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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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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行,说吧。
他说这事说来话长。
我说长话短说。
他说再简短也得从头讲起。
那你就讲吧,我说。
他问我知道不知满清的某位皇帝的御前侍卫,他对我说了这皇帝的圣名和年号,以及这位侍卫长官的姓氏大名,说他就是这当年的显贵直系七世长孙。这我完全相信,并不惊奇,他那位先人是历史的罪人或皇上的功臣,同他如今也不会有多大的牵连。
可他说不,这关系很大。文物局、博物馆、资料档案馆、政协和古董店的都来找过他,反复动员,弄得他烦恼不堪。
我问他莫非手上保存了一两件什么珍贵文物?
他说你还说少了。
价值连城?我问。
连城不连城地不知道,总归是无法估量,别说百万、千万,几个亿都不见得打得住。他说那不是一件两件,从殷商以来的青铜礼器、玉壁,到战国的宝剑,更别说历代的珍希古玩、金石字画,整整一个博物馆,早年刻印的线装的藏品目录就足足四册。这上善本图书馆里可以查到,要知道是从他七世祖起一辈辈累集,直到同治年间,二百年来的收藏!
我说这传出去当然不妙,我开始担心他的安全。
他说他安全没问题,主要是他再也不得清静,连他们家中,他们是个大家庭,他祖父、父亲、叔伯各房的亲戚都接连来找他,吵个不歇,他头都大了。
都想来瓜分?
他说没什么可瓜分的,那十几万册古籍、金银、瓷器和别的家当从太平天国到日本人到各派军阀就不知烧过抢过多少回,之后从他祖父、他父母手上又不知上交、变卖、抄家过多少次,他现在手上一件文物也没有。
那还争什么呢?我有些不解。
所以这事还得从头谈起,他说,十分苦恼的样子。你知道玉屏金匾楼吗?这打个比方,他当然说了这藏古籍珍宝的楼的名字,史书、地方志和他祖上的家谱里都有这楼名的记载,如今他南方老家文物的部门人都知道,说是太平军进城放火的时候,基本上已是一座空楼,大部分古籍风声吃紧先已运到他们家的田庄去了,至于目录上的这批珍宝,后辈家人中一直传说,都偷偷窖藏起来了。他父亲去年病故之前才告诉他,确实理在他故宅的什么地方,准确的地点父亲也不知道,只说他祖父传下的他曾祖的一本诗文手迹里有一张墨线勾画的故居庭院的全景,庭台楼阁,花园假山,错落有致,画的右上角写了四句偈语,便暗示的这批宝藏理的位置。可这本诗文集子叫红卫兵抄家时一并席卷而去,之后平反也查无下落。那四句仍语老头倒还背得,又凭记忆给他画了个故居祖宅的草图。他默记在心里,今年初去旧址实地察看过,不过如今那一片废墟已盖上了好些楼房,有机关的办公楼,也有居民的住宅。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都埋到楼底下去了,我说。
他说不,如果在楼底,盖楼挖地基早就寻出来了,特别是现在盖的楼房,那么多地下管道要安装,地基都挖得很深。他找建筑工程队了解过,他们修建时没有发现什么出土文物。他说他潜心研究过那四句偈语,加上对地形的观察分析,八九不离十,他能把这位置确定下来,差不多在两幢楼之间一块绿化了的地方。
你打算怎么办?把它挖出来?我问他。
他说这就是他要同我商量的。
我问他是不是等钱用?
他并不看着我,望着窗外雪地几棵光秃的小树。
怎么说呢?就我和我老婆的工资,养一个儿子,刚够吃饭,别想再有什么开销,可我总不能把祖宗这样卖了。他们当然会给我一笔奖金,一个零头的零头。
我说还会发一条消息,某某的七世孙某某捐献文物受奖的新闻。
他苦笑了笑,说,为分这一笔奖金那一大帮远近叔伯亲属还不得同他打破头?冲这也犯不上。他主要想这对国家倒是一笔财富。
出土文物挖的难道还少了?就富了?我反问他。
是这话,他点点头,说是他又一想,要是他那天得个急病,再不,碰上个车祸死了,就鬼都不知道了。
那把这几句倡语传给你儿子好了,我建议道。
他说他不是没想过,可他儿子长大要是不成器再卖了呢?他自问自。
你不会先关照他?我插了一句。
儿子还小呢,让他安心念书吧,说别叫他儿子将来再像他这样为这屁事弄得神经衰弱,他断然否决了。
那就留点东西叫后人考古的也有事做。我还能说什么呢?
他想了想,巴掌在腿上一拍,得,就照你说的办,由它埋着吧!他这才起身走了。
又有朋友来,穿件崭新的雪花呢大衣,脚上是一双光亮的三截头缕花镶边的黑皮鞋,像出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干部。
他一边脱大衣,一边大声说,他做买卖发了财!今日之地已非昨日之他。大衣脱去,里面是一身笔挺的西装,硬领衬衫上还打了一条红花领带,又像是驻外公司的代表。
我说这天气你穿这点在外面跑也真不怕冷。
他说他不挤公共汽车了,叫出租车来的,他这回住北京饭店!你不相信怎么的?这种高级宾馆不能只外国人住!他甩出带铜球的铸有英文字样的钥匙串。我告诉他这钥匙出门应该交给旅馆服务员。过去穷惯了,钥匙总带在身上,他自我解嘲。然后便环顾这房间。你怎么就住这么间房?你猜猜我现在住几间?我说我猜不着。三室一厅,在你们北京也够个司局长的规格!我看着他刮得青青的腮帮子泛出红光,不像我外出结识他时那干瘦邋遢的样子。你怎么也没个彩电?他问。我告诉他我不看电视。不看也做个摆设,我家就两台,客厅和我女儿房里各一架。我女儿和她妈各人看各人的节目。你要不要来一架?我马上陪你到百货大楼去拉一台来!我是说真的。他睁大眼睛望着我。你怕是钱烧得慌?我说。做买卖嘛,当官的我都送,他们就吃这个,你不要他们批计划,给指标吗?不送礼门也没有。可你是我朋友?你缺不缺钱花?一万元以内,都包在我身上,没有问题。你别犯法,我警告他。犯法?我无非送点礼,犯法的不是我,该抓的是大头!大头也抓不了,我说。这你当然比我清楚,你在首都,什么不知道!我告诉你吧,抓我也没那么容易,我该交的税都交,县太爷、地区商业局长,我现今都是他们家的座上之客。我不是当城关镇小学教员的那阵子啦。那时侯,为了从乡里调进这城关,我一年里少说四个月的工资都用来请教育干事吃饭了。他眯起眼睛,后退一步,叉腰端详我墙上挂的一幅水墨雪景,屏息了一会,转身说,你不还夸奖过我的书法?你都看得上,可我当时想在县文化馆搞个书法展都通不过。一些大官名人的字,那也拿得出手?人不也是什么书法研究会的名誉主席,副主席,还好意思登到报上!
我问他还写字吗?
书法吃不了饭,正像你写的书一样,除非有一天我也混成个名人,就都跟到你屁股后面来求墨宝了。这就是社会,我算是看透了。
看透了也就甭说了。
我来气!
那你就还没看透。我打断他,问他吃饭了没有?
别张罗了,我待会叫个车拖你一起上饭馆,你说哪里就哪里,我知道你时间精贵。我先把要说的说了,我来找你帮个忙。
帮什么忙?你说吧。
帮我女儿进一所名牌大学。
我说我不是校长。
你也当不了,他说,可你总有些关系吧?我现在算是发财了,可在人眼里,到底也还是个投机倒把做买卖的,我不能叫我女儿跟我这辈子一样,我要让她进名牌大学,将来好进入上层社会。
再找个高干的儿子?我问。
那我管不着,她自己会知道该怎么办。
要是她就不找呢?你别跟我打岔,这忙你到底帮不帮?这得凭成绩,这忙我帮不了。
她有的是成绩。
那考就得了。
你真迂腐,那些大官的子女都是考上的?
我不调查这些事。
你是作家。
作家怎么的?
你是社会的良心,得为人民说话!
甭逗了,我说,你是人民?还是我是人民?还是那所谓的我们是人民?我只说我自己的话。
我看中的就是你说的都是真话!
真话就是,老兄,你穿上大衣,找个地方一起吃饭去,我饿了。
又有人敲门了。开门的是个我不认识的人,拎个黑皮塑料包。我说我不买鸡蛋,我出去吃饭。
他说他不是卖鸡蛋的。他打开提包让我看,里面没有凶器,不是作案的流窜犯。他怯生生拿出一大叠稿纸,说是特地来找我请教,他写了一部小说,想请我过目。我只好让他进门,请他坐。
他说他不坐,可以把稿子先留下,改日再来拜访。我说甭改日了,有什么话这会就可以说完。他便双手在口袋里摸索,掏出一包香烟。我递过火柴,等地赶快点着烟好把话讲完。
他结结巴巴,说他写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只好打断他,说我不是新闻记者,对真实不感兴趣。他更结巴了,说他知道文学不同于新闻报导,他这也还是一部小说,只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以合理的虚构。他请我看的目的是看能不能发表?
我说我不是编辑。
他说他知道,他只是想请我推荐,包括修改,如果我愿意的话,甚至可以署上我的名字,算是合作,当然,把他的名字放在后面,我的名字在前。
我说要署上我的名字恐怕就更难发表了。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的作品都很难发表。
他哦了一声,表示明白了。
我怕他还不十分明白,又解释说,他最好找个能发表作品的编辑。
他不说话了,看得出来豫犹不决。
我决定帮他一把,问,您是不是可以把这部小说拿回去?
您能不能转给有关的编辑部?他瞪大眼睛反问。
由我转不如您直接送去,没准还少惹点麻烦。我露出笑容。
他也就笑了,把稿子搁回提包里,含糊说了声感谢的话。
我说不,我感谢他。又敲门了,我不想再开。
八十
你喘息着,一步歇一步,走向冰山,好不艰难。碧绿的冰河阴沉而透明。冰层下,墨绿得像翡翠巨大的矿脉。
你在光洁的冰面上滑行,严寒刺扎你冻得麻木的面颊,刚能觉察的冰花,五颜六色在眼前闪烁,呵出的水气在眉毛上立即结一层白霜。四下一片凝固了的寂静。
河床突起,冰川以无法觉察的速度,一年几米,十几米,几十米,一点一点移进。
你逆冰川而行,像一只快要冻僵了的爬虫。
前面,阳光照不到的阴影里,矗立被风扫荡过的冰的平面。当风暴起来,以每秒百公尺以上的速度,将这一面面洁净的冰壁全都抛光了。
你在这冰晶的断墙之间,不动也喘息不已。肺脏有种撕裂的疼痛,脑髓已经凝结,不能再思考,近乎一片空白,这不就是你寻求达到的境界?像这冰雪的世界,只有一些不能确定的阴影构成的各种模糊的图象,不诉说什么,没有意义,一片死寂。
每一步你都可能摔倒,摔倒就摔倒了,再挣扎滑着爬行,你手脚早已失去了疼痛的感觉。
冰层上积雪越来越少,残留在风扫荡不到的某些死角。雪层坚硬,绵软只不过是表象,都裹在冰晶的硬壳中。脚下冰谷里一只秃头鹫鹰在盘旋,除你之外的另一个生命,你也弄不清是不是你的一种印象,要紧的是你还有视象。
你回旋而上,在回旋之中,在生死之间,还在挣扎,这么个存在,也就是说,血管里的血还在流动,这条性命也还没断。
这巨大的沉寂里,晶铃铃,一个微弱的铃声刚可以捉摸,像冰晶撞击,你以为你听见了。
冰山巅出现了紫色的云霞,预示风暴正高速在云霞里旋转,边缘缈袅的云翳显示出这风暴的力度。
一个越来越分明的铃声唤起了你心底的悸动,你看见一个女人骑在马上,马头同她一起显露在雪线以上,背后衬着阴森的冰渊。你仿佛还听见马铃伴随的歌声。
昌都来的那个女人哟,
头上丝线盘的辫子,
耳上坠的绿松石耳环,
手上戴的馆馆闪亮的银手销,
袍子上扎的五彩腰带……
像是在大雪山海拔五千六百公尺的公路标杆旁你曾经见到过的一个骑马的藏族女人,她朝你回头一笑,在诱你堕入冰晶的深渊,你当时止不住还朝她走去……
都不过是一些追忆,这铃声只固守在你心里,又像是在你脑门上响,肺腑撕裂的痛楚难以忍受,心脏疯狂搏动,七上八下,脑袋就要炸裂开来。炸裂之时也就是血液在血管里凝固之时,一种无声无息的爆炸。生命是脆弱的,又顽强挣扎,只是本能的固执。
你睁开眼睛,光芒令你刺痛,什么也看不见,只知道还在爬行,恼人的铃声竟成了遥远的记忆,一种不甚分明的怀念,如同闪烁的冰花,细碎,飘忽不定,在视网膜上炫耀,你努力去辨认彩虹的颜色,你颠倒旋转,漂浮着后退,失去了自主的能力,都是徒然的努力,不分明的愿望,不肯冥灭,黑森森的空洞,一个骷髅的眼窝,貌似深邃,什么也没有,一个不和的旋律,分裂开来,轰的一下!……从未有过的明彻,又全部那么清新,你体会到这难以察觉的幽微,一种没有声响的声音,变得透明,被梳理。过滤、澄清了,你在坠落,坠落之中又飘浮,这般轻松,而且没有风,没有形体的累赘,情绪也不浮躁,你通体清凉,全身心都在倾听,又全身心都听到了这无声而充盈的音乐,你意念中那一缕游丝变细,却越益分明,呈现在眼前,纤细犹如毫发,又像一线缝隙,缝隙的尽头就融合在黑暗中,失去了形,弥散开来,变成幽微的毫光,转而成为无边无际无数的微粒,又将你包容,在这粒粒分明的云辍之中,毫光凝聚,进而游动,成为如雾一般的星云,还悠悠变幻,逐渐凝为一团幽冥发蓝的太阴,太阳之中的太阴,变得灰紫,就又弥漫开,中心倒更加凝集,转为暗红,发出紫莹莹的霞光,你闭目,拒绝它照射,却止不住,心底升起的悸动和期望,黑暗的边沿,你听见了音乐,这有形之声逐渐扩大,蔓延,一颗颗亮晶晶的声音穿透你的躯体,你无法辨别你自己的方位,这些晶莹透亮的声音的细粒,四面八方将你全身心浸透,一片正在形成的长音中有个浑厚的中音,你捕捉不住它的旋律,却感到了声音的厚度,它衔接另一片音响,混合在一起,舒张开来,成了一条河流,时隐时现,时现时隐,幽蓝的太阳在更加幽冥的太阴里回旋,你凝神屏息,失去了呼吸,到了生命的末端,声音的波动却一次比一次更有力,涌载你,推向高潮,那纯粹的精神的高潮,你眼前,心里,不知身居何处的躯体中,幽冥的太阴中的太阳的映象在不断涌进的持续轰鸣中扩张扩张扩张扩张扩张扩扩扩扩张张张张一声炸裂——又绝无声响,你堕入更加幽深的黑暗,重又感到人心的搏动,分明的肉体的痛楚,这生命之躯对于死亡的恐惧是这样具体,你这副抛弃不掉的躯体又恢复了知觉。
黑暗中,房间的角落里,录音机上那排明亮通红的音标上下跳跃。
八十一
窗外的雪地里我见到一只很小很小的青蛙,眨巴一只眼睛,另一只眼圆睁睁,一动不动,直望着我。我知道这就是上帝。
他就这样显示在我面前,只看我是不是领悟。
他用一只眼睛在同我说话,一张一合,上帝同人说话的时候不愿人听到他的声音。
我也毫不奇怪,似乎就应该这样,仿佛上帝原来就是只青蛙,那一只聪明的圆眼睛一眨不眨。他肯审视我这个可怜的人,就够仁慈的了。
他另一只眼,眼皮一张一合在讲人类无法懂得的语言,我应该明白,至于我是否明白,这并不是上帝的事情。
我尽可以以为这眨动的眼皮中也许并没有什么意义,可它的意义也许就正在这没有意义之中。
没有奇迹。上帝就是这么说的,对我这个不知餍足的人说。
那么,还有什么可追求的?我问他。
周围静悄悄的,雪落下来没有声音。我有点诧异这种平静。天堂里就这么安静。
也没有喜悦。喜悦是对忧虑而言。
只落着雪。
我不知我此时身在何处,我不知道天堂里这片土地又从何而来,我四周环顾。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懂,还以为我什么都懂。
事情就出在我背后又总有只莫名其妙的眼睛,我就只好不懂装懂。
装做要弄懂却总也弄不懂。
我其实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懂。
就是这样。
一九八二年夏至一九八九年九月北京——巴黎
□作者:高行健
感谢文化中国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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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玄学。关于《灵山》高行健
汉语,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语种,就说这种语言的人数而言,有没有充分表述的自由?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次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压力,从而造成作家心理上的自我约束,然后才是这语言自身的问题。一个作家写作原本只面对语言,却不得不先应忖这话多挤压,使劲去突破,这实在是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多余的负担,往往弄得狼狈不堪,以至于到面对语言的艺术的时候,已精疲力竭,不能不说是十分不幸。
一九八一年,我得力于一位热心的朗友,出版了一本谈语言艺术的通俗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本想为我自己的那些难以发表的小说开道,没想到我那些小说依然难以出版,我的一本短篇小说集,辗转了五家出版社,后来又弄到了香港的一家出版社,也还出不来。相反,倒是这本亳不言及政治的小册子,招来了一场所谓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大论争,给我自己惹了许多麻烦不说,还把不少朋友乃至一些关心我的老作家诸如巴金、夏衍、叶君健、严文井、钟惦斐等都牵扯进去,王蒙因为就这本小班给我写了封公开信,更成了靶子。所以说,在中国奢谈语言的艺术也真叫难。
一九八二年夏天,一家出版社的一位好心的编辑找我,约我写一部长篇,问我能不能实现我关于小说的那些主张?我当即答应了,但只有一个条件,出版时不作任何删改。这便是是《灵山》的由来。应该说,他并不知道这部小说会写成什么样子,只是出于对我的信任,之后又从出版社预支了我四百元稿费,因为我说我要作一次旅行。其时。我已经开始受到批判。我构思这部作品的时候,就已经预感到不可能出版,为了补偿这笔不多的稿费,我想到时候交一份手稿,也算是个了结,这便是我最后的心理负担。一九八九年九月,我在巴黎完稿,已是天安门事件之后,即使把稿子寄去,也只能给出版社招惹不必要的麻烦、于是也就未寄。
我能率性写成这本书,也还得力于我那戏《车站》的禁波。既然这么一出生活抒情喜剧尚演变成政治事件,弄成“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一个靶子,我正著手的这言之无忌的数十万言的长篇岂不更酿成大罪?于是索性解脱那社会、民族、伦理乃至于所谓作家的责任和与生俱来的所谓原罪,只面对我这母语,老而不衰的汉语,从容写来。
我以为一个作家,只对他的语言负责。他尽可以革新创造,甚而至于信口开河,言之无物,玩弄语言,却必须尊重这语言本身拥有的规律、否则便无艺术可言。
“五四”前后,白话文运动以来,古老的汉语获得了新生,能够更为贴切表达现代人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大批杰出的作家。他自己固然是一个文体家,却把汉语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弄得面目可憎。当今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除了各自的抱负与文学主张之外,共同能做的事情,我以为便是发挥汉语本身拥有的功能,使之足以并且更为充分表达现代人的感受。这也是我写《灵山》的一个意图,以此表晚这语言还有再创造的余地。
我也难以忍受另一种欧化的汉语,将西方语言的词法和句法不加溶化,生搬硬套纳入汉语,弄得不堪卒读。首先来自一些粗糙的译文,随后又进入到不少文学布品中去,竟被不仅西方语言的某些论者加以提倡,误认为是现代文风,连病句和文理不通也当作新潮,再海阔天空,加以诠释。殊不知,无论是见克特的简约,还是罗兰、巴尔特的铺陈,对语言的再创造也好,却或藉文本自行鲜说,他们用的法语都十分纯净。
对所谓语言暴政的造反徜只导致汉语的复杂与混乱,未必可取,尽管这也是争取自由表述暗难以避免的一个阶段。经过这段躁动,也该孕育出一种新鲜的汉语。而这种复杂,再追究一下,恐伯也是现今汉语语法研究的缺欠所致。
现代汉语,语法学家加以规范时,大都藉助西方语言的语法,用西方语言关于词性与句法的观念来解释,忽略了汉语自身结构的特点。这固然有助于汉语教学,编写供外国人学汉语的教科书,或推广普通话,离汉语文学写作还相去甚远。
汉语本无时态形态上的区分,说“明天我走”,大可不必写成“你明天将要闻去”,像流行歌曲里的唱词。倘表现虚拟或条件,只诉诸词序、语助词或前置词即可,动词并无变化。譬如,“一看就有数”、也不必写成翻译体,“如果怎样,于是将如何如何”,汉语仅用语气词或仅靠词序前后便可确定。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并无形态,词性也可以灵括转变。“声音冰冷”不必写成“冰泠的声音”、 “匆匆地跑来”不如“匆匆跑来”,“他气急败坏地宣告”,“地”大可不必, “更换著指挥捧”究竟是更换还是换了,“著”总归多余。汉语中、主语经常省略,宾语可以提前,“晒太阳”和“老爷子晒太阳”都不可能误会为太阳被晒了。汉语调和词组大可直接联缀,毫无必要的“的”“地”“著”,前置词或虚词滥用,句子长而不当,或本可点断却莫名其妙连缀一起,凡此种种,把汉语弄得不伦不类,文学作品中病句也比比皆是,就更不用设了。
西方现代语言学与文论著作的翻译与介绍,又进一步加深了现代汉语的这种危机,因为他们的研究大都以西方语言和用西方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为依据,生硬照搬到汉语文学中来,自然弄出一种夹生的翻译体。
老一辈语法学家对白话文的规范自然成绩很大。面临新的汉语文学语言,语言学的研究似乎一筹莫展。我妄自以为,倘将古汉语和当今活生生的口语加以对比,而不必套用西方语言的语法,会归纳出一套更符合汉语特性的现代汉语语法,对现代语言学研究也可另辟途径,因为现今的语言学理论都从欧洲的几种语言出发。这种译介如果不同汉语的语言结构进行对比,很容易导至汉语西化,而对于汉语的语言这研究至今似乎尚在门槛之外。
我并不反对从西方语言中引入新词新概念,乃至新句法,但以溶化到汉语自身拥有的结构中为宜。我写《灵山》一种现代汉语便以此作为一条原则。我并不认为固有的汉语足以表达现代人的一切感受,也不话为汉语已无可能进一步加以丰富,只不过语言上想有所创造,不能不先有点扎实的汉语功底。
可我也不主张回到古汉语中去,原则上甚至反对运用典故或已经僵死的成语写作,即使有时专为追求某种文体,如同《灵山》中个别章节,也还避免堕人陈腔老调,因为古汉语的词章之美毕竟代替不了作家自己的创造。
对晚明小品的提倡,或对老舍的模仿,似乎是另一种倾向,不能不说是非常纯正的汉语,但我以为这种语言也已成为历史。用老舍的语言写老北京市民尚可,写到现今北京的年轻人显然不够用,至于描写现代人的心理活动,就更困难了。
我主张用活的语言写作,现今人讲的口语新鲜活泼,是文学语言一个丰富的源泉。民间口头文学,诸如相声和评弹,以及未经文化人套用五言七言的格式规范过的民歌,指的是原始的录音记录,我都从中发现一些灵巧的构词和极为复杂的句式,譬如太湖吴语地区民歌中的叠词和甩句便包含许多机制,能大大丰富汉语的表现力。我还认为,各地方言中有许多语汇较之规范过的普通话更传情达意、譬如川语中相当多的语汇,那怕不是四州人一听也能领会,无需多加改造,便可进人文学语言。方言中某些语汇、构词法和句法,运用得当的话,都有助于丰富现代汉语,《灵山》中便做了不少试验。
我在找寻我自己的语言的时候,从冯梦龙和金圣叹他们那里得到的启发也远超过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前者将活的语言入书,他编辑的子夜吴歌,那活生生的语言同我的朋友马汉民收集到的民歌录音同出一辙,句式灵巧复杂,令我惊叹。而文学批评大家金圣叹则把书本中死的文言变活,他论述的文字朗朗上口,且回环曲折,那些大长句子起伏趺宕,却又极为流畅。它们都是语言高手,对汉语贡献之实在,远非官文道统文字所能比拟,虽然他们在中国正统文史上的地位历来被打入另册,恰如小说大家施耐庵、曹雪芹、刘鄂的命运。
我又还以为,文学语言应该可以朗读,也就是说,不只诉诸文字,也还诉诸听觉,音响是语言的灵魂,这便是语言艺术同词章学的区别。人那怕窃窃私语,或自言自语,喃喃呐呐,也还离不开这种直觉。无法藉声响表达语感和直觉的字句,我一概不用。汉字之美属于视觉,书法则又是另一种艺术。汉字唤起的意象,对于说不了汉语的西方人来说,有种特殊的魅力,可以理解,但意象倘不同语音语感和句法联系起来,还只是文字,并非活的语言。以单音节易基本结构、宇字有韵母以及四声的区分,同汉语的音乐性分不开,我注重由此而来的音韵和节奏,在追求一种现代汉语的同时,并不也造这个反。这当然同我好用录音机写作有关,但我从不把录音作为定稿,往往反覆修改,《灵山》有些章节甚至不下二十稿。可我仍然坚持用录音机写作,因为有助于唤起这种语言的直觉。有朋友把《灵山》同法国已故的乔治。贝莱克的语言作某种类比,我不反对这种认同。他是一个天生的语言艺术家。
我有时也玩弄语言,只为表达某种陈规的句式难以表达的情绪。倘偶尔也破坏音韵和节奏,藉以调侃,都希冀传达某种语感,并且依然尊重汉语的基本结构,并不想玩一种计算机语言,或把字和词组当扑克牌来玩。
我应该说,我语言上作的种种试验,并不企图破坏汉语,也不以某种僵死的官方文体为敌,那文体既已僵死,又何必我再费心思。语言的愤怒或愤怒的语言,都不足以表述我作为一个现代人对这个世界的感知。至于我最终能否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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