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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品少帅-第1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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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每逢动荡之际，四川周围即产生大量流民，涌入在当时相对比较安定的四川，寻找生存机会。流民数量往往很大，又多依其豪帅，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置身于异地他乡，内部也比较团结。这些流民往往就成为据蜀者的一项可以利用的资源。大量流民的涌入，又不可避免地会与四川本地人产生矛盾，如何处理这种矛盾遂成为摆在历代据蜀者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
最早据蜀者为公孙述所建立的成家政权。公孙述本是关中扶风茂陵人，其主要追随者有延岑、田戎、吕鲔、荆邯等。延岑本是南阳人，最初起兵汉中，又拥兵关西，先附南郡秦丰，后归公孙述；田戎本是汝南人，最初起兵夷陵，也先附秦丰，后归公孙述；吕鲔本是众多的“关中豪杰”中的一位，像他这样的“关中豪杰”，“往往拥众以万数，莫知所属，多往归（公孙）述。”公孙述的重要谋士荆邯本是扶凤平陵人。川外士庶则是成家政权兵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载荆邯建议公孙述出兵后，公孙述“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可知“山东客兵”为其兵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主客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公孙述的战略决策。公孙述本欲从荆邯之议，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但“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固争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数请兵立功，终疑不听。”公孙述空有“西帝”之名，而未能出川以争天下，虽有谋士规谏良策，却不能付诸实施，这种主客矛盾造成的擎制当是其原因的一个方面。
东汉末，四川为刘焉、刘璋父子所据。刘焉本是江夏竟陵人，在黄巾起义后的纷乱局面中，以九卿之尊出任益州刺史。刘焉入川时，适值南阳、三辅流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刘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东州兵遂成为他在益州统治的基础。刘焉入川后，“欲威刑以自尊大，乃佗（托）以他事，杀（益州）州中豪强十余人。”于是，“士民皆怨。”刘焉统治期间，益州发生犍为太守任岐和校尉贾龙发动的叛乱。到了刘璋统治期间，情况更糟，“东州人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于是，“旧士颇有离怨。”此间又有中郎将赵韪“因人情不辑，乃阴结州中大姓，还共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这次叛乱波及颇大，东州人害怕被杀，于是同心协力，为刘璋死战，才击破叛军。诸葛亮在隆中对时所言“刘璋黯弱”，不能辑抚主客矛盾是其主要表现之一。
取代刘璋据蜀的是刘备。刘备本是河北涿郡人，其重要谋士诸葛亮乃山东瑯琊人，武将关羽、张飞为河东人，赵云为常山人，马超为凉州人。刘备入川之初，在缓和主客矛盾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注意吸纳益州士人参入到蜀汉政权中来。不过，这时候的益州士人，既包括益州本土士人，也有早先追随刘焉、刘璋父子入川的外籍士人。故蜀汉时期主客矛盾造成的消极影响较小，但也影响了诸葛亮的许多政策。
西晋末，四川又为李特所据。李特本巴氐人，东汉末迁于略阳北。齐万年在关中起义时，略阳、天水等六郡百姓数万家流离迁徙，就食汉中、巴蜀。李特为其豪帅。大量流民的涌入影响了四川当地人民的生活。晋廷处置流民的政策也不尽恰当，诏令召还蜀地的六郡流民。流民大恐，并伴随着大量的谣言。李特遂利用这种情势，并采取了一定的策略，将流民组织起来，在四川起兵。李特初起兵时，既得流民拥戴，又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赈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蜀民大悦。”蜀地诸坞堡亦附李特，六郡流民遂分散各坞堡以就食。西晋益州刺史罗尚则设法离间蜀人与流民的关系，密约诸坞堡共袭流民军，杀死了李特及其兄李辅等，李特兵势大挫。后来李特之子李雄等领导流民继续战斗，终于击破罗尚，据有益州。不久，蜀地名士范长生依附李雄，李雄以范长生为丞相，此事对蜀人与流民的关系影响甚大，此后，蜀人遂附李雄，李雄遂称帝于益州，国号大成。从大成政权建立的前前后后来看，蜀人的倾向对于其势力的兴衰有着很大的影响。
东晋末年的焦纵叛乱则是四川本土力量的一次显现，但这次叛乱本身就是四川本地势力与外来势力矛盾的产物。前秦统一北方时，一度占领益州，前秦瓦解后，东晋收复益州。桓玄叛乱失败后，桓氏残余势力在荆襄上游不断制造事端。桓振在荆州起兵时，益州刺史毛璩发蜀兵东下以攻桓振。蜀人不乐从征，益州参军、巴西人侯晖等遂谋作乱，强胁巴西人焦纵为主起兵反晋，杀毛璩全家，据益州称成都王。
关于此间蜀人与东晋之间的矛盾，从后来刘裕对伐蜀将领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来。刘裕遣朱龄石伐蜀，毛璩之侄毛修之固请从行，刘裕考虑到蜀人与毛氏之间矛盾，担心毛修之入蜀后为了报仇而多所诛杀，遂不准；朱龄石平蜀后，对于缮后事务的处理亦颇合刘裕意图，很注意缓和蜀人与晋之间的矛盾，平焦纵之后，所戮只焦纵一祖之后。此事也足见在此之前蜀人与外来势力之间积怨之深。
五代时的前、后蜀和元末的夏政权也都是客籍集团所建。前蜀政权为王建所建，王建本许州舞阳人（河南），任利州（治所在今广元）刺史，以兼并西川帅陈敬宣而据蜀；后蜀政权为孟知祥所建，孟知祥本邢州人（河北），后唐灭前蜀后，孟知祥为四川节度使，后来孟知样兼并东川帅董璋而据蜀。
至于其三，四川建立的政权从未统一过天下，也跟四川本身的地理形势有关。四川的地形固然限制了外部势力的入侵，但也未尝不妨碍了自身向外面的扩展。
任何一种势力，在其积累阶段可凭借四角山川险固之地作为根据地，但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完成积累阶段后进取中原，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四川只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历代据蜀者大抵东守夔门，北据汉中。自夔门东出而达荆襄，荆襄与中原之间尚有大别山、桐柏山相隔；自汉中北出，越秦岭、陇山可达关陇，关陇与中原之间又有崤函之险相隔。这样，在四川与中原之间有着双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险要，致使川中势力很难跻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这是四川易于产生割据政权同时又没有一个政权统一过天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在四川的历代割据者中，公孙述为其始作俑者，其手下谋士对于蜀地经营的策划也基本上成了后来据蜀者的一种模式。
王莽代汉自立，绿林、赤眉起兵反莽，各地豪杰亦纷纷起兵。时扶风茂陵人公孙述为导江卒正（王莽时多改地名官名，导江卒正即蜀郡太守），他也在蜀郡起兵，据有益州，自立为蜀王，都成都。部下李熊对公孙述说：“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捍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建议公孙述称帝。公孙述遂自立为天子，并置文武百官，遣将军侯丹开白水关，北守汉中；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东据捍关，于是尽有益州之地。
这期间，东方群雄混战正激烈，那些失败的豪杰纷纷归附公孙述。此前在汉中起兵的延岑、在夷陵起兵的田戎、在关中起兵的吕鲔都于此时投奔公孙述，公孙述皆予以重用。他遣李育与吕鲔出陈仓，欲以图关中，遣任满与田戎出江关，欲以取荆州，但都被东汉击还。此时，东汉已初步略定关中、荆州。
东汉建武七年，刘秀大致削平东方群雄，将图陇、蜀。这年，陇西隗嚣称臣于公孙述。公孙述部下荆邯见东方将平，建议公孙述说：“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公孙述同意荆邯的意见，“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但蜀人及其弟公孙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坚决反对，述遂停出兵之议。次年，隗嚣败亡，蜀中震恐。公孙述这才按荆邯的建议采取行动，遣魄嚣部将王元与领军环安引兵上陇，拒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北），遣田戎、任满引兵下江关，田戎拔夷陵，进据荆门。但此时外部环境已很不利，汉军已经控制了关陇、荆州等地，因而蜀军的行动没有取得荆邯所预期的效果。
东汉建武十一年，刘秀遣岑彭率荆州诸军从东道由荆门西进；遣来歙率陇西诸军自陇西南下，两道钳击，会攻成都。东路岑彭军强攻荆门，经过苦战，攻拔荆门，并长驱入江关。田戎放弃三峡，退保江州（重庆）。北路汉军则因公孙述派刺客暗杀来歙而止。刘秀又陆续遣吴汉、刘尚率军增援岑彭。岑彭进至江州，留军一部围困江州，自引大军直指垫江（今合川），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公孙述遂重点防御东路汉军。岑彭留臧宫率军一部在垫江一带与蜀军相持，而自率主力溯长江、岷江而上，直逼成都；臧宫所部也击溃蜀军，进抵平阳（今绵竹），从北面直压成都。这时，公孙述又派刺客刺杀了岑彭。吴汉受命指挥作战。这年十一月，臧宫与吴汉会师于成都。城下一战，公孙述重伤身亡，蜀地遂平。
李熊对公孙述所建议的“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捍关之口；”是为公孙述起兵的第一阶段的事，即完成割据，这一点公孙述做到了；至于第二阶段，“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则是要谋求向外扩张，出兵的时机是“见利”。设使公孙述能及早就北与隗嚣连衡，东面结好秦丰，那么趁东汉尚未在关中和荆州站稳足跟，必能略定此二地，突破割据一隅的偏霸局面而发展到争雄天下的阶段。但公孙述大举发兵向外攻略时，关中已被东汉冯异等略定，荆州已被岑彭等略定，秦岭、巫山之险已为双方所共，故公孙述所遣北上攻关中之军每为冯异等击还，东出攻荆州之军每为岑彭等击还。公孙述采用荆邯的建议充其量只能完成一种较好的防守态势。
由此可见，四川惟有在一个整体的大棋局中，才显示出其不可忽视的战略地位。若仅为一种单独的割据势力所有，那么，构成其割据基础的地理因素同时便也构成了限制其向外发展的一个消极因素。
此时周晔正是看明白此点，又深知如今蜀中危局，正是出兵霸占的好时机。一旦占据蜀中，则与关中的关河四塞连成一片，真正是进可攻退可守。
周晔大军一路攻克兴元、利州、巴州，尽占蜀北之地，而后两军会师南下进攻梓州。一旦梓州被克，则成都指日可待！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61章 云逸的左勾拳
冷兵器时代的冬天，并不适合战争。然而正是这个不适合战争的冬天，南征的北疆军却打出了一场质量极高的战争。
腊月初三，云逸率大军离开云铮的帅旗，一路东略，以短短十天时间，从孟津杀到济南，一天时间攻破济南，继而分兵略地，在区区半个月的时间内肃清山东境内两百人以上的伪朝正规军队，伪朝官员九成九就地选择投诚——因为云家代表的林曦是手持玉玺的天子。
于是，腊月二十七，云逸宣布山东已被全境占领。
但此时，他并不急于回事河南，与少帅云铮一起攻破虎牢关。因为少帅已经给他传来最新命令，让他领兵南下，攻略黄淮，至于虎牢关，已有林坚作为内应，指日可破。
从青龙教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必定是打定了主意要跟北疆云家军南北对峙了。云铮岂能让这个想法获得成功？
整个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
纵观历史，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多以建康为政治重心。建康作为江南都会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建康据险临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荆襄，东接三吴，北面两淮。巴蜀、荆襄足以屏护上游；三吴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当以建康为根本。
建康本身“前据大江，南临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古代南京城周围山丘很多，如钟山、覆舟山、幕府山。孙吴最初建都于此，诸葛亮称“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晋室南迁，亦建都于此，其后，宋、齐、梁、陈频繁嬗代，但都不改旧辙；梁代经历“侯景之乱”后，改都江陵，但很快亡于西魏。五代十国中的南唐也建都于此；明统一全国后，也定都于此，后虽迁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为陪都。在近代，南京还作过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的都城。
南方赖以对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长江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辽阔的地域联系起来。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不得不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次年，魏主再次大举伐吴，见江水波涛汹涌，又感叹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两次亲征，都只得引兵退还。苻坚伐晋，以为自己拥兵百万，“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终不能越长江而灭晋。
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顾祖禹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如果说长江的防御是纯被动的，那么，淮河则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意义。南方对抗北方，以守而言，则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广大地区作为纵深；以攻而言，则出淮北可以进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别是泗水，稍经开凿，即能连通黄河，从而使南方的力量能远投到黄河流域；而单守长江，则一处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多有论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如南宋吕祉言“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
故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淮河之守重在内外呼应。
南宋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前人曾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
但眼下，青龙教既无江淮，又无江汉。反而云铮早已看出问题的关键，宁可不要云逸十万大军回援虎牢关，也要他立刻南下，夺取江淮。
伪朝现在的淮河防线是什么样子呢，大魏在淮河一线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以扼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寿春（今寿县）和钟离（今凤阳），在淮东，主要是淮安和盱眙。
淮河上游支流主要有颖河和涡河。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涡口。寿春正对颖口，挡颖河、淮河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挡涡河之冲。南北对峙之际，钟离与寿春俱为淮西重镇。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入淮之口曰泗口，或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在其附近，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这一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
寿春即今之寿县。淮河主要支流颖河在其附近汇入淮河。颖河为中原与江淮之间的一条重要交通线，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寿春正对颖口。自颖河或淮河上游而来之敌，必经寿春。顾祖禹称寿春“控扼淮颖，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另外，寿春一带，为黄淮平原的一部分，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屯耕。故其地利足以为战守之资。
战国末，楚失鄢郢之地后，东徙淮南，一度以寿春为都。西汉时，寿春为淮南王国都。淮南国地大力强，值汉廷削藩之余，怯不自安，遂谋起兵。伍被建议：“略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雉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保会稽，南通劲越，崛强江淮间，可以延岁月之寿。”
东汉末，袁术据寿春，帝制自为。曹魏正始四年（243年），邓艾行巡淮河南北，行视陈、项以东，至寿春，上表建策，建议：“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岁丰常收，三倍于许。如此，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主政的司马懿采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兴屯田，广开河渠，以增灌溉、通漕运，自是以后，每东南有事，大军泛船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为以后西晋灭吴打下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对峙于江淮之间，寿春挡南北之冲，为南北双方争夺的急所。司马睿初定江东，应詹即建议说：“寿春，一方之会，去此不远，宜选都督有文武经略者，远以振河洛之形势，近以为徐豫之藩镇。绥集流散，使人有攸依，专委农功，令事有所局。” 东晋立足江东，但仍以收复中原为号召，故经营寿春，以守而言，可为淮西重镇，以进取而言，可与中原形势相呼应，且两淮间为流民所集，招集安抚，意义亦大。晋太和四年（369年），豫州刺史袁真据寿春降前燕，前燕、前秦同时出兵救援，晋大司马桓温率军击破前秦援兵，攻破寿春，收复寿春。时参军伏滔随恒温至寿阳，以淮南屡叛，遂著《正淮论》言寿春之重要曰：“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过七百；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有淮淝之固。龙泉之陂，良田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苻坚伐晋，前锋已拔寿阳，但就在寿阳附近的淝水，谢玄所率晋军击破前秦军队，收复寿阳，前秦经此一败，顿成崩溃之势。东晋末，刘裕“欲开拓河南，绥定豫土，割扬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属豫州。”侨立豫州，治寿阳，作为北伐中原的一个前进基地。王镇恶、檀道济趋许洛之师即由此出发。刘宋时期，无论是北伐还是北伐失败后收拾残局，寿阳都显示出了它作为淮西一方重镇的地位。萧道成代宋自立，北魏即发兵来攻，寿阳是其主攻方向之一。萧道成以垣崇祖为豫州刺史，镇寿阳，他对垣崇祖说：“吾新得天下，索虏必以纳刘昶为辞，侵犯边鄙。寿春当虏之冲，非卿无以制此虏也”萧齐末年，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降北魏，北魏发兵接应，寿阳并淮南之地遂入于北魏。梁趁北魏内乱，收复寿阳及淮南之地，“侯景之乱”时，东、西魏趁利南进，寿阳及淮南之地又入于东魏。陈太建五年（573年），吴明彻北伐，收复寿阳，陈主为之下诏曰：“寿春者，古之都会，襟带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称要害。”吴明彻兵败后，寿阳连同整个淮南又被北周攻占，陈人不得不凭江而守，形势极其不利。
五代时，后周世宗征南唐，攻寿州近三年而不能克。后来南唐寿州守将以望断援绝而降。寿州一降，江北诸州次第风靡。宋金对峙时，金兵南下江淮，寿州每为极冲。吕祉言：“淮西，建康之屏蔽，寿春又淮西之本源也。寿春失，则出合肥、据历阳，建康不得安枕矣。”
涡河为中原与江淮间的又一条重要交通线。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涡口。凤阳正对涡口，挡涡河之冲。南北对峙之际，凤阳与寿春俱为淮西重镇。凤阳在南北朝时为钟离郡。南朝刘宋失淮北诸州之后，只得凭淮河而守，钟离正档自许洛方向南下之冲，北魏每次南下，钟离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梁末，钟离与寿春俱入于东魏。
在这个时代未曾出现的宋金对峙时期，金人立刘豫于中原，欲以华制华。宋绍兴六年（1136年），刘豫侵淮西，朝议欲弃淮保江。枢密使张浚力反之，说：“淮南诸屯，所以屏蔽大江；使贼得淮南，因粮就运，以为家计，则长江之险与敌共有，江南未可保也。淮东宜于盱眙屯驻，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于濠、寿屯驻，以扼涡、颖运道。” 濠州即凤阳。濠、寿二州分别控扼涡、颖二口，为扼守淮河的关键。绍兴十一年（1141年），张浚、刘琦、杨沂中三大将之兵败于濠州，宋廷遂决计议和。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经兖州、济宁、徐州、宿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河下游河道变迁很大，特别是黄河改道，夺汴、泗等河而入海，故今之泗水、淮河已非当年旧貌。泗水入淮之口曰泗口，亦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交通要道，西晋王濬攻吴，杜预曾写信鼓励他直捣建康以灭吴，然后，“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根据杜预书信中所提示的线路，王濬水师可由建业？直驶洛阳，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连通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应该是比较早的事；桓温、刘裕北伐，都曾开通泗水水道；隋炀帝开大运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
淮河下游重镇主要有淮安、盱眙，扼守淮泗水路。淮安在东晋南朝时为山阳郡，隋唐及宋代时为楚州，元明清时称淮安。曹魏黄初年间，魏主曹丕亲率水军循蔡、颖、涡等水入淮而至广陵，舟师即由淮安而南。东晋南朝均以淮安为重镇，祖约、刘隗、荀羡等将先后镇守其地。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大将彭超建议苻坚说：“愿更遣重将攻淮南诸城，为棋劫之势，东西并运，丹阳不足平也。”苻坚从之，遂发兵攻淮阳、盱眙。
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败后，山阳太守萧僧珍悉敛百姓入城，筑堤蓄陂水，欲待魏兵至时，决堤灌之。魏军经过山阳，未敢攻城。刘宋泰始年间失淮北诸州，北魏将山阳、彭城一带经营成南逼江淮的一个基地，南朝再谋北进，形势已很不利。陈代吴明彻北伐围攻彭城时，周将王轨轻兵南进，袭据清口，切断了**归路，明彻遂败。宋室南迁，倚江淮以屏蔽东南，山阳的地位再次重要起来。吴表臣曰：“山阳控扼之地，失之则无以屏蔽淮东。”徐宗偃亦曰：“山阳南北必争之地也，我得之，可以进取山东；敌若得之，淮南不能以朝夕固也。”大运河道经淮安，故元、明两代均设重臣、置屯军以经略之。元末农民起义时，元将董搏霄守泗州，曾建议元廷增戍淮安：“淮安为南北噤喉，江淮要冲之地，其地一失，两淮皆未易复也。则救援淮安，诚为急务。”
盱眙为淮东一方重镇。盱眙在秦末一度是楚怀王的都城。东晋时，羌人姚襄在淮南击破殷浩之军，进屯盱眙，晋廷不能制。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将领俱难等攻陷盱眙，直到淝水之战后，东晋才收复盱眙；义熙年间，晋廷置盱眙为郡，刘宋时因之。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败时，盱眙太守沈璞以盱眙地处冲要，乃缮城浚隍，积材谷，储矢石，为城守之备；北魏南进时，淮河一带郡县守宰多弃城逃走，沈璞坚守盱眙；辅国将军臧质军溃后，亦率余部入盱眙，二人合力坚守盱眙，魏主拓跋焘自瓜步北撤途中，亲自指挥强攻盱眙三十余日而未能破城，只得烧攻城器具而走，显示出盱眙在淮东地区确为一方重镇。北魏退去后不久，刘义隆即以其弟刘义恭为南兖州刺史、骠骑将军，都督十三州诸军事，移镇盱眙，以重振江淮地区残破的防御体系。次年，刘宋撒南兖州并入南徐州，另置淮南都督，驻盱眙，开创屯田，应接远近。
彭城为淮北根本。彭城附近众水汇集。泗水从彭城附近流过。泗水向西北上溯，开巨野泽可入黄河，南流途中又汇纳汴水、雎？水等河流。隋以前，汴水在彭城附近汇入泗水。刘裕灭后秦之后南归，舟师自渭入河，又开汴渠，自河入汴，遂归彭城。雎？水则在邳州（今邳县）附近汇入泗水，雎？水入泗水之口曰雎？清口。沈攸之攻彭城不利，即败于雎？清口。
彭城可说是四战之地，为历代兵家所必争。彭城在楚汉之际曾为西楚霸王项羽之都。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际，徐州乃纷争之地，陶谦、刘备、吕布、曹操都曾力争徐州。孙权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吕蒙以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且地近许洛，虽攻取之，日后曹操也必全力来争，不如袭取荆州，全据长江。
南北对峙形势下彭城的地位更加重要。在江淮防线的几个层次中，长江翼蔽江南，淮南翼蔽长江，淮北翼蔽淮南。而在淮北地区，实以彭城为其根本。彭城地近中原，又介南北之间，水陆交通便利，可为战守之资。苏轼论彭城地位曰：“徐州为南北襟要，京东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延敌，真若从屋上建瓴水也。”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北魏灭后燕，后燕慕容德率余部南走，谋先据一方，作为根据地，部下张华建议攻取彭城，尚书潘聪则力陈彭城乃晋之重镇，争之不易，他说：“彭城土广人稀，平夷无险，且晋之旧镇，未易可取，又密迩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战者，吴人之所长，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广固而据之。”
潘聪是看到了彭城对于东晋的意义，才得出“未易可取”的结论。刘裕和刘义隆都曾以彭城作为北伐的基地。刘裕北伐后秦，即以彭城为其前进基地；刘裕以北伐之功先后进爵宋公、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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