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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局专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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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口子的事怎么说得清？到了马、章这样层次的“两口子”怎么说得清？毕竟他们是“共同受贿”。
采访中其实我特别想知道马向东对妻子章亚非是一种什么感情，作为一个女人，我偏执地要找出老马的态度，因为在我的心里，我就是偏执地认为男女之间除非利益关系很难存在不顾一切甚至不顾法律的盲爱，除非都“痴”到同一个档次。老马对章亚非有这么“痴”吗？我很怀疑，老马在歌厅可以让三陪小姐把衣服一件件脱到精光，这时候对妻子的爱还有什么“痴”？（章亚非知道这件事吗？）
我问马向东：“这么多年你受贿，曾经回避过你妻子吗？”
马：“没有。”
问：“你妻子也替你收钱吗？”
马：“收过，有时我不在家，有时有的人觉得把钱直接送给我情面不好看，就送到我妻子手里。”
问：“你有没有嘱咐过你妻子不要掺和这种事，你不要接钱？”
马：“没有。”
问：“你同意她替你收钱，就构成那么夫妇共同受贿，这在当时想过吗？”
马：“没有。”
问：“你在吉林看守所你妻子为你四处活动、干扰办案是谁的主意？”
马：“我的。”
问：“你让你妻子在外边为你四处活动，没想过会把她牵连进来吗？”
马：“我对不起我妻子。”
问：“那是肯定的，但我想话不能说得怎么简单。一开始你同意你妻子和你一道收钱造成你们夫妇共同受贿，你接受审查后又让你妻子为你四处活动、干扰办案，这是又一次害了她，你们夫妇关系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你会这么做？”
马：“我对不起我妻子。”
马向东连连说“我对不起我妻子”，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不能从他的嘴里、眼里、话里、心里感觉到他对章亚非一如章亚非对他的感情，更清晰的感觉他说这话主要是在敷衍我、对付我。当然，非常可惜在南京整个的采访中，我也没能有机会和章亚非一次面谈（办案不允许），不了解章亚非内心到底怎么想，
我只有从老马那里继续挖东西——
问：“你在外面赌博的时候你妻子知道吗？”
马：“不知道。”
问：“一次也不知道？”
马：“个别的时候知道。”
问：“你妻子劝过你吗？”
马：“劝过，我没听。”
问：“你收钱的时候她劝过你吗？”
马：“经常劝我，让我注意一点。”
好容易有点要美好一点的东西，没想到只是让他“注意一点”。
好多好多次我真希望章亚非是一个爱到单纯、爱到能消灭丈夫在政治上被金钱引诱每一次闪念的“贤达”之妻，然而事实上我也说不清在他们夫妇共同受贿的问题上到底是谁更为金钱所引诱。据泰明说他用他同学的50万给马向东“进贡”的时候，钱根本就不是交给马向东而是存了一张存折由他本人直接交给章亚非的，存折上写的也是所取章亚非名字的谐音，章当时接过存折根本没有拒绝，就是反复问泰明：“你的同学可靠不可靠？”然后“叮嘱我别让你同学出去乱讲”！马向东在等待被执行死刑
应该说知道了这个细节，知道了章亚非在替丈夫收钱时原来竟是这样的平常、自然，知道了章亚非在收下50万巨款的时候，并没有手忙脚乱、战战兢兢，我对这个女人心存的那份美好的希冀也就绝望地破灭了。那一刻，我想哭，为我“希冀的绝望的破灭”而想哭，为章亚非看来没有怀着对丈夫高尚的爱而想哭，为世上到底有没有“高尚的爱”而想哭，为世上到底有没有那么“高尚的女人”而想哭我就是想哭！
马向东在东北“扛”了17个月，到了南京只有4天就“吐噜”了他的全部罪行，然后他给章亚非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话让心里哪怕还有一点情感的女人都会感动：“即使我在你面前长跪不起，我也不能表达我对你的悔罪”，我不愿意继续否定马、章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感情的想法，章亚非就是在看了丈夫的这封信后才打破了她那比马向东还难开的口，开始交代实质问题。我还是不明白丈夫犯法，她也犯法，丈夫有罪，她也冒着犯罪的可能为丈夫四处活动，丈夫不“扛”了，她也不“扛”了，这样的女人，到了这份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终于有一线之机，我们的摄像人员被允许进入章亚非的监区进行拍摄，回来我听说章亚非在他们的镜头里正在跟监友聊天，一边聊一边笑，一边笑还在一边不停地嗑瓜子。对于人这下我可是更糊涂了。
一个“两面”市长的悲剧无法面对老百姓
1999年底，当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的曙光就要降临的时候，在沈阳市，一座雄伟壮丽的21世纪广场落成了。在广场中心的世纪钟下，埋藏着《本届市长给百年以后沈阳市长的一封信》。
这位本届市长叫慕绥新。
这已成为历史。
100年以后我们都死了。
百年以后的人们会怎样评价今天的事情呢？
无法面对老百姓
他们进来的时候，前市长和他的妻子并未改变姿势，虽然梅花听到敲门，说了请进，但仍然一只手搂着老慕的脖子，一只手给他梳头，脸贴脸给他唱歌。
老慕躺着，她半躺着。
本来办案人员在楼下已经跟梅花见过面了。她穿得很薄很露地跑下去。办案人员说要带她去谈话，她说必须征得老慕的同意，便跑上楼来再无下文。
这样办案人员才跟到楼上。
这个美丽的女人经常在公众场合表示对老慕的爱情，比如老慕出国回来，她到机场去迎接，不仅献上鲜花，还要热情拥抱，这回表现得更加生死不渝。
进来的人说：“慕绥新同志，我们要请梅花同志去谈谈。”
老慕很不高兴：“要谈就在这儿谈！〃
他摆出了市长的派头。
不过当时他不是市长了。
那是2001年2月6日，他已被迫辞职近两个月。震惊全国的“慕马”案中的马已经暴露，这回轮到了他。他的前妻贾桂娥交待了许多问题，现在该现任妻子梅花交待了。先扫清外围。中央纪委办案很慎重，慕绥新这个沈阳市市长，副省级干部，没有确凿证据，是不能轻易动他的。
迈着沿重的脚步，慕绥新走进法庭
进来的办案人员说：“慕绥新同志，我们不是跟你商量，我们是代表组织通知你，让梅花跟我们去把问题说清楚。”
慕绥新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说道：“那行吧，去吧！〃
还是一贯的风格，办事不抹叽，要么不答应，要么痛快答应。
当时慕绥新是躺在病床上，到这一年的8月，他坐起来了。
坐起来的原因并不是病情减轻，而是心情放松了。什么事情都是有个结果才好。犯罪也一样。没有彻底交待之前总是非常害怕，硬扛着，灵魂不得安宁，很受罪。交待了也就交待了，天并没有塌下来，心情反而平静了。他升华了，大彻大悟了。所以他愿意坐起来，打起精神，跟记者长谈。那时候他把所有的问题都交待了，想跟记者好好探讨一下，他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他说：“已经到秋天了，我能感觉到凉意了。”
他开始回忆过去的事情。
他说：“那是98年换届的时候，是我提议宣誓的。因为当时代表们的选举气氛很热烈，票数也很集中。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面对选举我们的人做一个承诺，这样也成为约束我们自己的一把尺子。我们一起喊了一些誓词，主要是这么几句话：‘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因为我知道，上任后会面临着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有些问题靠我们的智慧可以解决，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自己很难解决的，那就是腐败。只有把我们交给群众，在群众中亮相，把我们的诺言喊出去，我们才有可能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闯过这一关。代表们都站起来，为我们欢呼。”
从录像上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光。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许为没解决好腐败的问题而遗憾吧。虽然宣了誓了，喊了，说了，讲了，做的却是另一套，没有“廉洁奉公”，而是收钱受贿，整天打壶不认锡，不知不觉地腐败了。
也许他在想，现在沈阳市人民会怎么看待他。
他沉痛地说：“我非常地内疚，非常地对不起我的老百姓。”
低下头去，半晌没有再吱声。记者很尊重地给予他沉默的时间。
“面对自己的老百姓，我做了一些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
说完这句话没有再沉默，而是激动起来：“我没有办法以我的脸去面对这些老百姓，我怎么和他们去讲？我平时在会上讲的是什么，而下面做的是什么？我没有办法面对他们。所以我曾经要求中央，对我的罪刑在审的时候能不能异地审，不要在沈阳审，因为我不想再伤害我非常热爱，并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民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他们在我身上寄予许多希望，我却欺骗了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
他以为，老百姓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了。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严重。
他说对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老百姓竟然没有特别恨他，也就是说，没有太大的民愤。认为他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一些事情。
我到沈阳后接触了许多人，包括干部和一般市民，他们对“老慕”的印象还不算最坏，认为他是一个能干事的市长，城市建设，路的改造，等等，等等。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们说，一点不贪很难做到，既然如此，那就在贪的时候，多为老百姓办些事情。最可怕的是，既贪又不给老百姓办事情。
善良的老百姓把对干部的要求已经放得很宽。他们对腐败有了很大的承受力，再不像以前那样，干部吃顿高档宴席也义愤填膺。他们早就想开了，吃吧，玩吧，捞吧，造吧，只要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多得点实惠就行。
况且，老慕还不爱玩。
慕绥新除了干工作，下班准时回家，从来不去娱乐场所，更不与女人鬼混。在与前妻共同生活的日子里，白天很威风地当市长，晚上回到家里好歹吃点剩饭，便独自看电视。贾桂娥在经商，总是很晚才回来。他对妻子把嘴唇画得通红很反感。
那时候他的心里已经有了梅花，不过他的自制力很强，不经常见面。他对家庭有责任感。可是他越来越感到，这个家庭快维系不下去了，不仅因为感情，而且还因为经济。贾桂娥打着他的旗号经商办企业太出格了，要给他惹祸的。他向有关部门发下话去，贾桂娥不代表他，不能给她办任何事情。但是不管用。方话不入圆耳朵。
也许一开始就错了。
那是1970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冶金部设在鞍山的第三冶金建筑公司下属的一个机修厂，当然是下车间当工人。同去的有16名大学生，除他以外都陆续地与车间女工结了婚。他身高1米80，英俊潇洒，会拉小提琴，在清华当过乐队指挥，想找个有文化素养的姑娘。
这时候中专毕业的绘图员贾桂娥出现了。在师傅们的撮合下，二人谈起了恋爱。但谈了两个月后，慕绥新觉得她太俗，想结束恋爱关系。
这对痴心爱他的贾桂娥是个打击。那时慕绥新已经调到文艺宣传队，她生怕这位帅哥被别的姑娘抢走了，马上就神经了，疯了，寻死觅活，家长也找上门来施加压力。他只得跟她结了婚。
然后就有了两个女儿。过日子，忙工作。然后知识分子的春天就来了。包括慕绥新在内的16名大学生都受到重用，当了官。
那15名大学生像当初很快找工人结婚一样，又很快地全都离了，找到自认为档次较高的女性结了婚。慕绥新没有这么干，尽管贾桂娥在16个女人中排名并不靠前。
这么做是对了，还是错了？就算对了吧。但生活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次对了，并不能担 ǎ下次也对，不能担 ǎ你永远不迈错步。生活是很危险的。那种危险往往出现在你感觉不到危险，反而觉得很安全的时候。
那个年代生活困难，贾桂娥学会了理发，她给慕绥新理出很好看的发型，二人对着镜子笑。然而后来她借着丈夫的势力大把捞钱。你为什么让她借那个势力呢？回想起来很是懊悔。
“政绩市长”
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的着眼点全在事业上。 说家庭生活这些小事，许多做官从政的套数、规矩他也不讲，或者说不懂。那种让请求办事的人头疼的“研究研究”，在他这里很少出现。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当场给你答复。有时坐在小车里接到一个请求办事人的电话，他立刻就回答可以办还是不可以办，如果可以办，他就马上写个条子，交给秘书去办。除了正式大会，讲话从来简短，枣核解板——没几句（锯）。他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提高办事效率。
他对会议好像没有多少兴趣，连那种非常严肃、重要的市委常委会，他也毫不在乎，说不参加就不参加，迟到更是家常 ㄣ饭，常常出现“书记常委等市长”的场面。这如果放在别的地方，可能就是个政治事件，因为关系到谁是领导核心的问题。但在沈阳，大家公认慕绥新是“党内个体户”，司空见惯，奈何他不得。
在书记、市长同时出席参加的重大活动中，他经常越过书记拍板表态。他思维超前，头脑敏捷，书记总比他慢半拍。但人家毕竟是书记，你不能这么办啊！
对下级那就更厉害了，稍不如意便大声训斥：“你他妈的想不想干了？”“不想干我收拾你！〃他同意夏任凡提出的把无轨电车改成汽车的建议，便让一名干部去论证，那干部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他便说：“我让你论证改后的好处，不是让你论证不行，你他妈回去给我重新论证！〃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为了达到目的当然是工作目的，不讲究方法，不斟酌手段。对某项工作越是热衷，便越是勇猛向前，不顾细节。
他当选沈阳市长后，除了集体宣誓，还有一个自己的就职演说。他对记者回忆说：“这个就职演说是我自己打的草稿，没让任何人看过。核心的内容是，我衷心地希望沈阳人民能够骄傲起来，能为自己是沈阳人而感动、骄傲和自豪。这是我为政一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
他接着说：“我基本上像一部装甲车或一部坦克车，呼呼往前冲，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我都无所畏惧，我都可以克服。很多在常人眼里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我的手下已经变成了现实，就是因为把我放在沈阳市长这个位置上，我要实现我的抱负，我要完成对这个城市人民的庄严承诺。1998年我们做过一个测验，沈阳人民对政府的满意率达到94·7％。”
也许这个数字像其他许多数字一样不会十分准确，但说明慕绥新很在乎这个，很在乎自己的政绩。这就足够了。他以“政绩市长”自居，他把抱着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奖杯的神采飞扬的大照片挂在客厅里。他认为这是光荣的。光荣背后也许还有“政治野心”什么的。但确实没把捞钱作为一种目的而特别加以考虑并付诸实施，也是事实。
那么他没有捞钱吗？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他主观上没有处心积虑地捞。他这个贪官，严格地说，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不太自觉的贪官。
在某些地方，送红包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每到出国，住院，逢年过节，自会有大批红包送上来。顺着收了，显得很自然，很合群儿，团结友好，皆大欢喜。不收就要有些麻烦。所以一般都是收了。你没有看到这个地方闹出不收红包的风波，那就是不显山不露水地收了。
送的收的都感觉不到这是行贿受贿，只是想送点礼品，但不知道送什么好，拿着也不太方便，那就撂下点钱自己买吧。顺理成章，合情合理，让你没有理由不收下，不收下就太见外了，不收下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你怀疑我，不信任我？没把我当成自己人？我怎么这么倒霉！看来今后还得对他敬而远之，或者干脆投他个反对票！自己再改换门庭，投靠别的领导。
所以收下还是不收下，这绝不简单是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般的人都为了减少麻烦而收下了。这样做比较安全。
很奇怪吧？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因为你没跟着风气走，你在反潮流，你是个异类。对你就要多加小心了，你就把关系搞坏了，你就团结不住人了，你就被无形地孤立了。
谁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但收了钱，受了贿，风险不是更大吗？但他们可以寄希望于查不出来。就这么简单，你能都查出来吗？
有勇气拒收者，必须有大智能，能够把一切不正常的现象摆平。一向自信的慕绥新觉得在这方面智能还不够，他就把钱收下了。但他很不愿意这样做。
他说：“发生这么令人遗憾的蜕变，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主客观的原因。如果只有客观条件，而没有主观原因，这个客观条件是发挥不了作用的；但仅有主观原因，而没有客观条件也不会发生得这么快。可以这样讲，许多人为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通过各种手段，特别是用钱，把我淹没掉了。”
他提出了一个“客观条件”。指什么呢？指送钱的风气，还是指整个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也许两者皆有吧。
他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但他主观上又是一种怎样的表现呢？是积极主动有计划有目标地索取，还是既来之则收之，大大咧咧不当一回事？
他属于后者。他收了别人的钱了，但具体细节总是很马虎，比如谁送的，送多少，他向来不太在意，事后连看也不看，这比斤斤计较的贪官要“大度”得多。有人送给过老慕一张卡，办案人员问他，他说记不得了，让我想一想，噢，是给过一张卡，多少钱不知道，过年的时候扔给别人了。找到当事人，承认有此事，以为也就几千块钱，到商店买东西，一划卡，20万！
收受红包一般都在家里，1999年春节期间，他竟然坐在办公室里收钱。或许是为了早早把这件事应付过去，他很忙，他还有许多大事要办，他就把地点移到办公室，由秘书先约好时间，什么点可以给市长拜年。拜年的人进来没有几句话，放下红包就走。
市长时间很紧，拜年也要加快速度，尤其拜年的背后还有“那个”。所以听起来很滑稽，但他确实是这样，一面忙着收钱，一面忙着创造政绩。
“打慕保马”
无论如何他是收了别人的钱了，而且数额非常巨大。收钱的时候虽然不斤斤计较，但也嘎叭干脆，难怪有人说他，既能干事，也敢搂钱。
他做得一点也不隐蔽，好像根本就没把这当成一回事，没怎么往受贿的方面想（也许是不敢想，不愿想），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人情往来，礼尚往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不把开会当回事，同样他也不把学习当回事。为了遏制腐败，我们党制定了许多党规党法，一条一条说得非常清楚，告诉你应该怎样去做，不应该怎样去做，违犯了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罚，白纸黑字在那儿印着呢。但他没有看到，或者不屑于看到。他认为，搞这些都是虚的，没用。要搞，就动干的，来实的，闯出一番事业让大家看！别玩那些花拳绣腿。
他多次宣称：“党校的门我从来没进过。”言外之意，我现在不也干得挺好吗？通知全体党员干部观看《生死抉择》电影，进行警示教育，慕绥新接到通知后说：“不管他，明天市政府照常开会，谁也不许请假！〃
结果他就吃了不懂党规党法的亏，没有看到收钱的严重后果。至于对妻子贾桂娥的放纵，那就更与此有关了。领导干部要管好家属子女，不允许他们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经商办企业，这是中央所三令五申的，他却全当做了耳旁风。
现在他清醒了，明白了，对记者说道：“我没有严格按照党的规定来办事。”
他接着说：“把送钱这个事情，最初是当成礼尚往来的一种交往，看得比较简单，比较温和，是好事情，不是什么坏事情。”
至此我们看到，他不会保护自己。接受他人钱财，用职权给他人办事，这是一种受贿行为，是犯罪。他却认为“不是什么坏事”。可见他对这些问题没有认真考虑过，他全力以赴要干出点政绩来是真的。他只顾干，不会防。
因为他是一个成功者。
他在此之前的历史一直是一个成功者的历史。
他凭着一股闯劲干上来。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需要他这种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
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毕业分配到企业里工作了15年，我有一个特点，工作比较投入，这是我引以为荣的吧。我要工作，我就全身心地去工作，一直到把工作干好。正因为这样，党组织很信任我。”
1982年提拔为三冶某公司代理党委书记，1984年调任海城县副县长，1985年提拔为海城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出任鞍山市市长助理。
上边很欣赏他，他又干得好，便这样步步高升。他的短处被掩盖起来。短处是什么呢？很难说，但一贯地不拘小节应该算一个吧。
把他放在市长助理的位置上不是目的，目的是想让他当市长。市长要选举产生。这对他是个考验。
1988年，在鞍山市换届选举中，被辽宁省委确定为副市长候选人的慕绥新落选了。
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这个打击和教训，就被提升为副厅级干部，安排当了省体改委副主任。于是这个打击和教训便不存在了。后又任劳动局局长、建设厅厅长。
但这还不是目的，这只是为当副省长做准备。1993年，辽宁省人大换届选举，作为副省长候选人的他却再次落选了，可仍被提拔为省长助理，后被任命为辽宁省副省长兼省政法委副书记。
这些有惊无险的“波折”，完全不能促使他对自己做一个很好的检讨和反剩两次落选是有原因的，如架子大，处理事情简单粗暴，调部队战士装修房子，更换高级轿车等。他看不到自己的短处，更谈不到吸取什么教训，反而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做出让领导看得见的“成绩”，就会受到重用。于是在今后的工作中，他更加狂妄自大，好大喜功，一个人说了算，以为只要有政绩，犯点小错误，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照样装一佛，像一佛，升里能转，斗里能量。
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心得和体会，于1997年12月，出任沈阳市委副书记和市长的。
这回不是犯了小错误，而是犯了大错误，犯了罪。
还能够有救吗？还能够像过去那样顺利过关，步步高升吗？
他的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被抓起来了。马向东开始是他的人，他反对辽宁省委确定的常务副市长的人选，坚持让马向东当上了常务副市长，让他分管全市财经、城建等重要经济部门，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宣布马向东是沈阳市的“接班人”。但是二人后来又发生了矛盾，权力互相碰撞，马向东爱搞“小圈子”，老慕却不搞这个。现在马向东先落马了，是因为在境外赌博的问题，追查赌资是哪里来的。
但是马向东没有缴械投降，他在沈阳经营多年，上上下下有许多关系。他通过妻子章亚非花费130多万元，上边找人，买通看守，收买记者，为其鸣冤叫屈，并且积极与慕绥新靠拢，想抱成团，对付调查。
马向东等3人私分12万美元的问题是个关键。章亚非找到慕绥新，说向东托梦给我，只有慕大哥才能救他。只要慕大哥说知道12万美元奖金的事就行了。在这里章亚非让慕绥新证明12万美元是给马向东等3人发奖金了，市长代表市政府给他们发了奖金，那还能算贪污私分吗？这是一个任何办案人员也攻不破的铁证，只要慕市长说一句话就妥了。
她以为慕绥新一定会答应她。马向东毕竟是他提拔的，二人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马向东办的事有的他清楚，而他办的事有的马向东也掌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吧？
那时候慕绥新的真正想法我们是很难猜测的了，他始终没有暴露过。不过他应该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在对待马向东的问题上，他需要采取一种什么态度，才对自己更为有利。
那是1999年7月2日，中央纪委来人，通过辽宁省委、省纪委，“两规”（党内纪律，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向组织说清自己的问题）马向东。时间定在了这一天晚上的8点。这之前先向市长慕绥新做了通报，要求市政府通知马向东晚上8点来开会。
慕绥新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心里掀起震荡，自己的副手被“两规”这意味着什么？
法庭上的慕绥新
还没容他想好自己该怎么办，马向东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这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连着秘书的办公室，秘书的办公室又连着一个小会议室和一个大会议室。平时就是这种格局，这一连串的房间都是慕绥新的天下。但今晚不同了，不再是慕绥新的天下了，被别人控制了。
马向东到他这里是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的，只是站一站，过渡一下，就会被人依次带下去，先进小会议室见中央纪委的同志，后进大会议室见省纪委的同志，然后就到指定的地点交待问题去了。
他几乎没有看到马向东进来时是什么表情，他的心思不在马向东身上而在自己身上，只听到马在被带出去时嘴里嘟囔着：“我没有问题，我不害怕……”
马向东“不害怕”，他却有些害怕了。中央纪委是否也发现了他的问题呢？马向东会不会把他也带出来？
但是“两规”马向东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动静。他便恢复了自信心。以往的成功者的经历又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他想，党是信任他的，他跟马向东是不同的。他必须跟马向东划清界限，他们决不是一个团伙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章亚非找上门来求他了。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她的请求，因为这正是向党表示忠诚的大好机会，他必须站在中央纪委一边。
他说，这件事我很难做。关于12万美元的事，不是有人告了马向东，是中纪委查出来的，也是马向东在里面自己交待的。我对12万美元的事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帮他？
方话不入圆耳朵。章亚非万万没有想到慕绥新是这么一个态度。好吧，咱们走着瞧。在高人的指点下，章亚非四处串联，写信上告慕绥新，企图“打慕保马”。一时间，专案组收到了许多对慕绥新的举报信，慕绥新的问题便逐渐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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