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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调-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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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贫民
一个被称为“蓝领责族”的阶级。他们靠手艺吃饭，认为自己和律师、医生们一样也算“专业人士”。它们的钱夹总是鼓鼓囊囊的，外边还会勒一根皮筋。
循序渐下，我们自然该谈谈中下阶层了。六十和七十年代的经济萧条使这个阶层陷入贫困，并已逐渐演变为上层贫民阶层。所以，他们决不会比中产阶级存在的时间更长。他们同中产阶级相比，区别究竟何在呢？更加缺少自由和自尊。这个从前的下中产阶级，如今的上层贫民，是“大众”的领头羊。但即使将他们定位在各个贫民阶层的最前列，你仍能辨认出他们的原型。他们深深地受制于金融政策、巧取豪夺的广告、时代要求、错觉、低级大众文化、速食品和劣质消费品。早在四十年代，这个国家的确存在过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下阶级。他们凭着自己充足的中学教育，以及对“储蓄”和“收支计划”的迷恋，得以停留在一个高于劳动阶级的等级——当然，总是岌岌可危。小赖特·米尔斯说，那时候，“小老百姓比今天要少。区区几年中学教育，恰恰使他们（数目相当可观）避开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一些更尖锐的工作体验。他们无拘无束地享受着自己种种根深蒂固的幻觉：对个人能力，对这个体制的总体上的信任。然而，随着同类的与日俱增，他们不得不日渐屈服于周薪工人的境况。”
结果是社会等级的降低。这些从前的低薪白领，如今不过是些工作机器，他们的妻子也通常得像丈夫一样卖力工作。
一般讲，工种和他们焦虑的类型将贫民阶级依次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层贫民是熟练工人和手艺人，比如印刷工人。中层贫民是电话接线员，公共汽车司机。下层贫民是毫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比如码头工人，上层贫民独有的焦虑是害怕丧失或降低等级地位：他深深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木匠而骄做，并希望这个世界能正确无误地理解他和体力劳动者的区别。中层贫民特有的焦虑是担心丢掉工作。至于下层贫民，咬啮他们内心的苦痛是感觉到自己可能永远挣不来足够的钱或者自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干不成自己想干的。
上层贫民的工作类型总是使他们执意将自己称作真正的“专业人士”，比如，大城市的“清洁工人”。一位邮递员告诉斯塔兹·塔克尔他为什么喜欢自己的工作：“人们总在说，‘送信人怎么怎么啦’……我觉得，这是一份在全国最受尊敬的工作。”从事护理行业的贫民阶层妇女从来就津津乐道自己是如何如何“专业”，而她们当上空中小姐（上层贫民最心仪的职业）的女儿们同样有此癖好。由于军官总是在上司面前胆颤心惊，他们可能更是中产阶级，而不太像上层贫民。尽管如此，他们越声称自己“专业”，就越发显得等级低：他们在越南丢人现眼，随后又为自己的社会名声坐立不安，上述说法就越来越像是冒傻气的套话。一位军人的妻子说，“有人喜欢把医生、律师叫做'专业人士'。所有的军人都是'专业'的嘛。”然后，一处明显的逻辑偏差：“还有谁会比用自己的一生来保卫祖国的人更专业呢？”
确定某人究竟是中产阶级还是上层贫民成员有一条普遍适用的原则：此君的工作服和“最好”的衣服悬殊越大，所属等级就越低。不要仅只笼统地考虑体力劳动者和蓝领阶层，也要想一想看门人、年轻侍从、农夫、铁路管理员、火车司机和消防队员。他们中有一位曾说过：“我原来打算做律师，唉，我还想过做医生，可我就是做不到，你得脑瓜聪明才行。”但上层贫民是很聪明的，至少是精明。因为通常没有人严格监督他们的工作，他们信奉个人独立并为之骄做，不太瞧得起那些不能像自己一样独立的人。这些人，就像社会学家E·E·拉马思特斯在他的书《蓝领贵族》（1975）中对他们的描述，他们对中产阶级的蔑视与贵族阶级对中产阶级的蔑视很有些相似。一位上层贫民说：“如果我儿子打算一辈子都系着那根见鬼的领带，对老板打躬作揖，他有权利那么做。可是上帝啊，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至少也应该有权用自己的两只手老老实实地干活谋生啊。”拉马思特斯说，像其他贵族阶层一样，这些人“已经在他们那个社会环境的顶层了，所以就没有必要花时间和精力来'往上爬'了。”他们在其他方面也颇有贵族气，比如对赌博的忠诚，对猎鹿的喜好。室内装饰的鹿角使他们的住处看来不亚于一个苏格兰贵族的小屋。奥特加·加塞特指出，上层贫民还“倾向于把游戏和运动当作自己毕生的职业来从事，”并对女人抱一种不甚浪漫的态度——这方面也酷似贵族。
由于这些人绝不打算在选择正确的地位标识上忧心忡忡，他们也就相当地悠闲自在。他们可以举止随意，无论说什么话，怎样穿戴。装扮，都少有羞耻感。羞耻感属于比他们优越的中产阶级。进一步讲，羞耻感主要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情绪。吉利·库柏发现，约翰·卡尔文是中产阶级的先知；卡尔·马克思则是贫民的代言人，尽管这两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绝对可靠的标志帮助你辨认上层贫民阶层。他们“属于”大过圣诞节的一族，经常通过分期付款购买大宗物品。比如，他们喜欢把钱花在精致的彩色电视机、立体声音响和操作复杂的电冰箱上。而中产阶级倾向于投资购买“品味良好”的家具，并一一陈列于客厅和餐厅。开车的时候，上层贫民阶层的男士们坐在前座，他们的妻子被安放在后座。（如果看一看中产阶级，总是前座一对夫妇，后座另一对夫妇。而在中上层阶级中，你很可能发现两家的丈夫分别和另一家的妻子同坐一排座位。）
社交活动中，上层贫民一律守时不误，迟到二十来分钟是更高等级的标志。如果你打算在酒吧估测一位男人的等级地位，不妨找个借口与他聊聊，直到他摸出自己的钱夹，上层贫民的钱夹总是鼓鼓囊囊的，里头不光有妻女儿孙的快照，以备酒后展示一番直至被感伤情绪淹没，更有各类让人留恋的纸张纪念品，比如重要的体育比赛门票票根、信件、以及其它一些能随时掏出来“证明”什么的文件。百分之百的上层贫民钱夹，上面一定绑着一根宽宽的橡皮筋。
贫民阶层人士无一例外地对广告和商标抱有高度的敬意。了解这些东西，你就能够展示聪明和时髦，同时将自己与广告商品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热天饮一听包装醒目的可口可乐，并不单单是为解渴消热。这意味着你在与比你优越的人们——可口可乐公司——以及你的邻居分享一种公认的成功模式，他们还会认为你的举动是地道的美国化，简直妙不可言。约翰·布鲁克斯发现，纽约地铁车厢里的涂鸦作者会在任何地方涂鸦，但几乎不碰广告牌。“似乎这些创作者尊重社会的这一方面：广告”。
菲利浦·罗斯所着的一本书里的主人公索菲亚·波特诺，一直在中产阶级和上层贫民之间徘徊。若说她那措辞强烈的自我夸耀是中产阶级式的，她对广告商标的尊敬和对物价的敏感则很有上层贫民的味道。她在谈到黑人女佣时对儿子说：“只有我一个人对她那么好。只有我一个人给了她整整一罐金枪鱼作午饭。我说的可不是那些不值钱的破烂玩意儿，阿历克斯，我说的可是优质的，被称为'海中鸡肉'的那种……四毛九两罐。”以“蓝领妇女”为主要目标的《真实故事》杂志，向它的广告商们信誓旦旦地承诺，这本杂志的读者“对商标最最忠贞不二”，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你是一位上层贫民，你所做的一切正是这个商业社会要求你必须做的。
在西南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欣然表示接受，以避“精英主义”之嫌），上层贫民阶层家庭最流行的晚间娱乐活动是去洗车行洗车，并顺便在回家的路上光顾一下当地的连锁食品超市，或者也可以去看冰上表演，招牌上写的是：“太空邦尼虫”。
中层贫民
一个在工作中失去自由的阶层。由于经常受到老板的斥责而对生活心存怨恨。他们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也许就是串亲戚。
上层贫民阶层为人不错。可是再往下走，中层和下层贫民阶层的举止可能就会让一些人觉得受冒犯了。中下层贫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痛苦，通常是因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太严酷，总被别人当成任性的孩子一样对待。一名汽车装配厂的工人说：“这儿就像在军队，不，比军队还糟糕……哪怕你去撒尿，也得领一张护照。”《劳动阶级大多数》（1974）一书的作者，安德鲁斯·列维森，曾提示我们想象一番“老有一双工头的眼睛在你身上扫视的滋味，中产阶级社会里绝对不会有这般礼遇。”领薪的专业人士当然也有自己的上司，但人们终究难以想象，如果一位教授或者管理人员旷了一大工，会有人要求他们出示医生的病假条，或者汇报他们上卫生间的具体次数。
中层和下层贫民之所以处于如此情形，是因为他们在一个范伯伦称为“人对人的强制性压制”中扮演着牺牲品的角色，这一现像委实令人不快。（施加这种强制，而不是让自己被人强制，这就是那些更幸运的人们的特权：经理，教师，作家，新闻记者，神职人员，电影导演等）。
的确，实施监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显示等级差别。这就表明，整个等级体制更像是在识别自由的价值，而非仅只宣扬金钱的价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督，比你从这种受监督的劳动中能领回多少报酬，更能显示你的真实等级。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中学教师比大学教授的地位要“低”。中学教师有责任每周向校长，行政负责人或“课程协调人”报告“授课计划”，也就是说，承认自己的屈从地位。而大学教授因为无须向任何人汇报工作而要位高一等，尽管中学教师有可能更聪明，更有风度，更有钱。（如果你想发现贫民，就会立刻注意到，只有在公立中学、邮政部门，警察署，才常常听到这样的术语——督察、指导。）
如果一个人的恭顺服从总是第一位的，他或她一定是个中层或下层贫民。职业阶层从事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发生差错或失误，或者既使发生，也可以远远逃避后果，做到事不关己，无人问津则更好。千万不能因为立刻被发现而遭到老板的斥责，蒙受耻辱和丢脸。由于长期在工作中忍受屈辱，下层贫民总是精神消沉。如一位女工所说，“我们中间好多人……的工作，对我们的精神来说简直太没劲了。”圣路易斯的一位出租汽车司机这样为美国发动越南战争辩护：“我们可不能是一个可怜的、没救的巨人。我们要让他们明白，我们是第一。”“您是第一吗？”史塔兹·特克尔问他。沉默片刻，“我是零蛋。”他回答。
贫民倾向于用简化的方式表达对等级的失望。当我们观察贫民时，最好注意英国批评家理查德·霍嘉特的结论：“绝对不存在简单的人。'平常'人也很复杂。”罗伯特·布莱一定会表示赞同，因为他的诗歌已经表明了这点。这首诗的名字叫《跟我来》：
跟我来，进入那些事物，那些
感受这绝望已太久的事物——
那些在可怕的孤独中嗥叫的
被卸下的雪佛兰车胎。
躺在灰烬和尘土里，像醉倒的人
赤身
摇晃着跌下山，在夜晚，终于
湮没了，在池塘，
那些弃在高速公路路肩上的内胎，破裂，
黑色，干瘪的躯体，被使用过，爆开
并被扔掉。
那些散落在车库长椅周围，蜷缩的薄钢片，
有时候还温暖，坚硬，当我们握住
它们，但也放弃了，只把万事归咎政府
那些南达科他的公路，迂回着
四处探触，
在黑暗里……
这倒是一个提醒：正是他们，那些中层和下层贫民阶层，一一退缩到他们私人的乐趣中去：家庭作坊，房屋修缮，洗车擦车，打扑克，钓鱼，打猎，野营，观看电视上的体育比赛和西部片，把自己当作球场上的四分卫或者开拓边疆的英雄，走亲访友（相反，大多数中上层人士对亲戚退避三舍，只与朋友来往），在周六或周日与家人在当地的商厦购物。
下层贫民
一个没有明天的阶级。非法移民的大军，过一天算一天是他们的常态。正是这一阶层，承担了美国社会中最低下的工作。
劳动阶级的最底层——下层贫民的特征是：明显地对就业感到不稳定。这个阶层包括非法外来人，如墨西哥的水果采摘工，以及其他一些移民工人。这层人的定律是与社会隔绝。霍廓特对英国低层劳动阶层的描绘同样适用于其他地方：“这个社会阶层的……每一天、每一周都几乎毫无计划。没有日记，看不到记事簿，书信往来极少。”他们的特征是疏远和孤独，就像生活在阿帕拉契亚山谷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些人曾经受过训练，如今却一无所获，很可能会出于彻底的、一意孤行的绝望而入伍。
赤贫阶层
一个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等级。懒隋、失望和怨恨压倒了他们的自尊。这是人们看得见的最贫穷的一族。
但他们的境况还是要比看不见的底层好得多，后者并无季节性工作可干，只能完全靠福利救济过活。赤贫阶层与“看不见的底层”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比后者钱多一点，而在于他们“看得见”。“看得见”的底层出没在充斥着廉价酒吧、乞丐、酒徒的街道上，是随身携带购物袋生活的人，是在公共场所长篇大论地向听众诉苦的人，是那些从纸袋裹着的酒瓶子里喝酒的人（美国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喝任何含酒精的饮料，因此街上的流浪汉为了逃避警察，便套着包装纸袋喝。译者注），是那些出于渴求别人的认可而当街“表演”的人们。
看不见的底层
一个在慈善机构和管教所里渡过一生的阶级。像看不见的顶层一样，我们看不见这群悲惨可怜的人。
因此，当过失和苦恼到了让人绝望的地步，人们就沦为“看不见的底层”，要么整日守在福利机构的房间内，要么想方设法让人弄进一处公共设施，至于那是慈善机构还是管教机关，对他们来说并不那么要紧。
各个阶层大致如上所述。
把它们想像成一条长街两侧数间毗邻的剧院也很形象。这里，每一家剧院门口都挂着挑出的遮篷，上面贴着无数海报。每一家剧院，无论是最舒适的，最少装饰的，还是最简陋的，都在旷日经年地上演有关自尊的戏剧。奇怪的是，没有哪一家能晋升为毗邻更高一级的剧院。关键问题是：每一家剧院，无论气派最为不凡的，还是平淡无奇的，都不见有演员表演。因为每一个演员都害怕自己会跌交，漏念了台词，或者穿错了戏服，反正是诸如此类的倒霉事而以惨败收场。如果你能找到一个美国人，此君对自己的等级地位完全无忧无虑，请把他披挂好展示出来。这样的家伙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第三篇 以貌取人
为什么敏锐的人能在一瞥之间判断一个人地位的高低？他捕捉哪些特征？
【容貌】
首先，优美的容貌。当然，各个阶层中都不难发现容貌姣美之人，但相貌漂亮通常是上层等级的标志。姬莉·库柏认为，这是审慎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她发现，如果上层人士与阶层较低的人结婚，他们通常只会选择美人。她总结说：“大体上说，长得漂亮的人往上走，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结婚，……缺少安全感、容貌丑的人一般与低于自己阶层的人结婚。”
【微笑】
再者，微笑，另一个等级标志。这意味着，不要笑得过头。走在街上，你会注意到贫民阶层的女士比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女士要笑得更频繁，嘴也咧得更大。一方面，她们喜爱展示自己漂亮的牙齿，当然是假的；另一方面，她们沉浸在那种急于告诉别人“我今天很快乐”的文化里，大多数时候会忍不住流露出带有防范性的乐观主义。说到假牙，最近我亲眼见到一番惊人的举动。某个公共场合，一位贫民阶层男性的上假牙托掉了下来，他正好能用舌头将那粉红，黄色的玩意儿向前推，想把它顶回原位，结果假牙托从嘴里向外突出了差不多一英寸，看来似乎要让那东西“透透风”。人们根本不可能想象，一位中产阶级或者中上层人士会有如此举动。如果人们见到一位对旁人不屑一顾的上层人士这么做，是不会吃惊的，因为知道他是故意为之。
【身高】
身高在英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更可信的等级标志。但是。甚至在美国，有等级地位的人也很少会是粗短的小个子。再者，如果屁股向外厥，肯定是较低阶层的人士，就像脖子很短（或者哪怕显得很短）是低层阶级的特征一样，劳伦斯·威尔克，约翰·卡什一类的西部乡村歌手，以及类似的贫民中，短脖于的情况格外明显。如果你对于外貌能提示一个人的等级和社会地位仍表示怀疑，不妨试着想象一下，将下面这些人物放在一起相互比较会是何等情形：把罗伊·阿卡夫和艾韦内尔·哈里曼放在一起，把麦那·达雷和乔治·布什放在一起，或者，把米尼·帕尔和杰姬·奥纳西斯（指肯尼迪总统夫人，后改嫁希腊船王奥纳西斯。译者注）放在一起。
【体重】
由于62％的美国人体重超重，所以，以示区别的一个不费力的办法就是身材苗条。身材苗条是上面四个阶层的一致目标，尽管中产阶级为了抑制爱吃马铃薯的嗜好付出了很大代价，因为他们的工作多数是案犊劳动，赤贫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通常不会有什么赘肉四处炫耀，不过原因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多数超重的人属于三个贫民阶层。速食品和啤酒，是两个导致发胖的重要原因，另外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会否下降的焦虑引发的神经质暴食，亦是一个原因，这在上层贫民中尤为显着，贫民阶层将肥胖自圆其说成是稳定的周薪和有能力经常外出用餐所致，甚至“外出吃早餐”也是合情合理的举动。然而我们知道，他们对麦当劳电视广告的迅速反应，实在是出于他们生活水平的限制。
最近有一份以贫民阶层为对象的杂志，刊登了一则广告，为一本节食的书作宣传。这则广告批评有关体重的数种谬误见解，刻毒地称那些说法“全是胡说八道”。它大加伐挞的谬见中包括这样的说法：“所有的社会阶层都一样超重。”该广告解释道：
“您的体重就是您社会等级的宣言。一百年前，肥胖是成功的标志。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肥胖是中下阶层的标志。与中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相比，中下阶层的肥胖者是前者的四倍。”
不光是数量上的四倍，还是四倍的可见度。炫耀肥胖是贫民的又一标志，目的似乎意在向较高阶层进行最大程度的美学冒犯，从而达到某种形式的报复。乔纳森·拉班在明尼苏达州商品交易会上，有幸目睹了一次似乎颇为精心。刻意的肥胖奇观：
“这些农业家庭……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饿着肚子来到美国的移民的后代……一代又一代，这些家庭的成员慢慢吃成了美国人。如今他们全都身材相仿：同样宽大的臀部，同样的大肚皮，同样的火鸡式松垂下巴和抹香鲸似的躯干，同样见不着脖子。女人们勉强挤进粉红色弹力裤里，而男人们从格子衬衫和涤纶便裤的每一条缝和每一个纽扣之间鼓凸出来。”
拉班继续谈道，似乎唯恐自己不够惹眼，这些男人还戴着便帽让我们去注意他们后脖颈上的赘肉，似乎专门要和传统智慧“幸福就是做祖父母”的老话作对，越老反而越蠢了。拉班发现自己简直被美国的肥胖状况迷住了，他居然弄出一张美国的肥胖人口地图。根据这张地图，最肥胖的人们都居住在移民后代集中的地区，这些移民一直对“先辈的饥饿记忆犹新”。另一方面，“1776年以前在北美建州的几个地区在脂肪厚度方面的数据最低，人口的腰围按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规律递增。美国的赘肉之都大约座落在明尼苏达、依阿华和南北达科他三角地带的某处。”
相反，我们用不着跟着拉班到处观察，就能确信在这个国家存在一种精英外貌：它要求女人要瘦，发型是十八或二十年前的式样（最有格调的妇女终生梳着她们读大学时喜爱的发式），穿极合体的服装，用价格昂贵但很低调的鞋和提包，极少的珠宝饰物。她们佩戴丝巾——这立即表明等级身份，因为丝巾除了显示等级之外别无它用。男人应该消瘦，完全不佩戴珠宝，无香烟盒，头发长度适中，决不染发；染发是中产阶级或上层贫民的标志，里根总统的这一作法已是明证。他们也决不用假发，假发只限于贫民阶层（上层和中层贫民称假发为“小毯于”。“垫子”或“桌垫”，下层贫民称为“toops”）。对时下的、惹眼的和多余之物的拒绝过程，成就了男人和女人的精英外貌。既然肥胖既惹眼又多余，上层阶级便拒斥肥胖。麦克尔·科尔达在他的《成功！》一书中一语中的，他发现“瘦很昂贵”。
【衣着】
上层人士对多余之物的拒绝并不意味着他在服装上追求“最少化”。相反，多层穿戴是必需的。爱丽森·卢莉在《服饰的语言》（1981）中认为，“大体上，一个人穿的衣服层越多，他或她的社会地位就越高。”她还说“近年来多层服装的时尚，就像有时声称的那样，可能和能源短缺有关（美国政府曾号召人们穿多一点以节省取暖消耗的能源。译者注），同时，这也是显示家中衣橱庞大的好办法。”
中上阶层女士几乎无一例外地身着灰色法兰绒裙，斯图亚特格子裙，或者卡其布长裤，藏青色卡迪根式开襟毛线衣（有时是缆绳状花样针织），彼得番式衣领的白衬衫，平跟鞋，最好用无边平顶帽罩住头发。气温低时，披上蓝色上衣。如果有公事在身，则改穿灰色法兰绒外套。但无论什么衣服，最理想的颜色是真正的藏青色。多层混穿屡见不鲜，低调则是共同的倾向。必不可少的饰物是一种眼镜盒，装点着手工刺绣花边（这可是一个重要的等级标志：手工刺绣表示女主人每天拥有数小时闲暇来从事这种手艺——对贫民阶层来说这是不敢想象的）。如果一位妇女为家人和朋友做许多刺绣活，很可能她属于中上阶层。但是如果她在织完一件毛衣后还缝上一个小标牌，写着“格特鲁德·威莉丝手制”，她一定是位中产阶级妇女；如果标签上写的是“格特鲁德·威莉丝编织艺术”，她无疑是位上层贫民妇女。
【颜色】
藏青是中上阶层的颜色，紫色属于贫民阶层。紫色一直遭到芭巴拉·布雷斯的诟病。这位劳工商务部、中央情报局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服装顾问日薪四百美元，专门从事改变政府部门女性工作人员的贫民服装风格。她希望女人身着藏青色或灰色由裁缝制作的外套，尽可能让自己看上去像女性化的男人。毋庸置疑的是，绝不允许出现连裤套装，尤其不能是紫色的，更不用说紫色涤纶的了。这是经典的贫民阶层服装，绝对的最低等极标志。此外还有一类深为贫民阶层苗条女性喜爱的打扮，其程度不亚于肥胖女性对连裤套装的热衷。这种装束我指的是名牌牛仔裤配极高的高跟鞋。此类搭配常见于刚搬到郊区住的上层贫民女孩，她们尚未掌握中上阶层准预科生式的着装准则。
【质地】
紫色涤纶连裤套装有悖于两条决定服饰等级的基本要求：颜色准则和有机面料准则。除藏青色外，颜色越柔和或黯淡越有档次。至于面料，越有生物成分越有档次，也就是说，羊毛、丝绸、棉和各类动物皮毛。仅此无它。所有的合成纤维均属贫民阶层穿戴，既因为它们比自然纤维廉价，也因为它们千篇一律而令人厌倦（难道你能在一件丙烯酸纤维毛衣里找到草或者羊粪的痕迹？）范伯伦早在1899年就慧眼辨识出这一点，他是这样从总体上来谈论大批量制造的产品的：“粗俗和教养不良之辈都崇拜和偏爱机器制造的日用品，因为机器制造的东西实在太十全十美。这些人对于高贵的消费品从未哪怕稍加关注。”（有机原则也判定，厨房里木材要比塑料贴面有级别；餐桌上的台布，棉的要比塑料或油布等级高。）对真正的中上阶层，尤为重要的是完全摒弃人造纤维。这些上层人士的鉴别力是如此精到，甚至像《权威预科生手册》中提到的，“一件牛津布衬衫中的丁点涤纶成分”也会被察觉出来，因为那是可悲的中产阶级标志。这本书同时还热情地颂扬了年轻的卡罗琳·肯尼迪——“严格地讲，她在衣饰、举止方面比她母亲更有预科生风范”——因为“在哈佛广场的四年当中，任何非自然类纤维都未能贴近过她的身体。”我还想提一件看起来相当美国化、相当具有二十世纪晚期特色——也即贫民化特色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今天购买的浴巾，已经掺进了12％的涤纶。浴巾的功能无非是吸收水分，但因为其中唯一的吸水纤维——棉——被稀释了，这一功能已大打折扣。
然而，这些说法都会遭到费谢尔·A·莱姆士先生的指责。莱姆士先生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造纤维制造商联盟公共事务主任，这个联盟旨在说服陆军和海军尽量采用人造纤维，不光用于毛巾，也用于拖把和海绵揩布。莱姆士先生随时准备回击各种恶言中伤，就在最近一封写给《纽约时报》的信中，他从捍卫涤纶的立场，严词驳斥了一位时装评论家对涤纶的非难。“涤纶”，他说，“因其多种华美的形式，业已成为当今最广泛采用的时装面料。”（当然，从等级观点看，如此说法恰恰道出了它的谬误。）
【易读性】
除了服装的颜色和涤纶成分，另一个标志是服装的“易读性”，通常也可以判断人们是不是贫民阶层。那些印着各类期待你去读解并景仰的信息的T恤或诸如此类的蹩脚货色，被艾丽森·卢莉命名为“易读衣着”，一个颇为实用的术语。这类信息常常很简单，无非是啤酒商标，像百威或喜力。当然也有较为老练和淫呢的，比如一位姑娘的T恤上写着：“最好的东西在里面。”当贫民阶层欢聚一堂共度闲暇时，绝大多数人会身穿印有各种文字的服装亮相。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低调原则随即开始奏效，文字逐渐消失。中产阶级和中上阶层的服装上，文字被商标或徽记取代，例如一条鳄鱼。循序渐上，当你发现形形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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