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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树-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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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自然地仿佛和她有了某种默契。我也笑了。这种笑，不是我多吃了一口的笑；我愉快地感觉到了已经离开我非常非常遥远的盎然的生意又回来了。可是，今天，她真的把炕拆了。
海喜喜抱着两肘蹲在门口，紧绷着薄薄的嘴唇，目光阴沉，一脸不高兴的表情。屋外，和好了一摊泥：房里，炕面子完整地掀起来了，土坯也准备好了。看样子就等着我来干。
“你光指挥就行了。”她说，“让喜喜子干，他有的是驴劲。来，你们先吃点土豆，暖和暖和，完了我蒸白面馍。”“他——指挥我哩！”海喜喜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朝地上啐了口唾沫，也不接她给的土豆。
“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们先干吧。”我说，“早完工早点火，不然炕烧不干。”海喜喜还是蹲在那里不动。他的懒怠和对我的藐视，刺激起我的活力和竞争心。我跨进炕墙里面。
“我一个人来！这点活，哧！……”我好像力大无穷似的。
“你干不干？！”她向海喜喜瞪了一眼，只厉声问了一句话。
海喜喜像被踢了一脚的狗，倏地站起来，撸起棉袄袖子：“球！还是我一个人来干吧！”
“你呀，你是榆木脑袋，人家是化学脑袋。”她把土豆塞在我手上，嘲笑海喜喜，“你今天还是看人家的吧，你就给他当小工。”她经常说出些我想象不出的，为作家、诗人所叹服的生动的词汇。这儿的农民把他们从未见过的新兴塑料制品一律冠以“化学”两个字，比如“化学梳子”、“化学扣子”、“化学杯子”等等。这个“化学脑袋”和那个“棺材瓤子”一样，使我不由得叫绝。原来，昨天我在她家吃土豆的时候，我对她说，她的炉子虽然好烧，但炕打的不科学。老乡们打炕，烟囱和灶门成对角线，大部分热气从烟囱跑掉了，仅炕头上热一点。最科学最经济的方法是火道满炕转，成“回”字形。我在地上给她画了一个图，我说：“这种炕，只烧一把火，我叫它满炕热！其实改一改不费事，只要在炕里动一点小手术就行。”今天，她果真照着我这个“化学脑袋”想的做了。
我边吃土豆边干活。我很小的时候就欣赏电影上的男演员一边吃东西一边干活的作派，欣赏水兵们听到“甲板上集合！”嘴里嚼着面包就冲出舱房、爬上桅杆的神气。我觉得它表现了男子汉的忙碌、干劲、帅气和对个人饥寒饱暖全然不顾的事业心。但过去我没干过活，后来干上活却没有东西给我吃，而且干的又是什么活啊！今天，我干得很痛快。炕修改好了，肚子也被土豆填满了。
海喜喜不吃土豆，也许他不屑于吃，也许他吃饱了。他给我递坯端泥，面孔阴沉沉的，嘴里不断地嘟嘟哝哝，说这种土坯挨着土坯的实心炕要是好烧，他就跳河去。我装作没听见。放好最后一块炕面子，我跳下炕，向他一摆手：
“行了，你上泥吧！”海喜喜蹲下来左看右看，像是想挑出哪儿有点毛病。她已经把馍馍的面剂子切好了，放到笼屉里，呵叱他说：
“还看啥？！小心绕花眼睛！齐不齐，一把泥。瓦工的活你还不知道？你先从锅台这边泥。我这就烧火。”
在这大雪天，她不知从哪里抱来一捆捆干柴，动作麻利地在灶膛里点着了火。开始，有些烟从炕面子的缝隙中蹿出来，随着海喜喜泥的面积越来越大，烟逐渐地减少，终于消失了。海喜喜泥完后跳下炕，看着灶膛里熊熊的烈火一个劲儿地往烟道口窜去，而满炕都冉冉地蒸发出水汽，褐色的湿泥渐渐地变白，也不作声了。
“你死去！你跳河去！……”她笑着揶揄海喜喜。灶火映着她生动的脸，我很久没有看见过这种红闪闪的美丽的鲜艳的颜色了。
我坐在那不能移动的土坯凳子上悠闲地吸烟，第一次感觉到劳动会受到人的尊敬。这种感觉，扫除了昨天接受她施舍的时候多少还有一点的屈辱感，维持了我的心理平衡。我想，我现在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农业工人了，而我才二十五岁，如果在农业劳动上我不能成为一个壮劳力，成为一个内行，今后便无法安身立命。今天，就凭我这一点从供暖工程师那里学来的小技能，马上改变了我和海喜喜两人的地位，几天以前我还看作高不可攀的车把式，也不得不给我当小工。这就充分说明了，在这里，在这个穷乡僻壤，在这个也许我会终生呆下去的地方，只有体力劳动的成果才是衡量人的尺度。而从刚才干的活来看，只要我能吃饱，我完全可能成为海喜喜那样魁梧、剽悍、粗豪、放到哪儿都能干的多面手！我有充分的信心能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四年的禁锢，四年的饥饿，处分解除后依然戴在头上的“右派”帽子，已经把我任何别的志向都摧毁了
她蒸好两屉馍馍，又熬了一大锅白菜土豆。把寄放在别人家的尔舍叫回来，我们开始吃饭了。
这是一顿真正的饭！我多少年没有吃过了啊！多少年？……“给，吃完再盛。”她首先给我盛了一大碗土豆熬白菜，又塞给我一个大白面馍馍，“馍馍你今天先吃两个，还给你留着哩。你来，我馏一馏给你吃。”
海喜喜铁青着脸蹲在锅台旁边，毫不掩饰妒意地盯着她端菜拿馍的两只手。我不理睬海喜喜。今天我吃这顿饭是名正言顺的。这是这儿老乡家的规矩：替谁家打炕盖房，就要在谁家吃饭。我心安理得地拿起馍馍。今天的馍馍是发面的，比昨天的更白。我转来转去看了看，再没有昨天那样的指纹印了。
可是，即使有昨天那样的指纹印，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如果不是昨天，而是今天的馍馍上有那样的指纹印，我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人哪，你是多么容易受情势的摆布，多么容易忘记过去呀！在她家吃完饭，回到“家”，又从伙房打了一份稗子面馍馍，也吃了下去。我才知道什么是“饱”！“饱”，不是“胀”！
我躺在马灯下的草铺上，乜斜着睡眼，沉醉在饱的舒适感里，晕头晕脑地计算我今天吃了多少东西，但算了半天也没算出来。因为饱，我可以想食物以外的事情了。我想到她和海喜喜。他们并非夫妻是明显的了，而交情似乎又不寻常。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海喜喜又没有占有她。如果海喜喜对她已经实现了法律外的占有，他是不会像一条狗似的顺从她，领教她那有时几乎是刻薄的嘲笑的。这两个人真微妙得耐人寻味，尤其是她，那么善良又那么泼辣……
再说海喜喜，这个体力劳动者也有值得我羡慕的地方。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即使他干端坯递泥这样的简单劳动，我马上知道他非常有眼色；泥炕面的时候，他的步骤也和我一样合乎劳动运筹学的原理，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干完泥活以后，自己的身、手却很干净，几乎纤尘不染。在农村，是很讲究这点的。比如说，有的姑娘媳妇和面，和一斤面会有二两沾在手上、盆上、案板上。而受人称赞的姑娘媳妇就讲究“三光”；和完了面，手光，盆光，案板光。劳动也是这样。干净、利落、迅速，是体力劳动的最高标准，正如文学中智慧的最高表现是简洁一样。这不是光靠经验能达到的。没有干过农业劳动的人，以为那只要有力气就行，熟能生巧嘛。其实不然，我见过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农，干起活来仍是拖拖沓沓——当地人叫“猫拉稀屎”，和写了一辈子文章的人还是行文□唆相同。
简单的体力劳动，也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智慧、个性、气质与风格……我慢慢地睡着了。在梦里，我真的变成了招贴画《你为祖国贡献了什么？》上的标准体力劳动者，但奇怪的是，我的面孔却非常像海喜喜！
十八
开始出工了，但雪并没有化。
我非常喜欢雪。我一生第一次看见雪是在重庆。那天，保姆给我穿好衣裳，我一下床，撩开窗帘，眼前就扑来耀眼的银白色的光。山坡下，昨天还很丑陋的平房，疏疏落落的小竹林，都美丽得和刚刚的梦一样；整个洁净的世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唤起了一股冥想的柔情。就在那一刹那，心灵和大自然无间的交汇，纯净的心灵对于纯净的大自然的感应，使我莫名地掉下泪来，使我对大自然产生了难以言传的庄重的虔敬。可以说，是雪让我过早地成熟了，以后成了一个诗人，再以后……
黄土高原的雪绮丽无比。它比南方的雪要显得高贵、雍容、壮阔、恢宏大度；南方的雪使人感到冬天确实来临了，北方的雪却令人想到美丽的春天。雪，才是黄土高原上真正的迎春花。今天我跟大车装肥，就是说把我们前几天砸碎的厩肥运到田里去。田野空阔，雪好似打尽了地面上一切多余的东西。丘垅、渠坝、沟沿、高耸的树枝……所有带棱角的地方，都变得异常光洁而圆润，并且长着如天鹅绒般的茸毛，仿佛晴空下的雪原不是寒冷的，而是温暖的，总使我不由得想把自己的脸颊贴在上面。我跟的不是海喜喜的车，赶车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这个老汉沉默得出奇，也慢得出奇。海喜喜的大车一天拉了五趟，他只拉了两趟，而他赶的牲口却要比海喜喜赶的壮。
“傻熊！鞭打快牛。咱们慢慢来吧！”他斜睨着海喜喜耀武扬威地从他车旁超过去，用手掌焐着冻得通红的鼻子这样说。这天，他仅说了这样一句话，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给我作解释。“鞭打快牛”的意思是：能干活、肯出力的人常得不到好报，总是受到埋怨和批评。他这倒也是一条人生哲理。
也好，他这样慢吞吞地赶车，却给了我遐想的时间。坐在他的大车上，如同在梦中轻轻地摇晃。雪，会使我联想到安徒生、普希金、莱蒙托夫……
啊，你，是你造就了普希金！
当你飘落下来，我不能想象你来自那铅灰色的云，
一定有双纤纤的玉手将你摘下，
在那里，满园梨花春荫。
啊！给我一片，给我一片，
让你滋润我的心。啊，你，是你拯救了章永璘。当你伸过手来，我不能想象你生长在荒野的寒村，
你迷人的眸子含有奇异的光焰，
在心底，南国五彩缤纷。
啊！我要记住，我要记住，
你宝石般的指纹。
大车车轮顶在一个小土坎上，没有过去。老汉干脆让车停在那儿，既不前进也不后退，在车辕上歪着脑袋，用手焐着鼻子呆坐着。我很熟悉这种神情。在劳改农场，管这副模样叫“死狗派儿”。“派儿”，不是“派”，以把它和政治上学术上的“派”区分开来。抱着这种态度的人，一切威胁、利诱、说服、动员、批评教育都把他无可奈何，只好随他去。
我随他去了。我在想，为什么我对她用了“迷人”这样的词？对她，我应该用“圣洁”、“崇高”、“神圣”、“仁慈”诸如此类的词才是。肚子吃饱了之后，我发觉有一种非常隐秘的东西在撩动我的心弦，我的心，像雷雨过后沾着水露的光闪闪的蛛网，在檐下微微地颤动。
我无缘无故地脸红了。
她和队上的妇女老弱仍在马号前面翻肥。翻出来的肥污染了白皑皑的雪地，分外扎眼，但却让领导看得很清楚：今天她们干得不错！下午，谢队长见我们大车回来了，高兴地喊了一声：“收工！”农工们像往常一样，零零散散地回各自的家里去。她擦着铁锹，有意在肥堆旁边等我。
“歇一歇到我家来一趟。”
“怎么？有什么事吗？”我跳下老汉的大车，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怎——么’，”她笑着学我的话，有滋有味地咂摸着，“‘怎么’，你‘怎——么’打的炕不好烧哩！”
吃完从伙房打来的稗子面馍馍，我才到她家去。现在，我们组里的几个人都各有各的事，他们管不着我，也不注意我。我这样一副尊容，在这样一种时候，谁也不会把玫瑰的颜色和我联想在一起。但走在路上，我还是止不住有些心跳。
当我迈着轻捷的步子走到她窗前，
透过绿纱窗帘，我看到她窈窕的身影，
和覆盖着柔情的披肩。
…………莫名其妙地，我脑海中会跳出不知是哪一部诗剧里的台词。当然，她家没有绿纱窗帘。她的窗户和所有农工家的窗户没有两样，也是用零七碎八的玻璃拼镶上的——我估计在这个队搞基建的时候，农场肯定是用低价购买了一批处理玻璃。同时她也没有什么“披肩”，尽管她也许有不少于玛甘泪或达姬娅娜的柔情。她端坐在炕头上，就着挂在墙上的一盏用药瓶子做的煤油灯补小衣裳。尔舍已经睡着了，盖着一床退了色的小被子。“炕怎么不好烧？”我推门进来，问她。但我似乎也明白不是炕不好烧。“‘怎——么——’，”她又笑着学我，声音夸张地拖得很长，“怎——么——，你怎——么——现时才来？”说完，她被自己学的口音逗得哈哈笑了。油灯照着她紧密细小的牙齿，她下齿中的一颗，稍微被挤出了一点。然而这并不损坏她的美，就和蒙娜丽莎的斜视一样，倒构成了她美的一个特点。她的笑声，把尔舍惊动了一下。她当即忍住笑，跳下炕，从锅里端出一碗土豆熬白菜，还有两个馏好的白面馍馍。
我也笑了，腼腆地搔搔后脑勺，轻声地说：“现在粮食这样困难，我怎么好老吃你的？你还是留给尔舍吃吧。”
“怎——么——”她又忍不住噗哧地一笑。我在她面前不自觉地老说出“怎么”来。的确，对于她，我好似总不能理解。“你不要废话！”她说，“你把心款款地放在肚子里面。人家不是说我开着‘美国饭店’么？”
她对我的施舍表现得很自然，对我的怜悯并不使我难堪，而是带着一种孩童式的调皮和女人特有的任性。我也不好问她粮食是从哪儿来的。在这样的时候问这种话无异于盘诘人家。还能从哪儿来呢？大家心照不宣罢了。家家都是如此，唯有我们几个单身农工没有这样的条件。单身农工都在集体伙房吃饭，没有灶具，没有瓜菜调剂，没有……有的却是相互盯着的眼睛。我吃着饭，和她聊天。她说她家是从青海过来的，只有个哥哥，现在在县里一家农具厂当铸工，娶了个本地女子。她跟那女子合不来，就到这农场来当农工，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她显然不愿提这些事，却饶有兴味地用热烈的语气回忆她的童年。她说她老家的女子都会绣花，连袜底上都要绣上花朵，等发了工资，她也要给我买双袜子绣上花送给我。我连连说不必了，袜底上绣上花，给谁看呢？她用审视的眼光上下看了看我，不言语了。我怀疑她是在猜测我身上究竟最需要什么。后来，她又说起她母亲。她母亲年轻的时候是老家有名的民歌手——当然她用的不是“民歌手”这个词，曾赶过河州的什么“太子山花儿会”，人称“赛牡丹”。说着说着，她幽幽地唱起来了。园子里长的是绿韭菜，
不要割，你叫它绿绿地长着。哥是阳沟（嘛）妹是水，
不要断，你叫它清清地淌着。
“咋样？”唱完，她问我，她眼睛里熠熠地散射出愉快的光芒。
我已经吃完了，默默地坐在土坯凳子上听着。她轻悠悠的歌声，土房里温馨的宁静，尔舍沉睡的小鼾，油灯昏黄而柔和的光影，饭饱后的舒适，使我像进入梦中那样，有种酩酊的感觉。现实世界在我眼前都恍惚了，模糊了，幻化成七彩的彩虹。心仿佛一团被松开的海绵，一下子又恢复了原样，并贪婪地吮吸着清新的朝露。她唱的仍是“河湟花儿”。上行乐句常大幅度地急骤上升，反复作四度跳跃，形成２５６１·２·５的旋律线；下行乐句由高八度的５·又急骤下降，形成５·２·１·６５的旋律线。即使她唱的声音很轻，也带着高亢悠远的格调，表现出她所属的那个民族爽朗豪壮的性格和对爱情的雄奇热火的追求。从来没有一支歌曲，甚至是大型交响乐能如此直接地渗透进我的心，像注入填充剂一样，使我的个性坚挺起来。
“你不是唱诗歌的么？你也唱个我听听。”她带着好奇的微笑要求我，像孩子似的：我唱一个，你也要唱一个！
我跟她说，我不是“唱诗歌”的，而是“写诗”的。可是，我怎么也不能让她明白什么是文学概论对“诗”的释义。在解释的过程中，我开始怀疑自己其实也不明白什么是“诗”。人民的创造一旦进入学院的殿堂，就会失去它纯真的朴拙，要想反璞归真，语言是无能为力的。我开始理解，诗人和作家为什么光到群众中去还是不够的，他必须要和群众共命运，同感情。最后，我只好说，“诗”就是歌词儿；我写出的东西，她可以唱，但我并不会唱，只会念。
“那么你念个我听听。”她说，并摆出一副准备认真倾听的神情。
我轻轻地咳了一声，却不知念什么好。念什么？我蓦然发觉我过去发表的作品只能说是打油诗，都不适于带着感情来朗诵；有的可以说是感情充沛的诗，虽然是写给群众看的，但如果念出来，她肯定会莫名其妙。并且，我也不会朗诵。诗人不会朗诵，至多只能算半个诗人，甚至连半个也算不上。我惭愧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不可一世的浅薄。半晌，我选了李白一首最通俗易懂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她坐在炕上，似乎也为之所动，但旋即嘻嘻地笑了起来，接着又笑得前仰后合，倒在炕上。
“哎哟！笑死喽！笑死喽！……啥‘地上霜’、‘地上霜’！”她又翻身坐起，脸朝着我，嘴大张大合地，在灯下学我说“霜”字时的口形：“霜——霜——，……”
原来，她的语音受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影响，说汉语“霜”字靠舌尖吸气，口只略微一张就行，我说“霜”时要送气，口要张开，连下颚也动弹了。
“这个不好，”她说，“念个别的。”
我念李白的诗，心情是悒郁的，声调有几分伤感。李白尚能“思故乡”，而我连故乡也没有。人事档案上的那个籍贯，不过是祖籍，我从来没有回去过；妈妈在北京也是客居在别人家里。奇 …書∧ 網我体会到，痛苦的不是“思故乡”，而是无故乡可思。此时此刻，我那种无家可归的飘零感和失去了根系的植物似的蔫萎状，却应该用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韩愈的“云横秦岭家何在”来表达才合适。而她嬉皮笑脸的怪模样，即刻把我的满怀愁绪一扫而空，使我破涕为笑。我看出来她是故意这样做的。这就是体贴入微的“柔情”，是什么“披肩”也“覆盖”不住的。我感激地看着她，心头突然跳出来李煜的一句词：“斜倚牙床娇无那，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但我赶紧勒住了我的心猿意马。
因为在雪夜，我想起了卢纶的一首诗：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在我向她一字字、一句句解释的时候，海喜喜砰地推门进来了。油灯光一闪，我眼角扫见他好像把个鼓鼓囊囊的麻袋顺手撂在门背后。由于他总对我怀有隐隐的敌意，我不理他，只顾说下去。她仿佛没瞧见他进来似的，连招呼也不打。海喜喜摆出他惯常的姿势，抱着两肘蹲在地上。我说完了，海喜喜狠狠地朝泥地上啐了一口，说：
“熊！还追哩！人要跑，他屁也闻不着！啥‘轻骑’，他开上飞机也不行！”“你懂啥？！”她别过头，眼睛瞪着海喜喜，“你就懂得吃饱了不饿！”她嘲笑海喜喜的话，却使我颇有感触：“吃饱了不饿”这个真理，我花了二十五年时间才知道。弄懂这个真理，要比弄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困难得多，还要付出接近死亡的代价。“嘿嘿！”海喜喜狞笑着，露出像狼一样坚实的、满是粘粘唾液的牙齿，“懂得‘吃饱了不饿’也不简单，只怕有人连这个理也弄球不懂哩！”我有点惊奇地瞥了他一眼。海喜喜的话里似乎含有深意，并且，这个人和我“英雄所见略同”，我对他倒有了“惺惺惜惺惺”的好感。可是，海喜喜又把她惹恼了，她转身抓起扫炕的扫帚疙瘩，呼啦呼啦地在炕上乱扫一通。
“去去去！都走都走！我要睡了！”
十九
此后，她还是每天收工时叫我上她家去。如果不去，她会跑到我们“家”来叫。我怕她天天来“家”找我，引起“营业部主任”的怀疑，所以我每天都如约前往。去了，照例是在忸怩中先吃一顿，而且吃得很饱。她有杂七杂八的粮食：面粉、大米、黄米、玉米、高粱、黄豆、豌豆……凡是黄土高原出产的粮食都有，家里就像一个田鼠仓一样。她经常用大米、黄米、黄豆掺在一起焖干饭。这种杂合饭特别香，就是顿顿吃饱饭的人也会觉得它比纯粹的大米饭好吃。这时候，报纸上和广播里，都在大力提倡“粗粮细做”。在劳改农场，我就听过一个炊事员用一斤米做成七斤干饭的“先进事迹”，大喇叭上还说他为此出席了“先代会”，听得我直咽口涎。她从来不做这种实际上在物理学中叫“过饱和溶液”的“干饭”，而是真正的干饭，一粒一粒的，圆润透亮。当然，她焖的稗子米干饭我也吃过。焖稗子米干饭，才显示出来她比那出席“先代会”的炊事员还高超的技术。
稗子，自古以来不当做粮食，“五谷”中就没有列入稗子。一九五八年，正在水稻分蘖的时候，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农民、农工全上山开矿砌炉去了。山上炉火熊熊，水稻田里仿佛也被火烧了一般，一滴水也没有。到了秋天，水稻颗粒不收，稗子却如原始森林似的茂盛。比人高一头的株秆密密层层，连蚂蚱都飞不进去，穗头还特别大。这个地区的农业领导人灵机一动：干脆吃稗子！并且允许稗子可以当公粮。应该公允地说，他这一招倒是个救急的办法。于是，稗子堂而皇之地步入了供应粮的行列，还后来居上，坐了第一把交椅。最普通的吃法是把稗子连壳一起磨，这就是我们天天顿顿吃的稗子面。它没有粘性，蒸熟的馍馍不过是靠万有引力聚集在一起的颗粒。讲究一点的，和处理稻谷一样去掉皮，加工成小米般大小的稗子来。稗子米的确如那些砸粪肥的妇女说的，只能馇稀饭，然而，她却史无前例地把这种不见经传的粮食焖成了一粒粒的干饭！
我的忸怩，不是装出来的，我是真正为她心疼，为自己白吃白喝感到羞愧。可是，我又非常想去。她家里，总有一种朦胧的幸福、愉快、舒适、自由在吸引我。我几次跟她说，我不吃粮食，给我熬一碗土豆白菜就可以了。她却说：
“咋不咋！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粮食，要不人家咋说我开‘美国饭店’呢？你没见，尔舍不是长得很壮实么？”
是的，尔舍的确长得很壮实，很有精神，天真可爱。她不像营养不良或老吃不饱的孩子，见了别人吃东西就眼馋。我吃的时候，要是她没有睡，也一个人在炕上乖乖地玩，用海喜喜给她捏的小土灶、小土碗“过家家”。两岁多的孩子不会装模作样，更不会客气，她对别人吃东西不感兴趣，就是她吃饱了的明证。我只好“把心款款地放在肚子里”了。
日子长了，从农工那里，我也知道了说马缨花开着“美国饭店”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很不准确，不能照它的字面去解释。那必须先熟悉了这里的农工们对世界的理解程度，才能够透过字面洞悉到它微妙的内容。“美国饭店”，并不是指她那儿卖饭，谁都可以去吃，而是指哪个男人都可以去串门子，闲聊解闷，准确一点说应该叫“茶馆”。其所以和“饭”字联系起来，是暗示着马缨花通过给人提供这种方便而捞取到定量外的粮食。妙就妙在“饭店”之前冠以“美国”两个字。在农工们看来，美国是个荒唐的、污七八糟的、充斥着男女暧昧之情的地方，却又是个富裕的、不愁吃不愁穿的国家。把这个国家加在马缨花头上，是完全没有恶意的，至多不过是种嘲笑而已。谢队长对她的态度就很典型。有一次，我们大车回到马号前面装肥，正碰上马缨花和谢队长在对骂。
“你说我开着‘美国饭店’，那你也来呀！”马缨花站在肥堆上，拄着铁锹憨笑着。“球！”谢队长一边翻肥一边骂，“你当我稀罕你那达……”“嘻嘻！”马缨花指着他，“只怕你馋得口水流了出来，把毛胡子都打湿了哩！”这时，谢队长恰好骂得唾沫四溅，胡子上也沾着口涎。周围的男女农工看着谢队长，哈哈大笑了起来。
马缨花占了上风，谢队长大扫了面子。但我知道，谢队长没到她家去过，并且，只要马缨花和一帮妇女一起干活，谢队长总要派个强壮的男劳力去帮助她们；对她，谢队长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批评过，更谈不上“报复”了。
一个没有丈夫、又带着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的单身妇女，现在家里还有男人进进出出，在农村是最容易招人非议的了。但农工们似乎认为只有马缨花可以这样做。我渐渐地理解了，她能取得农工们的好感，绝不是凭她的姿色或采取了什么方法；只有对人人都抱有善意和同情心的人，才能自然地取得人人对她的善意和同情。真诚和善良，有时能把违反习俗的事也变得极有魅力，变得具有光彩。
从农工们的话里，我还知道，近几个月来，好像海喜喜已经“独占了花魁”，别的人很少去了。“美国饭店”成了一个历史的概念，一个巴比伦。可是我坚信自己的直觉，海喜喜并没有占有她，更谈不上什么“独”。他还有个情敌——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那个瘸子保管员。有一次，我去她家，瘸子保管员跷着二郎腿坐在我常坐的那个土坯凳子上，她背对着他在炕前擀面。见我进来，瘸子保管员好像有点无趣地走了，临走时，操起土台上的一个空面袋揣进怀里，看样子他是带着一点什么东西来的。还有一次，在我吃完饭和她聊天的时候，外面响起了一轻一重的脚步声，马缨花急忙跳下炕，抓起顶门杠把门顶上。瘸子在外面叫门，她却喊叫道：“睡啦，都睡下啦！”搞得我十分尴尬，屏声静气，心跳不止。一会儿，保管员一轻一重的脚步声远了，她才朝我调皮地一笑，叫我接着讲故事，并不提那瘸子跑来干什么。
我和她接触的时间长了，越来越感到她并不是农工们印象中的那种跟谁都有暧昧关系的女人；她天真、坦荡、调皮、开朗……然而，我又感到她身上还有什么地方我并没有认识。
二十
对海喜喜，她倒从来没有顶过门。海喜喜总是像主人似的大模大样推门进来，见我也在这里，而且把唯一的座位占了，就阴沉着脸往地上一蹲。
我们几乎天天在马缨花家见面。他要卸套、饮马、铡草、喂马，间或还要拾掇套具，所以来得比我晚得多。等他进门，我已经吃完了。但不知怎么，我见了他总觉得自己比他矮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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