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绿化树-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我用眼睛在肥堆旁扫了一遍：这里没有镐。我忘乎所以地向谢队长喊道：“队长，没有工具呀！”
“你干球啥来的？！”出乎我意外地招来一顿训斥，“你吃席来还得带双筷子哩！”旁边的几个妇女没有恶意地嘻嘻笑了。我脸涨得血红。我又羞愧，又痛恨这个谢队长：这是个喜怒无常的小人！
正在我手足无所措的当儿，那个妇女突然递给我一把钥匙：“给！你到我家去拿。就在门背后，有个好使的镐头。”
我窘迫地接过来，嘴里嘟嘟哝哝地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喏，就在西边第一排房子的第一个门。”她告诉我，“好找得很，一拐弯，头一间就是嘛。”
“就是门口挂着‘美国饭店’的呀！”另一个妇女吃吃地笑道。“你这婊子，你门口才挂招牌哩！”给我钥匙的妇女并不气恼，对她笑骂着。我转身走了，她们还在嘻嘻哈哈地对骂。
这是把自制的黄铜钥匙，磨得很光滑，还留有人体的微温，大概是她装在贴身的衣兜里的。我翻来覆去地看了看，感激地抚摩着它，仿佛它是她的手。
门口并没有挂什么“美国饭店”的招牌，和别人家一样，堆着一堆发黑的柴禾，拉着一根晾衣裳的绳子。我开开门。这是间比我们“家”还小的土坯房，一铺火炕就占了半间。泥地扫得很干净。我从来不知道泥地经过加工，会变得像水泥地面一样的平整。屋里没有什么木制家具，台子、凳子都是土坯砌的。靠墙的台子还用炕面子搭了两层，砌成橱柜的式样，上层拉着一块旧花布作帘子。所有的土坯“家具”都有棱有角，清扫得很光洁。土台上对称地陈列着锃亮的空酒瓶和空罐头盒作为摆设。炕上铺着一条破旧的毡子，一床有补丁的棉被和几件衣裳——还有娃娃的小衣裳——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上面。炕围子花花绿绿的，我匆匆浏览了一下，是整整一本《大众电影》，还有《脖子上的安娜》的彩色剧照。
炕下面有个锅台，锅圈上坐着一个盖着木盖的铁锅！
我头一次只身一个进入一个陌生人的房间，我感到了被人信任的温情，但又有这样一种本能的冲动：想揭开锅盖，掀起帘子，看看有什么吃的——凡是贮藏食物的地方对我都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罪孽！我赶快把门背后的十字镐扛了出来，回到马号那里去。
“门锁上了么？”我低着头还给她钥匙，她问我。
“锁上了。”我开始抡镐。有一个妇女在旁边哼哼唧唧地唱起来：
尕妹妹的个大门上就浪三趟□，
不见我的尕妹子好呀模样呀！“我把你这个……”她转过身去，用最粗俗的话骂了那妇女一句。由于这话非常形象生动，几个妇女都乐不可支地哈哈大笑了。我不明白那妇女的歌怎么触犯了她，惊愕地抬起头，瞥了她一眼。她正和那妇女对骂，后背朝着我。我只看见系在一起的两条乌黑的辫子，搭在花布棉袄上。棉袄的背部和两肘用颜色稍深的花布补着几块补丁。
马粪尿掺上土，就是所谓的厩肥。冬天里冻得实实的。我们要把厩肥刨下来，砸碎冻块，翻捣一遍，再由马车运到田里卸下，一堆一堆地纵横成行，铲一层浮土盖上，等到开春撒开。我因吃了很多稗子面煎饼，又想帮她多干点，所以很卖力，一会儿就刨了很大一堆。
“你慢着。看你，你这个傻——瓜——瓜！”
她不说“傻瓜”，而说“傻瓜瓜”，声音悠长而婉转，我因感到亲切微微地笑了。我又瞥了她一眼，她低着头在砸粪，我没有看清她的脸。“把稗子米先泡泡，再馇稀饭，越馇越稠……”
“要切上点黄萝卜放上就好了……”
“黄萝卜切成丁丁子，希个美！……”
“黄萝卜不抵糖萝卜；放上糖萝卜甜不丝丝的……”
“糖萝卜苦哩，得先熬……”
几个妇女笑骂完了，在肥堆旁边严肃地讨论着烹调技术，她又转过脸洒脱地朝她们说：
“干球蛋！我是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梨半筐。要吃，就焖干饭！”“嘻嘻！谁能比你呢，你开着‘美国饭店’……”
“别耍你的巧嘴嘴了，”她直起腰，“你们没球本事！稗子米照样焖干饭。你们信不信？”
“信、信、信！你做顿给咱们尝尝……”
“尝尝？只怕你尝了摸不着家，跑到别人家炕头睡哩！……”她又嘻嘻地笑起来。她很喜欢笑。
接着，再次互相笑骂开了。
这时，海喜喜威武地赶着大车回来了，“啊、啊……”地用鞭杆拨着瘦瘦的马头，挺着胸脯坐在车辕上。
“你这驴日的咋这时候就收工了？□？”谢队长停住了手中的锹，冷冷地质问海喜喜。谢队长和农工一样干着活，我注意到他比农工干得还多。
海喜喜显然和我刚才一样，没有料到谢队长在这里，赶紧跳下大车，“吁——”他把车停下了。
“牲口累了哩，队长。”
“是牲口累了还是你驴日的不想干了？□？”谢队长眯着眼，又用嘲弄的口气问。在我眼里，瘦小干枯的谢队长一下子高大起来，高大魁梧的海喜喜却干瘪了。我很同情海喜喜。现在他一副畏畏葸葸的神色，和昨日迥然不同。
“你驴日的是要我跟你算帐不是？”我听出来谢队长的话里有话。果然，海喜喜比我半小时前突然见到队长时还要狼狈，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瘦马在他背后用软塌塌的嘴唇拣食地上的草渣。忽然，谢队长咆哮起来：“你去把牲口卸了，拿把镐头来！今夜黑你驴日的不把两方粪给我砸下，我把你妈的……”
谢队长的詈骂有惊人的艺术技巧。他怒冲冲地骂着，听的人却发出笑声，连海喜喜也抿着嘴偷笑，我当然更有点幸灾乐祸。原来谢队长对谁都这样粗俗地呵叱，刚才对我还算客气的哩。海喜喜趁他痛骂的当儿，“驾、驾”地把大车赶进马号。一会儿，拿着一把十字镐出来了。
“哪儿刨呢？队长。”他的口气绝不是讨好，而是一副放在哪儿都能干的无畏架势。
“这达儿来。”谢队长指了指自己面前，疲乏地说，“这达儿有块大疙瘩，我吭哧了半天没吭哧下来。”
“啐！啐！”海喜喜响亮地朝两手啐了两口唾沫，“你闪开，看我的！”他哼地一声使劲地砸下镐头。
一转眼，两人又成了共同对付艰巨劳动的亲密伙伴，一个刨，一个砸，很是协调。
“熊，没起色的货！”我听见在我旁边的她低声骂道。不知是骂谁。我还是埋头干我的活。我刨下的冻块，她砸不完，我就用镐头帮她捣碎，她用铁锹翻到另一边去就行了。在我们俩把面前的冻块都处理完，我转过身又去刨的时候，她闲下了。这时，她的下颌拄着铁锹把，轻轻地唱了起来：
我唱个花儿你不用笑，
我解了心上的急躁。我心里急躁我胡喝呀，
哎！
你当是我高兴得唱呢！
在理论上，我知道她唱的和海喜喜昨天唱的曲调都属于所谓“河湟花儿”。这是广泛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黄河、湟水沿岸的一种高腔民歌。不过过去我并没有听过。她今天唱的和海喜喜昨天唱的又有所不同。旋律起伏较小，尾部结束音向上作纯四度和大六度滑近。在西北方言中，“急躁”是“烦恼”的意思；“喝”在此处当“唱”字讲。奇*書网收集整理这里没有开阔的田野，四面都是肥堆，而她全然没有经过训练的、带有几分野性的嗓音，却把我领到碧空下的山坡上去了，从而使我的心也开阔了起来。然而我又有点悲哀。她的歌词中没有什么向往与追求，但声调里却有一种希望在颤抖，漫不经心地表现了凄恻动人的情愫。对的，就是漫不经心。我的悲哀还在于，给我如此美好享受的人，他们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创造了这种美。比如说吧，海喜喜现在给我的印象就极没有光彩；而她呢，正低着头若有所思，心不在焉，没有一点自豪感。我们一下午翻了不少肥，旁边堆了一大堆。谢队长围着粪场转了一圈，检查了所有人的成绩，对这几个妇女和我特别满意，喊了一声：“收工吧！”大家七零八落地往家走去。出于礼貌，我对她说：“谢谢你了。让我替你把镐头打回去吧。”
她在擦锹，掉过头很诧异地看着我，似乎不习惯这种客气的言辞。随即，她慌乱地把镐头从我肩膀上夺下来，用倔犟无礼的口气说：“你拿来吧你！看你个瘦鸡猴，脸都发灰了。”
十
回到土房子，我的几个组员对“家”都很满意。“营业部主任”首先把自己的脸盆坐在炉口上，他说这房子热得可以擦澡。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围着火炉。有了火，彼此的关系似乎亲密了一点，话也多了。报社编辑没有忘记他的本行业务，这一天，他打听到很多情况。据他说，这个农场占的面积很大，从北至南，沿着山边分散着十几个队。我们这个队是一队。队与队之间至少有十里，到场部还有二十里。最偏远的队在山脚下，离这里竟有一天的路程。场部有个商店，但现在除了盐没有别的货物，农工们都叫它“盐务所”。想买什么东西，要上三十里路以外的镇南堡去，那里有老乡的集市，好像是这一带最繁华的地方。要进城，可以坐火车，朝东去三十里有一个慢车停一分钟的乘降所，每天凌晨四点钟过一班车。这个队没有书记，副队长害了浮肿病，躺在炕上，谢队长是政治生产一把抓。他还说，农工们反映：“只要不倒着抹谢队长的毛，这还是个好人。”最可怕的是山脚下的那个队。那里管得最严，进去出不来，农工们把它叫做“鬼门关”，是专治农场里调皮捣蛋的农工的。
报社编辑又说，这个队的农工绝大多数是本地人和甘肃、陕西跑来的农民。因为这个队的基础是公社的一个村子，谢队长本人原来就是公社的大队书记。别的新建队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浙江支边青年、＇奇。ｃom书＇复员转业军人、劳改劳教就业人员、工厂里精简下放的工人等等。
“啧、啧！”老会计惊叹道，“这个农场比劳改队还复杂。”
“赶快离开这穷窝窝子。”“营业部主任”边洗脚边发牢骚，“劳改队还有期，呆在这儿简直是无期。这儿他妈比劳改队还劳改队！”我没有精神听他们闲聊。我全身仿佛被掏空了一般，光剩下一种感觉——累的感觉，累得都不想呼吸，但是却睡不着。有时，为了多吃一口，要付出远比这一口食物所发的热量还要多的热量。想想真不上算，但人还是要盲目地这样做，于是就越来越虚弱。今天，我干了不少活，结果累得如那妇女说的，“脸都发灰了”。身体虚弱的折磨，在于你完全能意识、能感觉到虚弱的每一个非常细微的征象，而不在虚弱本身。因为它不是疾病，它不疼痛；它并不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刺激你，或者使你干脆昏迷；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到。实际上，要真昏迷过去倒也不错。当我意识到，我才二十五岁，又没有器官上的疾病，却如此虚弱的时候，我真有些万念俱灰。有的人万念俱灰会去皈依佛教，有的人万念俱灰会玩世不恭，有的人万念俱灰会归隐山林……这都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万念俱灰，他本人还有选择的自由。已经失去主观能动性的、失去了选择的余地的万念俱灰才是最彻底的。这种万念俱灰不是外界影响和刺激的结果，是肉体质量的一种精神表现。油干灯灭，但火焰总是逐渐微弱下去的。它最后那一点萤火虫似的微光，还能照着你看着自己怎样地死去。也就是说。它要把你一直折磨到底。死，并不可怕，尤其在我这样的时候；可怕的是我能非常清醒地看见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的全过程，看着生命怎样如抽丝一般从我的躯壳里抽尽……
啊，拉撒路！拉撒路！①……
十一
第二天早晨醒来，才有了饥饿和周身疼痛的感觉。根据经验，我知道现在开始好转了。能够感到饥饿和疼痛，就是还有活力的表现。我无论如何要想个借口留在“家”里。
吃完早饭，我向组员们指出，土坯炉子上的泥缝，经过一天一夜的烘烤，已经干裂了。如果不糊上，裂缝里就会冒出煤气。“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别刚出劳改队，又进了阎王殿。”我叫他们跟谢队长说一声，我留在“家”里把炉子再泥一遍。
我现在是“组长”了，更主要的是，这个炉子成了大家关心的一个宝贝。中尉说：“行，你别去了，我去跟毛胡子队长打个招呼。”我料到队长绝不会凭他们一句话就对我撒手不管。我先慢慢吞吞提来一桶水，挖了几锹上，刚把泥和好，不出所料，谢队长夹着一把锹来了。“日怪！”他内行地把烟灶里里外外看了一遍，颇为欣赏，在炉子旁边蹲下来烤着两只手，“你还会打这样的炉子；又省料，又简便，火又旺。”①拉撒路为基督教《圣经》中一个患癞病的乞丐，死后因基督之力复活，成为病人的
守护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笑着把我是跟谁学的告诉了他。“日怪！你们‘右派’，尽是些能人！”他朝干草上啐了一口，“咱们这达儿的人，老八辈子咋样打炉子，这会儿还咋样打炉子。费泥费坯，厚得跟城墙一样，热气都透不出来。”
谢队长烤暖和了，眼泪鼻涕流了出来。他在脸上抓了一把，抹在自己的袄袖上。粗糙的大手上一道道很深的裂口。常年的户外劳动在他手上和脸上都印上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我突然觉得他很衰老，清癯的、布满皱褶的脸上有一种老人式的宽容神情，显得很和蔼可亲。
“谢队长，你家炉子要是不好烧，我来替你改装一下吧。”我讨好地说。“不用。”他语气很平和，拉开了家常话，“我家烧的是柴灶。谁烧得起煤哩！你们是单身职工，按规定应该给你们烧炉子的。别的，你没见？队上家家户户都是柴灶，做了饭，又烧了炕。到夜黑，再添一把柴，一夜黑也暖和了。我的灶是喜喜子给我打的。那驴日的，也有点能！”
“海喜喜不是干部？”我勾着炉缝，问他，“昨天他接我们去，我们还当他是干部哩。”
“球干部！”谢队长淡淡地一笑，“他是今年开春从甘肃过来的。听说他小时候在寺上当过满拉①，可不好好学，一蹦子窜了好些地方。劳动嘛，还是攒劲的。身大力不亏嘛。我就看待他这一点。出个远门，他也扛得住饿。嘿嘿！”①满拉，是指在清真寺内学习伊斯兰教知识的学员，结业后，可当阿訇。
谢队长笑出了声，我却不明白这有什么可笑的。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今夜黑发工资，明天休息。你们想走个哪达儿，也行。”
“去镇南堡也行么？”我毕竟年轻，还是想去享受一下能四处走动的自由。“咋不行？走哪达儿都行。”
我想他不是随口这样说的，可能是有意识地要让我知道我现在不同于过去的身份。但我又不大相信他这个外表如此粗俗的人竟会体贴别人。我瞥了他一眼。他表情不变，一门心思地烤着火。可是不论怎样，他这句话使我深受感动。
他又问了我原来在哪里工作，家里还有谁，随后，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扛起铁锹走了。
“行，你闹吧。”他说，“也别太热，小心煤烟打着，最好把报纸上掏个窟窿。”他并没有叫我泥好了再去干活。
他一走，我三两下就勾好了炉缝，洗干净铁锹，支在炉口上，取下挂在墙上的报纸包，拿起罐头筒，倒进稗子面，像昨天那样煎起稗子面煎饼来……
稗子面都吃光了，我抖抖报纸，把它钉在我草铺旁边的墙上。这样，我就有了一圈干净的墙围。我不敢再跑出去看什么马了，点燃昨天剩下的半截香烟，舒舒服服地在围着报纸的草铺上躺了下来。在我头旁边，卡斯特罗雄心勃勃地在鼓动世界革命，肯尼迪在发表他的“新边疆”政策，西方国家正用“福利国家”的口号来蛊惑群众，某地还选举开“牛奶皇后”……这些，都离我非常非常的遥远。那么，我现在生活于其间的这个新的生存环境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在这个如此贫穷、如此粗野、如此落后，仿佛被世界所遗忘、被文明所抛弃、为任何报纸书刊都不屑于挂齿的荒村中，却有一种非常模糊的、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东西使我感到新鲜，感到亲切，感到温缓。我小时候，教育我的高老太爷式的祖父和吴荪甫式的伯父、父亲，在我偶尔跑到佣人的下房里玩耍时，就会叱责我：“你总爱跟那些粗人在一起！”后来接触的那些知识分子们，脑子里的劳动人民全是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穿着白衬衫和蓝工装裤，戴着八角帽，满面红光，肌肉饱满，气宇轩昂，永远走在一条笔直宽阔的金光大道上。给我做报告的领导号召我向之学习的“劳动人民”，在我脑子里好像总是一个空泛的概念——神圣尽管神圣，我却始终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在劳改农场里是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的，那里不是知识分子就是狼孩。在这里，我总算置身于“劳动人民”之中了吧。首先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这里有一种劳改农场完全没有的乐观的、毫无顾忌的气氛。在如此贫穷、落后的荒村，竟能乐观和毫无顾忌，是多么可贵，多么不可思议啊！虽然这乐观与毫无顾忌是用粗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这样更透出了朴拙与天真。回忆昨天劳动时的所见所闻，我发自内心地微笑了。
十二
镇南堡和我想象的全然不同，我懊悔一上午急急忙忙地赶了三十里路，走得我脚底板生疼。
所谓集镇，不过是过去的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用黄土夯筑的土墙里，住着十来户人家，还没有我们一队的人多。土墙的大门早被拆去了，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但这里有个一间土房子的邮政代办所，一间土房子的信用社，一间土房子的商店，两间土房子的派出所，所以似乎也成了个政治经济的中心。今天逢集，人比平时多一些，倒也熙熙攘攘的，使我想起好莱坞所拍的中东影片，如《碧血黄沙》中的阿拉伯小集市的场景。我先到邮政代办所给我妈妈发信，告诉她老人家，我的处分解除了，现在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吃得很好，长得很胖、晒得很黑，人人都说我是个标准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像苏联一幅招贴画《你为祖国贡献了什么？》上的炼钢工人。
我没有钱，但我有很多好话寄给我妈妈。
我的组员，包括“营业部主任”也托我寄信。他们的信都很厚，大概又在向家里念苦经，要家里人赶快给他们办准迁证吧，我想。邮政代办所门口贴着一星期前的省报。省城的电影院在放映苏联影片《红帆》。我知道这是根据格林的原著改编的。啊，红帆，红帆，你也能像给阿索莉那样给我带来幸福吗？……
我走到街上。这条“街”，我不到十分钟就走了两个来回。商店里只有几匹蒙着灰尘的棉布，几条棉绒毯子，当然还有盐。熏黑的土墙上，贴着“好消息新到伊拉克蜜枣二元一斤”的“露布”，红纸已经变成了桔黄色。问那偎着火炉的老汉，果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了。
集上有二三十个老农民摆着摊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头子一样干瘪多须的土豆和黄萝卜，还有卖掺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面子的。有一个老乡牵来一只瘦狗似的老羊，很快被附近砂石厂的工人用一百五十元的高价买走了。我估摸了一下，它顶多能宰十来斤肉。我一直把那几个抱着羊的工人——奇怪，他们不让羊自己走——目送出洞口，咽了一口口水，才转过脸来。肉，我是不敢问津的。
我的目标是黄萝卜，土豆都属于高档食品。我向一个黄萝卜比较光鲜的摊子走去。
“老乡，多少钱一斤？”
“一块，搭六毛。”老乡边说边做手势，好像怕我听不懂，又像怕我吃惊。我并不吃惊，沉着地指了指旁边的土豆：
“土豆呢？”“两块。”“哪有这么做买卖的？土豆太贵了。”我咂咂嘴。
“贵！我的好哥哥哩，叫你下地受几天苦，只怕你卖得比我还贵哩！”“你别耍你的巧嘴嘴了！”我用上了向那女人学来的一句土话，“我受的苦你老人八辈子都没受过，你信不信？”我瞪着眼睛问他。“嘿嘿……”他干笑着，似乎不信。
“告诉你吧，”我冷笑一声，“我是刚从劳改队出来的。”
“啊、啊！那是，那是……”老乡流露出畏惧的神色。“怎么样，土豆贱点？”我突然故意把逻辑弄乱，话锋一转，“人家都是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哩。”
“哪有这个价钱？”他的畏惧还没有到贱卖给我土豆的程度。但正因为这样，他即刻钻进了一个微妙的圈套。“你拿三斤土豆来，我换你五斤黄萝卜哩。”
“当真？”我表面上冷静，而心里惴惴不安地叮问了一句。
“当真！”老乡表现出一种很气愤的果断，“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还不换？！”“行！”我放下背篓，“你给我称三斤土豆。”
我先把钱付给他——我们昨天每人领了十八元，干了一天就领全月工资，真好！老乡取出自制的秤。我们俩又在挑拣上争了半天。称好后他倒到我的背篓里。我说：
“给，我这三斤土豆换你五斤黄萝卜。”
老乡连思索都没有思索，称了五斤黄萝卜给我。我把土豆倒回他的筐里，背起黄萝卜就走。
我得意洋洋，我的狡黠又得逞了！
在劳改农场，我就经常和来给我们做买卖的老乡打交道。我熟知他们有一种直线式的思想方法。有时候，他们会出奇的固执，拼命地钻牛角，只记一点，不计其余。这也可能使他们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或创造性的劳动上，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但更大的可能倒是被人愚弄，被人戏耍，让他们顾此失彼，大上其当。而我就是用自己的小聪明戏耍他们的人之一。“我”啊，你究意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十三
太阳暖融融的。卵石和砂砾在我脚下咯咯作响。方圆十几里阒无人迹，只有我一个人在荒滩上昂首阔步。“只、有、我、一、个！”这就是自由。在大号子里睡了四年，出工排队，收工排队，打饭排队，干了四年密集性的劳动之后，只有独自一人在一个广袤的空间行动，是多么幸福啊！
洪水从山上下来，冲出一条条深沟，又像是向山坡蜿蜓而上的卵石路。大大小小的卵石在阳光下散发着钢青色的辉光。略微向平原倾斜的荒滩，景物的色调是坚毅的、严峻的。一切都岿然不动，只有一种土色的小蜥蜴，见我过来，或是摇着小尾巴拼命地跑，沿途丢下一连串慌慌张张的小脚印；或是挑战似的扬着头，用小眼睛瞪我。那样子真可笑！在这个季节没有沙葱，也没有肉苁蓉，不然我可以爱拔多少就拔多少，大嚼一顿。我不是独自一人了吗？我不是自由了吗？现在，连空气都是属于我的！可是，这时候荒滩上只有枯干了的芨芨草和酸枣。酸枣是一种多刺的灌木，实际上就是荆棘的学名。荆棘！这个词使我怦然心动。我耸耸肩，把背篓往上扌周扌周，大踏步地穿过荆棘。
美丽的蔷薇脱落了花朵，
和多刺的荆棘也差不多。
我把荆棘当作铺满鲜花的原野，
人间便没有什么能把我折磨。
阴间即使派来牛头马面，
我还有五斤大黄萝卜！
“得儿蓬！得儿蓬！得儿蓬、蓬、蓬！……”我在心里敲着大鼓，背着背篓在荒原上迈着大步。
前面，是一条两米宽的排水沟。早上过来，冰还冻得很结实，但过了中午，冰层下出现了许多可疑的小水泡——这是冰层融化了的表象。但是，这条排水沟长得东西两面都不见尽头，中间又没有桥。我走过来，走过去，选了一个比较窄的地方，拿起一块土圪垃往冰上砸去，冬的一声，土圪垃碎了，冰并没有破裂。我觉得可以冒险试一试。
两米宽的距离，如果我身强力壮，像给我妈妈写的信里说的那样；如果我背上没有五斤黄萝卜，我还是能一跃而过的。但这时的情况恰恰相反。我前一只脚刚跳到离岸三十公分的冰层上，咯喳一声，冰层破裂了！我连人带背篓仰天摔倒在沟里。薄冰被我砸了一个窟窿，像印模一般，正和我倒下去的身形相同。我顾不得我自己，湿漉漉地站在没过膝盖的冰水里，看看背篓，里面只剩下两三个黄萝卜了！
反正棉袄已经湿透，我连袖子也没绾，气急败坏地在沟里乱摸。直摸到全身冻得麻木，而小腿针刺似的疼痛起来，才摸到不足一半。我只好恋恋不舍地爬到沟上，把劫后的剩余捡进背篓里。在岸上，我如同一条落水狗似的抖擞了抖擞，背起背篓走了。一直走出很远，我还流连地回头看着，仿佛沟底的黄萝卜会像青蛙一样自己跳上岸来似的。
十四
半夜，可能是受寒以后发起烧来，我被干渴烧灼醒了。窗外，呼呼地刮起了西北风，用钉子钉着的报纸有节奏地扑扑作响，就和拉风箱一样。我感到一阵阵的晕眩。我身体虚弱以后，才发现很多小说里描写的晕眩是虚假的；那种噗咚一声摔在地板上，或软软地倒在沙发上的描写，多半是主人公的装腔作势。我静静地睡在被窝里也会感到晕眩，并且，晕眩不但不会使我昏迷，反而会把我从熟睡中摇醒。这时，头颅仿佛比正常情况下大了许多，头颅里的血显得很稀少，很稀薄，就像只有一点点水在一个大坛子里晃荡一样。
当然不会有一个人给我倒一口水来喝。我必须忍耐。而我也习惯了忍耐。有时，我会被自己能如此忍耐而感动，也就是说，我自己被自己感动了。在这半夜时分，我就被自己感动了。耐力不像膂力，不能用计量器测试出来，并且它还包括了精神的和物质的两方面。有人能忍受精神的痛苦，却耐不住物质的贫困；有人能忍受物质的贫困，却耐不住精神的痛苦。我发现，我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耐力都有相当大的潜力，只有死亡才是一个界限。
大自然赋予我这样大的耐力，难道就是要我在一种精神堕落的状态下苟且偷生？难道我就不能准备将来干些什么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这时，我开始内疚起来，心里受到自谴自责的折磨。黄萝卜的得而复失，在我看来是冥冥中的惩罚和报应。老乡是辛苦的，这个地区从来就把农民叫“受苦人”，下地干活不叫下地干活，叫“受苦去”。一块六一斤黄萝卜，比较起来是不贵的，劳改农场附近的老乡开口至少是一块八至两块。我的一块浪琴表只换到三十斤黄萝卜和一碗发霉的高粱面。可是，我却狡黠地愚弄了那位老实的、满面皱纹的老乡，还自以为得计，结果……头颅里的血不停地旋转回晃，一个早已沉淀了的回忆像乳白色的杯底物从我脑海深处泛起。在一间讲究的天蓝色�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