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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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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儿？”这些问题不仅对那些努力创建新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中心问题，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对更一般的国家来说也是中心问题。90年代中期，激烈讨论民族认同问题的国家还有：阿尔及利亚、加拿大、中国、德国、英国、印度、伊朗、日本、墨西哥、摩洛哥、俄罗斯、南非、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和美国。当然，认同问题在由大量不同文明背景的人组成的分裂国家中尤其突出。
在处理认同危机时，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血缘、信仰、忠诚和家庭。人们与那些拥有相似的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体制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疏远在这些方面的不同者。冷战时期，在欧洲，文化上属于西方一部分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曾不得不离开西方，成为中立国家；现在它们则能够加入在文化上有亲缘关系的欧洲联盟。前华沙条约组织的天主教和新教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将逐渐成为欧洲联盟和北约的成员国，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排在它们后面。欧洲大国明确表示，它们不想让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的土耳其加入欧洲联盟，对欧洲大陆上出现第二个穆斯林国家波斯尼亚也很不高兴。在北方，苏联的完结刺激了波罗的海诸国家间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瑞典和芬兰之间新式的（或旧式的）结盟的出现。瑞典首相直截了当地提醒俄罗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是瑞典的“近邻”，如果俄罗斯进攻它们，瑞典不能恰守中立。
在巴尔干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结盟。冷战期间，希腊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是华沙条约成员国，而南斯拉夫是不结盟国家，阿尔巴尼亚是时而乍中国结盟的孤立国家。现在，冷战中的结盟让位于植根于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文化结盟。巴尔干的一些领导人要确立希腊一塞尔维亚一保加利亚的东正教联盟。希腊总理声称，“巴尔干战争使东正教联盟的纽带显现出来……这是一种联结纽带，过去它潜伏着，随着巴尔干事态的发展，它具有了一些实际意义。在一个流动性很大的世界里，人们正在寻求认同和安全。人们在寻找根和联系以防御未知的危险。”这些观点反映在塞尔维亚的主要反对党领导人的言辞中：“东南欧的局势不久将要求形成一个包括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在内的东正教国家的新的巴尔干联盟，以反抗伊斯兰的侵犯。”环顾北边，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在处理与天主教匈牙利关系的共同问题上紧密合作。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当希腊和土耳其在爱琴海和塞浦路斯、在它们的军事均势、它们在北约和欧洲联盟中的作用以及与美国的关系等问题上的冲突加剧的时候，这两个国家的“不自然”的联盟实质上变得毫无意义了。土耳其重申了它作为巴尔干穆斯林保护人的角色，并对波斯尼亚提供支持。在前南斯拉夫，俄罗斯支持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德国鼓励天主教的克罗地亚，穆斯林国家联合支持波斯尼亚政府，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及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交战。总的说来，所有的巴尔干人又一次沿着宗教的界线而巴尔干化。正如米沙·格伦尼所说：“正在形成两个轴心，一个穿着东正教的长袍，另一个戴着伊斯兰的面纱”，而且“在贝尔格莱德…雅典轴心与阿尔巴尼亚…土耳其轴心之间”可能存在着“越来越尖锐的争夺影响力的斗争”。
与此同时，在前苏联境内，东正教的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倾向于俄罗斯，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彼此开战，而它们各自的俄罗斯亲族与土耳其亲族则试图一面支持它们，一面抑制冲突。俄罗斯军队在塔吉克斯坦与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开战，在车臣与穆斯林的民族主义者交火。前苏联的各穆斯林共和国正竭力发展它们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经济政治合作，并扩大它们与穆斯林邻国的联系；而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为发展与这些新国家的关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南亚次大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及它们之间的军事均势问题上仍然是死对头，它们在克什米尔的战斗加剧了，而在印度内部，又出现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新冲突。
东亚是六种不同文明的人民的家园，在那里出现了扩充军备的势头，区域争端突出起来。三个较小的华人地区和国家——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团体越来越倾向于、介入或依赖于大陆中国。朝鲜和韩国虽然犹犹豫豫但还是有意走向统一。在东南亚国家中，以穆斯林为一方，华人和基督徒为另一方的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有时甚至发展成暴力冲突。
在拉丁美洲，经济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条约集团。三国集团（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中美洲共同市场——获得了新生，重新证明了欧洲联盟已极其生动地揭示的一点：当经济一体化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时，它就走得更快更远。同时，美国与加拿大力图把墨西哥拉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的长期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墨西哥是否能够在文化上重新确认它属于北美而不是属于拉丁美洲。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各国开始建立新的并重新恢复了旧的对抗和联盟关系。它们一直在寻求结成集团，并在寻找那些具有相似文化和相同文明的国家集团。政治家呼唤，公众认同那些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大”文化共同体，包括“大塞尔维亚”、“大中华”、“大土耳其”、“大匈牙利”、‘二大克罗地亚”、“大阿塞拜疆”、“大俄罗斯”、“大阿尔巴尼亚”、“大伊朗”和“大乌兹别克斯坦”。
政治和经济联盟会与文化和文明的联盟永远相一致吗？当然不会。均势的考虑有时会导致跨文明的结盟，例如，当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联合奥斯曼土耳其人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此外，在一个时代形成的服务于国家目的的联盟形式会在新时代延续下去。然而，它们可能会变得更虚弱、更没有意义，因而必须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毫无疑矿希腊和土耳其仍将是北约成员国，但它们与其他北约国家的关系可能会削弱。美国与日本、韩国的联盟，它与以色列事实上的联盟以及与巴基斯坦的安全关系也是这样。像东盟那样的多文化的国际组织在保持一致性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像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在冷战时期分别是不同超级大国的伙伴，现在则重新确定它们的利益，寻求反映它们文化政治现实的新的合作。曾依赖西方支援以对抗苏联影响的非洲国家，正日益转向南非，寻求它的领导和援助。
为什么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
首先，每个人都有多种认同，它们可能会互相竞争或彼此强化，如亲缘关系的、职业的、文化的、体制的、地域的、教育的、党派的、意识形态的及其他的认同。一个方面的认同可能与另一个方面的认同发生冲突：一个经典性的例子是，1914年德国工人不得不在认同国际无产阶级还是认同德意志人民和帝国之间作出选择。在当代世界，文化认同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其重要性显著增强。
单一方面的认同通常在直接的面对面的层面上最有意义。然而，狭隘的认同不一定与广泛的认同发生冲突。一个军官可以从体制上认同他的连队、团、师和军种。同样，一个人可以从文化上认同他或她的部族、种族、民族、宗教和文明。较低层面的文化认同的日益凸显可能会使其在较高层面也更加凸显。正如伯克所说：“对整体的爱不会因对一排人次要的偏爱而消失……，爱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所属于的这一小排人，是博爱的第一原则（正如过去一样，它是博爱的幼芽）。”在一个文化有其重要性的世界里，排就是部族和种族群体，团就是民族，兵种就是文明。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根据文化界线来区分自己，意味着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重要；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因此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
其次，正如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所论证的，文化认同的日益凸显很大程度是个人层面上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这一层面上的混乱和异化造成了对更有意义的认同的需要；在社会层面上，非西方社会能力和力量的提高刺激了本土认同和文化的复兴。
第三，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历史上，相同文明的国家或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有异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实体之间的关系。对待“像我们”的人的指导原则与对待不同于我们的“野蛮人”的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国家彼此打交道的原则不同于它们与土耳其人和其他“异教徒”打交道的原则。穆斯林对待伊斯兰国家的人与对待敌对国家的人的态度也不相同。中国人对待华裔的外国人与对待非华裔的外国人的方式大不一样。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文明的“我们”与文明之外的“他们”。文明之内的行为与文明之外的行为的差别来源于：
1、对被看作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人的优越感（和偶尔的自卑感）；
2、对这种人的恐惧和不信任；
3、由于语言和文明行为的不同而产生的与他们交流的困难；
4、不熟悉其他民族的设想、动机、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
在当今世界，交通和通讯的改善导致了不同文明的人民之间更频繁、更强烈、更对称、更全面的相互作用，结果是他们的文明认同越来越显著。法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越来越把自己看作是欧洲人。中东的穆斯林认同并联合支持波斯尼亚人和车臣人。整个东亚的华人都认为他们的利益与中国大陆的利益一致。俄罗斯人认同并支持塞尔维亚人和其他东正教的民族。这些更广泛的文明认同意味着更深刻地意识到文明之间的差异以及必须保护把“我们”区别于“他们”的那些特性。
第四，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之间冲突的东西：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是相对于另一个集团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然而，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也可能涉及文化问题。马列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世俗的意识形态分歧即使不能解决，至少也可以加以讨论。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木可能通过双方都各自建一个自己的寺庙和清真寺或都不建，或建一个既是清真寺又是寺庙的调和信仰的建筑，来解决是否应当在阿约提亚建一个清真寺或寺庙的问题。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之间关于科索沃的争端，或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关于耶路撒冷的争端，可能看来是一个直接的领土问题，但它们也都不可能轻易得到解决，因为对于双方来说，那些地方都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感情的意义。同样，法国当局或穆斯林学生家长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妥协，即：允许女生在校期间每隔一天穿戴一次穆斯林服饰。像这类的文化问题答案只有是或不是。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是冲突的普遍性。憎恨是人之常情。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人们需要敌人：商业上的竞争者、取得成功的对手、政治上的反对派。对那些与自己不同并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人们自然地抱有不信任，并把他们视为威胁。一个冲突的解决和一个敌人的消失造成了带来新冲突和新敌人的个人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力量。正如阿里·马兹鲁伊所说：“在政坛上，‘我们’与‘他们’相对立的趋势几乎无所不在。”在当代世界，“他们”越来越可能是不同文明的人。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冲突，反而产生了基于文化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团（在最广的层面上是不同的文明）之间冲突的新模式。与此同时，共同的文化也促进了共有那种文化的国家或集团的合作，这可以从正在出现的国家间区域联盟的模式中看出，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文化与经济合作
90年代初期人们耳闻了许多区域主义或世界政治区域化的高谈阔论，在世界安全日程上区域冲突取代了全球冲突。主要大国，如俄罗斯、中国、美国；以及次要大国，如瑞典和土耳其，明确从区域的角度重新界定它们的安全利益。区域内部的贸易比区域之间的贸易的增长速度要快，许多人预言，欧洲、北美、东亚可能还有其他区域会出现区域性的经济集团。
然而，用“区域主义”这个词来描绘正在发生的事并不恰当，区域是地理的而不是政治的或文化的实体。像在巴尔干区域或中东区域的情况一样，它们可能被文明内部或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割裂。只有在地理与文化一致时，区域才可能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军事同盟和经济联盟要求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而合作有赖于信任，信任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结果，尽管时代和目的也起作用，但区域组织的整体效果一般说来与成员国之间文明的多样性成反向变化。一般地说，单一文明组织比多文明组织做的事更多，也更为成功，无论是政治和安全组织还是经济组织莫不是如此。
北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是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的西方国家的主要安全组织。西欧联盟是欧洲共同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包括了至少具有三种相当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的国家，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已成为其实现重要的体制认同及开展广泛的重要活动的主要障碍。由13个讲英语的前英国殖民地组成的单一文明的加勒比共同体，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合作，特别是在某些小团体之间有更密切的合作。然而，建立更广泛的组织以便在加勒比区域英语一西班牙语的断层线上架设桥梁的努力不断失败。与此类似，成立于1985年的包括7个由印度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构成的国家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几乎完全失效，甚至连会议都无法召开。
在涉及经济一体化时，文化与区域主义的关系更是一目了然。从最低层次到最高层次，公认的国家之间经济联盟的四个层次是：
1、自由贸易区；
2、关税同盟；
3、共同市场；
4、经济联盟。
拥有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众多因素的欧洲联盟在一体化道路上走得最远。相对同质的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条约国家1994年已处于建立关税同盟的阶段。在亚洲，多文明的东盟1992年才开始迈出成立自由贸易区的步伐，其他多种文明构成的经济组织甚至更远地落在后面。1995年，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组织有点例外外，这样的组织都未建立起自由贸易区，更不用说更广泛形式的经济一体化了。
在西欧和拉丁美洲，文明的共性促进了合作和区域组织的发展。西欧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知道它们拥有许多共同点。东亚存在着五种（如把俄罗斯包括进去，就是六种）文明，结果它成为能否在非共同文明基础上建立有意义的组织的试验场。至90年代初期，东亚没有可与北约相比的安全组织或多边军事联盟。成立于1967年的多文明区域组织东盟，其成员国包括一个中华文明国家、一个佛教国家、一个基督教国家和两个穆斯林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曾面临着共产党的暴动的积极挑战及来自北越和中国的潜在挑战。
东盟常常被援引为有效的多文化组织的例子，然而它也是一个这类组织的局限性的例子。它不是一个军事联盟，尽管成员国之间有时在双边的基础上进行军事合作，但它们也全都在扩大军事预算，增强军备，这与西欧和拉丁美洲正在进行的军备削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经济方面，东盟从一开始就计划实行“经济合作而不是一体化”，结果区域主义仅以“缓慢的步伐”发展，甚至自由贸易区也要到 21世纪才能被认真考虑。1978年，东盟设立了部长级会议，在这一会议上，它的外交部长们可以会见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及欧洲共同体等“对话伙伴”的外交部长们。然而，部长级会议主要是一个双边对话论坛，它不能处理“任何重要的安全问题”。1993年，东盟设立了一个更广泛的活动场所，即东盟区域论坛，它包括东盟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加上俄罗斯、中国、越南、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然而，正如它的名称所暗示的那样，这是一个集体讨论而不是集体行动的场所。1994年7月东盟区域论坛第一次开会，“就区域安全展开了讨论”，但回避了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正如一位官员所评论的，如果提出那些有争议的问题，“有关参加者势必开始互相攻击”。东盟及附属机构证明了多文明的区域组织固有的局限性。
只有得到足够的东亚文化共性的支持，有意义的东亚区域组织才会出现。东亚社会无疑共同拥有使它们区别于西方的东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认为，这些共同性提供了合作的基础，并促进了在此基础之上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形成。这个核心论坛将包括东盟国家、缅甸、台湾、香港、韩国，最重要的是中国和日本。马哈蒂尔论证说，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植根于共同的文化，它不应因设在东亚“就被仅仅看作是一个地缘性集团，它也应被看作一个文化集团。尽管东亚人可能是日本人、朝鲜人或印度尼西亚人，但他们在文化上有某种相似性。……欧洲人聚集在一起，美洲人聚集在一起，我们亚洲人也应当聚集在一起”。正如他的一位同事所说，它的目的是增加“亚洲具有共性的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
因此，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一个潜在前提就是经济跟随着文化。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在文化上不属于亚洲。然而，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成功主要博赖于日本和中国的参与。马哈蒂尔曾呼吁日本参与进来，他对日本听众如是说：“日本是亚洲的，日本是东亚的，你们不能无视地缘文化的事实，你们属于这里。”然而日本政府不愿加入东亚经济核心论坛，部分原因是怕得罪美国，部分原因是其国内在是否应认同亚洲这一点上有分歧。如果日本加入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它就将主导这个论坛，这可能引起中国方面的激烈对抗，同时在成员国中引起恐惧和不安。几年来，盛传日本要建立一个“日元集团”以平衡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然而，日本是一个孤独的国家，在文化上与其邻国联系很少，因此到1995年，日元集团尚未实现。
尽管东盟进展缓慢，日元集团仍然是一个梦想，日本动摇不定，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原地踏步，但是，东亚的经济相互作用却急剧增强。这一增加是基于东亚华人社会之间的文化联系。这些联系导致了以华人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的“持续的非正式一体化”，它在许多方面可与汉萨同盟相媲美，“也许还会导致事实上的中华共同市场”。在东亚，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文化的共性已成为有意义的经济一体化的前提。
冷战的结束刺激了建立新的和复兴旧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努力，这些努力能否成功最主要依赖于有关国家是否具有文化同质性。西蒙·佩雷斯于1994年计划建立一个中东共同市场，它可能仍然是一个不会马上到来的“沙漠幻景”。一位阿拉伯官员评论道：“阿拉伯世界不需要一个以色列参加的机构或发展银行。”成立于1994年的加勒比国家联盟把加勒比共同体与海地及该区域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联系起来，很少有迹象表明它克服了不同成员国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前英国殖民地的偏狭和它们强烈的亲美倾向。另一方面，建立文化上更同质组织的努力取得了进展。尽管被亚文明的界线分开，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在1985年恢复了成立于1977年的濒于死亡的“区域合作发展组织”，更名为“经济合作组织”，接着，在削减关税和采取其他各种措施方面达成协议，1992年，该组织的成员国扩展到了包括阿富汗及前苏联的六个穆斯林共和国。同时，前苏联的五个中亚共和国于1991年原则上同意建立共同市场，1994年，其中两个最大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签订了一个协定，允许“商品、服务及资本的自由流通”，并协调两国的财政、货币及关税政策。1991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一起加入南方共同市场，目标是越过经济一体化的正常阶段，并在1995年前部分实现关税同盟。1990年，以前停滞不前的中美洲共同市场建立了一个自由贸易区，而以前同样消极被动的安第斯集团1994年建立了关税同盟。1992年，维谢格拉德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中欧自由贸易区，并在1994年加快了实现的时间表。
经济一体化的结果是贸易增长，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区域内部的贸易相对于区域之间的贸易来说越来越重要。1980年欧洲共同体内部的贸易占共同体贸易总额的50．6％，而1989年增长到58。9％。北美和东亚的区域贸易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9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南方共同市场的建立和安第斯条约的复兴促进了拉丁美洲内部贸易的急剧增长，1990至1993年，巴西与阿根廷之间的贸易增加了两倍，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之间的贸易增加了3倍。1994年，巴西取代了美国，成为阿根廷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同样，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贸易有了重要的增长。同样，东亚内部贸易的扩大也远比与外部贸易要迅速，但它的扩大因日本倾向于关闭市场而受到阻碍。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圈（东盟、台湾、香港、韩国和中国）内部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例，从1970年的不足20％增加到1992年的将近3O％，而日本占中华文化圈贸易总额的比例从23％下降到13％。1992年，中华文化圈对圈内的出口超过了其对美国的出口，也超过了其对日本和对欧洲共同体出口的总和。
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和文明，日本在发展与东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及处理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摩擦时面临着困难。无论贸易和投资如何牢固地把日本与东亚国家联系在一起，它与这些国家的文化差异，尤其是与中华经济精英的差异，仍然妨碍了它创立一个日本领导的、类似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欧洲联盟的区域经济集团；同时，日本与西方的文化差异加剧了它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关系上的误解和对抗。假如经济一体化依赖于文化的共性——情况看来正是如此——那么，作为一个文化上孤独的国家，日本未来在经济上可能也是孤独的。
过去，国家间的贸易样式依国家间的联盟样式而定，并与之相类似。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文化样式将对贸易样式起决定性的影响。商人与他们了解和信任的人做生意，国家把主权交给由他们所了解、信任的看法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经济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性。
文明的结构
在冷战时代，各国作为盟国、卫星国、仆从国、中立国或不结盟国家，而与两个超级大国相联系。在冷战后的世界，各国作为成员国、核心国家、孤独国家、分裂国家或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与各文明相联系。像部族和民族一样，文明也有政治结构，文明的成员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完全认同一种文明的国家，例如，埃及认同阿拉伯一伊斯兰文明，意大利认同西欧文明。一种文明也可以包括共有和认同其文化、但生活在由另一种文明的成员所支配的国家中的人。各文明通常有一个或几个地方被其成员视为该文明文化的主要源泉或源泉。它们常常位于文明的一个或一些核心国家中，也就是说，位于该文明最强大的、文化上居中心的一个或一些国家中。
核心国家的数目和作用因文明不同而不同，并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日本文明实际上与单一的日本核心国家相等同。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各有一个主导核心国家、若干个成员国及生活在受另一种不同文明支配的国家中的人（海外华人、“近邻”的俄罗斯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历史上，西方通常有几个核心国家，现在它有两个核心，即美国和欧洲的法德核心，英国则作为另一个权力中心游离于它们之间。伊斯兰、拉丁美洲和非洲缺乏核心国家，这部分地要归因于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它们瓜分了非洲和中东，在更早的世纪里还不那么明确地瓜分了拉丁美洲。
缺少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给伊斯兰社会和非伊斯兰社会都构成了重大的问题，这在第七章中将要讨论。至于拉丁美洲，西班牙本可以成为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文明或者甚至伊比利亚文明的核心国家，但它的领导人有意识地选择成为欧洲文明的成员国，尽管同时与其前殖民地保持着文化上的联系。巴西就疆域、资源、人口、军事和经济能力来说有资格成为拉丁美洲的领袖，可以设想它能够做到。然而，巴西之于拉丁美洲犹如伊朗之于伊斯兰教。亚文明的差异（与伊朗的宗教差异，与巴西的语言差异）使它们很难担当这个角色。如果没有这些差异，它们完全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因此，拉丁美洲有几个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领袖地位的国家，它们是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和阿根廷。鉴于墨西哥试图重新确定自己的认同，从拉丁美洲转向北美，智利和其他国家可能紧随其后，拉丁美洲的情况也因此而复杂化。拉丁美洲文明最终可能融入西方文明并成为分成三支的西方文明的一个亚文明。
任何一个潜在的核心国家承担撒哈拉以南非洲领导的能力，都受到了该地区分为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现状的限制。科特迪瓦一度是讲法语的非洲的核心国家，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法语非洲的核心国家是法国，它在非洲国家独立后，与其前殖民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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