情，我需要干部对我的尊重，对我的认可和理解，而这比干部给我个万儿八千的要好。所以我看重的是情，而不是钱。没有说给得多的就好，表扬几句，给得少的就不好，就批评几句，没有。谁给钱我都觉得他们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是一种支持，一种信任，是一种对我的肯定。我错误地把这些东西归纳到这样一个点上，所以给钱我就接着，我不觉得他是贿赂我。”

当然，这不仅是错了，而且是一种很难让人理解的想法和行为。但是，他说这是真的。

在辽沈大地上有一个康平县，非常的贫困，连走进慕家大门的县领导也很土气的样子。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呢？不会是也来送钱的吧？他们是来干正经事的，找市长商量如何尽快脱贫致富。慕绥新过去也在县里干过，在海城县当过县长嘛，所以跟康平县的几个“土领导”很谈得来。开始那几个年轻领导还很拘谨，虽然在下面都是“县太爷”，但在慕市长面前就是小学生了。不过，谈着谈着，他们就放开了，因为慕市长谈的都是实情，他对县里的情况十分熟悉。一说到县里的事，县领导们就有了发言权，他们就很激动的样子，就不知不觉地放开了，也试着发表意见。慕市长就很注意地听，但一般不等他们说完，就全明白了，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他们，说自己的看法。他们就不好意思地笑笑。

慕市长说：“你们就靠种粮食，脱不了贫。今年丰收了，天气好，咱们就脱贫了，明年天气不好，旱了一点，咱们又返贫了。这样反反复复，怕有四五个来回了吧？”

他们就说是是，老打不开思路。

于是，慕市长就把思路打开了。

“我在县里工作过，在海城县，我给你们出个主意。”老慕来了劲头，认真地说，“搞庭院经济！市里面可以帮助你们，你们养点鹅，市里到处都是烧鹅店嘛！你养鹅，我不让收别人的，大家都收你康平的鹅仔，保证你鹅都有卖处。你还能养多少鹅啊！是不是保证家家都有收入。你们还可以养猪，我保证我们屠宰场，绝对收你康平的猪。这样行不行呢？”

他们赶紧说行行行，听市长的。慕绥新很得意。他出的点子很好。他可以开个点子公司了。但他是市长。市长就是点子大王。市长就得给他的老百姓解决困难。沈阳市区很现代化了，但还有康平这样的贫困县。平时关心不够，今天终于做成了一件事。等于给了他们一个金寿桃。他很高兴，督促他们回去赶快抓紧落实。

但是他们却没有抓紧的意思，还磨磨蹭蹭地坐着，不肯走。

还有什么困难吗？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办，不能老陪他们坐着。有困难就说嘛，如果没什么事情了，今天是不是暂时就先到这里。他们却越发地为难和不好意思了。老慕忽然明白了，说放心吧，市里肯定支持你们。如果需要资金，由财政给你们拨一点款，帮助买猪仔、鹅仔。

他们千恩万谢地走了，他们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资金。

事后慕市长在康平县关于发展庭院经济所需资金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支持康平县发展庭院经济，要求财政安排200万元资金。

康平的庭院经济搞起来了，猪啊，鹅啊，送到哪里去？送到沈阳市里来。

千纸鹤

事情如果就这么完了，那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慕市长剥夺了我们讲“好的故事”的权利，哪怕只是这么一个很小的故事。漩窝里洗澡——越陷越深，慕绥新又收人家钱了。

贫困县的钱很少，一次只能一两千、三五千地给。这对大笔大笔收惯了钱的慕绥新来说，简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大笔的钱他都不在乎，何况这点小钱呢？但是他收下了。他不能不收。不收，嫌少吗？看不起我们贫困县的这点情谊吗？得，又跑到人情上去了，老慕最抵挡不住的就是人情。

谈到这一节，慕绥新痛心疾首，追悔莫及。

他说：“说起来也是非常的遗憾，非常的内疚。我为什么要收呢？现在想起来没有任何道理，也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当时也推脱过，说你们不要搞这个东西了，你们自己也很困难。推脱几句，人家也要让一让的嘛，一让两让三让就收下了。”

老慕帮助康平县发展庭院经济，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也可，说是本来就应该办的一件小事也行，都不过是一种公务活动，哪儿有那么多感情、人情掺和在里边？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办事要花钱成为了一种潜规则。大家都在照此办理。可是，已经收了钱的老慕却认为自己是个例外。

他说：“我绝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不收钱不办事。可是大家却以为我是那样的人，所以才给我那么一千块钱、两千块钱。我没有这样认为过，而且我到现在也不这样认为，我不收钱不办事，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为什么还要收人家钱呢？

老慕接着说：“但是我接受人家的钱，接受得那么痛快，是因为我没有觉得这是一种受贿。我只觉得这是一个人情，这是一种同事之间的来往，是一种感情的交换。”又是人情往来，还多了个感情交换。想得很美好，但也很天真。

幸亏，他还是终于醒过味来，明白了。他沉痛而不无忧虑地说：“很遗憾，我认识得这么晚。这种所谓的‘人情往来’还在进行，而且是越演越烈，价码越来越高，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但是我们收不祝说是人情往来，但我什么时候给人家送过？所以用人情往来去解释这个问题是不对的，只能说我的演变是从人情往来这儿开始的。”

他终于把问题说明白了。我认为。

所以他就越发地悔恨：“我没有脸来面对我的老百姓，因为我不敢看他们的眼睛。他们正直的眼睛一直是支持我的，喜欢我的，是了解我的，认为我能够为他们做很多好事情。但是，这双眼睛现在会变成一把犀利的剑，向我刺来：你怎么是这种东西！〃从康平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想到慕绥新给这么一穷县办事还收钱，并由此想到慕绥新的满身名牌，觉得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这些名牌全是刘宝印给他买的。

刘宝印什么都交待了，并且都有证据。办案人员用这个点了点慕绥新，谈话就结束了，让他回去好好想一想。

第三次谈话时，他不跟专案组对抗了，开始说问题了。说收了别人的钱。但是说得很概括，也不准确。让他想好了再说，他说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将来以前妻贾桂娥和现任妻子梅花的交待为准。

他不想对过去那些耻辱的事情做痛苦的回忆，还是另有什么想法？慕绥新的豪华住宅专案组分析，他是另有想法。他估计两个女人是不会说的，如果她们不说，自己反倒先说了，那算怎么一回事呢？同时他也会想到，即使她们说了，只要他自己不说，哪怕笼统承认有这码事，将来在法庭辩论时也可以全部推翻。

他在做着本能的抵抗。他知道阵地已经一个一个失去，但是不这样步步为营又怎么办呢？他不能接受失败的结果。那是一个巨大的耻辱，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绝地，那是一个比死亡更为可怕的黑洞。他实在是不愿意进去。他太留恋外面的世界了。然而他自己制造的黑色的欲望之水掀起了波澜，把他向那个黑暗的地方冲去。

然而这个结果并非不可改变。他在等着转机的出现。希望常常就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好像是那出“样板戏”里的一句话。他必须坚持住，只有坚持住，来了救兵，给他说话，才能管用。要是自己先倒了，那就谁也保不了啦。

专案组必须加快进度了，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又打出了“感情牌”。慕绥新是一个爱动感情的人。感情往往会彻底冲毁理智的堤坝。慕绥新现在最惦记的一个人就是梅花。

他说：“我现在的爱人，与我结婚两三年就跟着我受罪，精神上、身体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我实在是对不起她。”

那么你不想解除她的痛苦，满足她的愿望吗？

当然想。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为自己的女人做些什么呢？不能做什么了。

可以做。真的吗？那就做，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只要能让梅花幸福。

他冲动起来，他很想再为女人扮演一次英雄的角色，竟管是一个极不宜扮演英雄的时刻。

专案组先做梅花的工作，问她想不想给老慕写封信。她瞪大了眼睛问，这是真的？没有骗我？不是开玩笑？

你不想写就算了，哪儿来的这么多问题！梅花自交待问题后，她和办案人员的关系就处得非常好了，说话也很随便，甚至可以互相开几句玩笑。她一直偷偷地给老慕叠千纸鹤，叠了一口袋。跟办案人员不再对立后，也给他们叠千纸鹤。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也会笑。过年的时候还给他们发贺卡。她不想达到什么目的，反正都已经说了，她本来就不太在乎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她最担心的是老慕。她只是很习惯把自己感情化，忍不住要对大家笑，对大家好，不这样她就别扭。后来她知道，这些人也同时跟老慕谈话，就觉得给他们叠千纸鹤叠对了，她没有得罪他们，她讨了他们的好，他们自然也就会对老慕好一些了。

现在突然问她想不想给老慕写信，她没有反应过来，能有这样的好事吗？当确信不是跟她开玩笑后，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办案人员也很感动，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和观察，大家都看出来了，梅花跟老慕是有感情的，有真情的。一张老慕的照片她一直带在身上，时常拿出来看。有时还把照片给照管她生活的女同志看，说你们看，老慕多潇洒！多有男人气！然后就盯着人家脸上的表情，看被老慕这个美男子震住没有，感动没有，对自己羡慕没有。陪她生活的女同志能说什么呢？确实是够气派的，可是现在……

但她并不叹气。正是因为他现在到了这样的境地，她才要更加忠实于他，忠实于爱情。办案人员很为贪官的富有而不平。想想自己一个月这点固定工资，为买房发愁，为孩子上学发愁，可是他们住一次医院就可以搂个百八十万！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慕梅的爱情感动了，也为人性中那种很美好的东西而感动。无疑，让梅花写信是从办案和策略上考虑的，但这时候谋略已经与感情统一在一起了，或者说谋略办不到的事情让位给感情去办了。那么这封信就让梅花发自内心地写吧，不要给她划框框了。办案人员显得很是大度。

是的，办案，虽然总体来看是一种斗志斗勇、互相戒备的过程，但有时候也会很坦诚，很人情味儿，互相给予对方以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梅花在给老慕写信，一边流眼泪，一边写。

一盒烟

老慕一直在做着痛苦的思想斗争。开始丽英书记找他谈话时，他就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中央对他下了怎样的结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让人怎么回答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慕绥新自己对这个问题尤其感到复杂，因为他的行为太多元化了。现代社会促使人的行为复杂化起来。究竟这些行为的合力是个正数，还是个负数，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他心里没底了。从小他曾立志做个好人，而不做个坏人，他以为这是很好把握的，没想到，到头来却是这样地不好把握。

当官就要为人民服务，就要干事，这他是努力去做了，这是不会错的，是黑白分明的。但是干事的过程中还收了人家的钱，这算怎么一回子事呢？你不会不收吗？当时就谢绝，就不收，硬给就隔着窗户给他扔出去，再不行就拿到大会上去宣布，严厉批评，以儆效尤。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认为那样做了对整个事情是不利的，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是不利的。他在《我的罪行与反思》中写道：送钱和收钱“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两头保险。都是一对一活动。二是两头害怕。即送钱的怕人不收，收钱的轻意不能不收……通过这种‘人情往来’以消除政治危险，如我不收或返回去，就可能使矛盾明朗化、复杂化。三是几头都好。改善关系，加深了解，皆大欢喜。”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梁福全给慕绥新送过两万人民币和3万美金，当问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